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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谋略·绪论

毛泽东军事谋略·绪论

作者:萧诗美

出自————《毛泽东军事谋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毛泽东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今天,人们要问的已不是毛泽东曾经取得了多少成功,而是他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探讨毛泽东的成功之道,不仅是当今国人正确理解毛泽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且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清理、继承、消化毛泽东文化遗产的一项庄严任务。

        首先,毛泽东找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他把欧洲“产”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农民的翻身愿望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合适中国国情的庞大思想体系,并用这种思想去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使千百万党员、数亿民众都自觉不自觉地按他的思想方法去思维,按他的生活方式去生活,甚至按他的表达方式去表达。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像他一样“不但掌握世俗权力,而且还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人物”(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语)。

        毛泽东当然不是神。但是他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创造任何人间奇迹。他之所以能够走出一个叉一个的困境,将中国革命一步步引向胜利,就他本人而言,还有三个不容忽视的主观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他的乐观主义。不管环境多么艰难、斗争多么残酷,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旺盛的斗志,从容镇定地处理着一切,从不悲观失望、灰心丧气,这是他渡过难关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他钢铁一般的意志。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他可以忍受任何艰难,独立支持很长时间,天大的困难也摇不动他,再凶恶的敌人也吓不倒他,他始终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三是他那博大精深的谋略智慧。在苏区的艰难岁月里,只要有毛泽东在场,他身边的干部和群众就有了主心骨,因为“毛委员有办法”。要是遇到了困难,大家就会去“找毛委员想办法”。而毛委员的办法确实层出不穷,而且招招见效。

        在以上诸多因素中,毛泽东的谋略智慧又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谋略集中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通过谋略才能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转化成改造世界的现实物质力量。试想,如果没有谋略,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策略,那么革命岂不成了空谈,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区别?那么乐观主义岂不成了盲目乐观,与“天真幼稚”又有什么两样?那么坚韧顽强岂不成了固执倔强,与“不识时务”又有何不同?

        谋略,也就是方法。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对于毛泽东来说,问题在于怎样改造。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最大的特征是其方法论特征,因此,海伦·斯诺说“毛主义是一种方法”。毛泽东为改造中国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策略、战略、战术、计划、措施等等,都是他的谋略智慧的结晶。

        中国人向以谋略智慧著称于世。《孙子兵法》、《三国演义》风靡世界,成为现代商战的经典。现代人从政、经商、搞公关,都离不开谋略。可是论起谋略来,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位谋略家能够和毛泽东相比。毛泽东的谋略不是一般的雕虫小技,而是一代大师的雄韬伟略。它博大精深,变化无穷,运用起来有出神入化之妙,堪称谋略史上的瑰丽精品。

        日本学者新岛淳良认为,毛泽东“既不是一个工匠式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学者式的革命家,而是一个技师式的革命家”。

        根据阿兰《人间论》的观点,所谓工匠式,是“迷信经验”,“受习惯和道具所左右”,采取“不钻研”的态度,而且“不相信新事物”,“按照已知的方式行事”。所谓学者式,则是另一极端,仅仅满足子“努力理解”事物,“解释自己的观念”,“尽力把自己的感情化为合理的运动表现出来”,而不关心实际的运动。技师式的革命家则介于这两者之间又超乎这两者之上,“他的观念都是行动的观念”,他“以无比高超的、最适应时代要求的思想去发现、反省和发明”,而“其思考的对象限于行动本身”。

        毛泽东既不同于“不钻研”的工匠,又不同于仅满足子思想的学者,他无疑是一个技师式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这一个性特征通过他与他的党内同事和对手们的比较,就会显得更加鲜明突出。

        史沫特莱在其《中国的战歌》中评价道:“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

        首先看陈独秀。陈在“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马列主义的最早传人。毛泽东曾经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确实,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通绝对不逊于毛泽东。可是陈独秀这位教授先生在处理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上,却多了几分书生气,远不及毛泽东那样实际。陈独秀甚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概念出发去规定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处理国共两党的微妙关系,结果在实际斗争中处处被动,使中国共产党在他这位老资格党人的掌管下反而带上了浓厚的“幼稚”色彩,与陈独秀相比,毛泽东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方法。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陈眼里是一套深奥的理论,在毛看来则是一种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毛一旦觉得这种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实际、更管用,他就马上付诸实践,去研究怎样从事阶级斗争,创造出一套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而在中国却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这些方法使敌人胆颤心惊,所以在敌人心目中,毛泽东这个曾师从陈独秀的“学生”,远比他的老师精明老练。

        王明就出身来说和陈独秀一样,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王明的马克思主义墨水喝的显然比毛泽东多。王明虽然在莫斯科镀了一层金,却脱离了中国国情。他只知道革命导师在凡版凡条说了些什么,却不懂得中国的农民需要什么;他只知道照抄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却不问中国的实际情况允不允许这样做,结果他在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毛泽东看不起读死书的人,也许就是从王明们开始的。埃德加·斯诺说得好,与王明之类的苏联留学生相比,“毛泽东的优势在于他对中国的形势了如指掌,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贯彻当时莫斯科‘路线’的能力”。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无论在对敌斗争中还是党内斗争中,他们都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与陈独秀、王明等学者式领袖人物相比,毛泽东更长于实际经验和操作技术。可是与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相比,毛泽东显然又具有理论上的巨大优势。甚至像周恩来、刘少奇这样杰出的领袖人物,也比不上毛泽东。毛泽东比他们更具有胆识和魄力,更长于考虑战略和策略问题。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一个把策略也就是谋略看成革命成败关键的人。他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主要用来考虑政策和策略问题,并谆谆教导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用周恩来的话说,“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毛泽东“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所有这些,不正是一个“技师”的特点吗?

        然而毛泽东不是一个一般的“技师”,而是设计中国革命、规划中国历史的伟大革命家。他重视经验,却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爱好理论,却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既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又精于达到目的所需要的各种具体方法和策略——谋略。这就是毛泽东成功的秘密。

        1939 年,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定了三条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认为这是每个革命同志都应具备的三项基本素质,这三项基本素质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谋略的主要特色,就是把最坚定的革命目的和最灵活的革命手段结合在一起,这正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和超群绝伦的地方。索尔兹伯里这样评价毛泽东:“他具有火一般的热情,准备作出任何牺牲,准备为实现自己的见解而采用任何谋略。他追求目标,坚定不移,不容改变,但在实现其目标的方法上则机动灵活。”正是这一点——坚定的目标和灵活的方法,或者说,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奇妙的统一,所以任何人都奈何不了他,而他却可以战胜一切敌人。

        日本议员冈田春夫曾三次谒见毛泽东,冈田春夫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表面上看来,他非常温和而豪放,然而其中贯穿着在激烈的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敏锐高深的智慧。”

        毛泽东的老朋友斯诺则说:“他(毛泽东)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毛泽东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有人把毛的哲学称作“斗争哲学”,毛说一点也不错,“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个哲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敢于斗争,二是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讲的是勇气和决心,善于斗争讲的是谋略,即斗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

        毛泽东对待任何问题和敌人,从少数人闹事问题,到政治舞台上的十二级台风,甚至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威胁,都采取这样一个两点论:一是不要怕,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具有战胜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二是认真对付,谨慎从事,讲究斗争的方式方法(谋略),力求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根据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毛泽东总结出一个著名的公式: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在毛泽东看来,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两点是缺一不可的。不藐视就会被强敌吓倒,不重视就无法战胜敌人。毛泽东屡屡抨击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他认为在对敌斗争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畏敌如虎,不敢进行斗争;“左”倾机会主义则表现为盲目冒进,不讲究斗争策略。

        毛泽东是紧紧围绕着实践而进行思考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直接来自当下的或过去的实践经验,在他看来,离开了实践的思想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思想;二是服务子实践,直接指导当下的实践活动,他认为第二点更为重要,因此特别强调第二个飞跃——“做”的革命意义。

        日本哲学家柳田谦十郎指出,毛泽东的“著作和论文最显著的特征是,所有著作都是根据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风土和中国的现实,而且多数都是为了直接指导当时的革命实践而写的”,“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来说,毛的著作起到了既十分适用又相当有效的行动方针的作用”。

        毛泽东作为思想家,其伟大之处不是精心构建理论体系,而是从行动中发现真理,并把普遍真理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新岛淳良据此把毛泽东称作技师式的革命思想家:注重行动,但不盲目行动;既注重行动又富有思想,而思想乃是可以直接行动的思想。

        毛泽东是公认的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谭若思甚至把他称为“中国的圣哲”。1920牟12月1日,毛泽东在给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信中写道:“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这个问题不仅是早年毛泽东思索的中心,而且是毛泽东毕生关注的焦点。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通过对各种方案的比较斟酌,最后他认定应以俄国式的方法,即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从而摈弃和平的教育方法、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方法、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方法、无政府主义的方法、罗素式温和的共产主义方法等。早年毛泽东之所以从众多的社会思潮中独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选择了俄国式的革命道路,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相信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毕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归结到一点,就是怎样通过有效的斗争,促成他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如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等等,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为了促进这些矛盾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他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制定出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策略、计划、方案??所有这些,从一般哲学意义上讲,都可称之为斗争的艺术、转化的方法;从特定的军事和竞技角度而言,则可称之为克敌制胜的谋略、以弱胜强的技巧。

        海伦·斯诺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革命能改变一切。”“毛主义是一种变革的方法,革命的方法。”认真研究过毛泽东的著作和革命实践,就会发现: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浓厚的方法论特征。可以说它是一种成功之道,一种致胜之术或斗争艺术,包括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民族斗争等等。它的实质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行动的方法、方案、策略等等成为中心问题,如何有效地去行动、或怎样行动才最有效成为问题的焦点。

        毛泽东的思想或理论,相当于一门“革命的技术科字”,它既不同于基础理论科学,也不同于具体应用科学。基础理论他可以从马恩那里“拿来”,具体应用他一般交给他的左右和下属。毛泽东注重的是从理论到应用这个中间环节。对他的同事和下属来说,他是理论家、战略家;而对他的老师和先哲来说,他是行动者、实践者。因此毛泽东毕生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以最有效手段去达到最理想的目的。他的目的很明确,即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变旧中国为新中国。问题在于方法和手段,即怎样去消灭、怎样去改变。他在方法的选择、手段的运用上所下的功夫,比在目标的设计、目的的明确上所下的功夫要大得多。他的全部理论著述,特别是其中最精彩的篇章,可以看作一部革命的方法论全书,同时也是一部集中国古代谋略智慧之大成的谋略全书。

        构成毛泽东思想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策略、计划、方案,概而言之,都可以称之为方法或谋略,即为达到特定革命目的而采取的策略手段。例如土地革命的总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其中只有最后一句是目的,前面讲的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方法。再如七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目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前面讲的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方法。

        人们常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毛泽东的方法即谋略的胜利。

        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谋略家。

        《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1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46 页。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1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344页,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

        《红星照耀中国》第55 页。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2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108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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