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头几个月·第一

作者：当纳德·麦金泰尔 ·英国

出自————《猎潜战》

出自————《战争通史》

　　 1939年春，当战争的乌云笼罩着欧洲的时候，正赶上我在休假。近两年来，我在国外指挥“保卫者”号驱逐舰。这次回国后得到休假，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自从我获得海军少尉军衔以来，已经过去13年了。我在驱逐舰上工作了6年左右，其余几年都在海军航空兵工作。

        这样就使我受到了必要的训练，使我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毕业后，我马上被派到当时我国海军的主要战斗训练区——地中海，分配在一艘驱逐舰上工作。在那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经验的指挥官的领导下，我学习了如何操纵舰艇以全速航行，以及学习了合同航行的方法。在合同航行中，只有依靠有经验的“海眼”和当情况稍一变化就立即采取措施，才能保障安全和保持队形。此外，我们还学习了夜间战斗和夜间侦察的实施方法，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便能在黑暗中识别舰艇，并能根据隐约可见浪花和尾流测定舰艇的航向和航速了。

　　 所有这一切在以后对我有很大的用处。但是，到1926年，在晋升为海军中尉后不久，我产生了一种无法克制的新的愿望，就是想参加海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在1918年编入新组成的皇家空军之后，起先是配备陆空军人员。后来，海军航空兵才“海军化”了——半数的飞行员和所有的观察飞行员都是由海军军官培养而成的。应征为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之后，我不久便回到了祖国。我在海军航空兵服役7年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飞行训练是由英国空军部组织的，因此我在以后的整整一年内都生活在讷太腊房、刘哈尔斯和索冷特－利的机场上。

　　 当时我们的训练必须完全符合空军条令的要求，因此，海军飞行员除了海军军衔以外，还授予空军少尉的军衔。在晋升海军军衔时，空军军衔并不提升。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某些不正常的现象：有时一个海军大尉，甚至海军少校，仍然是空军少尉军衔。当他暂时在航空部队服役时，还得履行下级军官的职责并听从军衔较低的军官的指挥。如果互相谅解的的话，那么这些都不会成问题，然而，类似的情况往往引起了不愉快的情绪。

　　 我们的飞行训练快要结束了。初次单独向航空母舰甲板降落的日子也临近了。直到现在，每当想起我们组的一位飞行员在向“愤怒”号的甲板降落时，怎样滑出舷外而坠入海中的情景，我还是感到害怕。当然，这一天我是顺利地度过了。正是从这一天起，我才把自己看成是海军航空兵的一名真正的歼击机飞行员。

　　 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在“竟技神”号和“勇猛”号航空母舰上服务，航行于英国本土的领海，学到了许多东西。在后来的海上战争中，航空兵起了异常重要的作用，这说明我们所作的一切，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我们常常可以遇到对航空兵的能力估计过低的情况，这使我们感到恼火。

　　 在蒸汽发动机出现以前，舰炮曾经是海军军官崇拜的对象，因此当时的海军编队指挥官多半是枪炮人员出身。直到现在，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枪炮人员以自己的职业而自豪，他们轻蔑地否定了那种认为用舰上的一点点防空武器无力对付空袭的意见。结果，就把本来可以用来建设航空兵的经费，用去建造和维护战列舰了。后来的事实表明，战列舰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很小的。

　　 在以后的年代里，航空母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了，但是在我们没有亲眼看到最新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被击沉之前，要求建造航空母舰的一切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是舰炮崇拜者的宠儿，但它们一与鱼雷轰炸机交战，就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1935年，由于一场重病，我不能继续飞行了，从此便结束了在海军航空兵的生活。但是，使我高兴的是，当我重新被认为适合在海军工作时，一个幸运的机会使我如愿地得到了舰长的职位。当时克来德河畔的费尔菲尔德造船厂正在建造第一艘新型防潜舰“金非歇”号。我仔细地观察了这艘舰的建造和工厂试航。不久以后，我命令在这艘军舰上升起了舰尾旗和服役旗。

　　 在航空兵服役7年以来，我的航海知识变得贫乏了，不得不赶快从新学习。后来，当我回想起当时用一些外行的方法侥幸摆脱了困境的情况时，还是心有余悸。

　　 不久，由于“金非歇”号成了波特兰防潜学校的试验舰，而且在“金非歇”号安装了最新发明的防潜设备，我开始真正地对猎击潜水艇的工作发生了兴趣。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与“声纳之父”安德森教授一起对新技术装备进行了许多天的试验。

　　 声纳的雏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发明的，它的基本作用原理到现在仍没有改变。但近年来，声纳的效力已大大提高，使用范围已更加扩大，可以用声纳来搜索和攻击敌人潜水艇的舰种也增多了。声纳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一个接收发射机，这种接收发射机能向所需方向发出声波脉冲，当声波在行进途中遇到某种物体而折回时，接收发射机能接收反向回来的脉冲。发出的信号和反向回来经过变换的信号的声音很象“乒”字的发音。因此，声纳又叫做“乒声仪器”，操作声纳称为“乒测”，防潜官则叫做“乒测官”。象转动探照灯一样转动接收发射机，即可根据罗经来测定发出信号的方向，以及将信号反射回来的物体的方向。记下发出脉冲和收到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即可测出到所发现的目标的距离。

　　 理论上好象很简单，但实际上声纳的工作却有许多困难。显然，接收发射装置须装在水下。由于它本来是一种水中收音器，因此也会收到本舰运动所造成的噪音。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这就会妨碍接受声波信号。

　　 为了避免收到杂音，发射器装在一个金属整流罩内。整流罩安在船底下面，里面充满了水。这样，当舰艇运动时，发射器就处在相对静止的水中。但是，即使如此，也只有当舰速不太大时，噪音才能降低到足以保障声纳正常工作的程度。因此，如果军舰想要进行搜索或与所发现的潜艇保持接触，就必须将航速减低到一定程度。

　　 声纳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发出的声波束呈锥形。脉冲离发射机愈远，则其所包括的范围愈大。因此，如果物体在150公尺的深度和900公尺的距离上是位于声波束以内，则随着距离的缩短，它将逐渐到达锥形声波束的下缘以下，从而越出了声纳的“视界”，这个特点一方面是优点，因为根据这一特点就能大致测定潜艇的下潜深度，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大的缺点，因为用深水炸弹实施攻击时，在军舰到达投弹点以前，在较长一时间内将与目标失掉接触。这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德国潜艇在受到攻击时，总是潜得很深，以至于使我们不得不采用新的攻击方法。

　　 用声纳进行搜索时，能观察舰艇航向两边较大的扇面。发射脉冲时，每次搜索几度，发射脉冲后即进行听测。此后，再重复这一过程。用这种方法就能搜索相当广阔的地带。

　　 数艘舰艇合同搜索时，各舰通常是以1－1.5海里的间隔成单横队行进。搜索中应使每一艘舰的搜索地带与邻舰的搜索地带有重叠，各舰之间不得留有搜索不到的死角。

　　 如果得到回声，应在一定时间内使声波束保持在该方向上，以便能从仪器上确定距离和方位，并将所得的数据传给绘算图板。测得数个距离和方位以后，声纳员即可在绘算图板上求出目标的航向和航速。如果目标移动，是难以确定其性质的，因为鲸鱼和鱼群同样能使脉冲反向。如果目标不动，就更难于确定它是否是潜艇，因为潜艇要用水平舵保持在一定深度上，必须稍微向前运动。但是，还必须考虑到，在浅水区内来自不动物体的回声，可能是由潜坐海底的潜艇反射而来的。

　　 由此可见，理论上声纳的作用原理虽很简单，但其实际运用却有很大的困难。

　　 对一个没有经验的声纳员来说，各种不同性质的回声无论是来自潜艇、鱼群、潮汐流、岩礁的回声，或由幻觉产生的回声，似乎全都是一样的，一个有经验的声纳员则有着第六感觉，对于他来说，潜艇的回声，较之其他任何物体的回声有一种说不出的区别。但是，不管怎样，搜索潜艇总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此，在下定决心之前，必须考虑到各种情况：第一，必须记住，以后可能有更适当的攻击时机，因此应当合理地使用现有的深水炸弹。第二，必须考虑到，本舰驶出警戒幕时，会使警戒幕产生缺口，而且，乱发警报会引起护航运输队的惊惶混乱。

　　 但是，一经下定攻击决心，舰艇应以适当的航速立即向目标接近。当敌我间的距离减小到900公尺左右时，绘算图板上已有了足以测定目标航向和航速的数据。然后，舰艇改变航向，以便能与潜艇“相遇”。当舰艇通过目标上方时，更准确地说，当舰艇即将到达目标上方时，即开始投下一连串的深水炸弹，以便使炸弹来得及下沉到预定深度。深水炸弹由舰尾投弹器每隔相等的时间投入舰尾的尾流中。与此同时，用深水炸弹发射炮由两舷向15公尺左右的距离上发射深水炸弹。正确投下的一连串深水炸弹通常以目标为中心构成伸张的八角形。无论按深度或平面距离，炸弹都应在潜艇附近爆炸才能消灭潜艇。由于潜艇的下潜深度很难测得准确，为了增加命中的可能性，通常将投下的炸弹装定不同的深度。

　　 在大西洋之战的初期。使用声纳和深水炸弹的攻击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当然，在以后攻击方法和计算方法都大有改进。首先猎潜舰艇开始注意到风、浪对舰艇的影响。选择最有利的攻击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些因素。其次，提高了规避潜艇鱼雷突击的技巧，这同样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攻击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突然性这一因素，对这一因素的作用作较高的估计是并不为过的。

　　 在战争时期，我很幸运有一些好的声纳员。

　　 “沃克”号上的声纳员精通自己的业务。在紧张的夜晚，当护航运输队很可能受到攻击时，他能非常准确地辨别收到的信号。“金星”号上的声纳员考斯特具有很好的辨别能力，他能辨别从最大距离上收到的潜艇的第一个最微弱的回声。考斯特是我的副长和防潜官，他对于靠近“金星”号的德国潜艇来说，简直是个严重的威胁。

　　 1937年，我转到“保卫者”号驱逐舰上工作。它与我那艘航速20节的785吨的“金非歇”号很少有相似之处。它的机器功率达35000马力，航速达32节。幸亏我已经有了在地中海的驱逐舰上航行的经验，所以才能胜任这一职务。当时，我们的支队在中国南海进行训练。中日战争一开始，我们的训练就停止了，因为支队的每一艘军舰都要去保护分散在中国沿海的许多外国侨民。

　　 现在，“炮舰外交”已经过时了，但在那时候，在中国的许多欧洲商人却高兴看到，挂着英国旗或美国旗的军舰。

　　 慕尼黑危机发生时，“保卫者”号正在厦门保护外国侨民。如果发生战争，这里的侨民将处于困难的境地。在我们开往战时基地新加坡去以后，这种情况就特别明显了。但是，我并未能在该地参加军事行动。1939年春，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我奉命将“保卫者”号移交给我的接替人，随后就回国了。

　　 回国以后，我希望被派到一艘新驱逐舰上去工作。但不久就宣布了动员后备舰队的命令，我被派往罗赛思去将一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驱逐舰“恶毒”号编入队列。我克制着自己，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恶毒”号毕竟是一艘驱逐舰。这样，我就来到了罗赛思。当我在船厂的船池内许多陈旧的驱逐舰中间找到“恶毒”号时，我的心境坏极了。

　　 “恶毒”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建造的，上面装的是试验用的机器。对于搞轮机的人还应当补充一句，这艘舰是用闭式循环系统向锅炉供水的第一艘驱逐舰。而这种供水系统存在着许多缺点。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恶毒”号随即转入后备舰队，这使得舰上的轮机人员轻松地吁了口气。

　　 从此，“恶毒”号便离开了其他舰艇的行列，留在后备舰队中。习惯于使用新式轮机的轮机人员，看到这种古怪的轮机都表示很大的怀疑。因此，舰上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改装，更谈不到装备当时唯一能搜索潜艇的仪器——声纳了。

　　 一看到“恶毒”号上那些陈旧的武器装备(只有几门102公厘火炮，根本没有防潜武器)，不由地使人想起了惠灵顿公爵对他属下某些部队的刻薄的评语，他说那些部队真是“活见鬼”，不但不能吓住敌人，那付狼狈象倒把他给吓坏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总得把“恶毒”号编入现役舰队中去。舰员基本上都在后备舰队服役期满，很有经验，对舰艇勤务非常熟练，他们把军舰弄得秩序井然。很快，烟囱里就冒出了黑烟，主机也渐渐恢复了生命，军舰震动了起来，这表示它已开始成为一艘现役军舰了。我们在指定的时间启程前往福思湾，去进行试验和战斗训练。

　　 最初，一切都根顺利，这真得感谢我们的轮机长，因为他以高度的技巧操纵着“恶毒”号的陈旧的机器。很快我们就编入了由海军中校霍尔斯指挥的支队，该支队的旗舰是“麦尔孔”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奉命去参加在韦默思湾举行的后备舰队检阅。检阅的主要目的是介绍各舰舰长和部分军官、士兵与皇帝陛下见面。当轮到我的时候，我注意到法国海军司令达兰将军 [ cdhyy注：达尔朗？ ] 那一付涨红的凶狠狠的脸孔。他是应邀来参加检阅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对英国海军怀着多么强烈的仇恨。现在，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形的时候，我认为他大概本来就不想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离开韦默思后，我们的支队开到了朴次茅斯，在那里我们听到张伯伦宣布我国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

　　 我们的支队奉命护送横渡英吉利海峡往法国运送军队的船只。这是一件徒劳无益的工作，每天晚上，我们支队的两三艘军舰在栅障碍的栅门附近与由哈里季或由多佛尔－加来一线开来的快速邮船会合，这些邮船现在都用作军队运输船。

　　 在栅障碍以外把邮船集合好以后，我们一般用25节的航速驶往瑟堡或勒阿弗尔。在白天抵达目的地，卸载的时间不长，通常仅一、二小时。

　　 对于这种护航任务，我们实在很难认真对待，因为敌人对这样的夜间航渡，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阻扰。

　　 依我看来，我们最复杂的事情还在于克服由于战争狂热所造成的岸上的无数障碍，以及在阵雨如注的黑夜驶出港口和在那些灯光微弱的浮标中间去摸索栅障碍的通道。栅门附近的强烈的侧面流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复杂的机动，以等待军队运输船通过。

　　 一绕过纳布－塔韦尔灯塔(朴次茅斯附近)，我们这一支由快速邮船组或的护航运输队(这些邮船是灭灯航行的，而且没有雷达设备)，便开始穿越沿海峡航行的各护航运输队的主要航线。有一天，我们用25节的航速垂直穿过了一支大的护航运输队的航线，居然没有发生碰撞，这简直是奇迹。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在战时条件下的极好的实习。在陈旧的“恶毒”号上的时候，我所关心的只有一点，就是不要落到我们的那些快速的被保护者的后面，至于如何保护它们的问题，我们倒考虑得很少。

　　 一月初的一天早晨，当我看到送来的邮件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公函信封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心里感到有些不平静，打开一看，得知我被任命为“诚恳”号的舰长。“诚恳”号当时正在骚桑普敦附近伍尔斯顿地方的桑尼克罗夫特造船厂建造。从船名来看，不知道是什么船，看来倒很象是条拖船。因此，当我知道“诚恳”号是一艘驱逐舰时，我真感到意外的高兴。“诚恳”号极象我们的“H”型驱逐舰，但为了适应巴西人的要求，作了某些改装，因为这艘舰与其他5艘驱逐舰是为巴西海军建造的。

　　 将“恶毒”号交给接替人以后，我赶紧到桑尼克罗夫特造船厂。在那里，我看到了系在水鼓上的这艘军舰，当时它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

　　 这艘驱逐舰具有桑尼克罗夫特造船厂所造军舰的传统外形。在我的印象中，桑尼克罗夫特造船厂的造船师是建造驱逐舰的最好设计师。当时，由于海上异常缺乏猎潜和护航的兵力和兵器，海军部竭力想使军舰早些出海，任意改变了的完工日期，致使“诚恳”号在最初存在一些小的缺点。虽然如此，军舰正式编入队列前的航行试验、火炮试验及其他检查的结果都很好，因此，我就代表海军部在驱逐舰的交接书上签了字。以后就要看这个婴儿怎样长牙齿了。

　　 但是，实际证明，由于军舰的建造完工匆促，上甲板的钢板间的缝隙没有填好，因此下甲板上的各种东西不断被水淋湿。舰上的电罗经不是大多数军舰上装有的那种经过实践考验的斯伯里型电罗经，而是慢速商船用的电罗经。火炮指挥系统的安装尚未完成，还没有来得及安装中央瞄准镜。各种仪器的刻度盘和火炮瞄准具上的刻度不是以度、分、秒为单位，而是以某种十进制为单位，以致使我们无法搞清楚。因此，火炮的瞄准就只能使用原始的方法——用手或者用帽子来指示目标。

　　 至于舰上的鱼雷(共有8条)，也象火炮一样，是最普通的、能够按市价自由出售的那种鱼雷。我的鱼雷手们都惯于使用海军部特制的鱼雷，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自由出售的鱼雷简直不屑一顾。老实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摸过它，因为它的战雷头内没有保险装置，在空袭时一碰到炸弹或弹片就可能爆炸。我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据我们以后了解，波兰的一艘装备有这种鱼雷的驱逐舰在挪威海区作战时，就因为被炸弹命中鱼雷发射器而引起爆炸，致使军舰裂成两段。

　　 这一切使我们感到生气。而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只有两点，第一是舰上安装有最新的声纳，第二是军舰能跑30节的速度，舰体的震动还很小。

　　 编入队列后不几天，我们的军舰改名为“金星”号。一般说来，改名乃是不祥之兆，但对我们的舰来说，这却无所谓。我们的舰最初用莫名其妙的葡萄牙名字命名，后来改名为“诚恳”号，这次又改为“金星”号。第二次改名并不是为了好听，而是因为“诚恳”号(Hearty)这舰名容易与纳尔维克战斗中战功中卓著的驱逐领舰“强壮”号(Hardy)混淆。我们支队另一艘叫“汉迪”(Handy)的军舰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当用莫尔斯电码发报时，它的舰名与“强壮”号仅仅有一点之差，因此它也改名为“收割者”号，该舰以后在大西洋之战中曾以战功卓著闻名。

　　 我们支队的最初两艘军舰“金星”号和“哈文特”号已建成。在等待支队其他军舰竣工的过程中，这两艘舰奉命担任斯卡珀湾的防潜巡逻任务。但是我们的第一个战斗任务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金星”号和“哈文特”号奉命开往法罗群岛的首府托尔斯豪恩，在那里我要负责通知当地总督，为了防止德国人在这个方向的活动，盟军准备占领他的领地，装载有英国海军陆战队的象征性登陆兵的舰“萨福克”号将在次日到达，

　　 很快我们就到达了托尔斯豪恩。码头上，愉快的人群在欢迎我们，他们都希望把我们送到领事馆，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们劝阻住了。由领事馆出来以后，我和“哈文特”号舰长一同去谒见总督。领事和总督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但当总督知道了我们来访的目的以后，诚恳好客的气氛马上就消失了。总督发表了短短的谈话，从他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他对于既成的形势除了顺从以外，别无他法。

　　 正式的拜访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军舰上，一边等待着“萨福克”号到来，一边开始进行防潜巡逻。

　　 就在那时候，挪威战役开始了。“金星”号被编入了战列舰“刚毅”号的警戒兵力。当时“刚毅”号正开往纳尔维克，准备用381公厘的舰炮来支援岸上的我方陆军部队。我们时而在峡湾入口进行巡逻，以防止德国潜艇突入，时而在被盟军紧紧包围的纳尔维克市附近进行沿岸巡逻。在这里，我们的炮手受到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在纳尔维克的各舰的舰员都有一个愿望，就是炸毁铁路的隧道，因为那里隐藏着德国的野炮。德国人在我们没有注意他的时候，就从隧道中把火炮推了出来，打出一群炮弹。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使我们的火炮处于备便状态。简陋的火炮射击指挥仪严重地妨碍了我们的射击，因此，在离开这个地区以前，我们只能指望得到很小的成就。

　　 回忆起那些日子来，我的脑子里就充满了不断的空袭警报的警钟声，因为在那样的纬度上在那个季节是不会天黑的，无论在白天、夜晚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发出空袭警报。在纳尔维克时，我们处在德国俯冲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以外，因此，我们只受到重型飞机的水平轰炸。

　　 按照当时各种教令的规定，为了规避空中突击，军舰须增速至20节，然后，当敌机到达投弹点时(即便我们不能判定敌机的投弹时刻，也能准确地确定其投弹点)，即将航向改变90°。如果一切都作得正确，则炸弹落到的地方恰好是我们按原航向继续航行时所在的位置。

　　 但是，有时候我们同时受到两群飞机的攻击。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仿佛听到我的副长的声音：“不要回头，舰长先生，请您注意，后面也有敌机”。一秒钟以后，在军舰的正横方向就落下了几个炸弹，好在离军舰还远，军舰没有受到损伤。

　　 有一天，在瞄准手看不到目标的时候，我向他喊道：“瞄向太阳！”说也奇怪，射击的效果居然很好。有好几次，我们用这种可笑的方法打退了敌人的攻击，从而有助于巩固我们的士气。

　　 在规避方面得到多次成功以后，肯定就会得到规避专家的声誉。但是，当你知道每个驱逐舰的舰长都有这样的声誉时，这种声誉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在这个时期，我有一个极有趣的发现。在受到轰炸的时候，恐怖笼罩着军舰上所有的人。但是每人都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恐惧心情。有一天，在短短的战斗间隙中我们抛了锚，我走到下面的军官休息室。在与军官们的谈话中，我对他们说，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当我全身发抖的时候。他们的镇静简直使我感动。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有一位军官说道：“在您到来之前，我们正好谈到了您，大家都羡慕您的镇静呢”。我感到在这次谈话以后，我们大家的信心要强得多了。

　　 在我看来，舰员中最沉着的要算是勤务兵，每当空袭警报刚一解除，他便立即端着一大杯热茶出现在舰桥上，而且他的脸上总是露着满足的微笑。我常常回想起在大风暴的那些日子里，当军舰摇摆十分厉害的时候，守时的勤务兵总是象奇迹般地分秒不差地端着热食来到我的住舱。我简直无法想象，他是怎样避开那些从甲板上滚过的浪头，从军官厨房来到舰首的。的确，有一次他险些没有给冲到海里去，但是，无论什么困难也不能减低他的热情。他总喜欢这样说：“不管怎样，食物总应当象邮件一样及时送到舰长的手中”。

　　 敌人高空轰炸机的投弹，就是对不动目标，其准确性也低得惊人。当旗舰“埃芬格姆”号停在离纳尔维克不远的哈尔斯塔时，差不多每天都受到飞机攻击，但我却想不起什么时候它曾被炸中过。当我们的“金星”号第一次去哈尔斯塔的时候，一到达就马上抛了锚，同时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找到了一块可以停泊的较广阔的水区。但随后就听到一个常到那里的人对我说，我们的舰正位于“埃芬格姆”的下风，扔向“埃芬格姆”的炸弹通常落在下风方向几链的距离上，因为德国的飞行员显然不善于计算风给炸弹造成的偏差。

　　 不久，我们参加了遣送登陆兵在默城登陆，默城位于纳尔维克以南。因此，我们处于德国俯冲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以内。我们的主要武器120公厘火炮的仰角不够，无法进行瞄准具瞄准射击，因而，我们只能依靠一挺不太可靠的12公厘多管机枪和两挺路易士机枪。

　　 在整个这段时间以内，我们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一架同盟国的飞机。但是每天晚上不列颠广描公司却都在广播英国飞行员的不平凡的功绩。我们在默城附近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航空母舰“光荣”号就在附近，我们可以指望得到空中掩护了。但是，当我们的上空出现了一架接一架的不收起落架的飞机时(当时，这是我方飞机的识别标志)，我们都以为是自己海军航空兵的“大鸥”式飞机。

　　 直到飞机开始转弯进行俯冲轰炸时，我们才知道自己弄错了。我们的驱逐舰虽然得以避开直接命中，但在舰尾附近爆炸的两颗炸弹，使我舰受了伤，我们不得不减低航速，后来，甚至不得不入坞修理。因此，一、两星期后，当组成了返航的护航运输队的时候，我们奉命编入护航队，然后开到丹迪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