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区之战·第二十一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将要受贝利亚副手们统治的德国平民们对苏联的现实统治制度根本是一无所知。 当战争在街道、房间，甚至是他们藏身的地下室内持续时，他们同样有更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4月26日是星期六，这一天早上，下了一场雷暴雨，扑灭了一些大火。不过奇怪的是，燃烧的气味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似乎增加了。
平民伤亡早就非常巨大了。排队领取食物的妇女们如同拿破仑时代的步兵，当炸弹轰炸使队伍减员时，她们只是在队列中向前移动一下，使队列变得更紧凑。没有人敢失去自己的位置。一些人称，妇女们只是擦掉配给卡上的血迹然后将它递上。“她们像一堵墙一样挺立着，”一名妇女在日记中写道，“而在不久以前，当听到三架战斗机正飞临德国中央上空的警报时，她们还会急着冲向掩体。”妇女们排队领取分发的黄油和干腊肠，男人们只是领取一份烈酒。这似乎有些象征意味——妇女们只是关心即时的生存问题，而男人们则更需要暂时忘记战争的后果。
居住区内水源的缺乏使许多排队等水的人面临更大的危险。妇女们提着水桶、拿着搪瓷水壶在最近的街道水管处排队等水，耳边不时传来水管把手接合处“吱吱”的金属磨合声。她们发现自己经受炮火的洗礼后已经有了变化。以前她们是从不会说一些脏话和粗俗言语的，现在它们从她们嘴里轻易地就溜了出去。那名记日记的妇女同样写道：“在这些日子，我一次又一次注意到，不仅我而且几乎所有的妇女对男人们的感情已发生了变化。我们对他们感到同情，他们看起来如此可怜、力量如此弱小——一个脆弱的性别。妇女们的一种集体不满情绪似乎正爆发出来。纳粹极力推崇的以强健男人为主导的男性世界正在动摇，笼罩在男人身上的魅力光环也正在消失。”
纳粹政权是从来没想着让妇女们参与战争或其他妨碍她们相夫教子的事情，而现在，孤注一掷的纳粹政权则号召年轻妇女同男人们一道并肩作战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还在进行广播的无线电台向妇女和姑娘们发出了呼吁：“捡起伤者和死难者的武器，投入战斗吧。保护你们的自由，保护你们的尊严，保护你们的生命！”那些远离柏林的德国人听到了广播，他们为“这场全面战争带来的最极端恶果”感到震惊。不过，只有少数年轻妇女们拿起了武器，她们大多数都是作为党卫军的后备力量。不过，一部分女人卷入这场战争，是由于极为特殊的环境或是盲目的浪漫主义情绪。为了能同情人埃华德·冯·德曼多维科在一起，女演员希尔德加德·克内夫穿上了军装，加入了他在施马尔多夫的临时营，一同保卫船运码头。
在居民房间的地下室内，来自楼上的夫妻们慌乱地避开彼此的眼神默默地吃着东西。他们更像火车车厢内长途旅行的一家人，彼此假做斯文地吃着野餐。不过当有消息称附近的一处兵营已被放弃时，这些人的斯文就一扫而空了。一向遵纪守法的德国平民顿时变成了商店的疯狂抢掠者，一家中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出动了，见什么抢什么。抱着手中的盒子出了店门后，每个人就会瞅着别人的非法所得品，开始现场物物交换。当时没有固定的黑市比率，主要是根据临时的或特别的需要——一片面包换一瓶白兰地酒，一节手电筒电池换一块干酪。早已关张的店铺也遭了抢，有些人和亲属对柏林1918年冬季的情景仍然记得非常清楚，这是另一代“仓鼠”为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储存食物。
饥饿实际上并不是主要的威胁。不管德国是如何大肆宣传，俄国人的复仇行动将要带来什么样的震撼，一些人仍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汉莎航空公司秘书格尔达·彼得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道。在东线战场服兵役的亲人从来没提起过他们是如何对待苏联平民的。甚至即使当德国大肆宣传并时时提醒柏林妇女们要注意强奸的危险时，许多人安慰自己说，在农村肯定会有危险，不过这儿是城市，众目睽睽之下这种事不会发生。
格尔达曾从新卡伦的铁路货车上抢回了空军飞行员的麦芽片。她是一位19岁的姑娘，此时正和另外一名岁数相仿的女孩住在同一幢楼里。那个女孩名叫卡尔曼，是希特勒妇女会——一个相当于希特勒青年会妇女组织的成员。卡尔曼崇拜德国空军飞行员，在她卧室的墙壁上贴了许多王牌飞行员的海报，当最著名的王牌飞行员莫尔德斯牺牲时，她还痛哭了一场。
4月25日晚，当苏联红军冲入新卡伦时，气氛异常的宁静，城镇里的居民都已躲在了地下室。他们突然感觉到了地面的震动声，这是坦克沿着小区街道地面行进过来了。不久，一阵清新的空气吹了进来，烛火开始摇曳不定，这表示门已被打开了。他们听到的第一句俄语就是“嗨”。来自中亚的一名挎着冲锋枪的士兵闯了进来，抢走了他们的戒指、手表和珠宝。格尔达的母亲将格尔达藏在了一堆衣服下面。后来又进来了一名士兵，要求格尔达的姐姐跟他出去一下，但是后者将孩子抱在了大腿上并将头埋了下去。这名士兵让地下室的一名男子转告她，不过这名男子故意装作不明白他的意思。这名士兵想把她带到地下室隔壁的一个房间，他一直指着那个房间，不过她就是把孩子抱在腿上，一动不动。感到困惑的年轻士兵开始有些不知所措，然后突然离开了。
4月26日早上来临时，他们发现自己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他们后来听说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一名屠夫14岁的女儿由于坚决不从于苏军的淫威被当场射杀，格尔达的嫂子居住离此不远的地方，在当晚被一群士兵轮奸了，她们一家人都上吊了，父母死了，不过格尔达的嫂子在上吊时绳子被邻居割断了，她活了下来，并被送到了彼得松的公寓，他们都看到了她脖子上的勒痕；当这名年轻的女人看清了周围的环境，明白自己被救了，但是父母却死了，她几乎要崩溃了。
第二天晚上，房中的一家人决定离开地下室。她们都挤进了一间起居室里，以便人多安全。有二十多名妇女和小孩挤在那儿。彼得松夫人赶紧将格尔达、另一个女儿和儿媳藏在了一张桌子底下，桌上蒙着的桌布几乎垂到了地面。不久，格尔达就听到了俄国人的声音，然后就看到了红军士兵走近了这张桌子，近得几乎可以伸手摸到他们的皮靴。这些士兵们从房间里拖出去了三个年轻女人，其中就有卡尔曼。格尔达听到了卡尔曼的尖叫声，她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卡尔曼叫的是她的名字，她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尖叫声最后变成了抽泣声。
当士兵们还在对这些不幸的女人们发泄兽欲时，彼得松夫人拿定了主意。“他们还会回来。”她对桌子底下另外三个人说。她告诉她们跟着她走，并将她们带到了楼上被炸弹炸毁的最顶楼，那儿还住着一位老年女人。格尔达在阳台上蜷蜷缩缩过了一夜，心里拿定了主意，如果俄国人上楼，她就从楼上跳下去。不过，她们最担心的事就是如何不让孩子哭出来。格尔达突然想起了身上还带着德空军飞行员配备的麦芽片，孩子一哭闹，她就将一枚麦芽片塞进孩子嘴里。第二天天亮时，她们看到孩子的脸都被憋紫了，不过这个办法却奏效了。
早上的时候是安全的，因为苏军士兵或是因为发泄了一晚的兽欲而沉沉大睡，或是又回到了战斗之中，这样她们又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展现在这些金发姑娘眼前的是一幅奇怪的情景，她们的床都被这些禽兽不如的苏军士兵用过了。她们还看到兄弟们的国防军服整整齐齐放在地上，并已被仔细检查过了。
格尔达找到了卡尔曼，试图对她进行一些安慰，也很想知道她当时为什么一遍一遍叫着自己的名字。目光和她对视的那一刻，卡尔曼表现出了一丝敌意，卡尔曼一下子豁然明白了。“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你？”这就是她为什么叫格尔达名字的原因。两人此后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尽管情形大体相同，不过苏军士兵到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却是谁也不好预测。在另一个市区，战斗声渐渐消失时，惊慌失措的平民们听到掩体门发出了一声沉重的撞击声。然后，一名挎着冲锋枪的士兵走了进来。“你们好，我是俄国人！”他愉快地向他们打了招呼，然后连他们的手表都没碰就走了。两个小时后进来的另一群士兵则是非常粗暴，他们抓住克劳斯·伯泽勒。这是一名14岁的孩子，身高6英尺1英寸多，留着一头金色的头发。“你是党卫军！”他们之中的一个大叫道。他们更像是在宣布一件事情，而不是在提问题。他们看上去决心已定，非要射杀他。孩子吓坏了，房间的其他人最后还是成功地劝阻了士兵们，用手势告诉他们这只是一名学生。
伯泽勒虽然还是个孩子，可是个子已经很高了。他始终都感觉饥肠辘辘，就把被炸弹炸死的马分割，然后把马肉拿回家交给母亲放在醋里储存。他做这件事时非常自然，没有什么胆怯。使苏联士兵感到惊异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城里生城里长的柏林人，不是“富农和地主”，却能干净利索地把一匹死马剥得只剩下骨头，速度之快，手脚之麻利毫不逊色。感觉到俄国人喜欢小孩，伯泽勒带着他三岁大的妹妹去了附近一个苏军士兵的露营地。士兵们给了她们一片面包，并在上面加了一层厚厚的黄油。第二天，他们送给了他一些汤。不过，后来他听说发生了附近妇女有被苏军轮奸的事情，伯泽勒便将她母亲和一名邻居在一个媒窑地下室内藏了三天。
德国人的卫生标准大受影响，他们的衣服和皮肤上沾满了灰泥和毁坏的砖石建筑物上落下来的尘屑，根本没有水来奢侈地洗衣服和脸。实际上，一些谨慎的柏林人已经开始将水烧开放在罐子里储存了，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可靠的饮用水将是最需要的东西。
柏林市中没有撤离人员的医院已寥寥可数，这些医院由于伤员充斥，许多新来的病号都被拒之门外。更糟糕的是，只有地下室可用做病房。在柏林刚开始遭受轰炸时，医务人员还可以在空袭警报响时将病号转移到楼下，不过现在炮火轰炸次数频繁，医务人员已根本听不到警报了。一名自动参加医疗服务的妇女看到医院内一片混乱，还有一些病人“脸包在血迹斑斑的绷带里，毫无血色，非常苍白”。一名给同胞战俘做手术的法国外科医生描述了在地下室木桌子上进行手术的情景：“几乎没有什么麻醉药，手术器材也很少消毒。”没有水来洗手术服，照明是依靠两个有发电机的脚踏车来提供的。
再获得官方的帮助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许多受伤的士兵和小孩在地下室里都是由母亲和姑娘们照顾的。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因为如果看到地下室有一名士兵，俄国人就把会整个房间作为一个防御阵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妇女们通常都是把伤员的军装脱下然后烧掉，并从楼上取下备用的服装给伤员换上。还有另外一种危险：由于人民冲锋队的一些成员决定在俄国人到来前先溜回家里，因而在身后留下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妇女们只要一发现枪，就会立即想办法把它处理掉。据称，如果红军发现一幢建筑物里有武器，他们就可能把里面的人全部处死。
小区的水泵房再次成为人们的信息交流场所，因为官方新闻已变得不可靠。一种以柏林的标志“装甲熊”命名的报纸称，德国人收复了奥拉宁堡。由于无线电发射器已被敌人控制，戈培尔的宣传部——柏林人称之为“普罗米”——现在只能通过分发传单鼓动人们了：“柏林市民们！坚持住。温克的集团军正在赶来救援我们，再坚持几天，柏林就解放了。”看到苏军几个集团军现在已接近柏林市中心，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单凭一个德军集团军就能使柏林脱困。然而，许多人却仍然幻想美国人这根救命稻草会来救他们，尽管斯大林对城市的包围已使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
谢别列夫上校是驻在柏林城西北西门子斯特德区第2坦克集团军的一名工程军官，他抽空给家里写了封信：“目前，我正和军官们坐在一幢楼的顶楼上向部队签发命令，信号兵和传令兵不时地跑来跑去。我们正向柏林市中心前进，到处都是炮声和烟火。士兵们从一幢建筑跑到另一幢建筑，并小心从院子里爬过去。德国人从窗户和门后面对我们的坦克进行射击，不过波格丹诺夫的坦克兵采取了一种更为聪明的战术，他们前进时不是沿街道中心，而是沿人行道。一些人使用加农炮和机枪对街道的右边进行射击，另一些人则负责左边，这样很快就把窗户和门边的德国人赶开了。在房屋的庭院中，支援兵种的人员在车辆上向饥饿的市民分发食物，德国人脸上流露出一种饥饿和长期痛苦不堪的神色。此时的柏林不再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街道狭窄，到处都是障碍物、毁坏的地铁和车辆。房子是空的，每个人都躲到了地下室。当听说你们正在收割谷物时我们都很高兴，如果我也能收获土豆、蕃茄、黄瓜、南瓜和其他作物，那该有多好啊！再见，给你们深情的一吻和拥抱。你们的彼得。”
谢别列夫没有提到的是，苏军坦克兵刚开始采用的战术并不高明而且导致了较大的伤亡。朱可夫由于急于加快速度，因而直接调派两个坦克集团军攻进城中，这使街道中央的坦克排成了一排。即便一直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辉煌巷战战绩引以为豪的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最初也犯了错误。苏德两军的作战角色此时彻底发生了转换，红军成了进攻者，保持着装甲和空中力量的巨大优势，而德国防军则成了防御者和伏击者。
党卫军根本不相信在街道角落附近临时修建障碍物会有什么防御效果，他们知道这些不堪一击的障碍将是苏军炮火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在顶楼的窗户或是房顶上埋伏步枪手却是非常有效，因为坦克无法将火炮的仰角升那么高。如果有反坦克手雷，他们则可在地窖或是地下室设防，这是因为从上面发射的反坦克手雷很难进行精确打击。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疯狂地仿效党卫军，不久那些参加过一战并且仍在服役的人民冲锋队成员也采取了同样的战术。苏联红军士兵将希特勒青年团和人民冲锋队称作“全员武装力量”，因为他们是德国“全部动员”的产物。国防军军官则称他们为“大杂烩”，因为他们是“陈旧的肉食”和“碧绿的青菜”的混合物。
坦克部队，尤其是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坦克损失促使苏军开始对战术迅速反省。第一种“新型战术”就是在坦克上部署冲锋枪手，在坦克行进时，由这些人对付前面的第一个窗户和射击孔。不过由于坦克上面士兵太多，坦克因而几乎不能移动炮塔。他们后来又为坦克加装弹簧床垫和其他金属物以使反坦克手雷提前爆炸。最后，他们则越来越多地使用重型火炮尤其是152和203毫米榴弹炮来摧毁空阔区域的障碍物和建筑物。第3突击集团军同样经常使用防空火炮来摧毁屋顶目标。
步兵主要使用的是崔可夫的战术，该战术起源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役并在攻占波兹南后迅速得以改进。崔可夫首先认识到“正常作战环境下的大兵团进攻战术在巷战中根本没有机会取胜”，这恰恰是两个集团军开始采用的战术。然后，他强调需要对己方部队的进攻和敌军的可能逃跑路线进行精密的侦察，步兵在接近目标三十米前应充分利用烟和夜幕作掩护，否则伤亡会高得惊人。
6～8人的攻击小组应当用增援小组及后备小组进行支持，以便应付敌军的反攻。正如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期，攻击小组应当配备“手榴弹、冲锋枪、匕首和锋利的刺刀以备短兵相接”。增援小组需要有机枪和反坦克武器的“重型装备”，需要配备装备有炸药和镐的工兵，以便炸毁房间的墙壁。危险在于一旦他们在墙壁中打开一个洞，德国士兵会先从洞中扔一个手榴弹过来。不过，苏军士兵很快发现德国人民冲锋队丢弃的反坦克手雷是一种最好的“侧攻”武器，其爆炸力足以解决后面房间里的任何人。
进攻小组的一些人在地面上从一个房间冲到另一个房间，一些人则爬着房顶前进，还有一些人是从一个地下室冲到另一个地下室并消灭掉埋伏在旁边的德军反坦克手雷人员。他们使用的火焰喷射器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效果。工兵们同样在部分铁路段埋设了炸药，作为最后进攻时刻使用的炸弹。
平民的出现对苏军的进攻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不管有多么强的交叉火力或是炸弹轰炸，苏军只是简单地用枪口将平民们从地下室赶进街道中。对平民问题感到困扰的许多苏军军官想强行疏散所有的平民，这恰恰正是德国第6集团军在进行斯大林战役中试图采用的措施。“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区分平民和军人，”一名军官说，“有时我们只是向地下室中扔一个手榴弹然后继续前进。”苏军通常的借口是德军军官穿着平民的服装并且混在妇女和小孩中间。不过，根据平民的说法，任何德军军官或士兵如想在地下室躲藏，他们就不仅要被强行脱去军装，还要扔掉武器，因此，几乎没有发生德军部队躲藏在平民中间并从后方对苏军实施打击的真实事例。
崔可夫要求使用一种残酷的房屋清除战术：“把手中的手雷扔出去，然后继续前进。你需要的是速度、方向感、伟大的进攻精神和耐力，因为肯定会有不测发生。你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到处充满危险房间和走廊的迷宫之中，这种情况太糟糕了。在每个角落扔一颗手榴弹，继续前进。对准房间残留的天花板进行机枪扫射，当你进入另一个房间时，再扔一颗手雷，然后使用冲锋枪进行扫射。一刻也不要浪费。”
有经验的部队进行这一切真是驾轻就熟，不过刚参加完短期培训的年轻军官却对这种情况无所适从，根本不知道如何在不熟悉的环境中训练或是控制下属。刚结束奥得河战役又被崔可夫命令进行“24小时”连续行军后，大多数苏军前线部队都已疲惫不堪了。疲劳危险地减慢了部队的反应速度：迫击炮引信有时接得不正确，炸弹在炮管里就爆炸了；一些试图使用德军手榴弹的士兵通常把自己和战友炸成了残疾。
集团军之间的自我伤亡事件更是频繁地发生。尽管U－2双翼型机会为苏军炮兵部队进行侦察，不过当苏军各支部队都开始接近市中心并将要会合时，支持一个集团军的炮兵和“喀秋莎”火箭连通常会轰炸另一个集团军。“自己部队中间经常有互相交火的事件。”用来为雷巴尔科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提供战斗支持的第28集团军司令卢钦斯基将军写道。由于市区环境都笼罩着浓烟，因而隶属于朱可夫和科涅夫指挥的三支航空集团军经常轰炸别的苏军部队。在城市的南部情况更糟，用来为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提供战斗支援的航空团经常攻击第8近卫坦克集团军。崔可夫为此曾向朱可夫提出建议，请求将“友军”部队从战场上撤出去。
第8近卫集团军和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攻占腾珀尔霍夫机场的战斗在4月26日持续了大半天时间。“明谢贝格”装甲师组织了反击，但由于剩下的坦克太少了，因此他们不得不在装备反坦克手雷的步兵和希特勒青年成员的支援下独自作战。那些生还者直到傍晚才撤出战斗。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扎尔巴赫将“诺德兰”侦察营的大部分车辆撤退到了安哈尔特车站，该师另外的所有装甲车辆，包括“赫尔曼·冯·舒尔茨”营的八辆“虎式”坦克和其他部队的几辆攻击火炮，被命令向蒂尔花园区撤退。
第二天早上是以一阵大规模的炮火轰炸行动开始的。“可怜的市中心。”当炮火的隆隆声渐渐消失时，普伦茨劳贝格区的一名妇女在日记中写道。卡琳蒂尔花园区遭受的轰炸尤其严重，几乎被炮火翻了个底朝天，现在看起来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游乐园。
崔可夫和卡图科夫命令他们的部队继续向作为两大方面军作战分界线的安哈尔特车站前进。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贝莱盟军广场这个地方是以滑铁卢战役命名的，现在却由法国党卫军志愿者防守着。朱可夫部队同科涅夫的竞争已经白热化了，不过双方都试图透过一些故作轻松的笑话来掩盖这一点。“现在我们害怕的不应是敌军，而是我们的友邻部队。”崔可夫的一名军长对维斯利·格罗斯曼这样说道，“我已命令使用烧毁的坦克来阻挡友邻部队到达帝国国会大厦。在柏林，没有比听到我们友军部队获胜的消息更令我们沮丧的事情了。”
崔可夫并没有如此轻视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两天内，他将左翼部队急速穿插在了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前面，以使后者偏离前往帝国国会大厦的路线。他甚至没有就此消息向雷巴尔科通告，这无疑使自己的大量部队成为第一方面军炮弹和火箭弹下的无谓冤魂。
苏军继续使用代号为“晴空霹雳”的“喀秋莎”火箭作为一种心理武器和区域目标攻击武器。4月26日一早，正在霍恩措伦达姆指挥部的柏林城防参谋长雷费尔上校就被一阵迅疾的炮弹试射声从片刻的入睡中惊醒了(俄国人称之为“预演”)。“前线老一套打草惊蛇游戏”，雷费尔知道这是“喀秋莎”火箭打击前的“问候”活动。如果他们的指挥部已处于“喀秋莎”火箭的打击射程内，那么现在就是转移指挥部的时候了。魏德林将军早已经决定将指挥部移往“本德勒区”，该地是德国陆军以前设在本德勒特拉斯的指挥部，肯特·冯·施陶芬贝格上校“七月密谋”失败后就是在这儿被处死的。它有设备完好的防空棚，而且接近魏德林经常被召去的帝国总理府。
在“本德勒区”深处，魏德林的参谋们完全失去了白天和黑夜的概念，他们靠喝咖啡和抽烟来保持清醒。还好，这儿有发电机，因而任何时候都有照明，不过空气却是湿冷混浊。他们还要处理来自各防御区司令部的日趋频繁的紧急求援要求，不过他们手中已没有后备力量了。
那天晚上，魏德林向希特勒汇报了撤退计划，要求从柏林进行大规模突围以避免柏林进一步受损和更多的伤亡。根据计划，作为希特勒警卫队的卫戍部队将向西突围与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的残部会合。剩下的近四十辆仍有作战能力的坦克和作战师的大部分部队将组成先头部队，紧跟其后的就是“元首之队”，包括希特勒和帝国总理府工作人员以及“要员们”。单独一个加强师将留在最后断后。突围行动计划于4月28日晚开始实施。当魏德林汇报完计划后，希特勒摇了摇头说：“你的计划完美无缺。不过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打算在森林中打游击，我要留在这儿，与我的部队共存亡。至于你，继续实施城市防御任务吧。”
魏德林的一切努力全都是徒劳了，涂在墙上的“柏林与德国同在”的标语也说明了一切。有一句标语被划掉了，露出了下面用西里尔字母写的一句话：“不过我早就在柏林了，西多罗夫。”
红军不止是进驻到了柏林，它早就建立了临时政府以使一些重要的机构开始重新运作了。目前还不知道贝利亚早已计划让“锄奸团”组织来负责管理平民事务的朱可夫，刚刚任命了第5突击集团军司令别尔扎林上将担任柏林指挥官。苏沃洛夫元帅在18世纪曾主张，攻入一个城市的第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应当担任该城的指挥官，红军延续了这一传统。崔可夫对竞争对手的嫉妒肯定是无以复加的。
格罗斯曼于4月26日在指挥部采访了别尔扎林。“柏林城的指挥官，”他在笔记本中记道，“身材肥胖，有着一双狡黠的褐色眼睛，头发过早地变白了。聪明，镇定和机智。”那天是“创世纪”的开始。市长，柏林电力、水源、下水道、环城高速铁路、地铁和天然气供应部门的负责人，工厂厂长，公众人物都被召见了。”他们在这个办公室里都接受了职位。副主管变成了主管，地区企业负责人成了国家的要人。除了语言，格罗斯曼还被他们的动作深深感染了：人们“脚拖在地上、互打招呼和窃窃私语”。纳粹上台前的德国老共产党员也来了，他们也希望得到一个职位。“一个老的房屋油漆匠出示了他的(共产党员)证件。他从1920年起就是一名党员了。但别尔扎林的军官反应很冷淡，他们对他说“坐下吧”。
当一名市长被告知要组织一个工作小组清扫街道时，他问道：“这些人将得到多少报酬？”这使在场的其他俄国人和格罗斯曼大吃一惊。在苏联平民在德国遭受奴隶式的劳工待遇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儿的每个人显然看上去有一个强烈的权利观念。”格罗斯曼观察道。不过，德国平民的心理在第二天即4月27日受到了冲击。苏军在南部郊区集合了两千名德国妇女并将她们赶到了腾珀霍尔夫机场以清除跑道上被毁坏的机器，苏军航空兵希望能在24小时内使用该机场作为一个基地。
在德军向柏林市中心“Z”区撤退的过程中，双方的战斗愈加激烈了。每当德国人成功地使用一枚反装甲手雷消灭掉一辆苏军坦克，当地的苏军指挥官总是会利用“喀秋莎”火箭进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样一种区域目标攻击武器实施报复行动无异于德国人以前在遭受游击队攻击后杀戮人质的行径。
一个党卫军法国志愿者掷弹兵小队被苏军部队俘虏了。法国志愿者军士们称德国人强迫他们做劳工，当苏军对奥得河发动攻击时，他们又被德国人强征入伍。很幸运的是，苏军相信了他们。那时，苏军部队还不清楚党卫军的文身标志。
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预示第三帝国必定灭亡的典型闹剧。里特尔·冯·格赖姆将军被用担架抬进了总理府地下避弹所前厅，他是根据希特勒命令的从慕尼黑赶来接替戈林担任德国空军司令的。格赖姆将军因被苏军炮火击中而腿上受了伤，陪他一块儿来的是他的情妇汉娜·赖奇——一名试飞飞行员也是元首的忠实追随者。在他们驾驶一架“白鹳”型飞机通过最后一段极为危险的航程时，在格吕讷瓦尔德上空被苏军炮火击中。汉娜·赖奇搂着受伤的格赖姆将军的肩膀成功将飞机降落在了勃兰登堡门。这一行为需要天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巧，不过它几乎于事无补。尽管德国空军已不复存在，不过希特勒仍坚持进行象征性的司令官交接仪式，只是当时差一点没将他刚刚任命的这一人选杀掉。
第二天，也就是4月28日，克莱勃斯将军开始效仿纳粹领导人欺骗下属部队。尽管对谈判问题遮遮掩掩，他仍然鼓吹“美国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从易北河行军90公里来到柏林，那时局势会有所好转”。
每支部队不管还剩下多少人，也不管目前战斗力如何，都是极力希望获得增援。蒙克欣喜若狂地告诉克鲁肯伯格说，一个连的海军人员已到达柏林并在威廉街外事机构的花园占据了有利地形。当克鲁肯伯格听说第503党卫军重型装甲营的八辆攻击火炮已经隶属于“诺德兰”师指挥时，他更是信心大增。其他增援力量包括一小队党卫军拉脱维亚志愿者，这促使克鲁肯伯格不久即宣称他的柏林防御区已代表了整个欧洲。截止1945年，党卫军士兵已不到半数。他的这些言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并且当你对世界发动一场国际平民战争时，正如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现在肆无忌惮地采用任何手段交战，柏林的陷落成为欧洲极权主义残余分子的火葬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克鲁肯伯格设在施塔特米托地铁站附近的师指挥所现在也只是一节地铁车厢。这儿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他的部下能维持下去，是因为他们抢劫了柏林广场附近的一家杂货店。他们现在之所有还有战斗力，是因为可以从帝国总理府地下避弹所临时军火库获得大量的反装甲手雷。和其他部队一样缺乏其他武器和弹药的法国党卫军志愿者，在使用反装甲手雷时，不仅发挥了它们的基本的反坦克效用，而且还用其进行近距离房屋作战。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佩尔松来到了该防区，并带来了从红军手中缴获的四辆装甲运兵车和“诺德兰”师配备的原本用来防御帝国总理府的两辆半履带车辆。其他车辆在从新卡伦向柏林市区撤退的途程中由于燃油耗尽或是发生故障被炸毁了。
在柏林“Z”防御区，受伤的士兵被遣送到了德军设在阿德隆旅馆地下室的救护站。党卫军伤员则被送到了设在帝国总理府地下室的另一处救护站，这个救护站配备有党卫军外科和内科医生，战斗结束时挤满了近五百名伤员。另一家更大的托马斯凯勒传染病院成了“屠宰场”，军队野战医院像平民医院一样缺乏食物和水以及麻醉药物。
苏军攻入柏林的推进速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柏林西北部，第47集团军在与科涅夫的第4近卫坦克集团军会师并完成对柏林的包围后，正向施潘达推进。集团军的军官根本没想到这个巨大的城堡内还藏有从事塔崩和沙林神经毒气研究的德国人员。苏军还在柏林加图机场与德军进行了激战，德国人民冲锋队和空军军官学员使用了88毫米防空火炮，并藏在飞机残骸后面对苏军进行还击。
在北部，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才刚冲过西门子斯特德，而第3突击集团军已到达了蒂尔花园区和普伦茨劳贝格的北部屏障。第3突击集团军绕过了火力极其强大的洪堡高射炮台掩体，把它留给了重型火炮部队和轰炸机。沿顺时针方向，第5突击集团军在突进东部防区后同样也绕过了腓特烈海恩掩体，在第9军渡过特拉普托运河后，集团军的主力已突进到法兰克福拉利和施普雷河南岸。
在南部，第8近卫集团军和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在4月27日到达兰德韦尔运河并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地是到达政府办公区的最后一道屏障，离帝国总理府已不到两公里了，此时朱可夫的所有集团军部队都梦想着攻占斯大林预订的国会大厦目标。在西南部，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刚刚突入夏洛腾堡，其左翼部队正穿越格吕讷瓦尔德并与德军第18装甲掷弹兵师残部交战。
苏联红军4月24日到达了达勒姆，并于次日进入了威廉物理研究所。“喀秋莎”火箭发射和坦克行进的战斗场面与华丽的别墅和整洁的林阴大道产生了奇怪的反差效果，而在前线部队的后面是由邋遢肮脏的小马甚至是骆驼拉着的潘杰车。
没有迹象显示雷巴尔科的集团军指挥官甚或是雷巴尔科本人被告知了研究所的重要性。不过有一点他们肯定意识到了，俄罗斯秘密警察机构两天内派出了大量部队和专家封锁了博尔茨曼大街附近的综合体。
由于苏联重复“曼哈顿”计划研究工作的唯一阻碍就在于缺乏铀，因而斯大林和贝利亚认为保护研究实验室和其设备是相当重要的。他们同样希望能得到处理铀的德国科学家，为此贝利亚为柏林战役进行了大量的准备活动。马赫涅夫上将负责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实验室和储存铀安全的众多苏联秘密警察部队由专人直接指挥，其地位绝不亚于红军整个后方作战总指挥赫鲁晓夫将军。苏联秘密警察的首席冶金学家阿米拉夫·扎韦尼亚金将军已经在柏林城边建立了一个基地，并且由来自一个大的研究小组的科学家负责监督材料的运送和实验室的拆装工作。
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特别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在威廉研究所，除了设备之外他们还发现了“250千克的金属铀、3吨的氧化铀以及20升的重水”。那3吨误送到达勒姆的氧化铀算得上一笔真正的意外收获，苏联还需要就此事尽快采取行动。这里有一个特别原因，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后来呈交的一份行动总结报告中不经意地提醒斯大林：威廉研究所“位于盟军占领区”，“考虑到所有上述设备和材料苏联至关重要，”他们写道，“我们要求将这些企业和研究所的设备和其他物资拆除并且运回苏联，兹待您的决定。”
苏联国防委员会因此授权“由马赫涅夫领导的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委员会”，将“柏林威廉研究所的所有设备、材料和文件运回苏联科学院的二号实验室和苏联秘密警察特别金属部门”。
马赫涅夫的下属同样围捕了正要飞往莫斯科的彼得·蒂森教授和路德维希·贝韦洛格博士。不过他们却未能抓到威廉研究所的一些主要人物，包括维尔纳·海森贝格，马克思·冯·苏厄，以及前几个月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格拉格·冯·魏察萨克和奥托·哈恩。英国人早已瞄准了这些人并将他们安置在了位于东英格兰的“农堂”——英国人对德国科学家的盘查中心。
其他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实验室和研究所也被拆除了，更多的德国科学家被逮捕和遣送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一个特别关押所。巴龙·冯·阿登是一名志愿者，在扎韦尼亚金将军的劝说下，他“向苏联人民代表委员会写了一封申请信，表示他希望同俄国物理学家一同工作，将研究所和本人置于苏联政府的管理之下”。
贝利亚和库尔哈托夫率领的科学家们终于得到了一些铀和处理专家，他们可以马上进行研究工作了，不过他们仍然贪婪地盯着进一步的材料供应。苏联秘密警察机构驻柏林的负责人希洛夫将军被命令重点保护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德累斯顿南部萨克松尼的铀矿藏。强硬的乔治·巴顿将军领导的第3集团军在该地区的存在一定使苏联当局费了不少脑筋，这也同样解释了苏联当局为什么对美军部队是否会撤回先前达成协议的占领区非常紧张的原因。
在达勒姆，雷巴尔科的一些军官访问了豪斯·达勒姆修道院的院长库尼贡德修女。豪斯·达勒姆是一家妇女诊所和孤儿院，库尼贡德告诉苏军军官说，这儿没有藏匿任何德军士兵。苏军这些军官和部下的举止简直无可挑剔，实际上，他们甚至提醒库尼贡德院长注意后面还会来第二批部队。他们的预言后来证明是绝对准确的，不过她们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修女、年轻姑娘、老妇人、怀孕的妇女以及刚生过孩子的母亲都被残暴地强奸了。一名妇女将达勒姆发生的事件比作“中世纪的恐怖事件”，其他人想到了三十年战争。
为挑选猎物，士兵们通常都是拿着燃烧的火把来照蜷缩在掩体内的妇女们的脸，这一模式似乎在所有参与柏林行动的苏军集团军中都很普遍。这种挑选过程，相对于苏军在东普鲁士对妇女不加选择立即施暴的行为，显示了苏军一定的态度变化。在这个阶段，苏军士兵更多的是把德国妇女作为一种战争中的性发泄对象，而不是把她们当作德国国防军的替代品来发泄仇恨。
战争题材的作家们通常认为强奸是一种同性本身关联不大的暴力行为，不过这是从受害者的角度而言。为理解罪恶行为，一个人需要从施恶者的角度来看待，尤其是当苏军的强奸行为已发展到了第二阶段。在1月和2月份，他们在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杀戮行为后又开始实施性质更加恶劣的暴力强奸事件，参与强奸的士兵看上去满足了在前线征战时期的所有性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害的妇女不加反抗，参与强奸的士兵根本不会表现出无端的暴力行为。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内，这种暴力行为还会发展到第三和第四阶段，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点。不过，根本问题在于，在战争中，如果缺乏纪律意识的士兵无惩罚后顾之忧，他们就会迅速转向表现出一种最为原始的男性性冲动，甚至是生物学家所认为的那种雄性物种会尽可能散播种子的行为。在东普鲁士，苏军还只是发生断续的暴力行为，而在柏林，他们已把它作为一种满足肉欲的战利品，两者的不同突出了这样一种事实：罪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另一方面，它显示出了男性性特征中的黑暗一面。尤其是在战争中，当没有社会和纪律的约束时，男性的性特征会暴露得淋漓尽致。同样，具体情况要视一个国家军队的军事文化而定。正如苏联红军的例子所示，集体强奸事件甚至变成了一种联姻的方式。
苏联政治军官仍然称这是“为复仇进行的暴力行为”。“当我们冲进柏林时，”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政治部在报告中称，“一些部队肆意对平民进行抢劫和实施暴力事件。政治军官们努力控制这一局面，他们组织会议讨论了一些课题，诸如‘红军勇士的荣誉和尊严’、‘抢劫者是苏联红军最大的敌人’和‘如何正确理解复仇的问题’等。”不过，在苏联共产党的路线突然发生改变的历史时期，试图通过政治教育来控制部队的方针注定是要无疾而终的。
苏军的行为使德国人大惊失色。苏军内部纪律涣散，除了当场枪毙一些下属的个别情况，其他时候，军官们根本没有能力控制部下。当德国妇女试图申诉被强奸的案例时，苏军多数情况下根本不予理睬甚至还会取笑她们。“是吗？嗯，你也没损失什么。”当一群妇女要求柏林市区的一位苏军指挥官保护她们免遭持续的侵害时，这名指挥官这样说道，“我们的士兵都很健康。”实际上不幸的是，有许多苏军士兵还是染病的，德国妇女们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并在不久后证实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