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一击的准备·第十一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4月3日，朱可夫从莫斯科中央机场飞回了他的司令部，科涅夫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乘上了飞机。他们的计划是在4月16日发动总攻，并于4月22日占领柏林，那一天正是列宁的诞辰。朱可夫一直与红军最高指挥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他所有与莫斯科的联系都受到了俄罗斯秘密警察安插在他司令部中的第108特别通讯连的控制。
正如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政治部所编撰的外交辞令那样，“柏林行动……由我们天才的总指挥，斯大林同志所计划的”，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唯一的问题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攻占的主要桥头堡正好处在整个地区最好的攻击点之下，这个攻击点就是泽洛高地。朱可夫后来承认，他的确低估了它的重要战略作用。
为参与行动的两大方面军提供补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苏联人很快就在波兰修筑了许多符合苏联规格的铁路，他们还在维斯图拉河上架起运送上千万吨补给品所必须的临时桥梁。这些补给品包括炮弹、火箭、枪支弹药、燃料和食物。
红军主要的原料，人力资源，同样需要补充和恢复。以红军的标准来衡量，在维斯图拉－奥得河以及波美拉尼亚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并不算多，尤其是考虑过取得的进展以后，这种伤亡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但朱可夫和科涅夫的步兵师，平均每个师有4000人，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兵力补充。到1944年9月5日，共有103万多名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罪犯成为了红军士兵。罪犯中还包括那些由于没有按要求参加工作而被判刑的人，就连那些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被控叛国罪的政治犯和反苏联的激进分子也被安排到了惩罚连队里。
到1945年春，又有更多古拉格集中营的犯人被召入了红军，苏联政府为此所做出的承诺仍然是一个罪犯可以用鲜血来洗刷他的罪行。实际上，从3月末开始部队就急需补充兵员，此时正值对柏林发动总攻前两星期，为此国防委员会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各省以及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门将大批在押犯人和正在审讯过程中的嫌疑犯释放。
很难说是否是这种要以英雄般的死代替古拉格式的死的想法激励了如此多的囚犯奔赴前线，虽然这些人当中真的出现了五名战斗英雄，其中还包括最著名的舍身堵枪眼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集中营里的生活已经教会他们不要去想明天会发生什么，真正激励他们的可能只有一件事——他们可以完全改变枯燥的生活方式，而且这是一次可以为所欲为的机会。一些来自古拉格的士兵的确是在“用鲜血洗刷他们的罪行”，不论他们在惩罚连队里还是在扫雷班中，而那些被编入工兵连的囚犯自然要比被送进惩罚连的人表现好得多。
从德国灭绝人性的集中营中存活下来并得到解放的战俘们受到的待遇和他们在集中营里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44年10月，国防委员会下达了一道命令，被解放的战俘必须先被送进军区特别预备部队中接受俄罗斯秘密警察和锄奸团组织的审查。那些被从预备部队直接送到前线部队的人通常都由于经受了严刑拷打而变得十分虚弱，他们经常被作为重大嫌疑犯对待。前线指挥官们毫不掩饰他们对“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苏联公民”成为士兵的不安，认为他们的“士气”已经因为长期的监禁和“错误的法西斯主义宣传”而变得低落。但政治军官们采用的方法似乎并不能减轻他们所受的刺激。他们向他们宣读斯大林同志的命令，给他们看有关苏联和伟大爱国战争的电影，鼓励他们描述“德国强盗般的暴行”。
“这些人对军队非常重要，”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在报告中写道，“因为他们充满了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还因为他们希望为自己所遭受的残暴虐待复仇。但同时他们还没有习惯严格的军纪。”这表明获释的战俘们更容易强奸、谋杀、抢劫、酗酒和开小差。和古拉格集中营里的许多囚犯一样，他们由于自己的经历而变得残酷无情。
在第五突击集团军里，第94警卫步兵师在奥得河行动开始前五天接收了45名获释的战俘。显然，政治军官们并不相信这些人。一名政治军官写道：“每天我都要花两个小时同他们谈我们的祖国、德国人的暴行和有关叛国罪的法律。我们把他们分散到各个团里，以避免两个曾经在德国待在一起或者来自同一地区的战俘分到同一个连队的可能性。每一天、每个小时我们都要去掌握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变化。为了让他们憎恨德国人，我们让他们看德国人虐待包括孩子在内的无辜平民的照片，让他们看那些被肢解的战士们的尸体。”
这种对曾经是战俘的人的不信任源于斯大林式的恐惧，斯大林觉得那些曾经在苏联以外的地方待过一段时间的人，无论处在何种环境下，都曾暴露在反苏联思想的影响之下。在德国战俘营中生活过的事实意味着他们“一直处在戈培尔宣传攻势的影响之下”，“他们不了解苏联和红军的真实情况”。这表明苏联政府对1941年的灾难和任何与此相关的事仍然心有余悸，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消除这种可怕的记忆。政治军官们也同样对这些曾经是战俘的人“经常”问起的一个问题感到震惊：“红军所使用的装备真的都是从美国和英国买来的吗？这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工作吗？”
俄罗斯秘密警察也同样顾虑重重。“不完善的监控措施和指挥官们不严肃的态度”让违法违纪现象和“不道德的举动”层出不穷，甚至军官们都被卷入其中：“在被红军解放的地区里充满了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和各种密探。”指挥官们不严肃的态度使他们在车窗上装上了窗帘，这样做通常是为了掩饰高级军官们的“战争妻子”，通常是从司令部下属的通信或医疗部队中挑选出来的情妇。虽然斯大林已经对“战争妻子”的存在表示默许，但俄罗斯秘密警察仍命令“在经过检查站的时候这些窗帘必须被拉开”。
对于掌管“检查参战资格”权力的政治军官和俄罗斯秘密警察来说，训导仍是首要任务。根据这一标准，“政治资格”在所有资格中最为重要。在3月末新一轮的征兵过后，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里专门为非俄语民族者设立了一个特别宣传小组，这些人包括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波兰人以及摩尔多瓦人。这些人中有许多都亲眼目睹过1939～1941年间俄罗斯秘密警察的大规模逮捕充军行动，他们努力抗拒强行灌输给他们的红军士兵的共产主义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对此非常怀疑，”一位政治军官在报告中发出警告，“在听过有关苏联英雄瓦尔拉莫夫舍身堵枪眼的英雄事迹以后，许多人都说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
军事训练的质量还有许多提高的余地。一份俄罗斯秘密警察的报告指出：“军官们的无知和错误的训练方法造成了大量的非战斗减员。”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某师就因为冲锋枪的使用不当造成了23人死亡67人受伤：“这种情况是由于士兵们在堆放或悬挂枪支的时候没有把子弹从枪膛中退出来。”还有人是因为擅自使用他们不熟悉的武器和反坦克手榴弹受伤的。无知的士兵们把错误的雷管塞进了手榴弹，还有一些人“让地雷和炮弹碰到了坚硬的物体”。
另一方面，由于补给物资的短缺，红军的工兵们不得不去冒险。他们为自己能够回收没有爆炸的炮弹，拆除德国人在夜里埋下的地雷而感到骄傲。他们的座右铭是：“只要犯下一个错误，就再也没有晚饭吃了。”他们经常会拆开一枚炮弹，把它稍微加热一下，然后像一个古巴卷烟厂里的女孩一样在自己的大腿内侧滚动炮弹把火药倒进他们自制的木制地雷壳里，这样的地雷德军的扫雷器是无法探测到的。危险程度完全取决于他们所拆除的爆炸物的稳定程度。他们的勇气和技术让步兵和坦克兵感到敬佩，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把任何东西从一件武器上拆下来放到另一件武器或者容器里。
让士兵憎恨敌人的计划早在1942年夏末就已经开始了，那时苏军正在向斯大林格勒撤退，斯大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下达了“决不后退一步的命令”。安娜·阿赫玛托娃也在这时发表了“鼓起勇气的时刻到来了”的壮丽诗篇。到了1945年2月，苏联政府改编了她的诗句：“红军战士，你们已经站在德国的土地上了。复仇的时刻到来了！”实际上第一个改编她诗句的人是伊尔亚·爱伦堡，他在1942年就曾写道：“不要计算时间，不要计算路程。只要计算你们杀死的德国人有多少。杀死德国人——这是你们母亲的祈祷。杀死德国人——这是你们祖国的呐喊。不要动摇。不要停歇。杀死他们。”
苏联人利用一切机会来展示德国人的暴行。一个法国情报员称，红军在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附近一共挖掘出了6.5万具犹太人尸体，它们被摆在了军队经常通过的道路两旁。每两百米就有一个标语牌，上而写着“看看德国人是怎样对待苏联平民的。”
被解放的劳工们也被当作德国暴行的例证。这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妇女们被要求去向士兵们讲述她们是怎样被德国人虐待的。“我们的士兵们变得非常愤怒。”一位政治军官回忆道，但他很快又说，“公平地说，一些德国人对他们的工人非常好，但这毕竟是少数，而在那样的气氛中，我们只记得那些最坏的例子。”
“我们一直在增加士兵们对德国人的仇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在报告中写道，“激起他们复仇的情绪。”从村庄中找到的劳工的信件经过大量印刷后在军队里传播，一个名叫叶尼娅的妇女在信中写道：“他们把我们关进集中营，那是一间阴暗的工棚，逼迫我们从早到晚地工作，我们的食物只有一小块面包和一点萝卜汤。他们不停地侵犯我们，我们就是这样度过了我们的青春年华。他们把村子里所有的年轻人——甚至是那些只有13岁的小男孩——抓到该死的德国，我们在这里受苦，赤着脚，忍饥挨饿。有人传言‘我们的人’就要来了，我们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可能我们很快就能见到我们的兄弟，我们的苦难就要结束了。女孩子们来看我，我们坐在一起谈论着这件事情。我们还能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存活下去吗？我们还会看见我们的家人吗？我们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在德国的日子太糟糕了。”她的另一封信上写着一首“奴隶女孩之歌”。
春天走了，夏天来了
我们的花朵在花园里盛开
而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姑娘
在德国集中营里度过每一天
政治军官们用来激起士兵们仇恨的方法是“复仇评分”。“他们与每支部队里的士兵和军官们交谈，并记录下暴行(希特勒禽兽们的抢掠和暴力行为)的数量。例如，在某个营里，他们统计了一份可怕的复仇评分表，并且写成海报贴了出来：‘我们要为775名被杀害的亲属报仇，为909名被抓到德国当奴隶的亲属报仇，为478间被烧毁的房屋和303座被毁坏的农场报仇’……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每一个团都召开了‘复仇会议’，并且在士兵中激发出了极大的热情。我们的方面军和所有的红军士兵一样都是崇高的复仇者，我们要让法西斯侵略者们为他们的所有暴行为和罪恶得到惩罚。”
“我们的食堂里贴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一位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女翻译官回忆道，“‘你还没有杀过德国人吗？那么杀了他吧！’我们受到爱伦堡呼吁的极大影响，我们有许多复仇的理由。”她的父母都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德国人杀害。“仇恨已经太深了，士兵们很难得到控制。”
当苏联军方不断地为最后的总攻在士兵中积聚仇恨的时候，他们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七部却在试图说服德军士兵如果投降会得到很好的待遇。
有时侦察连的突击小队会截获装满家属来信的邮包，他们会让德国共产党员或者“反法西斯战俘”们把这些信读给他们听，并且帮助他们分析这些信件。寄给战俘们的信件也会被没收用于分析，他们对平民的情绪状况很感兴趣。他们想知道英美的轰炸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想知道一切与食品短缺有关的事情，尤其是缺乏母乳的孩子们的情况。他们会把这些情报向上级汇报，并且用司令部里的印刷机把它们印成传单用于宣传。
审问战俘和逃兵的首要任务是要查出德国到底有没有化学武器，苏军非常担心希特勒会将化学武器作为绝地反击的武器，尤其是在纳粹大肆宣扬“超级武器”之后。瑞典得到的报告称，化学武器已经被装在长方型的箱子里分发到了各支部队中，箱子上写着“只有在得到元首本人的命令以后方可使用”。瑞典武官听说德国只是由于害怕伤及无辜才没有使用它们。如果情报属实，这就意味着总部位于施潘陶的德军化学武器研究中心已经将沙林和塔崩毒气弹分发到了各支部队中。陆军元帅凯塞林显然已经告诉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沃尔夫，希特勒的智囊团已经开始敦促他使用“终级武器”了。
几个星期以后，阿尔贝特·施佩尔在被美国人审讯的时候说纳粹的狂热分子们在那段时间一直在讨论化学战的问题。虽然苏联方面称红军曾经于2月在格莱维茨附近遭到过毒气弹的袭击，但缺乏具体证据说明这只是错误的判断或者是苏军为了引起人们对化学武器的关注而使用的策略。士兵们每天戴防毒面具的时间会长达四个小时，而且每个人至少要戴着它睡一个晚上。他们还制作了防毒用的纸衣服和长袜，为马匹准备了帆布面罩。部队还下达了保护食物和水源的命令，并且要求在司令部里建造能够抵御毒气攻击的地下室。但是这些命令并没有引起红军士兵太多的注意，尤其是在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开始负责制定“化学战纪律”以后。
与之相比，德军“铁拳”部队(德军的反坦克部队)中进行的训练却要严格得多。他们截获了大量的敌军武器，每个步兵营里都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反坦克火箭兵”。政治军官们打出了非常有预见性的标语：“用敌人的武器来打击敌人。”训练内容包括向30米外的一辆破损的坦克或墙壁发射这种火箭助推的手雷。这种反坦克武器原本是由苏军第三突击集团军的共青团教师们发明的，他们将使用方法教给了一些精选出来的火箭兵。第三步兵军的别利亚耶夫中士可以从50米外射中一面墙壁。当硝烟散尽的时候，他发现这种火箭炮打出的孔正好可以让一个人钻过。其他试用的人也同样为此感到兴奋，他们发现了这种武器在以后进攻柏林时的优势，这种优势并非来自它的反坦克能力，而是他们可以用它打穿房屋的墙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