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的战争·第一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一、英国指导战争的方法
英国从1939年9月以来就一直坚守着阵地。它取得了经验，这对美国既有好处，也有压力。英国指导战争的方法是：既要尊重传统，又要朝前看的经验主义；既要使民主制度正常地运转，又要集中权力以发挥效率。这是在英国历史上具有许多先例的那种折衷办法的产物。
在整个战争期间，政府始终对议会和舆论负责。所以，丘吉尔不得不时时遭到议员们对内阁的质询。事实上，既然内阁是由两个主要政党的代表组成的，那末除非受到绝大部分公众舆论的反对，它实际上是肯定不会“倒台”的。
“战时内阁”是由六十位大臣中的五个成员组成的，它经全部大臣的认可，单独担负指导战争的责任。战时内阁在成立之初，每天开会，一切紧迫的问题都立即提交给它，凡是重要的文件和电报都传达给它的成员。
但是，天天开会渐渐地显得不是那样必要了。后来，就出现了丘吉尔所谓的“星期一检阅会”，除了战时内阁成员之外，根据议事程序的需要，有关的大臣和军事领导人也出席。在这种会议上提出每周形势报告。在其余的时间里，而且很快就变成了在全部时间里，包括战时内阁成员在内的所有大臣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使首相摆脱内政和党务的负担”(丘吉尔语)。因此，尽管政府对每一项决定集体负责的原则依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指导战争的全部工作却都交给首相了。丘吉尔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通过函电同外国政府和自治领首脑直接打交道，特别是同罗斯福打交道。他亲自起草这种函电，很少告诉战时内阁。他以同样的方式直接同陆海空三军参谋长制订英国的战略，并作出适当的决定。
事实是，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他的副手们——海军部、空军部和陆军部的国务大臣们只是具体执行行政任务，既不出席战时内阁的会议，也不出席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由于这些人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几乎没有变动，这就保证了对战争的指导有着惊人的连续性。
陆海空三军参谋长研究局势的各个方面，向首相提出解决方案。首相在听取了他自己的总参谋部——这同时也就是战时内阁秘书的军事办公室——的意见之后如果作出决定，这种决定将交回三军参谋长去执行。三军参谋长则向各战区的英军司令发出指令。只要他们不去干预各司令职权范围内的事情，照例是容许他们享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的，但是不容许他们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的权力。
这样就明确规定了三级责任制。政府指导政治、外交和军事行动；参谋长们拟订全盘战略；武装部队司令则指挥他们各自战区的战事。虽然并没有明文规定，丘吉尔实际上对于每一个阶段都要过问，要照他的主张行事。他这样做是得到普遍同意的。当时英国的紧张局面对他是再合适不过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作为推动力的作用，其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他有时虽然失之于轻率和冲动，但却从来不曾气馁，因为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在制订最大胆的计划方面，从来也不会束手无策。
二、美国指导战争的方法
在美国也有同样的三级权力划分。最上面是总统，他的权力甚至比英国首相的还大，因为按照宪法，他既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又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诚然，对战争的指导并不需要对美国和平时期的政府作任何结构上的变动。白宫依然是一个官邸，既不拘泥于形式，也没有一套明显的官员班子。整个内阁班子还是不那样整齐划一，出现任何意见不一致时都由总统解决。总统对国会仍然没有任何直接的控制，要使众议院或参议院通过他所提出的预算和拟订的法律，他得先同两党的领袖举行会谈，这些人的大权并未受到削减。他特别得小心谨慎地对待舆论，因为战争状态并不妨碍宪法发挥正常作用，选民对总统的授权，在他四年任满的时候就会终止的。
美国的三军参谋长同英国的几乎完全相等。他们的委员会由海军上将李海任主席，但是左右着这个委员会的却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由于陆军与海军之间的对立由来已久，他们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再则，美国的陆军航空队虽然在理论上是陆军的一部分，但是它却不愿让自己的航空中队并入联合部队中，因为在联合部队中它就无权控制那些航空中队了，而且那些航空中队很可能就要接受并不总是照顾到它们具体特点和方法的命令。陆军航空队希望在给它下达任务时只作一般的布置，让它能够依照自己的方式来执行。这样一来，在同陆军和海军的关系上，都经常发生摩擦。
最后，在战场上，各战区有各战区的司令官，但是他们的职权范围和远离华盛顿的情况，常常给予他们一种实际上的独立性，而他们的上级对此也并不表示异议。但是英国人却觉得这样有些过分，并且为之不安。
因此，战争的指导实际上掌握在罗斯福总统手里。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在他身上兼有大权独揽和待人亲切的作风，他经验丰富却又天真。艾登在谈到他时曾经说过：“他使我想到一个人在巧妙地摆弄着炸药而不意识到炸药的危险。”的确，人们都倾倒于这位总统的魅力之下。在军事问题上，罗斯福不如丘吉尔热心，因此他比那位英国首相更多地让他的参谋长们去放手办事。然而，尽管他很少透露自己心中的想法，他对自己的意图却是十分明确的，在达到自己的目的上，他既精明又巧妙。但是他并不是没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他对一个人的厌恶之情甚至比对一个人的喜爱之情更为强烈和更不易消除。因此他往往按自己的章法办事，由他亲自从政府外面挑选的人去办理。他挑选他能够信赖的人，让他们作为代表去直接同有关当局处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他的朋友哈里·霍普金斯作为王座后面的有力人物悄悄而有效率地办事。他的对头们把他叫做“白宫的拉斯普金”。 [ 译者注：格利哥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金(1871－1916)，帝俄尼古拉二世宫廷中有权势的僧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完全被他左右，许多政策是根据他的迷信邪说制订的，后被俄国贵族刺杀。 ] 霍昔金斯象罗斯福一样身体也不好，但是办起事来也有这位总统那样的精力和智谋。他过去并不是“新政”的“智囊”人物，却曾经当过商务部长、公共工程管理署和联邦紧急救济署的署长。但是，他只是作为罗斯福的朋友在战争期间去会见丘吉尔和斯大林，才完成了最重要的使命。是他主持了向欧洲分配美国装备的事宜，罗斯福还曾经想委以开发同盟国全部资源的使命，使他成为某种经济独裁者。
三、英美合作
丘吉尔和罗斯福相处得非常好。共同的文化，相同的宗教态度，对自己的职务和权威的一种高傲的和完全贵族式的感情，把他们吸引到一起了。他们两人都表现出要亲密合作的决心，举凡重大决定，无不事前取得一致意见。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专用密码，通过华盛顿与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直通电报而经常保持联系。据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他用这个办法向罗斯福发出的电报达九百五十份，得到的答复达八百份，使这个盎格鲁－撒克逊联盟承担义务的各项重大决定，都是丘吉尔和罗斯福共同作出的。因此他们两人的会晤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陪同他们出席这种会晤的人员之多，简直可以说他们各自的政府也跟他们一起来了。
他们设立了一个联合总参谋部以协助他们工作，常设机构在华盛顿。美国的三军参谋长都是联合总参谋部的成员；而英国的参谋长们不得不同政府一起留在伦敦，改由将级军官代表他们，其中最杰出的是约翰·迪尔爵士。但是这些代表每天(而且往往是每小时)都同他们在伦敦的上级保持联系，以确保自己能表达上级的意见。联合总参谋长们经常开会，据丘吉尔说，总共开过两百次。先是两国的委员会分头开，然后双方合在一起，交换意见并作出结论。最后他们把结论提交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们要末表示赞同，要末解决出现的任何分歧。
两个大国之间这样紧密协作是史无前例的。当然，共同的语言使这种协作来得比较容易一些，虽然有时有些话在英国语言和美国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从而造成一些误会，开头可能引起相当的不愉快，最后却付之一笑。 [ 注：丘吉尔叙述道，有一天，双方为了“to table it”一词展开了冗长而热烈的讨论，对英国人来说，此词的含义是在谈论中的计划应立即予以考虑，但是美国人的理解则为暂时先放一放。接着双方剧烈地辩论了好一阵。及至大家都认识到事属误会，问题就在笑声中解决了。 ] 在英美两国共同作战的每一地区，都任命了联合参谋人员，有时候并不是没有困难，但随后就对每个人的权利、权力和责任都仔细地作出了分配。整个说来，工作得还令人满意。经济资源也是通过双方的协议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处理的。所以，1942年1月就成立了一个联合航运调整委员会，其任务是按照民用和军用物资的需要来调拨盟国的运输船只。它负责“统一调配”挂着大约二十个国家国旗的盟国商船队，它的决定由两个小组委员会执行，一个设在伦敦，一个设在华盛顿。1944年，这个委员会已掌握六千五百万吨的商船队和两千万吨的油船队，分别占当时全世界这两种船只总吨位的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五。
显而易见，这样一部复杂的机器有时会发生故障，运转时也不是没有某些毛病。起初，它转动得很慢。盟国进行这场战争得通过很长距离的国外交通线；军队的调动也要费很长的时间，特别是从大西洋调往太平洋战区。在事情能够顺利地做起来之前，总是要一再拖延，因为所有计划得经过双方仔细地研究，时常还要加以比较，然后取得两国领导人的同意。计划必须订得非常精确，因为任何军队的部署都需要有非常精确的时间表。它一经确定下来，就由于太复杂而不能轻易更动。
这两个伙伴之间经常发生意见分歧，因为它们作战的目的并不相同。意见不一致主要发生在这些问题上：殖民帝国的命运，同苏联的关系，法国的作用和它的将来，以及在欧洲登陆的地点和日期等方面——更不用提少数引起热烈讨论、误会和不断摩擦的问题了。
然而，在纯属军事的问题上意见也有分歧。英国不得不保卫一个遍及五大洲的英联邦。即使把它的全部军队都集中到一点上来，它也不能对德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英国如果“把它的全部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就会冒马上丧失一切的特大风险。因此它制订了一个适应自己弱点和利益的盟国战略，也就是边缘战略。它的王牌是封锁和空军，但是也在偏远的次要地区进行不断的军事行动，使德国在这些地方的力量逐渐消耗，直到有一天能够以较小的力量给德国以决定性的一击。美国虽然接受保卫美国必须首先保护英国这样一个前提，但是并不想为英联邦而战。他们对于把军队留着不使用，或者如他们认为的不得当地用来收复缅甸或占领多德卡尼斯群岛，是很恼火的。在他们看来，这会损害集中力量展开进攻的成功机会，而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优势本来是可以使这种进攻成为势不可挡的。要是处处支持英国，那就意味着既危险又毫无意义地分散自己的部队，从而使战争旷日持久。
总之，英国人指责美国人只想着军事胜利，对战争的政治后果考虑不够。美国人则担心被卷入昔日欧洲的拜占庭之争，从而落入英帝国主义的圈套。
这种观念上的分歧，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足以使最牢固的联盟发生破裂，但是却从来没有妨碍英美两方通过互相让步而设法取得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斯福的谅解态度。可以说，在一场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中，两个大国能够以如此密切的谅解团结在一起，这还是前所未有的事。然而，随着美国人逐步脱离新手的阶段，并在联合作战行动中日益增加以至终于起到主导作用，他们也就能够越来越经常地迫使英国人接受他们的观点，而英国人除了接受外也别无其他选择。
英美联盟是如此举足轻重，如此小心地保持着和谐一致，而两国联合起来的资源又是如此之可观，以致其他对德作战的国家——苏联例外——除了遵照它们的决定办事之外就毫无办法。一些人，包括戴高乐将军和设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是付出代价才认识到这一点的。
至少在大西洋宪章这个问题上，它们对于英美为之作战的那些原则，并没有什么困难就取得了一致。
四、大西洋宪章
丘吉尔和罗斯福各乘战列舰到达纽芬兰的近海之后，前者向后者提出了一份庄严的联合宣言草本。丘吉尔说，这是为了“按照共同的方针来指导两国的政策”。罗斯福同意了这个想法，并对草本提出了几条不大的修改意见。1941年8月12日，这个文件经这两位政治家签署，就成为“大西洋宪章”。
在这个文件中，英美两国首先提请人们注意，它们的理想同轴心国的野心有天壤之别。它们声明说，两国并不谋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反对“任何不符合有关民族自愿的领土变更”。宣言泛泛地表示了不承认轴心国家的任何兼并，但是其中并未暗示对恢复任何被征服国的领土完整承担任何义务——即使对法国，丘吉尔也没有对戴高乐许下这样的诺言。这两个盟国接着确认了“各国人民有权选择他们自愿受其管辖的政府形式”——这是对独裁制度的谴责。
第四条甚至更进了一步，因为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一条含有共享世界资源的意思。的确，这一条宣告，两国“主张一切国家，不论大小，战胜国或战败国，都能参与和取得为其经济繁荣所必需的世界贸易和原料”——这是针对轴心国家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穷国反对富国的宣传的。
为了能做到这一点，必须“在经济领域内进行最充分的国际合作”，必须使各国人民得到持久和平，以“确保安居乐业，过无所恐惧、不虞匮乏的生活”。航海自由是建立这种和平的一个条件，放弃使用武力是维持和平的保障。最后，宣言提到“更广泛和更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但完全没有提及国际联盟的存在。
用非常笼统的词句写成的大西洋宪章，听起来有时可能显得空洞。然而它发出了人类团结和兄弟情谊以及民族平等的呼声，它有如一线曙光，反对在极权统治下的暴力、种族歧视和剥削弱者。
所有盟国都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只有苏联有某些保留。于是，它成了全世界和平重建的纲领。但是尊重它是一回事，实行它又是另一回事，而且实行比发表宣言要困难得多。
五、采取联合战略
紧接珍珠港遭到袭击之后，丘吉尔很担心，美国在自己的舰队蒙受了这场灾难之后，其战略可能发生变化，于是立即前往华盛顿同罗斯福举行会谈。从1941年12月22日到1942年1月14日，他们两人和手下工作人员研究了他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并且就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次代号叫作“阿卡迪亚”的会议对于战争的指导有着最重要的意义，因为英美密切合作就是从那次会议开始的。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联合总参谋部和共同使用两国的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举凡指导军事行动，调配军队和装备，统筹交通工具，使用情报和管理攻克地区，两国都共同负责。
丘吉尔担心罗斯福也许会把对日作战摆在对德作战之上。但是他完全得到了保证。纳粹德国依旧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因此，会议未对方案本身的意义作太多的具体讨论，就决定在太平洋只留下足以保卫下列几个要害地点所必需的力量：夏威夷，阿拉斯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还有新加坡和菲律宾——不过，马来亚半岛已经遭到侵袭，菲律宾群岛已经丢了一半。跟日本算账的日子将紧跟在德国之后。
在对德作战方面，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弱点，暂时采纳了英国的方案，就是用空袭、封锁、突击部队袭击以及在欧洲的边缘发动小规模进攻，一步步地消耗德国的力量。当时还考虑1942年在突尼斯发动一场军事行动。丘吉尔还争取到了增加对被占领地区破坏运动的支援，而这事是美国人绝对没有想到要做的。这期间，要在德国周围逐渐建立一些进攻基地。这样，到1943年，同时或者先后从几个方向打回欧洲大陆就可能办到了。
在1942年期间，美国改变了主意。他们提出了“波列罗包围”计划，要在1943年以英国为出发基地，在欧洲登陆。英国勉强接受了这一计划。丘吉尔力争使美国放弃那些在他看来是过于简单的设想，而事实也证明那些设想并不成熟。结果，“波列罗”计划只剩下了袭击迪埃普这场倒霉的行动。这两个盟国回过头来采取“阿卡迪亚”会议决定的边缘战略，在丘吉尔的鼓动下，开始在北非登陆，这就是“火炬”军事行动。
但是，这次美国人是带着严重的疑虑跟着他们的盟友们走的。马歇尔对于把谢尔曼式坦克拨给奥金莱克，就如同希特勒对于把虎式坦克拨给意大利一样地不热心。海军上将金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并不隐讳这样的事实，即如果放弃“波列罗”计划，再加上横渡大西洋的运输船队遭到严重损失，那末照他们看来，就势必导致美国改变战略，把太平洋战争放在优先地位。在马歇尔的支持下，他们曾两次向罗斯福提出这个要求。但是，美国总统当时表示，如有必要，他是能独自作出重大决定的。他不顾几乎所有顾问的判断——艾森豪威尔说这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支持了丘吉尔，坚持进行“火炬”行动。
1942年里，在罗斯福的建议下，两个盟国划分了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责任。两国同意，太平洋是美国的作战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此就要离开英国势力范围，而被置于一个英联邦以外的国家的保护之下。这两个自治领对此没有表示反对，但是要求参加联合总参谋都。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理由是免得使这个机构负担过重。中东和印度洋仍属英国战区。至于欧洲和大西洋，则是英美平分秋色。如果按照事情的正常过程，这个地区本来是会由美国来指挥的，因为当美国领先时，盟国之间力量的对比就日益悬殊了。
然而，这样符合逻辑地划分义务和责任，却使深刻的意见分歧显露出来了。英国人除他们的本土之外，主要利益在于英联邦，因为联邦所属地区早已划归他们，他们当然要千方百计地使他们的伙伴也对之加以关心。但是，美国方面虽然承认对德作战优先，却特别关心太平洋。他们不得不想出办法来调和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要求。他们如果照英国的意思办，把军队派到第三个方面——地中海或者缅甸——去，那末，太平洋和对德作战显然都会受到危害。结果就发生了没完没了的争论，有时还很激烈。
但是，就当时来说，“火炬”行动的成功(这是应当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的)，却正好符合英国的需要。1943年1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安法会晤(即卡萨布兰卡会议)，作出了适当的结论。首先，他们不能不非常密切地注意法国在法属北非的问题。他们两人召来了各自的“宠儿”，而吉罗和戴高乐也不得不压下彼此的厌恶感，在公开场合握手存照。丘吉尔由于能够牵着罗斯福的鼻子走而感到高兴，所以在戴高乐面前并不讳言，他不会支持戴高乐来反对美国盟友的。他对戴高乐说：“在罗斯福和你之间，我挑选大的。”
另一方面，会议确认德国仍然是盟国的主要敌人。但是从非洲海岸怎么能打到德国去呢？会议决定发动一个巨大的反潜艇攻势，以保护大西洋航运，增加其运输量，这是发动任何攻势所必要的先决条件。同时，对德国本土要进行无情的“地毯式轰炸”。这就等于承认，在不定期的时间内，将不会有多大作为。有一天，罗斯福宣布了他的伟大主张，要英美的敌人德日意“无条件投降”，这使在场的新闻界人士大吃一惊。他这一着是不是为了掩盖上述不能有所作为的事实呢？
六、无条件投降
1943年1月24日，当着丘吉尔的面，罗斯福这样宣称：
“总统和首相在全盘考虑了世界大战的局势之后，比以往更加确信：只有彻底摧毁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力量，世界才能恢复和平。这就使我们能够把战争的目的非常简单地表述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意味着确保世界世世代代和平的坚定意念，这并不意味着要毁灭德国人民，也不是要毁灭意大利和日本人民；但是这的确意味着要毁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以征服和奴役他国人民为基础的哲学。”
在罗斯福讲这番话的时候，丘吉尔表情尴尬，这充分说明这些话并不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出来的。他强作笑容，稍稍讲了两句表示赞同的话，不热情地提议为无条件投降干杯。
看来这个宣言是罗斯福一个人想出来的。这肯定不是象他的儿子埃利奥特所说的，是吃一顿饭的过程中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象霍普金斯所证实的，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的。这甚至可能是他同威尔逊 [ 译者注：罗斯福在1913－1921年间，曾在威尔逊总统政府中任海军部长。 ] 合作的最后一个产物，关于这一点，他是非常喜爱谈及的。他早已决心这样做，因为他曾在几个场合里重复地谈到这一点。1943年圣诞节，他甚至更加清楚地表现了他有这个想法，他说：“联合国无意把德国人民变成奴隶”。但是一直到1944年5月，他才把调子放低下来，而且那时也只是打算对东欧的轴心国卫星国表示宽大，对于这些卫星国，随着红军的推进，斯大林是非常急于要安抚的。
按现在的情况来看，关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加上珍珠港的灾难，成了罗斯福去世以后那些反对他的人们的一个口实。他们说，同意大利签订不能令人满意的停战，纳粹德国横下心来打到最后一分钟，以及日本投降的推迟，都要怪这个要求。总之，他们把一切罪责都算在它头上。
也可能是罗斯福当时要取悦于斯大林，后者对于“火炬”行动并不那样满足，因为在他看来，那并不是真正开辟了第二战场。罗斯福心中也想让欧洲各抵抗国家对美国作战的目的能够放心，因为对于重用达尔朗以及从这件事情似乎表现出来的同形形色色的吉斯林分子合作的政策，必定使这些国家心怀忧虑。再者，正如卡尔韦所正确强调的，有两件事也起了作用，即罗斯福记起了格兰特将军 [ 译者注：尤·辛·格兰特(Ulysaes Simpson Grant 1822－1885)：美国内战时将军。1869－1877年任美国第十八届总统。 ] 所强加于美国南方人的那些条件，以及美国人一向珍视宗教和道义上的动机(这种动机使当前这场战争具有了十字军的性质)。我们还必须记住，当时不能不提醒美国舆论，美国既然已经参战，就必须打到底。
但是，不管罗斯福的理由是什么，这些理由总不如这个决定所造成的后果那样重要。这个决定不象真地会使英国丧失一切外交上的行动自由。如果要相信这个决定，那就要忘记同德国和日本进行谈判就意味着全部或部分地承认它们的侵略所得，也许还意味着承认它们的政权。这个决定也并没有使轴心国家的国内抵抗运动注定失败的命运。意大利的抵抗运动不管怎样还是在继续进行着。日本则从来就不曾发现过有什么抵抗运动。至于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反抗，前此是极其令人失望的。但罗斯福的这个决定并没有阻止1944年7月20日暗杀企图 [ 译者注：指希特勒在“元首”总部险被炸死的事件。 ] [ cdhyy注：即“瓦尔基里”行动 ] 的险些成功。此外，这项决定中没有任何地方会给可能掀起的德国抵抗运动泼冷水。事情恰恰相反，因为美国总统是非常明确地——比如，要比教皇明确得多——把他与之作战的政权和他向之提出和平的人民区别开来的。利德尔－哈特说，要求“无条件投降”是“战争中最大的错误”。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两个错误：它忘记了民族抵抗运动的生存已被占领军的洪流所淹没，而罗斯福正好给它抛出一根救生索；这种说法还错误地理解了纳粹政权和当时日本当权派的本质。不管盟国提出的要求怎样，这两个轴心国都是由一群狂热分子所领导的，他们横下心要打到底，直到灭亡。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宁可使自己的国家同归于尽，也不肯投降。
七、意大利——盟国的下一个目标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美战略家被迫承认，他们没有足够的船只在1943年横渡英法海峡去发动进攻。因此他们又回到原来的选择：地中海或太平洋。
在参谋长委员会内部，海军上将金盛气凌人地表示支持第二种办法。他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反对德国的主要作战行动应当居于优先地位，但是又拒绝为在欧洲采取次要军事行动而调拨船只。他认为，欧洲的战事应在适当的时间内结束，以便使美国腾出足够的力量去打击日本。他担心日本士兵既有丛林为障，又凶猛残暴，可能会得到时间加强坚不可摧的阵地。他建议利用现有资源开辟一条通往缅甸的道路，以防止中国崩溃。
海军上将金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支持，作为对马歇尔的回报，金对于他那横渡海峡发动进攻的主张给予了支持。他们两人都强烈反对在地中海地区延长作战行动。
然而，有两件事他们是不能不承认的。第一，盟国已经卷入了一些必须打出一个胜利结局的战役之中。这些战役包括攻占突尼斯，英国第八集团军在得到美国的装备后在的黎被里塔尼亚发动的攻势，以及增加对苏联的援助。要是把兵员和装备送到英国去，就不可能不危及这些战役的胜利。第二，在非洲的胜利打开了这样的前景：使土耳其和西班牙这些中立国受到压力，保住了战略主动权；维持苏伊士运河长期畅通；有可能使意大利失去战斗力；迫使德国分散兵力，或把兵力从这条战线调到另一条战线。
罗斯福总统特别注意到这些前景。他也急于要巩固同英国的友谊，办法就是表示对英国切身利益的关注——而中东正好就是英国利益攸关的所在。罗斯福手段高明，他既能使他手下的顾问们照着他所希望的方针行事，又善于让他们各人自以为是谋出自己；而一旦发觉他们偏离了他的方针，罗斯福又能同样巧妙地把他们拉回到他所选择的轨道上来。对于在北非胜利登陆所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他都组织人们作了非常仔细的研究。对于其他地方他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入侵西班牙(它得到海军上将李海的支持，而为马歇尔将军所反对)；又如横渡亚得里亚海在巴尔干登陆(这是丘吉尔最先提出的主张)。总而言之，他深信，或者装作深信，如果在地中海取得重大胜利，将会使横渡海峡发动最后攻势变得容易一些，即使这种胜利并非渡海进攻的必要先决条件。马歇尔和金又反过来要求把美国战略重点转移到太平洋，但被罗斯福断然拒绝了。罗斯福主要担心的一点大概是：如果美国人撤出欧洲，可能会给德国在苏联的胜利铺平道路，或者会促使斯大林同希特勒和解。
1943年5月，在华盛顿又召开了一次盟国间的会议，代号为“三叉戟”。美国人这时对太平洋战局发展的趋势非常不安；他们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得到盟国的让步，同意把太平洋的作战稍稍加紧一些。既然希特勒依然是头号敌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缩减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了。这样，马歇尔也同意继续在地中海作战，但条件是规模必须缩小。英国让步了，或者装作让步了。他们同意1944年春在东北欧登陆的时间；到那时，他们将会有足够时间看清局势的发展。目前，地中海的即使最小的战事也很重要：如攻占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在西西里登陆，以及地中海航运的畅通。如果把意大利这棵树连根摇一摇，墨索里尼倒台甚至根除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把轴心国家中哪怕是最弱的一个打败，毕竟还是值得一顾的目标。丘吉尔对于理论上已经决定但他并不完全赞同的问题，当他想要再一次把它提出来时，他的锦囊中是有许多妙计的。
不管怎么说，已经有充足的事实证明：只有在拥有大量的装备的条件下，盟国宏大的战略才有可能付诸实施。比如说，制造运兵船和货轮就极为重要。由于路程遥远，敌人潜艇袭击，海港被封锁，物资多种多样、又必需在相距很远的地区同时作战，要应付这一切，都必需有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还要预先拟订好复杂的计划，把必要的兵员连同武器和供应物资在指定的时间运到指定的地点。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美国按照罗斯福所制订的政策，正在成为他所说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