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危机的结束·第二十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战后·第五》
出自————《战争通史》
概述：决定性行动——德国的战争计划——动员和战争——德皇的试验——致命的潮流——边界和马恩河——伊瑟河和僵持——“格本号”和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防守对进攻——历史的节奏——威尔逊总统的作用——没有魅力的战争：古代的局限——现代的破坏力——只是一个序幕——普遍性的自杀——世界危机结束了吗？——法国与德国——英国的政策——洛迦诺条约——两座一样的金字塔：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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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本书各卷的故事，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时间会给人带来对这些故事的透彻了解，每一年都会使人对其中的事件有更全面的认识。随着时间推移，各种事件的重要性愈渐显现，人们更容易辨认出命运转折的关键。
我在第一卷第一章中总结了把欧洲带入大规模战争门槛的原因。我描述了我亲眼所见的先于并导致了这场大灾难的种种事件。自那以后，尽管许多国家的解密档案公布了无数信息，但是其中没有一条能够改变我在第一卷得出的结论。如果不是德国的统治者首先对俄国宣战、立即挥师入侵和蹂躏法国并在途中践踏比利时，这场世界大战原本不会发生。企图获得当时似乎有把握的迅速而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完全是一种蓄谋已久的行为，由它引起的冲动超越了其他任何事情。人类判断战争责任的唯一标准是侵略，而侵略的最重要证据是入侵。一个国家如果具有了入侵邻国的能力，那就意味着它拥有了超过对方的保卫本土的能力。历史上的许多入侵例子实际上是为了先下手阻止对方的入侵。关于谁该负创造条件引发战争的责任的争论称得上无休无止。但是人类今后会变得更加明智，他们会把任何国家派大量军队跨过边境线看作是衡量战争罪行的最高标准，并且会宣布不论谁这样做都是使自己处于不可挽回的错误中。德军在进犯法国的一路上还对卢森堡和比利时犯下了暴行，即使是再过几个世纪，这也不会被历史忘记。
德国领导人相信，实施这个精心制订的庞大战争计划，不但对德国的胜利是必要的，而且对她的安全也是必要的，不但对她的安全是必要的，而且对她的生存也是必要的。因此，从俄国进行全国局部动员那一刻起，德国人便认为必须实施这个计划，而俄法联盟的条件更促使德国人投身于这场经过深思熟虑的两线作战的战争，对付数量虽然占优，但调集兵力过于缓慢的敌人。德国人信念坚定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未免太想入非非了。没有谁胆敢攻击同盟国。德国军队的力量是如此巨大，那时现代战争的条件又是这样对防守方有利，以致德国能够——如事实已经证明的——以钢铁般的镇定等候对其边境的任何攻击。这样的攻击绝不会出现，即便出现了也肯定会被德军粉碎，而此时世界舆论的力量会掉转矛头抨击俄国和法国。德国事实上并不存在保护自我生存权的需要，它完全用不着因俄国全国动员而采取可怕的突然行动。我们绝不承认，一方进行动员就意味着战争，也不承认一方的动员可以用作另一方对其宣战的合理借口。对付一国的动员只有采用反对动员和进一步商谈的手段，才是合理恰当的。
这样的道理对于一个政府、一个参谋部、一个军事国家的道德品质来说是不是要求过高了？在俄国下达动员令以后，难道不曾有人要求德国运用超人的克制，不要把其战争计划付诸实施吗？回答是不容怀疑的。应当说，要求德国这样做，并未超出如此强大的国家和如此伟大的民族的美德与勇气的范围。但是假定动员就意味着战争——对此我们是有异议的——以及战争就意味着执行德国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的战争计划并带来所有可怕后果——对此我们也是有异议的——在局势尚处于外交斡旋能够控制的阶段，难道不应该谨慎行事和保持耐心吗？德国允许奥地利享有对塞尔维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自由，并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甚至不提任何危及欧洲和平的警告，对于德国的这种轻率态度人们能说什么呢？对于德国拒绝爱德华·格雷爵士7月26日——在俄国开始动员以前——提出召开欧洲会议的建议，能说什么呢？如果说第二步会不可改变地使德国感到自己不得不奋起保护自我生存权和“通过比利时开辟一条生路”(有人对我们这样说)，那么克制自己不采取那一步不是更重要吗？这里，召开一次欧洲会议是防止，或者至少能够延迟，战争从外交调解领域失控的简单而可靠的办法。
德国在大战开始前最后10天中从协约三国身上见到了不屈从的精神，使德皇感到吃惊和害怕，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他的军事顾问。这种不屈从的顽强精神是在以往的漫长年代里养成的，在那些年份里，对德国显示优势力量的不安，对德国在陆上和海上进行侵略的恐惧，越来越在法国、俄国和英国的指导思想中占据主要地位。自进入20世纪以来，这个阴影一直黑黝黝地笼罩着欧洲。三大国绝不愿自己被人分而制之。法国受法俄条约的约束。面对德国海军实力大增的情况，英国尽管不受任何约束，还是在精神上承诺站在法国一边，唯恐法国成为侵略的牺牲品。协约国绝不可能攻击同盟国。协约国中的任何一国倘若胆敢进攻，她会在第一次侵略行动中被粉碎；但是协约国抵御进攻的能力是真实和有巩固基础的。要是德国出席欧洲会议，奥塞争端无疑能够解决。要是德国不进攻，就不会有战争。德国没有进攻的权利。要是德国进攻了，只能表明我们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邻邦，我们协约国站在一起是多么明智。
主战的骚动力量在德皇周围似潮水般高涨，它们严格地分门别类，笨拙地联合在一起，但主要是独立的行动，它们在危机到来时演变出许多冷酷的失控行为。理智的程序已不复存在，国家机器只得开始干预。混乱之中，怀揣宏伟蓝图的参谋部排出秩序井然的方阵大踏步前进。一切准备就绪，一切将顺利如意——只要最高层没有犹豫与迟疑。加深基尔运河河道的工程完工，舰队能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自由行驶。1913、1914年收入的5000万英镑资本税把军火库填充得满满当当。从空气中提取氮的新工艺使炸药的供应得到了保证。德国军队是无可比拟的，施蒂芬作战计划有绝对的把握。碰巧，“格本号”此时也在地中海游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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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不是经得住这种浪潮冲击的人。那些想对他进行审判的人，首先应该感谢上帝没有将他们放在德皇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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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爱德华·格雷爵士于7月26的建议日召开欧洲会议外，到底还有没有避开战争的其他办法？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认为要是爵士表现出勇气和决心，在7月底明白无误地告诉德国，进攻法国就意味着与英国交战，战争原本完全可以避免。莫利勋爵死后发表的对内阁形势的揭示，说明他深信这种说法。然而，如果爱德华·格雷爵士当时发表那样的宣言，只会造成他被内阁五分之四的阁员和下议院四分之三的议员完全否定。阿斯奎斯先生将因此而辞职，他的政府将分裂，在剩下来的四五天非常时期里，每个小时都要采取必不可少的预防措施，否则就会出现极度混乱，而在这种状况下做出战争决定，对于达到任何目的来说无疑都会为时过晚。英国进行干涉的威胁，如果得不到国家授权的保证，只能使德国深信我们软弱无能且头脑不清。
要转变这致命的潮流，就必须追溯几个月和几年的事态发展。例如，如果德国接受英国1911年海军裁军期的建议，很多事情可能会大不相同。在那种环境下，召开欧洲陆军军备和维护和平的会议，本来会使各国感到英国是一个富有同情心、愿意听人倾诉的国家，因而德国会向它诉说，对俄国扩充陆军、用法国的钱完善俄国战略铁路之类的诸多不满。欧洲分裂成两大武装集团的状况可能会让位给宽松与缓和得多的心态(哪怕只是暂时性的)，然而最后，在最终的危机中，英国外交大臣只能做他已做的事情。在面临德国威胁时，如果外交上抛弃法国和俄国，那么在今后若干年时间里与越来越自信的德国势力相抗衡的一切力量都会遭到破坏。以战争来威胁德国，这种做法会被内阁、议会和人民否定。不需要用英国大臣的话来为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政策作辩护。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随着德军撕毁条约、穿过不设防的比利时边界，向深感痛苦和走投无路的法国进军，战争发出的巨响远远超过了人的虚弱声音。大炮在比利时领土上的第一次齐射做出的裁定，不是英帝国全体政治家和军人的申辩所能改变的。
当我们考虑战前德国政府的特性时——这些特性现在已为所有公布的档案和有关德皇宫廷的记录全面揭露——我们几乎感到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德国人民去审查。请他们千万不要忽视：如果法国遗弃俄国，不恪守它的条约义务，而宣布自己中立，则德国驻巴黎大使会奉命要求法国将图勒和凡尔登的要塞交给德国卫戍部队，以此作为保持中立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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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和炮轰！整个欧洲都在行动！150万把刺刀在找寻同等数目的忠诚、勇敢、可怜、迷惑的人们的胸膛！我们进入了交战阶段。哪里有取胜之路？法国参谋部对现代战争的条件一无所知；法军穿着蓝红相间的制服迎着机关枪和连发炮的火舌疯狂往前冲；德国入侵者不断向前挺进，取得了对防御者的绝对优势！法国陆军的精锐和它最优秀的中级军官在边境战役中损失殆尽！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要最大规模地以士兵的血肉之躯扑向入侵者射击的子弹——恐怕没有比这更可悲的场景了！对现代战争的一窍不通已经使纳塔尔 [ 法郎注：纳塔尔原是布尔人——荷兰移民后裔——建立的一个共和国，19世纪末被英国征服。在签订了内部自治的协定后，英国政府将其纳入南非联邦自治领。现该地为南非共和国东南部沿海的夸祖鲁—纳塔尔省。 ] 小山间和中国满洲的小米田里血流成河！历史上不会有哪位将军能够拥有像霞飞这样的机会。他只是说，“让攻击者去进攻，让他们懂得子弹虽能杀人，但泥土能够阻挡子弹。”在雄武的品质上，在钢铁般的民族求生存的一切特性上，1914年的法国军人至少能与向他们进攻的最优秀的军队相媲美。
这里要特别提到法国陆军的高贵坚韧性，他们不受战败和指挥失误的影响，打起仗来就像是正在追随最辉煌时代的拿破仑。战线上流血的失败无处不在，8次向后撤退——显然出现了彻头彻尾的计算错误！然而军人们绝不指责，绝无怨言，“我们绝不叛国！”为了打败敌人宁愿战死，这是人人都抱有坚定的信念。
下面可以谈谈马恩河战役了。这是永远都称得上神秘的一个战役。我们穿透时间的迷雾去看汉尼拔怎样在坎尼取得胜利，远比对霞飞为什么会在马恩河取胜看得更清楚。双方均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除了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入侵者的消耗要大于所得到的供应，而防守者则依赖于自己的储备。这一点虽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没有发生多少真正的战斗，双方的伤亡也相对较少，巨大战场的任何地方都未出现决定胜负的场面。尽管有50种记载完备的说明文件、500卷浩繁的叙述与评论，可这个战役还是神秘依旧。到底是什么原因把退却转化为胜利并给世界以拯救法国的时间呢？能使大量问题达到巧妙平衡的每一个事实或因素，都可以称得上是决定性的。有人说原因是俄国人慷慨猛攻和一个不称职的德国参谋部决定把两个军团从他们变动了进攻方向的侧翼撤出，有人说是由于加列尼指挥部队从巴黎迅猛出击，也有人说是因为霞飞始终沉着坚定泰然自若。我们英国人自然强调约翰·弗伦奇爵士及其麾下的5个师发挥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重要观点，简直不胜枚举。可是，如果允许我保留自己的意见、选择打破平衡的着力点的话，我会挑选9月8日晚和9日晨德国参谋部亨奇上校造访冯·比洛和克卢克的集团军司令部这件事，正是此公或者越权下令、或者滥用最高当局的授权，撤回了这两个军团。然而当时并不需要作这样的撤退。坦率地说，德军原本应该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即使需要不间断向前推进也应如此。然而当时需要的只是做出持续努力的意志，和准备在已经屡冒风险之地敢冒一切风险的决心。
伊瑟河的决死之战从风险和决定意义上说并不是最高层次的战役。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尽，但双方都得到了增援。两个衰弱的对手长时间缠斗在一起，杀戮之多为马恩河战役的5倍，但是这里从来没有展示出最重要的问题。此时，防守者已经懂得如何掘壕据守，他们发现，只需几百名意志坚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步兵或下马骑兵便可以用子弹阻止1万敌兵，并杀死其中的一半。步兵的这种新奇防守技巧，在地面掘坑，用步枪射击的方法，正在变成全面探索的战争的一种习惯性做法，但是截至在1914年，大炮、毒气或坦克尚没有战胜它的技术手段。由于我们有了堑壕战，士兵们就有了过圣诞节和喘一口气的空间。
这时出现了一段和平的日子。爆炸声停止了。法国的入侵者被迫停下了脚步，而防卫者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攻击他们。双方在整条战线上僵持着，双方参谋部的设想失败了。在遥远的东线，德军粉碎了俄军的攻势，而在更南面，俄军打败了奥军。现在局势平静，这是世界毁灭前的平静，世界资本耗尽前的平静，各国所有人力的资源化为乌有前的平静！现在是1914年圣诞节的平静！这个时候是美国最初和最好的机会，但是无人理会这一点。报纸与舆论一起鼓噪。这杯苦酒必须喝干。
赶快摆脱这种状态吧，协约国。去开辟新的战场。动用英国的海上力量。找出到敌人的软肋，即便必须跋涉一千英里也在所不惜……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攻敌不备，出其不意施以打击。然而此时，协约国士兵只是蹲在战壕里与敌人枉然对视，谁要是脑子发热冲出战壕，必然死于乱枪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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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此同时，在世界上另外一个眼下显然还十分平静的地方，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德国战列巡洋舰“格本号”驶抵君士坦丁堡。对于“格本号”会得到什么机遇，我们不需赘言。由于它的存在，土耳其人提出反对俄国海军控制黑海。他们因此而加入同盟国，从而得以实施其长期准备的入侵高加索并从俄国手中夺取该地区的计划。就这样，土耳其卷入与俄国的冲突，投身到大战之中！
但是，这个新敌人的出现虽然带来了危险，但也产生了机会。它敞开了同盟国易受伤害的侧翼。与负担相比，机会的意义更大。协约国迅速做出反应。双方的大批陆军仍在战壕里怒目对视，双方强大的海军在遥遥分隔的海港里仍毫无例外地相互仇恨。趁这个新的脆弱对手尚未站起来之前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以海陆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与俄国会合，把巴尔干各国团结起来，将意大利吸引到协约国的一方；然后一鼓作气开辟道路进入奥地利裸露的腹地。这又是一个说起来简单干起来难的设想。
政治家被这个设想所深深吸引，而陆海军将领们却嘟咕着说：“撇开百年不遇的一流大战，而调遣部队执行这种海陆夹攻的政治战略，这无异于违反职业道德。”会议上不断出现分歧，制定的措施则是半心半意的，调拨资源又是勉为其难，拿出的计划都是权宜之策，一切都缺乏真正的控制或引导。
然而尽管如此，事情毕竟在向前发展。1915年3月18日，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攻击达达尼尔海峡要塞，企图强行通过。在这里我们又达到了一个打破平衡的着力点。土耳其人只有极少的水雷，他们似已经竭尽所有布在了水中；如果把这些水雷全部扫除，他们就所剩无几了——或许还不到一打。然而幸运的是，他们把20颗水雷布在了意想不到的地方。英军组织混乱的新建扫雷小舰队没有发现它们。有两三艘军舰因此而被炸沉。这位海军上将被这一意外吓破了胆，于是下令停止攻击了，也不愿再组织新的进攻。任何力量都不能促使他再次进入这个神秘的危险海域。虽然两周后给他配备了新的扫雷小舰队，而它用不了几个小时然后便肯定可以扫清整个要塞水域的水雷，便能发动决定性进攻，但是他坚决不允许这些小舰队开展扫雷工作。扫雷小舰队士气高昂、工作卓有成效，但却没有用武之地。而整个舰队乃至他本人也是如此。他们全部成为一场军事悲剧的旁观者。我们因陆军进攻加利波利半岛而受到指责。现在我们知道，当时那里不但没有更多的水雷，而且要塞里唯一能够阻止装甲军舰的巨炮只剩下了几十颗炮弹。小舰队的一夜扫雷，再加上一个上午的炮轰，必定能将敌人的防线彻底摧垮。然而，结局是上天注定的：舰队不接受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所有想法，陆军经过英勇努力仍不能占领加利波利半岛的要害地方。侧翼进攻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全部心情沉重地回到了法国战线，那里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只是无益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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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1916年初给予德国的机会是多么重要，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如果法金汉在西线采取守势，让协约国军在德军战壕前损兵折将，在必要的地方在令对方付出足够的血的代价后让出一些征服的领土，然后全力进攻俄国，他很可能会迫使罗马尼亚加入同盟国一方，从而获得从加利西亚到里海的广产粮食与燃料的地区。这样，他本来能以征服欧洲大陆来打破海上的封锁，从大陆得到许多因英国海军封锁而从海上得不到的东西。但是他并没如此行事，而是以备受称赞的职业军人的精神，专门选择去啃凡尔登的钢铁山丘及其钢铁般的守卫者。这样，协约国得以从因1915年的愚蠢战略而应得的惩罚中解脱了出来，战争的均势也因此而维持到另一个流血的年头。
在整个1915年与1916年，防守方对进攻方保持着巨大的优势，攻击方的损失几乎总是超过防守方损失的3倍。但在这一过程中，进攻方作战手段和资源状况逐渐有了改善。整条战线变得挤满了大炮，而在后方，则铁路和侧面交通线密布，以致进攻方可以同时发动次数越来越多的经过精心选择的攻击。伪装技术有了巨大进步；可使用的弹药几乎没有限量。炮兵首先发明了徐进弹幕射击法，接着又发展了一炮击中目标的能力，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先试射，然后逐渐使弹着点向中心靠近。人工烟幕的应用和最重要的坦克的发明以及大量使用，恢复了攻击部队进行突然袭击时所不可缺少的能力。1917年，“事先精心策划的”突然攻击已经开始，获得了它最初阶段的有利结果，同时，防守方的优势逐渐缩小的状况日益明显。1918年，实力较强一方的部队在付出较大损失的代价后取得了进展，恢复了明显优势。但双方再次陷入了规模极大但笨拙无比的运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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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第三个伟大高潮在马恩河胜利和达达尼尔海峡失败之后于1917年初来到。俄国在革命中崩溃。但当这个可怕事件尚属未来的秘密时，德国将军与海军参谋人员强迫文官政府批准开展无限制潜艇战，由此把美国拉入了反德联盟。我们目睹了苦斗中的协约国在最关键时刻凭着多么奇特的命运把西方的新兴巨人拉到了自己一边，取代了东方的垂死巨人。俄国的抵抗不到3个月，德国参谋部的忍耐仅3个多月，潜艇战仅推延了3个月，要不然那个生死攸关的挑战是不会突然降临的。即使美国不参战俄国也必定退出。历史上没有几个紧要关头能比这次更值得战略家、政治家、伦理学家或哲学家去认真研究。
但是令英国人惊奇和迷惑的是，这种曾经在整整100年前的一个不同的联盟中出现过的好运气，竟然在今天又重现了。1811年的首要问题是，英国封锁的压力能不能在惹怒美国加入战争中反英的一方之前，迫使拿破仑的盟国尤其是俄国脱离拿破仑及其大陆体系。当时，也是在事情发展了几个月之后出现了有利的后果。这一次，苏俄在美国加入之前退出了协约国。而在1812年，拿破仑于英美宣战之前已经统率大军进军莫斯科。就这样，连续两个世纪里，英国两次避开了与最坏的局势的遭遇。如此神秘的历史节奏将使三次布匿战争的危险和戏剧性在后人眼中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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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对大战的胜利在精神和物质上做出了什么重要贡献，这里毋需多说。但是在巴黎和会上——在欧洲人看来——威尔逊总统寻求扮演的角色，完全超出了他的国家因对欧洲事务做出或者准备做出贡献而应当得益的比例。尽管出于最高尚的动机，但他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越了美国参议院或人民愿意授予他的权力，超出了宪法授予的权力，他设法使世界屈从于他个人的看法，这无疑是为了美国本身的利益。但这实在是一种不幸；尽管与他的勃勃雄心相比，他并没有多大的机会，但是历史上毕竟还没有哪个政治家有过像他这样的机会。美国对解决欧洲问题的强大影响力、超然态度和善意，是希望的宝贵要素。这些要素在无结果的冲突以及半奉命、半追逐的干预中被大半浪费了。如果威尔逊总统从一开始就使自己与劳合·乔治及克列孟梭志同道合，这三个伟人——三个主要国家的元首——本可以在广阔的欧洲悲剧舞台上发挥绝对和仁慈的权力。可是，他把自己和对方的力量消耗在争论之中了，而争论中他总是失败者。他给人以一个对抗者和训人者的印象，这个结果比起被誉为伙伴的那些人来实在是很可怜。他原可以把事情做得迅速而顺利，但他却把事情做得又慢又麻烦。他原可以在领导力量强大时解决问题，但他却在精疲力竭和人心涣散时使用第二流的默许办法来解决问题。
然而作为船长，在和他的船一起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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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已经成为往事。往事成了人们讲述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吸取今后用得着的知识与理解。各国间发生争吵和用武力来解决这些争吵会导致苦难，两者都会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做出的崇高努力只能获得少得可怜的奖励；战争胜利的景象转瞬即逝；复兴却是长期而缓慢的；进行大胆的冒险十分可怕；命运在千钧一发间靠掷硬币做出决定。厄运靠机缘巧合来求摆脱，这太危险，人们应该从所有这一切中吸取教训，懂得如何防止再次爆发大战是全人类关注的头等大事。战争至少已被抹去魅力的光环。不再会有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率领军队走向胜利，在战场上骑着战马分担士兵的艰险，在几个关键时刻用非凡的势态决定帝国命运的场景了。因为在将来，统帅们将坐在司令部里被参谋人员包围着，像在政府机构的办公室里一样安全、平静和沉闷，而在电话线的另一端，成千上万的战斗人员正在被机械化武器屠杀或窒息。我们曾见过最后一批伟大的司令官，他们也许在下一次大战开始之前就已不存在了。下一次战争可能是一场屠杀妇女、儿童和平民的竞赛，胜利女神将在惨淡的婚礼上下嫁给组织了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竞赛的勤奋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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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故事就是战争。除了短暂而不稳定的间歇外，世上从来就没有过和平；从史前至今，杀人的斗争普遍存在，从未终止。但是，现代战争的发展要求我们以严肃和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它。
到目前为止，人类掌握的毁灭性手段尚跟不上人类的残忍程度。在石器时代，人类相互绝灭是不可能的。人用笨重的木棒做不了太多事情。此外，人数量稀少而又善于躲藏，很难被对手找到。人逃跑飞快，也很难被对手捉到。人腿每天只能走一定距离。即便有世上最周密的毁灭同类的打算，每个人也只能囿于极其有限的活动区域。因此，这种打算在当时不可能取得任何实际进展。同时，人还得生活、打猎和睡觉。因此总体而言，生存的力量一直稳定地领先于死亡的力量，部落、村庄和政府也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
于是，毁灭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战争成为一种集体事业。道路的修筑为大量人群的运动提供了方便。军队被组织起来。对杀人的器械想出了许多改进的办法。金属(最主要的是钢)使用于刺穿和切割人的肉体，开辟了一个可以指望的领域。弓箭、投石器、战车、马匹和大象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可是这时，另外一种制约力量开始发挥作用。各国政府还并不稳固，军队只能用于镇压国内的反叛势力。供养大批随时可以集中调用的士兵极为困难，因此毁灭力量的效率十分不稳定，深受组织缺陷的困扰。这就再一次达到了有利于生存一方的平衡。于是世界滚滚向前，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广阔、更复杂的时代。
直到基督纪元20世纪的黎明，战争才真正进入其作为人类潜在毁灭者的王国。人类的组织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和帝国，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了完全的集体意识，因而屠杀事业能够有计划地以从前难以想象的规模坚持不懈地予以执行。个人所有的最大的能耐聚集在一起，加强了大规模毁灭的能力。由于良好的财政、世界规模的信贷和贸易资源、大量资本储备的积累，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使用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完成大破坏的任务。民主制度使几百万人的意志力得以体现。教育不但把战争的进程纳入人人都能理解的范围，而且使每个人都可以高度服务于当前的目的。报纸提供了统一思想和相互鼓励的工具。宗教尽管在基本问题上主张慎重地避免冲突，但却以各种形式对所有斗士一视同仁，并给以鼓励与安慰。最后是科学，面对人类的迫切需要，它打开了自己宝库和秘密，把几乎是决定性的能力和器械交到人类手中。
结果是许多新奇的特色呈现了出来。以前只有受围困的城市会挨饿，而现在，整个国家都会被有条不紊地推入由饥荒造成的衰落过程之中。全体国民以各种方式卷入战争，他们每个人也同样都是受攻击的目标。天空被开辟成新的战争之路，可以把死亡和恐怖带给远在两军对垒战线后方的妇女、儿童、老人和病人，而这些人在以前战争中是不会有丝毫损伤的。铁路、汽轮和汽车的出色组织和高度配合，可使几千万人处于和保持不间断的运动。医疗和外科术近乎完美的发展，把伤员几次三番地反复送往屠场。凡对屠杀人类过程有用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浪费，就连临死挣扎的精力也要用在军事上。
但是，4年大战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为第5年作了准备。1919年的战役将目睹毁灭力量的大幅增强。要是德军能够保持士气，成功撤退到莱茵河的话，他们会在协约国1919年的夏季攻势中遭到与以前根本无法相比的力量和方法的攻击。会有几千架飞机摧毁德国人的城市，会有几万门大炮撕破德国人的防线。25万大军连同军需装备同时乘坐汽车穿过乡村向前不间断推进，每天前进10或15英里。毒性令人难以置信的气体只有一种秘密的面具可以防御(德军当不能及时得到此种设备)，它将使所有抵抗瘫痪并使受攻击的敌方战线上的所有生命全部窒息。而德国人无疑也有他们的计划。然而愤怒的时刻已经过去，解除紧张状态的信号已经发出，1919年的恐怖将永远埋没在伟大敌手的档案里。
战争的停止与它的开始一样突然和普遍。世界抬起头来，审视这样一片断壁残垣的废墟景色，战胜者与战败者一样喘息未定。在成百个实验室和成千处军火库、工厂及机关，人们跌跌撞撞地爬起身来，总算摆脱了他们曾全身心投入的任务。他们眼下的工作项目是把那些未完成和未执行的任务放到一边，但是他们的知识依然还保留着；他们的数据、计算程式和发现，如今由每个国家的国防部匆忙地收拾到一起并贴上了“未来参考资料”的标签。1919年的战役压根儿没有打响；但是有关这场战役的思想却在不断发展。各国军队在表面的和平之下探索、研究和不断改进这些思想。如果世上再次爆发战争，打仗所用的不再会是为1919年准备的武器和力量，而是那些武器和力量的发展和扩充，它们的可怕性和致命性将会是无可比拟的。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进入了一个被描写为和平时代的精疲力尽的时期。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给了我们一个对总体形势进行思考的机会。某些严峻的事实出现了，它们牢固而不可变更，就像云雾之中群山的轮廓。可以确定的是，从今以后全体国民都将投身于战争，不仅都要竭尽全力，而且都要遭受敌人的凶猛攻击。可以确定的还有，确信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境地的民族，将毫无限制地使用任何手段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可能——不，可以肯定——他们下一次将是随心所欲地、大规模地、无限制地使用毁灭性力量与方法，这些力量与方法一旦施用也许就会失控。
人类以前从未面临过这样的处境。道德水准没有明显的提高，也没有得到更高明的指引，但人类手中却第一次拥有了可以把人类本身彻底绝灭的工具。这里是人类命运的终点，人类的所有光荣和辛劳把人类最终引导到了这里。人类最好还是暂时停下来仔细想想他们的新责任。死神正恭候在一旁，满心期待地准备提供服务，准备夺走大批人的生命；如果死神得到召唤，他会摧毁文明留下的一切，而且毫无修复的希望。死神在等待召唤，等待那个意志薄弱、神情恍惚者发出的召唤，他长久以来一直在等待自己的牺牲品，但到此时——仅仅在此时——死神已成了那个人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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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把本章的标题定为“世界危机的结束”，但我并不是没有进行自省，也不是满怀希望。当然啦，故事在1922年的普遍忧郁中结束。要德国接受并给法国以安全的和约没有达成。中欧和南欧破裂成激进民族主义的碎片，各国因敌意和妒嫉而隔阂，因排他主义关税和当地军备而分离。俄国为国际社会所不容(现在依然如此)。她的人民屈服于只会在亚洲出现的最严酷的专政之下。俄国的统治者受自然与经济事实的嘲弄，被自己奉行的教条政策所害，陷入自我贫困与自我折磨的无尽过程之中。1922年的美国刷掉脚上的旧世界尘埃，在大洋彼岸奢侈地隐居起来，处于苛求和强有力的备战之中。土耳其以新的迅猛速度而复兴，在君士坦丁堡和欧洲重建自己的国家，摆脱了投降主义思潮和外国的指手划脚，从此以后像一个从未遭受过摧毁或驱逐的政权那样随心所欲地统治那些基督徒与非穆斯林居民。至于国际联盟本身，德国尚未加入，苏俄对她作了一番嘲弄，其大西洋彼岸的强大发起国则抛弃了她，她修筑起的脆弱而不巩固的防波堤在乌云密布、风暴骤起的大海的冲击下苦苦挣扎。欧洲各国在19世纪满怀希望建立起来的议会，到了20世纪，大部分都已站不住脚。为保障世界安全而经过最伟大的斗争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以及吃苦耐劳的先辈们为保护民主政体而建立的自由与进步的组织，都不由自主地悄悄消失或被丢弃在一旁，因债务与税收而低头认输的英国，只能肩负重担沉重而缓慢地前行。然而就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新的不幸又降临了。中国陷入流血的混乱之中。法国与美国分道扬镳，法国正站在鲁尔区的门槛上调动自己的军队。1922年，世界危机远没有结束！
不幸的中大幸是，我们的知识超出了我们故事的局限，在以后的几年中，为巩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终于带来了一线曙光。虽然这些努力只是部分的，在目前还是分散的，但是每一种努力都对这个至高无上的事业做出了贡献，每一种努力都有助于形势的缓解。
巴黎和会曾提出设法解决法国的安全问题；法国正面对莱茵两岸团结的、力量占优势的德国，英帝国和美国联合允诺，如果法国成为无故侵略的牺牲品，她们将立即出面援助法国。和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法国同意并签署和约的。与此相关的三大国间的三方协议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由各自的全权代表签署的，但须经三国议会批准。帝国议会经过正当程序接受了这个由其代表承诺下来的任务。美国参议院则否决了威尔逊总统签署的协议，因而联合协议未能生效。得到法国同意的平衡安排被打乱了，局势顿时紧张起来，担心和危险与日俱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在1921年的帝国会议上宣布，虽然美国退出，但他们会劝告本国议会与帝国政府站在一起，履行援助法国的保证。此时，法国与英国在政策和情感上的分歧日渐严重，因而这个问题悬而不决。与此同时，与英国疏远并被美国抛弃的法国越来越孤立，陷入了深深的惊恐之中。她一心一意依靠军事力量，信赖其无可争议的军事优势。我们可以认为，法军进入鲁尔区阻止德国经济复苏的1923年是停战以后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因此，到此时为止我们还完全没有接触到中心问题。首要的和最重要的问题是法国与德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法国灵魂深处，作为法国政策和几乎每一个行动的主要动力的，就是对德国复仇的恐惧。德国掌权阶级在内心里阴沉而强烈地怀着这样的决心：他们国家的历史绝不应由凡尔赛条约作最后决定；大量存在并且人数迅速增长的德国青年的脉搏中跳动着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活着看到(要么就在前进中死去)，有这么一天，胜利再次照耀祖国的国旗。一方面展现的是法国武装和组织起来的力量，她的物满为患的军火库，她的机械化和技术先进的器械，她的非洲后备力量，她的永不泯灭的固有军事素质，所有这一切均以越来越少的人口和不断变化的毁灭性科学的奇迹为基础。另一方面则屹立着强大的德意志民族，6000万人口对法国的4000万人口，德意志有生气勃勃的生殖能力，她的情感受了伤害，她有实验室，她有工业，她的情报机构纪律严明、井然有序。德国在大战中品尝到的经验是残酷的。但是在德国的所有教训中，找不到一个事实证明来她应该对未来的军事成功感到绝望。德国军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与整个世界作战，她虽然激励或驱赶自己的盟国卷入战争，但软弱和低效是这些盟国与生俱来的素质；在俄国、英帝国和意大利不得不耗尽全力，美国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之后，才将法国从德国为她准备的毁灭中拯救出来。可是这些条件还会再次出现吗？德国需要慎重考虑世界上各个大国和帝国再次相继出兵帮助自己的宿敌的形势吗？那时，莱茵河的两边依旧是问题的根源，在1923年没有人能有把握说，下一代人不会再见到欧洲像以往曾多次发生的争吵那样，躺倒在尘埃与灰烬里。
幸而，英国面对这种发展的可能性所采取的政策得到了国内各党派的理解。英国的唯一目的，是全面调动自己的影响力与资源，长时期坚持不懈地努力促使法国与德国在经济、社会和精神上密切交往，以避免两国再发生争吵，并使争吵在各自追求实现国家繁荣和相互依存的过程中逐渐消亡。英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在于平息强烈的世仇；他们没有可与之相比或与之相反的其他利益。
1924年，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领导的工党政府，通过伦敦会议和道威斯协定为1925年值得纪念的大事铺平了道路。鲍德温先生的政府因此不但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而且还有长期执政的保证。在这些国力稳固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超常勇气，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外交部长都更敢冒风险的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先生抛弃了英法之间作双重安排以抵消德国力量的所有想法，坚决采纳由赫尔·斯特雷斯曼提议的政策，即法、德、英签订确保相互安全的三边条约，条约中英国庄严保证，其他两国中不论哪一国成为无故侵略的目标，她都会帮助那个国家。人们可能会到历史中去寻找可与这种任务相提并论的往事。不过，三边条约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英国所有阶层和各个党派的坚决支持。这个雄心勃勃的事业得到了M.白里安的经验和技巧以及赫尔·斯特雷斯曼等领导人的惊人勇气的积极推动。它在最重要的时刻得到了墨索里尼以远见卓识的现实主义指挥的意大利的全力声援。无数困难均被克服了。原本可能需要1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签订的协议通过短短几个月的谈判就达成了。在此期间得到了许多小国的合作；1925年10月16日，在宁静的湖滨，四大西方民主国家发出庄严誓言：他们之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将保持和平，将团结一致地反对他们中任何一国破坏条约、侵略兄弟国家。洛迦诺条约最后在伦敦签字，选择这个地点是恰当的，因为伦敦是此项政策主要推动力的发源地。条约得到相关各国议会的及时批准。此条约被认为完全符合国际联盟公约。
订约的结果是德国把自己的强大力量交给了国联大会。欧洲人曾采用过的最伟大的自我保存办法就此形成了。我们可以把洛迦诺条约看作1921年美国、英国和日本达成的确保太平洋和平的华盛顿条约在欧洲的对应物。这两个威严的文件给文明以保证。它们是稳固而不可动摇地耸立在太平洋两岸的两座相同的和平金字塔，赢得了世界各大国及其海陆军的忠诚。这两个条约形成了一个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国联更广泛的理念和凯洛格公约的理想主义，能够为世界构筑一个更宽广也更统一的未来结构。
任务尚未完成，还必须继续作长时间的最大努力。战争的危险并没有离开世界。原有的对抗在休眠，新对抗的鼓声已在耳边敲响。法国的焦虑和德国的仇恨只是被部分消除了。在东欧和中欧的宽广平原上，新涌现了许多民族情感强烈的国家，她们念念不忘来自彼得大帝和腓特烈大帝的侵犯及其幽灵，念念不忘以往经历过的战争。俄国这个自我脱离国际社会者正在北极寒夜中磨刀霍霍，她那饥饿的嘴唇机械地宣讲着自己的仇恨和死亡哲学。但洛迦诺的希望奠定了较可靠的基础。产生于战争恐怖的憎恶时期将漫长地延续下去；在这幸运的间隙，各大国可以大步投向世界组织的怀抱，她们胸怀的信念是：尚须克服的困难不会比已经克服的困难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