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灭亡·第六
作者：阿尔明·冯·隆·德国
出自————《世界大屠杀》
出自————《战争通史》
隆将六月间诺曼底的登陆和苏军的进攻视为一次联合军事行动。这一点单就其概括意义而言，是正确的。在德黑兰，大联盟确曾赞同由东西两面同时夹击德国。但俄国人并未获悉我们的作战计划，我们也并未获悉他们的。一旦我们登陆以后，有两星期斯大林是否会信守诺言展开攻 击，仍是十分捉摸不定的。
本章将隆的战略论文及其希特勒回忆录最后部分中的章节合并在一起。
—— 英译者按
一九四四年六月，在德黑兰锻造的那柄老虎钳的钢铁钳牙开始合拢了。根据富豪帝国主义与斯拉夫共产主义长期阴谋策划的两面夹攻计划，德意志民族、中欧基督教文化和礼仪的最后堡垒，遭到来自东西两方的攻击。
在西方的著作中，诺曼底登陆和俄国的攻击，依然被视为“人类”的一大成就。但是严肃认真的史学家已经开始看穿战时宣传的烟幕。在德黑兰，弗兰克林·德·罗斯福把东欧交到了赤色魔爪之下。他的动机何在？想要摧毁德国，美国垄断资本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劲敌。由于在这场战争中过度紧张、努力，又由于罗斯福狡猾地反对殖民主义，英国，用希特勒的生动语言来说，已经象兔子那样给剥了皮。勇敢的日本在同冯·尼米兹那不断扩大的舰队进行的一场寡不敌众的战斗中已渐渐不支。只有德国还挡住走向金元世界霸权的道路。
有人认为罗斯福后来在雅尔塔会议上“受了骗”，向斯大林作了过多的让步，这是一种肤浅的老生常谈。事实上，他在德黑兰已经把一切全让却了。当他保证对法国发动进攻以后，他就使赤色的亚洲人长驱直入欧洲心脏在所难免了。为了保证这一点，他还把租借物资大量送往苏联，其数字之大仍然令人难以想象：大约四十万辆机动车、两千辆机车、一万一千列火车车厢、七千辆坦克、六千多门自行火炮和半履带车辆以及两百七十万吨石油与需要使原始的斯拉夫军队行动起来的其他产品，更不提一万五千架飞机、几百万吨粮食以及不计其数的原料、工厂、军火和技术设备了。
罗斯福作为一个朴实、受骗的人道主义者去同斯大林折冲，这幅画面是他最大的宣传骗局。这两个心肠冷酷的屠夫彼此十分了解；他们只是为了本国人民的观赏，为了历史，才装出不同的姿态来。在这两人中，罗斯福始终占着上风，因为苏俄一半受到破坏，正处在危急存亡之际，而美国却国富民强，安然无恙。斯大林别无他法，只有牺牲几百万俄国人的生命去为美国垄断资本家统治世界扫清道路。他通过当时我们在司令部都一无所知的绝密谈判，的确曾经试探是否有可能跟我们按合理的条件缔结和约，但这时，罗福斯的“慷慨的”《租借法案》挫败了我们。自然，希特勒并不准备放弃我们获得的全部利益。斯大林得到了所有那些物资以后，决定战斗下去，牺牲掉大量的德意志和俄罗斯鲜血，这样是较为有利的。
东欧那些贫瘠而争吵不休的国家，是罗斯福抛出来给斯大林、要他的国家作出可怕牺牲的诱惑物。罗斯福的政策就是，让它们落到俄国人手里吧。当然，反复无常的巴尔干人是大可怀疑的牺牲品。苏联人吞食了那些不妥协的民族以后，已经患了消化不良症而在打嗝。那个骚动不安的半岛的战略重要性，并不象过去几世纪那样，或者甚至象一九四四年对我们那样，是获得土耳其铬的一条渠道。然而尽管如此，邀请斯拉夫共产主义向易北河和多瑙河进军，还是罪大恶极的。丘吉尔渴想使盟军的主要进攻伸入巴尔干各国，这至少表现出某种政治敏感，以及对中欧和基督教文明的某种责任感。他的血并不象罗斯福那么冷。罗斯福对巴尔干国家或波兰全毫不在意，不过在一个异常坦率的时刻，他在德黑兰告诉斯大林，由于在选举时面临的大量美籍波兰人的选票，他不得不就波兰的前途庸人自扰一番。
军阀们的冲突
弗兰克林·罗斯福在诺曼底登陆一事上，冒了很大的风险。这是不大为人所知的。当我们衡量一下对峙的兵力、时间与空间的要素以及海陆转运问题等时，我们就看到，丘吉尔迟迟未能采取行动是合情合理的。登陆十分危险，结果可能是一场大灾难。我们方面时乖运蹇和一步接一步犯下的错误，才使罗斯福在一次大胆的军事行动中得以成功。
艾森豪威尔本人知道霸王行动的危险性。甚至当他的五千条船只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驶向诺曼底海岸时，他还起草了一项宣布这次军事行动失败的文告，这份底稿偶然保存下来：“我们在瑟堡一哈弗尔地区的登陆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经将部队撤出。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其决定是根据现有的最可靠的情报作出的。部队、空军和海军全奋勇作战，克尽厥职。倘若这次行动有任何过失和不当之处，概由我一人负责。”
这项文件并未成为盟军的正式公报，这是由于几个因素，主要为：
1. 我们的可恨的情报机构
2. 在最初决定性的时刻里，我们对这次进攻作出的混乱、迟缓的反应
3. 阿道夫·希特勒的难以置信的笨拙决定
4. 德国空军未能应付盟军的空中优势。
入侵舰队的集结，确实是一个出色的技术成就，而庞大的空军机群的生产以及在机上配备那些人员，也是如此。马歇尔将军对于涌进诺曼底的地面部队的征募、装备和训练显示出他是美国的一位沙恩霍斯特。美国步兵虽然需要过于奢侈的后勤支持，但是在法国却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他们精神饱满，营养充足，一鼓作气。英国大兵在蒙哥马利的统率下，尽管和往常一样进展缓慢，却表现出了牛头犬的英勇。不过在诺曼底所发生的事情实质上是，弗兰克林·罗斯福象威灵顿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那样，确凿无疑地击败了阿道夫·希特勒。在诺曼底，这两个人终于在正面的武装冲突中交手了。希特勒犯下的错误使罗斯福取得了胜利。正如同在滑铁卢战场上，与其说是威灵顿打胜了，不如说是拿破仑战败了。
弗兰克林·罗斯福具有狠毒的军事天才，其精髓在于这些简单的规则；仔细选择陆海军将领；将战略与战术全部交由他们负责，自己只照料战争的政治问题；决不干涉军事行动；决不把遭到光荣挫折的军事领袖解职；让赢得胜利的领袖们获得全部荣誉。等罗斯福逝世以后，战场上的最高司令部实际上还是原来的班子。这种稳定性产生了好处。军事司令部的改组，会在势头、干劲和战斗力方面造成不少损失。我们的灾难就在于希特勒不断更换将领。
元首把最高作战指挥权擅自抓到自己的手里。我们正蒙受着严重的挫折。他决不能承认自己应对任何一次挫败负责。因此，军事首脑便不得不经常更迭。野心勃勃的新兴将领所在皆是，他们急切地想趁他们的前辈因为希特勒的无能而被解除职务时腾达起来。我注视着元首一时宠幸的这些将领来来去去，他们满怀热情地接过兵权，结果却被希特勒的干扰弄得疲惫不堪，终于因为他的恶劣的行动而被撤职，说不定还会自杀或患心脏病去世。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是荒谬的作战方法。
诺曼底登陆
三件事支配着入侵问题，而我们国家的命运就决定于这一问题：
1.他们将在何处登陆？
2.他们将在何时登陆？
3.我们在何处同他们作战？
根据全部军事逻辑来看，英美人登陆的地点应是多佛尔对面的加来海峡一带。这提供了到我国工业心脏鲁尔去的最短路线。海峡在那一带最狭窄。部队在水上是一筹莫展的，常识要求以最快的方法把他们送到岸上。舰艇和空中支持的周转时间，在多佛尔一加来轴心地带也最短。敌人发动攻击的诺曼底沿海一带，由海空方面走航程会远得多。
由于我们一心一意准备在加来海峡一带截击入侵的敌军，我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位置上，给了敌人突然发动奇袭的机会。希特勒不知如何猜到地点有可能是诺曼底。在一次参谋会议上，他确曾用一只手指指着地图，以我们通常称作他那无可否认的军事眼光说：“他们会在这儿登陆。”但是他在战争中作过许多这类揣测，往往极其荒谬。当然，他只记得结果证明是正确的那些揣测，为它们大吹大擂。奉命击退入侵的隆美尔，也对诺曼底感到关切。所以在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加强了那些海滩上的防御，增加了部署在那儿的武装部队。尽管这次入侵出其不意，倘若不是由于那种糟不可言的指挥方式，把头一天完全耽误了，我们本来可以打垮这次登陆的。
这次登陆英国方面的主要策划人摩根将军曾经写道：“我们希望并计划尽可能远离海滩，深入内地再进行战斗，因为如果进攻的战斗是在海滩上进行，那么我们就已经战败了。”我承认我们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我们同意伦斯德的意见，认为机动后备部队应当远在内地待命，以避免海军和近距离的空中袭击；等艾森豪威尔登陆以后大举向内地进犯时，我们再发动攻击，把整个入侵部队消灭掉，象我们一再全歼俄国军队那样。这是一种“东方战线”心理。隆美尔知道得比较清楚。他在北非面对着一个掌握了制空权的敌人，曾经试图打一场运动战。当时。我们进退维谷。制止诺曼底入侵的唯一时机，就是敌人在我们大炮的炮火下踉踉跄跄登上海滩的时刻。隆美尔加强了所谓大西洋壁垒，并且按照这项原则制定了他的全部计划。倘若入侵开始之日我们按照他的计划作战，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获胜，并把战局扭转过来。
英译者按：隆并没称赞主要是英国人采用的那种绝好的欺骗战术。这种战术助长了德国人就我们将在何处登陆所作的一厢情愿的“推断”。我们作了莫大的努力：对加来海峡一带的空袭和海军轰击远远超过了对诺曼底的，空军轰炸通往加来海峡一带的铁路和公路，在多维尔附近排列开了许多假的登陆艇和虚伪的陆军临时营房，还有种种仍然保密的情报花招。德国人并不是富有想象力的。他们吃进了所有这些证实他们判断聪明的暗示，以为我们是要扑向加来海峡一带。
—— 英译者按
何处出了差错——准备工作
我们德国将领往往受到指摘，说我们责怪已死的政客希特勒输却了该由我们打赢的战争。然而，在法国的败退则是希特勒所造成的。他贻误了我们所获得的一个微小的机会。这一事实在一次纯军事性的分析中是无法否认的。
他的基本估计并不太差。早在前一年十一月，他就颁布了著名的第五十一号训令，把兵力转移到西线。他很恰当地指出，我们在东方“可以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敌人在法国取得一个立足点，就会具有直接的“使人难以应付的”意义；我们进行战争的军火库鲁尔就会落入敌人攻击的范围。这道训令是正确的，其大纲是切合实际的。倘若他能坚持下去用就好了！可是从一月到六月，他紧张慌乱，信口雌黄，实际上把西线的部队全消耗在三个其他的战场上：占领匈牙利、东线以及罗马以南盟军的战线上。此外，他还把大量部队冻结在挪威、巴尔干各国、丹麦和法国南部，以防止可能的登陆，而没把所有这些部队集结在海峡沿岸一带。
诚然，他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欧洲三千英里的海岸线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在东方，用希特勒的话来说，俄国人象“沼泽中的动物”那样，正在继续作战；他们解了列宁格勒之围，重新夺取了克里米亚，使我们的整个南翼完全受到了威胁。游击活动使全欧洲都动荡不安。卫星国的政客们全在摇摆不定。在意大利，敌人顺着这只靴子不断向上推进。盟军的野蛮轰炸，规模与准确性全有增无已。尽管戈林大肆吹嘘，他的被打垮了的空军却被钳制在东方和我们的工厂城市上空。象一九四零年的英国那样，我们的部队、武器和资源日益减少，而我们伸得太长的战线却变得过于薄弱。局势已然改变。海外，没有未受损害的盟友来为我们火中取栗了。
这种时刻，一个伟大的领袖应该提供稳定的作用。如果第五十一号训令是正确的，那么希特勒的方针便很清楚：
1.用胜利来稳定政治上的踌躇不决，而不是用消耗浪费的武装占领，象在匈牙利和意大利那样。
2.在意大利，撤退到易于防守的阿尔卑斯山与亚平宁山一线，把多余的师团调往法国。
3.用弹性的窜扰战术代替僵硬的、代价大的维护名声的抵抗，这样来延缓东方敌人的推进。
4.在敌人不大可能入侵的地区，留下一些基本部队，把所有的兵力孤注一掷地集中在海峡一带。
这就是冯·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如何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打赢中途岛战役的。他们冒了很大的风险，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的据点上。这项作战原则是不变的。但是希特勒的紧张不安却妨碍我们坚守原则。他虽然顽固，却并不坚定。
他大肆吹嘘的沿海峡筑起的“大西洋壁垒”，是很笨拙的。在自作聪明中，他断定侵略部队会进攻一个主要港口。于是法国的主要海港四周，碉堡和重炮阵地林立，这是他本人这个最高天才人物所设计的：一百五十万吨混凝土和不计其数的工时全花在这上面了。隆美尔很有远见，下令也在开阔的海滩上设防：在海底的陆地上部署几道雷带，在水下设置可以戳破和炸毁驶近前来的船只的障碍物，在海滩后方的地区安装尖桩，以便歼灭滑翔部队，还在沿岸一带增建许许多多碉堡和大炮阵地。
可是缺乏人力妨碍了这次新的努力，因为许多人不得不为飞机工厂挖掘“宏伟”的防空洞，还不得不在我们的城市里修复炸弹所造成的破坏。同入侵相比，这些事情又有什么重要？然而希特勒并不支持隆美尔关于大西洋壁垒的补充命令，所以“壁垒”大半仍旧是宣传中的一个幻象。试举一例就足以说明。隆美尔下令在海滩后面滑翔部队可以降落的地区铺设五千万只地雷。倘若听从了他的意见，空降部队的着陆就会失败，但是连百分之十的地雷也没埋，他们入侵就成功了。
名义上，我们大约有六十师的兵力保卫法国，可是沿海一带排列开的固定的各师，主要是由竭尽全力拼凑起来。低于正常标准的部队组成的。有些步兵作战师分散在各地，不过我们的希望在于十个摩托装甲师。有五师驻扎在离开海峡沿岸不远的地方，既可以向加来海峡一带出击，也可以向诺曼底出击。隆美尔打算把乘登陆艇到达的第一批敌人在海滩上消灭掉。实际上后来证明，一共就只有五师人。他因此要求取得对这些装甲师的作战指挥权。
这是徒劳。西线的最高统帅伦斯德主张等侵略军站定以后再攻击他们。希特勒在这两种战术概念之间犹豫不决，对双方都不予斥责。他发布命令了把装甲师划归三个不同的司令部指挥，而他自己呆在六百英里外的贝希特斯加登，却保留着对四个驻扎在靠诺曼底海滩最近的装甲师的作战指挥权。这是一个使人痛心的决定。当一切取决于快速、大胆的一击时，这个决定束缚住了隆美尔的双手。不过这次入侵发觉德军司令部处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因此很难说是哪一个疏忽、哪一种错误、哪一件蠢事促成了德国的灭亡。入侵开始的那天，我们方面出现了一阵激流般的疏忽、错误和蠢事。
何处出了差错——入侵开始日
决定性的失败，就是在加来海峡方面所犯的错误。我们缺乏特工人员。一未能在英国刺探出一项涉及两百万人的“秘密”，欺骗措施使我们上了当，而我们的侦察竟然未能确定在几十英里外可以清楚目击的地方组织起的一次进攻的方向，沉痛而不可思议之处就在这里！
我们未能觉察到他们会在低潮中登陆。我们的大炮全瞄准了高潮线；我们的想法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炮火下多跋涉上八百码软糊糊的沙滩呢？他们却如此做了。艾森豪威尔的突击队到来时，我们的未可轻视的水下障碍物全暴露在外，可以由工兵迅速清除掉，而他的部队也就过了那片沙滩。
我们在“何时？”这一问题上也很凄惨地判断错了。敌人的舰队越过海峡时，埃尔温·隆美尔正回德国来探望他的妻子！六月五日，刮起了一阵相当大的风，预料将持续三天。这种恶劣的天气使隆美尔和所有别人全很放心。艾森豪威尔获得了气象预报，表明天气有可能转好。他冒险批准出动。凌晨一两点钟稀稀落落进行的空降，并没使我们多么惊慌。直到诺曼底碉堡里我们的士兵凭肉眼看到“霸王”的巨大幽灵——成千上万条船只在烟雾迷濛的黎明中驶近前来——以后，我们才作战斗准备。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被忽视的情报破密。我们在法国抵抗运动中的告密人获得了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号召在登陆那天进行破坏的信号。所有的作战司令部全受到了警告。在最高统帅部，这份报告送到了约德尔那里，他根本不以为意。后来，我听说伦斯德对这种惊慌一笑置之，还说：“这就好象艾森豪威尔会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上宣布入侵似的！”这就是一般的态度。
我的前线之行
（摘自《军事领袖希特勒》）
……看来那天早上，希特勒似乎醒不过来了。我一再打电话给约德尔去唤醒他，因为伦斯德要求把装甲师调出来。显然，诺曼底这次攻击事态很严重！约德尔对伦斯德的要求置之不理，关于约德尔的这一决定，史学家们至今痛加指责。可是当希特勒悠闲地独自进完早餐，在十点钟左右接见约德尔时，他完全赞同拒绝伦斯德的疯狂要求。
贝希特斯加登的指挥情况是荒谬可笑的。希特勒呆在山上他的巢穴里，约德尔呆在“小总理公署”里，作战指挥部则在城市另一头的一座营房里。我们始终没离开电话。隆美尔失去联系，正赶回前线去；伦斯德在巴黎，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在沿海地方，还有装甲师将领盖尔，他们全火急地通过电话和电传打字电报用贝希特斯加登联系。为了向某些匈牙利国宾表示敬意，中午的战况汇报会议预定在克莱斯海姆宫举行。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点，离开市区大约有一小时的行程。希特勒始终没想到要把这次会议取消。没有，参谋人员不得不乘汽车赶到那儿去，在一间小地图室里根见他，他就在那儿演习一下给客人们安排的战况汇报这出“戏”。接着，我们不得不逗留在一旁，等着汇报战况，而我们的部队在盟军的炸弹及海军炮轰下这时正在牺牲，敌人的占领区正在扩大。
今天，我仍旧可以看见元首在中午前后跳进那间地图室的情景，肿胀、发青的脸上满是笑容，一面跟参谋人员打招呼，并且说：“咱们干起来了，是吗？现在，咱们是在可以揍他们的地方狠揍他们了！过去躲在英格兰，他们倒是很安全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他对局势严重的报告没表现出丝毫的关切。这次登陆完全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一个骗局。我们并没受骗！我们在加来海峡一带严阵以待。这场佯攻将变成他们的另一次血腥的迪埃普大败。好极了！
他在那间放着柔软的扶手椅和堂堂的作战地图的大情况汇报室里，也是这样慷慨陈词。他向匈牙利人谈到一个又一个问题，令人作呕地吹嘘了一番我们在法国的兵力，我们装备的精良，我们不久即将发射的奇迹般的“新武器”，美国陆军的缺乏战斗经验，等等等等这一类话。他对两天以前罗马的陷落并不重视，甚至还讲了一个粗鄙的玩笑，说自己感到很轻松，把一百五十万意大利人，患了梅毒的婊子等等，全部移交给美国人去养活。匈牙利人对这一切有何种想法，任何人也说不出。由我看来，希特勒只是在大声地谈着自己的幻想，想使自己相信。等这出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假戏结束以后，我立即要求批准我到诺曼底去。那位莫测高深的元首不仅同意了，而且还放弃了反对高级军官乘坐飞机往来的那条规定。我可以飞到巴黎那么远，去查明一下正在出现什么情况。
几小时后，当我乘坐的飞机在巴黎铁塔上飘扬的卐字旗上空盘旋而下时，我禁不住想到，这面旗子还会在这儿飘扬多久呢？在伦斯德的情况室内，一切全凌乱不堪。这时，希特勒已经调出了一个装甲师，参谋们正在展开激烈的辩论，应该把这一师用在何处。低级军官在电传打字电报和喊叫声所形成的一片喧闹中跑来跑去。作战地图上代表船只和空降的小标志星罗棋布。代表步兵的红色标签，显示出了已经深入到惊人地步的一条五十英里长的战线，只有在一处地方我们还把美国人困在海滩上。
伦斯德显得很镇定，而且跟平时一样十分整洁，不过疲乏、瘦削、悲观。他的举动一点儿也不象西线的统帅，倒象一个满腹忧愁的无权老人。他极力争辩说，我不应该冒被伞兵俘获的危险，不过他对这件事也是半心半意的。他仍然相信这是大规模的佯攻。但是把侵略军打下海去，会使祖国精神振奋，并且叫敌人不前，所以这一仗非打不可。
次晨，多姿的法国景色，以及肥壮的奶牛与辛勤劳动的农民，显得异样的安静。陪我乘车同行的伦斯德的那个年轻副官不得不吩咐司机绕过炸毁的桥梁，一再绕道驶行。盟军方面几星期有组织的空袭所造成的损害，举目皆是：遭到破坏的火车调车场、倒坍的高架桥、焚毁的列车与终点站、翻倒的机车，地地道道是丘吉尔所谓的“铁道沙漠”。从战术上看，地面成了斑斑驳驳的一些小岛，而不是一片适合于经由陆路供应的地带。这本不足为奇；单在入侵的那天，敌人就进行了一万五千架次空袭，事实上没遇到抵抗！战后的记录显示出来确实是如此。
经过圣洛时，我碰上了载着我们伞兵驶往卡朗唐去的军用车。我让那个少校搭上了我的汽车。法国破坏分子把他的电话线切断了，他说，所以在入侵的那天他失去了联系，但是到了深夜又跟他的司令官接通了。现在，他的任务是，反击瓦雷维尔东面美军那个兵力单薄的滩头堡。
我们驶近沿海地区时，那种奇异的田园生活的安静持续下来。少校和我攀登上一座农村教堂的尖塔，好四下看看。一片使人惊愕的景象进入了我们的眼帘：海峡中星罗棋布，从天边到天边尽是敌人的船只，而小船则象上百万只水中小虫似的蜂拥在海岸与大船之间。通过望远镜，海滩上一种规模庞大和十分平静的行动清晰可见、登陆艇船身靠着船身，排列到目力所及的地方，船上卸下兵士、军需品和装备。海滩上黑压压的好几英里尽是柳条篓、弹药箱、皮袋。机动车和正在装卸的士兵，还有一长列蠕动着的卡车驶向内地。
“法兰西战役”的确打响了！这些部队正准备捣毁德国；他们看样子就象出来野餐的人。我没听见炮声，只听到一些零星的枪声。元首在克莱斯海姆宫耸人听闻地吹嘘说：“要把侵略军压垮在沙滩上，”“要以一道钢与火迎击他们，”事实和他的吹嘘有多大的差别啊！
我们驱车往东驶行，小规模的炮战不住地隆隆响着；村庄在那片持续不断的安静中燃烧。我尽可能四处向军官们询问，知道了这片奇异的宁静的由来。黎明时分的一次广泛的海空联合攻击，在我们的防御工事上倾泻下了一大阵炸弹和炮弹。我找了伤兵们攀谈，他们脸上全惊惶不安。有一个一只胳膊打折了的军士告诉我，他曾经参加过凡尔登战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战斗。在我所到之处，我碰上了宿命论的言论、冷漠的情绪、失去联络的情况、打垮了的团队以及命令所造成的混乱。巨大的海上舰队，头顶上轰响着的空军机群，以及排山倒海的炮轰，已经散布了一种战败之感。
我不再怀疑，一场可能是毁灭性的危机近在咫尺了。我于是赶回巴黎，在电话中告诉约德尔这是主要的攻击，我们必须集中兵力应战，夜间行军以避免空中阻截，并且在应急的基础上对运输线进行有效的修补。约德尔的回答是：“好，快回到这儿来，不过我劝告你，对于你所说的话必须分外小心。”这是多余的劝告。我始终没获得晋见的机会。随后几次的战况汇报会议我都没奉召参加。希特勒明显地避开了我的目光。诺曼底的局势迅速恶化下去；我的情报不久便失去时效了。
在那个风光明媚的六月里，我们的德意志世界正在土崩瓦解，而希特勒却在贝希特斯加登饮茶，吃蛋糕，搞社交活动，这给我留下了两个印象。六月十九日，一场迅猛的暴风在诺曼底沿海一带刮了起来，一连猖獗了四天。它比我们的部队远为有效地阻碍了入侵部队的推进。它吹毁了人造港口，几乎把一千条船只刮到了海滩上。侦察照片显示出了一场莫大的灾难，因此我起了最后一线希望。希特勒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些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轻狂议论。等天气放晴以后，敌人恢复了陆、海、空攻击，仿佛夏天的一阵暴雨下过了那样。他们的物力、源源来自美国那只攻击不到的富饶羊角，实在是惊人的。我们后来就不再听说西班牙无敌舰队了。
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的，还有瑟堡即将陷落时召开的一次战况汇报会议。希特勒戴着厚眼镜站在地图前面，手里拿着罗盘和尺，兴冲冲地指给我们看，跟我们仍旧占领的地区相比，人侵的敌人只占据法国多么小的一部分。这一点他是对高级将领们说的，他们知道，而且好几星期一直在向他发出警告，在沿海一带的外层防御工事被捣毁了，一个主要海港也陷落了以后，法国其余地方是一片平原，可供敌军驰骋，德国方面除了国境线上的西方防线和莱茵河以外，并无可守的阵地。那是一个多么伤心的时刻；我的眼睛突然看清楚了，我一下完全明白，那个得意扬扬的元首已经堕落成一个病态的怪物，在一个虚张声势的假面具后面正为自己的生命嗦嗦发抖。
诺曼底：概要
……倘使希特勒在六月下旬接受了隆美尔和伦斯德的提议，把战争结束掉，我们就只需要向一个严峻的和约屈服。我们最终也许会象现在这样被瓜分掉，也许不会，不过我们的人民肯定可以逃脱一年的野蛮轰炸，包括德累斯顿那场使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事件和艾森豪威尔向易北河的灾难性进军。在东方，我们就可以逃脱布尔什维克的全面奸淫抢劫这种恐怖行为，世界对这种恐怖行为含笑旁观，不以为意，而数百万我们的平民却不得不背井离乡向西逃难，就此无法回去。
一九一八年，我们还占领着外国土地时，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也曾同样主张，在别国能够把战争的破坏加在德国领土上之前投降。但是一九一八年有一个政治权力和一个军事部门；通过德皇的逊位，政治家们可以及时向敌人投降。现在，没有政治权力，没有军事部门；一切全集中在希特勒一个人身上。从政治上说，他如何能投降，并把脖子伸向绞刑官呢？他只好战斗下去。
很好，那么他战斗下去的战略又如何呢：是好还是坏？他的战略是僵硬的、自满的、笨拙的。他丢失了诺曼底。登陆的兵力只有五师人！倘若装甲师被调出来，集中在一起，那么不顾种种不利条件——情报的不灵通，敌人的空中优势，海军的炮轰等等——隆美尔的干练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会把装甲师派上阵去，对付挣扎向前的美国兵和英国兵的。结果将会是一场历史性的血腥大屠杀。在奥马哈海滩，步兵作战师第三五二师恰巧在那儿作战，他们一师人就把美国兵差一点赶下大海去。在那些最初的时刻里，倘使发动一次有计划的、集中兵力的反攻，那么有什么事不能办到呢？
如果我们打垮了那五师人，那很有可能就是转折点。英美人不是俄国人；政治上和军事上，他们都经受不起这样的流血。如果所有那些异想天开的准备工作，所有那些技术与财富的大量集中，都不能阻止他们的登陆部队在那个决定性的第一天遭到杀戮，我相信艾森豪威尔、罗斯福和丘吉尔就会畏怯起来，宣布一次保全面子的“撤军”。政治方面的结果将会是惊人的：丘吉尔就会垮台，罗斯福在大选中就会失败，斯大林就会指控他们背信弃义；甚至会在东方单独缔结某种可以持久的和约，谁知道呢？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偏要从贝希特斯加登指挥那几个装甲师。
在毁灭迫近时，希特勒紧紧抱着，而且煤蝶不休地讲着，三种自我安慰的幻想：
1.分裂反对我们的联盟。
2.用奇迹般的新武器使战局改观。
3.从洞穴中的工厂里突然生产出大量新型的喷气式飞机，把敌人从天空一扫而光。
在生死攸关的七星期中，他坚持让驻扎在加来海峡地区等待“主要入侵”的第十五兵团按兵不动，因为他的宝贵的V-l及V-2火箭发射台在那儿。可是最后，当火箭发射出去时，它们只是次要的恐怖武器，在伦敦胡乱地造成了一些死亡和破坏，并没军事价值。那种战斗机直到一九四五年才从洞穴中的工厂里慢慢制造出来，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至于唯一关系重大的武器原子弹，希特勒未能支持这项计划，从而白白浪费了我们在分裂原子方面所取得的科学上领先的地位，而且他还把后来为我们敌人生产原子弹的那些犹太科学家驱逐出境。
诚然，分裂敌人的联盟是我们唯一的逃生之门，但是弗兰克林·罗斯福在德黑兰的高明的政治手腕，把这道门砰地一下关上，封闭起来了。因此，六月二十二日，恰好在我们进攻苏联三年以后的那天，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惨败，德黑兰计划中指派给斯大林的任务，即白俄罗斯战役，突然从东方降临到了我们头上。
我现在就掉过笔去，叙述一下这一冷酷无情的事件。
在这篇多所删节的隆的观点的汇编中，我尽力想突出德国人对诺曼底登陆的看法，略去人们从普通的史书和影片中熟悉的许多军事行动细节。斯大林致丘吉尔的那份电报，至今仍然是对霸王战役的丰功伟绩最恰当的概略之一：“从宏伟的规模、恢廓的概念以及熟练的用兵等等看来，战争史上决没有其他类似的功业。”
对希特勒的责备可能过火了一些。即便把装甲师调出来拨给隆美尔，我们的部队大概也会料到的。我们的情报——来自空中侦察、法国抵抗运动以及密码的破译等——是异常出色的。我们可能会在那些装甲师投入战斗以前，就从空中把他们歼灭了。这并不是说，这次登陆不是一发千钧。它是一场计算极其周密、冒着巨大危险的行动。结果它成功了。
至于说希特勒“堕落”成一个病态的怪物，他始终就不是一个别样的人，虽然他在最初那股土匪般的横行霸道中曾经大肆表演了一番。他的煽动性的鬼话，何以竟会促使德国人走向战争和犯罪行为，这依旧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隆的眼睛并没有突然看清楚。那些视障得由人家来为他割去。
—— 英译者按
巴格拉齐昂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巴巴罗沙行动三周年纪念日之夜，俄国人从东方向我们发起了十分猛烈的攻击。游击队在白俄罗斯全境活跃起来，炸毁桥梁，使我们的运兵火车出轨翻倒。侦察刺探活动直捣入中央和北方的集团军，从波罗的海直到普里皮亚特沼地。次日，在有些地方，一尊靠紧一尊，总共约有十万尊大炮组成的隆隆火网，使四百五十英里长的那条战线变成了地狱。随后，步兵师、坦克师和机械化师在黑压压的尽是苏联飞机的天空下面，大举进犯。德国空军没有战斗机升空去截击它们。俄国人正以一百二十万人、五千辆坦克和六千架飞机在攻打我们。这就是罗斯福老虎钳的另一面钳牙，它穷凶极恶地捣向西方，去和霸王行动向东的推进会合。
巴格拉齐昂！对巴巴罗沙的报复！
和我们一样，苏联人也为他们六月二十二日的进攻采用了一个重要的军事领袖，波罗金诺战役的英雄的姓名。和我们一样，他们的目标也是迅速攻占白俄罗斯全境，把驻守在那片辽阔的森林平原上的德国兵团全部包围起来。诚然，从我们最高统帅部地图上呈现出的情况看，巴格拉齐昂是巴巴罗沙的一个使人脊背发凉的映象，从我们惊骇的脸色上，反映出了我们过于精辟地传授给苏联人的军事教训。
从解救列宁格勒的那次血流成河的冬季战役中，从春天由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拚命击溃曼斯坦因部队的那次战斗中，我们看到了他们惊人的恢复能力，以及斯大林继续浪费生命的残忍决心。但是这次在白俄罗斯，却出现了新的情况：我们自己最精湛的战术概念，被巧妙地运用了来反击我们。为了使那个映象完整无缺，阿道夫·希特勒重复了一九四一年斯大林颁发的那道愚蠢的命令——“据守原地，不准撤退，不准机动转移，死守下去”——结果也从相反的方向遭到了同样的灾难性大败。
苏联人甚至也同样做到了奇兵突出。
一九四一年，他们预料希特勒会夺取乌克兰这个粮仓和高加索那些油田，所以把重兵集中到了南方。因此，我们的主力穿过白俄罗斯向前挺进，很快就打垮了他们的中央战线。这次，尽管红军大量集结在中央地区，一贯正确的希特勒却“知道”，俄国人会利用他们在南方的突出阵地，朝着罗马尼亚油田和巴尔干各国发动攻势。他以通常那种不切实际的方式断定，红军在中央地区的集结是虚张声势，所以把我们的部队集中了去面对着乌克兰的苏军战线。
中央集团军司令官布许提供的使人焦急的警告情报，以及他要求增援的公文，全遭到了忽视。等俄国人发动打击，战线垮了以后，希特勒当然为他自己愚蠢的估计错误而撤去了布许的职务。但新司令官莫德尔将军也同样受到了希特勒干扰的损害，尤其是在俄国人快速地猛攻以后，他还坚持要我们的各师蛰伏在一些“坚强的据点”里——战线后面残存的一些孤城：维帖布斯克、波勃鲁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等，而不命令他们突围出来。这件蠢事使战线瓦解了。那些“坚强的据点”到时候全部陷落，所有各师完全损失了。我们的战线上出现了一些巨大的裂口；苏联人驾着用之不尽的租借战车，象鞑靼人那样呐喊着，从这些裂口中蜂拥而来。
我对巴格拉齐昂（称为“白俄罗斯战役”）的作战分析，是非常详尽的，因为我认为，这个人们很少加以研究的事件，甚至超出了大受人们吹捧的诺曼底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最后崩溃的转折点。倘若这次战争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第二斯大林格勒战役”，那就是巴格拉齐昂。俄国人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推进了大约两百英里。势如破竹的钳形攻势迫近了明斯克，包围了十万德国士兵，而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大概也损失了十五万人。中央集团军的残余部队越过明斯克向西清退，它的兵团遭到苏联装甲部队前锋的冲杀和蚕食。到七月中旬，中央集团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一小队一小队意气沮丧、衣衫褴褛的德国战俘又在红场上游街示众。红军重新夺取了白俄罗斯，长驱直入波兰和立陶宛。它正威胁着东普鲁士的边境；北方集团军面临着被红军向沿海地区挺进而切断退路的危险。这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仍旧挣扎着想冲出诺曼底。
这时候，阿道夫·希特勒也一直把眼睛紧紧盯着西方！在我们的战况汇报会议上，他总以急躁不耐、突兀草率的判断打发掉东方日见扩大的危机。我们受到控制的报刊和电台，把这场大灾难掩盖起来。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当时全神贯注在法国境内的军事行动上（他们的历史家今天还是如此）。苏联人只举出了他们推进的简单事实。战后，斯大林衰老下去，变得疯狂地凶残好杀时，他们的军事史学家全吓得缄口不言。有很长时期，那个不幸的国家并没写出多少关于这场战争的有益的材料。
因此，巴格拉齐昂就变得不大为人所知。但是无可挽救地突破了我们的东线，使芬兰退出这场战争，并使巴尔干各国的政客们阴谋背信弃义的，全是这一战役。那些政客们的背信弃义，导致我们下一个月在罗马尼亚遭到了更大的惨败。而巴格拉齐昂也是七月二十日使那枚炸弹在最高统帅部爆炸的真正导火线。
英译者按：近年来，苏联人提供了较多、较好的关于这次战争的书籍。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详细地叙述了巴格拉齐昂。这些书虽然资料丰富，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却不一定是忠实可信的。在俄国，共产党政府拥有所有的印刷厂，凡是不颂扬党的材料全刊印不出来，而党跟希特勒一样，也是从来不犯错误的。
—— 英译者按
七月二十日——暗杀希特勒的阴谋
摘自《军事领袖希特勒》
……战况汇报会议在一座木造的营房里举行，因为俄军在前线迫近拉斯膝堡，那个坚固的混凝土地堡司令部正在进一步加固，以防空袭。这一下救了希特勒的性命。倘使在地堡里，我们就会全被那次有限的爆炸消灭干净。
炸弹爆炸之前，会议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令人厌烦的场面。豪辛格正在阴郁地哺哺谈着东线的情况。希特勒俯身对着桌上的地图，戴起厚眼镜凝视着。我站在他的身旁，呆在通常那群参谋人员当中。这时只听见一声破裂的轰响，房间里满是黄烟。我发觉自己十分痛苦地躺在地板上，喉咙里不自觉地发出呻吟声。我以为我们遭到飞机的轰炸。我的第一念头就是，要逃脱性命，不要给活活烧死，因为这时火焰劈啪作响，有一大股燃烧的气味。我虽然一条腿被炸断，还是挣扎着到了外边，在浓烟和幽暗中绊倒在好几个摔下的人的身体上。四周的呻吟和尖声号叫是可怕的。到了外边地上，我瘫坐下来。我看见希特勒倚在一个人的胳膊上从浓烟里逃出来。他脸上有血，头发被灰泥胶凝着直竖起来。从划破的黑裤子外面，我可以看到他的光腿。那两条纺锤形的白腿，那两只圆滚滚的膝盖，一时使他看来象一个可怜的普通人，不象那个凶狠残忍的军事统帅。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称颂那些阴谋分子的作品。我本人无法为那些人感情用事。我几乎遭到杀害这一层，倒毫不相干。冯·施道芬堡伯爵通过了森严的门禁和狼穴的保安检查，把那只装满炸药的公事皮包放到桌下，这当然是勇敢、机智的，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已经是一个肢体残缺的废人，在北非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右手，左手还缺了两个手指，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为什么不全部牺牲掉呢？诚然，他是那次阴谋的主谋，但是整个目的就是要杀死希特勒。唯一十拿九稳的办法就是，走到他前面，手里拿着伪装起来的炸弹，使它一下爆炸。看来，伯爵的模糊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并不包括殉难在内。造化弄人，他无论如何也只多活了几小时。因为同天晚上，他就在柏林被逮捕并处决了。
武装部队中的这些阴谋分子我几乎全都认识。他们中有些人竟然牵连在内，使我大为震惊。有些人加入进去我是可以猜到的，因为他们早期也来试探过我。我驳斥了来试探的人，就此没人再来找我。暗杀掉国家元首来结束战争——不论对我们幕中人说来元首非常明显的缺点是些什么——这种概念据我认为是大逆不道、违背我们军官的誓言和乖谬已极的。今天，我依旧认为如此。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武装部队到处还深入敌境，他们的人数多达九百万，尽管领导乖僻反常，仗还是打得十分出色。祖国虽然遭到猛烈的空袭，却依然完整无缺。德国的政治中心不论好歹，就是德国人民和希特勒之间的紧密关系。暗杀掉他，就会造成局势混乱。希姆莱、戈林和戈培尔仍然控制着全部国家机器，他们准会发动一场意想不到的报复性大屠杀。每一个德国人的手都会反对他的同胞。我们的没有领袖的军队就会崩溃。军事情况虽然很糟，却并不要求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实际上根本不是解决办法：使我们自已陷入无政府状态，把布尔什维克野蛮人请进来，抢劫掠夺，一直闹到莱茵河畔！
事实上，七月二十日的炸弹爆炸事件，促成了第二次国会纵火案。它给了希特勒他所需要的一个借口，把活着的反对派人士全部斩尽杀绝。这次至少死了五千人，大多数全是清白无罪的。总参谋部的人员和独立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劳工领袖、传教士、教授和残存的古老德国贵族——几乎剪除殆尽。我的看法是，七月二十日事件也许反而使战争延长了。我们当时正处在八月灾难的边沿，那也许会迫使纳粹党人自行摆脱希特勒，有秩序地投降。与此相反，七月二十日事件使德国感到震动，于是全国团结到了元首的周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个月可怕的日子以后他开枪打死自己时为止。在德国人民中，并没人支持那次笨拙的暗杀尝试。阴谋分子受到人们的咒骂；希特勒再一次变得趾高气扬。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狼穴的医务室里，希特勒就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跟戈林谈话，大夫正在治疗他震破的耳鼓。“现在，这些家伙正在我要他们呆的地方给我逮住啦，”他这么说，或者大意是如此。“现在，我可以采取行动了。”他知道这次暗杀的失败反而使他的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为希特勒辩护的人们说，他并没看他下令拍摄的处决将领们的那些影片，但是放映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他当时的痴笑和议论比较适合于看查理·卓别林的一部喜剧，而不适合于看我的老战友们那种可怕的、变了样的神情，他们脖子上套着琴弦绞索，赤身裸体地正经历着临死前的痛苦。我从那以后根本无法再尊敬他了。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无法尊敬他遗留下的形象。
就我来说，七月二十日事件完全是大祸临头。从那以后，我走起路来一直破得厉害，右耳完全聋了，而且经常一阵阵头晕目眩，人会摔倒。还有，这断送了我离开最高统帅部的机会。我象七月二十日事件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地主家庭，所以很有可能成为希特勒荒谬绝伦的猜疑的牺牲者，被他处决。不过，或许我的负伤使我的清白无罪似乎不讲自明。再不然，也许秘密警察知道，我并无嫌疑。不管怎样，我又成了那个“好阿尔明”，跟那帮“别人”全不一样，除了莫德尔和古德里安以外，几乎比任何其他将领都更受到希特勒的礼遇。这一来，我被迫亲眼目睹了他的一步步没落。直到在柏林地堡中的那个惨痛的结局，每天忍气吞声地听着他对我的同行和我的阶级发出最最下流的恶骂。
英译者按：这个密谋者的小团体可以说是具有基斯通警察的本领。他们不断放置一些未能爆炸的炸弹，策划一些自己人犯下错误的行动，而且一般总是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他们是很英勇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复杂而动人的。隆不以他们为然，这种见解在德国并不普遍。我得到的印象是，隆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而感到内疚，因而在表示异议时过甚其词。
—— 英译者按
九月奇迹
八月间，在西方某些轻率的记者看来，我们的毁灭似乎“指日可待”。这把东西两面合拢来的老虎钳的钳牙，已经迫近维斯杜拉河和马斯河。在南线，英美两国军队顺着罗纳河流域几乎长驱直入，而在靴形的意大利，他们也远远深入到罗马以北。俄国人浩浩荡荡地大举越过我们在反复无常的巴尔干各国境内的开阔南翼，已经抵达了多瑙河。在所有进行战争的前线，我们的大批部队几乎不是在撤退，就是被包围。
后来，希特勒本人也称八月十五日是“我毕生最不幸的日子”。因为那一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而在北方，冯·克鲁格将军陷入法莱斯袋形地区失踪了。元首在七月二十日以后变得反常地多疑，担心克鲁格的失踪可能是去跟敌人进行谈判；在统帅部里，情况的确显得那么糟。但是英勇的克鲁格很快就设法恢复了同我们的联系。不久以后，他自杀了。到底是因为希特勒愚蠢的指挥毁了他的军队，使他感到绝望，还是因为他当真牵连在炸弹阴谋中，这我并不知道。我承认，自杀的念头在八月间也曾不止一次掠过我自己的心头。
但是九月过去了，还没一个敌军士兵踏上德国的土地！
蒙哥马利用空降部队在阿纳姆一片狭窄的地区鲁莽地向前挺进，企图通过荷兰包抄西方防线。在伦斯德的部队取得辉煌的战果，击退了蒙哥马利的部队以后，艾森豪威尔向莱茵河的疾进也渐渐放慢了速度。汽油桶全空了，将领们互相争吵，兵力从低地国家分散到阿尔卑斯山山区。俄国人则停留在维斯杜拉河畔，应付我们的一次次反攻，而在河这一侧，武装的党卫军则以炮火与爆炸物夷平了华沙，扑灭了那场起义。敌军从南方对我们发动的攻势全部停顿下来。在最最凶猛的攻击之下，面对着现代历史上最众寡悬殊的形势，德国浑身是血，屹立不动，使四周的一圈敌人无法近身。
假如一九四零年英国的单独抗战值得称赞的话，那么一九四四年九月德国武装部队的这次英勇的奋起迎敌，为什么不应该加以称赞呢？
“九月奇迹”可加分析的要点是很清楚的。西方和东方，我们的敌人在惊人的快速推进中，已经使军需供应跟不上了。同时，在祖国的神圣领土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德国的军纪严格起来，总动员也实行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侵略军作战意志的低落，特别是在西方；前一阶段的长驱直入、巴黎的失陷以及暗杀希特勒的阴谋等，引起了一种欣快的感觉，认为“嘿，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我们到圣诞节就可以回家了”。还有，希特勒单方面坚持加强法国各港口的防御，最终也有了收获。艾森豪威尔有两百万人在大陆上，可是通过瑟堡那个遥远的瓶口和一个人造港口，他无法提供必要的军需品去对西方防线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他需要安特卫普，但我们依然控制着斯凯尔特河口。
战后的军事著作中，有不少对艾森豪威尔发出不切实际的嘲笑。这些作者详细叙述了地图上的距离和部队的总数，却忽略了决定现代战争的顽强、艰苦、复杂的后勤工作。艾森豪威尔是典型的美国军人，在战场上稳扎稳打，但是在组织和供应方面，却多少是一个天才人物。他的谨慎小心和广阔战线的战略，即便不是拿破仑式的，至少不是乖谬错误的。我们还是一个很危险的敌人；他在九月间抵制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冒险行动，这是值得称赞的。
拥护蒙哥马利和巴顿的人士争辩说；只要有足够的汽油，他们两位英雄中的任何一位本来都可以直捣柏林，迅速结束战争的。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对审问他的英国人说，蒙哥马利肯定可以办成这件事。我在我的作战分析中将要说明那些决定性的不利因素。简括地讲，依靠拉得过长的供应线来进行这样一次范围狭隘的推进，其两侧都会招致一次灾难性的挫败，一次更大的阿纳姆战役。我和特鲁门特里特很熟；我很怀疑这些是不是他的军事观点。他是在把战败他的人想要听的话告诉他们。即使艾森豪威尔拥有需要的港口设备和交通工具，这件事还是办不到的。他的部队的消耗率是令人震惊的：每一师每一天要消耗七百吨军需品！德国一师人每天靠不到二百吨的军需品作战。
艾森豪威尔经受不起一次大规模的冒险和挫败；有好几百名美国新闻记者紧紧跟随着他，总统选举又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就要举行，他实在经受不起。敌人的联盟是很不稳固的。在夏季的战役中，英美两国一直地争吵挣扎。而俄国人未能援助华沙的起义——更糟的是，他们甚至拒绝允许英美派空降部队去援助——已经播种下了波兰问题的毒害，到时候将会毁了资本家和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奇异的联盟。
不幸，我们缺乏力量去利用我们敌人间的这些紧张关系。希特勒在战场上采取的顽固不化的“死守”政策，使我们损失惨重。在夏季的三次大败——巴格拉齐昂、巴尔干地区以及法国西部——和二十次较小的攻防战中，一百五十万德国的第一线部队被打死、俘虏、包围或者丧失了武器、混乱地溃退。如果这些久经战阵的部队不是奉命死守，而是打上一场灵活的防御战，阻扰敌人前进，同时有条不紊地向祖国撤退，那么我们很可能会从战争中抢救出一些实力来。
事实上，“九月奇迹”并不能改变德意志的灭亡，它只能延迟我们的毁灭。然而，就连希特勒倒下时，他还保有那股催眠力，能够从德国征得具有神经质精力和战斗意志的自杀后备军。八月底，他已经发布了在阿登高原反攻的那道惊人的命令。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统帅部制定计划，发布预备性的命令。不论这个人正在如何衰老下去，他的凶残的意志力却是无法抵制的。
阿登高原的这次军事行动成为“凸出地带战役”。有意思的是，隆赞扬了艾森豪威尔采用的谨慎小心的广阔战线战略，这是许多权威人士加以谴责的。真正的判断在于阐明霸王行动的很复杂的后勤统计数字。命运支持大胆的人，可是他们要是没有汽油和子弹，那也就无法支持他们。华沙被德国人毁灭掉，隔着河清晰可见，红军很奇怪地按兵不动，这件事仍然引起争议。有些人说，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是一些不正当的波兰人领导着这场起义。俄国人坚持说，他们的军需供应已经到了极限，而波兰人也并不急切地想使他们的起义同红军的计划相互配合。
—— 英译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