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对这一任务在战略、战术和训练方面有什么见解？·第八

作者：卡尔·邓尼茨·德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

出自————《战争通史》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点个人的事。

　　 1935年春，我率领“埃姆登号”巡洋舰在锡兰特林科马利英国军港停泊了十四天左右，在那里，我们的军舰进行了鱼雷和火炮的射击演习。

       在这段时间内，我与英国海军司令、总督罗    斯海军中将之间的私人关系得到了发展。在我们停泊港口的日子里，我每天到他和他尊贵的夫人那里去作客，我很喜欢他那刚毅而敏锐的气质。比如，这位海军司令在谈起英国对新加坡的政治前途的忧虑时，总是反复地对我说：“我们需要一个希特勒！”当时希特勒的魔鬼性格的阴暗面还没有为事实所揭穿，世界上大部分人就是这样判断这个人的。

　　 有一天，我给罗斯司令看一封信，那是我的两个儿子克劳斯和彼得写来的，他们当时是十五岁和十三岁。他们在信中说：“爸爸，如果你随‘埃姆登号’在7月中旬到达威廉港的话，我们马上驾驶我们的小帆船到波罗的海去玩上五个星期，因为我们漫长的暑假正好在你到达的那时候开始了。”我对罗斯司令说：“可是，1935年7月中旬，这正好是我出海将近一年的日子，我真想看一下德国的森林，到田野和草原上去享受一番。”但罗斯司令平静地说：“不，舰长，你还是按照你孩子所希望的去做吧。他们如此喜欢在水上帆航度假，这是很好的，他们会从中学到各方面的东西。你们在旅途中停靠码头的时候，还可以让他们见识一下别的国家和外国的文化。”罗斯司令讲得对。在我返回威廉港时，我就满足了我的孩子们的愿望。我在威廉港的海军参谋部任职的最后几年中，总是把我的假期与孩子们的暑假安排在一起。在假期中，我们驾着威廉港游艇俱乐部的一只小小的但适用于航海的五十平方米的帆船，顺雅得河而下，逆易北河而上，然后穿过基尔运河驶入波罗的海。孩子们使帆，但有时我也让他们掌舵。他们经历了海上各种好坏天气，体验了怎样航海和入港，比如说，驶入丹麦群岛海峡的狭窄的航道。他们看到了一些城市，如哥本哈根、赫尔辛格和瑞典的赫尔辛堡。不仅是孩子们，就是我也在每次帆航旅行中学习到不少东西。例如，船在十分狭窄的水面上转向时，如果正好刮大风，就不可把帆收得太小，因为船在转弯时一定要保持自身足够的速度，否则船很容易被大风推往下风而搁浅。或者：刮起大风时，如果船速与滔滔巨浪的速度相差相当大，船就能越过那些面向大海的浅水区(如雅得海湾的浅水区)。如果船速与水流速度相差不大，船就几乎肯定地要被惊涛骇浪所吞没。

　　 有一次，刮起了7－8级的西北大风，我因急事须赶回去，就架着帆船，顶着大风，经过雅得海湾的浅水区，向威廉港驶去。我只把前帆，一张很小的前帆，当作大帆用，这样就使帆船的船速减慢，而滔滔巨浪就带着它向前汹涌奔腾。我们就这样幸运地到达了威廉港。

　　 这样的帆航旅行对孩子们来说不仅在航海方面富有教育意义，而且使他们体验到，事实确如一句老古话所说的那样：“作为标准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一个年轻人纵使能说会道，自我标榜，自我吹嘘，但是如果他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在辽阔的海洋上，乘坐在一只需要费力操作的、前后左右剧烈颠簸的小船上，那末，马上就可看出，这个可怜的大言不惭者是否真象他曾在岸上神气活现地自我描绘的那样一条好汉。我的妻子在帆船上照料我们的饮食。尽管我的两个儿子不太赞成他们十八岁的姐姐参加帆航旅行——照男孩们的看法，她只是为了躺在船面上把自己晒黑以便变得漂亮些——，但是我们大家还是喜欢这样在一起度过我们夏日的假期。在这个时候，一家人才是真正不可分离了。因为当我们在海上时，谁要是对此不满，只有跳出船外游水而走才能摆脱这种处境，而作这种抉择，看来也未见得有什么好处。

　　 事情也就在1935年7月中旬发生了：我随“埃姆登号”舰旅行归来后马上得到了休假，但这次帆航时间只有十四天，因为我另外还被邀请到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潜艇部队去。他们的潜艇是德国的德意志造船厂建造的，他们的教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卓越的德国潜艇指挥官瓦伦丁纳。

　　 有一点我想再说明一下：我很快就克服了一开头由于不能再一次乘坐“埃姆登号”去东亚旅行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我暗自对海军总司令部说：你们等着吧，我要让你们看看，我将用德国的新潜艇部队干一番什么样的事业，我要在潜艇的战术和它的使用方面开出一条什么样的新路子！——我在1935年7月就知道了我的新任命的就职时间是10月1日，这可非常之好，这样就使我有时间把所有问题作一次检查并亲自把这些问题搞清楚。这样，在10月1日以前我就制订出一个详细的训练计划；并仔细地考虑好我的打算：关于今后的潜艇建造、关于使用潜艇部队的基本设想、关于新战术的路子以及有关这一切方面的肯定是绝对必要的试验。

　　 度完我的十四天休假期后，我就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的土耳其潜艇部队呆了几天。在伊兹米特我又见到我们的老“戈本号”，现在叫“苏丹·亚武斯·塞里姆号”，我应土耳其舰队司令的邀请登上了这艘军舰。

　　 谢天谢地，午餐是土耳其式的，这种食物我曾在1914－1916年偶尔也尝到过。在餐桌正中的一只大盘里盛着一只羊头作为冷盆。我们的东道主舰队司令盛情地把这只冷羊头上最珍贵的东西放到我的盆子里：一对冷羊眼！我边吃边想，各个民族的口味在这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说：什么东西好吃，这在世界上是不存在什么到处适用的绝对标准的。

　　 现在回到本题：在三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作十分有效的海战武器的潜艇已经过时了。在许多国家海军中产生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发明了一种超声波的测位器，即所谓潜艇探索器。据他们说，用这种装置可以确定距离几千米远的水下潜艇的位置。英国海军部在1937年给英国护航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这一点，说：“潜艇再也不会象1917年那样给我们造成困难了。”这就是说，英国海军部不再把潜艇看成是危险的敌人了。对此，英国的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中也说得很清楚。

　　 当然，英国人已公布了这种潜艇探索器的发明以及它的预期作用。

　　 英国对潜艇价值的这种看法在德国海军中也有影响。尽管当时海军作战部的伯姆海军上校并不同意这种流行的消极观点，可是在1934－1935年的潜艇学校里，那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官、老潜艇驾驶员仍对德国新潜艇人员训诫说：“在水下进攻时，至少要与敌舰保持三千米的距离，否则你们就会被探测出来，接着就会受到敌驱逐舰的深水炸弹的攻击。”——显而易见，打这么远距离的目标，命中率是很低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对敌舰的航速或航向的估计有一点点误差也会严重地影响效果。

　　 有鉴于此，我在1935年10月1日就任“韦迪根”潜艇小舰队司令的新职后，我就命令：要加紧练习六百米近距离射击。在这个近距离内，命中率是很高的。我认为，声纳测位器用于对付水下进攻不可能是绝对可靠的。海水的波动、水的不同密度、舰只自身发出的噪音都无疑地会给潜艇探索器造成困难。只要我们还没有进一步获得有关英国的这种反水下潜艇装置的情报，我就仍然认为上面所说的潜艇近距离进攻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正确的。德国的新潜艇部队应该进行相应的训练。——这就是我在1935年10月1日拟订的计划中有关水下进攻的第一要点。

　　 现在来谈第二点：鱼雷的发明导致人们创造一种能把鱼雷这种新式武器射向敌人的运载工具。这样，在各国的海军中就出现了鱼雷艇。这种鱼雷艇起初是一种很小的运载工具，船身浅，也就是说，甲板上没有高的上层结构，夜间很难发现它，是一种很出色的鱼雷运载工具。它由于夜间不易被察觉而可以驶近敌人，在短距离内十分有把握地发射鱼雷。

　　 近几十年来，各国海军为了胜过敌方鱼雷艇的防御炮火，或是为了使自己的鱼雷艇具有更高的速度、更大的活动半径和更好的适航性能，就把这种原先很小的鱼雷艇的体积加大了。

　　 这些新的特性确实是十分有价值的，但同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这些鱼雷艇由于体积的加大而扩大了侧面影象，在夜间较易被发现，因而它们就不能象以前那样适合于夜袭了。人们还试图用多艘鱼雷艇的扇形射击来弥补只能在远距离射击的缺陷。然而，尽管这样，现代的鱼雷艇从根本上来说已不再是夜袭中理想的鱼雷运载工具了。

　　 在这里，我就来谈谈1935年秋天开始的对德国新潜艇部队进行训练的第二点。新式的潜艇由于具有足够的水面速度而非常灵活，它是用于水面夜袭的一种出色的鱼雷运载工具；因为这种潜艇在浮起时船身也几乎完全没在水中，只有它的狭长的了望塔高出在水面，因此它在夜间很难被发现。所以，在对德国新潜艇部队的训练中，潜艇的水面夜袭就成为一个重点。这里我还想简略地提一下，上述声纳测位器对于正在进行水面袭击的潜艇来说是完全无效的。

　　 现在我来谈谈我训练德国潜艇部队的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即“结群战术”。不言而喻，在战争中，人们都想在战场上尽可能地增强自己的力量。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争斗以来，这种想法就存在了。所以，早在原始时期，人们就为了进行战斗而群集在一起。这一基本原则，几千年以来，被用之于历次战争的陆战和海战之中的各种形式。只有潜艇——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被初次用作为战斗武器——直到如今还是基本上单独作战，原因是对潜艇不可能统一指挥。这种统一指挥，即指挥多艘潜艇同时投入战斗，正是我自1935年秋天起所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在无数次演习中，我试图通过潜艇的相应的战术布阵来搜索敌舰，然后根据侦察到的敌舰位置发动多艘潜艇一起进攻敌舰。很清楚，这里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例如，在多大的范围和多远的距离内可以进行指挥？是否只能在搜索敌舰、报告敌舰位置、导引其他潜艇这几方面实行潜艇的战术合作呢？是否也可以指挥多艘潜艇联合进攻呢？可是，该由谁来指挥呢？由于敌人的反潜艇措施，潜艇被迫潜入水中，成了瞎子，这就毫无疑问地不能再有所作为了，那末，一艘处于敌人海域内的潜艇究竟能不能指挥呢？是否必须让一位陆上的指挥官来指挥呢？可是这个指挥官由于在遥远的陆地上，他是否充分了解海上作战区域内敌人的全部情况和瞬息万变的天气情况呢？由于这些原因，陆上的指挥官是否有能力进行指挥呢？在这些问题中还涉及一系列通讯联络的技术性问题，例如，一艘潜艇潜水到多少深度还能与之保持联系。

　　 在1935－1939年这几年里，我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在无数次演习中，我们逐渐为结群战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一战术在舰队的每次联合演习中充分有效地向任何一个敌人表明，必须估计到在夜间会发生多艘潜艇同时出动的夜袭。

　　 所以，年轻的德国潜艇部队开头几年的训练，对于潜艇人员和我来说，是一个幸福的时期。认为潜艇武器已经过时的混杂思想从潜艇人员的头脑里清除掉了。相反，他们看到了自己特别在夜袭中以及在我所创立的结群战术中能取得何等样的成绩。这样，在1935－1939年的和平年代里，在年轻的潜艇部队中就形成了一种军人集体的特殊精神，这种精神此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经受了考验。

　　 1938年秋，海军上校冯·弗雷德堡被派到潜艇部队来。按照海军总司令部和平时期的计划，他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和熟悉之后，将接替我担任潜艇部队的领导人。

　　 经过相应的基本训练后，我派冯·弗雷德堡担任一艘潜艇的指挥官，接着他进了我的司令部。他将在1940年春接替我的职务。海军总司令决定，届时我将单独进行一次世界旅行，以便为一次出国环球航行作准备。我将担任拥有我们四艘最现代化的巡洋舰的一支分舰队的司令。该舰队将于1940年10月1日开始这次世界旅行。

　　 原先就是这样打算的。但在1939年秋战争开始了，一切都变了。我当然必须用我所训练的潜艇部队进行战争。优秀的、忠实的冯·弗雷德堡海军上校担负了在我国沿波罗的海我的潜艇防区内为即将服役的新潜艇培训人员的领导工作，这些人员后来在战争中被我派到前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