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政府·第二十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一八八六年夏，人们并不能立即看出，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的分歧使英国的政治分野发生了重大变化。索尔兹伯里政府依赖自由党反对自治派，这一派在国会和全国最有影响的人物是约瑟夫·张伯伦，但他们的领袖却是哈廷顿。他们强调说，他们仍是自由党人 。
在以后的十年里，他们在下议院里仍然坐在自由党一边。这种行动激怒了格拉德斯通的追随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忿忿地公开把张伯伦比作犹大 [ 译者注：耶稣门徒，出卖耶稣者，泛指叛徒。 ] 。双方的领导人在一八八七年初召开圆桌会议，会议失败以后，他们都默认双方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这次大决裂使人们进行了奇怪的组合，索尔兹伯里被迫同他几个月以前指责为乱民领袖和“杰克·凯德” [ 译者注：一四五〇年肯特郡暴乱的领袖。 ] 的那个人合作，被迫接受张伯伦的部分纲领，以换取后者对保守党的支持。张伯伦已被拴在保守党的战车上，因此也只好放弃他以前的许多政策和意见。在自由党方面，格拉德斯通失去了辉格党的支持，被迫向党内的激进派让步，他们的观点比他的观点激进得多。
索尔兹伯里政府同前一年的政府没有多大区别，不同的只是希克斯·比奇执意辞退下议院议长职务。他说：“应该由实际上的领袖担任议长。”于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三十七岁时当上了下议院议长和财政大臣。他在仕途中已经登上了顶峰。在六年的时间里，他的雄辩之才和政治手腕使他战胜了所有的对手。虽然党内有许多人不相信他的方法，不赞成他的政策，却无人能向他在下议院的地位挑战。政府内部步调不一，伦道夫勋爵关于保守党民主原则的看法无法同索尔兹伯里的传统保守主义立场产生共鸣。索尔兹伯里首相不相信立法活动能起到任何改善作用，他认为，执政者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现存秩序，保守党人应首先对依靠他们保护自己利益的那些阶级负责。伦道夫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给他的信中写道：“有人认为，保守党人不善于立法，他们可以实行统治，可以发动战争，可以大量增加税收和支出，然而在民主政体下，立法不是他们的本份。这恐怕是顽童之见。”索尔兹伯里回答说，“我们的工作必须比对手慢一些，调子低一些。我们起草的议案必须是试探性的，谨慎的，不应该过激和绝对化。”伦道夫越权到外交领域，因此二人的冲突进一步激化。他在十月公开攻击亲土耳其的政策，表示支持巴尔干民族的独立。他同索尔兹伯里在性格和政策方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引起最后冲突的是一个较小的问题，即伦道夫关于削减陆海军预算的要求。一八八六年圣诞节前夕，伦道夫在错误的时间和非主要的问题上辞职，而且没有争取别人的支持。他又活了九年，经受了病魔的严重折磨，不过在他辞职时，仕途就已经结束了。
保守党方面这个突然的变化是一年政治闹剧的尾声，其意义相当于辉格党背叛格拉德斯通。索尔兹伯里任命乔治·戈申为财政大臣，此人是具有纯粹辉格党观点的自由党反对自治派人士。这说明，保守党的民主原则已被视为累赘。从此，索尔兹伯里政府基本上没有进行立法活动。它制定的主要法案是一八八八年的《地方政府法案》，根据这个法案成立了郡议会，为进一步前进打下了基础。三年后，小学取消了学费制度，为进一步限制雇佣妇女和儿童的弊端而颁布了《工厂法案》。这些成就并不重要，而且是作为向张伯伦的让步取得的。张伯伦在政府外面经常鼓吹说，只有奉行积极改革的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反对自治的斗争。
索尔兹伯里和大部分公众都对海外事务感兴趣。帝国主义运动在海外的探险，征服和拓居活动接近了高潮。利文斯顿、斯坦利、斯皮克和其他旅行家进入了最落后的非洲内地，他们探险的结果为欧洲列强夺取殖民地铺平了道路。以和平方式瓜分非洲是当时最重要的成就。这一点主要应归功于索尔兹伯里，他在一八八七年出任首相时兼任外交大臣，始终认为瓜分非洲时必须保持和平。法国人于一八七〇年败在普鲁士人手下之后，企图在其他地方寻找慰藉，所以首先开始了吞并非洲的活动。德国人也不甘落后，在八十年代初迎头赶上。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如果愿意的话，利用手中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吞并他们的同胞所探索和测绘出的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可是，他们二人都无心在热带非洲进行冒险活动。扩大英国利益的使命主要由塞西尔·罗兹、威廉·麦金农爵士和乔治·戈尔迪爵士之类的人物完成，他们不顾国内政府的冷漠态度，开拓了一个庞大的新帝国。
索尔兹伯里就职时，他本人并没有提出宏伟的殖民扩张计划，不过他准备支持进行扩张的人。他根据伊丽莎白时代的做法，把巩固和实行政治控制的工作交给三家持有特许状的公司。皇家尼日尔公司控制着尼日利亚，不列颠东非公司控制着现代肯尼亚和乌干达所在的地区，不列颠南非公司统治着罗得西亚。这三个公司都是在一八八六到一八八九年之间成立的。目前在英联邦的自治成员中，只有罗得西亚采用创始人的名字，这个人预见到了它的未来。它的首都索尔兹伯里是以索尔兹伯里首相的名字命名的。英国同其他殖民国家多次发生边界冲突，索尔兹伯里始终奉行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政策，最后在一八九〇年分别同德国、法国和葡萄牙签订了协定。在这三个协定中，英德协定最为重要，它确定了两国在中非和南非的属地边界。另外，德国承认英国为桑给巴尔的保护国，英国把赫尔戈兰割让给德国作为补偿。英国以一个未来的德国海军基地换取了一个盛产香料的海岛。时至一八九二年，索尔兹伯里的目标大部分已经实现，尚未解决的较大问题只有争取尼罗河流域的控制权和确定西非殖民地的边界了。
索尔兹伯里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由这些殖民事务所决定的。他奉行“列强协力维护欧洲和平”的原则，因此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俾斯麦的德奥意三国同盟。英国总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在西非同法国相对抗，在近东和远东同俄国相冲突。索尔兹伯里取得成绩的秘诀，在于他能够巧妙地处理各国之间在激烈的民族冲突时代所发生的复杂问题。他曾经说过，“英国的政策是从容地顺流漂去，偶尔伸出船篙，以免触礁。”从来没有一位英国外交大臣象他那样敏捷地使用外交船篙。
气愤难消的爱尔兰是个棘手问题，它使国内政治蒙上了一层阴影。索尔兹伯里在竞选时说：“爱尔兰所需要的是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政府。”他的侄儿A．J．鲍尔弗在一八八七年成为爱尔兰事务大臣，此人颇有能力，能够实现所谓经过“二十年的坚强统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鲍尔弗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帕内尔认为防止收回租地的唯一办法是重定租金，但是政府拒绝这一主张。爱尔兰农民在威廉·奥布赖恩和约翰·狄龙的组织下，开始执行“运动方案”，为自己的命运而斗争。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佃农应该共同要求减租，如果地主拒绝，就开始抗租，把这笔租金作为运动基金。爱尔兰人以恐怖手段推行这个方案，这种手段已经成为爱尔兰土地纠纷中的显著特点。政府作出了几点让步，同时颁布了《镇压犯罪活动法案》，授予行政当局绝对权力。鲍尔弗充分行使他的权力，他的行动之坚决完全可以同爱尔兰人手段之残忍相比。他在下议院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时，表现出惊人的口才和智谋，因此迅速跻身于重要议员之列。
帕内尔没有介入这些风波。他此时看出，他只有在英格兰获得充分的支持，才能赢得自治。他一直采取的合法斗争方式受到一八八七年四月十八日《泰晤士报》上登载的一封假信的打击。据说，信尾有他的签名。信中说，他宽恕了菲尼克斯公园的谋杀罪行。帕内尔说这封信是伪造的，但是不肯在英格兰的法庭起诉。由于他的克制态度，加之象索尔兹伯里那样的名人都认为这封信和其他信是真的，因此大部分英格兰人相信他是有罪的。第二年，政府成立了由三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调查爱尔兰的所有犯罪行为。这个委员会工作了半年以后，终于在一八八九年二月开始审理此案。法官们发现，这些信是老朽的爱尔兰记者理查德·皮戈特伪造的。皮戈特的严重拼写错误使他露出了马脚，他在查尔斯·拉塞尔爵士的紧紧盘问下漏洞百出。他在证人席上由于体力不支倒了下去，后来作了坦白。几个星期以后，他在马德里的一家旅馆里打碎了自己的脑袋。这个结果对公众的影响很大。帕内尔时来运转，在几个月里得意扬扬。长期被咒骂的人突然令人奇怪地变成了一时声名显赫的人物。大选即将来临，政府不得人心，格拉德斯通和自治政策似乎必将获胜。
可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十三日，离婚法庭开始审理以奥谢上尉为一方，奥谢夫人和帕内尔为另一方的案件。法庭作出了在指定日期前不提出反对理由即行生效的离婚判决。帕内尔是这次离婚诉讼中的共同被告，他没有要求辩护。他已经同奥谢夫人同居了十年。在后代眼里，帕内尔当时并不十分丢脸。其实，他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自由党内非正统教派的强烈的是非观念开始抬头。格拉德斯通一心想着自治问题，没有参加这场道义攻势，不过他感到，若欲防止保守党人继续从帕内尔的风流韵事中获益，唯一的办法是让这位爱尔兰领袖自动引退，至少暂避一时。对于那些建议帕内尔坚持下去的人，格拉德斯通总是说，“那是不行的。”帕内尔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塞西尔·罗兹打电报说：“辞职——结婚——重返。”这是个英明的建议，可是帕内尔不为所动，他的冷静外表所掩盖的激情变成了怒火。他的自尊心开始反抗，促使他不向“英格兰人的虚伪”屈服，不管他的国家和事业会受到何种损失。
作为最后的手段，格拉德斯通写信对帕内尔说，如果帕内尔不辞职，他就不再领导自由党。这封信尚未发出去，爱尔兰党便再次肯定了帕内尔的领导地位。格拉德斯通在失望之中把他的信送给了报纸。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措施，是公开的最后通牒。格拉德斯通翌晨写道：“可以说，我们五年来每天都在艰苦地向山上推着西西弗斯 [ 译者注：希腊神话中的暴君，死后堕入地狱，每日推石上山，但石在近山顶时又滚下来，如此反复不息，作为对他的惩罚。 ] 的石头。帕内尔先生的决定……意味着，这块石头将脱出我们的手，再次滚到山脚下。我简直不忍回顾过去的几年时间。”这场风波随后平静下去了。帕内尔对格拉德斯通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之后，天主教会出来反对他，大多数追随者也抛弃了他。他为恢复自己的影响徒然地进行了百般努力。不出一年，他便逝世了。
自由党的前途在一八八九年十分光明，此时已经变得相当暗淡。他们在一八九一年通过了全面的“纽卡斯尔纲领”，而形势并来好转。这个纲领企图满足党内各个派别的要求，结果适得其反，招怨甚多。在次年夏天的选举中，主张自治的势力(包括爱尔兰的议员)只比反对者多得四十个席位。在下议院里，自由党有二百七十五个席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有八十二个席位，另一方是保守党的二百六十九个席位和自由党反对自治派的四十六个席位。格拉德斯通的多数过于微弱，使他难以达到目标，但他的内阁是由一些象哈考特、罗斯伯里、莫利和坎贝尔－班纳曼那样富有才能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当中最灿烂的明星是H．H．阿斯奎斯，他是十九世纪最能干的内政大臣。
格拉德斯通态度坚定，他立刻开始起草第二个《自治条例》的工作。一八九三年二月，他亲自提出这个议案。为了通过《自治条例》，八十四岁的格拉德斯通先后在八十五次会议上同张伯伦和鲍尔弗那样精干的辩论家交锋。在议会史上，几乎没有比这更大的成就。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个条例在下议院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而它在上议院二读时却以四十一票对四百一十九票遭到否决。因此，建立统一、自治而忠于英国王室的爱尔兰的希望化为泡影。二、三十年以后，等待爱尔兰的是内战、分裂和南方脱离世界潮流的命运。英格兰的直接反应是冷淡的。上议院获胜之后大受鼓舞，不断与政府作梗。政府只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取得成功，它通过了一个新的《地方政府法案》，藉以建立城区和乡区议会以及教区会议。《自治条例》被否决以后，格拉德斯通同阁僚们益发疏远。他们拒不支持他解散国会和攻击上议院的计划，而他也反对他们增加税收和军事开支的计划。他谈到他们的一个计划时说：“这个计划简直是疯子的痴想。提出这个计划的是些什么人呢？是我步入政界多年时还未出世的人。”一八九四年三月三日，即在他出任枢密院成员的五十二年半之后，他辞职了。阁僚们同他的分别至为感人。哈考特含泪发表了告别演说，情甚悲切。格拉德斯通却无动于衷，他后来提到那次会议时称之为“哭哭啼啼的内阁”。他在一八九八年去世。他的一生在十九世纪最为引人注目，在史册上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篇章。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民众领袖，他在重大道义问题上影响民众的力量，几乎可谓举世无双。同时，他也是下议院最重要的议员。他的观念几乎都很宝贵，他的成就和失败一样，都是十分醒目的。
一八九三年一月，独立工党在布雷德福的一次大会上宣告成立，苏格兰矿工领袖J．基尔·哈迪当选为主席。独立工党的宗旨是传播社会主义原则，在国会选举中提出独立的工人阶级的候选人。这是英国工业发达地区出现新力量的标志，不过它并未引起政界的充分注意。几年前，突然兴起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浪潮就已经打破了宪章运动失败后出现的沉寂。一八八一年成立的民主联盟是它们的最初表现形式。阶级斗争和革命原则的阐述者H．M．海因德曼以艰苦的努力和财富把民主联盟变成马克思主义组织。这个组织没有取得多少成绩。
大约同时在英国出现的费边社比上述组织重要得多。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是一些地位低下而才能超群的年轻人，其中有西德尼·韦布和肖伯纳。他们批评各种革命理论，开始传播一种实际的社会主义原则。他们对于组织新政党不感兴趣，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可以通过“渗透”现有政党的方式来实现。主要由于西德尼·韦布和比阿特丽斯·韦布的领导，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费边社出版的一系列刊物，尤其是一八八九年出版的《费边社论文集》，对工人运动的方向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刊物的观点基本上是实用的，是经验主义的，同教条主义理论联系不大，同马克思主义也不相干。它们十分强调“逐渐过渡的必然性”，即实现社会主义的缓慢性和复杂性。
大多数工人不懂得这些高深的理论问题，他们忙于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工会组织的成员一般只限于熟练工人和相对富有的工人。一八八九年，工资微薄的伦敦码头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实行每小时六便士的工资制。罢工的组织者约翰·伯恩斯向工人提起了勒克瑙解围 [ 译者注：详见本卷第五章。 ] 的往事。他说：“弟兄，们，这次罢工是工人的勒克瑙 [ 译者注：此处以勒克瑙得到解救一事喻指工人的胜利。 ] ，我向东方的地平线望去，看到了一丝亮光，这一丝亮光不是沾满兄弟鲜血的刺刀，而是码头工人六便士硬币圆边的闪光。”这次罢工确是工人的勒克瑙，码头工人在社会的强烈同情和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工会组织随后在不热练的工人当中迅速扩大。
全国各地开始出现许多社会主义的小团体，但它们的政治力量比较薄弱。它们在选举中取得的唯一成就，是基尔·哈迪在一八九二年作为西哈姆地区的代表当选为国会议员。哈迪初次去国会时戴着一顶布制的便帽，由一个管乐队吹打相送，引起了轰动。这些社会主义团体的最大困难是，它们的强烈信仰在工人和工会领袖中没有引起反响，那些人仍然信任自由党人和激进派。基尔·哈迪进行了耐心的努力，试图吸引工会脱离自由党。在码头工人罢工后壮大起来的新工会中，他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工会愿意支持政治行动。他能够得到一些支持，主要是因为自由党人不愿意提出工人阶级的议员候选人。他们只推举了少数工人，这些人被称为“解放运动的试验者”，其中多半是矿工。
后来，由社会主义团体和一些工会发起的一次会议，于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伦敦法林登街的纪念堂召开。会上决定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拉姆齐·麦克唐纳担任书记。这个委员会的目标是建立“国会内的独特的工会力量，他们将有自己的组织秘书 [ 译者注：此类秘书有权维持纪律及命令该党议员参加议会的讨论和表决。 ] 和决策权”。工党就此诞生了。麦克唐纳将成为二十世纪第一位工党首相。他将在一次全国性的危机中分裂工党，在社会主义者的辱骂中死去，而那些社会主义者能够达到当时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努力。
继格拉德斯通之后担任首相的是罗斯伯里勋爵。他在十六个月的任期里，有幸两次夺得赛马的锦标，此外别无其它幸运的事情。他眼界开阔，能够冷静地对待难以避免的政治妥协和宦海浮沉。他从容地履行外交大臣的职责，考虑着世界重大问题，周密地筹划英国的对策。他是维多利亚女王亲自挑选的首相，可是，他的帝国主义观点使他在党内不受欢迎。上议院继续同他作梗。此时，财政大臣威廉·哈考特爵士在预算建议中提出了大量征收遗产税的计划，资产阶级对此深表不满。由于个人之间以及帝国主义者和“反帝国政策者”之间的冲突，内阁四分五裂。罗斯伯里后来说，“我从未掌握实权。”他所继承的局面困难重重，朝不保夕，使他徒费气力。一八九五年六月在议会突然举行的一次表决中，政府的提案遭到否决，内阁立刻辞职。自由党领袖在内阁里的争吵已经无法保密。该党在以后几年里处于困境。在大选中，保守党和自由党反对自治派的联合势力获得大胜，它比包括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内的反对派多得一百五十二个席位。
索尔兹伯里勋爵组成有力的政府。他再次担任首相并兼任外交大臣，在党内和全国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此时，他已经不用正统的方法处理问题。据说，他在偶尔参加的社交场合，有时甚至认不出他的阁僚。他喜欢避居在哈特菲尔德的塞西尔家宅里，通过大量的亲笔信件来处理政府事务。公余，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科学试验，他还喜欢沿着自家的园林驾驶一辆漂亮的三轮摩托车兜风。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权威和声望来自他在公开场合的言行中表现出的贵族式的自信神情。他的性格充分显示了贵族的政治传统。他对公众的呼声置之不理。在那个民主时代，这种冷漠态度竟然得到容忍，甚至得到赞赏。他的助手和最信赖的谋士是他的侄儿阿瑟·鲍尔弗，此人成为财政大臣。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主宰政府的是自由党反对自治派领袖约瑟夫·张伯伦。他此时已经权势显赫，尚渴望得到由于一八八六年的事件而长期未曾获得的职务。他自己选择了殖民大臣的职务，他的直觉是正确的。当时人们对国内事务的关注已经消失。在五年的时间里，政府只通过了一项重大的改革法案，即一八九七年的《工人补偿法案》。在政治生活中，人们所关心的是殖民势力在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陆的冲突。张伯伦决心在这些地方独树丰碑。
张伯伦以他当年在激进派阵营里表现出的改革热情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在伯明翰的时候，是一个主张地方自治的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如今他成了大英帝国的建筑师。这一变化是很大的。他宣称：“对于地球上的大片地区，如果你不能充分利用它们，也不愿意进行开发，那么仅仅占领它们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是拥有辽阔地产的大地主，而开发地产是地主的本份。”张伯伦虽然取得某些进展，特别是在西非取得较大进展，但他并不能如愿地实现自己的上述主张。从他就职之日起，扩张政策必然引起的问题不断出现，把改革计划统统挤到一边。第一个问题是有关阿散蒂人的小问题。他们不断骚扰黄金海岸，在那里劫掠奴隶。英政府派沃尔斯利率领一支远征军前往讨伐，这支军队在一八九六年一月摧毁了阿散蒂王国。尼日利亚的局势更加困难，因为另一个大国也在那里插手。法国人从陆地上推进到撒哈拉大沙漠的南部，企图凭借优势的军事力量把英国人限制在沿海地区。张伯伦如同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那样，不愿作出任何让步，他针锋相对地建立了西非边防军，派亨利·卢加德爵士担任指挥官。他的措施完全奏效，巧妙的外交活动支持了坚决的军事行动。于是，英法两国于一八九八年六月签订协定，在西非确定了使英国人完全满意的边界。
几个月以后，英法两国由于争夺尼罗河上游的控制权而发生了更加严重的争端。戈登死后，穆斯林在苏丹行使着绝对统治权。他们的先知马赫迪已经去世，继承人哈里发 [ 译者注：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的称号。 ] 控制着这个松散的帝国。他还企图侵犯埃及和阿比西尼亚，以扩大自己的版图。同时，埃及军队经过英国军官的重建和改革，成功地抵御了穆斯林对尼罗河下游和红海沿岸的侵犯。一八九六年，埃及的英军指挥部向南边狂热的穆斯林队伍进行反击的时刻到了。法国人已经开始向尼罗河的源头地区前进，因此必须先发制人地挫败他们的企图。红海沿岸的意大利殖民点需要援助，穆斯林恢复起来的奴隶贸易必须受到制止。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并不反对殖民扩张政策，三月，埃及军队总司令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发动了为戈登报仇并重新征服苏丹的战役。非洲大地上的这片辽阔地区再也不应为野蛮人所统治，再也不应是吸引欧洲国家进行竞争的磁铁了。
大沙漠和严酷的热带气候给基钦纳的军队造成严重的困难，他决不敢凭运气行事。他的不凡之处在于组织作战的深谋远虑，这一能力即将发挥出来。尼罗河畔的战争是经过艰苦努力、部署周密和指挥有方的战争。如果有一次战斗失利，便会在英国遭到强烈的批评，因此采取冒险行动必须经过反复的考虑。军需供应是主要的问题。为了满足基钦纳远征军在遥远的非洲内地的需要，在未经勘察的干旱地区修筑了五百多英里长的铁路。这场战争主要是工兵战，双方进行了许多短暂，激烈而英勇的战斗。战争开始时，基钦纳的军队有一万五千人，战争结束时达到二万五千人，其中有八千英国人。哈里发的军队至少三倍于英军，他们忠诚勇猛，精于沙漠战术。两年半以后，穆斯林军队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在喀土穆城外的恩图曼战斗中被彻底打垮。参加过这次战斗的一名轻骑兵说，这是“科学的军队战胜野蛮人的最典型的战斗”。哈里发和他的将领后来均被抓获，苏丹从此进入建设性的统治时期。
恩图曼战斗的五天之后，有消息传到喀土穆说，在自尼罗河上游的法肖达哨所发现了欧洲人。原来是法军少校马尔尚和他的军官带着一个排的西非士兵，从大西洋沿岸出发，用两年的时间穿越了两千五百英里丛林，企图在刚果河和阿比西尼亚之间的尼罗河发源地开辟法国的势力范围。基钦纳乘船到上游亲自会见马尔尚。两位军人以礼相待，但是谁的力量占优势是很明显的。在双方分别向伦敦和巴黎报告期间，法国国旗同英国和埃及的国旗一起在法肖达堡垒的上空飘扬。在伦敦和巴黎，人们纷纷谈论着战争。由于英国在尼罗河畔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法国对苏丹南部省份的领土要求是不会得到承认的。于是，法国人作了让步。根据一八九九年三月签订的协定，刚果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被定为英法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在几十年来影响英法关系的多次殖民冲突中，这次冲突实际上是最后一次了。从此，在德国日益严重的威胁下，英法两国的关系逐渐和谐起来。
然而，政府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并不仅限于此。一八九五年底，克利夫兰总统宣布美国有权就英属圭亚那同委内瑞拉的边界问题作出裁决，英国同美国的关系因此发生了一场危机。在这些年里，德国力图实现她向小亚细亚渗透的计划。人们纷纷传说，从柏林到巴格达之间将要修一条铁路。索尔兹伯里对此没有表示反对。他宁愿德国人而不是俄国人加紧渗透土耳其。俄国人修筑了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在远东对中国构成威胁，英国外交部一直为此感到不安。满洲省和旅顺港海军基地即将落入俄国人之手。当时还没有人预见到日本军队即将对沙皇给予沉重打击。在外交方面颇有发言权的张伯伦错误地企图同德国结盟。索尔兹伯里认为，在欧洲与其奉行结盟政策，倒不如奉行孤立政策，因此他保持中立态度，并努力制止跃跃欲试的同僚。他相信英国有傲然自立的能力，这种看法将受到检验，因为对于英国来说，世界舞台上的重大事件及其引起的外交活动由于南非战争的爆发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