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日和阿尔萨斯·第十一
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美
出自————《八月炮火》
出自————《战争通史》
德法两国，当它们的大军尚在集结之际，各自的先遣部队便已经象沿着走马灯转似的在向前推进，准备发动进攻。德军来自东方，法军则从西方来。对峙的两方都在从地处走马灯外缘的各自阵地的右翼一端率先行动。两军相距三百英里。不管法军采取什么行动，德军将袭击列日，并摧毁其周围十二座护城堡垒，为其右路大军打通横贯比利时的道路。法军亦将不顾敌方作何行动，准备一举突入上阿尔萨斯，这样用兵是感情因素大于战略因素，用心在于趁爱国热情高涨之际开战，以鼓动当地居民揭竿而起反抗德国。在战略上，它的目的是把法军推进到莱茵河右岸固守。
列日就象是一座城堡的吊闸，守卫着从德国进入比利时的大门。它雄踞在马斯河左岸高达五百英尺的陡坡上。这一带的河道，宽约两百码，是它的天然城壕，方圆三十英里，都有堡垒卫护。它是一座有口皆碑的、全欧洲最是固若金汤的城池。十年前，旅顺港是在抵挡了九个月的围城后才投降的。全世界的舆论都寄希望于列日，即使它不能无限期地坚守不屈，也肯定能和旅顺港的记录并驾齐驱。
全部兵力超过一百五十万人的德国七个集团军，在沿着比法两国边境集结。按番号顺序，从部署在与列日对峙的德军阵线的右翼顶端的第一集团军，直至部署在阿尔萨斯的左翼末端的第七集团军。第六、七两集团军组成德军左翼，计十六个师；第四、五两集团军组成中路，计二十个师；而第一、二、三集团军组成右翼，计三十四个师，按计划将穿越比利时的便是右翼。另有一支由三个骑兵师组成的独立兵团配属于右翼。右翼的三个集团军分别由冯·克卢克将军、冯·比洛将军和冯·豪森将军指挥。三位将军都是六十八岁，前面两位是1870年的沙场老将，骑兵兵团的司令是冯·马维茨将军。
由于冯·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进军路线最长，因此全线推进的速度必须根据它的进展予以调节。第一集团军在亚琛以北集结，准备取道列日市马斯河上五座桥梁的几条公路，因此攻占列日便是决定一切的首要目标。列日周围堡垒的炮群控制着介于荷兰边境和树木茏葱、丘陵起伏的阿登山区之间的孔道。列日的几座桥梁是马斯河上仅有的几条公路的渡口。列日又是把比利时、德国与法国北部连接起来的四条铁路线的枢纽，因此它是向前推进的德国部队运输给养的必经之地。所以，在占领列日并将其周围的堡垒打哑以前，德军右翼部队将无法行动。
为了打通经过列日的这条道路，特别从第二集团军抽调了六个旅编成一支“马斯河部队”，由冯·埃姆米希将军指挥，如果比利时人不事坚决抵抗，这支部队可望在主力集结之际便可完成这一任务。德皇战前多次失言事件之一，便是在观看演习时对一个英国军官伸出巴掌凌空一翻，说：“我将这样通过比利时！”德国人认为，比利时人所谓不惜一战的说法，不过是——用一个普鲁士政治家对他国内政敌的用语说——“绵羊的梦呓”。列日拿下了，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在列日两旁大路上开到了与该城齐平的地点，这时候大进军便可开始了。
亨利·布里阿尔蒙是他那时代里举世无双的防御工程大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利奥波德二世的坚决敦促下，构筑了列日和那慕尔两地的堡垒群。堡垒群分别环列在两城四周高地上，意图是扼守马斯河的通道，抵御不论来自何方的入侵。列日的堡垒群构筑在河的两岸，距列日一般是四至五英里，堡垒之间各相距约二、三英里。东岸的六座全部面对德国，西岸的六座环列在列日的周围和背后。这些堡垒好象是在地底下构筑的中世纪城堡，地面上只露出一块三角形的顶部，顶上伸出一些拱形罩盖，隐蔽着所有的炮塔。其他一切设施全部在地下，有倾斜的隧道通往地下室，并沟通炮塔与弹药库和火力控制室的联系。六座大堡垒和分布其间的六座小堡垒共拥有大炮四百门，其中最大的是口径八英寸（二一○毫米）的榴弹炮。三角形顶部边角处有小型炮塔，塔中的速射炮和机关枪控制着堡垒前方的斜坡。每座堡垒四周都围有一道三十英尺深的壕堑，并各有一座象它的大炮一样能降落至地面以下的钢制了望塔，塔上装有一台探照灯。每座大型堡垒由两连炮兵和一连步兵共计四百名士兵驻守。修筑这些堡垒群的原来意图是作为捍卫边疆的前哨阵地，而不是作为抵挡敌军围攻背城借一的阵地，因此必须倚仗野战军守住各堡垒之间的空地。
比利时人过分信赖布里阿尔蒙精心设计的这些防御工事，因而忽略了使堡垒现代化的工作。守军人数不足，而且都是来自预备役中年纪最大的一届，每连仅有军官一名。比利时人唯恐德国人找到借口，指责比利时违犯中立，因此迟至8月2日才下令挖掘战壕和架设有刺铁丝网的路障，以保卫堡垒之间的空隙地带，并清除有碍大炮火力的树木和房屋。德军发动攻击时，这些措施还刚开始。
就德国人而言，他们相信比利时人将屈服于最后通牒，或最多只是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因此没有把他们已准备好的使人惊奇的武器运到前线。这些武器包括各种巨型攻城加农炮，其体积与破坏力之大一直视为是无法移动的。一种攻城加农炮是由奥地利斯科达兵工厂制造的十二英寸（三○五毫米）的迫击炮；另一种是由在埃森的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十六英寸半（四二○毫米）的庞然大物，连同炮架在内长达二十四英尺，重九十八吨，其炮弹重一千八百磅，长一码，射程达九英里，需要炮手达二百名之多。在以前，已知的各种大炮中以英国十三英寸半口径的海军炮和海岸炮兵的十一英寸固定榴弹炮为最大。当年围攻旅顺达六月之久才拿下该地的日军，曾不得不将自己海岸上的这种大炮全部拆下来供攻城之用，不过，也是轰了三个月方才迫使俄国要塞投降的。
德国人的时间表却容不得花这样长的时间去收拾比利时的堡垒。毛奇对康拉德·冯·赫岑道夫说过，他预期到动员第三十九天西线便已决定胜负，因此答应从动员第四十天开始派遣德国部队到东线支援奥地利。尽管德国人估计比利时人不敢应战，但是德国人的彻底性要求做到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要有所准备。问题就在于要设计一种用于攻克堡垒的能在陆上运输的最重型大炮。它要末是一种迫击炮，要末是一种短炮管的榴弹炮，能以高角度发射，使炮弹落在堡垒的顶部，同时又可以无需长炮管的来复线而能相当准确地击中特定目标。
1909年，克虏伯工厂在绝密的情况下试制成功四二○口径的大炮。这种短炮管的庞然大物，虽然能够成功地发射炮弹，但也确实是过于笨重，难以搬动。搬运时必须使用铁路，必须把它拆成两段，各由一辆火车头拖运，还必须敷设支轨，才能把它运到炮座。由于发射时下冲的后坐力巨大，底座必须挖至几码的深度，注满水泥，把炮架固定在水泥座体中，如要拆运，还须用炸药炸毁水泥。炮位装置过程需要六小时。在以后四年中，克虏伯继续研制一种可以分成几部分因而适宜于公路运输的大炮。1914年2月，样炮试制成功，并在库默斯道夫试验场试放，应邀专程莅临现场观看的德皇感到非常满意。不过，在公路上用蒸汽机、汽油马达甚至用马队牵引的进一步试验，都证明仍需继续改进。预定在1914年10月1日改进完毕。
奥地利斯科达厂在1910年制成的三○五毫米大炮具有优越的机动性。它可以拆为三部分：即炮身、炮架和可以搬动的底座。用马达牵引，每天可行十五至二十英里。这种大炮不用软胎，而是在轮子上装上当时被人们敬畏地称之为“铁脚”的履带。到达炮位后，首先安置好可搬动的钢铸底座，用螺栓把炮架紧固在底座上，然后架上炮身。整个操作过程需时四十分钟。拆卸过程能以同样速度完成，这样就能保证不致被敌人缴获。它能向左右作六十度旋转，射程七英里。和四二○口径的大炮一样，它能发射装有延发引信的穿甲炮弹，让炮弹在穿入目标内部后爆炸。
8月战争爆发时，德国有几门奥地利的三○五毫米大炮，是康拉德·冯·赫岑道夫在德国人自己的同类型火炮能够使用前借给他们的。这时候，克虏伯已生产了五门四二○毫米口径铁路大炮和两门公路大炮。但这些大炮在运输方面仍需改进。8月2日发出紧急命令，要求把这些大炮准备就绪。入侵比利时开始后，克虏伯拼命加紧生产，夜以继日，装配炮身、炮架、马达、设备，配备应急的马队、机修工、卡车司机以及在出发前必须进行一次最后训练的炮兵人员等。
毛奇仍然希望不必动用这些大炮而能顺利通过。可是，如果比利时人执迷不悟，真的不惜一战，德国人指望一举攻克这些堡垒。有关这次进攻的一切细节都经周密考虑，由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他是史里芬的最忠诚的门徒——负责研究行动计划。
对工作不嫌其多和花岗石一般的性格，为这位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尉克服了姓氏不属名门望族的缺陷。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尉在1895年，也就是他三十岁那年，成为总参谋部的一员，赢得了人所渴望的身佩朱红绶带的权利。粗壮的身躯，淡黄色小胡子下面有着一张叫人看上去很不舒服的唇角下垂的嘴巴，圆圆的双下巴，加上颈背上隆起的那块埃默森称之为牲畜标记的横肉，这一切都突出地表明鲁登道夫属于与史里芬那种贵族风度完全相反的体型。尽管如此，鲁登道夫却刻意仿效史里芬的那种不苟言笑，隐而不露的性格。这样一个存心要落落寡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物，尽管不出两年他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所行使的权力如此之大是腓特烈大帝以来没有人能及得上的，但直到此时此刻，他还是一个不为人知未受赞赏的人物。通常，大人物都有亲友家属撰写对他的回忆，积累些有关他的故事和言论，可是他却没有；甚至在他享有盛名之后，也都不曾留下什么传闻轶事，他是个没有影子的人。
鲁登道夫把史里芬看作“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军人之一”。1904年至1913年，他任职总参谋部动员科并最后主管该科，不遗余力地要使他的恩师的计划能保证成功。关于这个计划的正确性，他说，总参谋部全体成员都深信不疑，因为“没有人相信比利时的中立”。一旦战争爆发，鲁登道夫期望出任作战处长。但在1913年，他与当时的陆军大臣冯·黑林根将军意见相左，因此被撵出总参谋部，外调担任团长。1914年4月，他被提升为将军，并有命令给他，要他在动员的时候出任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 [ 注：这个职称与所指的职务是相称的，采用这个职称而不用德语原文Quartiermeister（军需官），是因为后者对英语读者来说会引起混淆。 ] 。8月2日，他作为副参谋长被派到担任进攻列日的埃姆米希的马斯河部队，任务是负责突击部队与军部的联络。
8月3日，阿尔贝国王出任比利时部队的总司令，他已不存任何幻想。他和加莱根据德军可能发动入侵的设想而制定的计划受到了阻挠。他们本来打算把比利时部队的六个师全部布防在马斯河一线，利用这道天然屏障以加强列日和那慕尔两地的筑垒阵地。可是总参谋部和新上任的参谋长塞利埃·德莫朗维尔将军不愿让年轻的国王和官卑职小的加莱上尉在战略上发号施令，总参谋部本身又因进攻与防御两派意见之争而莫衷一是，没有作出安排把部队调至马斯河沿岸。在战前，为了严守中立的原则，六个师分别部署在各个方面以应付一切来犯之敌：第一师在面对英国的根特；第二师在安特卫普；第三师在面对德国的列日；第四、第五两师在面临法国的那慕尔、沙勒罗瓦和蒙斯；第六师和骑兵师在中央，即布鲁塞尔。塞利埃将军的计划是，一旦判明敌人来自何方，部队即在国家中心地带集中，迎击入侵者，而听任安特卫普、列日和那慕尔的城防守军各自为战。一般地说，推行既定计划的力量总是大于改变这些计划的力量。德皇无法改变毛奇的计划，基钦纳也改变不了亨利·威尔逊的计划；同样，朗勒扎克也改变不了霞飞将军的计划。到8月3日，阿尔贝国王正式就任总司令，因而权力已在塞利埃将军之上，但再要把全军部署在马斯河一线已为时过晚。此时采取的战略是把比利时部队集结在热特河畔的卢万前方，亦即布鲁塞尔东约四十英里处，决定在这里打一场防御战。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最多只能坚决要求留驻列日的第三师以及留驻那慕尔的第四师增援边防守军而不开往国家的中心地带去和野战集团军会师。
国王于1914年1月亲自提名六十三岁的陆军大学校长勒芒将军担任第三师师长兼列日军事长官，并使这一任命获得通过。勒芒和霞飞一样，原来也是一位工兵军官，除了在工兵部队任职的六年外，三十年来一直都在陆军大学工作。阿尔贝曾在该校求学，亲聆过他的教诲。勒芒有七个月的时间在未取得总参谋部支持的情况下整顿了列日堡垒群的防务。危机到来之际，他的两位上司之间爆发了一场各自发布命令的冲突。8月1日，塞利埃将军发出命令，要调走第三师的一个旅，也就是说要调走该师三分之一的兵力。根据勒芒的要求，国王撤销了这道命令。8月3日，塞利埃将军转过来也撤销了国王关于破坏列日上游几座桥梁的命令，理由是这些桥梁是比利时部队行动所需。这一次又是因为勒芒的要求，国王支持这位将军抵制了总参谋部。国王并给勒芒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要他“坚守托付给你的阵地，死战到底”。
然而，保卫祖国的意志超越了保卫祖国的手段。以机枪为例，它是防御的主要武器，但按人数比例计算，比军拥有的机枪只及德军一半。至于保卫堡垒之间的阵地所需的重型野炮，比军一门也没有。原来打算在1926年以前把野战集团军的名额增加至十五万人，外加后备兵员七万，并把堡垒部队增加至十三万，但这一扩军计划，几乎没有付诸实施。1914年8月，野战集团军凑集了十一万七千人，没有受过训练的后备兵员也凑在内，剩下来的后备兵员全都被用来守卫堡垒了。民防人员也被强行编入现役，这些民防人员原来是头戴高顶军帽，身穿鲜绿制服，绅士气派十足的宪兵队。现在，民防的职务有许多改由童子军来执行了。现役部队对掘战壕没有实际经验，同时也缺乏必需的工具。运输设备不足，帐篷与野战炊事房尚付缺如，炊具必须到乡村和农庄里去征集，电话设备少得可怜。大军出发，一片嘈杂喧闹，犹如乌合之众。
这支大军也是乘激情之浪、驾幻想之雾进军的。一夜之间，丘八都成为英雄，老百姓纷纷飨之以食物、热吻和啤酒。不久，他们就解散队伍，漫步街头，炫耀他们的军服，或向友好致意。有些士兵的双亲随军出发，想看看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意儿。被征用的上等小轿车作为运输工具，满载面包和腿肉在路上飞驰。汽车过处，行人报之以一片欢呼声。象佛兰德的牛奶车一样用狗拉的机枪，也受到人们的欢呼。
8月4日清晨，晴空万里，安谧宁静。布鲁塞尔以东七十英里的地方，第一批入侵者冯·马维茨的骑兵部队越过边境进入比利时。蹄声嗒嗒，沉着坚定，他们手持十二英尺长的钢头旗杆矛，或在身上挂着军刀、手枪和来复枪。公路两旁的田野里正在收割的庄稼汉抬头张望，在家里的村民从窗子后窥视。他们压低嗓门说，“枪骑兵！”这个奇怪的名字源于剽悍的鞑靼骑手，念起来不禁使人想起发生在古代欧洲的蛮族入侵。德国人自命肩负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即为其邻邦传播德国文化。然而，他们在执行这项使命的时候，往往偏爱胆怯的对象，正如德皇在使用“Huns” [ 注：“Huns”，既作德国兵（贬义的）解，也可作任意毁坏文物者解。——译者 ] 这个词时一样。
作为入侵的前卫，骑兵的任务是侦察比军和法军的阵地，密切注视英军的登陆行动，并掩护德国部队的展开以防敌人进行相似的侦察。在第一天，那些打头阵的骑兵中队在汽车运来的步兵的支援下，打算在马斯河上各桥梁被毁之前攻占所有的渡口，同时夺取一些农庄和村落，以保证粮食与饲料的来源。瓦萨格是位于边境上比利时一侧的小城市。那天，当骑兵部队在比利时的鹅卵石公路上策马前进的时候，七十二岁的市长弗莱歇先生披上他的公职绶带，站立在村前的广场上。骑兵中队长在市长跟前勒住坐骑，面带笑容，有礼地递上一份铅印的宣言书，声称德国因为“迫不得已”而进入比利时，兹表示“遗憾”。尽管希望避免战斗，宣言还是说“我们必须有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任何破坏桥梁、隧道和铁路的行动将被看作敌对行为”。从荷兰到卢森堡之间的比利时边境沿线各个乡村的广场上，枪骑兵都散发了这份宣言，并扯下村公所的比利时国旗，升起德意志帝国的黑鹰旗。他们满怀信心地向前进军，因为他们的司令曾向他们保证，比利时不会进行抵抗。
在他们后头，通向列日的各条公路上挤满一队队埃姆米希麾下的突击部队的步兵。在一片单调的土灰色之中，只有漆在钢盔前面的各团的红色番号鲜艳夺目。再后头就是用马挽的野战炮。皮靴以及马具上的新皮革嘎嘎作响。一批批骑自行车的士兵抢在前头夺取十字路口和田庄，并架设电话线。一辆辆载着戴上单片眼镜的参谋部官员的小轿车穿越人群，不断地揿着喇叭。勤务兵坐在前头，握枪在手，车尾捆扎着一些皮箱。每一个团配备有野战炊事车，据说是模仿德皇在一次俄军演习时看见过的一辆战地厨房车制成的。行军时炊事兵站在车上，在熊熊的炉火上不断搅拌炖锅。入侵者的配备如此尽善尽美，进军步伐又如此整齐划一，人们还以为他们是在阅兵行进。
每个士兵负重六十五磅：来复枪和弹药、背包、水壶、备用皮靴、挖壕沟工具、小刀以及用皮带束在外套上的各式各样的器具和个人装备。口袋里放着他本人的“应急口粮”——两听肉、两听蔬菜、两包硬饼干、一包咖啡粉和一瓶威士忌。这瓶酒只有在得到上级批准后才能饮用，而且每天检查一次，看这瓶酒的所有人是否老实。另一个口袋里装有针线、绷带和橡皮膏；还有一个口袋装有火柴、巧克力和烟草。军官们的颈脖子上都挂着望远镜和标明该团行军路线的皮面地图。这些地图保证了德国军官不致象有些英国军官那样抱怨战斗总是发生在两幅地图交接的地方使他们处于困境。德军行军时纵情高唱。他们高唱《德国至上》、《莱茵河的守卫》和《国王胜利万岁》。他们在停止前进时，在宿营或狂饮时也是歌声不绝。经历过此后三十天激烈战斗而痛苦和恐怖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将记得这些无休止的、一再重复的男声歌唱，是这次入侵中给人们带来的最可怕的折磨。
冯·埃姆米希指挥的各旅德军从东、南、北三个方面向列日进迫，它们到达马斯河时发觉该市上下游的桥梁已被破坏。它们试图架设浮桥渡河时，比利时步兵便开火，德国人想不到竟真的打起来了，在真枪实弹中他们开始伤的伤，死的死。德军数达六万，比军只有二万五千。黄昏降临时，德军在列日北面的维塞渡河成功。从南方发动攻击的各旅被阻，中路突破马斯河向内弯曲处的各旅，已进抵筑垒地带，还没有到达河畔。
这一天，当德军的皮靴、车轮和马蹄蹂躏比利时农村，践踏已成熟的庄稼时，狙击越来越剧烈，德国士兵的苦恼也随之加深，因为原来告诉他们的是比利时人不过是“巧克力士兵”而已。德军遇到抵抗后，既弄得措手不及又感到气恼万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使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以致一听到有人发出“狙击手！”的叫声就紧张万分。他们马上疑神疑鬼，以为每一座房屋和每一道树篱后面都有愤怒的老百姓在向他们射击。他们马上呼喊，“有人开枪！”这句话成了以后德军从维塞打到巴黎城门，一路上对各地老百姓恣意进行报复的信号。从战争的第一天起，记忆中的1870年的可怕的“自由射手”的形象，经过他们的渲染夸张，开始具体化了。
头一天早上，著名的地下报纸《自由比利时人》很快就发出了呼声，毫不掩饰地要唤起边境城镇居民的反抗精神。他们的政府深知敌人的本性，业已把布告散发各地广为张贴，命令居民将武器上缴各城镇当局，并提出警告，一旦为德国人发现持有武器就有可能被处死刑。布告告诫群众，切勿攻击或侮辱敌人，并应待在户内，关上窗子，以免提供“任何引起流血、掠夺或屠杀无辜居民的镇压措施的口实”。受到如此严厉告诫、在入侵者面前惶恐莫名的老百姓当然不敢妄图以打兔子的猎枪来阻挡全副武装的大军。
不过，在入侵的第一天，德国人不仅枪杀平民，而且枪杀比利时教士，这是蓄意制造的事端。8月6日，德国前首相的兄弟，担任参与进攻列日之役的某骑兵师师长卡尔·乌尔里希·冯·比洛少将 [ 注：并非指挥第二集团军的卡尔·冯·比洛上将。 ] 告诉一名袍泽说，他不赞成“前一天对一些比利时教士的立即处决”。所谓比利时教士参与密谋煽起自由射手战争——这是在战事发生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无视文官政府的告诫组织起来的——之说，完全是个借口，是说给德国人听的。这一批处决又是做给比利时人看的，就是要开杀戒，镇慑人心，他们根据的便是卡利古拉 [ 注：卡利古拉（Caligula），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37-41年），嗜杀成性，曾处死许多无罪的人。公元41年，被近卫军将领保民官卡西乌斯·凯列亚杀死。——译者 ] 皇帝提出的理论：“Oderint dum metuant”（“不怕他们恨我，只要他们怕我”）。
也是在头一天，德国人枪决了六名在瓦萨格抓的人质，并焚毁了巴蒂斯这个村子，以示儆戒。“村子被付之一炬，只剩下一片断垣残壁，”几天以后行军路过该村的一名德国军官这样写道，“通过没有框架的窗户可以看到室内烧剩的铁床架和家具的残骸。马路上到处是家用器皿的碎片。除了在废墟中觅食的猫犬之外，大火过后没有留下任何生命的痕迹。市集广场上有一座教堂，屋顶和塔尖都已不知去向。”他听说在另外一处曾有三个德国轻骑兵遭到射击，于是“整个村子成了一片火海，牲口棚里的牛群厉声嘶叫，被烧得半死的小鸡狂奔乱窜，一堵墙前躺着两具身穿农民长罩衫的尸体”。
“我们在比利时的进军肯定是残酷的，”8月5日毛奇在致康拉德的信中这样写道，“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求生存的搏斗，任何妨碍我们前进的人必须承担一切由此产生的后果。”他没有考虑到德国对此必须承担的后果。但是德国要在比利时遭受当头一棒的过程已经开始。
8月5日，埃姆米希的各旅兵力开始攻击列日东端的四座堡垒。德军先以野战炮进行连续轰击，接着是步兵冲击。落在堡垒上的轻磅炮弹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比利时人对德军倾泻的炮弹却消灭了它们的位于前列的士兵。一连一连的德军继续投入战斗，冲向各堡垒之间比军壕沟尚未竣工的那些空隙地带。在一些地点，德军突破比军阵地后强行爬上比军大炮无法俯射的斜坡，但被堡垒的机枪火力扫倒，尸体山积，高达一码。在巴尔雄堡垒，比军看到德军阵线开始动摇，便趁机出击，以刺刀击退了敌人。德军一再强攻，不惜伤亡，因为它们知道，有大量后备人员足以补充损失。“它们并不试图展开队形，”一名比利时军官写道，“而是一排排地并且几乎是肩并肩地冲过来，直到中弹倒地。倒下去的伤亡人员堆叠成一堵可怕的街垒，快要遮住我们的枪口，为我们带来麻烦。街垒越来越高，我们实在不知道究竟是隔着它射击好还是走出去用双手开拓出一些通道……可是你相信么？——这堵用尸体和伤员砌成的名副其实的墙垛却帮助了那些令人惊叹的德国人，使他们得以越爬越近，终于爬上碉堡前的斜坡。但是他们最多只能走到一半，因为我们的机枪和步枪的火力把他们击退了。当然，我们也有损失，但和敌人蒙受的大量伤亡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列日之战爆发后第二天，交战国不计伤亡的情况就开始了。这种情况在以后时日里越来越严重，直至把士兵的生命视若草芥。索姆河一战，双方伤亡多达数十万，而凡尔登一役伤亡竟在百万人以上。德军遭受第一次挫折后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地投入大量兵力以对付堡垒，需要多少就投入多少，以便按期攻克目标。
8月5日夜间，埃姆米希指挥的各旅德军分别在它们进军的各条公路上再度集结，准备在午夜时分发动一次新的攻势。随军出发的鲁登道夫将军发觉他所在的部队，即位于德军中路的第十四旅的士兵情绪沮丧，“紧张不安”。前头便是堡垒的炮群，令人望而生畏。不少军官表示怀疑，步兵冲击是否敌得过这些大炮的火力。谣传那天更早一些时候所派出的一支执行侦察任务的自行车连队已被“全歼”。一支在黑夜中迷途的纵队碰上了另一支纵队，两队人马纠缠在一起，不得不在一片混乱之中停止前进。鲁登道夫策马前去查明引起麻烦的原因，他发觉第十四旅旅长冯·武索将军的勤务兵牵着将军的坐骑，马鞍空着，原来冯·武索已被机枪击毙于前面路上。鲁登道夫当机立断，接管了该旅的指挥，并立即命令发动攻击，以期突破弗勒龙与埃弗涅两堡垒之间的空隙地带。在前进时，有的士兵中弹倒地，这是鲁登道夫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击中人体的子弹发出的那种奇特的砰砰声”。
由于战火中的机缘凑巧，不到两英里以外的弗勒龙堡垒突然停止炮击。在发生逐屋战斗的那个村子里，鲁登道夫调来一门野战榴弹炮，“向左右两边的房屋”频频炮击，不久就打开一条通道。到了6日下午2时，第十四旅已经突破堡垒圈，进抵马斯河右岸一些制高点。从那里，他们可以遥望对岸的列日及其城堡。城堡是座威严但已废弃不用的堡垒。这里，他们与冯·埃姆米希将军会师，并等候其他各旅部队的到来。他们在那儿等候多时，眺望通向南北的几条公路，不见友军影踪，越来越感到心焦。第十四旅发觉自己是突入堡垒圈内的一支孤军。它的野战炮都对准城堡，开始射击，既作为发向其他各旅的信号，也用以“恫吓要塞司令和当地居民”。
德国人为了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去和比利时人作战而感到恼火，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比利时人具有一般常识，就早该让他们通过。所以，德国人在整个8月份始终摆脱不了“威吓”比利时人使他们放弃愚蠢而无益的抵抗的想法。前一天，德军派出前驻布鲁塞尔武官打着一面休战旗帜去跟他原来相识的勒芒将军接触，试图说服他放下武器，如果不成的话，就威胁他投降。使者告诉勒芒，如果他不让德军通过，齐伯林飞船便将毁掉列日。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8月6日，齐伯林L-Z飞船按时从科隆起飞，对这个城市进行了轰炸，一共投下了十三颗炸弹，炸死九名市民，给二十世纪的做法开了一个头。
轰炸过后，鲁登道夫派出另一名使者，打着另一面休战旗帜来劝降。同样，这个使者也未能说服勒芒。接着，德国人还耍了个阴谋诡计。为了绑架或杀害这个比军司令，德军派出由六名军官和三十名士兵组成的一支分遣队，穿上没有标志的象英军穿的那种制服，乘坐几辆汽车，开到勒芒在圣福瓦路的司令部，要求会见将军。将军的副官马尔尚上校走到门口，大声叫喊，“他们不是英国人；他们是德国佬！”他当下中弹倒地。上校的袍泽们立即为他报了仇。根据1914年那种生动而如实的报道，这些袍泽“为这种公然破坏战争文明准则的卑怯行径气得发狂，没有饶恕敌人，把他们全都杀了”。在一片混乱之中，勒芒将军逃到城西的隆森堡垒，在那里继续指挥防守。
勒芒认识到，既然德军一个旅已经插入堡垒之间的空隙地带，他已没有希望坚守列日市。如果从南北两方面攻来的各旅德军也取得突破，列日势将陷入包围，第三师将被孤立，不能动弹，最终难逃陷于绝境而被歼灭的厄运。勒芒的情报处已经辨认出进攻的部队隶属于四个不同的德国兵团，据此看来，埃姆米希的总兵力相当于八个师，而勒芒仅有一个师。事实上，埃姆米希的部队并非按兵团编制组成的，而是一些互不关联的独立旅，当时的实力，加上临时凑合的援军，共约五个师。孤立无援的第三师，力不足以保存自己或守住列日。勒芒将军知道国王的坚定不移的宗旨在于保存野战集团军的建制和实力并使之与安特卫普保持联系，而不管其他地区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他于8月6日晨命令第三师撤出列日，与其余部队在卢万前沿会合。这个行动意味着列日市，尽管不包括它的堡垒群，势将陷落。但即使是为了列日，也不能牺牲一个师，因为比利时的独立比列日更重要。除非国王仍然统率一支部队继续留守在他自己国土上的某个角落，否则他就不仅要任凭敌人的摆布，而且要任凭盟友的摆布。
8月6日，比军在前一天击退德军的消息传来，布鲁塞尔一片欢腾，如醉似痴。报纸号外欢呼“比利时人的伟大胜利！”心头充满喜悦的人们涌进咖啡馆，互相祝贺，声称要报仇雪耻，整夜狂欢。次日早晨，他们争相传诵比利时的公报。公报说，十二万五千德军“完全不起任何作用，发动攻击的三个兵团被切成数块，已成强弩之末”。盟邦各报也感染了这种欢乐情绪，此唱彼和，纷纷报道“德军全线溃退”，若干团已放下武器，大批被俘，伤亡两万，守军在各处战果辉煌，“入寇已被有效遏制”，他们的进军已是“寸步不前”。对于比利时第三师的撤退只是一笔带过，在如此大好形势之下为何撤出列日，则未见有任何解释。
设在卢万老市政厅的比军司令部里，信心之高，就好象比利时拥有三十四个师、德军只有六个师而不是恰恰相反似的。总参谋部里的急进派“正忙于提出各种异想天开的计划，要立即发动一次攻势”。
国王立即否决了这个攻势。他从敌军攻击列日使用的实力，以及新近收到的一些有关入寇德军现经查明的五个兵团的报告中，已看出史里芬包抄战略的轮廓。如果法英援军能及时到达，他仍然有机会在安特卫普和那慕尔之间的热特河畔挡住德军。他已两次向普恩加来总统发出紧急呼吁。即使在目前这个阶段，他和比利时的每个人一样，仍然期望他的盟友会出兵比利时和他会师。“法国人在哪儿？英国人在哪儿？”人们到处都在相互打听。在一个村子里，一个比利时妇女向一个身穿外国军服的士兵献了一束以英国国旗包扎的鲜花。她以为那个人穿着的便是英国的卡其军装。这个士兵感到有点困窘，当即声明他是德国兵。
在法国，普恩加来和那个出于一时冲动，曾冲口建议派五个兵团去援助比利时人的梅西米都无能为力，因为霞飞一声不吭，顽固地拒绝改变他的部署计划，即使动用一个旅也不同意。由索戴将军指挥的三个法国骑兵师将于8月6日进入比利时，侦察马斯河东岸的德军兵力，但霞飞声称，只有在英国部队不来的情况下他才愿意考虑疏开他的左翼。8月5日深夜，伦敦传来消息，说作战委员会在举行了一整天会议后决定派遣远征军，由四个师加上骑兵组成，而不是原定的六个师。尽管这个决定使人失望，但霞飞还是不愿抽调任何兵力去左翼补充英国兵力的不足。他要把一切能抓到手的力量都抓在手里，以便法军在中路发动攻势，实行突破。他派往比利时的，除骑兵外，只有一名参谋布雷卡尔上校。他随身带了致阿尔贝国王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比军推迟决战，并退至那慕尔与法军会合，一俟法军集结完毕，即发动联合攻势。霞飞说，法军将派四个师去那慕尔，但要在8月15日才能到达。
按照霞飞的想法，为了一条共同战线，比军应把纯属比利时一国的利益搁置一边，而作为法军的一翼采取符合法国战略的行动。至于阿尔贝国王，由于清楚地意识到德军右翼的威胁，则认为如果他让比军在那慕尔一线进行抵抗，比军就有可能为前来的德军切断它与安特卫普基地之间的联系而陷于孤立，最终被迫退出比利时而进入法境。阿尔贝国王一心一意要让比军留在比利时领土上，而将共同战略置于次要地位。因此，他决心要守住比军退往安特卫普的通道。从纯军事观点出发，应在那慕尔一线组织抵抗；但从历史和民族的观点出发，则应退往安特卫普，即使存在着部队被围困在那儿，以后无法对整个战争施加直接影响的风险，也应如此。
如果万不得已，比军应退往的，是安特卫普，而非那慕尔，国王是这样告诉布雷卡尔上校的。布雷卡尔深感失望，他通知霞飞，不能指望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一起发动联合攻势。
8月7日，对十七号计划向不知情，而此刻又碍于计划规定的要求而未能驰援比利时的法国政府，将法国荣誉军团的一级勋章授予列日市，并将军功勋章授予阿尔贝国王。这种姿态，在当时的情况下已不适当，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世人对比利时奋起抗击入侵之敌令人敬佩的心情。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宣称，比利时不仅是在“保卫欧洲的独立；它是为荣誉而战的战士”。伦敦《泰晤士报》宣称，它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因而“流芳百世”。
正当称颂之词纷至沓来的时刻，列日市人民在地下室度过了第一个夜晚，这也是二十世纪的欧洲人将要在地下室里度过无数个漫长黑夜的第一夜。经历了齐伯林飞船空袭恐怖的一天之后，列日城彻夜受到炮轰，炮弹爆炸声不绝，鲁登道夫的野战炮企图一举慑服该城，使之屈膝投降。这个方法，正如1918年德国大贝尔塔大炮对巴黎进行长距离炮击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和V-2飞弹轰炸伦敦那样，毫无效果。
在稠密的炮火初步削弱守军抵抗力之后，埃姆米希和鲁登道夫不待其他各旅到来，便决定进入列日。由于比军第三师业已撤退，第十四旅没有遇到抵抗就越过了两座尚未被破坏的桥梁。鲁登道夫以为奉命夺取城堡的前卫部队已完成任务，于是带领一名副官乘坐一辆参谋部的汽车驶上那条陡峭迂回的公路。汽车到达城堡的场院后，他发觉前卫部队尚未来到，城堡尚未为德军占领。不管怎样，他毫不犹豫地“猛敲大门”。大门开启后，他从留驻城堡里的比利时士兵手中把城堡接收过来。鲁登道夫那年四十九岁，比起1793年的拿破仑年长一倍，列日成为他的土伦。
与此同时，在市区里，埃姆米希将军找不到勒芒，便把市长逮捕了，并且通知他说，除非各堡垒的守军放下武器，否则德军将炮轰列日，并付之一炬，同时表示将给他一张通行证，让他去找勒芒将军或国王，劝他们投降。他拒不从命，于是成了一名阶下囚。黄昏时分，另外三个旅德军突破堡垒圈，与第十四旅在市内会师。
那天傍晚6时，一名摩托运输兵的军官驾车飞驰，闯过亚琛的街道，把惊人的消息送到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埃姆米希将军已进入列日，正与该市市长进行谈判。在一片欢呼和“万岁”声中，司令部收听到埃姆米希发给他妻子的电报说：“好哇！已进入列日！”晚上8时，一名联络官带来了埃姆米希的口信，他说尽管没有俘获勒芒，主教和市长已成阶下囚，城堡已投降，比军已撤出列日市，但关于各个堡垒的情况，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在柏林——部队集结时期结束以前，是德军统帅部的所在地——德皇欣喜若狂。起初，当比军显得大有不惜一战的气概时，德皇曾痛责过毛奇，“瞧你怎么搞的，无缘无故把英国人惹来打我！”可是，列日陷落的消息传来后，他把毛奇称为他的“最亲爱的恺撒大将”，而且，毛奇还写道，“他把我狂吻了一阵。”可是，英国人还是使德皇提心吊胆。8月10日，美国大使杰勒德先生前来转达威尔逊总统愿意进行调解的建议时，发现德皇“神情沮丧”。他坐在御苑里一顶阳伞下，绿色的铁桌上凌乱地放着一些报纸和电报，两头德国种小猎狗睡在他脚旁。皇帝哀叹道，“英国人使整个局势改变了——一个固执的民族——他们要把战争打下去。战争不会很快结束的。”
占领列日后的第二天，鲁登道夫离开该市报告战况。市郊各堡垒尚在比军手中，一个也未攻克的严酷事实，到此时方才为人所知。鲁登道夫坚决要求马上把攻城大炮调来投入战斗；看来比利时人还无意投降。按预定计划，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原定于10日首先出发，向前推进，现在不得不延迟至13日。
与此同时，那些形状骇人、颜色乌黑、笨头笨脑的巨型攻城迫击炮仍在埃森不能动弹。在它们四周，还正在忙于调集摩托运输车辆和受过训练的炮兵。到8月9日，两门公路型攻城迫击炮已准备完毕，当天晚上装上货车，用铁路尽可能运送到接近目的地的地点，以减少它们的轮胎磨损。火车于10日离开埃森，黄昏时到达比利时；可是，在晚上11时到达列日以东二十英里的黑尔贝斯塔尔后便停了下来，因为铁路隧道被比利时人炸毁，道路被阻。费尽了气力还是无法打通，结果只好把巨炮从火车上卸下，取道公路，继续前进。虽然只要再走十一英里便可把堡垒地带置于射程之内，可是一再发生的故障使它无法前进。马达失灵，马具折断，道路阻塞，于是不得不硬把路过的部队拉来拖曳这两尊巨炮。跟这两个不声不响的怪物进行的进展迟缓的搏斗持续了整整一天。
当攻城炮尚在途中，德国政府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说服比利时人，在他们国土上让出一条通道，以便过境。8月9日，杰勒德先生受托向他在布鲁塞尔的同僚转送一份递交给比利时政府的备忘录。“既然比利时部队不顾力量悬殊，对优势兵力进行了英勇抗击，从而保持了它的荣誉”，备忘录写道，德国政府“恳求”比利时国王陛下和他的政府别让比利时“继续忍受战争的恐怖”。如果德国部队能获得一条自由通过比利时的走廊，德国准备与比利时缔结任何有关协定，并“庄严保证”它绝无意侵占比利时领土，一俟战争形势发展许可，-德国部队将撤出该国领土。美国驻布鲁塞尔和海牙的两位公使都婉拒转达这个建议，最终通过荷兰政府的协助，该份备忘录在8月12日送达阿尔贝国王手中。国王表示拒绝。
鉴于他的国家面临如此严重威胁，他的临危不惧，即使在他的盟国眼中，也是难以完全相信的。没有人想到比利时竟会表现得如此英勇不屈。战后，比王在答谢一位法国政治家对他的行动的赞扬时说：“是的，我们那时走投无路，不得不如此。”1914年，法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顾虑的。8月8日，法国政府派遣外交部副部长贝特洛先生就有关比利时国王即将与德国人安排停火的传闻会见国王。贝特洛的差使是不愉快的。他必须向国王解释清楚，法国将不遗余力协助比利时，但只能以不打乱法国自己的行动计划为限。阿尔贝再一次力图向法国人表明德军强大的右翼有可能通过佛兰德进逼，并再次提出警告，比军可能被迫撤至安特卫普。一俟“盟军的接近达到足以发挥其作用”的时候，他巧妙地补充说，比军将重启攻势。
对外部世界来说，攻击列日的德国部队似乎“已遭到痛击”，高踞权威顶峰的《泰晤士报》军事记者就是那么宣称的。征诸当时情况，此说与事实相去不远。自吹自擂的德军曾认为它能轻而易举地击败“在做梦的绵羊”，而事实上却未能一举攻下比利时人的堡垒群。德军在8月9日以后就停止前进，等候增援——不过它等待的不是援军而是攻城炮。
在法国，霞飞将军和他的幕僚仍旧跟往常一样坚决不考虑佛兰德，而把思想狂热地集中在莱茵河。法国五个集团军的实力和德国部署在西线的七十个师相仿。它们的部署按番号顺序，由第一集团军居右依次到第五集团军居左，并以凡尔登到土尔的防线为界分别集结成两支大军，在人数上和德军以梅斯至提翁维尔一线为分界线的两个集团的比例相埒。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第一、第二集团军面对德国的第七、第六集团军，组成法军右翼，其任务为发动强力攻势，把与之对峙的德军赶回莱茵河一线，同时在德军左翼与中路之间打入一枚坚实的楔子。
驻守在右翼末端的是一支特种攻击部队，其任务与埃姆米希部队在列日的任务相似，要首先突入阿尔萨斯。它由第七兵团和第八骑兵师组成，不受第一集团军的节制，其任务是解放牟罗兹和科耳马尔，并据守德国、阿尔萨斯、瑞士交界处的莱茵河沿岸。
与这支部队为邻的是由一表人材的迪巴伊将军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据说这位将军心目中不存在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他有着与无限精力相结合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出于某种难以捉摸的、牵涉到法国部队中错综复杂的权术上的原因，他和据守在他左侧的紧邻德卡斯特尔诺将军的关系并不太好。这时德卡斯特尔诺已离开总参谋部，任第二集团军司令，率军据守南锡周围至关重要的防线。
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集结在凡尔登的另一面，准备按照十七号计划的部署，发动突破德军中路的大攻势。它们的兵力从凡尔登展开至伊尔松。据守开端的第五集团军面向东北方，准备发动通过阿登山区的攻势，而不是向北迎击南下的德军右翼。在第五集团军左方的阵地，以莫伯日要塞为中心，指望由英军驻守。该要塞一度曾坚实牢固，以后却未被好好照管；而即将到达的英军，现在获悉其人数将低于原定计划。霞飞和他的总参谋部正全神贯注于其他战场，因此对这里的缺陷和兵力不足情况并不过分担心。但第五集团军司令朗勒扎克将军却为之深感不安。
在德军右翼的攻击面前，朗勒扎克势将首当其冲，因此对他眼前所处地位的危险最为敏感。他的前任，即第五集团军的前司令加利埃尼，曾多次巡视过这里的地形，并曾向总参谋部建议把莫伯日要塞现代化起来，但未被采纳，对此他早已闷闷不乐。加利埃尼在1914年2月到达服役年限时，霞飞任命“真正的雄狮”朗勒扎克接任他的职务。他在智力方面的天赋得到霞飞的青睐，因而在1911年他便是霞飞属意的副总参谋长的三个候选人之一。朗勒扎克具有“敏锐的智力”，因而被认为是总参谋部的一员将星。正因为如此，他好挖苦人的脾气以及在讲演中为追求清晰、鲜明和逻辑性而容易出现暴躁态度和出言不逊的情形也就得到原谅。年纪六十又二，他和霞飞、德卡斯特尔诺和波一样，完全符合那种大胡子和大腹便便的法国将领的模样。
1914年5月，五个集团军的将领分别收到十七号计划中与他有关的部分。朗勒扎克随即指出了如果德军在马斯河西岸大举南下，他的防地中暴露的翼侧将面临险境。他的反对意见被置于不顾。总参谋部的基本看法是，德军右翼越强，“对我方就越是有利”。动员前夕，朗勒扎克致函霞飞将军，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十七号计划在大战结束后引起了大量的批评和争论，有关文件多如山积，这封信给拿了出来，成了主要文件。朗勒扎克的一个袍泽指出，他这封信的笔调之大胆，不象是在对一份权威性的计划提出异议，而象是一个教授在评论其学生的论文。信中指出，为第五集团军计划的攻势，其前提依据是德国人将通过色当前来。而事实上，更可能的是他们将取道更北一些的那慕尔、迪南和吉韦。“很显然，”这位教授解释道，“一旦第五集团军投入指向讷夫夏托（在阿登山区）的攻势后，它将无法回避德军在更北一些地方发动的攻击。”
实际上，这是个关键问题。然而，朗勒扎克却好象要为自己留有余地，而在信中加了一句：“这不过是作为一个建议而提出的，”以免自己的论点显得过于锋芒毕露。信在8月1日即动员日送到霞飞手中。霞飞认为这封信“完全不合时宜”；由于“整天忙于处理要公”，他没有作复。与此同时，他对第三集团军司令吕夫将军前来表示的他对德军可能“长驱直入穿过比利时”的忧虑，也置若罔闻。霞飞只以其特有的简洁的语言回答了一声，“你错了。”在他心目中，总司令只要发布命令，不必进行解释；将军只要执行命令，不必思考。将军在收到命令后应该心无旁骛地执行，要知道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8月3日，即德国宣战之日，将军们应霞飞之召前来参加会议，他们希望最终将能聆听霞飞对十七号计划以及他们受命要付诸实施的战略作一通盘的说明。他们的希望落空了。霞飞沉默不语，只是慈祥地静待别人发言。最后，迪巴伊打破沉默，他说他的部队需要增援，然后才能发动所计划的攻势，但增援至今尚无着落。霞飞以一句他所常用的含义隐晦的字句作答，“那可能是你的计划，而不是我的。”没有人听懂这句话，迪巴伊也以为自己的话被误解了，因此再说了一遍。霞飞“露出他那惯常的天使般的笑容”，逐字重复了一遍，“那可能是你的计划，而不是我的。”说实在的，对霞飞说来，在大军鏖战的一片混沌之中，起作用的不是什么计划，而是用以执行这个计划的干劲和激情。他深信，胜利并非来自最理想的计划，而是来自最坚强的意志和最坚定的信心；这两个条件，他毫不怀疑，他都具备无缺。
8月4日，他设立了名为法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地点在马恩河畔的维特里勒弗朗索瓦，约处巴黎和南锡的正中。在那里，他和五个集团军的司令部的距离大致相等，即相距八十到九十英里。毛奇任总司令的时间不长，也从未亲临前线和视察过各个野战集团军的司令部。霞飞则不同，他和他的司令官之间经常见面，保持接触。他总是安详地坐在汽车的后座上，由专任的私人司机、汽车竞赛三次获得大奖者乔治·布约驾驶，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巡视各处。人们认为，如果是德国将领，他们拿到一份完善的计划后，在执行时是不需要上级经常指点的。而法国将领，如福煦所说那样，则是要思考的。但霞飞总是怀疑他的下级神经不健全或有其他缺陷，因而热中于把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1913年的演习结束后，他命令五名将军退出现役。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使法国每一支驻军都有人感到不寒而栗。这个行动是史无前例的。8月份，在真刀真枪的可怕的考验下，霞飞一看到那些将军表现了他认为是无能或干劲不足的迹象，便会象扬谷那样把他们搞掉。
在马恩河畔的维特里，斗志昂扬。8月的骄阳照耀着静静的两旁绿树成荫的马恩河。阳光中的河水碧波粼粼，金光闪闪。在总司令部接管的校园里，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两个部门分隔开来，一个是第三处（作战），它占用了教室，另一个是第二处（情报），它占用了体育馆，馆内原有设备靠墙堆放，吊环则系在天花板上。第二处整天搜集情报，审讯战俘，破译文件，拼集成深有见地的推测并制成报告分送各兄弟单位。这些报告都一贯指出，德军在马斯河西岸活动频繁。从早到晚，第三处忙于审阅、传阅报告，提出批评，展开争论。如果这些报告的内容所得结论是要修改法国的攻势计划的话，那末第三处就干脆不予置信。
每天上午8时，霞飞主持部门首脑工作会议。他以主宰者的身分出现，正襟危坐，威严庄重。局外人看见他默不作声，而且桌上空无一物，不免会以为他不过是个傀儡，实权操在他的亲信手中。事实绝非如此。他桌上不放纸张文件，墙上不挂地图。他从不动笔，绝少开口，一切计划都是别人制定的，福煦说，“他权衡得失，然后决定取舍。”站在他面前而不打哆嗦的人是少见的。和他一起进餐的人如果迟到五分钟，就要碰上犹如雷霆万钧的两道紧蹙的眉头，并受到冷落，直至用餐完毕。霞飞用膳时一言不发，象美食家那样全神贯注于菜肴。他一直抱怨，说他的幕僚把他蒙在鼓中。有位军官提起最新出版的《画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霞飞因为还没有看到就怒冲冲地说道，“你瞧，他们隐瞒一切，不让我知道。”他惯常边揉额角，边喃喃自语，“可怜的霞飞啊！”他的幕僚渐渐懂得，这个动作就是表示他要拒绝别人向他提出的请求。如果别人直截了当地要求他改变主意，他就生气。和塔列兰一样，他不赞成过分的热情。他缺乏朗勒扎克那种追根求源的智力，也缺少福煦那种创新求是的智力；由于气质使然，他倾向于依仗他亲手选拔的幕僚。他始终是主宰一切的首脑，几乎是个暴君。他珍惜自己的权威，哪怕是小小的有损于他的权威的事情，都会惹他发火。那时，普恩加来已经指定，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加利埃尼将为霞飞的接班人。当有人建议，应把加利埃尼安顿在总司令部时，霞飞无论如何都不同意，因为他担心跟他的老上司在一起会有失体面。“他很难安置，”霞飞私下告诉梅西米，“我一直在他指挥下工作，他总是惹我生气。”考虑到日后在马恩河战役之前左右法国命运的严重关头，霞飞和加利埃尼之间的私人关系所起的作用，这个表白多少有点耐人寻味。由于霞飞拒绝让他在总司令部占一席之地，加利埃尼便一直呆在巴黎，无所事事。
法国的三色旗将在阿尔萨斯重新飘扬的那个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担任掩护的部队，隐蔽在孚日山脉茂密的松树丛中，因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而焦急。人们都还记得这里的起伏的山峦以及群山中的湖泊和瀑布，松树丛中芳香的蕨类植物散发出阵阵潮湿的沁人心脾的气息。山巅上放牧牛群的草地与片片森林互相交错，远处是阿尔萨斯的圆形山峰——孚日山脉的最高峰，它那暗淡的紫色的轮廓隐没在云雾之中。冒险攀登顶峰的巡逻队可以俯视失地，红瓦村舍与灰色的教堂尖顶尽收眼底。一衣带水的摩泽尔河在闪闪发光，近水源处，侵蚀尚少的河床相当狭窄，人们可以涉水而过。长着马铃薯白花的方块田与长着红花菜豆以及一行行灰、青、紫三色甘蓝的狭长菜畦相间。田野里，矮胖的金字塔似的干草堆星罗棋布，象是画家的丹青点化。大地正处在它最丰腴的时刻。阳光普照，江山如此多娇，前所未有，确实值得人们为之奋斗。难怪《画报》在战时出版的第一期中把法兰西表现为一个英俊的法国兵，他把象征着阿尔萨斯的年轻貌美的姑娘抱了起来，狂热地搂在怀中。
陆军部已印好一份告市民书，准备在收复的各市镇张贴。空中侦察表明，该地区的防务薄弱。在第七兵团司令博诺将军眼中似乎是太薄弱了，他担心他正在“落入圈套”。8月6日傍晚，他派了一名副官去向迪巴伊将军报告说，他认为牟罗兹行动“既脆弱又危险”，并对他的右翼和后方感到忧虑。在8月3日的将军会议上，迪巴伊将军表达了同样的关心，并曾就此问题与总司令部磋商，总司令部认为各种疑虑都反映了进攻精神的衰退。一个司令官在作战行动开始时表现出来的疑虑，不论它是多么的健全合理，往往会成为进行退却的一条理由。在法国军事学说中，争取主动要比对敌军实力进行郑重的估计更为重要。成功取决于司令的战斗素质，在霞飞和他的幕僚眼中，如果在行动伊始就让人小心翼翼或举棋不定，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总司令部坚持尽早在阿尔萨斯发动攻势。迪巴伊接受命令，给博诺将军挂了电话，问他是否“已准备好了”，对方作了肯定回答，他便下令翌晨开始攻击。
8月7日凌晨5时，亦即鲁登道夫带领他的一旅德军开进列日前几小时，博诺的第七兵团从孚日山峰上倾泻而下，越过边界时举枪致敬，突然猛袭阿尔特基希，进行传统的白刃战。这个城镇位予通向牟罗兹的大道上，居民约四千。该兵团奋战六小时，以伤亡一百人的代价，攻占了阿尔特基希。在这次大战中，这虽非最后一次自刃战，但如此出色的白刃战以后就不多见了。不久以后，泥泞的壕沟成了这次大战的象征。这次拼刺刀完全符合1913年操典所规定的最优良的风格和精神，看来它体现了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达到了光荣的顶峰。
据法方公报报道，“这是个难以描述的激动人心的时刻。”狂欢的人们把边界上的一些界柱拔出，扛在肩上，穿过市镇，欢庆胜利。然而，博诺将军还是放心不下，他没有乘胜追击直取牟罗兹。对这种迟疑不决停滞不前的情况，总司令部失去了耐心，它在次日早晨发出一道紧急命令，饬令攻占牟罗兹，并在当天破坏莱茵河上的全部桥梁。8月8日，第七兵团在德军最后一批撤出牟罗兹前往保卫更北面的边境后约一小时，兵不血刃地进驻了该地。
街道上法军骑兵疾驰而过。他们头戴黑色马鬃羽饰，护胸铁甲闪闪发光。这支从天而降的骑兵几乎把老百姓吓呆了。他们起先呆若木鸡，站立在路边，低声啜泣，然后才逐渐破涕为笑。法军在大广场上举行了历时两小时的盛大阅兵典礼。军乐队高奏《马赛曲》和《桑布尔河和马斯河进行曲》。大炮上挂满红、白、蓝三色的花朵，墙上张贴了霞飞将军发布的公告，把他的士兵吹嘘为“完成复仇雪耻大业的先驱……他们的旗帜上闪耀着‘权利和自由’的富有魅力的字眼”。人们争先恐后把巧克力、糕点和装满烟丝的烟斗塞给士兵。家家户户窗口都有人朝外挥动旗帜和手帕，甚至屋顶上也站满了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表示欢迎。居民中有许多德国人，他们自1870年以来就在这里定居。一名军官策骑通过人群时看见其中有人“咬着烟斗，面色阴沉，好象在点我们的人数”，——他们的确在点人数，天黑以后，他们便赶紧出去汇报法军师旅的实力。
正当法军忙于占领该市时，从斯特拉斯堡仓促调来的德军增援部队已在该市四周展开。博诺将军一开始就缺乏取胜决心，为了避免陷入包围，他竭尽所能进行了相应部署。8月9日晨战斗打响后，他在塞尔内的左翼整日顽强奋战，而他的右翼却固守在一段未受威胁的战线上，没有及时抽调过来。最后，总司令部终于认识到有必要派出援军，而这正是迪巴伊一开始所坚决要求的。一个后备师奉命开赴前线，但在这个阶段，如果要巩固前方阵地则需要两个师的兵力。战斗持续了二十四小时，双方互有进退，到8月10日晨7时，法军受挫后退，为了免遭包围，最后撤出了阵地。
对法国部队来说，在各种公报和公告相继使用了如此振奋人心的措词之后，在复仇雪耻的宿愿被压抑了四十四年之后，牟罗兹的丧失，无疑是丢脸的，而对该地居民来说，则更是残酷不过的，他们现在只能听凭德国人恣意报复了。对法军表示过热忱欢迎的法国人现在受到同市镇的德裔居民的密告，遭到不幸的下场。第七兵团现在退至距贝尔福不到十英里的地方。在总司令部里，参谋官员对战地将领怀有的自然而永恒的敌意爆发了。霞飞原来就认为博诺缺乏勇气，现在更深信不疑。他开始清洗，一个个不得力的将领相继被革，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霞飞的治军方式。博诺将军成为第一个被调充闲职的人（limogés），那时被解除指挥权的将领都被调至利摩日担任后方职务。以“有失职守”为理由，霞飞在三天之内又免去第八骑兵师师长和另一个师长的职务。
霞飞热中于执行原来的计划：解放阿尔萨斯并将德军牵制在那条战线上。他不考虑来自比利时的报告，动用了一个正规师和三个后备师，将它们并入第七兵团，专门组成一个阿尔萨斯军，以便在他的右翼末端重新采取行动。原已退休的波将军应召重新服役，受命指挥这支部队。在该部队集结的四天时间里，其他地区的压力亦逐渐增强。8月14日，即波将军按计划向前推进的那天，人们看见三十头白鹳飞越贝尔福上空向南方飞去，比它们通常离开阿尔萨斯的时间提前两个月。
法国人民对所发生的事情简直一无所知。总司令部的新闻简报极尽遮掩蒙蔽之能事。霞飞行事有一条固定不变的原则：不该让老百姓知道任何事情。新闻记者均不得访问前线，将领姓名、伤亡人员的名字以及部队番号一律不得见报。为了不让敌人搜集到任何可资利用的情报，总司令部采用了一条日本人信守的原则：“不声不响，隐姓埋名”，进行战争。法国被划分为后方地区和军事地区两大部分。在军事地区，霞飞是个专制的独裁者，非经他本人批准，任何非军事人员，即使是总统，都不得进入军事地区。那些受到轻视的下院议员就更不用说了。在向阿尔萨斯人民发布的公告上，署名的是他，而不是总统。
部长们都有怨言，说他们对德国军队的行动要比对法国军队的行动知道得更多一些。霞飞认为他不受陆军部长的约束，因此他直接向普恩加来汇报，而普恩加来也抱怨他从来听不到战事失利的报告。有一次安排了总统亲自视察第三集团军，而霞飞则为此向第三集团军司令发出“严格的命令”，饬令“不得与总统讨论任何有关战略或外交政策的问题，且必须书面报告这次谈话的情况”。他手下的将领都受到告诫，不得向政府任何成员解释军事行动。“在我发出的报告里，”霞飞告诉他们，“我从不透露当前军事行动的目的，也不谈我的意图。”
不多久，在公众压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霞飞的这种方式终于失灵。在8月份一条条国境线被突破，一个个国家遭到入侵，战争还处于运动战阶段，大兵团转战东西，从塞尔维亚到比利时的战事震撼了整个世界的这些日子里，来自前线的确切消息却少得可怜。发生在这个月份的史实，哪怕是有着成千个热心的编年史作者，也难以作出翔实的记载。8月9日，加利埃尼将军身穿便服，在巴黎一家小咖啡馆用餐。他听到邻座一位《时报》的编辑向一个友人说，“我告诉你，加利埃尼将军率领三万大军刚刚开进科耳马尔。”加利埃尼把身子向前一靠，对他的朋友轻声地说，“历史就是这样写的。”
正当列日的德军耐心等待攻城炮的时候；正当全世界对固守堡垒的比军能坚持抵抗表示惊奇和伦敦《每日邮报》引述舆论一致的看法，认为这些堡垒“决不会陷落”的时候；正当部队在继续集结的时候；有人则在以极度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德国攻势显示出它的模式。加利埃尼将军便是其中之一。使他苦恼的是，“德军前线后面的情况怎样？”“列日后面正在进行什么样的大规模集结？我们必须始终估计到，德国人必定会排山倒海而来。”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索戴将军所部的一支骑兵奉派进行侦察。可是，急如星火的骑士们策马驰骋，一下子跑得太远，也跑得太快。他们在8月6日越境进入比利时，沿马斯河疾驰，侦察德军集结的实力和方向。这支骑兵部队在三天之内走了一百十英里，平均每天差不多前进四十英里。他们经过讷夫夏托，进抵离列日九英里处。每到一地，这些骑兵既不下马，又不卸鞍，以致马匹经过一路来的急行军后都已精疲力尽。休息了一日，他们继续在阿登山区和马斯河以西地区进行侦察，远达沙勒罗瓦。但不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来得过早，无法看到大批德军渡过马斯河的迹象，活跃的德军骑兵到处掩蔽在德境后面的部队集结。法国人发现，他们未能得遂所愿，亲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骑兵冲锋，而这正是传统的开战方式。尽管德国骑兵在更北一些的地方朝卢万和布鲁塞尔方向发动攻势时使用了冲锋的突击战术；但在这里，他们却回避直接交锋，而是以若干自行车营和摩托化步兵在法军面前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步兵的机枪使法军无法逼近。
真叫人泄气。尽管美国内战中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南部联邦的摩根将军让他的骑兵部队使用步枪作战，在指挥时他高喊着：“孩儿们，那些带马刀的笨蛋又来了，给他们点厉害尝尝！”可是到现在双方的骑兵们仍然深信马刀出鞘见分晓的方式。日俄战争期间，一位英国观察员，即后来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曾报道说，骑兵要是碰上架设在战壕里的机枪，他们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为步兵烧饭。这种言论使陆军部的人怀疑他在东方度过了几个月，是否变成了神志不清。同一次战争中的一位德国观察员，即后来的马克斯·霍夫曼将军对于架设在战壕里的机枪的防御威力问题，在他的报告中得出同样的结论，毛奇看了不禁慨然浩叹：“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疯狂的作战方法！”
1914年，德国人避免骑兵作战而使用机枪，取得了有效的掩护作用。索戴的报告说，没有发现大部队的德军向法军左翼移动，这正好符合总司令部原先的想法。然而，对阿尔贝国王和朗勒扎克将军来说，德军右翼包抄行动的轮廓已越来越明显。他们两人都处在这个行动的必经之路上，因此更加倾向于这样估计问题。另外一个是富尼埃将军，他是法国莫伯日要塞司令。他向总司令部反映，德国骑兵已于8月7日进入马斯河畔的于伊，他所收到的报告都表明，这支骑兵正在掩护着五、六个兵团的德军向前推进。鉴于列日与那慕尔之间唯一的桥梁就在于伊，这支敌骑显然是想要渡过马斯河。莫伯日的这位要塞司令告诫说，他的要塞没有能力抗击如此庞大的敌军。在总司令部看来，关于五个或六个兵团的报告似乎是失败主义者的杯弓蛇影之谈。对霞飞而言，在8月份，肃清那些优柔寡断的懦夫成为他取胜的当务之急，他于是立即解除了富尼埃将军的指挥权。后来，经过调查又取消了这道命令。与此同时，也弄清了情况，要使莫伯日具有有效的防御能力，最少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
朗勒扎克将军也收到关于于伊的报告，忧虑有增无已。8月8日，他派参谋长埃利·杜瓦塞尔将军前往总司令部，促使总司令部确实感到德军右翼部队包抄行动的威胁。但总司令部的答复是，朗勒扎克将军的顾虑是“不成熟的”，因为这样的行动与“敌人手头可资动用的手段全不相称”。从比利时方面不断传来进一步的证据，但对每一份这样的报告，信奉第十七号计划的“门徒”总是能找到一个解释，不是说在于伊出现的部队是在执行“某种特殊任务”，就是说情报来源“不可靠”，并认为进攻列日不过是为了占领该地的桥头堡“而已”。8月10日那天，总司令部认为“它的印象已得到证实，即德军不会在比利时采取重大行动”。
法军总参谋部决心发动自己的攻势，因此要求比军在第五集团军和英军前往会师之前能支持下去。霞飞派了又一个使者阿德尔贝上校带去普恩加来致阿尔贝国王的一封私人信件，希望双方部队能采取“一致行动”。这位军官8月11日到达布鲁塞尔，他和以前几位使者一样，得到同样的答复：倘德军如国王所预见的那样，采取横越比利时的行动，国王将不会允许他的部队陷于被切断后路而无法退往安特卫普的险境。阿德尔贝上校是个冲动论的狂热信徒，他感到无法把国王的悲观情绪带回总司令部。幸而第二天就发生了战斗，比军取得惊人胜利，他也再没有必要执行这个不愉快的任务了。
德国枪骑兵朝卢万方向突破，但在哈伦被德维特将军麾下的比利时骑兵的密集火力阻于桥堍。德维特命令他的士兵翻身下马，拿起步枪，在步兵的支持下投入战斗，重演了摩根将军在田纳西取得的胜利。从早晨8时直到傍晚6时，沉着的排枪射击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手执旗杆矛和马刀的德军的进攻。冯·马维茨的最优秀的枪骑兵中队遗尸遍野，最后剩下的一点人马向后撤退，比军得以逞雄于战场之上。这场辉煌的胜利被布鲁塞尔的兴高采烈的记者们宣布为这次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比利时参谋部的官员以及他们的法国朋友因此欣喜若狂；他们恍若已置身柏林。阿德尔贝上校报告总司令部，认为“德国骑兵的退却是决定性的，德国打算发动借道比利时中部的攻势已被推迟，甚至已被放弃”。
列日堡垒群在敌前仍然屹立不动，看来为这种乐观情绪提供了根据。每日早晨，比利时各报都以大字标题报捷：《堡垒群固若金汤！》8月12日，即哈伦之役的同一天，德军盼望前来结束这种自夸言论的攻城巨炮终于运到阵地。
列日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这几门黑色的庞然大物运抵郊区，把堡垒群置于射程之内时，只有当地的居民看见这些怪物。有一个目击者说，它们看起来象“吃得太饱的鼻涕虫”。矮胖的炮管，再加上象巨瘤般的制退机筒，便显得加倍的肥大，张开着洞穴似的炮口，对着天空。8月12日傍晚，其中一门炮架设完毕，炮口对准蓬蒂斯堡垒。炮手们以垫料护卫他们的眼睛、耳朵和嘴。他们俯伏在地上，在离炮位三百码远的地方准备发射这门电控大炮。6时30分，第一发炮弹的巨响震撼列日。炮弹的弧形弹道高达四千英尺，六十秒钟后命中目标。炮弹爆炸时尘土、碎片和硝烟形成巨大的圆锥形，升入一千英尺的高空。与此同时，斯科达三○五毫米大炮也运抵前线，开始轰击其他堡垒。炮兵观察员从教堂尖顶或气球上进行校正，使炮弹“逐步接近”目标。比利时守军听到炮弹降落时发出的呼啸声，并且感到爆炸声越来越近，象在自己头上爆炸似的。弹着点在不断地得到校正，他们的恐怖也一阵高一阵，炮弹终于在他们头顶上爆炸了，震耳欲聋，钢弹头击穿工事。弹雨阵阵，把人炸得段段块块，强烈炸药的浓烟使人窒息，天花板坍塌，坑道阻塞，地下室内到处是火焰和瓦斯，一片喊声。人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在担心下一发炮弹击中的高度紧张状态中，甚至发疯了”。
在这些大炮开始轰击之前，只有一座堡垒在敌军的冲击下失守。炮击持续了二十四小时，蓬蒂斯堡垒中了四十五发炮弹，坍毁不堪，于8月13日为德军步兵攻陷。同一天，另有两座堡垒也告陷落。至14日，城东和城北两面的堡垒全部失守。堡垒的大炮全部被毁，城北的道路被打通了。冯·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开始向前推进。
攻城迫击炮接着前移；把炮口对准城西的堡垒。一门四二○毫米的大炮被拖过市区去打隆森堡垒。列日的下院议员塞勒斯坦·当布隆先生这时恰巧在圣皮埃尔广场，看到广场拐角处出现“一门大炮，大得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怪物分成两部分，三十六匹马拖着，人行道都给震动了。群众看见这件非凡的怪家伙，个个目瞪口呆，异常惊愕。巨炮慢吞吞地穿过圣朗贝尔广场，转入剧院广场，然后沿着苏弗尼埃尔大街和阿夫鲁瓦大街去了，在它慢吞吞地吃力地拖着走的时候，吸引了一批批好奇的人。当年罗马人看见汉尼拔的大象部队也不致惊奇到这个地步。跟着巨炮的士兵，脚步挺直，气氛肃穆，象在举行庄重的宗教仪式。这炮真是炮中的邪魔啊！……到达阿夫鲁瓦公园之后，德国炮兵小心翼翼地把炮架起来，并审慎地作了瞄准，接着传来可怕的爆炸声。人群前倒后仰，地动山摇，宛如发生了地震，附近的玻璃窗全部震碎……”
到8月16日，十二个堡垒中已有十一个失守；只有隆森堡垒尚未陷落，在炮击暂停的间歇，德方派出使者，手持停火旗帜，要求勒芒将军放下武器。他拒绝了。16日，一枚炮弹命中隆森，在弹药库内爆炸，从内部把整个堡垒炸毁。德军进入时，在一堆破碎的装甲炮塔和冒烟的水泥工事中，发现勒芒将军压在一大块砖石下面，看来已经气绝身死。一名满脸污垢的副官守卫在侧，他说，“请对将军尊重一点，他已经死了。”其实勒芒还活着，只是失去了知觉。他被救活之后送到冯·埃姆米希将军面前，他交出指挥刀说：“我是在昏迷中被俘的。务必请你在战报中说明这一点。”
“你的指挥刀并没有玷污军人的荣誉，”埃姆米希答道，同时把指挥刀还给将军，“留着吧。”
后来，在德国过着战俘生活的勒芒将军写信给阿尔贝国王，“当时我是乐于献出自己的生命，无奈死神不要我。”他的两个对手，冯·埃姆米希和鲁登道夫颈上都挂上了蓝、白、金三色的功勋十字章，德国的最高军事勋章。
隆森堡垒陷落的次日，第二、第三集团军便立即向前推进，这就把德军右翼的全部兵力投入行动，开始其横越比利时的进军。按照时间表，这次进军应在8月15日开始；因此，列日之役把德军的攻势拖迟了两天，而不是当时世人以为的两个星期。事实上，比利时给予协约国的既不是两天也不是两个星期，而是一个奋斗目标和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