“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第三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希特勒预言美英之间会有日益加深的裂痕，并非出自于那种把愿望当成现实的需要。象一九四四年那次一样，英国人主张仅仅在德国北部发动一次进攻就行了，而美国人却要求在广阔战线上发动攻势。艾森豪威尔又一次搞妥协：蒙哥马利演主角，担任主攻，布雷德利 在南方配合。也象以往一样，这种折衷方案使每个人都不高兴。
一月二十一日，联军司令官在马耳他第二次开会。比德尔·史密斯宣读了艾森豪威尔的一份电报，内称他决定给蒙哥马利以“主权”，“用最多的兵力”从北部跨过莱茵河，然后等待布雷德利和德弗斯完成对莱茵河的包围。不过，艾森豪威尔又补充说：“只有当南方的战局使我得以避免不必要的危险，从而能够集结必要部队的时候”，才会采取这一行动。
布鲁克感到失望。照他看来，这封电报只不过是一次想取悦大家的尝试。它使得已经混乱的局势更加混乱，足以说明艾森豪威尔是个“二流角色”。
他在日记中写道：“因此，我们又一次上了人家的当。”
如果能逐日了解马歇尔的观点，那是有趣的事。但是，他不写日记。事实上，他甚至难得和他的参谋部讨论这样的问题。有一次，他对约翰·E·赫尔少将——作战师里比较年轻的师长和参谋长的密友说，他永远也不会动笔写书，因为他难以下定决心，对某些人直率地发表意见。
马歇尔深感失望的是，他本人没有当上欧洲最高统帅。丘吉尔希望他出任此项职务，但罗斯福根据莱希·金和阿诺德的意见，认为五角大楼更需要他。马歇尔推荐他的前任作战参谋、一位身经百战的飞行员弗兰克·M·安德鲁斯中将。但是，这位将军在冰岛因飞机失事不幸身死。马歇尔的第二个选择对象是珍珠港事件时还不大出名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准将。有些人认为，艾森豪威尔只不过是马歇尔的代言人。象赫尔那样的亲密合作者却认为，虽然他们两人关系亲如父子，但马歇尔对艾森豪威尔做出的决定，从不干预。这一点，了解他们两人频繁的书信往来的人可以证实。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部做出的决定，几乎总是得到马歇尔的赞同。既使不同意，参谋长也只是提出问题而已，从不批评。
英国人对艾森豪威尔缺乏信任，这使马歇尔越来越恼火。不过，马耳他会议期间，他却显得象往常一样，不动声色。英国人一再声称，他们要求给艾森豪威尔配备一个助手，指挥一切地面军事行动。马歇尔担心，这种不信任情绪会演变成一场运动。英国人始终认为，任命这样一位助手，会给艾森豪威尔更多的时间，使他充分扮演总司令的角色。马歇尔反对这个主意。几天前，他曾对艾森豪威尔说：“只要我当一天参谋长，我就决不让他们把一个陆军指挥官强加给你。”
那天夜里，布鲁克正准备上床睡觉，比德尔·史密斯突然走来要和他聊天。谈了几分钟后，布鲁克说他怀疑艾森豪威尔能“胜任”最高司令的职务。他的见解促使史密斯建议他们两个人私下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布鲁克于是无拘束地打开了话匣子。他毫不掩饰地表示非常怀疑艾森豪威尔，认为他过分注重了战地指挥官们的意愿。史密斯反驳说，艾森豪威尔手下是一批极端个人主义的将军，类似蒙蒂、巴顿和布雷德利那样的人只有软硬兼施的手段才能驾驭。
这一点并未引起布鲁克怎么注意。他说，过去，艾森豪威尔曾因过多地听信别人意见而背离了自己的目标。他十分善长调和盟军之间的分歧，但是，他对各方意见的理解却使他对最后一个发言的人的见解敏感到危险的程度。史密斯冷冷地回答说，最好向联军司令官们提出艾森豪威尔称职与否的问题。于是，布鲁克马上改口说，艾森豪威尔确实有许多优点，他本人当初不也对任命艾森豪威尔为最高司令表示赞同了吗？布鲁克说，他所希望的是史密斯本人能够理解把兵力集中在北部是至关重要的，他不赞成布雷德利的主张，即把对法兰克福的“配合”进攻变成主攻。
两个人放心地分手了。布鲁克肯定，安排和执行艾森豪威尔计划的史密斯是同意他的观点的。史密斯确信，布鲁克认为艾森豪威尔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当最高统帅。然而，布鲁克和史密斯都错了。
在总督官邸举行的隆重的正式晚宴上，爱德华·小斯退丁纽斯和丘吉尔谈了话。小斯退丁纽斯现年44岁，最近接替了患病的科德尔·赫尔，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最年轻的国务卿。然而，说得更确切些，小斯退丁纽斯遭到了丘吉尔口头的猛烈攻击。丘吉尔以他惯用的尖刻语言说话，会议秘书们不得不把他的话从记录中略去。丘吉尔责问斯退丁纽斯这个鬼东西公开抨击他最近在意大利问题上采取的立场究竟想干什么。罗斯福的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事先曾告诫斯退丁纽斯，在这个问题上，“丘吉尔会不费吹灰之力地挫败我们每个人”。确实，新任国务卿对首相这种攻击之猛烈缺乏思想准备。斯退丁纽斯满头银发，褐色的浓眉，仪表堂堂。他曾任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会长，年薪10万美元。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听课，又同时在星期日授课。闲散时间他给弗吉尼亚这个拥有115座峰丘的州的教会宣读圣经。他不吸烟，不饮酒，也不爱好体育。然而，年青的时候，他就人缘很好，曾被选为他班上的班长。他为人诚恳，办事认真，毫无政治野心。他的唯一愿望就是：为国效劳。他正在不计报酬地这样做。不过，这并不能使他胜任国务卿职务。他过去很少涉猎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一旦仓促上阵之后，难以和丘吉尔、艾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职业外交家较量。
在国务院，他一向依靠顾问。有一次，送来一份单据要他签字，他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单据上留的天地太窄。但是，虽说有的职业外交家看不起他，视他为没有主见的人或缺乏判断能力、不好说话的人，他却因为谦逊和天然的善良而受到人们普遍爱戴。兴许正是他的这些美德，使罗斯福看中了他。由于赫尔生病，总统曾一度兼任国务卿。总统希望有个人能够不加争辩地传达自己的意愿，所以他没有选择象詹姆斯·贝尔纳斯那样粗暴的人。这大概可以说明，罗斯福为什么命令他的忠实的、机灵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陪同斯退丁纽斯前往马耳他，并密切注视他在那儿的作为。罗斯福政府的对手已经散布说，斯退丁纽斯只不过是霍普金斯的傀儡而已，并轻蔑地称斯退丁纽斯为“白发苍苍的小伙子”。
丘吉尔还抨击斯退丁纽斯，说他应对美国人没完没了地批评英国首相一事负责。美国人批评丘吉尔命令驻在雅典的英国军队去攻打刚刚同纳粹作过战的共产党游击队。丘吉尔辩解说，要是没有英军驻在希腊，希腊共产党恐怖分子恐怕已经掌了权。
翌日，二月一日早晨，斯退丁纽斯较为平静的一天开始了。他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离开二级英国巡洋舰“猎户星座”号到防波堤上散步，并商量在雅尔塔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艾登和他舅父不同，是个和蔼可亲、性情温和的人。当然，这不是说他没有激动的时候。虽然公众认为他是个泰然自若、举止风雅的绅士，事实上，他也有发脾气的时候。
上午晚些时候，艾登、斯退丁纽斯由他们的助手陪同，聚集在“天狼星”号上。美国人在这条船上考虑着他们在雅尔塔要采取的立场。艾登感到，美国人过多地重视创立世界性组织的建议，而忽视了波兰，他还觉得，除非苏联人打算“有分寸地对待波兰或者苏联人被迫这样做了”，否则，不“值得花费力气”去创建联合国。
虽然波兰问题的形成有其原因，但还是可以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来考察当前危机的演变过程。那一天，使全世界大多数人惊愕，俄国和德国签定了莫斯科条约。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达成协议瓜分波兰，以换取俄国不干涉。九月一日，德国坦克开赴华沙。两天以后，英国、法国对希特勒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波兰来说，盟国的参战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德国人和俄国人用三周时间占领了波兰全境，数十万波兰人被投入纳粹的或苏联的集中营。与此同时，经过罗马尼亚和法国而逃到英国的波兰政府却被西方民主国家承认为流亡的合法政府。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反戈一击对付自己的盟国，侵入苏联，又一次震惊了世界。几个星期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向世界透露了大西洋宪章的条款。这使得抱有各种政治态度的波兰人希望复燃。于是，一个真正自由的波兰有了存在的基础。后来，当俄国宣称接受了宪章宗旨，不再“以任何方式扩大自己的版图”时，波兰人的乐观情绪似乎有了实在的基础。但是，当战局开始有了转机，红军和德军胜负未卜的时候，斯大林却坚持把俄波边界推到分界线以东，这正是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寇松勋爵所建议的。它意味着俄国将保留红军在一九三九年占领的波兰领土的绝大部分。波兰人被激怒了，但是，他们的论据却丝毫也没有影响丘吉尔。象斯大林一样，丘吉尔认为战局的戏剧性转折必然在政治上带来反响。罗斯福也有同感。1943年，两位政治家在德黑兰秘密地应允斯大林，承认寇松勋爵提出的边界线。
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莱契克对这一默契当然一无所知。他跑到美国，要求罗斯福作出保证，以实现波兰人的权利。6月6日，当他们如约会见时，罗斯福只字未提寇松边界线，仅仅答应波兰将会取得自由和独立。
“斯大林持什么态度？”米科莱契克问道。
“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总统一边点烟一边回答说：“而我们在看待俄国人的行动时不能忘记，在国际关系方面，苏联政权刚刚建立几年。不过，有一点，我可以断言：斯大林不是帝国主义分子。”他接着说，波兰应该力求和斯大林达成一项安排，“单枪匹马，你们别想打败俄国。请允许我告诉您，目前，英国人、美国人都无意和俄国作战。”罗斯福注意到米科莱契克显而易见的不安，补充说：“不过，您别发愁。斯大林根本不打算剥夺波兰的自由。他没有勇气那样做，因为他晓得，美国政府坚定地做你们的后盾。这一事实足以使波兰在这次战争中不受伤害。”总统力促米科莱契克同斯大林晤面，并达成一项安排。他说：“当一件事情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那么，就应该善于应变。”
米科莱契克，这位强大的农民党领袖，与其他波兰人不同，他没有明确表示决不向俄国人作任何让步。他同意飞往莫斯科。然而，在赴莫斯科途中，当他得悉斯大林把红军解放的波兰领土交给了设在卢布林新成立的波兰委员会时，他发火了。波兰委员会领导人，不是波共分子就是波共同情者。
波兰总理七月三十日抵达俄国。这是一个别具戏剧性的时刻。此前，莫斯科的科西尤斯科电台广播了给华沙人民的号召书，要华沙市民“积极开展巷战”，协助红军迅速推进。当波兰地下领导人听到号召书最后的动人心弦的语句：“波兰人，你们获得解放的时刻已经到来！拿起武器吧，波兰人！抓紧时机吧！”的时候，他们执行了“风暴行动”计划，开展了一次反纳粹的总暴动。地下人民军总司令博尔将军（其真实姓名是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于八月一日采取了军事行动。这一天，近3.5万名年龄各异、武装得很差的波兰人向华沙德国驻军发动了进攻。德国党卫队和警察——包括取保释放的罪犯和憎恨波兰人的、变了节的俄国俘虏——均在党卫队少将契里希·冯·德姆·巴赫－策列夫斯基指挥下，投入攻城的战斗。他们残暴地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旨在把华沙夷为平地，彻底镇压暴动。
波兰人不屈不挠地战斗，深信近在维斯瓦河彼岸的红军很快就会解放华沙。但是，几天过去了，俄国人对那些攻击人民军阵地、进入他们炮火射程之内的德国飞机都没有开火。
米科莱契克抵达几天之后，终于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勉强答应，假如伦敦的波兰人能和卢布林的波兰人达成协议，他可以做出某些让步。于是，米科莱契克和卢布林的波兰人谈判了几次，后者建议任命米科莱契克为波兰联合政府总理，但坚持要让公开的共产党人博莱斯瓦夫·贝鲁特当总统，17个内阁部长中要有14个由其他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分子担任。在此期间，米科莱契克全力以赴地替华沙争取军事援助。斯大林先对他说，红军不能跨过维斯瓦河，因为德国四个新的装甲师正在发动进攻。后来，又改口说，据他了解，华沙市内战斗已经停止。
英美公众舆论对波兰人的处境十分恼火。于是，罗斯福批准了派美国飞机前往华沙的建议。美机打算在给人民军空投物资之后，继续飞行，到俄国领土上加油。但是，苏联人拒绝了这一计划，他们还声称华沙起义“纯属冒险行动，苏联政府不予支持”。
W·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假如这确实是苏联政府的立场的话……那么苏联的拒绝就是以野蛮的政治考虑为基础，而不是以否定抵抗运动的存在或是作战行动困难为基础的。”尽管碰了钉子，罗斯福和丘吉尔继续力主向华沙提供援助。但是，斯大林态度坚定，他给罗斯福、丘吉尔打了如下的电报：
有关发动了华沙冒险行动的一小撮贪权的罪犯们的真实情况，迟早将公诸于众。这些罪犯，拿华沙人民的信任当作儿戏，竟然让实际上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去对付德国人的步枪、坦克和炸弹……尽管如此，最近不得不对付德国新反扑的苏联军队仍在竭力打退希特勒的进攻，并在华沙附近发动大规模的新攻势。我向你们保证，红军将不遗余力地粉碎华沙的德军，并为波兰人解放他们的城市。对反纳粹的波兰人来说，这将是最好的援助，唯一的真正有效的援助。
倘若红军不能真的解放华沙（这似乎极为可疑），那么把起义说成“冒险行动”的拙劣企图则表明，斯大林指望让德国人彻底摧垮人民军。消灭这些波兰人，将使共产党人控制的卢布林政府轻而易举地在战后的波兰掌握政权。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日，博尔将军经过了63天的激烈抵抗后，最后投降了。他的军队大约有1.5万人被打死，20万其他波兰人与他们一起死去，华沙市满目疮痍。过了一个星期丘吉尔到莫斯科，试图为苏联在东欧、东南欧的扩张所造成的新问题，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自从伦敦的波兰人严厉谴责斯大林背叛华沙以来，丘吉尔一直担心这些波兰人会扰乱了三大国之间的关系。他给扫兴地返回伦敦的米科莱契克拍去电报，坚持要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与卢布林的波兰人继续磋商。
米科莱契克怒不可遏，要求空降到波兰与地下工作者会合：“我宁愿为我国的独立战死，也不愿将来当着英国大使的面被俄国人绞死！”
米科莱契克虽然大发雷霆，但是，没过多久，就意识到非妥协不可。于是，他返回伦敦之后，就敦促流亡政府和莫斯科达成一项新协议。不出所料，他们拒绝离开大西洋宪章，同样不出所料，丘吉尔对米科莱契克说：“假如一月份您听从我们的忠告，并接受寇松边界线，你们本来不会再和这些可恶的卢布林波兰人打交道。”随后，丘吉尔就对伦敦的波兰人和他们所持的顽固态度发出威胁，扬言要“撒手不管”了。自尊心深受伤害的米科莱契克责问道：“究竟为什么在联合国内，只有波兰一国要承受领土的牺牲，而且是这么早就承受了这种牺牲呢？”
“那就太好了，”丘吉尔用挖苦的口吻说道：“既然您不愿从卢布林的波兰人手里接管波兰事务，那就让他们继续包办吧！吉斯林式的波兰人，那些卑鄙龌龊的畜生，将要掌管你们的国家。”丘吉尔说道：伦敦的波兰人战后控制波兰的唯一希望，那就是就寇松边界线达成一项妥协。倘能如此，他们将会得到英美两国的支持，“除非您今明两天之内给我答复，否则，我就认为这桩事情已经了结。波兰政府假如不能作出任何决定，那就是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我难以说服我的同事们必须在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接受过分苛刻的条件，”米科莱契克为难地说道。
“这种话我听得太多了，”丘吉尔嚷了起来：“您只有一点讨论的余地，那就是寇松边界线……”
“这太强人所难了，”米科莱契克说道：“无论如何，这关系到让五、六百万波兰人搬迁到波兰其他地区去，同样就象他们要让700万德国人再搬迁……”
“那您为什么要来伦敦呢？”丘吉尔象个发脾气的男孩子跺着脚嚷道。他又发出威胁，然后突然问道：“您明天晚上是否准备动身赴莫斯科？”
“不，我不能去。”
“那么，后天呢？”
米科莱契克考虑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取得流亡政府的同意才能作出新的妥协。
丘吉尔毫无顾忌地抡起双臂，摆开威逼的架势，高声嚷道：“假如您采取否定的态度，请您至少有勇气说出来！我会毫不迟疑地反对您。您已经毫无所获地白白浪费了两周时间。这样做，会给您带来什么呢？今天，我是最后一次和您谈。过了今天晚上，我再也不会理睬您。”
当米科莱契克源源本本地把这一切讲给他的内阁成员们时，全体阁员，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愤怒地拒绝迅速作出决定。夹在中间的米科莱契克无可奈何地举起双臂。
正是在这种争论、怀疑、施展阴谋诡计的背景之下，二月一日这一天，在“天狼星”号船上斯退丁纽斯和艾登商讨着波兰问题。斯退丁纽斯预感到，承认共产党控制的卢布林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波兰政府，会使美国大为恼火。艾登赞同他的意见：英国人不能更多地承认卢布林。他感觉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成立新的波兰临时政府，新政府保证一俟条件许可，立即实行自由选举”。这次会晤后，艾登在日记中写道：“在各个主要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他已尽力使斯退丁纽斯很快地懂得，将由他们（美国人）负责了结此事。“我们本应支持他们到底，但是，现在必须易手。我们两人都做了力所能及的事。”
当盟军司令部成员下午会晤并开始讨论西线战事时，外交官们之间的一致，却被军人之间的新的不一致取代了。马歇尔要求举行秘密会议，以便大家更无拘束地表态。会议秘书们刚一退场，马歇尔就强调必须接受艾森豪威尔的进攻计划，不要再说三道四了。布鲁克明确表示拒绝，仅仅说将“认真研究”。
这一次，马歇尔难得地失去了自持。他以令人胆怯的猛烈言词断言蒙哥马利是英国人种种异议的后台。他随后声称，假如艾森豪威尔计划遭到担绝，他将建议艾森豪威尔辞去最高司令的职务，别无其他办法。
这次会晤，本来要为雅尔塔会议做准备，不料却招来一场危机。
几小时以后，斯退丁纽斯和霍普金斯由丘吉尔、艾登陪同在“猎户星座”号上进晚餐。丘吉尔表示，他替蒙难的人类担忧。他说他环顾世界，满目忧伤和鲜血。他最后说，战后的和平和稳定要靠英美两国的和谐一致。
这种悲观情绪绝非孤立的事例。三周以后，他打电报给罗斯福：
……正值强大的盟国面临巨大分裂危险时召开的这次会议，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战争的阴影就在我们面前。现在，我认为，这次战争的结束可能比上次战争的结束更显得令人失望。
这封电报拍出以后，不仅三大国，而且它们所有西方伙伴更加四分五裂。除非英美两国能够一个早晨就消除它们的分歧，否则，在雅尔塔获得持久性成果的任何希望都会变得渺茫。
二月二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美舰“昆西”号跨过了瓦莱塔港口入口处的防潜艇网。这天上午，天气炎热，万里无云。航道两测，拥挤着数不清的人，他们是跑来看坐在甲板上的那位身着褐色大衣，头戴粗呢帽的人的。“昆西”号超过了停泊在那里的“猎户星座”号后，缓缓前进，温斯顿·丘吉尔——身着海军军服，嘴里叼着雪茄——正招手示意。甲板上，一个人影在还礼。当人们看清是罗斯福时，突然一片寂静。艾登想：“这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一切都肃然起敬，人人都意识到这一历史性时刻。”
忽然，一中队“喷火式”飞机打破寂静，呼啸着从头顶飞过，鸣放机关枪致声。港口里的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
福兰克林·D·罗斯福象商人一样微微一笑，对这种欢迎方式显然表示满意。他一生的鼎盛时期即将开始。在这以后，他和其他政治家将有机会建设史无前例的最美好的世界。
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年迈有病。但也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坚毅、自信的人。当他和他的夫人话别时，他又一次强调了他对雅尔塔会议抱有多么强烈的希望。“我倘能发展我本人和斯大林元帅的个人关系，我就会大有作为。”他对他的妻子说道。
尽管病魔缠身，他仍决心让世界享有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他和丘吉尔的关系异乎寻常的好，其亲密程度不亚于亲兄弟。1940年，当英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罗斯福冒着毁灭自己政治前途的危险，决定向英国提供长期援助。然而，在救助了他的兄长之后，他却不断地就殖民主义问题对他大加训斥。罗斯福对英国的许诺——“在英联邦范围内建立自治政府”——不以为然，并准备帮助殖民地人民——其中包括大英帝国人民——赢得自治权。
“我认为您在试图搞垮大英帝国，”有一天丘吉尔私下对罗斯福说。确实如此。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埃利奥特说过：“殖民体系意味着战争。”“开发印度、缅甸、爪哇的资源，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而又不给他们以教育、象样的生活水平和人们可以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卫生条件。你们正在做的一切，正是否定在和平得以实现之前，为了和平而组织的任何结构的价值。”
然而，殖民主义只不过是他在雅尔塔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而已。就在他离开美国之前，他曾召见伯纳德·巴鲁克征询他的意见。“伯尼，昨天晚上，我实在听够了这些人的意见。”他这样说是为了说明为什么他双手抖动。他还表示希望能在克里米亚会议上，为世界和平打下初步的基础。
巴鲁克曾把罗斯福天真地奉为“善于阐明事理的大师”。他把一封事先准备好的信交给了罗斯福：
……圣经里和历史上都不乏这样的使命，即一些人为了帮助和自己处境相同的人不遗余力地去加以完成的那神使命。
任何一条航船，都从未象您将搭乘的那条船一样，满载着希望。
您不仅带去世界的希望，您还有通过建树和平使先前一切尝试都得以成功的可能。您建树的和平能使一切努力开花结果……我们能从过去的失误中吸取教训。您的使命一定圆满成功。预祝您成功，并为一切注视着您的人祝福祈祷，我坚信您决不会使他们失望。
罗斯福深受感动。他说他将要求他的秘书埃德温·“帕”·沃森少将在每次会议之前把这封信念给他听。他说：“我无法带你去开会，巴鲁克，你容易晕船。但我向你保证，决不为这项和约作任何让步。当我签署这项和约时，一定请你在荣誉席上就座。”
“千万不要提出任何建议，”巴鲁克出谋划策说，并用手紧紧搂住总统的双肩。这是他第一次大但地和总统那样亲昵。“请您记住，”他补充说：“不论您坐在哪里，您坐的都是荣誉席。”
罗斯福的眼睛湿润了。他低下了头，掩饰这种异乎寻常的激动。他静静地坐下了。
乔治·马歇尔在2月2日上午11时刚过，向总统作了汇报。当时在场的有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马歇尔和金见到总统面颊消瘦、神态不安大吃一惊。罗斯福没有查觉他们的不安，专心致志地听他们谈话。他们告知总统，在他们和英军参谋长们会晤中出现了哪些分歧，以及在布雷德利渡过莱茵河问题上英国人的反应如何强烈。
总统要了一张地图，仔细查看之后，罗斯福说，他很了解那里的地形，因为他曾在波恩和法兰克福地区骑自行车游览过。他对艾森豪威尔计划只能表示衷心赞同。马歇尔和金不愿使总统过于疲劳，半小时后就告辞了。登上返回陆地的快艇，他们仍因总统憔悴的面容而不安。但他们只是惊愕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当着船员们的面，他们不便有更多的表示，仅仅摇了摇头。
午前，丘吉尔由他的女儿萨拉和艾登陪同，登上“昆西”号。午饭时，首相尽管病体尚未完全康复，仍然思想机敏，十分健谈。罗斯福说，丘吉尔始终没在大西洋宪章上签字，他在自己那份宪章版本上署上了丘吉尔的名字。他开着玩笑说，但愿丘吉尔将来能在宪章上签字，以便使文件生效。丘吉尔狡黠地回答说，他最近读过独立宣言，他很高兴地注意到，宣言的内容已经写入宪章。
午饭后，艾登对斯退丁纽斯说，总统比去年秋天在魁北克会议上显得轻松多了。然而，他在日记中却这样写道：“……他给人的印象是体力渐渐不支。”斯退丁纽斯并未因艾登的安慰而感到宽心。他清楚地记得，最近在会议开幕致词时，罗斯福的身体和双手都颤抖过。况且，午饭时罗斯福本人还说过，他来马耳他途中，每天睡眠十小时仍感“疲劳”。
下午，总统和他的女儿应马耳他总督的邀请，在岛上做了一次45公里的观光旅游。总统后来在航海日记小追述说，“天气好极了。”由于这个愉快的插曲，罗斯福精神振奋，破天荒地在十八点在“昆西”号海员休息厅会见了丘吉尔和盟军首脑。和往常一样，由丘吉尔主讲，罗斯福只是不时地点点头，很少插话。当丘吉尔出乎众人意料地宣布英国准备同意艾森豪威尔计划时，西线战略的棘手问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然而，首相又提出一个问题，这正是马歇尔知道而又担心的问题。他建议任命驻意大利盟军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元帅为艾森豪威尔的地面军事行动助理。美国人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建议。丘吉尔又倡议一旦渡过莱茵河，由蒙哥马利指挥绝大部分部队。美国人又予以否定。丘吉尔爽快地表示不同意就算了。于是，会议延期了。
马歇尔正在等待返回岛上，罗斯福把他召回对他说，丘吉尔一直希望亚历山大担任副总司令。马歇尔回答说，他永远不会同意那样做。罗斯福让他走了。
白天早些时候，在比利时的斯帕，布雷德利向美国第一、三、九集团军司令（中将考特尼·霍奇斯，乔治·巴顿和威廉·辛普森）传达艾森豪威尔计划。当他们听说，将由蒙哥马利担任主攻、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归他指挥时，他们的反应和预料的一模一样。
他们三个人是老朋友了，有许多共同经历。他们的军人生涯开始得并不顺利。在西点军校时，辛普森毕业时是班里最差的一个，巴顿和霍奇斯一九○五年考试不及格。巴顿和辛普森在一九○九年终于毕了业，但霍奇斯因数学“差”，再一次名落孙山，作为普通士兵进了正规军。他们在墨西哥追击过潘乔·比利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三个人性格虽有很大差异，但态度却同样咄咄逼人；他们都很称职，恨不能一下子打垮德军。
他们闷闷不乐地听着布雷德利的说明，霍奇斯和巴顿可以继续向齐格菲防线（德国人称之为西方墙）发动有限进攻，直到蒙哥马利发动大规模攻势，他们就可退出战斗。
巴顿火了。他说，他和霍奇斯更有可能捷足先登抵达莱茵河。另外他肯定霍奇斯同意他的意见，他对英军攻势到底有无作用表示怀疑。巴顿认为，就这样结束这场战争，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发疯，是丢人。他那些了不起的师，不管哪一个，都应发动进攻。倘能如此，那些德国佬大概对他们的攻势就会束手无策。
罗斯福一直回避和艾登、丘吉尔谈论雅尔塔会议将要研究的政治问题，这使他们感到不安。那天晚上，在“昆西”号上举行了一次小型晚宴，以挽回这种局面。斯退丁纽斯感到，晚宴上，在波兰、联合国和德国命运等问题上，“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态度”已经得到澄清，但艾登仍面有愠色。他在日记中写道：
……简直无法工作。后来，当哈里（霍普金斯）来到时，我对他相当不客气地提及此事。我说，我们即将召开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但我们却从未象现在这样，对要探讨的问题和我们与大熊一起提出某些问题的方式意见不一，而大熊倒很可能完全明白他要干什么。
总统是个“反复无常的人，”艾登想。象丘吉尔一样，总统也为美英两国没有举行名符其实的首脑会议而感到“局促不安”。
晚宴以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前往卢卡机场，他们将从那儿乘飞机去会晤斯大林。丘吉尔登上他的四引擎飞机“空中霸王”号后，就上床休息了。罗斯福坐在他的活动靠背椅里，被人抬上他那架经过改装的C－54飞机的专用电梯。这是他首次使用这架飞机。除了单调的飞行使他不快外，罗斯福认为专门为他改装飞机是一项多余的开销。然而，他感到乐观和激动，他正面临着新的冒险。当有人告诉他，飞机要飞行七个小时的时候，他也去睡觉了。
一个寒冷的星夜，七百名与会者到达雅尔塔。他们是分乘20架美国“空中霸王”和五架英国“约克”式来的。黑暗笼罩着的停机坪上气氛紧张。因为，据美国情报部门报告，希特勒了解三大国会晤的确切地点。三天前的夜里，亨利·迈尔斯中校驾驶的飞机险些遇难。飞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萨基机场着陆时，迈尔斯发现机身上弹痕累累。也许是因为有风，偏离航道，飞机飞到了德国人占领的克里特岛上空，也许是土耳其炮手们把他的飞机误认为德国飞机了。
二十三点三十分，卢卡下起了冰冷的小雨，第一架飞机起飞去萨基，全程2千2百公里。其他飞机拉开距离，相继起飞。飞行计划规定先朝正东飞行三个半小时，然后向北转变90度，以避开丘吉尔的座机。没有护航机，没有夜航灯，大型运输机不一会儿就在蒙蒙细雨中消失了。飞机的发动机声听不见了。在未来七个小时内，美国总统的命运未卜。所有飞机都事先接到命令，禁止在飞行中用无线电通话，
前一半飞行平安无事。但后来，六架P－38战斗机在希腊山区上空跟上了罗斯福的座机。与此同时，所有飞机机翼上都开始结冰了。一架P－38因发动机故障离开机群返回雅典了。特工人员十分焦急，已经考虑叫醒总统穿起救生衣。但是，危险过去了。在克里米亚时间接近正午（比马耳他时间早两小时）时，飞行员做了90度转变动作，以引起萨基机场附近的无线电发射台的注意。这个动作表示来的是“友机”。
十二点十分，罗斯福的座机在一条类似洋灰砖铺设的水泥跑道上着陆，滑过结了冰的狭长地段，在尽头停了下来。田野没有树，一片凄凉。当飞机滑向机库时，机上乘客可以看到穿着漂亮军装的俄国士兵站在机场周围，随时戒备着。红军一个精锐团列队立正，军乐队奏起了欢迎曲。外交委员维亚契斯拉夫·M·莫洛托夫、哈里曼大使、斯退丁纽斯登机迎接罗斯福，并告知他，斯大林尚未抵达克里米亚。
十二点三十分，首相的“空中霸王”号在六架P－38护送下降落。丘吉尔走向罗斯福的座机。罗斯福由特工保安队警卫队长迈克尔·赖利搀扶到一辆（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的）美国造吉普车上。仪仗队长向两位西方首脑致欢迎词，乐队奏起“星条旗永不落”。吉普车从仪仗队前缓缓驶过，丘吉尔在车后步行，嘴里衔着一支20公分长的雪茄。
罗斯福换乘一辆轿车前往20公里以外的雅尔塔。路上没有其他车辆。一些武装哨兵，身着长大衣，扎腰带，每隔100米一字排开，有的戴着羊皮帽，有的戴着绿色、蓝色或鲜红色的大沿帽。罗斯福座车经过时，哨兵一律行持枪礼。安娜·伯蒂格轻轻拍了一下她父亲的肩膀，惊异地说：“瞧，他们当中还有少女呢！”是的，有一些身穿制服的年轻姑娘站立在十字路口，手里拿着红黄色小旗。如果车辆可以通过，就出示黄旗，然后把旗子夹在左臂下，用右臂向车辆致意。美国人对他们总统的安全倍加放心了。
路程的前三分之一是积雪覆盖的开阔地带，车子开得很慢。令人想起美国的大平原。但与美国不同的是，这里路边上有许多被击毁的装甲车、烧坏的建筑物、炸坏的货车箱，和其他战争留下的痕迹。车子经过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以后，沿公路盘山而上，在陡峭的山脉另一侧驶下，从黑海边的许多农庄边开过，然后沿着海岸向南驰去。晚六点左右，车队穿过雅尔塔，又继续前行三公里，最后抵达利瓦吉亚宫。这里将是罗斯福的大本营。这座有50个房间的宫殿，是由克拉斯诺夫按意大利复兴时代风格设计，于一九一一年在沙皇尼古拉在位时兴建的。
革命成功后，利瓦吉亚宫已改建成患结核病的劳动者的疗养院。德国人洗劫了建筑物，连护壁板都破坏了。只有两幅小的油画和几个生了臭虫的房间幸免于祸。十天前，在哈里曼大使的女儿凯蒂的指导下，俄国人给宫殿配备了从莫斯科大饭店运来的家具和用品。粉刷工、白铁工、安装工修好了窗子和墙壁。至于臭虫，则要由酷爱卫生的美国人自己去治理了。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条美国辅助船“卡托克廷”号的船员们彻底消灭了臭虫。
罗斯福住在一层的一套房内，配有单独的餐厅。马歇尔住在帝王餐厅。金上将住在皇后化妆室，他的同事们一再提醒他决不要忘记这一点。尽管如此豪华，这二百一十六位美国人条件并非很优越；只有罗斯福有专用浴室。俄国的女服务员进入其他浴室从来不敲门。
丘吉尔和他的随行人员前往雅尔塔花了两倍于罗斯福的时间。他在吃了莫洛托夫招待的一次丰盛的小吃和一位细心的参谋给准备的“三明治”之后，丘吉尔一行在雅尔塔以北的滨海小城阿卢什塔停下来，应莫洛托夫之邀进午餐。英国人从罗斯福的大本营前驶过，前行20公里，到达了杀害拉斯普汀纳的凶手约索波夫王子宫，斯大林将在那里下榻。英国人继续沿着海岸向南行驶6公里，来到他们自己的驻地沃隆佐夫宫。这座公馆没有利瓦吉亚宫大，却更加舒适豪华。它看上去既象苏格兰的别墅，又象摩尔式宫殿。大门两侧，雕着两只雄师。
和利瓦吉亚宫一样，家具、设备、工作人员全来自莫斯科。当黑斯廷斯·伊斯梅走进去时，他认出两个莫斯科国家饭店招待过他的服务员。他向他们微微一笑，对方却没予理睬。可是，当周围没有旁人在场时，他俩却扑倒在他的脚下，亲吻他的手。
在即将决定希特勒德国命运的前夕，纳粹自己还在追查那些试图结束第三帝国的人。人民法庭业已证实有几百名被告参与了“7·20”阴谋。其中有前莱比锡市长卡尔·格德勒。正是他，在一九四三年写了那封致德国将军们的秘密信件：
声称核国人民的力量已经化为乌有，是大错特错。事实是明摆着的：有人蓄意削弱了它。挽回局面的唯一希望是打破禁錮和恐怖，恢复正义和拨乱反正，从而为大规模道义力量的复兴铺平道路。我们不应该动摇我们的信仰：德国人民象过去一样渴望正义、正直和对未来的信心。也正如过去一样，那几个不这样考虑问题的蜕化变质分子，应由国家的合法政权予以粉碎。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创造条件，哪怕只有24小时也好。依靠这些条件，才能讲出真理，才能恢复信心，做出决定，重新使正义和法治压倒一切。
二月三日，法庭辩论照例由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主持。此人狡猾、能干、有辩才。他年轻时是狂热的布尔什维克，被希特勒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六个月以前，他证明自己没有辜负这个称号。作为总检察官和法官，他嘲弄、攻击、恫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时，就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当他痛骂地主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施门清时，法庭外面都能听到他刺耳的吼叫声。克莱施特骄傲地承认，他一直反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其他犯人坐在被告席上静静地听着，希望自己也能以同样的威严顶撞法庭。法赖斯勒被克莱施特的答辩弄得狼狈不堪，不得不草草收场。接着，又重新审理律师出身的年轻参谋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案。他不仅是“7·20”阴谋的参与人之一，还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在希特勒的座机里放置了一枚定时炸弹，然而炸弹没有爆炸。严刑拷打也没能使他招供或说出同谋。刽子手们用粗粗的警棍毒打他，用专门的机械往他的手指甲缝里钉竹钎，还把一个烟斗管式的玩艺儿贴在腿上，用锋利的钉子转着钉他的肉。
法赖斯勒摇着手里的一打施拉勃伦道夫的罪证材料，狂吼着：“你是叛徒！”这时，空袭警报响了。审判匆匆停止。犯人们被戴上手铐脚镣，集合起来押送到防空洞。法赖斯勒也在同一防空洞内。美国空军第八军的上千架空中堡垒俯冲轰炸。施拉勃伦道夫听到震耳欲聋的一声响，以为“世界末日”到了。可是等灰土落下后，他看见一根大梁折断了，压在法赖斯勒和另一个审判员身上。医生来了，但法赖斯勒已经死了。施拉勃伦道夫看见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手里还攥着他的罪证材料，一种难言的获胜情绪占据了他。他自言自语地说：“上帝的办法是神奇的。我是被告，他是法官。但现在，他却死了，我倒活着。”
秘密警察把施拉勃伦道夫、克莱施特和另一名被告推推搡搡弄出防空洞，拉进一辆囚车送往监狱。正午刚过，烟尘把天空弄得一片昏暗，到处都起了火，就连艾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9号的秘密警察办公大楼也着了火。防空洞遭到轻微的损坏，当施拉勃伦道夫从另一个犯人威廉·卡纳里斯（最高统帅部情报处处长、谋反希特勒的老手）身边走过时，他大声对他喊道：“法赖斯勒完蛋啦！”
所有犯人，包括前陆军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上将和军事法庭报告人卡尔·沙克，很快都得悉法赖斯勒被砸死的好消息，这些犯人很幸运，没等下一次开庭，就被盟军解救了。
在利瓦吉亚宫，从不相信德国有什么强有力的政治抵抗势力的罗斯福，想到会议即将开幕，度过了平静的一夜。第二天早晨，在一个向着海面的阳台上，他召来军事顾问们，向他们发出下午三大国会议召开前的最后指示。海军上将威廉·李海说，他们认为应该授权艾森豪威尔，使他可与苏联总参谋部直接联系。马歇尔说，象英国人建议的那样，事事经过联合司令部的作法已经行不通了，那样做太费时间，而俄国人离柏林只有65公里了。
盟国首脑会议将要结束时，哈里曼大使和斯退丁纽斯与国务院的三位官员退了场，来到阳台上。这三位官员是费里曼·“多克”·马修斯、奇尔斯·“奇普”·波伦和阿尔杰·希斯。斯退丁纽斯经常听取马修斯的建议。他列举了三大国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波兰问题、未来联合国的宪章、解决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不和的办法。唯一没有参加讨论的是希斯 [ 注：后来，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希斯是苏联间谍，曾说服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向斯大林作出让步。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会议期间，向总统或总统顾问们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 。
总统表示同意代表团的看法。他说，不应该承认卢布林政府，并让人准备一份关于波兰的备忘录，以便递交丘吉尔和斯大林。
斯大林经过长途旅行，上午乘火车从莫斯科抵达雅尔塔。十五时，在去利瓦吉亚宫参加首次全体会议的路上，在沃隆佐夫宫停下来拜会丘吉尔。斯大林对战争进程表示乐观，因为德国粮食和煤的储备已经枯竭，运输系统已经破坏。
“如果希特勒向南运动，比如向德累斯顿，”丘吉尔问道，“您将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将紧跟不放。”斯大林镇静地回答。他说，奥得河过不了多久就不再是屏障了。另外，除了古德里安以外，希特勒已经处决了他的所有善战的将军。“希特勒是个铤而走险的人。”纳粹分子把11个装甲师留在布达佩斯周围是愚蠢的行动。他们难道不理解，过不了多久，德国就不再是世界强国了，也不能到处派兵了？“他们会理解的，但需要时间。”斯大林不容分辩地说：“不过，太晚了。”
斯大林告辞丘吉尔，由莫洛托夫和一名译员陪同，乘坐大型黑色“普斯卡尔德”轿车前往利瓦吉亚宫拜会罗斯福。十六点十五分，即雅尔塔会议预定开会时间45分钟之前，他们进入总统办公室。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的波伦是在场的唯一一个美国人。在感谢斯大林为他个人的康复所做的努力之后，罗斯福以开玩笑的口吻对斯大林说，我们打了许多赌，俄国人究竟会不会在美国人到马尼拉之前抵达柏林？斯大林说，美国人有可能首先到达目的地，因为，“目前，奥得河一线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罗斯福说，克里米亚遭到的严重破坏使他大为震惊。对付德国人，他变得比一年前更加“嗜血成性”了。“希望你为五万德国军官被歼灭再干杯，”他说道。斯大林说，对待德国人，每个人都比过去更“嗜血成性”了。“德国人是野蛮的畜生，他们似乎对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都怀有刻骨仇恨。”
在简短地讨论了战局之后，罗斯福问斯大林，他和戴高乐十二月在莫斯科会晤时，谈得怎么样。
“我不认为戴高乐是个很难相处的人，”斯大林回答说：“不过，他在一点上缺乏现实主义，即法国在战争中没打很多仗，但它却要求和挑起了作战重担的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平分秋色。”
罗斯福不怎么喜欢这位法国首脑，把他看成卸不掉的包袱。他蹙了下眉头，透露说，在卡萨布兰卡，戴高乐曾把他自己比作贞德。斯大林听了微微一笑。斯大林和丘吉尔相处，总是彬彬有礼，但他更喜欢和罗斯福在一起。事实上，斯大林和罗斯福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彼此甚至还能吐露一些知心话。罗斯福告诉斯大林，最近有流言说，法国不打算马上兼并德国领土，但希望把德国领土置于国际监督之下。斯大林点了点头，把戴高乐在莫斯科对他讲的话又说了一遍：莱茵河是法国天然边界，希望法国军队永远占领该地区。
这次交换意见使罗斯福很放心。因此，他宣称要讲点欠谨慎的话，讲点当着丘吉尔的面不便说的话：战后，英国人希望20万法国军队沿法国东部边界驻扎，这支部队可以遏制来自德国的任何进攻。与此同时，英国人将重整自己的军队。“英国人简直让人琢磨不透，”他隐讳地说：“他们拿着点心既想吃又想留。
罗斯福继续透露他和英国人讨论德国的占领区问题遇到多少麻烦，斯大林洗耳恭听。“您认为法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占领区吗？”斯大林问罗斯福。
“这也许不是个坏主意，”罗斯福说：“不过那仅仅是出于善意。”
“假如划给他们一个占领区，那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斯大林冷冷地说道。一直保持沉默的莫洛托夫同样冷淡地表示同意斯大林的看法。莫洛托夫是个沉着、冷漠的谈判能手。罗斯福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驴子脑袋”，因为他善于在谈判时无休止地反复强调同一项建议。
总统看了看表，已经十六点五十七分，他建议进入会场，三大国参谋部人员已在会场就座了。他参加类似的会议，希望范围越小越好。他坐在一辆轮椅里，由人推着进入会议厅。这个厅昔日是沙皇尼古拉的宴会厅兼舞厅。罗斯福来到圆桌旁时，自己用双臂支撑着坐到一把椅子上，他的译员波伦坐在他旁边。
军事摄影记者开始为斯大林、丘吉尔、斯退丁纽斯、艾登、莫洛托夫、马歇尔、布鲁克和其他军政首脑拍照。译员们就座。顾问们坐在各自首脑的身后。总共有十个美国人、八个英国人、十个俄国人围坐在圆桌旁，参加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鉴于会议的重要性，全体与会人员都有些激动，有的人兴奋得咳嗽，有的人在清嗓子。
斯大林宣布会议开始，并建议罗斯福致开幕词，就象德黑兰会议时一样。这些美国人过去从未见过斯大林，现在见到他身材不高，刚刚一点六八米，态度和蔼，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罗斯福向斯大林表示感谢，并说，他所代表的人民渴望和平能压倒一切。鉴于他和斯大林相处得比过去更加融洽，他毫不拘束地建议会谈可以不拘礼仪，以便各方坦率发表意见。他提议首先讨论军事问题，“特别是各条战线中至关重要的东线”的军事问题。
苏军副参谋长阿列克西·安东诺夫上校作了关于新的形势发展情况的报告，马歇尔简要介绍了西线形势。斯大林插话说，红军在波兰有180个师对付德军80个师。苏联炮兵占有压倒优势，比例是四比一。苏联在突破口地段有9千辆坦克，在一条比较狭窄的战线上有9千架飞机。斯大林讲话结束时，询问盟国希望红军做些什么。
丘吉尔发言时也无拘无束。他代表英美两国感谢苏联发动的攻势，他仅仅要求红军继续进攻。
“目前的攻势不是根据盟国的要求发动的。”斯大林马上接过话题说，他显得有些不高兴。他特别强调说，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没有承担任何发动一次冬季攻势的义务，“我之所以提及此事，仅仅是为了说明，苏联领导人不仅在实现他们正式承担的义务，而且，不只于此，还根据自己认为对盟国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来行事。”
根据丘吉尔本人的要求，斯大林在预定日期之前，发动了大规模攻势，以减轻阿登战役中美国人承受的压力。至于是否继续进攻的问题，他简要地说，只要天气和公路条件许可，红军会那样做的。
罗斯福呼吁开诚相见，并亲自作了表率。他马上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丘吉尔也同他一起表示完全相信，一经条件许可，红军一定会加强攻势。
除了这个小插曲之外，首次全体会议的基调，正象斯退丁纽斯在日记中说的，“极为合作”，而且，在十八点五十分会议休会时，与会者个个兴致勃勃。
会议的第一天结束时，罗斯福总统设正式晚宴，款待他的两位同行、三国外长和几位首席政治顾问，共14人。宴会上摆的是俄国和美国的佳肴：鱼子酱、鲟鱼、俄国香槟酒、美国南方风味的烤鸡、炒菜和肉酱。席间祝酒数十次。斯退丁纽斯写道：斯大林在喝了半杯伏特加之后，悄悄在杯子里加了白水。斯退丁纽斯目光敏锐，他记录了会议中的一切细节，还特别写到斯大林元帅喜欢抽美国香烟。
莫洛托夫向斯退丁纽斯祝酒，希望将来在莫斯科见到他。罗斯福开玩笑说，您认为斯退丁纽斯在莫斯科会象莫洛托夫在纽约那样自在吗？
“他（斯退丁纽斯）可以秘密来莫斯科，”斯大林说。他显得不愿过多谈这个问题。
他们之间互相揶揄越来越明显。最后，罗斯福对斯大林说：“有一件事，我想告诉您，两年来，丘吉尔首相和我交换了许多电报。我们每次提到您，总是称您‘约大叔’。”
斯大林板着脸，生硬地问罗斯福这话什么意思，美国人没听懂，但从语调听去，也猜测得差不多。等待译员翻译的时候，大家感到特别尴尬。最后，罗斯福解释说，这是个亲切的称呼，并叫人把杯里续满香槟酒。
“是不是该告辞了？”斯大林问道。罗斯福叫了起来：“没有，还早呢！”元帅冷冷地回答说，天已很晚，他还有些军务要处理。美国征兵署主任詹姆斯·贝尔纳斯打圆场说：“不论如何，既然可以称我们为山姆大叔，那么约大叔的说法又何妨呢？”
莫洛托夫善于息事宁人，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请别误会。元帅在和大家开玩笑。这种称呼两年前我们就听说了。全俄国都知道你们称他为‘约大叔’。”
斯大林到底是真的恼火了，还是装作恼火？这一点不得而知。但是，他答应留到22点半。丘吉尔在这种时刻，善于大显身手。他提议为这次历史性会晤干一怀，全世界瞩目着他们。如果他们获得圆满成功，继之而来的将是数百年的和平。为战争而付出代价的三大国，应该维护这种和平。
这次祝酒，也许是祝酒时机的选择，触动了斯大林的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他举起酒杯说，三大国经受了战争的冲击，从德国统治下解放了小国。他用带着几分讽刺的语调补充说：被解放的某些小国似乎认为，三大国是迫不得已才流血解放他们的。“现在，他们指责大国，说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小国的权利。”他准备和美英一道维护小国的权利。“不过，我永远不会同意，任何一个大国的任何一项行动要由小国加以批准。”
斯大林和丘吉尔的意见一致，罗斯福不赞成。他说道：“关于小国，整个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比如，在美国，有许许多多波兰人都对波兰的前途表示极大的关注。”
“可是，在你们那里的7百万波兰人中，只有7千人有选举权，”斯大林答道：“我研究过这个问题，我想，我说的没有错。”
罗斯福欠礼貌地说，这话错得可笑。而丘吉尔显然是为了岔开话题。举怀提议为世界上无产者干杯，其结果又引起了关于人民自决权的更激烈辩论。“虽然人们总是说我反动，但在座的诸位中间，我是唯一一个通过我国人民普遍表决，有可能随时失去我的职务的人。我个人为这种可能性感到自豪。”斯大林抱怨说，看来，丘吉尔有点惧怕这种选举。丘吉尔答道：“我非但不怕，还为英国人民有权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更换政府感到自豪。”
稍过片刻，斯大林说，他准备和英美两国合作保护小国权利，但他重申决不屈从小国的指责。这次，丘吉尔表示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不产生小国对大国发号施令的问题，”他说。“但世界大国有道义责任克制地显示自己的威力，尊重更弱小民族的权利。”“老鹰应该允许小鸟唱歌，而无需过问它们在哪里唱。”丘吉尔比喻说。
这一次，罗斯福和丘吉尔意见一致，而斯大林不作声了。不过，这次辩论，对于未来的辩论来说，只不过是喝了葡萄酒和伏特加而进行的友好争论的演练而已。实际上，斯大林兴致一直不错，到23点20分才起身告辞。当罗斯福和他离开宴会厅时，他们还兴致勃勃呢。
不过，艾登有点郁郁寡欢。在他看来，这简直是“可怕的一局”。罗斯福“含糊其词，不讲实效”，而丘吉尔总是“长篇大论恢复旧秩序”。至于斯大林，他对小国的态度给艾登印象深刻。艾登认为他太“僵硬了，如果不是凶恶的话”。当“这场辩论终于结束时”，外交大臣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辩论并未真的结束。当艾登和丘吉尔由波伦陪同向轿车走去时，首相说，他们应该在联合国给苏联的每个加盟共和国以投票权，而这正是美国人反对的。艾登火了，他强有力地为美国人的观点辩护。他提高了嗓门。丘吉尔回答说，一切都要以三大国团结为基础。他说，否则，世界会遭到难以估量的灾难。一切维护这一团结的东西都会在投票时得到他的一票。
“这样一项安排，怎么就能使小国加入这样的组织？”艾登问道，并说，他个人认为，“这样做不会得到英国人民的任何支持。”
丘吉尔转过身来问波伦，美国人关于投票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波伦以外交家的圆滑，开着玩笑说：“美国人的立场使我想起了美国南方庄园主的故事。庄园主把一瓶威士忌馈赠给一个黑人。次日，他问黑人酒怎么样。黑人说：“太好了。”庄园主问他这话什么意思。黑人解释说：“如果说这瓶酒是好酒，您就不会给我了，如果是坏酒，我也就不会要它了。”
丘吉尔看了看波伦，沉思了一会儿。最后，他说：“我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