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战争·第三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一、战争是如何进行的
要弄清楚苏联对战争是如何指挥和领导的并非易事。
诚然，对于在苏维埃制度结构内部掌握实权的各种机构的性质和作用，苏联历史学家提供了大量的详细材料。
但是，他们对这些机构的工作情况却极少吐露。看了那些材料后，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这些机构从来不曾因意见分歧而分裂，它们的成员总是当机立断地知道该做些什么，而且他们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使一切问题看起来都十分光明，并由于坚定不移的决心和相互间的了解而受到鼓舞。至于这些机构负责人员的个人作用，苏联历史学家的笔下是更加慎重的。说得更准确些，在斯大林去世以前，他们笔下的这些人物，似乎完全处于那位巨人的主宰之下，他是列宁的继承者，生前已经成为传奇人物。反对“个人迷信”的运动一开始，关于斯大林作用的议论多了，但是仍然没有作仔细的分析或估计，而且，除了赫鲁晓夫的短短几年以外，他的同僚们仍然是一些在斯大林身影下毫无光彩的人物。另一方面，对苏联共产党则是进行毫无节制的和不加区别的赞美，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党，而党则是一个匿名的集体，组成这个集体的人姓甚名谁是根本不提的。由于苏共的某些组织机构(如共产国际)保密严实，要分析苏共的确切作用就更加困难，至于秘密警察和情报机关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说，表面一套而实际是另一套的现象，在苏联更甚于其他任何地方。在原则上，苏维埃体制仍然有效，继续在行使职能：预算是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协定是由它批准的，但是看来它对重大问题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大量的决议，各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作出无数的决定，但仅仅是在民政范围之内，简言之，就是在日常事务上。
指挥战争和解决战争中大量问题的权力，交给了苏共中央委员会早在1941年6月就已建立的一些新机构。既然共产党在苏联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各级执行机构的所有高级岗位，就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另设这些机构。事实上，即使在战前，政府的每一个方面就已经是条条渠道通到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斯大林了。而且由于苏共总书记生性多疑和狠毒，已经进行过无数次的清洗，所以看起来也绝不是因为要把不称职的人员革职而在战争时期实行大改组。设立这些新机构，大概是为了能够把新的任务更有效地集中到为数更少的人手里，加强几个精心挑选出来的领导人的权力。至于这些人是按照什么原则被选中的，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十分可能的是，主要因为他们得到斯大林的信任。
总之，战争一切方面的指挥是由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负责的。国防委员会有权发布在战争期间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它的权威遍及国家和党的一切组织。人们不禁联想到法国大革命中的公安委员会，不过却没有国民公会，因为国防委员会只对它本身负责 [ 译者注：国民公会，或译国民大会，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4)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兼有立法和行政权力。公安委员会是当时实际的革命政府，但要向国民公会报告工作。 ] 。
其他部门一概只具有执行的权限。不过，国防委员会并没有另立新的工作系统。它通过正常的国家机器行使权力。比如，它通过计划委员会控制了转入军事生产轨道的计划经济。对于它认为是紧急的——虽然在正常时期看起来可能是次要的——问题，它直接作出决定，例如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决定在拉多加湖敷设油管以供应这个城市。
国防委员会还在最高统帅部的协助下控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成员有各军种代表，也有专门为此而提升为苏联元帅的高级党务官员，如布尔加宁。最高统帅部制订战略，为各条战线调配部队，掌握战略后备部队；它作出的决定由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执行，后者完全由各军种代表组成。
国防委员会过问一切事情。它派全权代表前往各个共和国、各条战线和工矿企业——例如1943年派代表到卡拉干达解决煤矿危机，在这一点上，人们又会联想到国民公会代表们的“特殊使命”。
其他新设机构只承担局部性的次要任务，或者是做鼓舞士气的工作。所以，什么地方形势危急了(例如斯大林格勒)，就在那里设立地方防御委员会，什么时候认为有必要，国防委员会就成立新的人民委员会或者新的部——例如为了生产坦克和迫击炮就曾这样做过。
在基层，地方苏维埃、工会、共青团和生产合作组织的任务是，代表官方在人民中间起骨干作用，鼓动人们去满足战争的需要。所以，总共有一百万成员的各地方苏维埃为军队张罗保暖的被服，帮助照顾军属，还要维持社会治安和纪律。工会致力于增加生产；共青团有九百万团员，源源不断地为军队培养和输送经过初步训练的新兵。另外还成立了一些新机构，它们各有专职，但总目标是一致的，如“保护和发展航空和化学工业”的机构。
二、斯大林的作用
在所有这些方面中斯大林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准确做出估价，我们就必须弄清楚他在国防委员会作出各项决定的过程中起了多大作用，必须判明有哪些决定是别人提出主意而由他批准和承担责任的。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至少就我们法国人而言，这一步是做不到的。他无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甚至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不过那只是在一个封闭得很紧的世界——俄国共产党内，才可以这样说。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组织，并使人们听从他的指使。在这个世界之外，他的见识就贫乏得令人吃惊；他从未到过国外，也不懂任何别国的语言；他的思想同他的作风一样呆板。一句话，看来他理应得到这样的称呼：“列宁的同志中间最平庸的一个”；而正是这一点，使他得到了苏共总书记的位置，因为他的同僚们对托洛茨基坚强的个性感到担忧。他从这个中枢位置耐心地布下他的蛛网，并从克里姆林宫几间房子的有限空间中控制所有的丝头。他在克里姆林宫中过着简朴的生活，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苏联及其共产党伙伴们。要达到并保持如此程度的权力，斯大林不得不是一个道德信条甚少而富于心术、善于玩弄计谋和冷酷无情的人；他通过罗织惊人罪状的方法，使对方声誉扫地，从而逐步消灭了所有真正的和想象的敌手；他把他信得过的人安插在政府机器的每一个重要岗位上。就这样，他靠他的统治才干和在人们心中造成的恐怖感，保证了他的权威的长存，从而巩固了这种权威。
可是，这时他的政策却遭到了最严重的挫折。事实已证明，他既未能预见、也未能防止德国的侵略。他的政策已经完全走向反面，以致他的权威似乎有垮台的危险，布尔什维克革命将要化为泡影，苏联本身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威胁。看来斯大林是善于玩弄手腕的，就在这个时候他居然更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权力，顶住了无论是敌人还是党内受过他害的人对他的一切反击，而且真正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他和共产党政权的周围。
他仍然是政府首脑和党的领袖，非但如此，还成了斯大林元帅、苏联武装部队统帅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于是，一切可否都取决于他，凡是重要的措施，没有一件不经过他的指示或批准。他亲自出马同罗斯福和丘吉尔打交道。附带提一句，在英国的议会制民主、美国的总统制民主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之下，对战争的指挥和对全国的领导居然象在德意的极权制度下一样，由一位非军人领袖独揽大权，向军队发号施令，这多少有点令人奇怪。而滑稽的是，只有在军事独裁下的日本，倒还存在某种共同的权威。总之，斯大林在苏联肯定居于支配一切的地位。不过，从丘吉尔或罗斯福的行动中，人们还能够分得出他们有几分错误和几分成绩，对斯大林就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分析了。
成立那些新机构看来有三重作用。有了这些机构，斯大林用不着通过办事繁琐和缓慢的政府的、行政的或党的渠道，就能在自己身边集合一批不可缺少的专业顾问(如科学家)，哪怕他们并不是资历很老的共产党员。有了这些机构，正常的苏维埃机构就可以陷入假死状态，使它们不能成为反对或敌对势力的渊薮。不论它们本来就多么无足轻重，这下就更不必放在眼里了。而且，在俄国遭到挫折的新局面下，它们可能是想在国家大事上起更大一些作用的，随着那些新机构的出现，这种希望也就完全消失了。最后，这些新机构似乎表明政权的性质在起变化，它同民族更加一体化了；它不再是专制的和革命的，而成为只是苏联各族人民击退侵略者的意志的喉舌和工具。
因此，一种博取国内外对苏联领导人信任的门面就建立起来了——国外的人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信任远不是普遍的。唯其如此，我们才看到一部坚毅的宣传机器，把扩音器甚至装到了苏联腹地，播送斯大林沉着而慈祥的声音，在发生危机或者真正危险临头时，发出通告或告示。他宣传得特别广泛的形象是，和蔼可亲、面露微笑、富于自信的“人民之父”，充满了沉着镇静的力量。这种形象甚至迷惑了见过他的英美人士；他们原以为要看到一个满脸专横的暴君，结果却发现他性格愉快，善饮，虽然精明，但是平易而坦率，总之，是一位令人喜欢的人物。这是艾登和霍普金斯在回忆时描绘的形象和印象。丘吉尔与罗斯福在战时通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们用人们所熟悉的昵称“约大叔”来称呼他。
对于国际共产党说来，也必须象它的领袖那样，消除它过去所引起的敌意，使自己在国内外博得尽可能大的支持。
三、俄国新民族主义
即使在战争未开始的时候，希特勒的威胁也已经促使苏联政治领导人一反政权初建时期的做法，强调起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来了。于是，一座神秘的俄罗斯名人的圣殿建立起来了：亚历克塞·托尔斯泰歌颂了彼得大帝的功业；艾森斯坦回忆了伊凡雷帝的事迹；托尔斯泰和柴可夫斯基由于描写和颂扬过反拿破仑的圣战而恢复了名誉。在法国，共产党不再劝告人们拒绝为祖国而战，也不再斥责历史上的种种光辉业绩是牺牲劳动人民。只对少数人有利的东西，而宣称全体人民都是值得赞扬的。就这样，多列士曾指出，法国的教堂和凡尔赛宫都是属于人民的，因为它们毕竟是人民所建造的。
这股趋势由于德苏条约的签订而暂时停止了一阵，但是等到这两个缔约国一破裂，立即恢复了劲头，而且更加迫不及待。1941年11月6日，斯大林在红场的阅兵式上说：“你们在进行的是一场解放战争、一场正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可以从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亚历山大·苏沃罗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事迹中寻求启示！”1942年7月29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告恢复库图佐夫勋章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再加上列宁勋章——列宁由此就成了同一个俄罗斯民族历史上标准的和理所当然的继承人。
相反地，如果现在继续用“法西斯”这个有时已成为匪徒的同义词来描写入侵者，这首先是指他们企图掠夺苏联的财富，特别是小麦和石油，并把苏联人民当成奴隶来役使。所以，苏联人民是既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也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战，其中包括给了他们这两者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这当然是苏联的民族感，但是首先是俄罗斯人的民族感。作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在战争结束时大事颂扬俄罗斯民族，并愉快地承认它是苏联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和媒介。
宗教感情的力量也没有被忽视，谢尔盖大主教鼓励俄罗斯正教徒为神圣的俄罗斯而战，虽则布尔什维克政权一向是反对宗教的。《国际歌》已不再是国歌了。西蒙诺夫在一首诗中写道：“祖国啊……原野上有着我们祖先踏出的道路，俄罗斯人的坟墓上竖着木制的十字架。”
在红军中，一些老传统已经恢复，将军衔和元帅衔同1917年被革命者从沙皇军官制服上撕掉的肩章一起又出现了。在斯大林格勒鏖战期间，以保证军队服从党的指挥为职务的“政治委员”，改成了“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司令员”，这样一来，司令员指挥起来就不那么棘手了。
拉兰曾经分析了宣传俄罗斯战士崇高品质的“战士作家”——肖洛霍夫、波洛约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吉洪诺夫——的全部流行作品；很多歌曲是赞美“喀秋莎” [ 译者注：二次大战期间苏军使用的一种火箭炮。 ] 的功绩的；“基辅的中古俄罗斯武士从长期的沉睡中苏醒了，再次抵抗入侵者”；喷气动力的火箭炮取了“伊凡雷帝”的绰号。政府通过“全苏人民创作之家”，倡导和鼓励这种高涨的情绪。总而言之，半自发、半官方鼓励的巨大爱国热情充满了苏联各族人民的胸臆。
四、解散共产国际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一项长篇大论的决议，宣布解散通称共产国际的这个莫斯科借以指挥世界各地共产党行动的组织。虽说在它之前已经解散了国际共产主义工会联合会(即职业国际)和国际农民联合会(即农民国际)，但是共产国际的取消完全出人意料，轰动一时。安妮·克里格尔曾经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虽然是从《真理报》上才获悉这一消息的，但是早在德苏签订条约时，斯大林为了不让希特勒害怕，就已经在酝酿这项决议了。所以说，这个决定是斯大林作出的，事先只作了少得不能再少的磋商。
斯大林本人在一次接见路透社记者时对此作过一番解释，但那是说给外国人听的 [ 注：参阅安妮·克里格尔：《共产国际解散》一文，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评论》1967年10月号。 ] 。他指出，这个步骤消除了“所谓苏联干涉他国内政的谎言”；这项决定表明，说什么“各国共产党并非按照本国人民的利益行动而是听命于国外”，是多么没有根据的诽谤；这项决定能使“热爱自由的各国的爱国者团结本国一切进步力量……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这项决定还有利于各国之间建立“反对希特勒威胁的国际阵线”。可是这个决定的象征性意义如此重大，以致尽管多列士徒劳地举马克思和恩格斯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为例来为之辩护，据马尔蒂说，老革命家们还是“一边流着泪，一边签字”。不过，他们还是全都屈服了，接受了这个决定。
看来，这个措施是放弃了(至少暂时放弃了)苏联关于世界革命的目标。共产国际在活动上遇到一些困难，这也许是它解散的原因之一，但是走这一步的原因，肯定是为了使一些国家放心，首先是要使苏联的英美盟友以及各被占领国内的非共产党抵抗运动放心。事实上，这是苏联对各国的民族阵线的贡献。戈培尔责骂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同财政寡头又一次可恶的勾结，这话倒也没有说错。尽管丘吉尔对斯大林的意图表现出有点怀疑，但是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肯定是那样理解该项决定的。至于法兰西抵抗运动，下面摘录一些法国地下组织——非共产党的，也有些还是反共的——对苏联政策这个急转弯的看法。《保卫法国》写道，“解散共产国际，意味着苏联已放弃了指挥各国共产党革命的主张；各国共产党今后能适应本国政策的正常方针了。”“自由射手”要人们注意斯大林的这句话，“苏联将让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治理自己。”“地下军”的报纸《第四共和国》批评了那些坚决认为“斯大林企图使世界布尔什维克化”的人，“因为苏联的政治家很明智，不会去追求虚无飘渺的东西”。一句话，法兰西抵抗运动认为，法苏建立持久的联盟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甚至认为这种联盟非常可取。
斯大林要使苏联不再被全世界看成洪水猛兽，也希望各国共产党在它们本国有个体面的地位，这个目的他已经达到了。但是共产国际纯粹因为策略性考虑而消失，并不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控制有任何削弱，它只是在内部把责任转移一下而已。
五、苏联与各国共产党
事实上，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前，各国共产党就已经根据从莫斯科得到的指示而采取“民族的”态度了。从1941年7月开始，英国共产党组织演讲会和集会鼓励军事生产，它宣布英国工人应该坚定地团结在联合政府周围，殖民地人民应该暂缓提出独立要求，并认清当前的任务是打败希特勒。英共对甘地的目光短浅和固执己见表示遗憾，印度共产党在宣言中也附和了这种批评。后者1942年9月在它第一次非秘密会议上通过的这个宣言中宣称，“印度愿为盟国事业效力”。英国共产党还曾要求参加工党，只是因为工党拒绝才未果。
美国共产党规劝军事工业部门的黑人把要求在军事工业中“同工同酬”的运动停下来，因为照这样实行的话就会危害生产。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因为号召黑人继续进行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被美共报纸《工人日报》斥为鼓吹法西斯主义。一位美共领袖写道，美国已不复存在任何按经济划分的阶级，只存在美国人民。“美国、和平、动员”运动仅仅把名称改成了“美国人民动员”运动，宗旨就根本相反了，但缩写完全一样 [ 译者注：“美国、和平、动员”(America，Peace，Mobilization)与“美国人民动员”(American People’s Mobilization)的缩写均为“A．P．M”。 ] 。
莫斯科的指示继续通过无线电发向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因此，莫里斯·多列士、安德烈·马尔蒂和让－里夏尔·布洛赫都从莫斯科电台向法国人民发表讲话，但是更为机密的电报则由地下的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听。
一批批流亡的共产党人留在莫斯科听斯大林使唤，这些人只是充当他的棋盘上的卒子，他时而把他们扔在一边，时而叫他们抛头露面。芬兰的库西宁虽然在本国遭到失败以后被打入了冷宫，但是波兰的贝鲁特、罗马尼亚的安娜·波克、匈牙利的拉科西、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德国的皮克和乌布利希、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和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全都保留着，等待自己的时机。共产国际并未真正消失，只是归化了俄国而已。对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不再由一个徒具独立名义的国际组织签发，而是改由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机关来签发了。这些指示不再是为了世界革命，而是为了苏联。只有苏联得救，争取实现世界革命的斗争才可能重新开始。
俄国以外的共产党的任务是促进凡是有可能减轻当时德军对红军的压力的民族抵抗运动，并各自在本国组织班底，准备在解放时分享一部分权力或者接收全部权力。对于其国土已被红军夺回来的国家里的共产党，当然更加要重视一些。但是，只有南斯拉夫是例外(也不过是有某些保留而已)，其他共产党任何时候都全心全意地拥护苏联的政策，全都在苏联对盟国的关系上忠诚地支持它，尤其是在争取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
举例说，法共地下报刊从未停止过在一切问题上支持苏联，不论它的政策如何变化。《人道报》歌颂俄国士兵是“捍卫自己的土地、自由、生命和祖国的公民”；苏联进行的战争是“为人类争取自由与尊严的圣战”；所谓布尔什维克制度侵犯私人财产的说法是“法西斯”的言论，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拙劣宣传”。至于民族自由，那么，苏联“对其他国家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它曾不止一次表现出尊重民族自决权利”。由此种种，雅克·杜克洛得出结论：“法国举国一致希望与苏联缔结类似捷克斯洛伐克已经缔结的那种条约”。
然而事实仍然是，既然参加了爱国的斗争，既然在吸收新党员时以他是否参加抵抗运动而不是以他的政治信仰为主要标准，既然大力推崇因为英勇参加敌后斗争而获得盛誉的人，既然宣传并且实行最广泛的民族团结的原则，那么，对共产党人说来，其性质就不可能不有所改变。在沦陷的国土上指挥军事行动的领导人，同客居苏联太久、以至于不免在相当大程度上脱离本国现实的流亡者不会总是同心同德的。作为预示未来发展的一个迹象，克里格尔要人们注意陶里亚蒂早在1943年7月就提出的“多中心论”。陶里亚蒂号召各国共产党战后通力合作，并建议实行区域协议，而这种协议只能以削弱同莫斯科的纽带为代价才能得到发展。然而，俄国共产党党员也正在为这场爱国主义斗争毫不吝惜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深愿同苏联各族人民生死与共。那么，难道俄国共产党本身不会受到这场爱国斗争的影响吗？尤其是，在保证充分而及时地为红军生产高质量的武器方面，俄国共产党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六、苏联由于被占领而遭到的经济损失
在1940年，苏联生产铁矿砂近三千万吨，生铁一千五百万吨，钢一千八百余万吨，煤一亿六千六百万吨，石油三千一百万吨，电力四百八十亿千瓦。某些部门——机械和机床制造工业——的工厂设备是现代化的，产量也高，铁矿、煤、石油蕴藏丰富，前途无可限量。
但是就在战争爆发前的那段时间，这样的经济潜力并没有用来制造足够的武器把红军好好装备起来。今天苏联的历史学家把这归咎于斯大林，因为，据他们说，他直到1941年6月6日才发布了战争生产动员计划，而这个计划到1942年年底才开始实施。1940年，德国的新式飞机产量是一万零二百五十架，苏联却只有几十架。苏联的坦克生产情况较好，在1940年为将近二千八百辆，但仍然不敷需要。四十七毫米反坦克炮已停止生产，据说责任也在斯大林。五十七毫米反坦克炮的生产计划已经批准，但是这时尚在制造阶段。
苏联的冶金工业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主要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附近，以及乌克兰。这些地方，或由于被占领，或经历了战事，或在“焦土”政策下有意加以破坏，使苏联损失了工业设施(大小工厂及仓库)三万一千座，铁路四万英里以上，机床十七万五千台，汽锤和锻压机三万四千台，高炉六十二座，平炉二百一十三座，织机四万五千台。在被敌人占领的城镇，百分之五十的住宅区被毁或遭到严重破坏；九万八千个集体农庄、一千八百个国营农场、二千八百九十个机器和拖拉机站遭到摧毁。
从1941年6月到11月，六个月之间，工业总产量下降到了只及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四十八；尤其是黑色和有色金属延压板以及轴承这两项对武器制造必不可少的物资，在混乱中生产几乎完全陷于停顿。
生产的这种灾难性的下降以1942年为甚。煤产量1941年为一亿四千二百万吨，1942年降到了七千五百万吨；生铁从一千八百万吨降到了五百万吨；钢从一千三百八十万吨降为四百八十万吨。
地区与地区之间．煤矿与工厂之间的正常运输突然中断；敌占区以外的工厂有些已经得不到煤的供应；还有些工厂因为没有运输工具，产品运不出去。在农村，耕作倒退到了原始方式；犁具是手扶的，农具是手工制作的；最习见的工具和最普通的产品也贵如黄金。在这种浩劫之下，使苏联得救的是它的地理位置，是苏联领导人的决心，是人民的勇敢和惯于吃苦耐劳的特性。
苏联幅员辽阔，从乌拉尔以远的广大地区，使敌人鞭长莫及，问题是如何争取足够的时间和想出办法，把人和机器送到那里，扩大在五年计划期间已在那里建立的工矿企业。同样，苏联人口众多，人力是无穷的，但是还必须把妇女和农民训练成熟练的工人——1937年苏联参加生产的人口中间仍有四千万是农业劳动者。为了取得原料，政府对非占领区的贷款增加了一倍；象特种钢这样的一些工业部门被提到了优先地位；在矿区近旁纷纷修建起新工厂。总之，政府在设法调度和指挥生产。然而还有两个极大的问题：工人和机器需要向东疏散，人力需要动员和训练。
七、工厂东迁
1941年6月24日，战争开始刚三天，苏共中央委员会就成立了疏散委员会，先后由卡冈诺维奇和斯维尔尼克领导，柯西金协助。6月27日，政府通过法令，确定了疏散计划的纲要，颁布了第一批措施。事前安排之及时和采取决定之迅速都是颇为惊人的。在离敌人威胁尚远的时候，工厂就已经疏散开了。正如吉罗所说的，“要末就是政府机关立即意识到了前线在崩溃，迅速采取了对策……要末就是它们遵循深谋远虑的策略，……将在腹地深处作战。”可以肯定，象这样影响深远而又错综复杂的决定，需要作周密的考虑，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策划出来。大量的计划工作一定在事先已经有了方案。所以，人们不禁想到，1941年7月苏联的反攻，也许就是为了保障这些计划的实施。因而斯大林在这件事情上的行动看来是英明的，应该记下他的这份功劳，尽管现在人们一提起他的时候就是一片非难之声。
疏散工作之所以能够进行得较为顺利，的确是靠苏联在战前的经济方针，靠几个五年计划，靠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 [ 译者注：指土库曼、乌兹别克等共和国。 ] 的就地加工。西部的一些工厂——机械、化学和石油工业——在上述那些地方都有其“孪生”厂，所以有些工厂一迁到那里，现成的厂房就已经在等着它们了。例如，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和哈尔科夫的柴油机厂同车里雅宾斯克的拖拉机厂合并就成为苏联最大的坦克制造厂。
尽管如此，工作仍然非常艰巨。疏散委员会分成三个组，分别负责工厂迁移、人员遣送和交通工具，但是事实上这三部分工作是紧密交错的。1941年10月16日作出莫斯科疏散的决定后，就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组织好政府各部和十五万人的疏散工作，当时连地铁的车辆也用上了。
从1941年7月至11月，使用了一百五十万节车厢，向东疏散了人员一千万，其中莫斯科地区的有二百多万，工厂一千五百二十所，其中一千三百所是规模极大的厂；四百五十座工厂迁到了乌拉尔，二百一十座到西伯利亚西部，二百五十座到中亚细亚。在这六个月间，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克里沃伊罗格、哈尔科夫、顿涅茨(当时已在敌人炮击下)、白俄罗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重要工厂全都拆迁到了别处；至于有多少工厂比较完整地落入德国人手里，那就说不上了。1942年德军的夏季攻势导致了第二次疏散高潮，但规模较小，涉及的城市是斯大林格勒、沃罗涅什、罗斯托夫和克拉斯诺达尔。工厂迁到疏散地与当地现有的工厂合在一起，生产就迅速恢复了。苏联历史学家举过一些例子：第聂伯的一座工厂从拆运到重新投产只用了二十天；一座飞机制造厂在拆运到新地点后只过了两个星期就开始生产飞机了；在1941年近年底的时候，从列宁格勒迁移到乌拉尔的工厂开始把重型坦克输送到前线。但是有些联合企业规模太大，无法保持原样迁移，只能按专业拆为几部分；所以，欧洲首屈一指的莫斯科轴承厂分散到了古比雪夫、萨拉托夫和托木斯克三地；按原计划，拆开后的各部分应分别提供特定的产品，但是调整期势必就要长得多了。
建造新工厂所需要的时间显然要长些，但是速度之快也为战前所未见。建立高炉在战前需要两年半，这回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只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很快就见了效果。到1942年3月，军工生产已经赶上了1941年6月的水平，在当年年底又超过了这个水平。这时，苏联军备产量已经高于德国，虽然坦克和飞机的产量超出有限，可是火炮产量等于德国的四倍；新铺铁路达六千余英里。这毫无疑问是一大成就。正如一位美国记者说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击败了鲁尔。”
根据沃兹涅森斯基草拟的计划，这场艰巨的努力极大地修改了苏联的经济地理。沃兹涅森斯基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在使形势适应当前的变化方面，他是一个最能胜任的人。如果说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由于位置偏僻，所以发展的程度就数量而言还比较有限(但是生产力也等于原来的十倍多)，那么，乌拉尔地区在战争结束时已经完全改观了。旧工厂，有的甚至是十八世纪的旧厂，这时已经现代化了；新建的高炉有十一、二座，电炉以及轧钢厂也有几十座；乌拉尔生铁产量提高了将近一倍；钢产量上升了百分之六十五，铁板上升百分之五十五。
经济上的这一胜利，当然有政府部门和苏联科学家的很大功劳，但是胜利的取得，也只有靠人民流汗和吃苦耐劳才有可能。人民为这个胜利历尽了艰辛。
八、人的努力
苏联历史学家当然并不贬低人的努力；相反，他们对此颂扬备至，认为这是苏联人民感激和热爱苏维埃政权的表现，同时也是人民压制不住的爱国精神的明证。然而，他们强调的主要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生产上的功绩，而不是人们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他们对这方面的描绘，同他们对疏散工作组织者的很公允的好评(其实也就是对苏共的好评，因为一切功劳都归于党)相比之下，未免显得有点矛盾。
关于人们的苦难，我们通过某些事实可以知其大概。对这些事实，吉罗曾认真核对过并提请大家注意，1941年12月13日，在兹拉托乌斯特的一次党的会议上，书记遭到了失职的批评，原因是给工人的口粮不够；1942年4月，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各工厂要分担国营农场的农业生产，工人在休息日须到田间劳动；还有一项决定是准许工人把自己种植的蔬菜瓜果拿到集市去销售，无疑有许多工人没有等到这个通知下来就已经在这样做了；在1942年年底，菜农增加了五百万。劳动时间增加了，假日取消了；这样，集体农庄成年劳动者每年的工作日在1940年是二百五十五天，1944年增至三百五十天。为了刺激生产，在工资和口粮上实行了相当大的差别待遇。
苏联历史学家卡达耶夫说，从1943年到1945年，苏联物价下降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假定此话可信，那么人们就不禁要问以前物价的上升情况究竟怎么样，也不禁要想当时物价上涨之猛一定到了工资已无法追上的程度。物质生活条件——住房、医疗、饮食、取暖、学校——至少在1943年以前都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因为在当时的计划上这些还排不上重要位置，因为东迁的人有一千万人之多，还因为其中的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相当大——来自莫斯科的儿童有六十万，列宁格勒的有三十万。正如吉罗所写的，如实介绍这些不可避免的困难情况，“决不会使苏联人民的英雄气概有所逊色，事实上恰恰相反”。
实际上，牵涉的问题是十分庞大的，而且必须又快又协调地加以解决。仅仅调遣劳动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分配得尽可能的恰当——必须从一种劳动改为从事另一种劳动，如原来属于第三部类 [ 译者注：第一、二、三部类，分别指农业与矿业、工业、社会服务行业。 ] 的人员调到工厂，成了从事军工生产的工人；重要工业的人手不够，只能把社会上某些部门的人员全部调来补充；而这种临时凑数的劳动大军，又必须经过适当的训练，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
需求是不可胜数的。1940年9月，苏联共有职工两千零五十万，其中有六百万住在被入侵地区；熟练工人已经按照技术的重要程度依次东撤，但是数量不足。所以，那些最需要补充人力的部门，却缺乏合格的人员；重工业中技术工人的人数从四十五万减少到了二十四万人；航空工业中熟练工人最多只及1941年初的三分之一。“人力统计和分配委员会”在1941年年底对它的需要是这样说的；已疏散的工厂缺少工人二十一万五千人，其中坦克工厂缺四万五千人；兵工厂缺六万四千人。这种人力缺乏的现象后来必然更加严重，因为红军一则对兵力的需要量增加了，二则不断有伤亡，而无论是扩充还是补充，都只能从工人中间进行动员。
人力不足问题在苏联战时经济中是一个始终存在的因素；整个经济部门的劳动人口在1940年是三千万，1945年只有二千七百万，即百分之八十七；产业工人和职员从一千一百万减到了九百五十万，即百分之八十六；一般工人从八百三十万减到了六百三十万，即百分之七十六。1942年减少得特别急骤和惊人：重冶金工业的职工人数下降到了不及1940年的一半，技术人员(工程师和技师)甚至缺得比工人更多和更严重。情况直到1943年才开始好转，但是始终没有改善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程度。
增加劳动时间最初是为了临时应急，但是这样做的必然后果是每人平均产量下降。把第三部类的人员调到第二部类也起了一些作用，可是范围毕竟有限。把劳动力放在特别优先的生产上是另一个补救办法，于是，用在军火工业上的劳动力增加了，可是却削弱了消费工业。1942年年底飞机工业的工人人数上升到了接近1940年的水平，可是纺织业的工人人数只有1940年的百分之五十。这就是说，生活水平不得不下降。由共青团带头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确鼓舞了工人的热情和竞赛精神，但是其效果只限于精神上，而不是物质上；人的精力毕竟有其限度。
因此，解决的办法就是把社会上其他类别的人员调入劳动大军。其实，在战前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庄员被调去矿场工作时，这种转移就已经开始了。至于强迫劳动营，我们只能姑且不谈；对它们的数目和规模，我们更无从知道了，因为苏联历史学家对这个题目极其谨慎，虽然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不能议论的禁区了，可是要加以研究仍然是犯忌的。1942年2月13日，发布了动员全体体格健全的城市人口的命令。男人从十六岁到五十五岁，女人从十六岁到四十五岁，都属于动员范围，归“劳动力统计和分配委员会”调度。于是，又有了一千二百万名新工人可用于生产，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青年。1940年，妇女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为百分之三十八，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为百分之五十五，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到1943年已达百分之七十一。三百万妇女成了产业工人，她们构成纺织工人的十分之九，但是在采矿、石油化工、车削、焊接等工种中也有妇女参加。至于年青人，在经济部门中工作的十八岁以下的工人，1942年达百分之十五；七十五万名少女被派到了采矿、铁路和冶金部门。
这支劳动力并不是在本人所在城镇使用，而是集中到某些城市和工业中心。大多数情况下，为了节省运输，这样的劳动力是从各城镇附近地区的居民中间调来的；不过有时也单单为了某一项生产而调用一个地区的全体人民，例如规定某一个地方的居民全部转入采煤工业。到1942年年底的时候，城市劳动力应召成为正式工人的已近八十万；此外还有季节性工人一百四十万以上；有八十万青年送进了技术学校，因为，这支临时调来的劳动力的工作能力显然差得太远了。
盖茅屋、挖土、下田耕耘，都还比较容易。但是一旦厂房修复，机器运到，并且装配起来以后，就得有合格的工人来把工厂运转起来。1942年1月，莫斯科各工厂的二十八万工人中，受过适当职业训练的只有一万五千人。所以，苏共莫斯科中央委员会1942年在莫斯科一地就开设了冶金学校十一所，其他技术学校三十九所。
其结果是成功与失败参半。从1941年到1945年共有二百五十万熟练工人(或者据说是熟练工人)接受了训练。事实上，不可能始终把标准定得很高，新来的工人往往只是派到一个班组，由班组长或者资格老的工人教他们如何操作。在学校里，理论教育只有六个月，其余的就在工厂里学。在某些技能要求特别高的工业部门，这种训练上的缺陷始终未能弥补过来。
光凭组织工作并不能解决一切，光凭热情就更加无济于事了。拉斯卡特谈到，生产提高到了原来的五倍，甚至十倍。这种说法是很难令人同意的。不过他谈的也许是某些特别的事例，并且是与1940年时水平特别低的项目相比。然而，苏联的军工生产增加幅度的确相当大，苏联的工人的确在需要的时刻生产了“打赢战争所需要的钢铁”。
九、苏联的军工生产
由此可见，苏联的军工生产非常明显地分为几个发展阶段。宣战后，1941年这一年用来把工厂大规模地向东部疏散，因此这时的产量势必急剧下降。工厂需要重盖厂房或者进行调整，机器需要重新装配，往往又缺乏必要的动力。所谓“冬将军”救了苏联，正是从这个观点来说的。诚然，“冬将军”使重建工作减慢了速度，增加了困难，但是并未使它停顿下来，而势如破竹的德军却在它面前停了下来；如果德军继续推进的话，那末由于红军的失败，任何重建工作就都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了。
疏散工作在1942年继续进行，但是前此已经迁走的工厂这时已经投产了，大量劳动力已经动员起来，经过训练，开始工作。不过，1942年初生产下降到了最低水平，春季开始回升，到夏季恢复到了1940年水平。只要军事上不出现严重挫折——因此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系极为重大——经济上的胜利已经在望。
从1943年以后，推动力已经有了，生产就迅速而稳步地向前发展，但是整个说来，经济即使不真地是每况愈下，也仍处于停滞状态。某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向东部的转移并不是神丹妙药，也决不可能带来经济回升，只不过是保全命根子的最后手段而已。
根本事情是军火的产量，而军火的产量也的确是在继续上升着。首先，由于方法的改进或工人技术的大大提高，常常使产品缩短了生产时间，例如，1941年生产一架战斗机需要两万个工时，1943年只要一万二千五百工时；生产一门榴弹炮从四千五百工时减少到了二千四百工时，T－34型坦克从八千工时减少到了三千七百工时。看来这几个数字并非偶然的例外，但是也不可能普遍如此。
然而，供应各兵种的武器数量不断在上升，这确实成了普遍现象，到了1942年，苏联生产飞机二万五千四百架，坦克二万四千六百辆，野战炮近三万门，同期德国这三种武器的产量分别为一万五千四百架，九千三百辆和一万二千门。首先是战术飞机强击机和T－34型坦克，两者均已证明性能优良，故生产放在最优先地位——1942年7月至12月，T－34型坦克数量占百分之六十一。
1943年的产量继续上升，飞机为三万四千九百架(其中强击机一万一千一百九十三架)，坦克二万四千辆，炮十三万门。1944年，飞机四万架，坦克二万九千辆，炮十二万二千门。
据克拉夫钦科上校提供的数字，从1941年到1945年，苏联共生产军用飞机十四万二千八百架，坦克及装甲车十万零二千五百辆，火炮四十九万门，其中七十五毫米口径以上的炮九万二千门。这几个数字仅次于美国，大大超过英国和德国。在1943年以后，红军不但在人数上对德军占优势，而且在装备的数量上也掌握了优势，质量则不相上下。加之年轻的俄罗斯元帅们不乏战斗意志和高度才干，因为通往胜利的道路已经畅通。
显然，俄国国土的辽阔和它的气候保护了它没有象法国那样被德国的闪击战所摧垮。但是这两个条件的价值仅仅在于为俄国人争取了时间。苏联领导人无疑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它们。如果斯大林对种种挫折不能辞其咎的话，那么，在这些成就上也应记上他的功劳，似乎才算公平合理。不过更大功劳也许属于共产党，因为苏联的著作家一个接一个地这样说，而且不断地这样说。宣传成分也许是有一点的，但是他们说的也是事实。然而，苏联成功的原因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因为那已经暂时束之高阁。苏维埃政权在战前的成就也只是原因的一部分，因为那些成就大部分已经被入侵者占领或摧毁了。可是，苏共提供了完善的组织基础，提供了全体人民所需要的热情，说得更确切些，当苏共有鉴于动员行动所带来的种种损失而彻底整顿以后，整个经济机器立即就开始运转起来了。这是大力进行宣传工作的结果，也是散布在苏联各地的三百万共产党员以身作则的结果，他们不但善于宣传鼓动，而且能够指明道路。
| 苏联军工生产简要统计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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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能够向人们分配各种任务，并且唤起了民族感情，保证人人乐于贡献自己的最大力量。苏联人民学会在艰苦中努力奋斗，在大难中而不气馁，学会一边作战一边建设。不但没有人发国难财(经济集体化是一个保障)，甚至很难想象怎么能有人辜负国家交托于他的责任——无论是在沦陷区忍受痛苦，或在战场上服役，还是在后方坚持生产。地区之间——欧洲的俄国与亚洲的俄国之间——比较平等了。但是，最主要的，如吉罗所说：“苏联各族人民在苦难中，在战斗中，在烦恼中，最后在欢乐中，同甘共苦地团结起来了。”在俄国人民的心目中，苏维埃政权和党的形象提高了，因为它们已被人们认为是永恒的俄罗斯母亲的拯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