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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非洲受阻·第二

德军在非洲受阻·第二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卷·世界大战》《第三部·战争的分水岭

出自————《战争通史

   自1941年4月起,隆美尔及其非洲军团同他所隶属的意大利盟军一起,一直占领着昔兰尼加的巴迪亚-索芦姆-哈勒法业一线。为了使这些军队能守住阵地并且在可能的时候向埃及出击,至关紧要的问题是他们的补给。他们能够得到补给品的唯一办法是靠海路运输,而以马耳他岛为基地的飞机和军舰则是对运输船队的经常威胁。在德军进攻苏联以后,非洲战线对于德国人来说更其成为次要的战线了。对于地中海上的运输和重火的增援,轴心国军队都不得不特别依靠意大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就清楚了,原来意大利是很孱弱的。

   一、意大利的虚弱性

   意大利为了保住它花了极大的气力才获得的征服地区,有三十个师的军队陷在南斯拉夫和希腊,不能抽调;另有八个师(其中一个是装甲师)布防于小圣贝纳尔隘口与地中海之间;有两个师在守卫西西里岛;最后,梅塞麾下的军队在苏联约有十支大部队,合共有二十万人和二万二千辆摩托化车辆。

   这支意大利陆军由于分散而受到严重削弱,因此不能象它原先预期的那样调遣——如果要那样办,就得供给它八十个师才行。军火工厂每月十产七十辆坦克和十二辆履带式自行大炮,每二个月才勉强够组成两个装甲营。由于缺少煤炭、电力以及原料,每月只可能生产三百架飞机,而且大部分质量次于英国飞机。

   在海上,自从凯塞林指挥的德国空军放弃了西西里岛的机场而调往苏联以后,意大利护航舰队的损失比例从1941年6月的百分之十二,上升到7月份的百分之四十一,11月份的百分之六十二。据布拉加丁说,到1941年底时,被击沉的舰只比例竟上升到了百分之八十。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英国驻在马尔他岛的K“力量”造成的,这支力量由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得到远程鱼雷飞机的支援。

   意大利海军在遭到这样的元气大伤的损失后,差不多毫无防御能力了。它的军舰还没有一艘装有雷达设备;只有三艘驱逐舰有与英国的潜艇探测器可相比拟的装置;适宜完成任务的扩航舰只有一艘;把两艘客轮改装成航空母舰也并没有解决问题。1941年12月,墨索里尼从自己的失败中得出了教训,写信给希特勒说:“影响战斗结局的危险来自海上。”

   事实上,从1941年6月到11月,尽管海上运输比前六个月减少,意大利海军仍然损失了四十四艘船舰,共二十二万吨,11月9日,一支由九艘舰只组成的护航队全部被击沉;12月14日,调集了共计十万吨的舰只为两艘运送坦克的船护航——所消耗的燃料大得令人受不了,因为石油短缺的苗头已经显露出来了。一些舰只已经不得不抽干自己的油槽,为别的舰只提供燃料。

   奥金莱克就是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于1941年11月发起进攻的;12月月中,在经过一场持续一整月的坦克战之后,隆美尔由于无法弥补战斗造成的损失,被迫放弃昔兰尼加,一直撤退到大锡尔提斯。他停在奥格拉-马兰达一线,由于地形有利和对手的精疲力竭,他守住了这条线。

   可是,好不容易才在那里坚守住的轴心国军队,情况却很糟糕。非洲军团四万五千人中己损失了一万五千人,二百五十辆坦克中损失了二百二十辆,还损失了约五十门炮。在意大利方面,情况要更糟得多;他们的五个师现在只剩了两万人,损失了百分之八十的坦克和一半大炮——有一百二十辆坦克和一百八十门大炮为自己放弃或被敌人缴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丘吉尔当时能够在英国下院预言“很快就能彻底摧毁在非洲的德意联军”,但是隆美尔是顽强的,丘吉尔乐观得过早了。

   二、隆美尔的“复元”

   事实上,一系列的不幸,如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和一艘战列舰被水雷击沉,两艘巡洋舰被水雷击伤,已使英国的地中海分舰队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12月18日,意大利人把有人驾驶的鱼雷派进亚历山大港,重创了两艘战列舰,使这两艘军舰在那里呆了好几个月。这些损失,加上英国皇家海军同时在大西洋和马来亚海面遭受的损失,就使英国海军突然从地中海消失了。英联邦国家在埃及的军队不得不靠绕道好望角的漫长海路得到给养。

   接着,苏联战场上的冬季休战,又使得凯塞林的第二航空队回到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再次遭到猛烈轰炸,轴心国的鱼雷快艇和潜水艇在通往这个岛屿的要道上肆虐,于是马耳他再次陷于毫无作为的境地。1942年2月,由于形势奇怪而迅速地倒转过来,意大利驶往的黎波里的船队没有损失一吨。

   隆美尔不是轻易放过这样一个机会出人,他甚至在还没有来得及摸清楚这个机会是否有利之前便抓住了它。他看到英国方面正在犹豫不决和踏步不前——澳大利亚军队已不得不从中东撤走,开往太平洋地区——便自行决定再次发动攻势。这距离他上次溃退仅仅十八天,而且没有等待或征得他的意大利司令的允许,其至对后者的意见都不予理睬。英国军队没有料到这一进攻,在一片混乱中撤退。隆美尔不放一枪,便重新占领了班加西(班加西的居民此时对于如此经常地变换主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十七天后,他达到了托卜鲁克地区。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里奇将军在损失了一百三十门大炮、二百八十辆坦克和二千辆卡车之后,总算设法在加扎拉-比尔哈凯姆一线立住了脚。这是兜了一圈又回到利比亚。

   为了巩固这一出人意外的胜利,轴心国显然必须采取措施,以防英军的反攻。这就是说,它们必须使马耳他不能发生作用。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来做到这一点,如果意大利的军舰被允许驶入突尼斯领海隐蔽,如果让轴心国控制比塞大基地的话。这就是意大利参谋长卡瓦列罗元帅所主张的方针。他强调说,用这种办法,就可最后打赢地中海的战争;他相信,付出一定代价后,维希政府是不会制造很大困难的。由于意大利既不可能,也不愿意放弃科西嘉岛,德国难道不能向法国许诺,把比利时的瓦隆地区、甚至是布鲁塞尔给法国吗?但是希特勒拒绝作出承诺;他由于一心放在东线上,所以想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在地中海造成新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另一种选择,看来就是攻占马耳他了。这种办法也是卡瓦列罗元帅所曾建议过的,并得到雷德尔海军上将的支持,后者在1942年2月写信给希特劝说,“当务之急是尽速占领马耳他,并在1942年底以前对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墨索里尼对此主张极表赞同,但是他知道,意大利部队是无法独力完成这个任务的。至于隆美尔,他却不希望自己被剥夺掉久已向往的最后向埃及胜利进军所需要的那些人力和物力。

   作出这个决定当然取决于希特勒,而事实证明,他对这个主张既深感兴趣,又犹豫不决。最后,他仍忠实恪守不同时做两件事情的原则,于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决定:夺取高加索油田的大攻势的日期已经临近,同这一重大的目标相比,几艘意大利军舰被击沉又算得什么呢?虽然鉴于马耳他的防务状况很糟,攻占该岛看来是容易的,但是却仍需从俄国战线抽调飞机和兵力;此外,一旦攻陷了该岛,就必须在岛上建立巩固的防御,而这样做将需要经常的增援和补给。简言之,希特勒主张推迟进攻。

   此外,德国空军看来也就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了。1942年1月初,驻在马耳他的英国飞机有一百五十架,到2月份只剩下了三十架。英国人企图用“喷火式”飞机来增援,这些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降落在被德国飞机炸得满是弹坑的机场上。但是还必须要不断向这个岛屿运送补给品,而这件事只有依靠船舰才能做到,然而,在1942年3月,一支共二万六千吨的船队中,只有五千吨达到了目的地。6月份的情况更坏得多:从埃及出发的一支船队不得不中途折回,从直布罗陀开出的一支船队,由于遭到德国飞机和意大利巡洋舰的袭击,六艘运输舰在途中损失了四艘。

   反之,给非洲轴心国军队运送补给的船只,却象钟表一样准确地穿越地中海。1942年第一季度里,十九万吨船只中只有一万六千吨沉入海底;4月份,十六万吨船只穿过地中海,损失为百分之一;5月份有十七万吨,损失为百分之七。人们肯定能由此得出结论:马耳他已变得无害,不需要再给予太大的注意了。希特勒告诉墨索里尼,他的意见是:隆美尔最好进击埃及。这位仍被辉煌前景所陶醉的元首,也许被这一巨大钳形攻势的想象所吸引了。这就是,一方面从利比亚,另一方面从土耳其来攫取中东。

   无论如何,这位领袖能够平起平坐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温顺地默从他的同盟者兼保护者的意见。他也说:“征服埃及的历史性时刻已经来到。”

   三、非洲军团对埃及的攻势

   这正是隆美尔所期待的事情。用鲍尔的话来说,“非洲军团已重新长出了爪子。”1942年1月,它已得到了增援的一百五十辆坦克,随后又运来了一百三十五辆;它的兵力已增加了十一个营——这些数字同在苏联作战的力量相比是少得可笑的,但是却足以改变非洲的实力对比。和煦的春季气候,更使这一力量倍增。因此隆美尔能够使希特勒相信(隆美尔越过意大利当局同希特勒保持通讯),他会马上打到开罗;一旦他成了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的主人,他就能就地取得粮食;再说,马耳他既已丧失其功能,就会“象一个成熟了的果实”那样掉下来。卡瓦列罗元帅表现出了某种怀疑,但是这位来自皮埃蒙特的将军,被齐亚诺斥之为具有“那不勒斯议员气质”,是习惯于唯领袖意愿是从的,而现在主子又已经讲了话了。正如阿斯曼海军上将所强调指出的,事实仍然是:“对马耳他的袭击,本来会为这一计划中的作战行动所依赖的柱石之一确保坚实的基础;而匆匆忙忙地首先去攻打苏伊士,则是一场从战略观点看来完全不必要的重大赌博。”但是得到希特勒宠信的隆美尔的乐观态度和威风架势,甚至使德军最高统帅部也赞同了他的主张。它仿效他的做法,突然由主张在非洲实行谨慎的防御,一变而为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动攻势。而隆美尔后来非常接近于在这场赌博中获胜。

   他的对手奥金莱克将军,已预感到德军要进攻。他坚持要求派兵来补替已被调往太平洋地区的部队。上面答应给他八个师,虽然他估计需要十七个师,或至少十二个师。他严厉批评他的军队的表现,说他们是“外行”,也严厉批评他们的军官,认为他们是旧式的孟加拉枪骑兵。由于奥金莱克还认为他的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不如德军,所以他不急于服从丘吉尔的命令,而丘吉尔却急不可待地敦促他采取攻势。

   但是隆美尔却于5月26日发动了进攻。第八集团军在经过几天犹豫不决的战斗后退却了,留下柯尼希将军指挥的自由法国旅,要它尽可能坚持住比尔哈凯姆,以阻延敌军的推进,并防止敌人从南边实行包抄。柯尼希完成了任务。尽管如此,在上一年曾经坚守了那么久的托卜鲁克,在被围仅仅十四小时以后,便于6月20日陷落,使隆美尔俘虏了四万人,缴获了大量装备,尤其是粮食和燃料。英军撤退时来不及把这些东西毁掉,而这些东西正是非洲军团和其车辆所十分需要的。几天后,隆美尔的军队到了马特鲁港,接着到了阿拉曼,奥金莱克承认他没有把握守住这个地方。

   在伦敦,人们情绪激昂。埃及看来丢了,舰队撤出了亚历山大港。埃及的民族主义立即抬头。幸亏华夫脱党的亲英派首领纳哈斯帕夏(英国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已使他当了总理)证明是绝对可靠的,尽管他的老对手艾哈边德·马赫尔并不掩饰他对占领者 [ 译者注:此处指英国占领者。 ] 的敌对态度。英国人为了确保法律和秩序,采取了预防措施,解除了埃及军队的武装。纳哈斯帕夏将重点放在保卫民主上,把可疑分子赶出他的内阁,甚至同华夫脱党的总书记脱离关系。英国的法律和秩序支配着埃及国土。

   可是,丘吉尔在下院不得不面对批评。他发出了激动人心而又热情洋溢的呼吁,使人回想起1940年夏季那最严峻的时刻。他说:“每一个军人都必须奋起作战,犹如肯特郡或苏塞克斯郡即将受到侵犯一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守住埃及。”他解除了奥金莱克的职务,奥金莱克成了战败、特别是丢失托卜鲁克的替罪羊,而这位将军在1942年1月却曾警告过伦敦说,一过埃及边界,任何要塞都是无法守住的。

   然而,沙漠之战的无情规律这一次却对英军有利,从而挽救了他们。在亚历山大的大门口,虽然英国军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但隆美尔此时却只剩下二十八辆坦克来作最后一击了,而且这些坦克还缺乏汽油;他的士兵已精疲力竭;他的伸展得太长的供应线在遭受皇家空军飞机的轰炸。他心烦意乱,被迫停止前进。要是再度退兵,以使非洲军团和英国军队(他们由于到了埃及国土上,又有了新的生机,并且增强了力量)之间相隔二百五十英里的沙漠,这也许更为明智些。但是,退兵可不是隆美尔的脾性,而且希特勒的命令也不是这样的。

   由于苏联的战斗,使得有必要把德国的四个空军中队从西西里召回去,马耳他已开始重新透过气来。从1942年8月以后,该岛遭受的袭击越来越少,到了11月,就完全不遭袭击了。驻在那里的轰炸机和鱼雷飞机的数目得以大大增加。意大利的运输船队再次遭到十分厉害的袭击:从1942年8月到1943年1月,共有五十三艘船被击沉。10月份,损失比例为百分之四十四,12月份达百分之五十二。隆美尔的苦恼在于,各条战线是相互依靠的,而德国军队又在苏联面临着各种困难。他能抵挡住英国人正在准备发动的新进攻吗?

   四、停顿在阿拉曼。英军的准备

   非洲军团已进到离亚历山大港四十英用以内的地方。8月31日,其领导者对部队说:“三天以后我们就将在亚历山大了。”事实上,这场战斗也刚好持续到9月初,士兵们把它浑称为“六天赛跑”。是英国的空中优势再加上非洲军团的缺乏汽油决定了大局的。英国飞机出动了一万八千架次,在不到六十英里的地带内集中地向对手投下了九百三十吨炸弹。隆美尔曾要求至少给他一万吨汽油;上级答应给他六千吨,而他实际得到的只有六百吨。

   德军进攻的唯一结果是,在敌人战线上打开了一个小缺口,但这个缺口又渐渐地被填补上了。隆美尔不喜欢失败,一年半来他一直不遗余力,也不珍惜自己的健康。他返回德国休息。这一战役的第一回合就以打个平手而告终。

   当他于10月24日回来的时候,他发现情况大不相同了。丘吉尔已把英国指挥部彻底改组。在开罗,亚历山大已接替奥金莱克任总司令:蒙哥马利已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司令。这位塔斯马尼亚岛教士的儿子是神秘、严格和谨慎的奇异混合物;他有着绝对的自信;在他的流动指挥所里,他保持着一幅隆美尔的像,这样他就可以仔细地凝视它,以便在空闲时揣度这位对手的意图。他对自己和所统率的军队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他们应当过严格的生活,生活舒适会使他们软弱无力。谁都不让回国休假,只能请假去开罗。因此,有些身经许多战役的老战士五年都没有回过一次家。令人惊异的是,蒙哥马利在他指挥的部队中很得人心,士兵们亲热地称他“蒙蒂”。

   “蒙蒂”尽管脾气怪癖,却是个谨慎和极其仔细的领导者。他懂得,自1940年以来,第八集团军因为忽胜忽败而经历的沉浮,正在使军心涣散。他的意图是要积聚充分的力量,使得一旦进兵,就不会在以后被迫撤退。他撤销了进一步后撤的命令,解除了某些军官的职务,亲自监督训练,并把陆军和空军结合在一起,由一个联合参谋部指挥。这一措施在英国陆军中是没有先例的,而且鉴于每一个军种的独立传统,它似乎是无法办到的。他组成了一支类似于德国非洲军团的装甲部队。他等待着源源不断的援军到达埃及,使他在兵员和装备上拥有充分而持久的优势,总是急不可耐的丘吉尔对这种迟缓感到恼火,力促蒙哥马利赶快行动。但是蒙哥马利当时虽然还不出名,却十分大胆,据他的传记作者艾伦·摩尔赫德 [ 注:《蒙哥马利》,伦敦1965年版。 ] 说,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那位权力无限的首相说:“如果9月份开始进攻,将要遭到失败;如果我们等到10月份,我可以保证取得伟大的胜利,摧毁隆美尔的军队。我是否仍然要在九月份发动进攻呢?”丘吉尔是喜欢性格坚强的人的,于是就批准了蒙蒂向他提出的计划。

   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尼罗河三角洲比起昔兰尼加沙漠来,是远远更富有弹性的起跳点。蒙哥马利又得到了一批美国谢尔曼式坦克,于是他所拥有的坦克很快就两倍于隆美尔的。他取得他所需要的制空权。新开来的部队,特别是新西兰部队,给他的步兵增添了新的活力。他把来自各方面的不同部队统一成为一支纯一的力量。到10月23-24日夜间,他终于认为他已准备就绪,并发动了攻势。

   五、阿拉曼战役

   对于蒙哥马利的准备工作,德意联军司令部不是没有察觉。他们曾经考虑过,在8月31日的进攻毫无结果之后,是否退回到西边以便缩短自己的交通线而拉长对手的交通线?隆美尔曾与凯塞林就这件事商讨过好几次。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所已获得的阵地是良好的,必须守住。这块阵地从海边一直伸展到卡塔腊盆地,面积即使没有几千平方英里,也至少有好几百平方英里,完全无法通过。凯寒林毫无困难地说服了墨索里尼,因为墨索里尼早已醉心于在埃及获得那遥遥无期的胜利。隆美尔则会见了希特勒,看来他没有建议后撤,因为他知道,元首原则上是反对后撤的。

   地势使对于在重新发动的进攻中没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他们一翼背靠着大海,另一翼与沙漠相邻,仅有的可能性是从内地对包围运动的侧翼发动正面进攻,或者是同时地或接连地进行两面作战。由于沙砾、低洼的沼泽、沙暴以及崎岖不平的岩石地面,使坦克的运动受到妨碍。沙漠的空气是有益健康的,但是无处不有的蚊虫却带来可怕的疾病。在那没有任何路标的一望无际而单调的原野上,十分容易迷路,而且缺水很快成了一个严重问题。

   蒙哥马利是一个不大敢于创新的人;他宁可极端谨慎地行事。在一场决定性的突破战斗(丘吉尔比之于一场海战,但它实际上更象一场空战)中,他不是象隆美尔那样设法一下子摧毁敌军的坦克,而是采取蚕食作战办法,并经常变换他的进攻路线。于是,对于敌军坦克作战必不可少的基地就这样被一个一个地摧毁,敌军坦克被迫后撤,以免本身被击毁。蒙蒂所说的“我要叫隆美尔按着我的曲调跳舞”,就是这个意思。

   隆美尔事先布了数十万枚地雷,来保卫他的各条防线。10月24日晚,英军一个装甲师突破成功,但是另一个师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情况并不令人十分满意。10月24日-25日晚间,蒙哥马利及其副手们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地实现他们的计划。但是同时,为了对出现任何不测情况作好准备,蒙蒂部署了后备部队。他怀着没有加以掩饰的自负心情写道:“一个领导者能够这样行事,胜利便在握了”。10月25日上午,第十装甲师也成功地越过了布雷地带。

   当隆美尔从德国仓促赶回来时,战局已发生了令人不安的转折;他的副手施图梅将军已经战死。战斗在他的阵地上又延续了几天,接着这只“沙漠之孤”不得不悄悄地溜走。11月2-3日晚间,他把这一情况电告了德军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部等到希特勒醒了,才把这一坏消息告诉他。这位元首果然狂怒不已。他咆哮道,他头一天曾命令隆美尔“不胜利勿宁死”,他们怎么竟敢违抗他的命令?可是,隆美尔的副官来到最高统帅部,为他的长官的决定辩白,说这是不得不接受的无可避免的事情。希特勒尽管全神贯注于斯大林格勒的战局,同时又接到报告说直布罗陀集结着数目多得令人不安的军舰,却仍决定派兵员、坦克和飞机去增援非洲军团,显然毫不顾虑人员武器在途中会遇到的耽搁。事实证明,仅仅派去了几千人而已。

   蒙哥马利在“扫清了隆美尔菜园里的地雷”后,十分谨慎小心,不去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推进最大的距离而贸然前进。他充分地认识到,在沙漠作战,补给必须要紧紧跟上,以避免代价惨重的胜利。他在每次前进之后,都不拉长自己的战线,不管诱惑力有多大,也不管机会是多么有利。他在亲自选定的阵地上等待敌人的反攻;他大胆地在尽可能靠近前线的地方建立装备和给养的储备,他组织了一个“前进补给组”,其任务是随着他向前推近而装备港口和基地。

   希特勒的命令不准隆美尔为了有实行整编的余地而脱离接触;要他一路上为每一寸土地而战斗,而这正是蒙哥马利所希望的事。但是隆美尔却找不到任何一条线建立一个立足点。运来的汽油数量也越来越少。他与意大利司令部发生了冲突,后者在那位领袖的压力下,不愿意随随便便地被撵出昔兰尼加,而打算先在苏卢姆,然后在大锡尔蒂斯附近的布雷加港,最后在的黎波里外围的布埃拉进行抵抗。然而,由于意军在阿拉曼勇敢地战斗以后,在撤退过程中士气沮丧并溃散了,因此这些企图也就成为泡影。一支装备和弹药都得不到任何补充的败军,怎么可能固守住某一个特定地点呢?

   蒙哥马利尽管接连打胜仗,仍不免内心感到忧虑,因为他只能靠攻占完整无缺的港口来解决自己的补给问题。1943年1月,他写道,如果他不在十天之内打到的黎波里,他势必停止进攻,甚至后撤。但是他在那命运攸关的日期以前到达了那里,并且在那里具有象征意义地同自由法国的一支服装破烂、装备可怜的小部队会师,这支部队是勤克莱尔将军从乍得湖越过撒哈拉沙漠胜利地带过来的。这时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第八集团军的前进了。攻克昔兰尼加之后,接着又攻下了的黎波里塔尼亚。丘吉尔和蒙哥马利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人写道:“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而在阿拉曼战役后,我们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另一人应和着写道:“在一年零五个月时间中,我们没有遭到过一次失败。”英军在非洲的胜利同美军在中途岛的成功毫无二致;这一胜利的取得,不是由于运气好,不是由于某些情况暂时有利地结合在一起,也不是由于某一位军事领导人的大才,而是由于盟国已经在武器、兵力和组织方面取得了优势。就这样,英军此时已达到突尼斯的大门马雷特防线了,同时别的盟国军队——这一回是美国军队——已从大西洋彼岸来到,同第八集团军携手作战。

   六、“火炬”行动:盟国的决定

   1942年4月,英美两国曾商定采取“波列罗”行动,在英国集结一支强大的美国军队,在尽早的时候渡过英吉利海峡,发动斯大林不断吵嚷着要求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如果再度推延这种进攻,就有一种危险,即俄国人不是被打收,就是会为了避免再遭更惨重的损失而同德国人议和,以结束东线的战事。曾经考虑在1942年夏季发动一次有限的行动(“痛击”行动),但是种种计算表明,起码在1943年春季以前要发动一次登陆作战(“围歼”行动)是的确办不到的。

   可是,丘吉尔已拟出了他起名为“体育家”的另一个计划。为什么不趁热打铁和利用北非战线兴旺状态在法国领地发动登陆战而获取胜利呢?丘吉尔一心要把法国的殖民地重陷战火中;他认为这样做有种种的好处:可以确保直布罗陀,重新取得对地中海的控制权,避免绕道好望角而节省航程,并可迅速把最弱的对手意大利击败。

   可是美国人,特别是马歇尔,却持完全不同的意见。美国人由于拥有雄厚的工业实力和在军事上缺乏经验,把发动一场攻势看成是一种组织得十分合理的大规模行动,要在恰当的地点和恰当的时间集结数量庞大的装备,要有十分周密的规划和确切的时间表,使德国人没有适当的对付办法。更有实际经验并想节省自己力量的英国人,对这种年轻人的毛躁情绪感到好笑;他们认为,登陆作战只能是对一个已经被事先一系列进攻打得精疲力竭的敌人作最后的和决定性的一击。

   情况很快变得很明显,在1942年夏季不可能采取任何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因为早先在英国集结兵力和装备一事被延误了。按计划在1942年秋要有一百万军队作好分乘二千二百艘特别登陆艇渡海的准备;事实上当时只有二十五万军队和四百艘登陆舰艇。这是由于人力和舰艇被抽调去支持在太平洋作战的麦克阿瑟和在埃及作战的亚历山大的结果。计划不得不予以修改。

   丘吉尔常常易犯的毛病是固执,这一次他打量着机会来了,又再次提出“体育家”计划,而由于马歇尔仍然不肯同意,他就向罗斯福呼吁了。经过了数星期的讨论之后,罗斯福在7月30日只好接受他这个盟友的意见,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不放弃于1943年春季在欧洲登陆的计划。

   然而,丘吉尔知道,他手下最有权威的一些军事领导人认为,如果1942年在法属北非发动一场登陆作战,就会使1943年在欧洲再发动一场登陆战成为不可能的事。他对这一点保持缄默,正如多普所说的,使人推想丘吉尔“既抱着根深蒂固的乐观态度,又采取极不老实的手法” [ 注:见《1941年6月至1942年7月英国的战略问题》一文,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评论》,1965年7月号。 ] 。1942年8月19日试验性的迪埃普袭击,好象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用六千人和一个坦克团进行的这次袭击,所需的军舰和登陆艇达二百三十七艘。虽然从这次袭击中也得到了不少经验,但它却揭示了大规模两栖作战的高度复杂性,从而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一些美国人,特别是金海军上将,并没有从中引出和英国首相相同的结论。他们说,既然不可能在欧洲发动进攻,还不如占增援在太平洋上作战的麦克阿瑟。由于调拨军舰的工作是由金负责的,因此要防止“火炬”行动——北非登陆战的代号——从一开始被剥夺必不可少的舰只,就需要运用罗斯福的全部权威了。

   但事实仍然是,“火炬”行动乃一种权宜之计,采取这一行动的时间甚至更为仓促,因为日期已定在秋天,以防止德国军队利用冬天在苏联的半休战状态来整编它在西线的部队。外交和军事两方面的准备工作——而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都必然会由此而遭到损害。

   其实,“火炬”行动准备工作必须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盟国从法国军队和法国当局方面会受到什么样的欢迎。据知,他们是效忠于维希政府的——他们在米尔斯克比尔、达喀尔、中东和马达加斯加已证明了这一点——并且非常反对英国和自由法国。因此,为了不损害达成一项协议的可能性,决定这次行动完全由美国来承担,至少在外表上是这样。它将由一位美国将领指挥;丘吉尔原建议由马歇尔指挥,但是罗斯福却希望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因此就选择了艾森豪威尔。还决定不让戴高乐将军和自由法国、甚至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参加进来,而且也不让他们知道这事。这个决定尤其合于罗斯福的心意,因为他不承认自由法国有任何代表法国的权利,还因为美国当局对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事件(米塞利埃海军上将违背美国的意愿“解放”了这两个地方),以及新喀里多尼亚事件(法国在那里的行政长官达让利厄在美国人来到时曾短暂地逃到丛林里去)感到十分恼火。科德尔·赫尔称他们是“所谓的自由法国人”。

   但是,他们在同维希政权军队接洽时如何才能做到既使他们保持中立而同时又不泄露这次远征的机密呢?美国外交官对维希军队的立场作了一些谨慎的探询,起主要作用的是驻阿尔及尔的总领事墨菲。看来同贝当直接洽商是不可能的,而让达尔朗海军上将参加进来则很危险。因为尽管达尔朗是维希军队的总司令,尽管他在1942年4月被削除权力而由赖伐尔接替之后曾胆怯地同美国人作过一些接近,但是他毕竟是搞“巴黎议定书”的人,毕竟支持过法国同轴心国的合作。而且法国海军对英国人取敌对态度,这又是人所共知的事。至于魏刚将军,他虽然在法属北非仍然拥有巨大威望,但是已不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而且他对于暗中向他提出的建议是一概拒绝的——他说他首先是一个守纪律的军人。

   因此,美国人就选择了吉罗将军,这是一位在非洲以善战而声名卓著的人物,他曾经漂亮地从柯尼希施泰因堡垒逃脱,而且敢于顶住德国大使奥托·阿贝茨的要求。后者曾代表元首要他返回德国监狱,并威胁说,否则会使法国战俘为此付出代价。美国外交官墨菲同吉罗进行了好几次谈话,结果达成一项含糊的协议。由于协议不明确,后来引起了一些严重的误解和讨厌的混乱。美国人承认吉罗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他们事实上是在遭唾弃的戴高乐和无法接触的贝当之间,支持一个“第三方面人物”。他们指望他把法国在北非的军队投到盟国的事业中来,避免法军与美军之间发生任何流血冲突。但是,不知是由于吉罗将军陶醉于自己的威望,还是由于他受了骗,他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他以为他将被委以指挥北非全部盟军的权力;他主张在法国的地中海海岸发动登陆,而却没有任何人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过这是不可能的;在他打算派往占领区的停战军里,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半秘密联络网。他确信美国人会支持他,因而完全蔑视法国的地下抵抗运动;当地下抵抗运动同他进行接洽时,他避而不见。他觉得,戴高乐将军不过是个准将,应当尊重纪律和军衔,服从自己的指挥。吉罗的一些话语给人的印象是,他认为自己是整个欧洲抵抗运动的领袖。事实上,吉罗将军离开法国已有将近两年时间,因而并不了解法国舆论的发展变化。他出于爱国心而不赞成与轴心国合作,但是他确实赞成民族革命,因为他曾这样说过,并且写成了文字;他对贝当尊敬得五体投地。

   七、在北非的准备

   对吉罗到达阿尔及尔的消息,采取了一切步骤来保密到最后一刻,以便引起所希望的心理上的震惊。用一艘英国潜艇运送吉罗的任务,则交给了由英国控制的法国一个名叫“联盟”的情报网负责。在北非本身,美国人和这位将军的密使双方都已为此作了准备。美国的领事有时不过是披上了伪装的特工人员罢了,当魏刚将军在非洲任总督时,他们已同他达成一项协议,在各个大城市里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且几个月中一直在扩大必要的联系次数。战略情报局本身已在丹吉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分支机构,并同已经集合到吉罗旗帜下的停战军的情报机构和反间谍机构建立了联系。就这样,整个密谋就能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着手进行了。

   美国领事们已经发现,总的来说,北非人民——官员、法国移民和当地人——是忠于维希政府的。自由法国只是在法国本土抵抗运动的北非分枝中征求到为数不多的支持者,这个分枝名为“战斗”,主要由学者组成。至于陆军,它的爱国心同它对戴高乐将军的敌对态度是一样坚定的;但是由于它感染了维希政府官方的中立主义情绪(魏刚将军把它总结为“谁威胁法国的权利就同谁作战”),毫无疑问,它会把盟国登陆部队视为侵略者而向之开火的,除非他们的领导人及时给他们下达另外的命令。

   因此,必须卸去这只火药桶上的引爆物。这个计划的中心是一个“五人集团”,他们都是拥护吉罗将军的重要人物。其成员是,马斯特将军、工业家勒梅格尔-迪布勒伊、青年工作营的一个领导人范赫克、一个极右翼的新闻工作者里高尔、军官昂利·达斯蒂埃·德拉维热尔(他的两个兄弟站在戴高乐将军一边,但他本人却是个保皇派)、外交官塔贝·德圣阿杜安。五人集团在许多兵种中以及在北非的大城市里招募党羽。他们策划了一个双重的密谋:在阿尔及尔举行一次起义,使那些据认为是持敌对态度的维希领导人不能发生作用,从而美国就可安全地实行登陆;在拉巴特,贝图阿尔将军(他是1940年在纳尔维克使法国获得一次胜利的唯一领导者)将防止驻节将军诺盖总司令的抵抗,除非后者在最后一分钟得到警告而参加阴谋者的队伍。与此同时,吉罗将军将抵达阿尔及尔,接过军队的指挥权,然后密谋就算成功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派他的副手克拉克将军乘坐潜水艇到阿尔及利亚的舍尔舍勒地区去同五人集团联系。五人集团向他提出了他们的计划,对此他批准了;并向他提出了一张开列着建议和所需东西的长长清单,对此他没有拒绝。他们要求提供为了获胜所需要的武器。他们坚持要求在包括突尼斯在内的整个北非实行登陆。克拉克仔细地倾听这些意见,并表示对此有所理解;但是他却十分小心,对于美国人的真正计划没有在他的同伴们面前露半点声色,唯恐泄漏了秘密。这些密谋分子就被迫单独进行行动,并且几乎完全蒙在鼓里。从此以后,观点的分歧趋于明显,但是没有谁认为强调这种分歧是明智的,怕这样做会使事情弄得更糟。抵抗分子完全是从法国的观点采取行动的,其所抱的政治目的,又是美国人拒不赞同或拒绝谅解的。对于美国人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军事行动的成功。

   实际上,盟国在决定最后计划上曾遇到过某种困难。英国人建议同时在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和博内登陆;坎宁安海军上将急于解决他在地中海的困境,希望登陆作战范围扩大到比塞大,以切断隆美尔的后路,使轴心国无法在突尼斯确立自己的地位。可是美国人的看法比较悲观。他们是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他们对法国军队的行为并不感到完全放心,害怕法军可能继续进行有力的抵抗;最后,他们耽心佛朗哥的态度和德国在直布罗陀方向作出反应的可能性。因此,重要的事就是不把这次作战的战线拉得过长。

   结果,作战计划直到9月20日才完全决定下来。确定了三个登陆地区: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在西面作战的部队将是清一色的美国部队;在中部进攻奥兰的部队将是美国陆军,由皇家海军负责运送,并由一支英美联合空军部队担任支援任务;在东面进攻阿尔及尔的部队由两国的陆军部队组成,由皇家海军予以保护和皇家空军给予支援。上述部队将统归一位美国司令官指挥。在阿尔及尔能绝对有把握获得成功之前,将不在这个首都以东的地方实行登陆;只有在阿尔及尔打胜了,才将向阿尔及利亚东部推进,如果可能,并向突尼斯推进。

   这个计划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复杂的,把它付诸实施显然有困难。它需要很多时间,而恰恰是缺乏时间,因为只有九十天了,而不是被认为必需的三百六十天。除这一点之外,如果再加上这样一个情况,即美国军队的半数必须从已到达英国的各个部队中抽调,而且必须使用几乎是全部可以动用的军队给养,那么要在1943年实行渡过英吉利海峡的任何大规模行动便成为不可能的了。

   此外,实施这一计划的部队(特别是美军)缺乏经验,也引起了许多问题。摩里逊曾仔细地把这些问题列了一张单子:一些登陆舰艇直到预定启航前一天才得到发动机;舰艇人员是匆忙征集的,不善于操纵他们的舰艇;预定为它们护航的航空母舰,几乎是直接从造船厂驶出来的;陆军没有受过在海上从运兵舰转换到准备把他们送上海岸的登陆艇上的训练;陆军与海军的协同远不完善;9月9日,休伊特海军上将仍然不知道将归他指挥的是什么样的海军部队,如此等等。简而言之,情况很可能是,这场试验性的盟国联合两栖作战不会是一次出色的行动。

   八、登陆

   美国的船队不得不航行三千英里;来自英国的船队担负了把兵员和给养运到直布罗陀的任务——这些兵员和给养是由三百四十艘运兵舰在前几个星期中运到那里的。最大的奇迹是:轴心国和维希当局竟然很晚才察知这些庞大的舰队,因为当时人人都以为军事行动将会在达喀尔或马耳他地区进行。

   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日志上提到,11月4日,尽管德国人知道部队正云集于直布罗陀,他们却还不为此担忧。11月6日,在海上已经发现了这些船队,于是墨索里尼和凯塞林表示了意见,认为它们是前往北非的;但是负责德国海军作战的人士认为,此时可以预料的登陆很可能会发生在的黎波里,也许是在西西里岛或撒丁岛,作为最后一种假设,则是在法属北非。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东线的任务十分繁重,需要德军投入全部的兵力,而且一次迅速的调查表明,派空军去地中海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不得不采取纯防御措施——把进兵法国未被占领地区的“阿蒂拉计划”付诸实施,而与此相矛盾的,突击部队(特别是第六装甲师)却又从法国调到了俄国。此外,在法国领土上进行一次作战的这种可能性,看来并不是那么令人惊恐的。德国人耳朵里仍然响着赖伐尔和达尔朗的合作建议,所以他们认为(就象约德尔将军11月7日对希特勒说的),盟国在法国领土上登陆,“将最后驱使法国投入德国的怀抱”。

   正因为如此,登陆部队的敌手(不管是真的敌手,还是所担心的敌手)都完全被打个措手不及。这种情况的第一个侥幸的结果是阿尔及尔起义完全成功。11月7-8日夜间,几百名实际上是手无寸铁的青年——大多数是犹太人,也有少数阿拉伯人参加——接管了这个城市,没有流血。大多数官员在自己的家里被擒,特别是统率陆军的朱安将军以及达尔朗海军上将,后者选择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时机,来阿尔及尔看望他害小儿麻痹症的儿子。这样一来,这个城市的防御陷入了混乱,美国人就趁此机会毫无困难地登陆。但是他们的登陆比原计划迟,而且登陆地点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这样就没有任何可能同举行起义的人互相配合了。黎明时,那些被抓的要人得到了自由,战斗爆发了。最致命的事是,吉罗将军当时不在那里;他正在直布罗陀同艾森豪威尔将军争辩,因为他获悉自己不是盟国联合部队总司令后感到十分失望。后来由电台广播的一项据认是他发布的公报,也不足以补救他不在该市的缺陷。

   在这场军事行动的另一端——卡萨布兰卡,起义在开始时还好,后来就出现了逆转。贝图阿尔将军曾利用反叛的军队切断了驻节将军府的联系;但是曾被扣押了一段短时间的诺盖将军,却设法通过一条未被切断的电话线下达了命令,于是忠于他的军队前来解救了他。现在轮在贝图阿尔将军被捕,并受到交付军法审判的威胁了。在那里,已不可能防止发生战斗,而且在米歇勒海军上将指挥下的法国海军部队,也决不是可以轻视的。最后,在奥兰,英国企图强行攻占这个港口的行动失败了,因而那里也发生了战斗。

   于是,为避免法军与盟军冲突而采取的全部预防措施都失败了。美国人关注的首要事情是尽快结束这一冲突;但是由于无法强使法军接受自己的条件,也不能指望吉罗将军确保这些条件得到接受,因此他们感到非同维希当局进行商谈不可。反正他们对维希当局也没有什么反对之意,而且他们被迫承认,只有作为总司令的达尔朗海军上将才有权宣布停火。这样,他们就同他于11月8日下午六时四十五分在阿尔及尔签署了一项停战协定。

   但是在卡萨布兰卡,战斗仍在继续。那里的诺盖将军因为遭扣蒙辱一事已经怒不可遏,现在又因为贝当元帅在不承认达尔朗海军上将之后已任命他为法军司令,所以就更加不愿停止战斗了。战斗继续进行到11月11日,在法国人中造成了二千人的伤亡,法国人的舰队全部损失,其中包括战列舰让-巴尔号。美国人由于做事笨手笨脚,未能迅速取得胜利。他们的航空母舰十分缺乏训练,以致其中的一艘载有三十一架飞机,却损失了二十一架,全都是由于事故,只有一架是被击落的。同样由于经验不足,使他们打算在费达拉海滩登陆的三百四十七艘登陆艇损失了一百五十艘;在马赫迪耶进行的登陆战持续时间较长,造成的流血也较多,因为特拉斯科特将军对于海军炮火的能力几乎一无所知,没有要求海军在初战阶段给予支援。

   在实现停火时,登陆已在各地获得成功,虽然付出的代价要比原先预计的高昂。但是,在政治方面,局势却发生了一个完全没有料到的转折。当吉罗将军抵达阿尔及尔时,虽然木已成舟,法国其他将领却拒不承认他的权威,甚至还严厉批评他的行为。吉罗将军对此处之泰然。他对政治没有兴趣;只要法兰西帝国再次参加战争,并把陆军指挥权交给他,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另一方面,搞1941年5月“巴黎议定书”的人物达尔朗海军上将,却令人瞩目地卷土重来了。

   事实是这样:由于法国海军部同维希还保持着直线联系,从而有可能用电报进行一定数量的通讯,所以达尔朗获得了贝当元帅的赞同。这些电报中的一份,提到了这位元帅的一项“秘密协议”;达尔朗就利用它来推卸突然变节的责任,说这是国家元首授权他这样做的,由于是得到贝当批准的,他就不是叛国者了。他宣称,他只不过是在依照贝当的秘密意图行事,至于这种秘密意图,他却不能透露。

   人们一直在激烈辩论这个电报的确切意义。贝当元帅的辩护者们在为贝当恢复名誉而展开的运动中,大大地利用了它。他们甚至提请人们注意据称是贝当于1940年8月4日交给达尔朗的一项任务。这项任务同1942年11月的完全出人意料的形势显然是毫不相干的,而且达尔朗海军上将本人也从未提到过它。施米特将军和德尔在十分仔细地追溯了当时事情发生的次序之后指出,这个电报发出之前,事情已经发生了。不仅电报到达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已经在没有接到维希当局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停止了战斗;而且电报中还提到,先前一个阶段,这位海军上将曾通知维希,说他打算用武装力量抵抗登陆部队。因此,这个“秘密协议”涉及的是达尔朗原先要战斗的意图,而不是他突然投向盟国方面的行动。此外,贝当元帅随后公开宣布不承认并正式谴责这位海军上将一事,也表明了这位元帅的真实思想。

   1945年高等法院判处贝当元帅死刑,随后在法国引起了不和气氛和强烈情绪。只有从这一纯粹的法国角度来看,这场辩论才是重要的。对局势的进程来说,重要的事情是:在贝当元帅的同意下(这种同意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定的或捏造的),达尔朗海军上将已经重新肯定了他个人的权威,迫使战斗停止,并重新掌握了权力。美国人事实上承认了他,从而更加强了这种权力。结果是造成一片混乱。

   看来有一件事是真实的,即美国的登陆,使维希政府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尽管该政府的某些成员,很可能还有贝当元帅本人,在内心深处还是感到高兴的,此举并未带来法国在不久之后获得解放的希望,但却使它面临德国严厉报复的危险。维希政府失去了对殖民地的控制,也就失去了它的主要资产之一,而且几乎是它存在的理由之一。看来情况仿佛是,它给赖伐尔所鼓吹的合作政策以致命的一击。达尔朗的突然倒戈,只能使希特勒坚信他对法国人的根本不信任和敌视态度是正确的。现在什么样的灾难可能要降临到法国头上呢?贝当元帅过去所以奉行妥协政策,原出于减少法国人不幸的愿望,并且坚信只有他才能做到这点(所谓的“天生我材”)。正因为如此,他在1940年6月拒不离开法国;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除了奥弗昂海军上将以外,还有一些接近他的人曾力劝他离开,而且他不离开还可能使他的许多追随者感到不快,但他仍然在1942年11月再度拒绝离法。他极度谨慎,加上当时的环境,使他无法说出内心的话来。因此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这位元帅只限于接受既成事实,让达尔朗海军上将去走一条他反正已不再能阻止的道路,同时自己留在法国尽可能地挽回任何可能降临的灾祸。

   “秘密协议”和达尔朗海军上将的突然转向,只有同时采取具体措施,才会有某种实际意义(当然,由于当时的情况,对这些措施势必要保守秘密)。但是,不论是在突尼斯还是在土伦,都没有采取任何这样的措施。这一情况的后果是非常麻烦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虽然也还来得及补救。

   事实上,德国人直到11月10日才组织好对登陆的反应。它采取的方式是,一方面由德意两国军队进兵法国南部地区,另一方面在突尼斯建立强固的“桥头堡”。对于第一项行动,不可能有什么严重的障碍,但是第二项却是风险非常大的。正如德军最高统帅部所指出的,它要求同法国军事当局保持“密切而友好的”联络。结果这种联络进行得十分出色,没有受到任何“暗中不和”的干扰。维希方面派出殖民地部长普拉东海军上将作为特使去谈判此事。即使有这种共同的决心,阿尔及尔商谈以及由此带来的无把握局面,还是使得驻突尼斯的法军(包括同情英美的那些法军领导人在内)毫无作为。

   这样,德国运输机就得以不开一枪地在突尼斯机场降落。“对任何人都进行自卫抵抗”,但却丝毫也没有对德国人作战。法国军队退到了突尼斯以西的山里,仿佛他们的任务就是抵抗英美联军可能的挺进。德国人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因而能十分愉快地经海空两路增援他们的先头部队,甚至派遣了德军三个师、意军两个师到突尼斯去。在北部,他们扩大了占领区的范围,不放一枪地占领了比塞大,并俘虏了那里由德里安海军上将指挥的小分舰队。在南方,他们前去援助非洲军团,因而该军团将肯定能向西退却。一直到11月19日,驻突尼斯的法军司令巴雷将军才拒绝了德国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从阿尔及尔也接到了同样意思的指示,那已经是贝当元帅与达尔朗海军上将达成“秘密协议”之后十一天了。

   九、“火炬”行动的结果

   盟国在北非的登陆作战因而以半胜利而告终。它在设想上显然不够大胆和宽阔,但是这一点是直到佛朗哥将军完全不采取行动这件事得到证实之后才认识到的。尤其是,美国军队表明,他们对于所面临的巨大任务在准备工作方面是何等的差劲。总而言之,在其范围和风险西方面都受到限制的“火炬”军事行动,对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决定性攻势来说,是一次良好的准备。实施这次登陆战的困难,使人设想到,如果在1943年发动一次类似的攻势,将极可能以代价高昂的失败而告终。因此,人们可以争辩说,它并没有白白的浪费许多时间,事实恰恰完全相反。

   另一方面,在北非,“吉罗图谋”的失败造成了有点混乱的政治局面。对达尔朗海军上将的承认——尽管罗斯福总统把它说成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却仍然在英美两国使盟国舆论感到震惊,法国舆论就更其如此了。看来好象是要给那些坚持与德意合作政策的人以某种奖赏,而牺牲诸如戴高乐将军这样的志愿抵抗者,而这些人甚至在最严峻的时刻也从未放弃与盟国一起的战斗。在非洲,维希政府并没有更迭其支持者或改变其立法,其中有些立法是希特勒授意的,诸如废止曾给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以法国困籍的克雷米厄法令。戴高乐将军在伦敦提出强烈抗议,整个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也跟着这样做。在他们看来,同达尔朗保持任何接触都是不光彩的。此外,达尔朗为了摆脱关系,就以不服从命令为由,把负责策划阿尔及尔阴谋的人以及任何与此有牵连的人予以降职甚至加以囚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位海军上将顺利地获得了西非的支持,结果使整个法属非洲重新卷入了战争,这种情况无补于纷乱的政治局势。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这种局势中尽力奋斗,但是却未能始终了解其全部底细。

   在法国本身,这次行动的主要受害者是维希政权。赖伐尔去希特勒的总部跑了一趟,未能阻止对南部地区的入侵。贝当元帅对此提出了正式抗议,也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吉罗将军拟定的计划并没有执行,维希当局命令停战军不要抗击入侵部队。只有在蒙彼利埃的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企图到丛林里去打游击,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跟他干。他为此被政府抛弃并遭囚禁。南部地区是由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共同占领的,以罗纳河为两国占领军之间的分界线。全部城市被毫无困难地占领了。最初退入兵营的停战军被解除了武装,然后被解散,只有一个师例外,该师与法国海军一起,担任防守土伦军港的任务,归所谓“费尔伯集团军”的德国军队指挥。

   德国当局据称仍把南部地区看作是自由区;他们在南区并没有设立任何象北区存在的那种新区划。这纯属虚构;停战所给予维希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已完全化为乌有了。贝当元帅的政府被剥夺了殖民地、军队和本国领土,并被迫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它甚至于不能装着有自己的政策了,因为它已不再拥有这样做的资本。这是那场以一个法国政府的雷通德停战而开始的实验的告终,那个政府在理论上曾保持着一点点独立,希望凭借着军事上保持中立(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同征服者合作而抵消了这种中立),并凭借叫做民族革命的改革计划,使法国重新振兴起来。法国人此时只有两张牌可打:或则是全面合作,或则是抵抗。停战军的大多数军官选择了第二条路,然而他们却没有参加已经存在的戴高乐派抵抗运动,却设法取道西班牙去参加正在北非成立的法国新军的队伍。留在法国的人则组织起陆军抵抗组织,该组织也希望仅仅依靠这支正规的非洲军。

   土伦舰队怎么办呢?达尔朗海军上将邀它到阿尔及利亚来同他一起干,这一邀请遭到了舰队司令官德·拉博德海军上将响亮而有力的拒绝。水兵们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人和贝当元帅之间,决定服从那位国家元首的命令。但是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他们会身不由己地完全或部分受到出征号召的诱惑。希特勒已经决定,从11月16日起,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使这支舰队失去作用,如果可能的话,则加以控制。为了防止维希政府,甚至是意大利人得悉此事,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为了减少风险,法国军队被从土伦撤走,德国突击部队则在法国海军部显然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地开向土伦。

   1942年11月26日黎明,德国发动了进攻。法国海军官兵完全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港口守将马尔基海军上将在床上被俘。由于没有启航命令,各舰指挥官中极少有人决定逃跑,虽然燃料并不缺乏,缺乏的仅仅是逃跑的命令或意志。仅有五艘潜水艇逃脱了,其中一艘在出海后凿沉,另一艘继续向前航行,在西班牙被扣留。

   其它军舰为良心驱使,服从了达尔朗本人在老早以前就发出的凿沉命令。就这样,四艘战列舰——其中两艘是在米尔斯克比尔战斗中留存下来的,七艘巡洋舰、十七艘鱼雷艇驱逐舰,一艘飞机运输舰、六艘反潜护卫舰和十六艘潜艇都有意凿沉了——总共达二十二万吨。此外,德国海军在地中海各港口攫获了一百五十九艘商船,达六十五万吨。

   就这样,在1939-1940年的战斗期间未被打败并完整无损的法国舰队所剩下的全部舰艇,在对法国丝毫未作贡献的情况下沉入了海底。诚然,德·拉博德海军上将认为,这样做是挽回了荣誉,他毫不困难地证明说,希特勒违背了诺言;但他为什么没有更多地想一想,这位德国元首在此以前就有几次违背过诺言的类似事例呢?当涉及纳粹德国的人物、目的和方法时,这种君子语言带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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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