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战役·第六
作者：瓦尔特·格利茨 ·德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
出自————《战争通史》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联装甲部队——后面跟着大量步兵——在冰天雪地的顿河草原上击溃了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这一天，一般认为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开始。不管是否恰当，该战役长期以来在德俄两国的战争文献中都被赋予了某种传奇的色彩。它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并由此涉及到对整个战争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问题。
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考察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包围战时我们能否不论及战役前的形势。这次包围战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开始，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以该集团军残余部队的投降而告终。实际发生的情况可分两个阶段；先是向斯大林格勒的进军，继而是对该城进行的争夺战。
希特勒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就已考虑到要攻占这个伏尔加河上的工业和内河航运中心 [ 注：1941年11月7日哈尔德日记。还请参看1940年7月31日哈尔德日记。在这篇日记里，记载了希特勒提出的主张，即要粉碎“俄国重要的力量源泉”，真正需要的是发动一次“有限的军事行动”来夺取巴库油田。顺便说一下，德国陆军参谋总部作战部于1941年10月24日也提出了自己进攻高加索的初步方案。 ] 。这个设想跟天气许可时南进高加索、夺取迈科普－格罗兹尼油田的计划相连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奥尔沙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向配属南方集团军群的各集团军司令官传达了这些方案。保卢斯将军当时任副参谋总长，因而对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十分了解。希特勒坚持认为，对苏战争不应单纯基于军事战略来考虑，而要根据政治、思想和经济诸因素来估量。将军们这时对他作出了让步。希特勒急于想打击他的“政敌”的意识形态和军事经济中心。对他来说，这首先是作为布尔什维主义发祥地的列宁格勒，其次是拥有丰富的农业、煤、矿石和石油资源的南俄和高加索地区。希特勒这种基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的考虑与参谋总部的想法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是沿着传统的从政治到军事战略的路线来考虑，把占领敌人首都莫斯科作为主要目标。在作为德军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和陆军总部之间也有矛盾。这个矛盾只是在经过一场严重的内部危机之后才得到了解决，当时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事实上，整个一九四一年的对俄军军事行动都受到这种意见不和的影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莫斯科冬季战役期间情况已经充分显示，敌人的抵抗和继续战斗的决心都丝毫没有动摇。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德军的胜利进军第一次受到阻挡。截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德军伤亡、失踪人数达到七十六万五千四百一十五人，约为原有兵力三百二十万人的百分之二十四。
这时再要在全线重新发起进攻已不可能。事实上，任何形式的进攻是否可能或确实可取也值得怀疑。有人提出也许以一系列的牵制行动消耗敌人（其人力与资源贮备不详）更为好些。鉴于希特勒的脾气，以及他坚决认为在迫使英国屈服以前必须首先“打败”俄国，他作为德军最高统帅作出如下的决定就毫不为奇了：即必须重新发起进攻，进攻要在被认为能给俄国的战争经济以最严重的破坏、同时又能为德国本身的战争经济开辟新的原料来源的那条战线上进行。
如果不把外乌拉尔西伯利亚地区在改造和重建俄国军火工业方面的重要性考虑在内，那么这无疑指的是顿涅茨和顿河盆地、伏尔加河上那个拥有生产坦克和火炮大型工厂的巨大的铁路中心斯大林格勒以及高加索油田。哈尔德将军建议，如果再要发动攻势，就应当针对莫斯科。然而他的建议对希特勒已不再有多大分量。在考虑向伏尔加河全面推进时，还有希望攻克萨拉托夫。它是一个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象莫斯科一样，能使俄国人方便地来回运输军队。从萨拉托夫有铁路通到外乌拉尔工业区。同盟国的补给物资也是从北边的白海边的阿尔汉格尔以及南边的波斯和西伯利立经由萨拉托夫运到前线 [ 注：这些想法也有人提出过，例如英国军事作家富勒少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一1945年）》一书中就提出过。 ] 。
然而对于希特勒，最重要的目标是夺取高加索油田，因为这会减轻德国的过度紧张的燃料形势。与这一计划相联系的还有其他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可谓大而无当。譬如说，或许可能在北非的隆美尔将军与意德军队占领埃及并夺取苏伊士运河的同时，通过高加索突入近东。这一双管齐下的行动足以把大英帝国的权力打得粉碎，尤其因为日本在东南亚的行动已经使英国蒙受巨大的损失。
南线攻势
一九四二年夏季战役的第四十一号元首指令是在这年四月五日发布的。这正是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准备对德国本土目标进行首次大规模空袭的时候。元首指令列举了两个目标：在北方，要最终占领被围的列宁格勒，建立与德国盟国芬兰的陆上联系。然而，这个企图攻占列宁格勒并与芬兰人取得联系的“北极光”行动计划还只是第二位的考虑。大目标在南方，是突进高加索。
南方的这个攻势计划分四个阶段展开。第二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拟突破顿河上的沃罗涅日。第六集团军前出到哈尔科夫以西，并与沿顿河南下围歼敌军的第四装甲集团军配合，消灭顿河以西之敌。尔后，隶属B集团军群指挥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配合Ａ集团军群（第一装甲集团军和第十七集团军）合围斯大林格勒。Ｂ集团军群沿顿河向东南推进，Ａ集团军群从塔甘罗－阿尔捷莫夫斯克以东地区越过下顿涅茨河向东北方向突进。夏季攻势的第四阶段是南进高加索。
担任整个攻势主力的是南方集团军群。该行动第一阶段的代号为“蓝色”。一九四二年冯·赖歇瑙陆军元帅在他的波尔塔瓦司令部中风病发作，只得返回德国，死于来比锡。对这样一个长于指挥、精力充沛的将领来说，这是过早的夭折。冯·包克陆军元帅接替了他。直到莫斯科战役前不久，包克陆军元帅一直指挥着中央集团军群。
必须记住，按照原来的计划，这一攻势要分几个阶段进行，因为它需要的兵力已超过一个集团军群的限度，而且至少还要准备强大的预备队。可事实上根本没有过这样的预备队。
发动夏季攻势的先决条件是彻底解决刻赤半岛和克里木半岛的战事，在那里敌人还在坚守，虽然这时已经过了冬季战役；同时也要消灭冬季战役以来渗透到哈尔科夫附近的大量敌人。
夺取刻赤半岛和坚固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任务交给了曼施泰因将军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这一任务于五、六月间完成，最后攻克了塞瓦斯托波尔。曼施泰因由此荣升为陆军元帅。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正当德军准备向前推进时，苏联“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元帅率领——根据德国的估计——二十个步兵师、为数不少的骑兵旅和十五个装甲旅冲向德军集结地区的中央，并暂时在哈尔科夫地区达成了纵深突贯。克莱斯特将军指挥的第一装甲集团军、保卢斯将军及其参谋长阿图尔·施密特少将指挥的第六集团军以及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斯洛伐克军队，在第四航空队的支援下对向前推进之敌的纵深侧翼发起反攻，挡住了铁木辛哥的攻势。根据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总结报告，在这次反击中，共歼敌二十个步兵师、七个骑兵师和十四个装甲旅，俘敌二十四万人。
哈尔科夫春季战役对保卢斯将军的战术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他已于一九四二年一月接管第六集团军的指挥。保卢斯将军和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包克陆军元帅与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和集团军群参谋长佐登施特恩将军的意见不一致。他们坚决主张立即采取反措施制止俄国的突入。可是陆军总部象第六集团军和集团军群两位参谋长一样也持有不同的看法。哈尔德将军总是十分正当地把哈尔科夫春季战役视为他最得意的成就。在这次战役中，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打，让敌人逼近哈尔科夫，然后对其纵深翼侧发起反攻。保卢斯将军认为，在危急时刻，陆军总部有时比单个集团军司令官能够更好地判断全局，哈尔科夫战役就是一例 [ 注：关于哈尔科夫春季战役还请参看前第6集团军参谋长阿图尔·施密特中将提供的证据。请注意，施密特是能把他的笔记与第６集团军的战争日志进行对照的。目前，该集团军的战争日志仍保存在美国历史档案部门。 ] 。
一九四二年六月底，正当隆美尔陆军元帅在为向阿拉曼阵地突进组建其“非洲装甲集团军”时，冯·包克陆军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在俄罗斯南部转入了进攻。在长约五百英里的战线上部署着德第二、第六、第十一和第十七集团军，第一和第四装甲集团军，贾尼将军指挥的匈牙利第二集团军（兵力尚未满员），意大利远征军和维特斯海姆集群。在库尔斯克以东，第二集团军、第四装甲集团军（霍特将军）和匈军联合组成一个集团军群，由魏克斯将军指挥。在这个时候，冯·包克预备队的编成内有两个德国步兵师和六个附庸国师组成，其中有些师还正在进入阵地，第十一集团军仍在克里木作战。
厄运好象在给人以明白的提示，在哈尔科夫战役以后发生了一件极为不幸的事。六月十九日，第二十三装甲师（隶属格奥尔格·施图梅尔将军指挥的第四十装甲军）作战处长乘坐的“鹳”式飞机在苏德前沿阵地之间被击落。不幸的是，他带着一、二份该军发布的有关攻势部署的命令，这些命令落到了敌人手里。希特勒大为恼火，召回了施图梅特将军，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加强了保密措施，并重申按照希特勒的观点，任何一个军官只能了解为实施其具体任务非知道不可的情况，除此以外，不应再知道更多的情况。谁违反这一原则，就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对这类事情，希特勒的态度与尚在正式应用的传统做法迥然不同。希特勒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意味着一个集团军或一个集团军群的司令官会受到不必要的束缚，他的视野会变得狭窄，他的判断也会发生疑问。按照这一新的规定，即使在他自己的作战区，他也照例不应对前线的整个局势发生丝毫兴趣，更不用说是其他战线的局势或国内的局势了！这种情况不久就开始产生恶果，尤其是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期间。
南方集团军群的部队干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开始发动进攻。在七月四日到六日之间，魏克斯集群占领了沃罗涅口城的大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作战中，敌人没有采取坚守到底的典型俄国战术，而是主动撤出了该城（城北的大学区除外）。这是因为斯大林发布了采取更灵活的战术的新指示，即在必要时可以撤退减少损失。在德国方面，希特勒却朝今夕改，并一再直接干预，这表明德军最高统帅是多么地惴惴不安，举棋不定。
原来，希特勒命令要在作战行动的第一阶段拿下沃罗涅日。但是冯·包克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一特定行动纯属浪费时间。所以最后希特勒只得把是否夺取沃罗涅日这个问题留给集团军群司令部去考虑。可是当冯·包克（他在此期间已改变观点）正要趁机行事时，希特勒却命令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一个军反转开往东南方。
就这样，第四十一号指令规定的第二行动阶段在第一阶段还未结束之前就由一个装甲军（第四十装甲军）开始了，而在沃罗涅日的德军却又急需第四十装甲军。此外，由干燃料供应不足，也无法实施交给整个装甲集团军的任务，即防范苏军在第六集团军进攻面前向东后退，逃过顿河。这种“折衷战略”成了整个夏季战役的特征 [ 注：希特勒在1942年7月4日不让攻占沃罗涅日和越过顿河，德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同意这一点。德尔还认为冯·包克陆军元帅在这里纯粹从战术上进行判断是错误的。 ] 。还必须指出，在顿河一线的这些军事行动的意图，也在于为今后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以及在高加索的军事行动，巩固其漫长的北翼。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对俄罗斯南部的德军的改编已付诸实施。原先的南方集团军群这时分成Ｂ集团军群（冯·包克陆军元帅），下辖德第六集团军、匈第二集团军、意第八集团军以及尚在组建中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利斯特陆军元帅指挥的新成立的Ａ集团军群（下辖第十七集团军，从七月十四日起还有第四和第一装甲集团军）担负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军事行动。按照第四十一号指令，这就是军事行动的第三阶段。沿顿河向南推进的B集团军群的部队将与利斯特指挥的A集团军群的部队联合组成钳形攻势，后者将从塔甘罗格－阿尔捷莫夫斯克地区越过顿涅茨河和顿河的下游向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前进。由于要把两个集团军送过顿涅茨河下游的计划引起了某些战术上的疑虑，这一部署又作了改变。Ａ集团军群向北挺进，于七月十四日在米列罗沃附近与Ｂ集团军群建立初步的联系。对斯大林格勒的钳形攻势的设想也随之放弃了。
到这时，敌人已开始显出筋疲力尽的迹象。但同时也有迹象表明敌人的撤退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希特勒率领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和陆军参谋总部迁至波多里亚（西乌克兰）文尼察附近的“狼人”前哨大本营。它座落在沿文尼察－希托米尔一线的一座杉树林里。长期以来，希特勒一直对冯·包克陆军元帅的所作所为很不满意。现在冯·包克被永远撤消职务。魏克斯将军被任命接任Ｂ集团军群司令职务。
在这时，希特勒仍真的相信俄国已到了势穷力竭的地步。他并没有从去年秋天的同样的错误信念中吸取教训。还在元首大本营从东普鲁士迁到波多里亚以前，希特勒就又一次干预作战行动。七月十三月，他命令第一和第四两个装甲集团军配合第十七集团军（鲁奥夫将军）朝罗斯托夫方向进攻。这只能意味中止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
希特勒深信，在顿河一线第六集团军和第四十装甲军进攻面前退却的俄国“主力”会被包围在顿河和顿涅茨河之间，并会在他们经由罗斯托夫往高加索方向退却以前通过一次大战役被歼灭。这是打的如意算盘。据德国情报部的报告，正巧也在七日十三日这同一天，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决定把俄国军队撤到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河和高加索一带，旨在迫使德军再打一次冬季战役。
第二天，德国的这两个装甲集团军已进到顿涅茨河以东的卡缅斯克－沙赫丁斯基和上奇尔河之间，这样就处在对斯大林格勒实施迅速突击的理想位置。然而他们却受命离开这个有利位置去参加一次事实上不大可能发生的围歼战。
由于原来的计划有所改变，现在便决定只有第六集团军是对斯大林格勒实施进攻的唯一力量。很可能此时征服高加索油区的“主要行动”又迷住了希特勒的心窍。举棋不定，出尔反尔的现象又从命令中明显地看出来。第四装甲集团军曾一度待命于顿河南岸的桥头堡阵地上 [ 注：德尔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了并非完全毫无根据的怀疑，即希特勒蓄意蒙蔽了陆军参谋总部，而且包围战的计划也只是为了改变主攻方向以夺取高加索油田的一个借口。 ] 。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一装甲集团军和第十七集团军攻克罗斯托夫。原来想象的“围歼战”不可能再发生了，因为敌人早已向高加索全面撤退。
当第六集团军越过奇尔河上游向顿河大弯曲部的克烈缅斯卡亚推进时，希特勒亮出了他自己的“底牌”。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的第四十五号元首指令规定，A集团军群与鲁奥夫集团军群（第十七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向黑海边的巴统推进。第一和第四装甲集团军先占领迈科普－格罗兹尼油田，继而夺取第比利斯－巴库一线。这个作战计划称为“老鼠”行动。B集团军群受命配合第六集团军攻占斯大林格勒，并在顿河一带准备一条防线——这被称为“齐格菲”行动计划。曼施泰因陆军元帅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被北调去攻占列宁格勒。尽管现有的兵力再次显得极为吃紧，仍有两个机动师调回法国。
这两个集团军群在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齐姆良斯卡亚－沃罗涅日地区的战线已经长约七百五十英里。但是如果真的要到达它们所向往的巴统－巴库－阿斯特拉罕－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一线。那么德军的南线大约将会长达二千五百英里。而且尽管不断减员、缺乏急需的替换部队和燃料经常短缺，这条战线还得守住。上述最后一个困难肯定对两个机动师遣回欧洲的决定起了作用。鉴于燃料供应困难，能否在重点作战地区用上它们那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同时，希特勒也担心盟军为减轻对俄国的压力而入侵法国北部，因而这两个机动师便被调回到法国。
第四十五号元首指令的发布突出地说明了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奇特的部署。本来攻势开始时安排的分阶段进攻的做法现已放弃，而又变成在不同方向上发起两个攻势：一个对斯大林格勒，一个对高加索。尽管按原来的计划，这两个攻势事实上互不相关。譬如说不必为了占领高加索而占领斯大林格勒。反过来也一样。
不过，希特勒仍然坚信俄国人已经到了势穷力竭的地步，尽管事实上俄军损失很轻微而且德军俘获甚少。很明显，俄国人是在采取拖延战术。希特勒还相信占领高加索石油区会给俄国的军火工业以决定性一击。
事实上，俄国方面发生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俄罗斯东部地区以及外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庞大的重建军火工业的工作已接近完成。坦克、火炮和被称为“斯大林管风琴”的多管火箭炮的生产数字不断上升。在第五十二军地段缴获了一份斯大林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发布的通令，那是语重心长的，并坦率承认俄国在人力和领土方面的巨大损失，包括农业地区和工业中心。接着 它庄严地指出——没有威胁也没有谴责——任何进一步的后退只能意味着俄国的灭亡。各方人士一致认为，这个通令以及为巩固俄国的防卫能力而接着采取的措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作用。第六集团军的施密特少将有这样的印象：从一九四二年八月起，俄国的抵抗又一次加强了；而在以前的几周里，后撤的敌人队伍还经常出现溃散的迹象。
在德军方面，又一次深感到给养的困难，因为这时德军在广大的地区作战。由于没有适当的公路网，所有给两个集团军群的供应物资只得靠两条铁路线运输。而这两条铁路线还只通到哈尔科夫和斯大林诺（后来延伸到罗斯托夫以远）。这是一种耗费时间的行动，因为还得把俄国的轨距改成与德国的一样宽。陆军军需兵司令试图建立一系列供应点，从那里再由卡车队转运出去。但是元首大本营所命令的部署变化频繁，使得集团军一会儿调到这里，一会儿调到那里，象老式演习时的营一样被调来调去，这就引起了新的混乱。总的说来，吃的问题可以就地解决，然而弹药的补给，尤其燃料的补给却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连第四航空队也不得不帮助仓促组成的卡车队运输物资。
尽管如此，第四十五号元首指令使现有的德国兵力确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焦点。三个德国集团军分配去攻取高加索，而一个德国第六集团军不仅要攻占斯大林格勒，而且还要准备把顿河作为一道防线。这样，希特勒的目标，斯大林格勒，以及第六集团军及其司令部就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斯大林格勒的悲剧、第六集团军的悲剧，在开始之前是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序幕的。
在本世纪初，斯大林格勒（当时称察里津）只是一个人口不超过五万五千人的小城，但它作为一个石油、粮食、木材、羊毛和鱼盐的集散地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察里津位于顿河草原和卡尔穆克草原会合处，那是一个狭长的地带，介于俄国欧洲部分东部地区的两条大河之间。在更早的时候，察里津是抵御亚洲草原骑兵的防线的起点。从革命年代起，该城就用了新俄国主宰一切的统治者的名宇：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世称斯大林。一九一八年城名的更改是为了纪念斯大林打退克拉斯诺夫将军指挥的顿河哥萨克军队，保卫并守住了该城。
这样，从前的察里津的确有纪念斯大林的特殊意义，抗击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队伍的斗争象征着他的军事生涯的开端，也是他成名的开始，虽然当时他被派到南方并不负有军事使命而只是作为去伏尔加河流域征粮的特派员。然而，希特勒过高地估计了该城对俄国人心理上和思想上的作用，尽管事实上从那时以来，斯大林格勒作为一个转运和生产中心，其经济上的重要性的确极大地提高了。该城座落在一块地势平坦、树木稀疏并为深沟巨壑切割的地区，市区有五十万人口，在南起库波罗斯诺耶北至雷诺克的伏尔加河两岸向东西各延伸约二十英里。近郊的工业，铁路设施，工厂和办公大楼使它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这里生产大量的拖拉机、坦克和火炮，也是来自高加索的石油供应的转运站。然而，尽管它无疑是重要的，攻占斯大林格勒和切断伏尔加河航运（正如以后表明的那样）并不意味着俄国的战争经济和运输体系会毁坏到象希特勒认为的那样的程度。
希特勒把攻占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交给保卢斯将军。保卢斯将军知道这次在伏尔加河上的战役将会给他带来包括元帅军衔在内的最高的军事荣誉，但同时也会给他带来极为痛苦的良心危机。他十分清楚，希特勒非常重视夺取和占领这块与夺取高加索油田紧密相连的“伏尔加河上的要地”。他曾在冯·赖歇消陆军元帅手下当过第六集团军的参谋长。从一九四O年九月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他在陆军参谋总部任职。他参与过起草一九四一年进攻俄国的计划以及一九四二年战役的最初几次讨论。
保卢斯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凭藉勤奋与坚毅上升到了高位。他被认为是一个很有教养，兢兢业业的参谋军官，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周密细致的准备和研究后作出的。事实上他是一个理想的参谋长，但是要有一个象冯·赖歇瑙陆军元帅这样敢于负责、超群出众、精力充沛的司令官来领导他。据传，当希特勒有一次说到有了第六集团军他就可以攻破天堂的大门时，冯·赖歇瑙却回答说，“但是，用我当司令官，我干不了”。
赖歇瑙这种悉心养成的权威感正是保卢斯身上所缺乏的。事实上，后来在危机高潮时，他曾暗中评论说：“可惜我不是冯·赖歇瑙。”至于他自己的参谋长阿图尔·施密特少将却是他理想的助手。施密特是一个汉堡商人的儿子。他活力充沛，目光犀利而且不怕负责。尽管有时对他们的关系有些传说，他们两人一直十分融洽地共事到最后阶段的某个时候。他俩都是参谋军官，按照德国军队的传统，他俩受到的教育都是与政治无关的。他俩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都兴趣索然。许多月来，他们完全专心致志于本职工作，指挥俄罗斯南部的战争。他们两人无论在判断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极大地受到希特勒所理解的领导艺术准则的束缚。
希特勒改变计划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日，恰好是七月二十三日发布第四十五号元首指令后一星期，希特勒对于这两路攻势的计划作了最后的安排。霍特将军指挥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在马内奇河对岸刚获得一个桥头堡，并在向高加索推进时攻克了普罗列塔尔斯卡亚，这时突然奉命划归Ｂ集团军群指挥，并掉转头来向顿河以南推进，越过卡尔穆克草原，配合第六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进发。于是放弃了形成重点的最后尝试。
八月是对伏尔加河流域和高加索发起决定性“齐格菲”和“老鼠”攻势行动的一个月。可是在八月十一日，中央集团军群受命发起“旋风”行动计划，结果兵力就普遍分散。第二装甲集团军在苏希尼奇附近发起进攻以铲平苏希尼奇－尤赫诺夫地区俄军的凸出部。然而，中央集团军群这时由于苏军在第九集团军和第三装甲集团军作战的瑟切夫卡－苏勃佐夫－尔热夫地区的突破而处境危急。八月十九日，一支英国－加拿大登陆部队袭击了迪埃普，使希特勒深为不安，虽然事实上这不过是一次大规模威力侦察而已。八月二十二日，“旋风”行动计划被撤消。进攻失败了。第二天，也即八月二十三日，中央集团军群报告说，俄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一天，希特勒下令在九月十四日发起攻打列宁格勒的“北极光”行动。
根据参谋总部东线外军处的计算，在八月十五日，俄军在前线拥有二百五十四个步兵师，八十三个步兵旅，十三个骑兵师和六十八个装甲旅，这是一支大约相当于二百二十二个德国师的作战力量。敌人的预备队估计有七十三个步兵师，六十六个步兵旅，二十个骑兵师以及八十六个装甲旅。
在伏尔加河－顿河前线，第四装甲集团军已把一个装甲军（第二十四装甲军）拨给第六集团军，把另一个装甲军（第四十装甲军）拨给Ａ集团军群，又把“大德意志师”调往西线。这时它还有第四十八装甲军（辖一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第四军（辖二个步兵师）和罗马尼亚第六军（暂辖二个师）。而在顿河大弯曲部负责实施两路大规模进攻（南北）的第六集团军则有第十四装甲军、第八和第十七军、第二十四装甲军和第五十一军。
由于经常改编，也由于进攻高加索消耗了大量燃料的结果，直到八月七日，德军才成功地在顿河大弯曲部击败苏军主力——约十二个步兵师和五个装甲旅——并强渡顿河。与此同时，第四装甲集团军面对敌人的顽强抵抗和不断的燃料补给困难，在卡尔穆克草原一直打过阿克赛河，并朝斯大林格勒以南伏尔加河畔的红军城方向打进了阿勃加涅罗沃。俄军的抵抗是那么坚韧顽强，第六集团军只得又把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拨给霍特。
由于德军担任进攻的两个集团军的兵力相对减弱，俄国人依靠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便成功地加强了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德国方面喜欢把斯大林格勒说成是一个具有内外两个防卫圈的“要塞”，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防御的准备工作由托尔布欣少将主管，他后来成为一名元帅，指挥攻克了布达佩斯和维也纳。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保卢斯将军终于感到可以下达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命令了。按照Ｂ集团军群发布的一项指令，规定夺取卡拉奇－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以北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狭长地带。部分德军将在斯大林格勒西面的高地设法与霍特的部队取得联系。暂时还没有发布占领伏尔加河畔市区的具体指令，因为集团军司令部尚不知敌人是否有足够的军队进行旷日持久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三天以后，就是八月二十一日，第六集团军在韦尔佳奇两侧强渡顿河。二十三日傍晚，第十四装甲军的部队在杂乱无章向外伸展的市区北边的雷诺克附近到达伏尔加河畔。
第二天，在文尼察的元首大本营里，可以说是已沉浸在最初的胜利中，希特勒与曼施泰因陆军元帅讨论了“北极光”行动计划的准备工作，后者同时还亲眼看到了希特勒对参谋总长哈尔德的一次激烈的令人吃惊的训斥 [ 注：曼施泰因完全意识到“北极光”行动计划是不必要的，而且无论如何也是很成问题的。 ] 。
在此以前，八月二十日，霍特指挥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已在通杜托沃车站以东的高地上受阻，该高地位于红军城山岗的前面。而这道山岗居高临下控制着伏尔加河河曲，是斯大林格勒防御中的南方要冲。苏军在这里防守坚固。第四装甲集团军兵力太弱，无法攻占红军城和别克托夫卡之间的高地，只得与在它左翼的第六集团军取得联系。这样就不可能象原来计划的那样实施钳形攻击。九月三日，霍特指挥的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成功地攻占了斯大林格勒西郊的伏尔加高地。接着他们向伏尔加河进发，于九月十日抵达斯大林格勒以南伏尔加河上的耶尔珊卡和库波罗斯诺耶之间的地域。但他们怎么也攻不下别克托夫卡。这个地方后来成了苏军反攻的一个起点。
在这段焦急不安的时间里所作的判断，有许多后来证明是准确的。甚至还在开始进攻顿河大弯曲部之前，保卢斯就与B集团军群对如何保护越来越向前延伸的进攻的两翼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他指出北翼的防卫不够，但如果抽调部队防卫侧翼，突击的进攻力量势必减弱。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的日志早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六日就记载道：元首十分忧虑，惟恐斯大林重复一九二０年的“标准的俄国式进攻”。在那一年，红军曾渡过顿河，向罗斯托夫方向攻打到谢拉菲莫维奇地区，击败了符兰格尔将军所指挥的白军。
希特勒的灵感固然有时能料事如神，事实上他所得出的结论却离题太远。这一次他的战略概念与能动用的兵力之间就毫不相称。事实上在八月二十日，苏军确实以相当的兵力发起了一次进攻，越过顿河，突进到正在防卫德军第六集团军纵深北翼的意大利第八集团军的阵地。在最初几天里，这一进攻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意军也有个别辉煌的战绩，如著名的萨瓦骑兵团在伊斯布申斯基对俄国步兵和炮兵的进攻，但许多意大利部队的战果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德军第十七军进行了必要的干预才使局势得以恢复原状。
保卢斯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对意军地段的局势极为担心，这种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说来真巧，接替保卢斯担任陆军参谋总部第一军需长（作战部长）的布卢门特里特将军这时正在视察第六集团军前线。为了要向第一军需长表明他关于北段的报告和警告是多么有根据，保卢斯请他视察意大利第八集团军。正如保卢斯自己所写的，按照希特勒的指令，这越出了他的职权范围。
在那个时候，最高领导层仍然抱有奇特的幻想。这一点可以从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戈林在文尼察作的一次报告中清楚地看出。据他说，第四航空队司令冯·里希特霍芬将军亲自视察了斯大林格勒地区，在那附近已经没有强大的敌军存在。里希特霍芬得到的印象是敌人缺乏任何统一的指挥。那时第六集团军北部集群在科特卢班地区陷于困境，而第十四装甲军则有一个星期被阻于伏尔加河畔的雷诺克附近，处境也很危急。德军的力量还不足以迅速地扩大他们最初的战果。暂时，苏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发动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反攻。他们主要由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崔可夫将军指挥的称为“传奇式的”第六十二集团军组成。但是俄军并没有善罢甘休。
同一天，八月二十八日，北方集团军群报告俄军发动了反攻。两天以后，希特勒看到在高加索北沿的Ａ集团军群也发生危机。那里的进攻停止不前。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希特勒却大发雷霆，唐突地把利斯特陆军元帅召回文尼察述职。
在九月一日到十五日之间，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尽管损失日益惨重，仍一步一步打进斯大林格勒杂乱的郊区、工厂区和铁路设施。这场战斗将持续两个半月之久，它使人越来越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凡尔登进行的激烈的消耗战。德军逐步地占领该城的大部，但是苏军仍在五英里长的市中心坚守伏尔加河岸的一部分，尤其是他们还坚守着关键的红斯洛博达渡口。
与此同时，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将军才从前线视察回来，（他很少获准去前线视察），证实利斯特陆军元帅对局势的估计是正确的，结果引起了与希特勒的一场激烈的争吵。尔后希特勒召回利斯特，决定亲自从文尼察指挥A集团军群的作战行动，希望这样能挽救这个号称“老鼠”的“主要作战行动”。
当争夺斯大林格勒的战役还胜负未决时，希特勒搞了一次异乎寻常的然而又是非常典型的宣传战。他向全世界宣告，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当希特勒于九月底去柏林为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冬季救济运动”揭幕时，他宣布德国的攻势有四个目标：夺取俄国最后一个巨大的谷仓；夺取俄国“最后残存的”煤矿；夺取或切断俄国的石油供应以及封锁伏尔加河这条俄国供应线。在提到斯大林格勒时，他宣称：“你们可以完全相信，现在没有人能把我们撵出来。”
十月初，在柏林体育宫为德国农民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德国空军最高司令、帝国元帅戈林在讲话中满怀信心地宣称，从今以后，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担心东线即将来临的冬季战役。前景一点也不可怕。“这一次我们已有免疫力了，我们早已知道俄国的冬天是什么样的。”
在讲话中，戈林还提到德军参谋总部，因为在这期间，有关东线战争的指挥经常发生意见分歧，促使希特勒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罢免了哈尔德将军，任命蔡茨勒将军为新的陆军参谋总长。戈林宣布，这位国社党的高级参谋军官只是统帅的一名“助手”。他感谢上帝赐予德国许多第一流的将军。任何不合标准、不够坚强有力的人都会被立即免职。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希特勒本人在慕尼黑的罗文勃劳凯勒啤酒馆举行的纪念一九二三年啤酒馆政变的会上讲了话。他又一次宣布已攻占“这个巨大的转运中心”，并宣称它是德国的一个伟大胜利。他坚持说，他之所以要占领这个地方是因为占领了它就可以切断俄国三千万吨物资的来源。“你们知道这个意义吗？”他诙谐似地说道。“我们的胃口并不大，不过，我们已经把它拿到了手。”
随着这些言论通过德国电台向全世界大吹大擂，作为政治煽动家的希特勒也就使作为大元帅的希特勒丧失了一切活动余地。事实上，这件事对以后作出的所有决定起了很重大的作用。希特勒公开说的“我们控制了斯大林格勒”这句话又对又不对。德军确实“控制”了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河的交通也被中断，该城所有的军火生产业已停止。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没有全部控制它，因为俄国第六十二集团军仍顽强地死守着伏尔加河上的一个桥头堡。随着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它的力量越来越壮大。
也可以正式这样说，到一九四二年最初几个月战争的这一转折点时德军控制了很多地方。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控制是不牢靠的。他们被牵制在伏尔加河上，既没有足够的兵力充分保护在科特卢班地区的北翼，也没有足够的兵力用以保护在红军城－别克托夫卡地区的南翼。A集团军群已突入高加索的西北部，占领了迈科普－格罗兹尼地区的一、两个小油田，在捷列克河建立了一个桥头堡，然而没有能到达巴统－第比利斯－巴库一线。在北非，隆美尔的装甲集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突破阿拉曼的英军防线，往东向尼罗河推进。在德国本土防线上，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在春季已对吕贝克、罗斯托克和科隆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性空袭，它的攻势仍在猛烈地进行。有关对德国城市的“恐怖性空袭”的报告频频传来。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保卢斯将军来到文尼察的元首大本营。他指出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防线上的弱点，尤其是两翼得不到适当的保护。他建议在德国师里增加由轴心国的附庸国军队编成的旅以加强兵力。他还要求德军预备队作好准备以便在必要时投入战斗。第六集团军以后反复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和警告。九月底，通过陆军总部与第六集团军的联络官门采尔少校、以后又通过身居要职的来访者如奥克斯纳将军、费尔吉贝尔将军和施蒙特将军多次提出这些要求和警告。为了说明局势是多么严重，保卢斯将军把他的客人施蒙特将军带到北线。那里敌人刚越过顿河，并纵深楔入第三七六师的防线。这样，施蒙特可以亲眼看到实际发生的情况。
然而，我们不应忽视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虽然这一点现在很难解释清楚，因为希特勒这个怪人已不复存在。实际情况是，希特勒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以十分独特的方式成功地使那些从前线回到文尼察晋见他的军官恢复信心。象保卢斯这样生性敏感的军官尤其容易受到希特勒的几乎是魔力般的影响。当然还有一点，那就是到目前为至，确实一切都非常顺利。在东线的德军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急局势，德国士兵及其长官一再证明要比敌人高出一筹。就是在这次夏季战役中，德国军队又干了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保卢斯回到前线，坚信希特勒已把攻占“伏尔加河上的要地”斯大林格勒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给希特勒留下的印象很好。希特勒认为他是个可靠的人，并已决定任命他为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甚至还会在不久的将来——事实上就是等到斯大林格勒的战事一结束——任命他为德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在十月份视察前线时，施蒙特将军就向保卢斯将军暗示过，不久会给他一个更为重要的职务。接任他为第六集团军司令的是第五十一军军长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将军，该军长是另一个受到元首特别信任的将军。保卢斯将军娶的妻子凑巧是一位罗马尼亚名门贵族的小姐，于是有人提议任命他为计划中伏尔加河地区的德罗顿河集团军群的副司令。该集团军群将由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安东奈斯库元帅指挥。
哈尔德将军在被迫退休以前仍尽力为他的同事作了最后一件好事。他坚持说在斯大林格勒的楔形前线在军事上是不可取的。然而希特勒对他的警告不予理会，斥之为迂腐保守，吹毛求疵。虽然如此，正象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的战争日志反复记载的那样，希特勒确也认识到第六集团军两翼缺乏足够的掩护是个危险，虽然他没有从自己的这一认识得出应有的结论。德军最高统帅部最迟到九月得决定它到底想要干什么：是向斯大林格勒还是向高加索推进。两者之间必须弃一，不能兼而有之。在东线还需要把所有可能得到的预备队集中在南方以巩固那里获得的初步战果。可是这些事情一件都没有做成。
在哈尔德将军主管工作时的最后的战争日志中有一则记载道，在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先头攻击部队中已经出现“日益疲惫”的迹象。第六集团军已经停滞不前，每个连的平均兵力减到六十人，一个装甲师现在只剩六十到八十辆坦克尚能作战。到九月底，继任哈尔德的蔡茨勒将军建议放弃对斯大林格勒的攻势，保卢斯将军也赞成这一步，可是他同时又要求增派三个步兵师。他得到的唯一的增援部队是五个工兵营，它们是特地空运去支援在该城进行的逐楼逐屋的争夺战。这种争夺战使人累得筋疲力尽，又代价很高。但希特勒仍然坚持必须继续打下去，直到把敌人永远赶回到伏尔加河以东。
然而在十月和十一月，有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杜米特雷斯库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和康斯坦蒂奈斯库将军的第四集团军）被派去加强第六集团军的两翼，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面。但这两个集团军完全由步兵和骑兵组成，它们没有重武器，也没有有效的反坦克装备。第六集团军抽出第四十八装甲军配置在北翼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之后作为预备队。要不然，该军的第十四装甲师和第二十九摩托化师已进入战斗。可是，拨给该军指挥的第二装甲师和罗马尼亚第一装甲师都不能算是一支很强的作战部队。前者约有四十辆坦克，其中大部分是轻型坦克；后者约有四十五辆捷克“斯科达”式轻型坦克。
与此同时，在斯大林格勒正进行着激烈的逐楼逐屋的争夺战，同时也在争夺大工厂——捷尔任斯基拖拉机厂，巴里卡迪炮厂和红十月钢铁厂。
在文尼察的大本营，元首最后决定放弃“北极光”行动计划，即放弃对列宁格勒的进攻。十月间，关于俄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伏尔加河和顿河的东面和北面大规模集结的消息频频传来。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苏军组成两个“方面军”（集团军群）。在南面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叶廖缅科将军指挥；在北面是“顿河方面军”，由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指挥。不难看出，敌人正在计划进行一个钳形攻势。第六集团军司令及其参谋长都意识到这一点，并发出了恰如其分的警告，可是他们自己的手脚却被束缚住了。
就我们所知——我们知道得并不多——俄国的这些行动是由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朱可夫将军指挥的。他的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将军协助他。他俩都是大本营的成员。大本营是斯大林亲自领导的苏军总参谋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前，大本营的副手一直是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他以前曾是沙皇的一名参谋军官。当他由于健康原因退休时，其职位由朱可夫将军接替。朱可夫将军是个精通军事的指挥官，遗憾的是，苏联的出版物始终没有具体说明他们是如何作出决定，又如何制订执行决定的计划；也没有具体说明俄国人对德国敌人及其作战方式存何想法。
到十月底，苏军的准备活动实在太明显了。在元首大本营讨论的时候，希特勒对苏军在顿河可能进攻意大利军队一事深感不安。结果他发布了名目繁多的指令：在顿河前线的后面建立防御阵地；在苏军企图在顿河架桥时进行空袭，并对顿河以北可疑的准备活动空袭；把新编的野战空军师转移到轴心国的盟国军队驻守的地段等等——也不问一问所有这些指令哪怕是任何一个指令是否能真正得到贯彻。
在此期间，在埃及的英军转而对隆美尔的部队发起了进攻。十一月初，隆美尔部队被迫撤到利比亚－埃及边境。近十月底，蔡茨勒将军得到报告，说俄国正在大肆宣传要对入侵者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说这个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他无法确定有多少属于宣传，有多少是事实。在拉多加湖防御大战之后，曼施泰因于十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去文尼察元首大本营谒见希特勒。他被告知，第十一集团军可能会被派到维切布斯克地区。希特勒估计苏军会在中央地段大举进攻。一旦他离开文尼察的前哨大本营，曼施泰因就会接管A集团军群的指挥。至于来年的计划，看来希特勒已在考虑越过高加索进入近东。
Ｂ集团军群这时控制了不少于七个集团军，有人建议把它指挥的地区暂时划分一下。在伏尔加河－顿河前线的德罗集团军应联合组成“顿河集团军群”，由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安东奈斯库元帅指挥。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倾向于认为这一措施会有些帮助，最终会起些救援的作用。原来指望安东奈斯库的影响（希特勒对他十分器重）能足以确保两翼的罗马尼亚集团军的装备最后得以完善。可是，目前看来什么都不起作用。不管是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司令杜米特雷斯库将军的警告，还是在罗马尼亚的德军使团（由豪费将军领导）的警告都不起作用。事实上即使是安东奈斯库本人的催促也无济于事。保卢斯将军对杜米特雷斯库将军插手此事寄予希望。但他是注定要失望的，因为原来计划建立的顿河集团军群只是一纸空文而已。他们无法控制的事态正在迅速发展。
因此，司令部设在顿涅茨河支流艾达尔河上的斯塔罗别尔斯克的Ｂ集团军群暂时——在十一月灾难以前——继续控制着不少于七个集团军，从右往左的排列是：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第四装甲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意大利第八集团军、匈牙利第二集团军和德国第二集团军。远在南面卡尔穆克草原上的伊利斯塔附近单独的一个德国摩托化师与A集团军群保持联系。Ｂ集团军群的预备队包括第四十八装甲军和在意军前线后面的一个步兵师。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旬，保卢斯将军收到希特勒的一封电报，内容是，元首期望他的久经考验的、并为他信赖的第六集团军及其英勇的士兵作出最后的努力，占领斯大林格勒市区的整个伏尔加河河岸。
与此同时，希特勒已离开文尼察的大本营，撤到腊斯登堡附近的“狼穴”，从那里他现在又前往慕尼黑参加十一月八日和九日的纳粹周年纪念活动。在那以后，他到了上萨尔斯堡的伯格霍夫永久住所。到达那里时，他听到了来自地中海的令人不快的消息：隆美尔的集团军正全面退入利比亚。十一月八日，强大的英美联军在摩洛哥、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结果，德军于十一月十一日发动了占领整个法兰西的“安东”行动。意德军队被仓猝派往突尼斯。远在业已进入寒冬的伏尔加草原上的斯大林格勒这时似乎退居第二位了。接着于十一月十九日，陆军参谋总长从东普鲁士报告说，“元首早已料到的”俄军攻势已经开始。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清晨五时，在猛烈的炮火准备以后，俄国第二十一和第六十五步兵集团军以及第五坦克集团军（据德方估计为二个装甲军、二个骑兵军和大约四十个步兵师）从克列茨卡亚和谢拉菲莫维奇的桥头堡出击，进攻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强大的坦克部队在步兵的密切支援下迅速突破了罗军前线。这次故意在远离第六集团军左翼发起的进攻使俄国装甲部队深入到罗马尼亚集团军后方复盖着大雪的茫茫草原。到傍晚，苏军先头突击部队开到了奇尔河上游被突破的战线后方约三十七英里的地方。
德国集团军群的预备队第四十八装甲军立即投入了战斗，可是没有起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希特勒从伯格霍夫通过Ｂ集团军群向这个军接二连三发出几个有矛盾的命令，赋予它新的战斗任务。该军很快就发现燃料奇缺。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它在对敌人进行的孤立而又无效的反击中将八、九十辆坦克损失了大约一半。
十一月二十日，俄国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七步兵集团军从别克托夫卡地区推进到斯大林格勒以南进攻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罗军证明无力挡住这一攻势。
在东线的这些严峻的日子里，希特勒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撤换将领。克莱斯特将军指挥Ａ集团军群。曼施泰因陆军元帅则将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人员组建成顿河集团军群并担任伏尔加河－顿河地区德罗军队的指挥。但是曼施泰因这时恰巧不在司令部，而在中央集团军群前线视察。天气又不允许他乘飞机，加上俄国的游击队两次在铁路上埋设地雷阻挡他的火车，因此实际上他当时没有参预这事。直到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才到达魏克斯将军在斯塔罗别尔斯克的司令部，而到那个时候，决定早已作出了。
在战争刚结束时还没有开始对旷日持久的斯大林格勒的一系列战役进行认真的研究，这时发表的纪事把情况都搞混了，这些纪事坚持从德国抵抗运动的角度看待所发生的一切。不过它们也向我们提供了有关斯大林格勒之战的传说。特别是它们声称，在伏尔加河上被包围的危险变得明显时保卢斯将军应当立刻撤出他的军队——正如利茨曼将军和冯·舍费尔－博耶德尔将军在一九一四年波兰秋季大战役中为避免被围的危险在布尔奇泽日尼所做的那样。不仅如此，保卢斯将军应当“象约克陆军元帅”那样行事 [ 注：英文版译注：这里指的是约克·冯·瓦滕堡伯爵（1759年－1830年）。他是一个普鲁士贵族，指挥普鲁士被迫派去对俄国作战的一个军。但是，由于他相信法国最终会战败，他签署了陶罗根协定，使普鲁士军队中立。这是深得人心的一步，但也差一点使他受到军法制裁。他因卡利施条约而得救，这个条约使普鲁士站到反法的同盟国一边。 ] 。
如果这样的话，这一自行其事的行动就会给集合在已被免职的贝克将军周围的密谋分子发出推翻希特勒政权的信号。
让我们把传说暂搁一边。跟随溃败的拿破仑大军的普鲁士辅助军军长约克·冯·瓦膝堡所处的地位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保卢斯的地位迥然不同。我们还应记住，不论是保卢斯还是他的参谋长施密特少将都是根本没有政治头脑的。即使他们有任何进行政治活动的念头，在当时的形势下，在敌人的无情压力下，他们是决不可能这样做的。
让我们不抱偏见地正视当时的实际情况冷静地自问，在十一月的那些日子里，保卢斯和施密特对总的形势实际了解多少，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他们的决定的。只有当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有资格问他们做得错还是对。
从十一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保卢斯和施密特是在他们顿河边的戈卢比茨卡亚的司令部。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们对下面的部队可能会被包围不甚清楚。他们都以为集团军群会采取措施防止发生这种情况，还以为反击苏军突破的部署命令也会补救局势。何况以前在东线的战役中也多次发生过危急的局势。这一点也不应忘记，德国的军事指挥官往往很自信，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部也抱有类似的观点。
十一月十九日傍晚，B集团军群命令第六集团军停止在斯大林格勒的一切攻势，把它左翼后面的机动部队集中到顿河以西由第十四装甲军军长胡贝将军指挥，以便发动反攻。
只是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保卢斯和施密特在戈卢比茨卡亚才认识到他们的局势的极端严重性。原来向卡拉奇推进的俄国坦克在遇到抵抗后已离开那里，这时却出现在距集团军司令部只有几英里的地方。然而更糟糕的是，在北面进攻的其他俄国坦克夺取了卡拉奇的顿河桥，从而切断了第六集团军的供应线。中午，司令部迁到斯大林格勒以西的古姆拉克火车站。司令和参谋长这时到了顿河畔的下奇尔斯卡亚，督察加固顿河前线的设防。
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该做些什么，而是能做些什么。除非能很快地建立一道南面防线，否则该集团军就有背面受到攻击而被歼的危险。即使要向南突破，与霍特集团军的部队连接起来，也需要建立一条南面防线。然而，在顿河西岸作战的第六集团军的部队（第十一军和第十四装甲军）东渡顿河之前，谈不上会有任何突破。换言之，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肯定是不可能的。十分明显，当前要做到的就是缩成一只“刺猬”以在企图突围之前争取时间进行重新部署。
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施密特少将与Ｂ集团军群参谋长佐登施特恩将军通了话，告诉他仅就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而言，局势是灾难性的。佐登施特恩将军也无能为力，而是直率地对少将说：“你们得自尽其力了。”
于是，保卢斯给在斯塔罗别尔斯克的集团军群司令部打电话，建议第六集团军撤到顿河－奇尔河的弦形阵地上。在集团军群正要批准这一行动时，十一月二十一日晚上接到了陆军总部对第六集团军的特别指示，大意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前线。同时应在顿河之西集结强大的军队准备反攻。指示强调正在采取大规模的对抗措施，进一步的指示随后就到。
十分明显，第六集团军要不冒从背面被歼的危险就得缩成一只“刺猬”；同时若要做好成功撤离原来阵地的准备也需要这样做。在此期间，第六集团军的给养将不得不依靠空运。然而，所有有关的空军指挥官——第四航空队司令冯·里希特霍芬将军，在斯大林格勒的第八空军军军长菲比希少将和第九高炮师师长皮克特少将——都一致认为不可能进行长期的满足需要的空运，因为现有的运输机没有足够的能力胜任此事。
此时，保卢斯将军和他的参谋长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救出他们的士兵和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而不是固守阵地。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霍特将军在去Ｂ集团军群途中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到达下奇尔斯卡亚。他对其部队的命运也只知道个大概，因为他的部队已被此时分成两路的俄国南路军切断并被迫往两个不同的方向退去。第四军（耶尼克将军）已撤到第六集团军的阵地上，罗军的大部正越过卡尔穆克草原朝科捷尔尼科夫斯基方向望风披靡地后退。
第六集团军的被围
正是在这一天，来自西北和东南方向的强大的俄国装甲部队在马里诺夫卡－卡拉奇地区第六集团军西南侧会师。在这里只有临时构筑的防御工事。第六集团军现在已被包围。很清楚，除非很快采取有效措施，否则包围圈将会灾难性地愈来愈缩小。下午二时，保卢斯及其参谋长从下奇尔斯卡亚飞到新设在古姆拉克火车站的司令部。这时正开始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古姆拉克火车站就在包围圈里面。在顿河以西，第十一军（施特雷克尔将军）和第十六装甲军（胡贝将军）正在激战，但这时已不可能守住那里的阵地了。因此不顾陆军总部的指令，这些部队奉命撤到东岸。在第四军作战的南线也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但是在第五十一和第八军作战的北线，却只须对付势头不大的牵制性进攻。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当保卢斯和施密特还在考虑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该采取什么上策、考虑事实上到底能否守住包围圈时，陆军总部经由集团军群下达的新指令到了。它坚持要第六集团军在没有接到进一步通知前坚守阵地。接到这些指示后，保卢斯转身对他的参谋长说：“我们还有时间决定该怎么办。让我们各自回去想一想，一个小时以后你再到我这里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
他们两人一小时以后又碰头，发现不谋而合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整个第六集团军必须力图向西南方向突围。但是这样的一次突围需要时间准备——至少要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才能开始。
于是保卢斯同各军军长磋商，发觉他们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大家都赞成突围。当天下午，保卢斯与第五十一军的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将军讨论，后者深为局势所震惊，要求不等请示集团军群或陆军总部就立即行动 [ 注：关于瓦尔特·冯·赛德利茨一库尔茨巴赫将军个性的描述，请参看赫尔曼·特斯克的著作《银镜——对参谋总部工作的剖析》中的第68页。该书作者曾在赛德利茨手下任过第12步兵师作战处长。他赞扬冯·赛德利茨的思想简明清晰和为人谦虚谨慎，但认为他与部下缺乏接触。他还认为冯·赛德利获缺乏主见，这就导致他能接受别人提出的那些具有足够说服力的意见。 ] 。
无疑人们可以详尽地讨论现代的远距离通信手段的效能究竟是否影响行动的主动性和自主权以及影响到什么程度，假若其效能允许陆军总部来得及直接干涉。而且如果战地指挥官也可以请示陆军总部的话。老毛奇曾说过一句现在听起来象是预言的话。他说真正不幸的指挥官是那个背后有根电报线路的指挥官。
至于说到保卢斯将军，我们必须记住他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而且他十分清楚最高领导对伏尔加河的整个行动是何等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认为还不到擅自行动的时候，因为一般说来他对整个局势，尤其是对南边A集团军群的局势不是很知情的。
同一天，也即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希特勒的声音又一次以无线电报的形式飞越太空，直接传到第六集团军司令部。这份无线电报的大意和以往的完全一样：“固守住！元首期望……”然而至于怎样做到这一点却只字不提。那天晚上，保卢斯又一次汇报了形势，他把自己的观点归纳成五个方面：首先，在没有预先构筑好阵地的冬季草原上能否守住环形防御地带是令人怀疑的；其次，他所掌握的兵力不足以控制足够大的区域；第三，供应情况已很危急，而且看来也不可能继续进行不间断的空运；第四，所有各军军长都赞成向西南方向突围；最后第五点是，他请求立即给予采取行动的自由。这一汇报先到了B集团军群，再转到陆军总部。
在以后的三十六个小时内，在古姆拉克没有听到元首大本营的一句话。这也许是因为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希特勒乘专车从上萨尔斯堡到来比锡，又从那里乘飞机到了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
在此期间，保卢斯多次请求Ｂ集团军群给予采取行动的自由。冯·魏克斯将军和佐登施特恩将军都同意保卢斯和施密特这两个现场指挥官的意见，但是他们也都感到不预先得到陆军总部的同意而作出决定的时候还未到来。然而，在给蔡茨勒将军的一份电传打字电报中，魏克斯将军宣称完全赞成第六集团军正在打算尝试的突围，还说在他看来，该集团军将不可能得到足够的空运物资。
保卢斯和施密特推算，如果突围的命令能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下达，实际的突围就能在二十七日发起。接着古姆拉克接到来自斯塔罗别尔斯克的指示，说曼施泰因正在为第六集团军突出包围圈作准备。这里必须记住，曼施泰因在当时几乎享有传奇式的声誉。
希特勒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到达他的“狼穴”大本营。现在就要依靠新任参谋总长蔡茨勒将军来为第六集团军说话了。在当天晚上例行的形势分析会上他确实这样做了。他以最大的说服力极力阐述保卢斯和施密特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与他自己的不谋而合。他宣称，把一切赌注都押在一张牌上，并让一个完整的集团军——陆军总部估计的数字为四十万人——在救援希望渺茫的情况下最后被围，这是犯罪行为。会后的当夜，蔡茨勒打电话给斯塔罗别尔斯克的佐登施特恩将军说，他相信已成功地说服了希特勒，并说准许第六集团军突围的命令可望在第二天下达。
与此同时，在第六集团军发生了一起自作主张的、因而也是不服从上级的行为。十一月二十三日，冯·赛德利茨将军命令他的军的一部从他们在叶尔索夫卡的准备得很好的冬季阵地后撤五英里。他没有向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报告他的意图。在撤退的同时，伴随着发生了一幕富有戏剧性的情景：冯·赛德利茨烧掉了他自己的行李，部队毁掉了所有多余的物资，或他们自认为是多余的物资。这件事的可悲之处是敌人在无情进逼，第九十四步兵师在撤退时几乎全军覆没。
直到十一月二十四日，冯·赛德利茨才向施密特参谋长报告了这一情况，还说他的意图是想让保卢斯更容易地作出突围的决定。这一举动简直近似兵变。要不是保卢斯是一个如此温和肯体谅下级的长官，赛德利茨肯定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制裁。然而，希特勒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命令却把防御外围的北线与东线都交给这同一个赛德利茨将军指挥，当然这不影响到作为第六集团军司令的保卢斯要负最后责任。元首大本营一点也不知道冯·赛德利茨的擅自行动。命令最后说冯·赛德利茨要对元首负责，守住前线。保卢斯还是把这个命令转给了塞德利茨，虽然他感到最后的决定应由现地指挥官作出。当保卢斯问冯·赛德利茨对这项命令有何想法时，他回答说除了执行之外，他看不到有别的抉择。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仅靠曼施泰因来改变。
在顿河前线和正在发展的南线仍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同时，保卢斯和施密特在古姆拉克不耐烦地等待从斯塔罗别尔斯克来的命令，而在斯塔罗别尔斯克，人们也同样不耐烦地等着陆军总部的电话。最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约十时，佐登施特恩将军打电话给陆军总部催问，他得到的简短的回答是集团军群还得等待……
根据施密特少将的记载，一项命令于八时三十八分直接从陆军总部到了古姆拉克，对组成“环形防御”作了详细的指示。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岸要不惜一切代价固守。同时，第六集团军被告知，一支强大的部队（第四装甲集团军）正在准备杀开一条路，力挽狂澜，转败为胜。援救行动将于十二月初开始。直到那时，第四航空队将负责空运第六集团军的补给。
那天上午，在遥远的“狼穴”大本营，德国元帅戈林通过他的参谋长耶顺内克将军宣布，德国空军将负责给被围的第六集团军运送补给。据说戈林的这个保证是不顾紧急的警告作出的。警告说第四航空队——事实上整个德国空军——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运输机从事如此大规模的空运。德国空军还得保持突尼斯桥头堡的供应。
为声誉而战，在原来攻占斯大林格勒的计划中，已超过致命的作用。现在戈林沽名钓誉的政策更把事情彻底搞坏了。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本人以及德国空军的声望在希特勒眼里已大为下降，所以感到现在正是一个再占鳌头的机会。同时对希特勒本人来说，由于他大肆宣传了斯大林格勒以及占领它的作用，正感到骑虎难下。现在要让该城原封不动实际上就是很不负责任的许诺和夸夸其谈的吹牛连在一起。而要是作出任何退却，人民领袖的荣光就会黯然失色。狂热宣传的“元首永远是正确的”这一概念也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戈林又不负责任地提出要以空运来保持第六集团军补给的大话，也就深受欢迎。由于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蔡茨勒将军为保卢斯和第六集团军所作的努力失败了。
此时，局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致在斯塔罗别尔斯克的集团军群司令部正在考虑是否不等上面的指令而准许第六集团军突围。可是通信主任这时报告收到了一份元首大本营拍给第六集团军的电报，说希特勒亲自保证他会使受围的第六集团军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并保证及时使之解围。
不管是在斯塔罗别尔斯克的集团军群司令部还是在古姆拉克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都无从知道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部究竟能集结多少兵力实施他们所许诺的反击。希特勒一向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视野应当尽可能地狭窄，这种观点现在却产生了恶果。在考虑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心理形势时，不应忘记元首和德军最高统帅仍然被认为是一个非凡的伟人，毕竟到这时为止，希特勒的想法常常被证明还是正确的。还有，保卢斯对新任陆军参谋总长抱有信心（他并没有信错人）。而且毫无疑问，他还记得春季在哈尔科夫陆军总部把一次看来似乎正滑向失败的战役变成了一次伟大的胜利。
保卢斯自己所最关心的问题是救出他负责指挥的集团军免遭全军覆灭。同时，从他在陆军参谋总部当第一军需长的时候起，他非常清楚希特勒对伏尔加河战役是十分重视的。他还收到一份曼施泰因的无线电报，建议守住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前线。曼施泰因是未来的顿河集团军群的总司令，因而也是保卢斯未来的上级。因此在这个时候，保卢斯的任何不服从的表示，不仅是对遥远的希特勒的不服从，也是对集团军群上司的不服从。同时，保卢斯很了解希特勒的顽固执拗。要是他按照他自己认为合适的去做的话，那他就可能会在几小时内被解除指挥职务。果真如此，那么，在这最危急的形势下，他的部下就会被互相矛盾的命令弄得无所适从。因而要是他有任何的不服从，受罪的主要还是他的部下。在与其参谋长推心置腹谈话时，保卢斯表白他将毫不犹豫愿为他的部下冒杀头的危险，但他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事后来作判断也许是很容易的，无论是轻率的还是严格的判断，同时也可以说保卢斯应该承担责任，让第六集团军突围。根据记载，保卢斯确实感到，如果让他自己做主，他可能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不充分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下，要是他白作主张地行动，他就会使最高统帅处于难堪的境地。“这种违反统帅计划的行动，如果是故意搞的，势必引起混乱。”这就是当时他对已了解的形势所抱的坚定的信念。他也知道他的参谋长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所有无稽的政治推测，而严格地判断良心上的责任，我们仍然不能说在那种特定情况下保卢斯是更听从了自己的良心，也不能说他的良心驱使他采取别的做法。
不管怎样，第六集团军现在已被包围了。四个军、一个装甲军、十四个步兵师、三个摩托化师、三个装甲师、罗马尼亚的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以及无数其他部队、特种集群以及各勤务部门的命运都已岌岌可危。凭纸面数字，第六集团军总数约三十三万人，实际兵力要少得多——只有三十万人。在这些兵力中，有些部队实际还在包围圈之外，例如，留在奇尔河上的装甲和摩托化师的后勤保障部队，休假人员，训练部队，警卫部队，供应及通信部队等等，总共约有八万人。被包围的共约二十二万人，连同一百辆坦克，一千八百门火炮和各种车辆一万辆。
曼施泰因在前往诺沃切尔卡斯克的新司令部途中，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来到斯塔罗别尔斯克，希望能对整个局势有个较好的了解。那时，决定性时刻已经过去，曼施泰因只得尽量适应当时并非由他造成的形势。事实上，他对形势的发展一直未能施加任何影响。他个人感到当保卢斯在十一月十九日请求让他见机行事时，陆军总部没有同意是错误的。同时他认为保卢斯请求希特勒准许他突出包围圈也是犯了一个心理错误。保卢斯应当主动把他的集团军带出陷井。然而他在回忆录中又坦率地承认，企图在十一月突围会比“建立环形防御”等待援军危险更大。
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战争日志记载道，元首对第六集团军的处境抱有“信心”，虽然能否真正给被围的集团军空运它每天所需的七百吨给养是令人怀疑的。这样的空运需要大约五百架左右的运输机，而第四航空队只有二百九十八架运输机。
第六集团军的处境被认为远不是毫无希望的。确实也是这样。可是这时一切都取决于两个因素：空运足够的给养和及时发动救援行动。
起初，第六集团军要求每天补给七百吨军粮、弹药和燃料，以后把最低要求定为每天五百吨。戈林、耶顺内克和空运司令莫尔齐克将军都认为只可能组织每天空运三百吨的给养。即使要达到这较低的数目也要以某些条件为前提，而这些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要有足够多的运输机，在包围圈外面要有足够大的地面设施。（塔津斯卡亚机场和莫罗索夫斯卡亚机场是两个离得最近的机场，离包围圈分别为一百五十和一百二十五英里。很明显这两个机场是不够的）。在包围圈里面，至少还要有四个安全的降落场。除了这些以外，如果再把俄国冬季的特殊困难考虑进去，那就很清楚，戈林的保证若不是不负责任的欺骗，就是他的计算实在大错特错 [ 注：第4航空队司令冯·里希特霍芬将军的日记中1943年2月10日记载的内容是：“二十一点三十分，与德国元帅戈林（在罗明滕）进行了秘密谈话。在密谈中，这位德国空军总司令谈到了他自己起初对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很乐观的，因此支持了元首作出的在那里坚守的决定。起初对敌人的包围战似乎无须很久就能取胜。只是在意军一败退，态势就起了灾难性的变化。我（里希特霍芬）承认上述情况属实，但我仍坚持认为本来在一开始甚至在意军败退之前我们就应当看到这一切后果。在那前后作出的所有决定不是缺乏远见，就是没有足够的决心，而且总是为时太晚。他（戈林）对这一切都承认，可是把很多责任推到陆军身上，推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客观环境上，还推到如下这一点上，即元首的想法是正确及时的，而相应的命令在理解与执行上却是太不得力了。” ] 。实际上，空运给第六集团军的给养每天平均只达到一○四·七吨。有一次，在十二月的危急的日子里，一天之内差不多运进了三百吨，但是这是个例外。实际情况是，德国空军面临着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它为完成这个任务所作的努力付出的代价是损失了四百八十八架飞机和一千名机组人员，其中有许多是骨干力量，只有航空学校的教官才能一接到通知就可替代他们。但是牺牲并不完全是无谓的，也许斯大林格勒空运的最大成就是撤出了四万二千名伤员和大量训练有素的各类专家。
曼施泰因最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抵达设在诺沃切尔卡斯克的新司令部。在当地可得到的部队数量是如此不足，以致只得由一营哥萨克志愿兵执行集团军群新司令部的警卫任务。暂时，这位新任的司令官所能支配的仅仅是他的崇高的威望和出类拔萃的才能以及一个司令部的班子，而不是新锐的师 [ 注：请参看曼施泰因陆军元帅著作的第273页。曼施泰因在这里较详细地谈到了，关于在陆军总司令也就是说在希特勒的直接影响下，第一次在危机时刻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的具体困难。从著作的第294页起，曼施泰因讨论了斯大林格勒局势的发展。 ] 。
在动身去他的新司令部之前，曼施泰因给保卢斯发了一份无线电报——我们已提到过它——向他保证会尽最大的努力使他脱险。现在一切都要看该集团军是否能按照元首的命令守住伏尔加河和北部前线，并同时集中足够强大的部队向西南方向至少为自己暂时“切开”一条供应线。
由于第六集团军转属顿河集团军群指挥，也由于它暂时地被包围，它现在被卷入到甚至更为重大的事件中：在顿河和奇尔河一带，第四装甲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残部正在奋力构筑新的防线；此外还要防护Ａ集团军群的供应线——也许是它的后撤线，因为目前希特勒还固执地把它孤立在高加索的边沿。曼施泰因说得一点不错，虽然第六集团军是使他伤脑筋的问题，但他头痛的问题决不止这一个。例如，仍有这样的危险，当敌人正确地认识到第六集团军暂时失去了行动自由后，会趁机集中所有机动装甲部队突破德军防线向顿河上的罗斯托夫推进。这就意味着有“超斯大林格勒”的威胁，即包围远在南边介于库班河和捷列克河之间的A集团军群。
曼施泰因不能飞进包围圈亲自看看斯大林格勒的局势，因为顿河－奇尔河前线的局势——只是靠了特种作战集群的帮助才刚恢复过来——依然是如此不稳定，使他感到实在不应离开诺沃切尔卡斯克。可是，到十一月底，他派去了参谋长舒尔茨少将，在十二月初又派去了作战处长布塞上校。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施密特少将都明白无误地告诉这两位来客，他们不可能无限期地守住在斯大林格勒的阵地。据施密特少将的叙述，布塞上校告诉他，曼施泰因持有同样的意见。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劝说希特勒改变他的观点。
第六集团军最后的命运现在取决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开始的援救行动的进程。曼施泰因用以援救行动的军队有从Ｂ集团军群调来的霍利特将军指挥的部队，包括三个步兵师、二个空军野战师和经过改编的拥有二个师的第四十八装甲军，还有从Ａ集团军群抽来的第五十七装甲军，该军包括受到重创的第二十三装甲师以及新近法国调来的第六装甲师。第六装甲师是个满员师，有一百六十辆装甲车辆。第十七装甲师后来也归属第五十七装甲军，但已为时太晚。第五十七装甲军和改编的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拥有二个弱军）则归第四装甲集团军指挥。
霍利特集群奉命在顿河大弯曲部阻击苏军在奇尔河上的进攻，然后向东运动，救援第六集团军。这些指令根本没有得到贯彻，因为这些部队自始至终陷入了无休止的防御活动而动弹不得。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将从科捷尔尼科夫斯基地区的卡尔穆克草原推进，从东南方向援救第六集团军。
在这里，救援和突围同时进行着，但这却是两件事，应注意把它们分开：前者叫作“冬季风暴”行动，这就是霍特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开始的进攻；后者称为“霹雳”行动。
“冬季风暴”行动的目的是与第六集团军重建联系。该集团军本身则应以装甲突围集群往外冲，与霍特的部队会合。同时第六集团军还得固守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狭长地带上的原有阵地。“霹雳”行动的设想是第六集团军应逐渐与敌人脱离接触，准备一旦霍特的部队离得足够近时，全部突围出去。
霍特部队与被围的第大集团军之间隔着强大的俄国军队，其编成内有第五十一集团军、第二近卫集团军、一个装甲军、一个机械化军、三个摩托化军、一个骑兵军、二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敌人在俯瞰卡尔波夫卡－拉科季诺地区的高地上特别加强了兵力。德军很可能在企图突破包围圈时选择这个地方。此外，苏军于十二月十六日到十八日之间在防御外围多处发起了牵制性进攻。
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准备了一支由胡贝将军指挥的突围部队以配合“冬季风暴”行动。这支部队有五十到八十辆坦克。可是燃料情况十分令人不满。空运的效率太差，使这支装甲部队拥有的燃料还不够开二十英里。这意味着霍特的部队必须打到布西诺夫卡村附近的高地。这里离防御外围的直线距离大约是二十英里。只有这样，突围的装甲部队才谈得上作突围努力。这还意味着霍特必须向被围的集团军提供不能空运进去的一切物资，包括各种给养，尤其是燃料。
危急阶段
十二月十九日，危急时刻逼近了。霍特的装甲先头部队在卡尔穆克草原与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国军队进行了非常激烈和代价很高的战斗，一直打到米什科沃地区，离被围的第六集团军防守的外围只有四十多英里 [ 注：冯·曼施泰因陆军元帅的观点完全相反。按他的看法，“冬季风暴”行动计划在逻辑上应包括突围和撤退（“霹雳”行动计划）。 ] 。
曼施泰因这时认为命令第六集团军参与“冬季风暴”行动的时机已到，因此在当天下午六时，该集团军接到“尽早”把装甲突围部队投入战斗的指令。曼施泰因在他的命令中指出，局势的发展可能需要在“冬季风暴”行动之后紧接着发动“霹雳”行动，因此必须立即着手“霹雳”行动的准备工作。不过，这一行动要等有明确的命令之后才能开始。因为几小时前，即下午二点三十五分，曼施泰因已请求蔡茨勒将军批准整个第六集团军的突围计划。
在这危急的几个小时里以及以后的几天里，保卢斯和施密特感到上面没有及时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仅从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五点五十分到六点三十分之间与顿河集团军群用电传打字电报进行的通话还无法猜出曼施泰因的意图。保卢斯报告说他仅存的燃料只够他的坦克开十二英里。六时十五分，曼施泰因通过他的参谋长通知他，整个形势没有变化。保卢斯问是否可以开始为“霹雳”行动作思想准备。曼施泰因只简短地答复道：“等今晚联系再说。”
在二十时四十分到二十一时之间，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两位参谋长讨论了形势。施密特解释说，如果既要守住那个“要塞”，又要向顿斯卡亚－察里察一线以南攻击，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最多只能做到用装甲部队向前越过顿斯卡亚－察里察一线作短距离突击——即使这样，他们还得准备在必要时迅速退入防御外围。施密特继续说道，如果要第六集团军守住斯大林格勒，那么只有等到第五十七装甲军到达布西诺夫卡才能作出部署。舒尔茨回答说他完全理解并意识到这一点。
十分清楚，保卢斯和施密特——事实上还有曼施泰因本人——都把“霹雳”行动即全面突围看作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可是不管情况如何，希特勒还不准备给予批准。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估计，考虑到系统地重新编组、从其他防御外围防线上逐渐撤下部队以及采取必要的策略来迷惑敌人，大约需要五天的时间，第六集团军才能实施“霹雳”作战计划。此外，还需要空运进一千吨的物资，包括弹药、燃料和食品。这些飞机回去时可带走八千名重伤员。然而很清楚，保卢斯和施密特不准备违反曼施泰因明确的指令而擅自实施“霹雳”行动。同样很清楚的是——虽然这一点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只凭推测——在这个时候曼施泰因也感到他不可能违背陆军总部的意愿而自行命令发起“霹雳”行动（也可能是由于在顿河－奇尔河和高加索前线微妙的局势的关系）。
电传打字电报通话的记录表明，在十二月二十日和以后的几天里对局势继续进行了讨论。施密特指出，只要紧接着发动“霹雳”行动，“冬季风暴”行动仍然可以发动。但是舒尔茨少将只能回答说陆军总部仍然没有批准突围。
曼施泰因的注意力这时又被另一个更严重的灾难分散了：在北线，敌军突破了在顿河的意大利第八集团军防线。十二月二十二日，曼施泰因只得请求陆军总部同意从“冬季风暴”行动中抽出第二十三装甲师投入到顿河前线，力图挽救那里的局势。
十二月二十三日近傍晚时分，曼施泰因又一次通过电传打字电报问保卢斯，要是在今后几天里运进额外的燃料和食品供应，他是否仍能实施“霹雳”行动。保卢斯以为没有别的抉择，便答道：“我在这里无法判断我集团军的救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究竟是否可能，所以就我而言，越早设法突围越好。顺便提一句，能否将这次谈话看作是发动‘霹雳’行动的权威性的指令？”曼施泰因回答说：“我现在还不能向你下达这种权威性的指令……但我想知道你是否认为你能强行打到霍特那里？”保卢斯回答说：“除此之外，别无办法。”
在一九四二年的圣诞节前夕，舒尔茨将军与施密特将军在下午五时零五分到十五分通了话。舒尔茨告诉施密特说，虽然陆军总部还没有作出有关第六集团军的决定，陆军元帅（曼施泰因）指示他告诉第六集团军决心认定“霹雳”行动为解决办法。不过，必须待天气好转才能空运进额外必需的燃料和食品补给。而且也已进一步紧急请求增派相当数量的援军。
在圣诞节，最后的希望破灭了。由于顿河一线意军遭到惨败，也由于苏军在顿河集团军群左翼又有了新的纵深突贯，曼施泰因（他没有足够的预备队）感到必须重新部署他的部队。第六装甲师得投入到新的作战地段。于是营救第六集团军的希望便成了泡影。该集团军之所以陷入这种绝望的境地首先是由于计划不周的夏季战役，尔后又由于最高统帅在十一月的过分乐观的决策。如今南线的德军重新进行了编组以掩护A集团军群从高加索向西北罗斯托夫方向撤退，这就决定了第六集团军的命运。虽然保卢斯将军对整个局势不甚了解，但他不难看出这种趋势。
在一九四二年阴郁的圣诞节期间，当保卢斯已经明知不可能守住伏尔加河畔的阵地，而空运也不可能保证部队供应，在这时，他是否应该采取主动，率领他的集团军突出重围？他是否应该把他的集团军挽救出去，而不顾曼施泰因（保卢斯对他极为尊重）的指令，不顾这样的行动对战场上友邻部队可能带来的后果，不顾在遥远地方的元首大本营可能会作出的决定？这是唯一留待将来的历史学家回答的问题。
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突围的决定肯定会激发他的部属的最大力量和坚强决心。他们充分意识到威胁着他们的致命的危险，但是他们肯定没有感到自己已被打败，更没有感到已被“出卖”。军队有个老传统，即总是把现有的补给贮备估计得过低，因此也许会发现司令部人员所不知道的弹药、甚至是燃料的贮备。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是短缺燃料。不幸的是，还有别的事也肯定无疑：大部分笨重装备和伤病人员只得丢下不管。最后，突围也不会是万事如意的事情：任何向西南方向突围到冬季草原上的企图将是十分危险的举动。事实上，现在没有人能断定突围的尝试是否会成功，这些受到重创的部队能否设法有效地会合在一起在后方建立一条新的战线，以及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是否会在后撤的德国军队到达安全地点之前就在开阔的草原上把他们切成碎块。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假使指挥官是赖歇瑙陆军元帅或莫德尔陆军元帅，他们一定会尽力挽救他们的军队。
但是象保卢斯这样过于谨慎的人是难于主动承担这样大的责任的——而正是这种谨慎使得他被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所折磨。例如，事实上到底有没有挽救他的集团军的办法？他甚至有没有权力为了力图挽救他自己的集团军而不顾危及包括Ｂ集团军群、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在内的整个德军南线？还有，即使他真的试图突围，他的集团军在得救之前是否有可能还要被消灭？总而言之，试图突围到底有没有意义？
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天就注定了。人们经常把在斯大林格勒的牺牲看作是无谓的牺牲而不加理会。然而应该把整个行动前的不幸的序曲与该集团军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这段时间里的业绩和牺牲截然分开，这一点必须时时强调。有一段时间第六集团军牵制着一百四十三个俄军步兵师和装甲旅以上的部队，甚至到最后它还牵制着五十个到六十个这样大的敌军部队。该集团军英勇和果敢的抵抗（这赢得了敌人的最大尊敬）迫使苏军集中大量部队来对付它而未向德军后方的战略目标推进，从而它就对德国在东线的军事行动作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
在斯大林格勒废墟周围越来越收缩的防御圈中，第六集团军最后的抗击并被全歼一事为人们经常讲述。这一史诗般的殊死战斗甚至一直作为写作的题材，但很少被充分地表现。成千上万的处于绝望抱有怨言的德国部队、将军、军官和其他军阶的人一直战斗到最后以身殉职。然而，那些把斯大林格勒作为题材的德国作家对这个事实不感兴趣。为迎合现代的文学口味，他们对描述第六集团军完结时遭受的悲痛和苦难却津津乐道。
希特勒就是这样一种人的典型，直到最后他还在拼命给被包围的军队打气。年底胡贝将军从斯大林格勒飞到元首大本营对形势作第一手材料的汇报时，希特勒还向他保证说陆军总部正在准备从西面发起一个新的巨大的救援攻势；同时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空运——到这个时候空运几乎完全停顿下来；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可望在二月的后半月得到救援。这一切的前提是南线的恢复并从高加索撤出A集团军群。只要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能坚持，这种失败后的危险仍然能够转为德国的一个巨大胜利。
曼施泰因这时发觉自己处于对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将军来说都是可悲的境地：暂时他只得依赖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坚持下去——他甚至不得不命令它这样做。他这样做至少可使保卢斯不要负最后的责任。在这件事上，保卢斯直到最后都按照所要求的做了。他与各军军长取得一致意见后，拒绝了俄军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要第六集团军投降的要求。接着一月二十二日俄军对被围的第六集团军发起总攻。保卢斯没有请示元首大本营，就拒绝了他的上司曼施泰因的建议。曼施泰因建议——用施密特参谋长的话说——他应当“为最后的结局作准备”，意思是他应当让不能再打下去的部队安排投降，虽然到这时曼施泰因并不象早些时候那样绝望地想依赖第六集团军的牺牲 [ 注：德尔在自己著作的第118页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保卢斯陆军元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后阶段的态度。迄今为止，除象曼施泰因这样的回忆录外，德尔少将对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大规模的斯大林格勒之战进行研究的这本著作也是唯一的一本值得认真对待的军事历史著作。德尔本人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写道：“我的著作的最大弱点是缺少第6集团军指挥人物提供的证据。有关俄国方面的情况论述得也不充分，因为俄方的材料只能十分谨慎地加以应用。关于俄军的意图、命令和部队行动，这些材料几乎提供不出什么可靠的资料。”本文至少可以弥补德尔提到的第一个缺陷，因为它应用了第6集团军参谋长提供的证据和材料。就俄方的材料而言，情况仍不能令人满意，虽然其间出版了叶廖缅科元帅（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朱可夫元帅关于第62集团军的回忆录。在写本文时，作者还未得到这些回忆录。 ] 。
在苏军成功地把德军占领区分割成两块以后，最后的结局于一月三十一日来到了。当俄国军队出现在斯大林格勒行将灭亡的第六集团军最后一个司令部前的红场上的时候，刚擢升为陆军元帅的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施密特少将投降了。那些抽调到这里来保卫司令部的德军不等命令便放下了他们的武器。二月二日，在北部地区指挥第十一军残部的施特雷克尔将军也投降了。从一月二十二日以后，本来没有意义再作牺牲，但是保卢斯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偏离他曾经走过的道路。就这样，一名陆军元帅、二十四名将军以及大约九万名官兵当了俘虏。这是比死亡好不了多少的一种形式。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仍禁止任何形式的投降。他现在认为保卢斯没有象他应当做的那样行事，并说保卢斯到了流芳百世的边缘时失节了，他应当自杀。
斯大林格勒之战一再被描绘成东线战争甚至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如冷静地估计，就会表明斯大林格勒战役不配在历史上占有这么高的地位。稍后，在二月中旬的哈尔科夫第三次战役中，德军显示出它的好斗精神丝毫没有丧失。正是在这次战役中曼施泰因实现了他的最辉煌的成绩之一：从后方发起反攻把突破防线的苏军封锁了起来。只是在代号为“城堡”的夏季攻势失败以后，以及在库尔斯克与别尔哥罗德两次战役以后，东线战场的主动权才最后转到敌人手里。从此以后直到战争结束，主动权一直为敌人掌握着。
然而，斯大林格勒肯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转折点，一个心理上和政治上的转折点。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信心。相反地，德国的卫星国和中立国对希特勒领导的信心开始下降，墨索里尼尤为如此。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在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虽然其影响到了后来才完全为人们认清。
这一失败对德国民众的心理影响更为深远。尽管戈培尔狂热地呼吁进行“总体战”，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以后，那种把元首视为万无一失的天才而产生的那种神秘感和往往不可思议的信心开始消退了。正是从这时起在参谋总部的一些年轻军官中开始形成一个共同战线，反对希特勒对战争所作的愚蠢而又不光彩的指挥。他们步步进逼，准备采取行动。自斯大林格勒失败、直到今天为止，德国人对任何形式的领导，对军人的准则，对荣誉、服从、人的尊严和自我牺牲都产生了怀疑，这显然是由于希特勒如此明显地滥用而激起了反感。但是，客观地说，这些想法在当时都不算是邪恶的，现在也不能算是邪恶的。
就这样，由于它持久的影响，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是德国的一个军事失败，它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季攻势中，希特勒错误地把宣传、政治和战略混为一体。他最后不得不为这一错误付出代价——而全体德国人民也不得不随着遭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