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圣”孙武及其“兵经”《孙子兵法》 – 吴起兵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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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圣”孙武及其“兵经”《孙子兵法》

“兵圣”孙武及其“兵经”《孙子兵法》

出自————《兵家学派

     孙武是我国古代大军事家,被后人奉为“兵圣”和“兵学鼻祖”。他所著的《孙子兵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军功贵族的世家和30年的戎马生涯

  孙武是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

        他的祖先是陈国的公子完,周惠王五年(公元前672年),因避祸乱而逃亡到齐国,改名田完。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字子占,是孙武的祖父,在齐景公时身居大夫之职,在一次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了战功,赐姓孙氏,孙武的姓由此而来。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夏,齐国发生了田氏和鲍氏联合打败栾氏和高氏的“四姓之乱”。事后,孙武离开了齐国,到南方新兴的吴国,隐居于都城姑苏(今苏州)附近,潜心整理和研究随祖父所学到的军事知识,并同受楚王迫害而逃到吴国的伍子胥(即伍员)结成好友。

  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吴国公子光派人刺杀吴王僚并自立为王,即春秋末年吴王阖闾(?—前496年)。阖闾奋发有为,立志改革图强,决心要使落后的吴国赶上中原各国,摆脱楚国的欺凌。为此,他广求人才,以成就其富国强兵之大业。伍子胥深知阖闾的抱负和思贤若渴之心,又了解孙武非凡的军事才能,便在一天内,七次向阖闾推荐了才华横溢的孙武。孙武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终于来到了。

  在吴王召见时,孙武将事先写好的《孙子兵法》13篇献上。吴王便从后宫挑选180名嫔妃,让孙武演习阵法,要亲自看一看演习的效果。孙武把嫔妃分成两队,叫吴王最宠爱的两个美姬分别担任队长,每人各拿一把戟。孙武向她们说明左、右、前、后的方位,并要求她们按命令向指定的方向看,不得违背军法。嫔妃们都说“行!”布置完毕后,孙武便击鼓发令向右。嫔妃们却嘻嘻哈哈,不听命令。孙武说:“规定不明,号令不清,这是主将的责任。”于是又重申号令,然后击鼓发令向左。嫔妃们嘻笑如前。孙武说:“既然号令已经重申过了,你们仍不执行,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就下令要把左、右队长推出斩首。站在高台上观看演习的吴王吓出一身冷汗,急忙传令向孙武讲情说:“我已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我没有这两个爱妃,连吃饭也不知什么味道,希望不要杀掉她们。”孙武说:“臣既然已经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履行职责,君主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说完,就杀了这两个妃子,让下两名宫女担任队长,重新击鼓发令。宫女们个个规规矩矩,一举一动完全听从号令,队伍整整齐齐,没有一人敢发出声音。孙武便派人报告吴王:“兵阵已经操练好了,大王想让她们干什么,哪怕是赴汤蹈火,也能做到。”吴王深知孙武善于用兵,于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任命他为将军。

  孙武为将之后,不但为励精图治的吴王治军讲武,勾画富国强兵的蓝图,而且在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为吴国西向打败了强大的楚国,攻入楚国的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城南)。周敬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84年),又协助吴王在齐国的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之战中重创齐军。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吴王约晋定公等诸侯国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吴王代晋而成为盟主,吴王从此名显诸侯。这就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所说的孙武助吴王“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之事。之后,吴王夫差当政,国事紊乱。孙武的事迹已不见史书记载。据《越绝书》称,江苏吴县东门外,建有孙武的坟墓。看来孙武很可能是隐退山林,终老其身了。

  (2) 不朽的兵学巨著

  孙武之享有盛名,不仅在于他的军功,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共13篇,5900余字。《孙子兵法》问世以来,中外版本多达数百种。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为迄今最早的兵书,惜为残简,难窥全貌。现存最重要的有南宋《十一家注孙子》本,宋刻与宋抄《武经七书》本,以及西夏文和满文本(见图7、图8)。国外有日、英、俄、德、捷等20余种文字译本。

  《孙子兵法》内容完备,结构完整严密。全书把战争和军事问题,分作13篇加以论述,各篇既能独立成章,又有密切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内容以战争、战略和作战指导为核心,并旁及其他问题,逐一展开论述。该书认为,战争(孙武以“兵”字来表述)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必须慎重对待,其明确表达了孙武备战慎战的思想。这一思想反映在作战指导上,则表现为“全胜”的理论,也是全书的精华之所在。它要求当权者在进行战争时,必须要有胜利的把握;只有一般的把握不行,必须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取得完全的胜利,即必须要有“全胜”的把握。

  “先胜而后求战”是达到“全胜”的前提。所谓“先胜”,就是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战前,就要对决定战争胜负的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以及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计,做全面的分析比较,准确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优劣,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夺取战争胜利的指导方略。这就是孙武所说的“知彼知己”的思想。要做到“知彼知己”,除了要善于观察分析有关敌军的各种现象和动向(孙武称作“相敌”)外,还要通过“用间”(即派遣间谍)的手段获取敌情,他把“用间”提到了“三军所恃而动”的地位。在观察、分析、比较敌情的基础上,战争指导者一方面要努力创造取胜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千方百计地消除自己的弱点,不存任何的侥幸心理,切实做好一切准备,挫败敌人的进攻。这样敌人就无隙可乘,无懈可击了。与此同时,还要在军事部署上,拟订周密的计划,考虑多种击败敌人的作战方案,这样就不怕敌人的突然袭击了。这就是孙武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即先要做到不会被敌人战胜,以等待机会战胜敌人的思想。

  争取主动是达到“全胜”的必要条件。孙武指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要求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在战争中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对于实力优势较大的军队来说,并不难做到。只要指挥无误,官兵善战,就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对于实力并不处于优势的军队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如果战争指导者能够正确进行指挥,恰当地部署和使用兵力,把战斗力蓄积和蕴育起来,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好像拉满的弓弩待敌而发。尔后捕捉战机,让这种战斗力在极短的时间和距离内,以突发的形式爆发出来,如同激水漂石,雄鹰搏鸟一样,出奇制胜,使敌人措手不及,束手就缚。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任势”,即: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势险”、“节短”的有利击敌态势,稳操取胜的主动权。

  战争指导者还要善于运用“动敌”,即调动敌人的手段,使本来不易歼灭的敌人成为可以歼灭的敌人。对于深沟高垒的敌人,要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法,把它调到野外消灭之;对于急功冒进的骄纵之敌,要“避其锐气”,待其疲惫之时消灭之;对于盲目来攻的敌人,诱使其选择错误的进攻方向消灭之。要能“动敌”,就要采取“示形”,即制造假象的战法,迷惑敌人,使之发生错觉和采取错误的行动,将真相暴露无遗,最后为我所歼。在暴露敌人真相的同时,还要做到“我无形”,即把自己的意图隐蔽起来,做到隐形匿迹,保持己方的行动自由和击敌的突然性。“避实击虚”、“以众击寡”,是《孙子兵法》关于集中兵力,造成相对优势,战胜敌人的精彩论述。孙武用“水之形,避高而趋下”的生动比喻,要求指挥员指挥自己的军队,避开敌人防御坚实之处,攻击敌人守备薄弱之点,造成“以石击卵”的凌厉攻势,迅速歼灭敌人。

  灵活多变的战法是达到“全胜”的手段。孙武所说的灵活多变的作战指导,主要表现在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多变的战法两个方面。正确使用兵力是要指挥员“识众寡之用”,就是根据兵力对比的不同,采用不同的作战手段。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等。在战法变换方面,孙武要求战争指导者战法须灵活变化,计谋须不断更新,使敌人无法识破我在军事部署上奥妙机密之所在;驻军要常换地方,进军要多绕迂路,使敌人不能猜测我之意图;对不同的天候、地区、地形,以及对水战、火战、山地战,也要采取不同的战法。

  良将精兵是夺取“全胜”的根本条件。《孙子兵法》在开宗明义的《计篇》中,把“智信仁勇严”的良将,以及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大的精兵,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夺取“全胜”的根本条件,这也是孙武治军思想的核心。孙武认为,两军相争,较量智谋为先,角逐实力居次。作为一个贤明的良将,必须要有良好的品德修养,洞察关系战争全局的大事,通晓战争发展的进程,熟谙战争的指导艺术,明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善于因时、因地、因敌之变而制胜。委任这样的将帅,去统率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大的精兵,才能夺取战争的“全胜”。

  孙武认为,战争指导者运用武力的手段,取得百战百胜的结果,还不是最佳状态的“全胜”。最高明的军事家是善于运用高超的谋略,打破敌人的谋略,破坏敌人的战略企图,使之不攻自破;或者运用外交手段,瓦解敌人的外交联盟,扩大自己的外交影响,争取更多的盟国,使敌人孤立无援,从外交上战胜敌人。这样才能算是最佳状态的“全胜”。也就是孙武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

  《孙子兵法》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普遍的重视和流传。韩非在《韩非子·五蠹篇》中说,战国时“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司马迁称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第一个注释和阐发《孙子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指引人们领会书中“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之真谛。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认为,《孙子兵法》是“纲领精微”的“上乘之教”。茅元仪用“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两句话,概括了《孙子兵法》在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上承先启后的作用。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认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毛泽东同志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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