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中的柏林·第一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1944年，柏林人生活在食品短缺和生活重压之下，这个圣诞节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庆祝的事情。第三帝国首都的许多地方都由于轰炸而变成了瓦砾堆，柏林人的黑色幽默也变得充满怨恨。在这样节日气氛全无的日子里人们经常说的话是：“实际点儿，还是去买副棺材吧。 ”
早在两年以前，德国国内的气氛就已经起了变化。1942年圣诞节前就已经谣言四起，人们都在议论保卢斯将军的第六集团军已在伏尔加河被红军围困。纳粹政权无法承认德国国防军中最大的兵团已注定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大草原上被歼灭这一事实。为了让这个国家做好接受坏消息的准备，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宣布这个圣诞节为“日耳曼式的圣诞节”。这在纳粹主义中就意味着保持节俭的习惯和坚定的意志，而不会再有烛光、松枝环和歌声了。到了1944年，传统的圣诞烤鹅已经变成了遥远的回忆。
房屋临街的墙壁已经倒塌，以前的客厅或卧室墙壁上挂着的照片还依稀可见——女演员希尔德加德·克奈夫注视着一架突露在破落楼板上的钢琴。没有人去碰它，她在想还有多久它才会落到下面的瓦砾堆里呢。寥寥数语潦草地写在毁坏房子墙壁上，告诉从前线返回的儿子一家人都还好，并且已经转移到了别的地方。纳粹党的布告提醒人们：“抢掠者将被处死！”
空袭十分频繁，晚上是英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周而复始，柏林人感到他们待在地窖和防空洞里的时间比在自己床上的时间还要长。缺乏睡眠使人们变得更加歇斯底里，也更相信宿命的安排。担心因为宣扬失败论而被盖世太保告发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在说着同样的话。防空洞中的人们都在说“快学点俄语吧！”大多数柏林人已经不再用“嗨，希特勒”来打招呼。罗沙·鲁伊是一个年轻的纳粹党徒，他离开柏林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进入一家商店用了这句话打招呼时，所有人都转过来瞪着他。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在平时用过这句话。鲁伊发现现在最常用的问候语已经变成了“我们还活着”！
从这样的黑色幽默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荒唐可笑，而有时这也正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柏林最大的防空设施建在动物园里，它是在极权主义时期用钢筑混凝土建成的巨大堡垒。它的上方有高射炮做屏障，下层是宽敞的掩体，每当防空警报响起时，大批的柏林人就会挤在这里。乌尔苏拉·冯·卡道夫是一位记者，他将这种场面描述为“如同‘费德里奥’中监狱那一幕一样”。爱侣们在螺旋楼梯上紧抱在一起，那样子就像是在参加一场“滑稽的化装舞会”。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毁灭的气息，人们的生活将会与这个国家一起消亡。人们不顾一切地花掉手中的钱，因为很快它们就可能变得一文不值。还有一些无法证实的故事是关于年轻的女人与素不相识的陌生男人在动物园、车站和防空洞的阴暗角落里媾和的传闻。随着红军越来越接近柏林，有更多的女人不顾一切地要舍弃自己的贞操。
在散发着幽蓝灯光的防空洞里已经可以感受到悠闲而恐怖的地狱气氛，人们穿着最保暖的衣服挤在一起，他们的小箱子里装着三明治和热水瓶。理论上，所有的基本生活需要在防空洞里都可以得到满足。这里有卫生设施，并且有一名护士，女人们可以在这里帮忙。孕妇的分娩也好像由于炸弹爆炸所带来的振动而变得更快，人们感觉这些爆炸就如同来自地心一样。防空洞的顶篷被漆上了发光的油漆以应付时常发生的停电，这里的灯会先变暗，然后摇曳着渐渐熄灭。供水由于主要管道被炸而停止，厕所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对于一个以前十分洁净的国家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政府经常会在厕所贴上封条，因为许多沮丧的人把自己锁在里面自杀。
柏林无法为它的三百万人口提供足够的避难所，因此这些地方通常都会人满为患。在主要的通道、休息大厅和卧房里，空气污浊不堪，天花板上不断有水珠滴落。盖森·布朗宁地铁站结构复杂的地道原本只能容纳1500人，而通常都会有超过三倍于此的人挤在里面。人们用蜡烛来检验空气中氧气的含量，当地面上的蜡烛熄灭时，大人们会把孩子们举过肩膀。当放在椅子上的蜡烛熄灭时，就已经开始达到撤离标准。当第三根也就是大约与下颚等高的蜡烛噼啪作响时，掩体里的人必须要全部撤离，不论此时的空袭有多么猛烈。
柏林有三十万体格强健的外国劳工，他们的衣服上都有一个能够标识他们国籍的字母，这些人是绝对禁止进入地下掩体及防空洞的。这是纳粹政策的一种延伸，为的是防止这些人与德国人混杂在一起，但政府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拯救德国人的生命。被强迫参战的劳工，尤其是东部的劳工，大部分已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遭到围困，他们已经被当成了牺牲品。然而许多外国劳工，无论他们是被强迫还是自愿入伍都更愿意待在那里，因为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而其他的外国劳工，比如那些在柏林郊外的兵工厂劳作的人们，只能在菲德烈街车站深处用报纸和剧本来建造他们自己的避难所和波希米亚亚文化群。他们的情绪随着红军的逼近而日益高涨，而那些剥削他们的人却正相反。大部分德国人在看到这些外国劳工时心中都充满了惶恐，他们将这些人视作“特洛伊木马”，只要敌人的军队逼近这个城市，劳工们就会开始他们的攻击和报复。
柏林人的内心埋藏着深深的恐惧，这是由于他们的祖先曾经受到过来自东方的斯拉夫人的入侵。恐惧很容易化为憎恨，随着红军的逼近，戈培尔也在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他一再地宣传，去年秋天红军在侵占内默尔朵尔夫这个东普鲁士东南角小城时，是如何残暴地对待那里的居民的。
一些人在空袭时拒绝进入避难所，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一个已婚男子定期到普兰兹劳尔堡区去与他的情妇幽会，他不能到这个社区的防空洞去避难，因为那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一天晚上，情妇的房子受到了轰炸，而这位不幸的情夫当时正坐在沙发上，碎石瓦砾一直埋到了他的脖子。空袭过后，是一个叫埃里克·施米特克的男孩和一个非法躲在防空洞里的捷克劳工，听到了这名男子痛苦的呼救，寻声跑上楼梯救出他的。当他被从废墟中挖出来并送去医治以后，14岁的埃里克不得不去告诉受伤男子的妻子她的丈夫是在另一个女人家中受伤的。怒不可遏的妻子闻听此言后尖叫起来，她的不安更多是因为她的丈夫与另一个女人在一起，而不是因为他所遭到的不幸。那个时代的孩子们对于真实的成年人世界的认识是十分残酷的。
像政府中的许多人一样，京特·布卢门特里特将军相信，不断的轰炸会在德国人中形成一种真正的“爱国同志关系”。在1942和1943年也许确是这样，但到了1944年年底，在强硬派和厌战派间却出现了意见分歧。1933年前的投票记录显示柏林是反纳粹政权者最多的地方，但是除了极少数敢于公然反抗的人之外，其他反对者都只是私下里发发牢骚而已。纳粹的支持者们都为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暗杀希特勒事件震惊，而在第三帝国的东西线都已告急时，他们却都在戈培尔的谎言中喝得酩酊大醉，因为戈培尔说元首会研制出新的“超级武器”来打败敌人，就像他要成为愤怒的朱庇特用投掷闪电作为他力量的象征。
一位身处法国战俘营的丈夫收到了妻子的来信，信中表现出围困中人民的心态和对纳粹政权谎言的信任。她这样写道：“我坚信我们的命运，正如戈培尔所说，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我们的信心，因为它来自我们漫长的历史、我们光荣的过去。这是不会改变的。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我们有英明果断的领导者。整个国家都已准备好远征，我们手中紧握着武器。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使用我们的秘密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伟大的元首，他可以让我们闭着眼睛跟随。不要允许你自己被打倒，不论付出何种代价。”
1944年发起的阿登进攻又使那些忠于希特勒的人们重拾信心，认为局势终于扭转了。对希特勒和纳粹原子弹计划的崇拜和期盼，对如V－2这类超级武器的信赖，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有人谣传美军第一集团军群 [ cdhyy注：似乎应为“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 ] 已被完全包围，并因受到麻醉气体攻击而被俘。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挟持整个世界，并为德国人受到的苦难复仇。这种思想使老兵们深受其害，他们兴高采烈地相互转告，巴黎将被重新占领。许多人都为一年前在柏林被炸成废墟时巴黎所遭受的破坏而感到惋惜，他们都为历史将被纠正而欢欣鼓舞。
德国陆军的指挥部并未因西线的反攻而热情高涨，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担心希特勒在阿登实施的战略突袭会在关键时刻削弱东线的兵力。无论如何，这个计划都太过于野心勃勃。这次行动的先头部队是党卫军全国总指挥泽普·迪特里希领导的党卫军第六装甲集团军和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领导的第五装甲集团军 [ cdhyy注：原译皆为“集团军群” ] 。但是由于缺乏燃料，他们几乎不可能到达他们的目的地——西部盟军的补给基地安特卫普。
希特勒一直梦想着能够奇迹般地扭转战局并使罗斯福和丘吉尔妥协让步。他断然拒绝了任何与苏联停火的建议，这一方面是由于斯大林只对毁灭纳粹德国感兴趣，另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希特勒严重的自负心理。他不能在德国失势的时候提出和平的要求，而在阿登的胜利就将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理由。然而美国人的顽强抵抗，尤其是在巴斯托尼，以及盟军飞机在天气晴朗时无处不在的空袭，在一周内遏制了德国的反扑势头。
圣诞前夕，陆军最高司令部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驾驶他的大型奔驰车来到了西部的元首司令部。希特勒在1944年11月20日离开了“狼穴”，回到柏林进行了一次很小的咽喉手术，然后于12月10日晚乘坐他的私人火车离开了首都，目的地是距法兰克福不到40公里的齐根贝格附近的丛林掩蔽下的另一个秘密居所。此地代号“鹰巢”，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后一个以幼稚的想象命名的野外司令部。
古德里安，一位杰出的坦克战理论专家，从行动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了它的危险，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无法向希特勒进言。虽然陆军最高司令部负责东线作战，但它却并非拥有全部指挥权。国防军最高司令部掌管所有的武装部队，负责东线以外作战行动。这两个部门都位于柏林南部措森的地下工事里。
古德里安不像希特勒那样心浮气躁，他对战局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这样一个腹背受敌的时刻，他没有时间去思考一个完整的全球战略，但他以一个军人的直觉可以感到目前的形势极其危险，而且毫无疑问存在这种危险。他的公文包里装有东线军事情报部部长赖因哈德·格伦的情报分析。格伦估计在1月12日左右红军将会从维斯图拉河一线发动大规模进攻。据他的情报部分析，敌人在兵力上有绝对优势，步兵是德军的11倍，坦克是7倍而火炮及战机数量则多达20倍。
古德里安走进会议室，他面对的是希特勒和他的军官们。他面对的人还有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人在经过“七月密谋”之后就成为了后备兵团的将领。希特勒选择的军官都是那些绝对忠心的人，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凯特尔就以其奴颜婢膝而闻名，愤怒的军官们都说他简直是“汽车修理工”或者“只会点头的驴子”。面孔冷酷的约德尔中将能力远胜于凯特尔，但他也根本无法对希特勒对每一支部队的控制持疑义。他在1942年秋天差点因为对上司的命令提出异议而被解职。希特勒的副官、德军的人事部长古尔多夫将军，取代了在“狼穴”受到炸弹袭击而严重受伤的忠心耿耿的施蒙特将军。也正是古尔多夫将这个职位交给了隆美尔 [ cdhyy注：莫名其妙的说法，是指隆美尔曾当过希特勒的卫士长吗？ ] ，并发出了他将自杀的最后通牒。
根据格伦情报部的发现，古德里安推测出红军将在东线集结并发动大规模进攻。他警告希特勒这次进攻可能会在三个星期内开始，并且提出要求，既然阿登反攻已即将停止，现在应该撤回更多的部队到维斯图拉河前线布防。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他宣布这种预测是荒谬的。苏联一个步兵师的人数从来不会超过七千人，他们的坦克集团军几乎没有坦克。“这是成吉思汗时代以来最大的谎言，”希特勒叫了起来，他的情绪开始激动，“是谁搞来的这些垃圾？”
古德里安欲言又止，他原本想说正是希特勒本人在德国只有一支部队时将它称为“大军”，也正是他仍然把已经减为营级人数的部队称之为“步兵师”。但古德里安仍坚持为格伦的数据辩护。令他震惊的是，约德尔将军却说西线的进攻应继续加强。而这正是希特勒想要做的，因此古德里安根本无法改变。让他更为恼火的是在晚饭时他又听到希姆莱对此事做出的结论，这个人正在为他的加官晋爵而洋洋得意。除了他以前的职务外，最近他又刚刚被任命为莱茵河上游地区集团军的指挥官。他对古德里安说：“尊敬的将军，你晓得我并不认为俄国人会发起进攻，这完全是一个大骗局。”
古德里安别无选择，只有回到措森的陆军最高司令部。与此同时，西线的伤亡人数仍在不断增加。德军在阿登进攻及相关行动中的伤亡人数已达八万人。此外，它还使本来就在快速减少的燃料储备消耗殆尽。希特勒拒绝承认阿登进攻和一战中的凯泽攻势 [ cdhyy注：“麦克尔行动”，见本站《1918无人区》 ] 一样，是德国最后的大规模进攻，他拒绝承认现在的德国与1918年有任何共同点。对他而言，1918年象征着推翻了恺撒大帝 [ cdhyy注：威廉二世 ] 的革命“暗流”和德意志耻辱的失败。但希特勒在那些日子里也有清醒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正在失败，”他在一天晚上对他的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说道，“敌人的优势是压倒性的。”但是他仍然一味地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天灾人祸。他们都是“叛徒”，尤其是那些军官们。他总觉得更多的人都同情那个失败的刺客，但是他们又都非常愿意从他那里得到勋章。“我们决不会投降，”他说，“我们也许会失败，但我们会拉上整个世界。”
由于害怕维斯图拉河将出现新的灾难，古德里安连续两次回到“鹰巢”。更糟的是，他听说希特勒没有通知他就把维斯图拉河前线的党卫军装甲部队调到了匈牙利。希特勒像以往一样，认为只有他才能读懂战略，他突然决定要发起反攻并夺回油田。实际上他是想突围并夺回在圣诞前夕就已经被围困的布达佩斯。
古德里安在元旦当天与希特勒会面，这一天也是一年一度的纳粹高官们向元首表达他们“新年祝福”的日子。当天早晨，维持阿登反攻的主要行动“北风行动”也在阿尔萨斯展开。这一天对于德国空军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戈林这个极不负责的人调遣了约一千架飞机对西线的地面目标实施空袭，这一举动虽然取悦了希特勒，但却使德军的空中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也让盟军完全获得了制空权。
那一天德意志广播电台播放了希特勒的新年讲话，但并没有提到西线的战事情况，这就意味着这场战役的失败，更加奇怪的是广播里连纳粹的原子弹计划也只字未提。许多人相信这次讲话是事先录好的或者根本就是伪造的。希特勒已经有很久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了，人们对此也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已经疯了，而戈林也因为想逃往瑞典而被秘密监禁。
一些柏林人由于担心未来一年自己的命运而在祝酒中频频干杯。戈培尔一家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中校的事迹，他是驾驶斯图卡式战机的王牌飞行员，是德国空军中获得勋章最多的人。他们以土豆汤作为晚餐以显示他们的节俭。
新年假期到1月3日结束。无论环境怎样，德国人都会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中。由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短缺，许多人在工厂和办公室里都无事可做，但他们依旧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穿过废墟去上班。虽然地铁车厢的玻璃几乎已经全部破碎，但地铁轨道再一次奇迹般地被修好了。工厂和办公室由于窗户破碎和取暖燃料短缺而异常寒冷，那些身患感冒或流感的人仍挣扎着坚持工作，除非病入膏肓否则没有人就医。几乎德国所有的医生都成了军医，各地的医院里几乎是清一色的外国医生。即使是在柏林主要的教学医院夏历特医院的医生也都是来自荷兰、秘鲁、罗马尼亚、乌克兰和匈牙利等国。
唯一兴盛的工业是由希特勒的私人设计师阿尔贝特·施佩尔领导的军火制造业。1月13日，施佩尔在柏林郊外的克拉普尼兹军营中向各军军长发表了演讲，他强调了前线指挥官与国内军火工业保持联系的必要性。和其他纳粹高官不同的是，施佩尔并未贬低听众们的智力水平。他不愿避重就轻，他在演讲中提到了过去八个月中国防军一直处于“灾难性的失败”之中。
他并不认为盟军的空袭是主要问题。德国的军工产业仅在12月这一个月中就生产了21.8万支步枪，这差不多是1941年月平均产量的两倍，而国防军正是在那一年侵入了苏联。自动武器的产量提高了近四倍，而坦克的产量则提高了五倍。同样是在1944年12月，装甲车辆的产量达到了1840辆，这比1941年半年的产量还多。这其中也包括坚固程度提高许多的坦克。他警告他们：“最棘手的问题是燃油短缺。”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几乎没有提到弹药储备问题，而如果弹药生产跟不上的话，这些武器的产量再高也没有意义。
施佩尔的演讲持续了四十多分钟，他用丰富的专业知识滔滔不绝地陈述着繁杂的数据。他没有一再地重复在过去八个月中东西线的巨大失败，而正是这些失败导致德军各种武器的紧缺。他说，到1946年春天，德国工厂的冲锋枪月产量有望达到10万支。当然，他没有提到这些工厂的工人都是被党卫军抓来的壮丁。施佩尔当然也没有提及他们的死亡率——每天几千人。而且，他也没有透露这些人究竟来自何处。而就在此时，苏联红军已在波兰维斯图拉河和东普鲁士边境南部集结了四百多万人。他们正在开始被希特勒称为骗局的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