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和西部·第六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2月2日早上，就在德军向奥得河桥头堡发动第一轮反攻的时候，美军军舰“昆西”号到达了马耳他。丘吉尔写道：“载着总统的战舰庄严地驶入了久经战争考验的伟大的瓦莱塔港口。”他亲自上船迎接罗斯福的到来。虽然丘吉尔并不知道总统身染疾病，但他的随行人员都为罗斯福的疲态感到震惊。

　　 两人的会面是友好的，或者可以说是亲热的，但丘吉尔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却感到担忧。随着德国西线进攻的展开，西方盟国间的关系就变得日趋紧张。现在他们将要一同飞往雅尔塔去和斯大林一起决定战后中欧地图如何划分。他们在此事上也存在分歧，而苏联领袖也非常清楚自己想得到什么。丘吉尔和艾登最关心的是波兰的独立问题，罗斯福的首要任务则是为战后世界建立一个联合国。

　　 2月3日上午，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分别乘坐不同的飞机飞往目的地。在“野马”远程战斗机的护航下，他们向东飞往黑海，跟随他们的是运送两国代表团的机群。经过七个半小时的飞行，他们到达了幼帕托里亚附近的萨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莫洛托夫和维什基(以前曾是公审的检举人，现在是外交部副部长)的欢迎。斯大林由于严重的飞行恐惧症，直到第二天2月4日才到达。他是从莫斯科乘坐他的绿色专列到达的，列车上仍有一些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新艺术”装饰品。

　　 美军的参谋长们发现他们住在以前的沙皇宫殿里。乔治·马歇尔将军发现他所住的房间是以前沙皇皇后的卧室，那里有传说是专门为拉斯普京准备的秘密的楼梯。英国的参谋长们住在沃龙佐夫王子的阿卢普卡宫殿里，这是一座奢华的宫殿，它兼具摩尔式和苏格兰式的建筑风格。罗斯福总统住在里沃迪亚宫殿里，这样他可以少走很多路，因为主要的会议将在这里召开。克里米亚的战斗和德军的撤退使许多地方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苏联政府加紧了他们对这些宫殿的改造工程以便使它们适合居住。在战争的废墟中，苏联人并没有用鱼子酱晚宴和高加索香槟来招待他们的客人。丘吉尔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待遇，他把这座该死的夏宫称为“里维埃拉地狱”。他怀疑所有的房间里都被装上了窃听器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连花园里都有俄罗斯秘密警察装的麦克风。

　　 斯大林在当天下午拜访了丘吉尔，他希望向丘吉尔传达一个信息——红军不久就会攻进柏林。然后，他又去向罗斯福表示了他的“敬意”。这一次斯大林显然变得谦恭了许多，他对局势的描述也完全不同。他强调了德军的顽强抵抗和红军穿过奥得河时所遇到的困难。罗斯福很清楚，他能够应付这位苏联领袖，但这一点丘吉尔却做不到，而斯大林也很好地配合了他的这种想法。罗斯福相信他可以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而丘吉尔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他甚至还曾公开承认在进攻德国的问题上他与丘吉尔意见不合。当他建议艾森豪威尔应该与红军最高指挥部进行直接联系时，斯大林表示大力支持。苏联领袖看到了美国人的坦白可能带来的利益，但却没有给予任何回报。

　　 美国领袖不反对斯大林还有其他原因。他们还不知道原子弹是否可以使用，所以极力想让斯大林派兵进攻日本。但他们好像并没有考虑过，在战争完全结束以后，斯大林还可以作为胜利者而得到巨大的政治利益。

　　 第一次会议结束以后，斯大林提议罗斯福来主持以后的会议。这位苏联领袖身穿元帅服，上面挂着苏联英雄勋章。镶红边的裤子塞在皮靴里。他的鞋跟是特别垫高过的，因为斯大林一直对自己的身高耿耿于怀。斯大林还尽量避免出现在很亮的灯光下，因为这会使他脸上的褐斑暴露无遗。所有政府出版的画像都尽量掩饰这些缺点。

　　 苏军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对目前的形势进行了极具震撼力的评述，而英军和美军的参谋长却感到他的言辞缺少具体的数据支持。安东诺夫还声称苏军将总攻日期提前是为了协助美军和英军。马歇尔将军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强调了盟军对德国的军事工业、铁路运输以及燃料供给设施进行轰炸所产生的作用，苏军最近的胜利与这些空中支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斯大林将丘吉尔和罗斯福所说的帮助说成是对苏军的干涉时，整个会议的气氛变得非常糟糕。

　　 在晚餐上，原本友好的气氛又由于苏联方面对小国权力的轻视而变得紧张。罗斯福想让气氛变得轻松一些，他告诉斯大林人们都把他称为“乔大叔”。而显然以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斯大林这件事，他觉得这是一个粗俗无礼的绰号，是对他的侮辱。此时丘吉尔感到气氛有些不对，他立刻提议三人应该干一杯——斯大林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但他却在此时又再次强调世界的命运应该由“三巨头”来决定，而那些小国不应拥有否决权。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没有听出这其中的含意。

　　 2月5日上午，英美参谋长联合代表团与安东诺夫率领的红军最高指挥部代表团举行了会议。红军最高指挥部极力要求向意大利施加压力，以防止那里的德军支援匈牙利。这一建议本身是合理的，但它却是苏军谋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让英美两国将兵力更多地集中在南部地区，以便使他们更加远离柏林。但美军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和英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却明确警告红军最高指挥部：除了对铁路和通讯设施进行空袭以外，英美无法阻止德军在各条战线之间的转移。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影响整个会议进程的难题渐渐浮出水面。讨论是围绕着如何处理战后德国的问题展开的，大家都认为德国会在进入夏天以后很快投降。罗斯福谈到了“欧洲顾问委员会”以及占领区的问题。斯大林明确表示，他希望德国在战后由各国瓜分，而罗斯福却表示在德国投降后美军在欧洲的逗留时间将不会超过两年。丘吉尔对此感到十分震惊，这只会让斯大林更加顽固，而且一个饱经战乱的欧洲也无法承受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动荡。

　　 斯大林还表示他会用德国的工业设施作为对苏联所要求的100亿赔款的补偿。他没有在会议上明确提出这一要求，但那些由会计师们组成的政府代表团已经开始跟随部队前进，他们身上穿着的新的上校军装让人看了觉得很不舒服。他们的任务是“有计划地没收德国的工厂和财富”。此外，每支部队的司令部中都有一个俄罗斯秘密警察的特别小队，他们的任务是在士兵们用缴获的火箭炮把保险柜毁掉以前打开它们。斯大林要榨取他所能得到的每盎司黄金。

　　 有一件事让斯大林和丘吉尔都非常感兴趣，那就是波兰。双方的争论大多数是围绕这个国家政府的构成问题，而并非它未来的边界问题。丘吉尔宣称波兰必须完全独立，这也正是大不列颠在1939年参战的原因，这是一个涉及尊严的问题。

　　 斯大林在回答中含糊地提到了1939年纳粹－苏联密约中的条款，这个条约允许苏联侵占波兰东部地区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而纳粹则占领波兰的西部地区。“这是一个尊严的问题，”说到这里，斯大林站了起来，“因为俄国人在过去对波兰人民犯下了许多罪行，苏联政府希望弥补这些过失。”斯大林认为苏联对波兰的压迫已经开始，在这样做出了如此荒谬无耻的开场白之后，他谈到了问题的实质：“这同样也是一个安全问题，波兰代表了苏联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战略问题。历史证明，波兰已经成为了敌人进攻苏联的走廊。”然后，他又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波兰必须变得更加强大。“这也是为什么苏联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独立并且自由的波兰的原因。波兰问题关系到苏联的生死存亡。”而他的最后两句话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虽然并未公开表明，但苏联最少也希望波兰能够完全成为它的一个附属国，以起到缓冲带的作用。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无法完全意识到1941年德国侵略所带来的冲击，斯大林的决心也不会被除了德国以外的其他敌人激发。人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些痛苦的经历是导致冷战的根本原因。

　　 当斯大林谈到在进攻柏林时保障红军交通线的重要性的时候，丘吉尔知道他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苏联领袖打每一张牌的意图都很明确。斯大林宣称，“华沙临时政府”(只有斯大林仍然这样叫它，而美国和英国则把这些俄罗斯秘密警察控制下的共产主义者们称为“卢布林政府”)仍然存在，并且受到了广泛的拥护。谈到民主问题，斯大林说，波兰政府在被放逐到伦敦时得到的民主支持并不比戴高乐在法国得到的多多少。没有人知道丘吉尔是否完全明白了斯大林的潜台词：你不可能在波兰问题上给我带来多少麻烦，因为我已经完全控制了法国共产党。你的交通线没有受到法国共产党发动的革命运动的影响。

　　 为了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斯大林装模作样地询问了希腊的情况。根据去年10月所达成的有关在巴尔干半岛划分势力范围的所谓的“利益分配”协议，斯大林并未在希腊制造麻烦，并且尊重了英国对那里的控制。在雅尔塔，斯大林显然在发出这样一种暗示，波兰和法国都应该被列为“利益分配”协议中的一部分，但英国首相却没有理解这种暗示。艾伦·布鲁克元帅那时也怀疑丘吉尔有太多没有理解的东西。

　　 斯大林并不想缓解这种紧张气氛，他提出波兰人已经杀害了212名苏军士兵的问题，丘吉尔也被迫同意波兰非共产党抵抗组织“国内军”对红军的攻击是不可容忍的。而英国首相并不知道大多数的时候，那些负责后方安全的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队其实才是真正的侵略者，他们逮捕所有地下党成员，并经常对他们施以酷刑，逼迫他们说出其他人的名字和藏匿武器的地点。罗斯福显然病得很重，他也懒得去打断他们，他现在唯一坚持的意见就是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而在苏联控制的波兰国家机器下这也只能是一种希望。他的第一助理哈里·霍普金斯估计罗斯福可能连他们说话的一半都没有听进去。

　　 斯大林认为他已经赢得了这场谈判。当苏联代表团觉得已经没有人再能挑战他们对波兰的控制时，他们突然不再反对美国提出的建立联合国的建议。美国人想要达到的另一个主要目的(让斯大林在德国战败以后立刻投入对日作战)，也在2月8日的一次秘密会议中达成。

　　 苏联领袖并未因胜利而变得仁慈。当丘吉尔表示他担心以德国为代价来改变波兰的边界会带来巨大的移民潮时，斯大林重申那不是问题。他得意洋洋地描述了由于红军进攻而造成的德国难民潮。

　　 2月13日，也就是雅尔塔会议结束两天以后，苏联再次证实了布达佩斯的陷落。这场惨烈的攻城战最终以杀戮、抢劫、破坏和奸淫妇女而告终，但希特勒仍然希望他的第六装甲集团军在匈牙利发起反攻。他还想歼灭托布尔欣元帅率领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希特勒就像一个赌徒一样，把他在阿登剩下的仅有的几个筹码一股脑地抛到了赌桌上。

　　 当天夜里，英军轰炸了德累斯顿。第二天，也就是圣灰节的上午，美国空军延续了英军的进攻，袭击了一些较小的目标。这些攻击的意图是履行他们对红军最高指挥部许下的诺言，破坏铁路以阻碍德军的反扑。那个星期英格兰受到了180次V型炸弹的袭击，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决策人进攻的决定。德累斯顿，这个非常美丽的萨克森首都，从未受到过如此严重的空袭。德累斯顿人经常半开玩笑地说他们能够免受空袭骚扰的原因是丘吉尔的一个姑姑住在这里，但2月13日和14日的空袭是无情的，空袭的后果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与汉堡所遭受的劫难相提并论。而德累斯顿还有30万来此逃难的东部难民，许多满载难民的列车被堵在车站里。正如苏联情报机构所说的，真正的悲剧不是由穿过德累斯顿上前线的军队造成的，而是由于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向了相反的方向。

　　 听到这一消息，戈培尔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怒。他想杀掉和进攻中死亡的平民数量一样多的战俘，这个想法正合希特勒的心意。这种极端的方式等于在西方联盟的面前撕毁日内瓦公约，这也会迫使他的部队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但约德尔在里宾特洛甫、陆军元帅凯特尔和海军上将邓尼茨的支持下最终说服希特勒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这会为德国带来非常恶劣的后果。而戈培尔却利用着这次“恐怖的空袭”所带来的每一个机会。在德累斯顿有亲戚的士兵被恩准回家探望。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回忆起这些人回来时情境，他们没有人愿意讲述他们都看到过什么。

　　 西线的美军和英军并没有苏军那样的推进速度，从雅尔塔会议就已经开始的莱茵地区攻坚战进行得缓慢而谨慎。艾森豪威尔并不着急，他认为春季的洪水会使莱茵河至少在5月初之前无法穿过，而且距离艾森豪威尔部队在莱茵河西岸完成集结还需要六个星期时间。只有奇迹发生(全面占领雷马根大桥)才有可能加快他们渡河的进程。

　　 英国人喋喋不休地对艾森豪威尔按部就班的大前线战略提出批评，这让他感到非常气愤。丘吉尔、布鲁克和蒙哥马利都希望能够在进攻柏林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在红军到达以前占领柏林可以让他们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再次回到均势状态。而且从军事角度来说，将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德军的心理防线，达到缩短战争的目的。英国并不赞成把所有的兵力都用在进攻柏林上，但这并没有得到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支持。到了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他因为在阿登击败德军而获得的荣誉远比他应该得到的要多得多。这种冒失的举动激怒了美国的将军们，也让丘吉尔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这当然也不会有助于说服艾森豪威尔让蒙哥马利成为进攻柏林的主要将领。

　　 艾森豪威尔作为最高统帅一直坚持认为预测战后的世界格局与他无关，他的任务是以最小的伤亡和最快的速度来给这场战争画上句号。他感到英国正在让战后政策来约束军事战略。实际上艾森豪威尔非常感谢斯大林将1月的进攻提前，但他却没有意识到斯大林的真正意图，那就是在雅尔塔会议开始之前保住波兰。

　　 美国的政要们完全没有激怒斯大林的意思。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在欧洲顾问委员会讨论占领区问题时，拒绝提出开辟一条通往柏林的陆上通道的要求，因为这会损害他与苏联大使的关系。这种安抚斯大林的政策来自美国高层并且被广泛接受。罗斯福曾经告诉过艾森豪威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最重要的是让苏联人相信我们。”对斯大林来说，没有比这再好的事了。罗斯福的口号，“我可以对付斯大林”，是罗伯特·墨菲所说的“极为盛行的美国理论”的一部分，即私人友谊可以决定国家政策。他还说：“苏联政客和外交官从来也不这样做。”美国人对得到斯大林信任的期盼使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斯大林有多少值得他们信任的地方。而斯大林其实是一个对国际法缺乏尊重的人，他可以很平静地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应该从中立国瑞士侵入德国，也就是所谓的“包抄西墙”。

　　  苏联的愤怒是由于与它相比美国和英国遭受的战争创伤要少得多。纳粹对待盟军战俘的做法也和他们对待苏军战俘的做法完全不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一份关于托恩附近战俘营的报告中强调了战俘的不同命运，美英法三国的战俘看上去都很健康。报告中这样写道：“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度假者而非战俘，而苏联人则要憔悴很多，他们的身上裹着毯子。”盟军的战俘不需要劳动，他们被允许踢足球，他们还可以得到红十字会的食品救济。与此同时，在战俘营的另一边，“1.7万名苏联战俘或被杀死，或被饿死，或者病死。他们每天的食物只有300克变质的面包和一升用腐烂的饲料甜菜做成的汤。健康的战俘要每天挖战壕，而那些病人则被枪毙或活埋。”

　　 看管他们的人是苏军的“叛徒”，而收买这些人的东西只是好一点的干粮。这些志愿者“对待苏联战俘比德国人还要残酷”，一些看守据说曾是伏尔加河的德国人。他们命令战俘们脱去衣服然后放狗咬他们。这些德国人显然是在进行一种“大规模宣传”，他们试图说服战俘们加入弗拉索夫部队——弗拉索夫将军领导的穿着纳粹军服的前苏联士兵们组成的部队。“许多乌克兰人和乌兹别克人把自己卖给了德国。”一位战俘说道。他被称为是一名“前共产党员”或“前陆军中尉”。这样称呼的原因是所有苏联战俘都已经被剥夺了一切身份，他们现在的唯一身份是战俘。

　　 苏联战俘得到的惩罚还包括跪在地上七个小时，“这使得受害者变成残废”。他们还被命令在每一个楼梯平台上跑上跑下，并且要经过每一个手持橡胶警棍的看守。在另一个集中营里，受伤的军官被勒令在寒冷的冬季里冲冷水浴，并最终被冻死。苏联经常会受到一种19世纪的酷刑“锯木架”的惩罚——将俘虏两腿叉开绑在一个巨大的脚手架上。一些人被当作党卫军守卫们射击练习的活靶子。另一种刑罚被称为“当心”，一个苏联战俘被剥光衣服跪在空地上，牵着军犬的驯兽师站在两旁，跪着的人必须不停地喊“当心！当心！当心”！因为一旦他停下来，那些恶犬就会立刻扑向他。这些军犬还被用于撕咬那些在“体育比赛”里倒下的战俘，这种所谓的“体育比赛”就是快速不停地踢正步。每当苏联士兵听到这些酷刑，他们就会在被俘的德国士兵身上变本加厉地施展这些新学的招数。一个从战俘营中逃脱出来的英国飞行员遇到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在跟随部队前进的途中，他看到了一名德国战俘被强迫为他的苏联逮捕者弹钢琴。他们用手语清楚地告诉他，如果停下来他就会立刻被枪毙。这个年轻的党卫军士兵坚持弹了16个小时，直到他倒在钢琴上啜泣。苏联人在他的背上拍了几下，然后就把他拖出去枪毙了。

　　  红军是带着一种喜怒交加的狂躁情绪进入德国土地的。格罗斯曼写道：“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德国口琴，这是一种士兵的乐器，因为只有它才能够在快速行驶的车辆里演奏。”他们还为死难的同志进行哀悼。雅科夫·济诺夫耶维奇·阿罗诺夫是一个炮兵，2月19日他在柯尼斯堡附近的战斗中阵亡。他在临死前写了一封典型的士兵家信：“我们正在打击并毁灭敌人，他们像受伤的野兽一样仓皇逃回自己的洞穴。我生活得很好，仍然活着而且很健康。我现在只想打败敌人，回家与你们团聚。”他的另一封信则要坦白得多，因为那是一封写给战友的信：“我是如此的热爱生命，但我却不能活下去了。我只有19岁，我常常看到人们在我眼前死去，我尽力要逃脱这种宿命。我战斗并且获得胜利，我是一个侦察炮兵，你能想象我处在何种境地。长话短说，我常常可以校正炮火攻击的方向，而只有当炮弹落在目标上的一刹那，我才能感到快乐。”

　　 阿罗诺夫是在“普鲁士的一个大雾茫茫的早晨”阵亡的，他最好的朋友在给他姐姐伊琳娜的信中写道，从维捷布斯克到柯尼斯堡，他们一直并肩作战，“所以，伊拉，战争让许多朋友分离，让人们洒下了许多鲜血，但我和我的同志们正在肩并肩地向希特勒的毒蛇们复仇，为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朋友和他们的鲜血。”阿罗诺夫的遗体被他的同志们埋在了“森林的边缘”，和其他阵亡的战士一样，他的墓碑是一根系着红布的树枝。如果被有责任感的士兵们再次发现的话，他们会用一块小木牌来代替树枝。而等待被重新埋进公墓的尸体太多了。

　　 红军士兵还经常会在沿途遇到一些极力想逃回家乡的农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裹着头巾缠着绑腿的农妇。曾是一位剧作家的阿格拉年科上尉在东普鲁士遇到了一辆满载妇女的马车，他问她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俄国人！俄国人！”她们太高兴了，因为能够再次听到一个友好的声音。他和她们每一个人握手，一个老妇突然哭了起来，她说：“三年了，这是三年来第一次有人和我握手。”

　　 阿格拉年科还遇到了一个“名叫塔季扬娜·希利琴科娃的美丽少妇，她是奥廖尔人”。她正在向家乡逃去，和她一起的还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孩子。在德国集中营当奴隶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捷克人，他们双双坠入爱河。他们已经交换了订婚的信物，但是当红军到来的时候，她的捷克丈夫立刻志愿加入了进攻德国的军队。“塔季扬娜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他也同样不知道她的地址，而战争似乎不会再让他们团聚。”更糟糕的是，可能在她回家以后还会因为和一个外国人发生关系而遭到非议。

　　  红军最高指挥部此时最担心的问题还是在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它左翼的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之间存在的巨大的真空地带。2月6日，斯大林从雅尔塔打电话给朱可夫，问他现在在做什么，朱可夫回答说他正在与他的指挥官们开会讨论从新的奥得河桥头堡进攻柏林的计划。斯大林又说他是在浪费时间，他们应该先坚守奥得河，然后向北与罗科索夫斯基会合。

　　 第八近卫集团军指挥官崔可夫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后就明显对朱可夫心存不满，对朱可夫没有为进攻柏林据理力争嗤之以鼻，而且，这种激烈的争论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崔可夫坚持认为，如果从2月就开始向柏林快速推进会使德国人措手不及，而朱可夫和其他人则认为，疲劳的军队和短缺的补给会让苏军连右翼的反击都应付不了，贸然进攻会使整个部队面临巨大的风险。

　　  在东普鲁士，德军虽然受到牵制，但却没有被击败。第四集团军的余部在1月末的突围中没有成功，它被困在海利根贝尔凯瑟尔，背靠弗里斯切斯哈夫。它的主要火力支援来自波罗的海的海军上将舍尔号和鲁佐号巡洋舰，它们的炮弹要越过弗里斯奇尼赫鲁格的沙洲和冰冻的泻湖。

　　 柯尼斯堡的第三装甲集团军的残余势力被切断了与萨姆兰半岛的联系，但它却抵挡住了红军在2月19日从两翼发起的进攻。试图从萨姆兰半岛的皮劳港逃亡的平民和伤员越来越多，但是在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被鱼雷击沉以后，许多人都害怕乘船离开。2月12日凌晨，一艘名为冯·斯图本将军号的医疗船在离开皮劳以后被鱼雷击沉，船上2680名伤员几乎无一幸免。

　　 与此同时，第二集团军已经被逼到了维斯图拉河下游的入海口地区，它在这里守卫着但泽和格丁尼亚港。它成为了希姆莱统率的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的左翼部队。而在波美拉尼亚东部，一支新的第11党卫军装甲集团军正在被建立起来。希姆莱部队在奥得河的右翼是比塞将军的第9集团军的余部，它在波兰西部曾经遭受过重创。

　　 希姆莱几乎很少冒险钻出他的豪华专列“斯泰马克”号，他已经把这里作为自己的陆军司令部。这位党卫军全国总指挥现在才意识到作为军队统率的责任远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艾斯曼上校写道：“他对作为一名军事将领的不安全感，使他无法给希特勒一个确定的形势分析报告，他也更不可能有必胜的信心。”每次形势分析会过后，希姆莱总是显得失魂落魄。他对希特勒的奴颜婢膝和他对承认自己部队现状的恐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许多不必要的牺牲。

　　 希姆莱为了在希特勒的极富侵略性的陈词滥调中寻求庇护，经常会谈一些反击的事情。在德梅尔许贝尔溃败之后，希姆莱把心思完全放在建立所谓的第11党卫军装甲集团军上。其实在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建立之初，它只有三个缺兵少将的装甲师而已。这支部队最多也只能算一个军，艾斯曼认为“装甲集团军这个称号似乎更适合它”。但希姆莱的想法不同，他希望将党卫军军官们提升为参谋或陆军将领。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施泰纳被任命为这支新成立部队的指挥官。施泰纳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兵的确要比其他党卫军高级军官更适合这个职位，但他所面临的却不是一份容易的差事。

　　 古德里安一直坚持应该开辟一条通向东普鲁士的通道，他在2月初的一次形势分析会上指出德军需要富有野心的行动。那天他比平时更加直言不讳，因为在会前的午餐上他和日本大使喝了太多的酒。古德里安想让德军从柏林南部的奥得河开始进行钳式运动，并且从波美拉尼亚切断朱可夫的先头部队。为了准备充足的兵力，必须通过海路调回被困在库尔兰和其他地方的部队，而且要推迟在匈牙利的反攻。但是希特勒再一次否决了他的建议。

　　 古德里安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必须相信我，我并不是因为固执才坚持要求撤回库尔兰的部队。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任何可以集结兵力的办法，而如果没有集中的兵力我们不可能保住柏林。我敢保证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德国的利益。”希特勒因气愤而开始颤抖，直到最后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他吼道，“难道你认为我不是在为了德国吗？我一生都在为德意志奋斗！”新任的军事行动官德迈齐埃上校从未见过他们这样激烈的争吵，他只能站在那里发抖，为总参谋长的命运担心。为了平息希特勒的怒火，戈林把古德里安拉出了会议室去喝咖啡，以使大家都平静下来。

　　 古德里安最担心的是第二集团军，这支部队一直在试图保持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之间的联系，而这也使它时刻面临着被拦腰截断的危险。因此他转而提出从“波罗的海平台”向南进攻朱可夫部队左翼的建议，这样也可以拖延苏军对柏林发起总攻的时间。2月13日，德军将领们在帝国总理府召开了讨论这次行动的最后一次会议。希姆莱，作为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总司令出席了此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泽普·迪特里希。古德里安也带来了他最有能力的助手温克将军。古德里安在会议一开始就表明了立场，他希望行动能在两天内开始。希姆莱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两天内无法准备充足的弹药和燃料。希特勒对希姆莱的意见表示支持，很快元首和他的总参谋长又开始了另一次激烈的争吵。古德里安坚持行动应该由温克来指挥。

　　 而希特勒说：“党卫军全国总指挥有足够的人手来完成这次行动。”

　　 “党卫军全国总指挥既没有足够的经验，也没有高效的参谋人员来独自控制这次行动，因此温克将军的参与是必要的。”

　　 “我不允许你这样说，”希特勒吼道，“你怎么能告诉我党卫军全国总指挥没有能力胜任他的工作！”

　　 争论进行了很长时间。希特勒实际上已经是在吼叫了。古德里安这时说他刚才抬头看见了俾斯麦这位“铁血首相”的画像，他在想这位德意志的缔造者看到现在发生的一切会怎样想。让古德里安感到惊讶的是，希特勒突然停止踱步，并且对希姆莱说温克将会在当晚加入他的司令部指挥这次反击。然后他一下子坐了下来，并笑着对古德里安说：“现在请继续我们的会议吧。今天，我们的总参谋长赢了。”古德里安并没有在意凯特尔稍后在接待室里说的话，他可能让希特勒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因为他可能已经开始害怕自己有限的统治更加短命。

　　 2月16日，波美拉尼亚反击，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斯塔加德坦克战”在温克的指挥下展开。德军准备了1200辆坦克，但他们却没有足够的火车来运输它们。即使是一个人员不足的装甲师也需要55节车厢来运送它的士兵和车辆。更严重的是弹药和油料的紧缺，现有的只能维持三天时间。德国人并没有从阿登反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参谋们本想把这次行动的代号定为“轻骑突袭”，他们认为这次反攻只是一次突然袭击。但党卫军们却坚持把它称为“至日行动”。但结果它既不是“突袭”——因为土地的突然解冻使车辆全部陷入了泥里——也不是“至日”，因为它并没有使战局有多大转变。而当苏军的第二近卫坦克集团军开始反击时，德军的坦克实际上已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职位最高的伤员要数温克将军。2月17日晚，在他向希特勒汇报完战况以后回司令部的路上，他居然在开车的时候睡着了，车祸让他受了重伤。他的职位由克莱勃斯将军接替。克莱勃斯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参谋官，在“巴巴罗萨行动”前他曾经是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武官。两天以后，德军放弃了阻止苏军反攻的企图。如果说这次行动取得了什么成果的话，那就是它换来了时间。苏联政府终于相信在波美拉尼亚海岸线的防御措施得到稳固以后，快速攻占柏林将不成问题。

　　 希特勒指定“要塞”城镇和不许守军撤退的做法只是自杀性的牺牲和徒劳的挣扎。他知道他们注定会死亡，因为空军已经没有足够的油料和飞机来支援他们，而且他的政策也使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失去了最有经验的部队。

　　 只有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的守军仍在坚持，其他的“要塞”都很快陷落。在波美拉尼亚南部，施奈德米尔这座最小的防御最差的城镇经过2月14日的一场激烈的攻防战以后被攻陷。只有这一次，即便是希特勒对此也没有任何抱怨，他将骑士勋章分别授予了该城守军的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四天以后的2月18日，也正是“至日行动”被困在泥地里的时候，崔可夫下令攻打波兹南要塞。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样，他的部队开始用扬声器不停地播放哀乐，向这里的人宣传要想活着重返家园就只有投降一种选择。他们说德国人不可能逃离这座城市，因为他们现在和前线的距离有二百多公里。

　　 早在九天前，攻城火炮就已经开始削弱城市的防御，而到了2月18日，1400门火炮、迫击炮和喀秋莎火箭发射器都已经为即将开始的长达四小时的连续炮轰做好了准备。突击小队突破了已经受到破坏的坚固堡垒，当他们发现一座建筑物里仍然有人在开火时，他们用一架203毫米口径的榴弹炮摧毁了它的墙壁。他们使用了火焰喷射器，把炸药包扔进通风口里。试图逃跑的德国士兵被他们自己的长官杀死。2月23日凌晨，德军司令恩斯特·戈梅尔少将在他的房顶上展开了一面纳粹党旗，躺在上面，向自己开了一枪。余下的守军也停止了抵抗。

　　 布雷斯劳的攻城战役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即使是在柏林被攻陷以后它仍然没有陷落。所以这也是战争最为惨烈的地方。这里的地方长官汉克是一个极其狂热的纳粹分子，他认为这座西里西亚都城决不能失守。也正是他在1月底用宣传车命令所有妇女和儿童都离开这座城市，他要为那些在冰天雪地里被冻死的人们负责。

　　 这座城市有足够的食品储备，但却缺乏弹药。空投弹药的尝试极大地浪费了德国空军的资源。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绍尔纳 [ cdhyy注：或译“许尔纳” ] 中将决定在2月底派出第25空降团的部分兵力去支援该城守军。虽然该团团长因为那里没有空降地点而极力反对这一决定，但2月22日一个营还是在柏林南部的于特博格登上了容克－52型运输机。午夜时分，飞机抵达了布雷斯劳上空。一位伞兵后来写道：“在城市上空，我们可以看到激烈的交火，我们必须顶住猛烈的防空炮火。”一枚炮弹击中了无线电通讯设施，他们与地面控制台失去了联系，他们最终在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两天以后，德军又再一次进行了尝试。飞机为了寻找降落地点而在这座燃烧的城市上空盘旋了二十多分钟，这使得苏军的防空炮火更加猛烈。三架飞机被击落，其中一架还撞到了一家工厂的烟囱上。

　　 汉克的惩戒措施在绍尔纳“在恐惧中变强”政策的支持下变得非常可怕。他们可以轻易地处决任何人，即便是十几岁的孩子都必须要冒着苏军的空袭和炮火劳动，他们的工作是在城市里清理出一条临时跑道。任何因为想保住“可怜的性命”而试图投降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并且即刻执行，这些人的家人也会因此而受到牵连。绍尔纳却为汉克辩护说“四年的亚洲战争”完全改变了这位来自前线的战士：“这使他变得更加坚强，让他对攻击布尔什维克人感到更加狂热……东部的战争造就了这位政治勇士。”

　　  斯大林在雅尔塔关于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人都已经逃跑了的吹嘘完全没有实现，许多人仍然被围困在城市里。东普鲁士的德国人的苦难远没有结束，不论他们是在柯尼斯堡还是在海利根贝尔凯瑟尔，也不论他们是乘船从皮劳逃离还是步行向西逃亡或者只是待在家里。天气在2月转暖意味着人们只能步行穿过弗里斯切斯哈夫的冰面，而不能乘坐马车。通往但泽、波美拉尼亚和西部地区的道路依然畅通，但每个人都知道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到达波罗的海只是个时间问题。

　　 一位锄奸团组织高级军官通知贝利亚，许多东普鲁士的居民都已经逃到了柯尼斯堡，但那里几乎没有房子和食物。如果他们每天能够得到180克面包，他们会觉得自己非常幸运。“饥饿的妇女带着她们的孩子在公路上缓慢地拖动脚步”，她们希望红军会给她们点儿食物。从这些平民的谈话中红军的情报机构得知柯尼斯堡守军的士气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新的命令要求所有的德国男性都要参战，不到前线报道的人一经发现会立即被处死……许多士兵穿上平民的衣服试图逃跑，仅2月6日和7日两天，就有80名德国士兵的尸体被堆在北部的火车站里。尸堆上立着一块公告板：“他们是懦夫，但一样要死。”

　　  “至日行动”失败以后，但泽已经岌岌可危。德国海军也在尽力拯救所有的伤员和平民。仅2月21日一天，他们就救出了5.1万人。纳粹政府估计等待撤离的人只有15万，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发现但泽有120万人口，而其中53万人是难民。为了让他们脱离险境，德国做出了更多的努力。3月8日，34列运送家畜的列车从波美拉尼亚驶向奥得河西岸的梅克伦堡，希特勒希望把15万难民运往丹麦。两天以后，政府颁布了法令：“元首命令自即日起哥本哈根将成为避难国。”同一天，从东部省份逃亡的德国难民总数增加到了110万。而就在但泽城里挤满了惊慌失措的难民的时候，这里的解剖医学院里仍在进行着肮脏的勾当。苏军占领但泽以后，一个调查团被派往那里去调查用尸体做原料的肥皂和皮革加工厂，这些尸体都是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苏联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1943年，施潘纳教授和沃尔曼副教授开始进行这种实验，他们还建造了生产设备。“调查团在解剖学院里发现了148具尸体，其中126具男尸，18具女尸，另外4具是孩子的尸体。80具男尸和两具女尸没有头颅。他们还发现了89个人头。”所有的尸体和头颅都被装在金属容器里并被浸泡在酒精和碳酸溶液里。显然，大部分的尸体都来自这个城市附近的斯塔福集中营。“那些尸体被用于制造肥皂的受害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大多数都是波兰人、苏联人和乌兹别克人。”显然这种实验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因为来访者的官职都很高。“这座解剖学院的访问者包括教育部部长鲁斯特和卫生部部长康蒂。但泽市长阿尔贝特·福斯特也曾于1944年参观过这里，那时这里已经开始生产肥皂了。他视察了这里的每一个房间，而且他也一定知道肥皂的原料是什么。”而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中最让人震惊的事情是这里在红军到达之前没有受到任何破坏，而施潘纳教授和他的助手们在战后也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加工尸体并不是犯罪。

　　 斯塔福集中营中关押的主要是苏联战俘和一些波兰人，有士兵也有犹太人。这里就有大约1. 6万人在六个星期里死于伤寒。红军逼近的时候，纳粹看守们开始命令这里的犯人们销毁一切证据。他们炸毁了焚尸炉，用来关押犹太人的十座木板屋也全部被烧毁。显然，普通的德国士兵也被迫参加了对红军战俘和苏联平民的屠杀行动。

　　 可能是因为担心由于犯下战争罪行而受到惩罚，也可能是因为对布尔什维克人和西伯利亚劳工的恐惧，疲惫不堪的德国士兵仍在战斗。“德国人还没有放弃希望，”一份法国情报分析报告中这样写道，“他们不敢放弃。”而苏联人则有不同的理解：“德国人的士气已经非常低落，但他们的军纪却仍然十分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