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作者：森松俊夫 ·日本

出自————《日军大本营》

出自————《战争通史》

　　 军令机关的独立和陆主海从思想　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年)设置了天皇直辖的参谋部，陆军的军政和军令机关分开。在宪法颁布之前，为统帅权独立造成既成事实具有重大意义。

        此后，海军也不断扩充势力，遂于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年)三月争改组参谋部，建立了在皇族的参谋长领导之下、陆军部和海军部并列、陆海军联合的中央军令机关。在军政机关由陆军和海军分设的情况下，统一陆海军军令机关是一项划时代的英明决策。随后于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年)五月，在帝国全军的参谋长即皇族参军之下设立了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参谋部。但第二年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三月，参军官制被废除，海军在海军大臣之下没立了海军参谋部，实现了军政、军令一元化。陆军改称参谋部，参谋长改称参谋总长，而总长与参军一样声是帝国全军的参谋长。

　　 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九三年)一月，海军提议设置独立于海军省的海军参谋部。对此，陆军坚决反对，理由是中央军令机关并列，设两个参谋长的制度会给军令统一造成混乱。当时陆主海从思想占统治地位，海军对此十分不满，因而，陆海军之间从此就产生了对立的萌芽。天皇对事态很忧虑。陆海军首脑根据天皇之命多方进行协商之后决定，海军设高等参谋部，同时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参谋长即是参谋部的参谋总长。

　　 明治二十六年五月，设立海军军令部，同时制定了战时大本营条例。但是，陆海军在这方面进行的具体协商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只是在与中国之间形势紧迫的压力下才得到部分解决。

　　 日中甲午战争中的大本营　明治二十七乍(一八九四年)六月，在出兵朝鲜的同时，在参谋部内设置了大本营，随后迁入宫内，后又迁往广岛。大本营是最高统帅机关，但奉诏令，首相伊藤博文、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也列席大本营会议，以求政略和战略协调一致。日中甲午战争中的陆海军作战，是通过少数精干的参谋、一位参谋长以及天皇的意志实施正确统帅的，而天皇完全是与他们一起亲自进行裁决的。尽管政府与大本营相距遥远，但两者密切联系，使政略和战略得以协调一致地推行。

　　 日中甲午战争后不久，海军方面提出了改组大本营的问题，力图把陆主海从扭转为陆海平等。由于海军方面顽固坚持，陆海军发生了激烈的正面冲突。陆海军大臣再次帷幄上奏 [ 译者注：日本宪法规定，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教育总监等就重要的军事问题直接上奏天皇叫“帷幄上奏”。 ] ，问题愈加复杂，结果天皇并未解决问题，就此搁置起来。然而，日俄关系不断恶化，不能继续搁置下去，陆海军当局经多次协商决定，大本营在天皇亲自裁决下平行设置陆海军两个参谋长，在参谋长的任务中特别增加了一条，力图使陆海两军协调配合。与此同时新设立了军事参议院，作为陆海军的协调机关。

　　 日俄战争中的大本营　随着日俄战争刚爆发，于明治三十七年(一九○四年)二月在宫内设立了大本营，陆海军有关人员在平时的官署工作，必要时列席宫内的御前会议。元老、首相、外相通常也列席御前会议，以协调政略和战略。当时大本营的组织、战争指导机构等有很多方面虽不健全，但实际上并未受法规的约束，政治和军事上真正有权势的人物形成了领导层，而且领导得当，收到了作战和战争指导上的实际效果。

　　 日俄战争期间，军事参议院并未有效地发挥作用。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设置了元帅府，它的活动引人注目。元帅是从陆海军上将 [ 译者注：原文为“大将”。过去多数译著均照搬原文，据查证，日军的“大将”与其他国家的“上将”属于同一衔级；“大佐”、“大尉”分别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上校”、“上尉”。 ] 中的功劳卓著者中选拔任命的，是天皇的最高军事顾问。元帅战前负责陆海军的协调，战时在辅佐最高统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天皇还以特别敕命来选拔元老担任政治上的最高顾问。元老也参与最高国策的制定和战争指导，对国务和统帅的协调贡献颇大。

　　 在日俄战争中，陆军与海军、陆海军与政府间有时也产生意见分歧，但不待天皇裁决即得以解决。然而陆军部内发生意见分歧，出现僵局时，却不止一次地通过天皇正确裁决才得以解决，这对作战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大本营和远征军之间在作战指导上曾多次出现过各种问题。对此，大本营总是保持强有力的指挥能力，实施坚强的作战指导。当然远征军也积极地陈述意见，但还是遵从中央的决定。

　　 陆海军的战略思想　平时陆海军统帅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制定帝国国防方针、计划国防所需兵力，拟制用兵纲领。这是年度作战计划和军备发展计划的基础。明治四十年(一九○七年)四月初次作出决定后，又随形势的变化修改过三次。

　　 在初次决定以及修改过程中，陆海军在国防、用兵方面的思想分歧相对立日趋表面化。陆军主张南守北进，即向大陆求国家的发展，认为这个方向上的威胁是俄国(苏联)，要以它为头号假想敌国，首先加强对俄军备；与此相反，海军则主张北守南进，即国家的发展方向在南方，认为美国是假想敌国，应首先加强对美战备。协商结果，双方均不让步，只是各述己见，使有限的国力一分为二，酿成了后来的悲剧。

　　 实现国家总体战的途径和军部的专断 [ 译者注：军部，通常把陆海军领导机构，即后来军令、军政和教育机关的总称，它是与政府中的国务或行政部门相对而言的。 ] 　日中甲午和日俄战争主要是武力冲突，都是以大本营为中心实施战争指导。然而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是作为国家总体战和多国联合战争进行的。而且很显然，除陆海军联合作战之外，还必须指导政治、外交、经济、人力和物力动员等，发挥其整体力量。对于这次战争，日本没有切身的体验，士气萎靡消沉，因而对战争策略和战争指导机构的研究很不重视。而且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作战准备迟迟不得进展，特别是陆军，依然如故，看不到现代化的迹象，陆海军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就寻求准备实施总体战的途径，参与“国防国家”的建设和国策的制定等。

　　 然而在满洲事变 [ 译者注：即“九·一八”事变。 ] 中，日本关东军、朝鲜派遣军以中央独断专行为由，采取了自行其是、先斩后奏的态度。中央统帅部和政府都顺从现地军队，控制力削弱，权威丧失。这是从根本上违背军纪的。然而，由于未能坚决纠正这种不正常现象，“下克上”的风气便导致了以后诸多事件的发生，军部特别是陆军，态度愈益强硬，政府却因此而愈加怯懦、退缩。

　　 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大本营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件爆发，战火迅速在大陆蔓延，发展成日中战争。由于政略上的原因没有正式宣战，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场战争，而不是什么事变。为此，对于是否设立大本营作为战争指导机构等问题曾作过种种研究，结果对旧条例作了若干修改，并于十一月在宫内设立了大本营。它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作为最高统帅部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

　　 与此同时还设置了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以统一和协调国务与统帅即政略与战略的关系。联络会议是统帅部和政府协商成立的，没有法律根据。但是，统帅部和政府都尊重会议的决定，并努力实现这些决定。特别是重要的国策和战争指导方针等，都由御前会议决定，是有权威的。

　　 联络会议的活动，直到战争结束基本上保持此种状态。只是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七月改名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其活动方法也作了些调整。

　　 然而，大本营内的实际情况则是陆海军之间互相对立和妥协，联络会议内统帅部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处于从属地位，远远谈不上发挥整体力量。其首要的原因是，这是一次比明治时代的战争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总体战，对此，战争指导者需要具备合理运用复杂繁多的各种组织的能力。但是长期的因循守旧和传统，形成了一种墨守旧规章制度的风气，“运用之妙”无法发挥作用。

　　 在组织上，只有天皇才能使陆海军二元化统帅机构实现一元化领导。明治时代，元帅曾作为天皇的最高军事顾问在解决重要军事问题上作了大量工作，但到昭和时代以后，却未发挥实质性作用。统帅权的独立，也造成了部队运用上的刻板，增加了统帅与国务协调上的困难。从侧面辅助天皇政治的重臣(前历任首相等)和亲信，也很少能起到明治时代元老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二月，天皇任命陆军上将东条英机为参谋总长，海军上将嶋田繁太郎为军令部总长，东条一人身兼首相、陆相、参谋总长三职，嶋田身兼二职。这是一种非常措施，是企图通过领导人兼职来协调国务和统帅、陆海军的军政和军令间的关系。这大概是明治宪法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了。

　　 最后要提及的是，天皇在决定结束战争时的裁决，表明了天皇亲政的结果。因为当辅佐者不能作出定论时，只有天皇才能最后作出决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