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考
作者：A．J．P．泰勒·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出自————《战争通史》
我写本书是为了满足我对历史的好奇心，用一位有更大成就的历史学家的话说，是为了“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发生”。历史学家们往往不喜欢所发生的事，或者希望它原来以不同的面貌发生。他们对它毫无办法。他们只能按他们之所见陈述事实，毋需担心这是否会冲击或确认现存的偏见。或许我的这种设想未免太天真了。我也许本应提醒读者：我不是作为法官来研究历史的，并且当我谈到道义的时候，我是指我所写的事件发生那时的是非之感。我不作自己的道义裁决。因此，当我写道(第32页)“凡尔赛和平从一开始就缺少道义上的效力”时，我的意思不过是说，德国人没有把它看作是“公平的”解决办法，并且协约国的许多人，我认为不久是大多数人都同意他们的意见。我是以什么身份抽象地说它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呢？又是从什么样的立场——德国人的立场，协约国的立场，中立国的立场，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来说它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呢？凡尔赛和平的缔造者中有的人认为它是道德的，有的人认为它是必要的；有的人却认为它既不道德又非必要。最后这类人有史末资、劳合·乔治、英国工党及许多美国人。这些道德上的疑问后来促进了推翻和平解决办法。此外，关于慕尼黑协定我写道(第184页)：“它是英国生活中一切最美好和最开明的事物的胜利，是那些宣扬各国人民之间平等正义的人们的胜利，是那些敢于谴责凡尔赛和约过于苛刻、缺乏远见的人们的胜利。”我也许本应像阿蒂默斯·沃德那样补充说“(这里开个完校)。” [ 注：沃德(Ward，Artcmns 1834－1867)美国著名幽默作家查尔斯法勒·布朗的笔名，他创造了阿蒂默斯·沃德这个巡回戏班领班的角色，并以他的名义撰文和演讲，其幽默笔调的特色是巧妙的双关语和粗劣的错别字，演讲时则毫无表情。在英文里“玩笑”是joke，他却写成goak。 ] 然而这不完全是玩笑。过去多年，博学多闻的和最认真的国际事务学者争辩说，在德国人得到己给予了其它民族的自决以前，欧洲是不会有和平的。慕尼黑协定部分地是他们作品的后果，虽然它的形式不受欢迎；并且如果人们不认为希特勒的要求有一定的正当理由，它的缔结本来会是更加困难的。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某位万灵学院研究员。 [ 注：A．L．罗斯先生，像在他的著作《万灵与绥靖》中所描述的。 ] 问贝奈斯总统，他是不是认为：倘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只有假定不到150万德意志人的话，它本来会更加强大的。“绥靖”这个幽灵竟徘徊游荡得如此之久。事实上，没有什么折中办法；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350万德意志人，就是一个也没有。捷克人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认识到这一点，就把德意志人赶走了。赞成或谴责希特勒的要求不是我的事，我只解释为什么他的要求得到如此广泛的赞成。
倘若这一点让猜想我的著作是设法为希特勒“辩护”的头脑简单的德国人失望的话，我感到遗憾。然而我不赞成这个国家的那些人，他们抱怨我的著作受到希特勒的前拥护者的欢迎，不管错误与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被用来反对一本历史著作的不光彩的论据。一个历史学家不可含糊 [ 注：意指要根据事实秉笔直书。 ] ，即使他的著作支持和安慰女王的敌人(可是我的著作没有这样做)，乃至人类的共同敌人。对我来说，我甚至会记录表明是支持英国政府的事实，如果我发现有任何事实可记录的话(再开个完校)。根据记录，奥地利危机是许士尼格而不是希特勒发动的，这不是我的过错；根据记录，是英国政府而不是希特勒率先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这不是我的过错；英国政府1939年给希特勒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打算强迫波兰人作出让步超过打算抵抗德国，这也不是我的罪过；倘若这些事表明，是支持希特勒的，过错属于从前的传说，历史学家们未加考察就重复这些传说。这些传说有着长久的生命。我怀疑我也重复过某些传说。例如，我一向相信下面的说法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把哈查叫到柏林，只是当本书在印校样时，我才再次查看记录，发现是哈查要求前往柏林的，而不是相反。毋庸置疑。其它传说则疏漏了。
破除这些传说不是为希特勒辩护。这是对历史真实的一个贡献，我的著作只应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因为人们想从其中引出的政治教训受到质疑。除在认为希特勒用了和通常被认为是他所创造的方法不同的方法这个次要意义上之外，本书对“修正主义”不是一项贡献。在战争罪行或无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我从未看出有任何意义。在主权国家的世界中，每个国家都尽最大的努力谋求它自己的利益，至多由于错误而不是由于罪行受到批评。像往常一样，俾斯麦在谈到1866年奥普战争时发表的意见是正确的：“奥地利反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提出要求一样不是什么错误。”作为一个平民，我认为追求伟大和统治，这一切是愚蠢的；我希望我的国家不参与这种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承认大国将来还是大国。我的著作确确实实和希特勒没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和英法两国有关系的。它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它们曾掌握决定大权。十分明显，德国将力求再次成为大国；1933年以后，它的统治明显地具有特别野蛮的性质。胜利者为什么没有抵制它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多种回答：一是胆怯；其次是昏庸胡涂；再就是存在道德上的疑虑；最后是，或许想使德国的力量转而反对苏俄。然而，无论答案如何，在我看来这是个重要问题，我的著作要围绕它铺叙，虽则当然也要围绕另外一个问题，即它们为什么到最后才进行抵抗呢？
现在还有某些批评者对希特勒小题大做，把战争责任或近于战争的什么行为全部归咎于他。因此我将用再多一点的篇幅，纵然不是以论战的态度讨论希特勒的方面。我不想获得胜利，而只想弄清事情。我认为，当前对希特勒的看法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他为一场大战而要打一场大战。无庸置疑，他也模模糊糊地想到战争的结果：德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强国，他自己将成为亚力山大大帝式或拿破仑式的世界征服者。但主要的是，他要战争是为了全面毁灭人和社会，而战争是会造成这个后果的。他是一个疯子，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是第二个阿提拉。另一种看法认为他比较理智，在某种意义上，比较富有建设性。按照这种看法，希特勒有一个他坚持不懈追求的、首尾一贯的、独出心裁的长期计划。为了这项计划的缘故，他谋求政权；这个计划决定了他的一切外交政策。他打算通过击败苏俄，消灭所有居民，以及然后让德国人移民于这片无人领土的途径，使德国成为东欧的大殖民帝国。1亿或2亿德国人的德意志帝国将存在1000年。顺便说一句，这种看法的鼓吹者没有称赞我的著作，不禁使我惊奇。的确，如果希特勒是计划对苏俄打一场大战的话，那么他对西方国家的战争乃是一个错误。很明显，这里有一点我尚未理解。
于是，希特勒自然是对他所做的事好好思索过的喽，极像学术观察家们力图把一贯性加进当代政治家的行为。也许世界本来会避免许多麻烦的，倘若希特勒在相当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德国某个机构有份工作的话，在那里他可以无害地思索他的余年。事实上，他卷入了纷争的世界。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他利用事态发展远远超过遵循精确一贯的计划。在我看来，他如何在德国执政的历史，是与他后来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有关的。他不断宣布，他要夺取政权，然后干一番大事。许多人都相信他的话。希特勒藉以夺取政权的精心策划的阴谋将是为他编造的第一个传奇，也是第一个要破除的传奇。根本没有什么长期阴谋；根本没有什么夺取政权。希特勒不知道他将如何执政，只有一个信念，即他会达到目的的。巴本和一些其他保守主义者靠密谋把希特勒扶上台，认为他们已把他俘虏了。他利用了他们的密谋，又一次不知道他将如何逃脱他们的控制，而只坚信他会想办法获得成功的。这个“修正”并不是为希特勒“辩护”，虽然它使巴本及其同伙名誉扫地。这完全是为修正而修正，更精确地说，是为了还历史真实面貌的缘故。
上了台的希特勒再一次不明白他将如何使德国摆脱萧条，他只是有决心将这样做。有很大复苏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世界情况在希特勒获得政权之前就早已开始普遍好转。希特勒自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反犹太主义。我认为，这是他从在慕尼黑发迹直到他在地堡的最后日子所始终真正确信的一件事。他鼓吹反犹太主义的行为本来会使他在一个文明国度里丧失支持，更不必说取得政权了。从经济上说，反犹太主义是不恰当的，确实是有害的。他做的另一件事是鼓励政府对公路和建筑投资。据唯一的一本考察了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不是重复希特勒和别人口说发生了什么的著作 [ 注：伯顿·H．克莱因：《德国经济上的战争准备》(1959年)。克莱因先生是兰德公司的经济学家。 ] 说，德国的复苏是私人消费和非战争型的投资恢复到1928年和1929年的繁荣水平造成的，重新武装与它没有什么关系。直到1936年春，“重新武装基本上是个神话。” [ 注：同上书，第16－17页。 ] 事实上，希特勒没有实行任何准备好的经济计划。他做了送上门来举手就得的事。
这一点在国会纵火案历史中同样得到证明。世人都知道这个传奇。纳粹党需要一个采用政治独裁的非常法的理由；他们自己放火焚烧国会大厦，以便制造这个理由。或许是戈培尔布置纵火的，或许是戈林；希特勒本人可能事先不知道这项计划。总而言之，纳粹党想方设法干了这件事。我断然认为，这个传说现已被弗里茨·托比斯戳穿了 [ 注：弗里茨·托比斯：《国会纵火案》(1962年)。 ] 。纳粹党与国会大厦的焚烧毫无关系。荷兰青年范·德·卢勃一个人干了这件事，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人对此大吃一惊。他们真的认为是共产党人纵火的；他们所以采用非常法，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受到共产党暴动的威胁。无疑地，有一份准备好的要逮捕的人的名单。但这份名单不是纳粹党拟订的。它是戈林的前任、社会民主党人泽韦林拟订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不是为希特勒“辩护”，只是对他的手法加以修正罢了。他期望获得一个突然出现的机会：这个机会果然出现了。当然，共产党人与国会纵火案同样毫无关系。但希特勒认为他们是有关系的。他所以能够这样有效地利用共产党危险，主要是因为他本人相信此事。这也提供了与希特勒后来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相似的事例。当其它国家认为希特勒在准备对它们发动侵略战争时，他同样确信这些国家企图阻止德国恢复为一个独立的大国。他的信念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至少，英法两国政府就因没有及时打一场预防性战争而常常受到谴责。
在我看来，这是对希特勒是否蓄意要挑起战争这个问题的解答。与其说他要战争，不如说他预料到要发生战争，除非他能用某种独创性的手法避免它，就像他在国内避免了内战一样。心怀不良动机的人不难把这种动机归于别人，希特勒预料别人会做他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本来也会做的事。英法两国是“为仇恨所驱使的敌手”；苏俄在阴谋毁灭欧洲文明，这是布尔什维克确实常常提出的空洞夸耀；罗斯福企图毁灭欧洲。希特勒确实命令他的将领们奋战。然而英国人也这样做了，就此而言其它国家的政府莫不如此。备战是总参谋部的职责，它们从自己政府接到的命令表明有可能发生它们应该准备的战争，但这种命令不能证明有关政府已决定打仗。从1935年起，英国的所有命令完全是针对德国的；而希特勒的命令仅仅关心使德国更强大起来。因此，我们如果打算(不当地)根据军事计划来判断政治意图的话，英国政府似乎会着手同德国战争，而不是相反。不过，我们当然把宽大的解释应用于我们自己政府的行为，而不把这样的解释应用于其它国家的政府。人们把希特勒看作恶棍；然后找出证据，证明他有恶意，但他们是不会利用这种证据反对别人的。他们为什么应用这种双重标准呢？唯一的答案是因为他们首先假定希特勒心怀叵测。
根据军事计划推断政治意图，那是危险的。例如，有的历史学家根据1914年之前英法军事会谈推断英国政府着手准备同德国的战争。别的历史学家，我以为是比较明智的，他们否定可以作出这种推断。他们争辩说，计划是预防措施，而不是“侵略蓝图”。可是希特勒的命令常常被解释成后者。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1938年11月30日，凯特尔把他奉希特勒命令起草的意大利德国军事会谈草案送给里宾特洛甫。草案第三条规定：“谈判的军事政治基础。德国和意大利对英法战争，以首先打败法国为目的。” [ 注：凯特尔致里宾特洛甫，1938年11月30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4卷，第411号。 ] 一位尽责的批评家声称：这提供了关于希特勒意图的明确证据，因此推翻了我的全部论点。可是，当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将领会谈时，除讨论对英法两国战争外，他们能谈论什么呢？这是意大利很可能被卷入的唯一战争。正是在这同一时刻，英法两国将领也在讨论着对德意的战争。然而，指出这个事实并没有反对他们的意思，更谈不上是反对他们的政府的。凯特尔草案的后来历史是有启发性的，是意大利而不是德国人一直催促举行军事会谈。草案拟订以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希特勒于1939年3月15日占领布拉格时，会谈仍然没有举行。意大利人越来越急不可耐。3月22日希特勒下令说：“军事政治的基础……应暂时推迟。” [ 注：凯特尔的指令，1939年3月22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6卷，附录Ⅰ。 ] 会谈最后在4月4日举行。凯特尔记录道：“由于意大利施加压力的缘故，会谈多少突然地开始了。” [ 注：凯特尔的报告。1939年4月4日。同上书，附录Ⅱ。 ] 结果人们弄清楚：意大利人非但不要战争，而且想强调最起码要到1942年他们才能作好战争准备；德国代表同意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个奇怪的指令仅仅证明(倘若它证明什么的话)：希特勒此时对于对英法战争是不感兴趣的，而意大利对战争则根本不感兴趣。或许它还表明，历史学家应小心，不要在没有进一步了解的情况下，只抓住文件中孤立的片言只语。
当然，在英国人看来，他们的政府只想使事情保持平静，而希特勒则想挑起事端。对德国人来说，维持现状不是和平，而是奴隶条约。这完全取决于立场。胜利国想作某些缓减而保持胜利的果实，不过他们做得效率低下。战败国想消除其失败。后者的这一奢望，不论“具有侵略性”与否，都不是希特勒所特有的。所有德国政治家，1918年结束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有施特莱斯曼都有这一奢望。谁也没有精确地界定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是什么意思；希特勒也没有做出精确的界定。它涉及恢复当时丧失的领土；重建德国从前通过与奥匈帝国联盟而获得的对中欧的支配地位，当然还有终止对德国军备的一切限制。具体的条件是无关重要的。全体德国人，包括希特勒在内，设想德国将成为在欧洲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一旦它消除了她的失败的话，不论这一着是靠战争还是用别的方法实现；这种设想在其它国家普遍都有。“解放”和“支配”这两个概念合二为一。不能分开它们。它们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的词而已；只使用特定的词决定着希特勒是民族正义的战士，还是欧洲的可能征服者。
一位德国作家 [ 注：沃尔夫冈·绍尔：《国家社会主义的夺权》(1960年)。 ] 最近批评希特勒想全然恢复德国成为一个大国。这位作家争辩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德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独立强国，而希特勒却去尝试，那是愚不可及的。这不过是陈词滥调。第一次世界大战损伤了所有卷入的大国，只有美国是个例外，因为它实际上没有参战，他们后来全都继续试图成为大国，也许这同样是荒谬的。总体战争也许是任何一个大国力所不及的。现在，即使准备这样的战争，也会使企图做这种准备的大国有灭亡的危险。这不是新鲜的事。在18世纪，腓德烈大王在努力成为大国的一举中，把普鲁士引到崩溃的地步。拿破仑战争把法国从她在欧洲的崇高地位降下来，从此再没有恢复她从前的伟大，这是个奇特的、不可避免的两难困境。虽然做一个大国的目的是要能打一场大战，但继续做个大国的办法却是不要打一场大战，或在有限的规模上打一场大战。这是英国伟大的秘诀，只要它坚持海战，并且不企图成为一个大陆型的军事强国。希特勒并不需要一位历史学家的教诲来懂得这一点。德国没有能力打一场长期战争是他的一个持久不变的主题，因此有个危险威胁着德国，倘若其它大国联合起来反对它的话。在谈论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时，希特勒比德国的将军们更加聪明，后者想象：他们如果使德国回到它在1918年3月鲁登道夫攻势之前所占据的阵地，一切都会很好的。可是希特勒并没有汲取这样的教训：即德国要做一个大国，那是愚不可及的。相反，他打算运用智谋避开这个问题，极像英国人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依靠海军力量，而他则依靠诡计。他远不想耍战争，而且最不想要一场全面战争。他想要在不打总体战的情况下获得全部胜利的果实，由于别人的愚钝，他差点获得这种果实。其它大国认为他们面临要么进行总体战要么投降的选择。起初它们选择了投降；然后又选择了总体战，直到希特勒最后灭亡。
这并不是推测。它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甚至战争期间有关德国军备的档案确凿无疑的证明。这本该在很久以前就是彰明昭著的事，倘若人们没有被两个错误所蒙蔽的话。战前，他们只听希特勒说了什么，而不考察他做了什么。战后，他们想把所发生的一切事的罪过都加诸于他，也不管有没有证据。例如，人们几乎普遍认为是希特勒开始对平民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其实这是英国战略指挥者开始的，正如他们当中某些比较诚实的人所夸耀的那样，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可是，记录就在那里，可供任何想利用它的人查考，对这项记录伯顿·克莱茵先生曾作了冷静的分析。我早已援引了他对希特勒执政头三年所做的结论，直到1936年春天，德国重新武装基本上还是个神话。这不仅是说初期的重新武装像通常的情况那样没有使实力增强。甚至根本就没有认真着手初期的重新武装。希特勒在与通常想象的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欺骗了外国和德国人民。他，确切地说是戈林，宣布：“大炮第一，黄油第二。”事实上他把黄油置于第一的地位，大炮置于第二的地位。我从克莱因先生的著作中随便列举几个数字。1936年按丘吉尔说，两项单独的预算规定德国重新武装的支出每年为120亿马克 [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第226页。 ] 。但实际数字在50亿马克以下。希特勒自己宣称，纳粹政府在战争爆发前用于重新武装的钱为900亿马克。事实上，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政府战争和非战争的全部支出总计也不会比这多多少。重新武装在到1939年3月31日终止的6个财政年度中开支了约400亿马克，到战争爆发时花了约500亿马克 [ 注：克莱因著前引书，第17页。 ] 。
克莱因先生讨论了德国重新武装在这样有限规模上的理由。首先，希特勒不希望由于降低德国老百姓的生活标准而削弱他的声望。与不重新武装相比，重新武装产生的最大后果是妨碍平民生活标准的更快提高。即使如此，德国人也比他们从前的境况好多了。此外，纳粹制度是没有效率的，腐败的，混乱不堪的。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不愿增加税收，然而又对通货膨胀感到惊恐。即使解除沙赫特职务也没有真正动摇财政限制，虽然以为会造成这种结果。最重要的是，希特勒所以没有做大规模的战备，完全是因为他的“战争观念不需要战备”。“说得更确切点，他计划用零碎的方式——用一系列的小规模战争——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 [ 注：克莱因著前引书，第26页。 ] 这也是我从对政治记录的研究中独立得出的结论，不过我觉得希特勒希望完全不用打仗就达到目的。我同意，在他的思想中，在政治智巧和例如进攻波兰的小规模战争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线。他唯一没有计划的事就是常常归咎于他的这场大战。
假装准备大战而事实上不这样做，是希特勒的政治战略的一个主要部分；对他敲响警钟的人例如丘吉尔不知不觉地代他做了他的工作。这个诡计是新发明的，人人都上了当。以前各国政府在重新武装上的开支比他们承认的为多，就像直到今天多数政府所做的一样。这有时是欺骗他们自己的人民；有时是欺骗潜在的敌人。例如1909年，许多英国人谴责说，德国政府在没有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秘密加速海军建设。这种谴责大概是不准确的。但它传留下一份怀疑的永久遗产，怀疑德国人将再次这么干；而且这种怀疑由于规避凡尔赛和约强加的裁减军备的举动而增强了，1919年以后历届德国政府都有规避举动，虽然几乎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希特勒鼓励这种怀疑，并利用这种怀疑。有一个很好的例证。1935年11月25日，鲍尔温否定丘吉尔的说法，即德国空军力量与英国的相等。鲍尔温的数字是正确的，丘吉尔的数字来自林德曼 [ 注：林德曼(Lindemann，1886－1957)英国科学家，丘吉尔的好友和科学顾问。 ] 教授，是错误的。1935年3月24日，约翰·西蒙爵士和安东尼·艾登访问希特勒。他告诉他们，德国空军早已与英国的相等，即使不是真正超过的话。他的话立刻使人相信，而且此后一直被信以为真。鲍尔温遭到怀疑。惊慌于是产生。一位政治家夸大他的军备而不是隐瞒，这种事怎么可能呢？可是，这就是希特勒做过的事。
直到1936年春季，德国重新武装基本上是个神话。后来希特勒实行某种程度的重整军备。他的动机主要是由于恐惧红军；自然，英法两国也开始重新武装。事实上，希特勒与其它国家的竞赛是齐头并进，但速度不是更快。1936年10月，他叫戈林使德国军队和德国经济在四年内为战争作好准备，不过他没有规定任何详细的要求。在和平时期的最后一年1938－1939年，德国把她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约15％用于重新武装，在这方而英国的比例几乎完全一样。德国用在军备上的开支在慕尼黑协定之后实际上已经削减，并保持在这个较低的水平上；结果，例如英国的飞机生产到1940年则超过了德国。当1939年战争发生时，德国有1450架现代战斗机和800架轰炸机；英法两国有950架战斗机和1300架轰炸机。德国人有3500辆坦克；英法有3850辆坦克 [ 注：克莱因著前引书，第17页。 ] 。在所有情况下，同盟国情报机构估计德国的实力比真实数字多一倍多，像往常一样，人们认为希特勒计划并准备打一场大战。事实上，他没有这样做。
也许有人反对说这些数字是不相干的。不论德国的重新武装在纸面上有什么不足之处，当考验到来时，希特勒赢得了对两个欧洲大国的战争。这是违背梅特兰 [ 注：梅特兰(Maitland，F．W，1850－1906)英国法学家和英国法律史学家。 ] 忠告的，并且是根据所发生的事，而不是根据预期要发生的事来判断的。虽然希特勒胜利了，但他是靠错误——这个错误他也有份——胜利的。当然，德国人确信他们能击败波兰，如果他们在西方不受干扰的话。希特勒认为法国人将无所作为，这一政治判断证明比德国的将领们的忧虑更为准确。但当他于1940年5月10日侵入比利时与荷兰时，他不知道他会把法国打出战争。这是一个防御步骤：保护鲁尔不受同盟国侵犯。征服法国是一种意外的礼物。即使在此之后，希特勒也没有准备打一场大战。他想象，他可以像击败法国那样无需认真努力，就会战胜苏俄。德国的军备生产不仅在1940－1941年之交的冬季有所减少；而且在1941年秋季更加减少，当时对俄战争早已开始。不论在俄国的初步胜利之后，还是甚至在斯大林格勒灾难之后，都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德国保持了“和平似的战争经济”。仅仅因英国对德国城市进行了轰炸，才激发希特勒和德国人认真对待战争。德国的武器生产正当同盟国的轰炸于1944年7月达到极点时才达到最高水平。甚至到了1945年3月，德国比它1941年进攻苏俄时生产了多得多的军事物资。自始至终，希特勒的胜利秘诀是机智，而不是军事实力。如同他始终了解的那样，一当军事实力成为决定因素时他便完蛋了。
因此，我感到将战前时期政治上的精心算计看作比纯粹的实力更加重要的因素，是有道理的。1936年夏季重点发生了某种变化。当时，不仅希特勒、而且所有大国都开始认真考虑战争和备战。我错在没有更加清楚地强调1936年的这一变化，并且大概还错在发现1937年秋季的变化过多了。这表明即使在努力摆脱传奇时真要摆脱它是多么困难。我受了霍斯巴赫备忘录的欺骗。我虽然怀疑它是否像多数作家所理解的那样重要，但我仍然认为它必定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作家都对它如此重视。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而那些批评我的人，他们回溯到1936年是对的，虽然他们没有明显了解到，由于这样做，他们使霍斯巴赫备忘录受到怀疑。我最好还是让那份某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官方记录”的东西再稍稍进一步受到怀疑。论点是技术性的，在一般读者看来也许无关重要。不过学者们通常并正确地重视这种技术细节。在现代实践中，一项官方记录要求三件事。第一，秘书必须注意先做笔记，然后整理成文。其次，他的草稿必须提交参与者校正和认可。最后，记录必须存放官方档案中。除霍斯巴赫出席了这次会议外，关于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这三件事一件也没有。他没做任何笔记。五天后，他根据回忆写出了关于会议的报导。他两次试图把手稿拿给希特勒看，但希特勒回答说他太忙碌，没有时间看它。这种对待据认为是他的“遗嘱”的态度，是出奇地轻率的。勃洛姆堡也许看过手稿一眼。其他人并不知道有这份手稿。它上面的唯一确实的凭证乃是霍斯巴赫本人的签名。还有一个人看过手稿：参谋总长贝克，在德国将领中他对希特勒的思想最为怀疑。1937年11月12日他对希特勒的论点写了一份抗辩；这个抗辩后来被说成是德国人“抵抗”的开端。甚至有人认为，霍斯巴赫撰写备忘录是为了引出抗辩。
这些说法不过是推测罢了。当时，谁也不重视那次会议。霍斯巴赫过后不久就离开了参谋部。他的手稿连同其它各种各样的文件一起存档，被人遗忘了。1943年，一位德国军官基希巴赫伯爵仔细阅读了档案量并为军史部门抄了该手稿。战后，美国人发现基希巴赫的抄本，又抄了一份供在纽伦堡起诉之用。霍斯巴赫和基希巴赫认为，这个抄件比原抄本短。尤其是据基希巴赫说，原抄本包含牛赖特、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对希特勒论据的批评——这些批评现在已经剔除了。也许美国人“编辑”了文件；也许基希巴赫像其他德国人一样，试图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希特勒身上。没有办法去辨别。霍斯巴赫的原件和基希巴赫的抄本都已失踪。幸存下来的不过是一份抄件，也许是从一份不可靠的草稿缩短的，也许是用这份草稿“编辑”的。它包含希特勒也在他的公开讲话中用过的主题：需要生存空间，以及他确信其它国家会反对德国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它没有包含行动命令，除想要增加军备外。即使在纽伦堡，拿出霍斯巴赫备忘录也不是为了证明希特勒的战争罪行。那是被认为无需证明的。它以其最后经过编排的形式所“证明”的是：纽伦堡的那些被告——戈林、雷德尔和牛赖特——曾抱无动于衷的态度，并同意希特勒的侵略计划。为了证明被告有罪，不得不假定计划是侵略性的。那些相信政治审讯中证据的人可能继续引用霍斯巴赫备忘录。他们也应告诫他们的读者(因为例如《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的编辑们没有这样做)：这份决非“官方记录”的备忘录，是一块非常烫手的热土豆。 [ 注：霍斯巴赫的叙述：宣誓声明见《国际军事法庭》，第42卷，第228页，及其改写见霍斯巴赫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军事职责》(1948年)，第28页。基希巴赫的抄本和后来的疑问：G．迈因克：《希特勒和德国扩充军备，1933－37年》(1956年)，第236页。贝克的反备忘录：W．弗尔斯特：《一位反对战争的将军》(1949年)第62页。抵抗的开始：汉斯·罗特尔斯：《德国反抗希特勒的反对派》(1951年)，第71页。在纽伦堡，勃洛姆堡、戈林和牛顿特发表不利于备忘录可靠性的证言。他们的证言被普遍认为没有价值；更确切地说，只有就它对希特勒不利来说才有价值。 ]
霍斯巴赫备忘录还不是希特勒意图据说的唯一蓝图。确实，根据有的历史学家所说的来判断，希特勒不断地提出这样的蓝图——毫无疑问，受到他想成为建筑师的雄心的影响(又是一个完校)。这些历史学家甚至低估希特勒的创作力。他们直接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跳到霍斯巴赫备忘录，接着又跳到对俄战争时期的《希特勒席间谈话》。 [ 注：现在他们也可在希特勒的第二本著作，或者如同英文版中所叫的秘密著作上停止下来，这本秘密著作是他1928年写的，直到最近尚未出版。当然，这本书没有什么秘密的东西。它是他当时发表的讲话的改作。它没有出版不过是因为它不值得出版。“秘密”是用来处理与希特勒有关的一切事物的浪漫想象力的典型产物。 ] 事实上，希特勒几乎每次讲话都提出一份蓝图；这是他的智力运转的方式。很明显，在希特勒执政后销售百万册的《我的奋斗》中，或在向大批群众发表的讲话中，关于这些蓝图丝毫没有什么秘密的东西。所以，谁也不必以其独具识破希特勒意图的慧眼而自豪。同样很明显，生存空间经常作为一个重要部分出现在这些蓝图中。这并非希特勒思想中的创见，它是当时的老生常谈。例如，汉斯·格林的《没有空间的人民》在1928年出版时，销售量比《我的奋斗》高得多。就此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关于获得新领土的计划在德国就十分流行，过去人们常常认为，这些计划是少数空想理论家们或一些极端主义组织的计划。现在我们了解得更多了。19961年，一位德国教授报告他调查德国战争目标的结果 [ 注：弗里茨·菲舍尔：《攫取世界权力》(1961年)。 ] 。这些计划确实是“侵略蓝图”，或像这位教授所叫的那样，是“攫取世界权力”。把比利时置于德国支配之下，将法国的铁矿产地合并到德国；把乌克兰变为德国的；另外，波兰和乌克兰要清除其居民，让德国人去定居。这些计划不仅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产物，它们还得到德国外交部和“善良的德国人”贝特曼·荷尔维格的赞成。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不过在东方寻求生存空间并拒绝在西方获利时，他决没有超过他的有声望的前辈，实际上比他们还温和得多。希特勒不过是重复右派人士的拙劣鼓噪而已。像所有的政治煽动家一样，希特勒投群众的所好。与谋求政权以实行左派政策的其他政治煽动家不同，希特勒用左派的方法控制群众，以便把他们交给右派。这是右派让他执政的原因。
然而，生存空间难道是希特勒的唯一思想，或者确实是支配他头脑的一种思想吗？从《我的奋斗》来判断，他着迷于反犹太主义，这占据此书的大部分。而生存空间只占该书700页中的7页。那时和以后，它被作为某种最后理性主义——一种“空中的馅饼”——插入以证明希特勒据说要去做的事是有道理的，也许在我和希特勒的生存空间不变计划的信仰者之间的歧异是在用词上。我所理解的“计划”是指详细预备和拟订出来的东西。他们似乎把“计划”看作一种虔诚的愿望，或者倘若这样的话是一种邪恶的愿望。按我的理解，希特勒从来没有生存空间计划。没有对要征服的领土内的资源进行研究，甚至没有对这些领土在哪些地方加以说明。没有招募工作人员执行这些“计划”，没有调查可以迁居的德国人，更不必说登记入册了。当苏俄的大片领土被占领时，被占领领土的行政官员发现自己忙得团团转，不能得到任何命令，即他们是消灭现有居民还是利用他们，是把他们当作朋友，还是当作敌人。
希特勒一定认为，德国如果再次成为大国，它很可能在东欧获得财富。这部分地是因为他确信生存空间。此外还有更加实际的理由。不论错误与否，长期以来他就认为，打败苏俄比战胜西方国家要容易得多。确实，他将信将疑地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可能不用战争就会失败，他的这种信念许多西方政治家也有。那时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坐收利益。此外，生存空间可轻而易举地显得是一场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东征；从而有助于赢得西方国家中把希特勒视为西方文明维护者的人们的欢心。可是对于这一点他不是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当其它利益出现时，他没有拒不接受。法国失败后，他并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尽管他以前宣称他不会这样做，正像贝特曼在他之前打算做的那样，他另外夺去了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的工业地区。1940年夏季他计划与英国媾和的相当含糊的条件包括保证英帝国存在，但他还打算要求伊拉克以及也许还有埃及作为德国的领域。因此，不管他的理论是什么，事实上他没有遵守在西方维持现状而在东方获利的逻辑模式。这位空想的理论家结果也是一位处心积虑投机取巧的政治家，他预先没有考虑他要做什么和怎样去做。
就他所做的来说，他取得了成功，因为别人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又是在这一点上，我想要理解“绥靖者”，而不是为他们辩护或谴责他们。历史学家们把绥靖者作为笨蛋或作为懦夫而一笔勾销，那是无济于事的。他们是面临实际问题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尽了心尽了力。他们认识到必须以某种方法把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德国恰到好处地安装进欧洲。后来的经验表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总而言之，我们现在仍然不停地研讨德国问题。例如，难道任何头脑清楚的人能够设想，当希特勒通过宪法程序并得到大多数德国人民的明显支持而执政时，其它国家可以在1933年用武力进行干涉以推翻他吗？也许除非1936年进行干涉把他赶出莱因兰，还有什么做法可以使他在德国更得人心呢？德国人把希特勒扶上台；也只有他们能够把他撵下台。此外，“绥靖者”还担心在德国失败之后俄国将控制欧洲许多地方。后来的经验表明，他们在这一点上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只有想让苏俄代替德国的人才有资格谴责“绥靖者”，我不能理解，谴责“绥靖者”的那些人当中的多数人，现在又怎么对他们失败的必然结果感到同样愤慨。
认为“绥靖者”是一个狭小的集团，而且当时遭到广泛的反对，这种看法也是不真实的。根据现在所说的来判断，无论谁都会认为：几乎所有的保守党人都赞成与苏俄结盟以全力抵抗德国，整个工党都大声疾呼要求大量武装。事实与此相反，几乎没有什么主张比绥靖更得人心。国内的一切报纸都称赞慕尼黑协定，只有《雷诺新闻》除外。然而，这些传奇是如此有影响，以致甚至当我写下本句时，我简直不能相信它。当然，像大多数政治家所做的和通常因此而受到称颂的那样，“绥靖者”首先想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不过他们也想到别的国家。他们怀疑，东欧各国人民是否会通过战争而获得最大的利益。1939年9月英国的立场无疑是英勇的；但它主要是在牺牲了别人的情况下的一种英雄行为。英国人民在六年战争期间蒙受的损失是比较小的。波兰人在战时遭受了异乎寻常的灾祸，并在战后也没有恢复他们的独立。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了。1939年波兰得到救助。战争期间捷克人死亡不到10万人。而波兰人死亡了650万人。哪种情况较好——做一名被出卖的捷克人呢，还是做一个得到救助的波兰人？我对德国被击败，希特勒被消灭感到高兴。我也对其它国家为此付出代价表示感激，并且赞赏那些认为这种代价过高的人的正直。
这些是现在应该用历史观念来加以讨论的争论。对绥靖者起草一份起诉书，那是轻而易举的。也许我对有一个时候早已常常这样做过的事不感兴趣了，那时，就我记忆所及，那些现在对我表示愤慨的人并不活跃于公众讲坛。我更有兴趣于发现我所想望的事为何没有产生效果的原因，而不是去重复陈腐的声讨；倘若我要谴责任何错误的话，我宁愿谴责我自己的错误。不管怎样，说本来应当做什么，这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责任的一部分。他的唯一责任是发现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只要我们继续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希特勒，就简直不能发现什么。他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要素，然而这个要素是给已经存在的发动机加油。希特勒部分地是凡尔赛和约的创造物，部分地是当代欧洲共同思想的创造物。他尤其是德国历史和德国现在的创造物。倘若没有德国人民的支持和合作，他本来是无足轻重的。当今的人们似乎认为：希特勒事必躬亲，甚至独力开火车和填塞死刑毒气室，事实并非如此。希特勒不过是德国民族的共鸣板，千千万万德国人毫无内疚地和毫无疑问地执行他的罪恶命令。作为德国的最高统治者，他要对万恶行为，即摧毁德国的民主政治，集中营，尤其恶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消灭诸国人民等承担最大的责任。他发布并且德国人也执行了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邪恶命令。他的外交政策则是另外一件事。他的目的是使德国成为欧洲的支配性大国，或许更久以后成为世界的支配性大国。其它强国过去追求相似的目的，现在仍然如此。其他强国也把小国看作他们的仆从国。其他强国也试图用武力保卫他们的重大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希特勒除了是一个德国人之外，他没有什么过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