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废纸·第二

作者：约翰·科斯特洛·英国

出自————《太平洋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西奥多·罗斯福一九零九年卸职的时候，他的寄期望于盎格鲁撒克逊继续称雄世界的宏伟抱负，面临着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日益衰落和日本的军事与工业实力惊人地增长的危险。现在，治理大不列颠帝国已退居次要地位，保卫不列颠群岛不受北海彼岸德皇日益强大的公海舰队威胁，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由于同日本结成了同盟，英国皇家海军顺利地减少了驻新加坡的舰艇，把战列舰集结列了本国海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不变，尽管各自治领和马来联邦感到不悦。为了营造无畏战舰对付德国加速扩充海军的计划，各自治领和马来联邦提供了大量的经费。

　　 由于英国被迫在远东放弃海上优势，以及美国在菲律宾缺少一个适应需要的海军前进基地，日本在西太平洋攫取了事实上的海上霸权。罗斯福的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期望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以使美国具备两洋作战能力。但是，建立庞大海军的实际工作落到了他的继承者的肩上。他们发现，国会不愿意拨款制造战列舰，生怕在太平洋地区再次引起海军军备竞赛。但是，由于缺乏一支强大的舰队把美国的力量投到太平洋彼岸，连续几届政府坚持奉行的政策都仍旧是极力要日本接受开放中国门户的主张。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少军事力量这根“大棒”来充当外交姿态的后盾，是导致珍珠港事件的一个因素。

　　 美国海军希望建立一支同其在太平洋承担的新义务相称的舰队，但罗斯福的继承人很快使这种希望化成了泡影。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曾经担任过菲律宾总督，因而自认为是亚洲问题专家。他宣称“美元能够援助受苦受难的人类”，断言能够保障美国在华命运的与其说是战列舰，不如说是贸易。他招聘美国的一些朝气蓬勃的、新兴的大企业参加援华财团，包括势力雄厚的摩根公司、伯利恒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援华财团的任务是支撑摇摇欲坠的天朝（中国），国务院新成立的远东司的专家们以福音派传道士般的热情指导它开展活动。他们支持一九○六年被任命为驻奉天总领事的司戴德 [ 译者注：Willard Dickerman Straight（1880－1918）美国领事官。1902年考入中国海关，在南京学习汉语，后仕总税务司署学习秘书。1906年任美国驻奉天总领事。1908－1912年代表美国银行团与清政府接洽湖广及币制借款。 ] 等美国冒险家的观点。对司戴德来说，中国是“新西方”，他极力利用美国的政策在中国大陆建立美国的经济霸权，承认这种努力是“争夺中华帝国的激烈竞争”的组成部分。可是，虽然远东分遣舰队的炮艇一帆风顺地帮助美孚石油公司把营业区域沿长江向上游扩展，但司戴德和远东司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却在内地碰壁了。他们凭借援华财团，要想把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铁路置于国际共管，以抵销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影响。但是，由于日本和俄国害怕美国垄断商业活动，他们的这项计划落空了。美国的银行家们一心想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沿长江修筑的铁路中取得四分之一的股份，但是由于湖广铁路的贷款计划因中国疑虑重重和英国不愿予以支持而告吹，他们的努力也归徒然。

　　 司戴德后来凭仗自己卓越的才能跻身摩根银行，成了股东之一，而且创办了有影响的《新共和》杂志。他预言，“美元外交”一定会失败，因为“除非政府用各种外交手段保护美国投资者，否则他们就不会愿意购买中国的债券”。使塔夫脱政府感到沮丧的是，华尔街比较喜欢向东京投资，从而促使日本进一步努力向中国大陆进行扩张。清朝的腐朽大厦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倾塌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另一位年轻的空想家已经加速了它死亡的痛苦。这位空想家就是成为中国叛军不讨人喜欢的领袖的李何默 [ 译者注：Homer Lea（1876－1912）美国人，容闳的好友。参加中国辛亥革命，曾在海外协助编练“维新军”。1911年以军事顾问身份随孙中山来华，翌年重病返美死于美国。 ] 。李何默独眼驼背，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他是辛亥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崇拜他的人称他是中国的戈登将军。但是，在留学美国的孙中山博士于一九一一年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次年，他就与世长辞了。

　　 美国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建立共和制的希望现在看来似乎马上可以实现，但是不久，现实就使这种希望化成了泡影。这个新“共和国”只不过徒有虚名。孙中山的广州政府面临着要对二十几个争斗频仍的省份和互相倾轧的军阀建立权威的艰巨任务，而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政体分裂的局面控制满洲。李何默在他所著的《愚昧的勇士》一书中预言过中国会出现这种争权斗争。该书在一九○九年曾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预言英帝国将没落，预言美国和日本将为争夺太平洋的控制权而爆发毁灭性战争。他的告诫在西海岸引起一场新的“黄祸”恐慌。李何默对菲律宾的战略评价是：“日本称霸亚洲不过是暂时现象，而最后打垮日本的是控制菲律宾的人。”这种评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直是美国太平洋军事战略的依据。

　　 美国陆海军计划人员于一九一一年制订完毕桔色作战计划（桔色是日本的代号，红色是英国的代号，黑色是德国的代号）。该项计划的出发点是假设一旦日本发动进攻，驻守菲律宾的部队能坚守到舰队赶去救援，舰队将从太平洋上杀出一条路，赶到东边来同日本决一雌雄。但是这项计划从问世之日起就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作战舰队从西海岸基地出动后，打出一条路越过太平洋，需要几周，也许几个月的时间，日军可能在这段时间内控制了菲律宾。由于美国海军部部务委员会在一九一一年未能说服国会相信需要加速制造战列舰，完成一九○三年提出的到一九二○年拥有四十八艘战列舰的计划，德国海军力量的不断增长，成了使海军将领们感到头痛的又一个问题。

　　 美国两党吝啬的政治家们都反对建立这样一支“庞大的海军”，认为这是一种浪费。一九一二年，他们限定每年只准新造一艘战列舰。同年，民主党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入主白宫。他呼吁德国和英国停止海军军备竞赛，说它会逐步导致战争。新政府把原则置于实际情况之上。它加倍努力影响备受内战灾害的中国的命运，其外交后盾只不过是一支炮舰小舰队。“如果我们有一支战列舰舰队在太平洋游弋，如果我们的对外政策始终如一，并有‘大棒’作后盾，”美国驻北京公使向国务卿抱怨道，“那么，各国对我们的态度可能会截然不同。事实上我们现在是无助的。”

　　 特殊利益

　　 在东京都知事引人注目地向华盛顿特区馈赠樱花树苗后还不到一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歧视日本人的法律引起了一场新危机。随着美国开始向菲律宾增调陆军，日本的报纸上出现“美国在准备打仗”这样的大标题。跟堂兄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年轻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也响应德高望重的海军将军马汉的呼吁，制订了把作战舰队集结在太平洋海域的计划。这在内阁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威尔逊断然反对派军舰穿过巴拿马运河，认为那样做具有刺激性。为了缓和国民的紧张情绪，威尔逊迫使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取消了禁止日本人拥有土地的法案。但是，在太平洋危机被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的欧洲战争冲淡之前，华盛顿和东京之间一直彼此怀着敌意。

　　 美国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威尔逊政府“不让德国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定，突出表明英美两国的利益是非正式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后来，由于日本在其海上盟国英国的鼓励下，“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接管了德皇在中国青岛的基地，夺取了德意志帝国在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的领地，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发生了变化，美英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了。力量对比的这种巨大变化导致日本帝国海军占据了美国通往菲律宾的航道两侧的一些据点。日本政府大胆地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明确要求把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山东、福建、满洲南部和内蒙古，并坚持要在中国政府里安插“顾问”。日本这种想趁欧洲战争之机改变门户开放政策，把华北各省变成其附属国的企图，遭到了各国异口同声的反对，领头的则是美国。在盟国英国和威尔逊总统（他宣布美国必须“维护中国的主权”）施加了最大压力之后，东京才撤销了这些要求。

　　 太平洋危机和大西洋彼岸德国潜艇战的日益扩大（一九一五年德国潜艇击沉了“卢西塔尼亚号”轮船），终于使国会认识到美国必须为战争作准备，国会并且呼吁建立一支“首屈一指的”海军。一九一五年，威尔逊政府授权海军部部务委员会制订一项建造一百五十六艘军舰的计划，要使美国在五年之内拥有“一支世界上无敌的最强大的海军”。一九一六年六月英德舰队在日德兰海域爆发大海战，两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这项法案时，又把时间缩减为三年。

　　 德国由于没有能够打破英国皇家海军的洋面制海权，因而重新强调潜艇战。威尔逊力图限制德国发动潜艇袭击，德皇对此的反应模棱两可，这使得美国同德国有可能发生的战争更加迫近了；威尔逊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重新当选总统之后，这种可能性成为事实了。由于美国缺乏两洋作战能力，因此排除了同日本对抗的可能性。威尔逊宣称，美国之所以参战，是因为“必须保障民主在世界上无受害之虞”。他派遣一支强大舰队火速越过大西洋，同驻扎在斯卡帕弗洛的英国皇家舰队会合。鉴于这种情况，美国有必要同日本达成和解。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和日本大使石井菊次郎伯爵匆匆忙忙地在华盛顿举行外交谈判，又签订了一项貌合神离的协定。该协定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公诸于世，它重申“门户开放”，而美国对日本攫取的领地予以认可，并承认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

　　 这种把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根本分歧掩饰起来的做法，避免了太平洋地区的一场战时危机。威尔逊总统希望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和会能导致世界各国在国际联盟的倡导下实现普遍裁军，但由于日本坚持要继续控制德国昔日的领地和继续驻军西伯利亚（表面上是为了援救白俄部队），并且美国的盟国强迫德国接受极其苛刻的条件，威尔逊的希望化成了泡影。

　　 几个月的争吵将使威尔逊提出的乌托邦式的十四点计划付之东流。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日本不仅要国联同意把它从德国手里夺取的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交给它托管，而且硬要控制山东。英国已经同意支持日本的这些要求，交换条件是日本帝国海军在地中海帮助它对付德国潜艇。美国的反对却丝毫没有因为澳大利亚受权托管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或新西兰将治理毗邻的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而减弱。

　　 日本扬言要退出凡尔赛和会，如果它真的退出，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和会就会不欢而散。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最后同意让日本继续控制山东半岛，条件是日本保证对山东的占领是暂时的。威尔逊希望这样能拯救国际联盟，他相信国际联盟能够使日本遵守撤走的承诺并约束日本的“普鲁士式的军国主义”。这个让步是灾难性的，美国的观点是“中国不应该受日本压迫”，而且威尔逊已把这种观点告诉了盟国领导人。美国总统乘船回国后发现，以亨利·卡伯特·洛奇为首的共和党参议员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反对美国加入国联，而总统却不明智地硬要把国联同媾和条款联系在一起。为了争取国民支持凡尔赛和约，威尔逊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说，途中不幸中风。病魔缠身的总统看到，他的由美国领导全世界建立集体安全的理想已经破灭。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参议院举行表决，以五十五票反对，三十九票赞成，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

　　 翌年，共和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标志着“威尔逊的国际主义”的完结，虽然沃伦·哈定总统发表就职演说时为了防止孤立主义日益喧嚣而谨慎地提了一下国际主义。美国在战争期间提供了亿万美元的债款，因而成了世界上的债权国。哈定决心使美国“成为拥有一支称心如意的舰队的最显赫的国家”，这不仅是给他的工商界的支持者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而且是承认美国不久将建立一支舰队，以取代被战争搞得民穷财尽的英国的势力。使那些为建立一支庞大舰队而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人感到不安的是，国会内的孤立主义派和裁军派正忙于削减拨给一九一六年制订的大规模扩建海军计划的巨额款项。海军部部务委员会坚持认为，要想“保护我们在两大洋的利益，抵御可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任何势力”，至少要建立两支各有十六艘战列舰的舰队。这导致日本采取了对策——开工建造八艘超级无畏战舰，同美国正在建造的装有十六英寸火炮的四万吨级的强大的巨型战舰不相上下。

　　 同日本结盟的英国政府看到有可能被卷进太平洋海军军备竞赛，越来越感到惊慌。英国皇家海军同德国进行长期较量后取得了胜利，名义上仍旧是海上霸王。但是，作战舰队由于在战争期间频繁出航执行艰巨任务，大部分已经老化，而对一个被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财力的国家来说，营造替补战舰，在经济上是不胜负担的。“我们要对付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首相劳合·乔治一九二一年在伦敦召开的帝国国防委员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告诫说，“因此，除非绝对必要并有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不会有哪个英国政治家会把祖国投入一场可能是灾难性的竞争。”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则认为，必须把同日本的联盟牺牲掉，因为“如果把我们的海上政策建立在同日本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基础上，那么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加糟糕的政策了”。

　　 同国防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一样，劳合·乔治首相也担心这种方针势必引起日本的敌视。他毫不客气地提醒丘吉尔说，使英国不得不完全仰赖于美国海军的靠不住的支援，“也是一种失败的政策”。加拿大总理认为，英日联盟及英国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两者不能并存。但是，即使是敌视日本的澳大利亚政府和新西兰政府也意识到，还是反对日本，同美国建立一种不稳定的、非正式的关系比较好。英国政府现在不得不就战略方针作出令人痛苦的决定，而它已经认识到，最后作出决定的是华盛顿而不是白厅。尽管如此，国防委员会还是同意实施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的计划，把新加坡建成皇家海军第三作战舰队的庞大基地。第三作战舰队将负责警戒从印度到澳大利亚的海上航线和维护英国在中国的广泛利益。

　　 随着对建立两洋舰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国会山争吵得不可开交，美国公众的呐喊声日益强烈起来。但是，这次搞垮两洋舰队的并不是一贯与美国海军作对的国会。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于一九二一年春天致函邀请世界海上列强当年秋天来华盛顿开会，共同商讨裁军事宜。休斯打算以美国海军巨大的但尚未建成的力量来进行讨价还价，争取在国际外交方面取得成功，以制止海上军备竞赛并安抚国会内的和平主义者。那年夏天，由于陆军的飞行员们建树了一项丰功伟绩，休斯的计划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战列舰的墓志铭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午，八架双翼轰炸机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从弗吉尼亚角上空掠过。它们的上方有一架尾部拖着一条长长的蓝色将官标志旗的DH－4型战斗机，机上坐的是陆军航空队副司令威廉·米切尔准将。“比利”·米切尔 [ 译者注：比利是威廉之昵称。 ]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千方百计地说服了他的上司和仍然很勉强的海军将领们相信空中力量的潜力之后，终于有机会来证明飞机已经使战列舰过时了。从德国手里缴获的“东弗里斯兰号”无畏战舰停泊在白浪滔滔的大西洋上，不住地摇晃着。轰炸机向“东弗里斯兰号”飞去，米切尔知道他这次试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必须摧毁和埋葬这艘巨舰。”

　　 美国军界的高级将领、外国武官和记者团挤在停泊在安全距离之外的浮动看台——“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甲板上的舷栏旁，观看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离队俯冲下去，朝着锈迹斑斑的“东弗里斯兰号”投掷炸弹。

　　 几颗炸弹落在“东弗里斯兰号”近旁，掀起巨大的水柱，船体骤然剧烈地颠簸起来。接着，舰面结构和甲板上腾起几团巨大的黄色火焰，这表明米切尔专门设计的两千磅重的硬化钢炸弹已经穿透了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装甲板。不到半小时，这艘一九一六年曾参加过日德兰大海战的久经沙场的战列舰的舰体就被完全炸毁，尾部首先开始下沉了。轰炸机耀武扬威地在“东弗里斯兰号”的残骸上空盘旋，附近的舰只汽笛长时间凄呜，为它的完蛋致哀。据一位记者说，“宾夕法尼亚号”上的海军部长和海军将领们的表情就象是在“参加葬礼，被埋葬的仿佛是他们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简直难以置信”。这位记者还说，有一位将军宣读了墓志铭：“一枚炸弹爆炸了，全世界都会听到响声。”

　　 为数不多的几架似乎不足信的飞机几下子就把这艘巨型战列舰炸沉的经过被拍成了新闻纪录片，放映后引起轰动，“比利”·米切尔一下子变成了支持裁军的国会议员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诘问：既然战列舰能被造价只有数千美元的飞机炸沉，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浪费亿万美元建造战列舰呢？但是后来事实证明，驳倒海军名将马汉的理论要比炸沉“东弗里斯兰号”更加困难。“枪炮俱乐部”的持怀疑态度的海军将领们仍不肯相信，飞机会严重威胁高速灵敏并有高射炮掩护的舰队。美国陆海军联席委员会于一九二一年九月提出一项由参谋长潘兴将军庄严签名的报告，支持海军将领们的观点。该报告断言：“战列舰仍然是舰队和美国国防的支柱。”这使米切尔的支持者们大为恼火。为了改变上司们的这种对事实置若罔闻的态度，美国的这位空中力量的热忱提倡者又坚持不懈地努力了四年——即使在一九二五年因为违抗上司的命令受军事法庭审判（这件事当时轰动一时）而辞职之后，他也没有停止进行努力。

　　 但是，日本军界却比较认真地对待米切尔的空中力量理论。日本帝国海军迅速着手进行深入研究，学习运用他们的观察员从炸沉“东弗里斯兰号”中汲取的教益。美国国务卿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许并不象比利·米切尔所希望的那样。美国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他在一九一六年的选举中仅以微弱票数输给伍德罗·威尔逊）准备开创外交史上的新篇章——使美国称雄太平洋。由于那年夏季爆发了那场要飞机还是要战列舰的激烈争论，国会显然决不会同意拨予款项，完成建造一支“首屈一指”的海军的计划。

　　 “我们谋求建立一种不是靠武器，而是靠互相尊重和友好来维持的美国支配下的和平。”休斯七月份说。他认为，这次会议将达到的目的会比美国参议院刚刚批准的限制海军的目标大得多。十一月十二日，世界列强的政治家和海军将领们在用棕榈叶装饰的美国革命女儿会大厦集会。在开幕式上，休斯堂而皇之地打出了他手里的大牌。当他宣布“海军军备竞赛必须停止”的时候，记者席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接着，他又惊人地建议用立即销毁一百多万吨战舰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他的这种举动使政治家们瞠目结舌，把海军将领们气得语无伦次。英国海军大臣、仪表堂堂的作战英雄厄尔·贝蒂看上去“就象躺在阳光明媚的台阶上酣睡的一只叭儿狗，一个肥皂推销员用脚在试探它”。

　　 “国务卿休斯先生在三十五分钟里击沉的军舰要比全世界的海军将领几个世纪击沉的还要多”，伦敦《泰晤士报》老记者科洛内尔·雷平顿在描绘那天重要的会议开幕式所产生的效果时说。但是，由于休斯表示美国自愿作别国的榜样，销毁自己强大的舰只，因而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劳合·乔治首相煞费苦心地向下院忧心忡忡的议员们保证说，皇家海军不打算放弃一个世纪以来的海上霸权，也不打算放弃对帝国通商航线的保护。以前首相贝尔福为首的代表团被派到华盛顿去“维护我们同日本的亲密友谊与合作”，以便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并“防止太平洋列强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

　　 然而，由于美国采取愿意裁军的堂皇姿态，就有可能避免灾难性军备竞赛，这使劳合·乔治感到欣慰，它比英日同盟的继续存在更为重要。休斯在制订计划时还聪明地保全了英国皇家海军的面子，使它占了优势：英国拥有二十二艘主力舰，美国海军只打算保留十八艘——虽然美国拥有的将是更加现代化的战列舰。英国政府已经在经济危机中挣扎，而且欠了美国财政部亿万美元战争债款，因而它不顾海军将领们的反对，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计划，并表示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盟国日本也接受。

　　 东京代表团强烈反对试图把其战列舰减少到十艘，原因是那会使日本的海军力量长期比盎格鲁撒克逊列强差百分之六十，因为休斯已经主张十年内“海军停止”制造主力舰。日本代表对这项限制性计划抵制了一个月之久，他们并不知道，美国陆军训练有素的密码破译人员一直偷偷地在纽约的一个秘密“黑室”里忙碌地监听他们同东京来往的绝密电报。这使国务卿具备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即能始终走在谈判的前面，因为他知道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如果日本代表不能提高美国和英国提出的三比五比五的比例，则接受他提出的限额。

　　 日本最后同意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最末一位首相贝尔福制订的条款，这证明把制订条款的任务交给贝尔福是恰当的。海军限制条约规定的条件是，英国和美国保证不在香港、关岛或马尼拉建立重要基地，以此保证远东维持现状。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不在其控制的托管岛屿驻扎军用飞机或军舰。夏威夷和新加坡则明确规定不受这项补充条约的约束。东京接受了这项条约，它是在获得再建成一艘战列舰，即“陆奥号”的权利之后才接受的。日本声称国内的小学生已经为建造该舰募集了款项。

　　 由于法国和意大利接受了它们只能拥有日本的主力舰的半数的限额，英国政府势必要接受华盛顿海军条约，尽管英国的海军将领们感到不安。恰恰在维持英日海上同盟显然已同休斯的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美国统治下的“道义上”的和平计划互不相容的时候，英国这样做，标志着大英帝国的势力退缩了一大步。正如劳合·乔治所预言的，英国将沦落到软弱地依靠这种“特殊关系”和美国海军来保护它在远东的利益。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当时帝国国防委员会告诫说，一旦欧洲再次发生牵制住本国和地中海的舰队的冲突，皇家海军将抽不出军舰组成第三舰队。这样就派不出舰队到新加坡去保卫通往澳大利亚的航线，去保卫马来亚生产的重要的橡胶和锡或者英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英国除了也许依赖美国提供支援之外，别无他法。

　　 纸上条约

　　 国务卿休斯确信限制和防止加强海军条约已在太平洋建立了均势，因而以该条约为基础，开始下一轮谈判，以实现他的主要外交目标：遏制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扩张，以确保门户开放政策和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他知道，为了保障英美继续在经济方面居称霸地位，虚弱的英国已经准备断绝同日本帝国海军的联系。但是，正象澳大利亚总理威廉·休斯那年在伦敦帝国会议上已经告诫过的那样，这种经济竞争有可能导致同日本不和。他所说的“现代斯芬克斯 [ 译者注：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带翼狮身女妖，传说她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 ] 谜语”还有待解答。找到答案并不容易，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日本“觉得它的地理环境决定着它对中国市场拥有特权。但是其他国家也要中国市场，因此就提出了门户开放的要求”。另外一个复杂的情况是，由于威廉·休斯的政府针对东方移民推行“白人澳大利亚”政策，日本觉得受到种族侮辱。这些互相抵触的要求使得西太平洋地区爆发冲突更加不可避免。威廉·休斯警告说：“只要海军扩充军备的根源不消除，谈论裁军就是徒然的。”

　　 这恰恰是国务卿休斯给他自己以及他的后继者们设置的陷阱。华盛顿会议并没有打算设法迫使日本支持对外扩张的势力就范，而只是想遏制他们。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将成为美国今后制订远东政策的基础，要想使条约生效，美国必须把舰只的数目保持在条约规定的限额内，虽然在条约中规定限额对于使自己在西太平洋保持五比三的优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压力不久就使美国海军落在后面，而且，由于日本人谨慎地保持了他们舰队的实力，现状变得对美国不利了。在相对稳定了十年之后，这种有利条件将被利用。在日本再次侵略中国的时候，西方列强既没有军事力量，也没有能团结起来坚持要求门户开放。

　　 休斯第一步是打算割断伦敦和东京之间的联系，他向日本提议，把日英结盟改成同英国、法国和美国签订一项四国公约，每一国保证尊重别国的领土完整和利益。这项外交一揽子交易的关键内容是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其对山东半岛的特权，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将放弃其在威海卫的基地——自凡尔赛和会屈从于压力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大势喧嚷坚持这两项要求。缔约国再次庄严重申并一致同意保证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以及领土和行政完整”的陈腐漂亮词句。事隔二十年，九国公约终于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主张成了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约束力的保证。但是，东京是在附加了一项限制性条款后才接受的，这项条款规定签字国不得采取“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安全”的行动。前国务卿伊莱休·鲁特（草拟这项公约的幕后谋士）还向日本秘密保证说，这是为了承认日本人在满洲的铁路和工业系统的广泛权益。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九国公约提交签署后，国务卿休斯发表了告别辞，他把为时五个月的讨价还价、妥协和幕后交易概括为“有史以来旨在建立和平时代的最伟大的措施”。时间将证明，华盛顿条约系统虽然签署了，但因只字未提如何履行，因而九国公约实际上毫无价值。后来，到一九二八年，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试图用一项禁止侵略和战争的条约来支撑这个纸上建筑物，美国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参议员不客气但准确他说它是“国际亲吻”，把它否定了。

　　 华盛顿国际会议的成果并没有使美国海军感到高兴。国务卿休斯通过谈判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使马汉纵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首屈一指”的舰队被摒弃，三十年的海军经验被忽视。罗斯福提出的关于菲律宾将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的脚踵” [ 译者注：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出生后被其母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除未浸到水的脚踵外浑身刀枪不入。 ] 的告诫现在看来千真万确。如果没有足够的战舰，桔色作战计划只不过是一部消遣小说。使海军将领们唯一感到宽慰的是，在大批拆毁船坞滑台上的舰艇时，有两艘部分竣工的战列巡洋舰被抢救出来了。这两艘舰只预定改建为巨型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后来，在连续几任有远见的军官的指挥下，它们的远距离高速航行的能力，为制订快速航空母舰打击力量的独立作战战术，提供了实际证明。这种战术终于拯救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

　　 国务卿休斯认为，一九二一年的华盛顿条约有希望“在远东”迎来一个“友好的时代”。事实证明，这个时代不到十年。在这期间，美国海军再度衰落，随着工业部门从生产军火转为生产消费品，经济繁荣起来了。在经济繁荣的二十年代，由于日本履行了撤离山东的诺言，以及英国除放弃对中国的通商和征收关税的监督权外，还逐步放弃了它在广东、汉口、厦门的治外法权，因而华盛顿条约系统顺利地保障了中国通商和投资的门户继续敞开——如果不是大大开放的话。这是英美两国为加强因自相拼搏而搞得四分五裂的民国政府的权威而作的不断努力的组成部分。难以治理的中国让内战和各省半独立的军阀、省长们搞得支离破碎，民国政府不断致力于重新实行强有力的中央控制。频繁的内乱和暴动，使日本有借口继续把关东军驻扎在满洲铁路沿线并大规模开采矿藏，英国也以此为口实，继续派皇家海军的炮艇在长江游弋，并在国际港口城市上海设置巡捕。

　　 中华民国的这种不稳定的局面，对美国的投资者和银行家们来说仍然是个障碍，他们把资金投到日本欣欣向荣的工业，而日本人增加了对矿藏丰富的满洲的投资。到二十年代末，东京和伦敦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各占百分之三十五，美国只占百分之六。虽然对传奇般的中国市场的前景大事宣传，但是到一九三○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占百分之十二，到三十年代中期又翻了一番，使日本成了美国海外的第三大主顾。美国现在已经取代英国而成为丝绸出口的主要市场，日本则越来越仰赖从美国进口石油和战略原料。日益都市化的日本人民，因产生了新的希望而振奋起来，他们迷恋西方的生活方式、爵士音乐和好莱坞电影。一九二三年东京遭地震破坏后，美国提供大量美元贷款，资助日本重建东京，虽然后来因日本指责利率太高而引起了摩擦。美国驻日本大使那年报告说：“我所到之处，都听到这样的意见：我们两国终于互相了解，认识到我们靠友谊建立的团结比纸上条约建立的团结更加牢固。”

　　 翌年，由于国会通过了制止大规模移民的原籍法，美日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原籍法绝对禁止东方人移居，却允许一定数额的欧洲人移居美国。它同“白人澳大利亚法”一样，又使人想到，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推行种族主义。日本对这种“种族侮辱”提出了抗议。极端民族主义的“爱国团体”本来就已经担心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腐蚀，它们呼吁抵制美国的商品、电影和音乐。但是，这几乎没有对公众产生任何影响，看来公众已经陶醉于模仿美国电影。到美国学习的日本留学生和帝国海军学校学生从私人参观访问中发现，美国确实是一个物质无限丰富、工业力量强大的美好国家。

　　 由于日本国会的多数党连续组成几届稳健的政府，由于日本日益依赖美国的经济，日本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二十年代的经济繁荣结束之前，一直没有能抬头。“华尔街一打喷嚏，东京就感冒。”这是日本实业家们经常在说的一句笑话，直到一九二九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那场金融动乱冲击了日本的经济，使日本实业家受到打击。日元急剧贬值，迫使日本抛弃了金本位制。日本的主要出口品生丝丧失了市场，数百万靠养蚕维持生计的小农破产。随着世界经济萧条的进一步加重，西方国家高筑关税壁垒，保护本国萎缩的工业，这使日本的工业品市场丧失殆尽。国民的不满情绪增长了。“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之流居于日本经济最高统治地位的大银行和大企业巨头——遭到力主进行土地改革的左派集团和越来越多的失业者的反对。日本军队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本来就因受到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约束而感到愤怒，他们指责日本政府让步过大，由于没有能利用在中国大陆上的良机，以致过于依赖美国。

　　 这场经济萧条的后果，是促使日本再次咄咄逼人地扩大它在亚洲大陆的权益。在满洲守卫日本铁路和煤矿的帝国关东军，现在面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的威胁。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备受战祸的中华民国的总统职位，落到了野心勃勃的、年轻的蒋介石将军手里。事实证明，蒋介石是个既残忍又很有力的领导人，他发动战争，要粉碎曾同政府结成不稳定联盟的共产党派系。蒋介石决定把各省的军阀置于他的国民党的统辖之下，他于一九二七年把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长江下游的南京。接着，他出动国民党军队进行“北伐”，次年到达北京。这促使美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权力扩张，并促使苏联增加了支持。

　　 由于华盛顿公开鼓励蒋介石的“反帝运动”，东京火冒三丈。美国被指责违反四国公约，因为国民党军队向北进军，被看作是威胁日本在满洲的广泛的经济和工业利益。这引起军事官僚集团的不安，因为明治宪法已经授予他们统管陆海军和保卫国家安全的不可侵犯的最高权力。在一九三○年伦敦海军会议期间，政府中的稳健派文官同军人领导集团间日益加深的分歧进一步激化了。海军十年不造主力舰的期限就要结束，日本帝国海军想把它的战列舰增加百分之十。美国舰队的力量甚至已经低于五比五比三的比例，它不想让日本在太平洋获得优势，因而不仅抵制日本的这种要求，而且想把对主力舰的限制扩大到包括巡洋舰在内。英国认为巡洋舰是保卫大英帝国的必不可少的战舰，它在华盛顿会议上力主把巡洋舰排除在外，十年后仍不愿意作出让步。但是，由于在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中竭力维持生存的工党大刀阔斧地削减皇家海军的经费，英国再次站到了美国一边。虽然海军将领野村吉三郎率领的日本代表团离开伦敦时实际上同意的是巡洋舰对美七比十的比例，但是，东京的以文官为主的内阁却因放弃了扩建战列舰的计划而在武装部队面前丢了面子。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伦敦海军会议是“西方世界踢开一个亚洲强国”的又一个实例，日本军方对此的反应是迅速的。帝国海军的青年军官们怒不可遏，群起反对，他们指责政治家们出卖了国家。十一月十四日，滨口雄幸首相在东京火车站遭枪击。虽然大手术救了他的命，但是在这次谋刺事件后，陆军和反对国会的爱国团体又连续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日本的民主现在面临着严重考验。病弱的滨口雄幸领导的内阁四月份被迫下台，但是摆在新首相若槻礼次郎——他是出席前不久的伦敦会议的日方首席代表——面前的也是一条崎岖的道路。随着那年夏天关东军守卫的满洲铁路沿线事件逐步升级，显然，东京很快就控制不住关东军刚愎自用的将领们了。三年前，为了实现把满洲变成日本的卫星国的目标，关东军炸毁了年高德劭的张作霖大帅的专列，除掉了这位看来要转而效忠国民党事业的中国军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关东军实施了他们接管满洲的计划的最后一步，那一天，他们以奉天郊外的铁轨又被炸毁为借口，出动军队在满洲全境追击“中国匪徒”。征服满洲的序幕一拉开，立即博得了右翼分子、陆军中的“北进派”以及以樱会为首的一些颇有势力的爱国团体的喝采。若槻礼次郎内阁不得不电告关东军的将领们“防止鲁莽行动”，并圆满答复国际上异口同声的强烈抗议。国务卿史汀生认识到，如果日本不遵守它在九国公约中承担的义务，整个华盛顿条约系统就会崩溃。他敦促美国率先用实际制裁的办法威胁日本，“如果我们屈从，听任他们把它们（华盛顿条约系统）视为一堆废纸，那将一事无成，和平运动的前景就会遭到长期无法恢复的打击。”

　　 胡佛总统虽然本人就是个老中国通，并且同样决心“维护国际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但担心实行制裁会导致战争。总统认为，史汀生提出的禁运石油和禁止通商的建议，就象是“用针刺老虎”。他担心他的国务卿“更象个勇士而不是个外交官”。由于“美国从来就不打算使用武力维护各国间的和平”，胡佛没有采取制裁行动，也不愿支持英国和法国通过国际联盟对侵略者施加压力，但尽管如此，陆军部长赫尔利还是争辩说，日本只懂得武力。满洲危机不得不靠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来解决，因为它们是“唯一合乎道德规范的公约”。但是，总统还是认识到，美国必须寻找一种办法来履行它的条约义务，恰如其分地对日本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到了十二月，胡佛和史汀生断定，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出路，是宣布邀请国联同美国一起拒绝承认“侵略的产物”。这种立场的弱点不言自明，而胡佛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不承认不一定会制止侵略，但承认就等于是无保留地认可侵略。”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国带头采取了行动——公布了史汀生的“不承认”照会，宣称九国公约中的关于尊重中华民国领土完整的条款对各签字国均具有约束力，满洲问题的解决，如不严格符合该条款，不得予以承认。这项照会送交了中国和日本，胡佛认为它将是本世纪意义最重大的外交文件之一。英国随后也发表了一项类似的声明。（使美国国务院感到大为恼火的是，英国的声明只字未提中国的领土完整，在东京看来，这是伦敦默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

　　 一月二十八日，美国的这种道义姿态和外交恐吓受到有力的挑战——日本帝国海军向上海派遣了一支舰队。史汀生要出动亚洲舰队，“以使局势达到心理上的稳定”。但是，如果没有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美国是不可能这样炫耀武力的，而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它不准备卷入纠纷，因为它在新加坡的舰队基地尚不完善。在太平洋舰队于二月中举行演习之后，总统甚至决不同意让它继续驻扎在夏威夷，作为吓唬日本的一根“大棒”。二月二十三日，在国际联盟正式支持“不承认主义”却只导致日本发动新侵略五天之后，史汀生作出了反应，发表了给参议员威廉·博拉的公开信。公开信只不过重申了美国的立场，暗示太平洋可能重新出现海军竞赛。照国务卿的说法，他这样做为的是“鼓励中国，启迪美国公众，勉励国联，激励英国和警告日本”。

　　 不幸的是，这封公开信即使达到了其中的任何目的，也没有能遏制住日本。道义上的谴责，虽然满足了象胡佛这样的品格高尚的美国人的愿望，即谴责侵略而又不冒制止侵略的风险，但是，正象预言的那样，这对东京几乎不起作用。十二月，若槻礼次郎在陆军的压力下垮台，继任的犬养毅新内阁犹如走在不稳定的钢索上。在天皇的鼓励下，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首相，希望以鼓励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来安抚军方。他认为，通过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外交上的讨价还价，就能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用不着同九国公约彻底决裂。但是，关东军没有等待东京，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宣布满洲国傀儡政府独立，虽然日本最后于五月从上海撤军，蒋介石在美国的鼓励下中断了谈判。犬养毅的外交失败，招致樱会的一批狂热的陆军军官在五月发动政变，犬养毅被谋杀，三井财团首脑、大财阀团琢磨也遭杀害。这起政变案的引起轰动的审判得到公众广泛支持，叛乱分子上诉天皇，呼吁天皇进行干预，废黜西方式的政治家和工业家，恢复昭和时代传统的举国和睦，结果叛乱分子被从轻判刑。鉴于这种新的民族情绪，最后一位元老、贵族西园寺建议天皇任命一个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举国一致的”内阁。斋藤实内阁后来承认了“满洲国”，这表明在“刺杀内阁人员”的威吓下，稳健派政治家不断退让，军国主义分子占据了优势。

　　 一九三二年夏季，在日本采取行动巩固它对满洲的控制的时候，史汀生一再呼吁“全世界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支持凯洛格公约。国联响应他的呼吁，派遣以李顿勋爵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满洲局势。满洲现在已成了中国大陆上的日本卫星国，甚至以李顿勋爵为首的国联委员会在满洲进行实地调查的时候，日本人也并不想掩盖他们加强对满洲的控制。史汀生再次重申，美国呼吁“全世界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支持凯格格公约并谴责侵略。但是，日本九月正式承认满洲一事，暴露了这种“国际亲吻”的实际目的——这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一种激励，当时他们也使意大利和德国走上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法西斯国家可能走上向外扩张掠夺的道路，而民主国家却只顾在国内克服经济萧条的影响。

　　 在英国和美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队伍加长了，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经济灾难，两国都大幅度削减武装部队的预算。由于美国舆论以孤立主义情绪寻求安慰，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越来越担心英美在远东的势力日益削弱，他们开始敦促政府在中国同日本和解而不要对抗。另一个办法是加速实施加强英国驻新加坡军事力量的计划，而这个耗费巨资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正如一九三二年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所告诫的那样：“使英国在那里长期处于无防御状态是极其愚蠢的。”这样，英国的作战计划几乎是一项临时拼凑的草案，它要求在日军发动进攻之前，把驻上海和天津的英军撤去保卫香港。香港已经成了英国的商业中心，英国希望能用潜艇保卫住这块皇家殖民地，直到本国海域的作战舰队驶抵新加坡。但是，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航程至少需要四十二天的时间——同美国派舰队到马尼拉的桔色作战计划一样，这项计划几乎也没有考虑到战列舰远涉重洋的损耗和日军攻势的迅猛。

　　 胡佛总统受到在满洲的日军的公然蔑视，在谋求连任的时候又遭到美国选民的摒弃，他希望在他离任的时候，国联会有力地支持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李顿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一月提出的报告，远没有象华盛顿所期望的那样彻底谴责日本。但是，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足以使日本退出国联，何况当时关东军已朝西南打进热河省，进逼北京。东京的军国主义分子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毫无约束。

　　 美国始终只在字面上支持国联及本国外交官制订的条约，当这个国际大家庭要维护和加强和平所依赖的这个脆弱的组织时，它显得多么无力和无助。这成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从东京告诫说：“军方本身和公众都在借军事宣传准备打仗，而不是向西方的道义上的或其他的压力屈服。”他预言，如果继续奉行不承认主义，而没有适当的手段或决心强迫日本接受，那将“意味着总有一方终将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忍受耻辱”。

　　 这是一个接受得了的和及时的警告。但即将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却把这种要求对远东政策采取现实态度的呼吁当成耳边风。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宣布，他将继续奉行胡佛的对华政策，以“维护国际条约的神圣性”。罗斯福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履行他许诺的新政，以挽救美国的经济不致于崩溃，他知道，到要对付日本侵略的时候，除了继续把道义置于利害得失之上外，没有别的办法。罗斯福不可能同日本和解，因为他的德拉诺家族祖先的缘故，他对中国抱有“最深切的同情”。但是，跟胡佛一样，他也不准备鼓动对日本实行制裁，或在太平洋炫耀军事力量。三月七日，他在第二次内阁会议上告诫阁员们“避免同日本开战”。

　　 道义而不是现实继续起着支配作用，从而加剧了美国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所存在的危险的矛盾。由于美国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制止日本扩张，英国开始转而采取迁就日本的绥靖政策，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以霍恩贝克 [ 译者注：Stan1ey Kuhl Hornbeck（1883－1966），美国远东问题专家，著有《中国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等书。 ] 为首的“中国通”同样决定不让“开放门户”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进攻而关闭。

　　 他们将发现，要想使门户保持开放，光伸张道义是不够的。反对改变现状的强硬派发现国务卿是个心甘情愿的支持者。科德尔·赫尔原是田纳西州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他之所以被任命为国务卿，与其说是因为总统认为只有一位比较明智、比较有经验的有识之士才能解开美国远东政策的死结，不如说是因为他在南方的民主党人中间享有崇高声望。

　　 赫尔对国际事务的认识既天真且盲目，他把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归结为一个过份简单的贸易障碍问题。这种观点同国务院里的一些人的尝试是相抵触的。由于远东危机连续几年不断恶化，美国在处理远东问题时的选择余地很小，国务院的这些人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比亨培克灵活。美国可以对日本采取胡佛一直不愿冒险采取的强硬立场，或者象格鲁在致新总统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逐步体面地但从长远来说也许不是效果更小地撤退，容许我们的条约权利遭到废弃，开放的门户被关闭，我们的既得经济利益遭到破坏”。到一九三○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还不到二亿美元，而每年向日本的出口额接近二亿美元，美国从经济上说有充分理由奉行这种方针。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开拓中国市场，因此，要撤出中国，对罗斯福来说在感情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想象的。而格鲁提出的方案被采纳为新政府的远东政策的指导原则，他的方案是：“虽不咄咄逼人但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不断坚持维护我们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合法权益。”它包括鼓励中国作为一支打击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个方针需要赫尔早日拒绝蒋介石要美国担任调停人的建议。当有人建议美国带头提议对日本实行武器禁运时，国务卿也不准备扮演“国联的贤明顾问”的角色。罗斯福认为制裁将导致战争，他并不比他的前任更想做这种危机四伏的事情。次年，当大使威廉·布利特建议奉行西奥多·罗斯福的“庞大海军”政策，并说“我们说话应该温和，但建造军舰应三倍于它”的时候，总统对布利特表明，不可选择使用武力。

　　 日本退出国联和日本帝国海军扩建军舰的预算迅速增加，预示着海军军备限制的告终，以及旨在维护太平洋地区现状的华盛顿条约体系将随之崩溃。格鲁大使报告说，日本军方现在把美国视为主要敌人，“因为美国阻碍他们进行民族扩张”。这是一个明确的告诫：华盛顿鼓励中国坚决拒绝承认满洲国的政策，最后会逼得日本要么屈服，要么在大陆逐步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以彻底解决争端。

　　波托马克战略

　　 这种警告促使华盛顿对桔色作战计划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项计划已经多次修改，以便考虑削减海军拨款。现在，由于太平洋舰队强行穿越重洋所需要的时间太长，这项计划几乎已经不可能实行了。陆军力量不足，还不到十万人，而且没有现代化的飞机和坦克。海军也没有达到条约规定的人数，缺员三万人。由于要节约维修开支，舰队只能全速行驶四个小时。为了开始建造二十六艘新战舰，罗斯福挪用了国家复兴计划的二十五万美元——名义上说是为了使造船厂有活可干。这样一笔经费，是不能使美国同日本计划在十年内建造的一百五十艘新战舰相匹敌的，但是，一九三四年的裁军会议（温斯顿·丘吉尔讽刺它是“一出庄严而拖延时间的笑剧”）的失败，使国会议员们大为惊恐，从而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建造一百艘军舰和一千架飞机，这是美国海军力量达到条约规定限额所必不可少的。

　　 总统面临“职业和平主义分子”在公众中掀起的风暴，他们指责总统进行新的海军军备竞赛。总统却担心，美国海军即使按计划加强力量，也将不得不放弃菲律宾。一九三四年四月，东京外务省采取了不祥的行动，发表一项强硬抗议，反对向中国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和菲律宾驻军总司令随后提出一项绝密报告，警告说：日本的海上和空中力量的“惊人增长，已经使美国的现有力量保不住马尼拉湾和科雷吉多尔”。这样彻底承认美国的太平洋防御计划是欺人之谈，是在国会通过让菲律宾一九四六年独立的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之前仅一个月。这项放弃美国在远东主要基地的法案，是孤立主义情绪的产物，它破坏了国务院的对华政策，毁了桔色作战计划的信誉。尽管如此，桔色作战计划仍然是美国军事战略的基石，因为虽然海军计划人员强烈主张把舰队撤到夏威夷去保卫东太平洋，但没有别的可取的方案。

　　 “波托马克战略”固有的这种谬误，一直支配着华盛顿的海陆军将领们的思想，直到炸弹落到珍珠港和菲律宾，才被彻底炸毁。到一九三五年秋季，这种危险已经变得十分明显。海上列强的代表将在英国举行会议，讨论华盛顿和伦敦海军限制条约于次年到期后该怎么办。若不能把日本帝国海军的力量继续限制在原来的限额内，远东就会形成事实上的“日本统治下的和平”，因此英美代表团拒绝同意日本提出的力量均等的要求。由于希特勒的德国已经骗取英国支持它实施一项建造战列舰和潜艇的计划，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的日本新内阁，在海军的压力下充分意识到，它的政治存亡，取决于山本五十六能否从伦敦带回一项同意让日本建立一支同英美势均力敌的舰队的协议。日本的顽固立场，使会议无效地开了几个月后不欢而散。随后，日本废除了华盛顿海军条约，加速建造新战列舰，从而打乱了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所仰赖的整个条约体系规定的军事力量对比。如果东京要在远东成功地实行它的“门罗主义”，那么一支庞大的舰队是必不可少的。日本是在向华盛顿提出的一项建议中正式提出“门罗主义”的，该项建议主张共同瓜分太平洋，以便每个国家能“在各自的邻近地区确立一个由法律和秩序支配的领域”。科德尔·赫尔立刻公开谴责日本的这项建议，因为它会使日本获得他所谓的“自由行动权”，从而随心所欲地对待中国。美国“不会背弃我们的条约”。但是，由于美国既拒绝放弃“门户开放”政策，又没有决心使用武力来保卫这个政策，到一九三五年就连国务院的强硬派也认识到，这样会使日本不断侵犯中国。美国人的政策只限于提出正当抗议，因此把维持他们的立场的担子，完全转到长期受苦受难的中国人身上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的美国总统国情咨文，充满了忧郁情绪。日本退出了限制海军会谈；意大利军队正席卷埃塞俄比亚；纳粹分子刺杀了奥地利总理，这一切促使罗斯福告诫说：“许多宿怨死灰复燃，昔日的激烈情绪又冒出来，扩充军备和扩大势力的新的骚动，正在不止一个地方抬头。”一个月后，总统要求国会拨给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巨额款项，来进行“审慎的”自卫。孤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掀起强烈反对的浪潮。要求结束战争的人民组织征集了一百万人签名；五万名退伍军人在白宫前举行了“要求和平游行”；学童组织了罢课，他们“要学校，不要战列舰”。甚至在墨索里尼在罗马举行阅兵欢庆胜利的时候，在希特勒号召再武装五十万德国人的时候，在日本向驻守北京的关东军派遣增援部队和西班牙爆发内战的时候，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居然还大喊，“让欧洲和其他国家见鬼去吧！”他的话概括了席卷全美国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但是孤立主义支配着国会。一九三六年八月，国会通过了参议员杰拉尔德·奈伊提出的中立法案，其目的是要美国在国际上保持绝对闭关自守。

　　中国事件

　　 虽然美国的和平主义分子和孤立主义分子联合起来不让总统干预遍及世界的日益严重的动乱，但是情绪截然相反的极端分子却在日本闹起来了。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帝国陆军的一伙狂热的军官占领了陆军省。叛乱分子密谋除掉“天皇周围的那帮坏蛋”，他们破门冲进冈田启介首相的官邸，用乱刀砍死首相的两名助手，七十三岁高龄的首相躲进洗衣房，免遭杀害。三天后，这场兵变被弹压下去，这时候，要求恢复举国团结的神道派爱国团体和右翼组织在国民中煽动起狂热情绪，叛乱分子吁请天皇宣布实行“昭和维新”，在公众中赢得巨大同情。

　　 裕仁时代的元老西园寺帮助克服了这场危机，他推举外相广田弘毅担任首相。新内阁越来越听任军部摆布，它发行“赤字债券”，为扩充军备的计划筹措经费，很快耗尽了日本全年预算的将近一半。赤字财政刮取了小工商业者和农民更多的资金，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而制造军舰、枪炮和飞机的大财阀们更有钱了，引起左派更大的反感。右翼团体继续支持对外扩张，支持军部，“暗杀内阁成员”的威胁吓得国会里的稳健派政治家们不敢进行活动。随着内阁的存亡越来越取决于军人官僚集团，并逐渐按军队的意旨行事，日本正变成一个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国家。

　　 关东军现在已经成了日本在中国实现民族扩张目标的工具，它加强了对热河省的控制。但是，东京军方领导人没有马上同据守北京的中国国民党部队摊牌，而是命令部队做好在华北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并对蒋介石政权进行经济上的破坏，因为他们还必须加紧准备，以对付来自西伯利亚的俄国的威胁。德国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内部不断发生争端、反抗，这反映出南京政府在不断要把交战割据的各省和各派系置于中央控制下时所面临的问题。一九三五年，毛泽东率领从江西北上长征后幸存下来的八千人马隐蔽在陕西省的山里，同共产党进行旷日持久的血腥拼杀，看来成了蒋介石压倒一切的目标。然而，一九三六年年底，由于蒋介石拒绝集中力量抗击日军，他同他的将军发生了冲突，他们绑架了他，直到他同意同毛泽东结成不稳定的联盟。由于俄国的支持和武器援助，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开始全面抗击日军。斯大林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同中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报偿。东京的对策是加入了希特勒的反共协定，加倍努力以最后解决“支那事变”。

　　 一九三七年夏季，日中冲突已经达到一触即发之势，日本内阁六月份垮台后，天皇第二次召请衰老的贵族近卫文（上麻下吕）出来组织政府。这位深孚众望的日本右翼领导人这次受命了。近卫文（上麻下吕）是一位精明的政客，他支持陆军的“皇道派”的做法，因为他也认为，统治亚洲大陆是日本的天职。三年前访问美国的时候，他亲眼看到美国人是如何“盲目相信他们自己的民主是无比优越的”，以致他们反对日本逐渐走向极权主义。但是他同时也断定，由于跟他交谈过的美国工商界和政界领导人都对“国联显然软弱无能”感到失望，孤立主义分子会阻挠美国使用军事力量或制裁的直接行动来维护对华九国公约。

　　 近卫文（上麻下吕）只担任首相仅一个月，中日战争就爆发了，他的这种假设受到了考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炎热的夜间，北京具有历史意义的马哥波罗桥 [ 译者注：即芦沟桥。 ] 附近发生了引起全面战争的“事件”。那天晚上，被派去保护日本在北京的利益的关东军某部的一名军人突然失踪，那支紧张不安的部队遂朝附近的国民党部队驻地开火。后来查清那个军人只不过是解手去了，但是枪已经打响。这起事件开始时不过同其他数百起事件是一样的，但不到三周竟升级为敌对两军在清朝故都南郊的一场激烈的对阵战。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了日本提出的“从根本上解决”这起事件并承认“满洲国”的要求，坚定不移地宣布：“中国的主权不能牺牲，即使开战也在所不惜。”八月十四日，蒋介石派遣他的微不足道的空军去轰炸上海的日军基地。尽管只炸死一些中国的无辜百姓，却丝毫没有平息日本的恼怒。东京声称这是对国际港口的粗暴袭击，发誓要进行一场“惩罚战”。陆相急忙跑到皇宫，答应天皇，他将“在三个月内打垮中国”。但是，帝国参谋本部犹豫不决，不敢贸然对中国发动一场拿破仑式的大规模战争——特别是在他们认为真正的威胁是来自宿敌俄国的时候。东京火车站挤满切望前去参加关东军耀武扬威的南征的军人，那里响彻“万岁”的狂呼声。到秋天，关东军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同时帝国海军的数艘巡洋舰和一艘战列舰封锁了上海。

　　 美国的舆论对西班牙的残酷内战大致采取洋洋自得的态度，但为报纸上报道美国传教士和水手在中国遭击毙的大字标题所警觉。国民担心亚洲舰队和两千三百名军人保护不了山姆大叔的利益和生命，以致和平主义分子呼吁立即把舰队撤回来。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这是近半数国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国际上异口同声地声讨日本，总统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和外交问题。美国不能舍弃中国，但也无力进行干预，因为不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充其量都只能调集一支象征性的军事部队或海军部队。总统想小心谨慎地向蒋介石提供援助，后来孤立主义的报纸得知船上正在装炸弹运往中国，参议院强烈要求严格履行中立法案。中立法案是禁止向交战国提供军火的。

　　 罗斯福内心里对和平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和“盗匪般的国家”部怒不可遏。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他在孤立主义势力的大本营芝加哥审慎地呼吁采取行动，试图重整美国舆论和国际舆论。他呼吁各国趁早联合起来共同对日本实行“隔离”，以防止“无法无天的行为扩大到全世界”，但人们对他的呼吁置若罔闻。当日军蹂躏九国公约郑重规定缔约国必须尊重的中国领土的时候，国联对日本进行了标准的谴责。东京仍然坚持说，所发生的只不过是又一起事件，格鲁大使告诫华盛顿：这场侵略现在只有西方列强采取一致行动才能制止，用“道义上的恐吓”是制止不住的。英国在华的利益最大，但它没有力量单独保护它们，它期望美国带头，把十六年前发誓要维护中国主权的九个国家召集到华盛顿开会。由于美国迸发的孤立主义退缩情绪控制了国会山和报界，罗斯福拒绝同意美国实行制裁。会议最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但是由于各与会国不团结，结果并没有使中国得到安慰，反而进一步疏远了日本。会议对东京进行了纸上谈兵，事实证明这是华盛顿条约系统临死前的哮吼声。日本军方领导人对这堆废纸漠然置之，他们在中国大陆加紧战争，这场战争将决定主宰中国和太平洋命运的到底是日本，还是盎格鲁撒克逊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