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计划·第六

作者：瓦尔特·戈利茨·德国

出自————《德军总参谋部 1650～1945》

出自————《战争通史》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

　　 德国国防军创始人，1897年曾在大总参谋部任进军部中校的冯·泽克特将军，后来一再强调指出，总参谋部的任务不是培养天才，而是要培养健康活跃和敏捷聪慧的普通参谋人员。

       他认为最理想的应当是，每一个参谋都能随时接替另一    个参谋的工作，并能以同一精神、同一理论将其工作延续下去。实现这一理想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即严格局限在一个专业范围内，但这也导致了一定的片面性。培养出来的人不再是具有他原本独有性格的人，而是经过精心训练和在军事上具有广博知识的专业人员，一种在一个运作协调的大型机构里的工作人员。

　　 对于瓦尔德泽，人们尽管可以对他的好胜、自负和虚伪，甚至他的诡计多端进行指责，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个具有超凡自主性和兴趣广泛的人。而现在，人们到处忙于搜寻那些专事军事问题的专业人员，他们终日埋头于总参谋部大楼内，不涉足非军事领域，一心一意投身于解决军事问题。随着施利芬伯爵被任命为大总参谋部的总参谋长，这种倾向在军事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施利芬的品格与他的聪明过分、富于想象力和在政治上雄心勃勃的前任迥然不同。施利芬的家族与那种善搞阴谋诡计的德意志小王侯无缘，他的先人多是讲信义重荣誉的科尔贝格的盐商和议员。

　　图16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1833～1913)，1891年任总参谋长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1833年2月28日生于柏林，其父是一名少校，因健康原因提前退役，惨淡经营克劳舍伯爵的西里西亚骑士地产。施利芬头发稀疏，嘴唇上方长着浓稠的胡须，目光暗淡隐晦，一副高傲超然的神态，显露出一种既修养高深、又已江河日下的贵族的突出特征。他的目光暗淡是由于高度近视所致，为此他父亲起初曾怀疑他是否能够从军。他曾在尼斯基与基督教教友会的会友们一起接受教育，后到柏林就读于约阿希姆斯塔施的文科中学，此后还学过一段时间的法律。大概是受了基督教教友会的影响，他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终生都怀有一种信念，认为人应忍受痛苦，基督教徒必须顺从上帝的旨意。这种虔诚的信念加上强烈的贵族意识，形成了他的独特的生活情调。他对上帝的恭顺是以贵族般的高傲和对事物的嘲讽形式表现出来的，他对下级的宽厚仁慈却很少让人察觉。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对这位后来的“伟大总长”既崇拜敬仰，也怀有几分畏惧。总参谋部军官，后来的冯·伦斯基中将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有过描述。施利芬伯爵经常以一种老爷的姿态出现，他确实是一位老爷，但是没落时代的老爷，像其他许多同一等级的人一样，他们已无力用金钱回避这一没落。

　　 施利芬的父亲不断为金钱发愁并欠了债，但终于看到了他三个儿子的成就，后来他们都成了将军。1854年，阿尔弗雷德·施利芬被分配到第二近卫骑兵部队。有一段时间他的同事称他为“放荡的施利芬”，他也欠了债。后来这给他的家庭带来很大困难，他的大哥特奥多尔骑兵上将也因债台高筑而被清除出军队。后来当他就任总参谋长之后，他在信中曾忧郁地写道，负债是他们家族的弊病。怎么省下红酒而去饮香槟，这个秘诀连他的父亲终生也没有找到。施利芬于1865年被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后来这位“总长”的生活方式与其说像个苦行僧，倒不如说像个严格自律的绅士，同时他也毫不留情地要求他手下的军官也要具备这种性格特点。

　　图17　施利芬与他的两位副官(冯·汉克上尉和冯·迈斯上尉)在旅行训练途中

　　 他的第一次，也是使他永生难忘的战争经历是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当时他在普鲁士阿尔布雷希特亲王的骑兵军中任参谋。德法战争后，施利芬于1884年调任大总参谋部战史处处长，当时佩带上尉军衔的兴登堡也在此服役。1889年施利芬晋升为中将，出任第一军需长，成为瓦尔德泽的副手。与瓦尔德泽不同，施利芬以其全部身心埋头于军事工作，但他与瓦尔德泽主张联合奥匈进攻俄国的思想并无分歧。对于这个目空一切和决不认输的人来说，总参谋部就是人间的所有。瓦尔德泽所追求的战争并不是施利芬所向往的，但施利芬认为，为了夺取胜利，必须准备战争。战争的秘密在于，去探索如何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之敌。

　　 在毛奇－瓦尔德泽时期，总参谋部一位很有造诣的年轻军官，第1处(俄国处)处长马克西米利安·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上校，撰写了一本题为《世界简史》的书，于1897年由柏林著名的米特勒－佐恩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这本书恰如其分地反映了19世纪末期具有高等文化素养的德国军官们的思想世界。在几个主要问题上，约克所持观点与当时的流行看法大相径庭。像当时大多数军事思想家——从科尔马·冯·德·戈尔茨到瓦尔德泽——一样，约克也认为，早为毛奇所预言的罗马人和斯拉夫人对地处欧洲中心的德国所进行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同时他还认为，自俾斯麦离职后政界一直认为战争是一个悲惨的现实的看法，是政治界颓废的信号。如果这位普鲁士的保守派和耶稣教的虔诚教徒当了总参谋长，那么在远征中国的战局中早就将中国付之一炬，他会比那些总参谋部的同事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曾描绘过一幅20世纪在德国统一领导下的联合欧洲的和平图像。在他眼里，俄国和美国是被排除在联合欧洲之外的未来大国。

　　 约克这位具有远见的政治预言家也像德意志的所有强权政治家们一样，害怕其东西方强大邻国因受到异军突起的新的权力中心及其军事威胁而携手共事，四面围之。作为一名军人他也认为，处在这种形势下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是合乎道义的。但他同时也看到，先发制人的战争在精神和文化上也潜伏着现代军国主义的危险。正像后来施利芬所说的，在国外对德军总参谋部一无所知的人逐渐形成一种印象，似乎德国的军国主义者们正以总参谋部为中心酝酿一个可怕的世界阴谋。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其实，在“泛德意志协会”中大工业家、大商人和教授要远远多于总参谋部军官。总参谋部军官的绝大多数认为从事政治是不务正业，甚至认为是对军官团不成文法的践踏。

　　 1891年2月7日，威廉二世皇帝宣布军需长施利芬伯爵为瓦尔德泽的接班人。施利芬的反应很奇特，但也符合他那自负与恭顺一直处于矛盾的本性。当日他便将此事报告给瓦尔德泽，他说：“我知道，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一巨大荣誉，完全归功于阁下您的恩宠和举荐；同时我也知道，阁下和元帅先生委托给我的这一职务，我是难以胜任的。”四天后，他写信给他的姨母和姐夫弗里德里希·埃格洛夫施泰因，说他“为自己的勇气而担心”。他说他从未为急功近利而去争夺一个职位。“如果说我已做了些什么，那完全是出于责任感……”他与瓦尔德泽相差是何等之大，瓦尔德泽将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作为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作为其权力的巅峰。施利芬与老毛奇也大相径庭，1857年毛奇泰然自若地接受了国王的委派，最后得到一份“解职通知书”。施利芬似乎是要将这一职位让给别人，他担心他能否经受住这一重大考验。

　　 施利芬自他的夫人早逝后，便将自己与世隔绝，过着孤独的生活，终日不离总参谋部。除了他极为敏感的军事方面的新生事物外，世间一切对他这位旧时代的贵族来说都索然无味。新型速射兵器(如效能有大幅度提高的机枪)和汽车的发明与军事利用，以及战斗队形的改进，都会立即使他兴趣盎然，精神亢奋。在培养总参谋部军官方面，他认识到后勤供给对现代庞大军队的意义。为学习后勤补给问题，过去近卫骑兵的经历使他萌生了举行首次大规模“军需部旅行训练”的想法，但许多总参谋部人员并不愿意参加这一训练。因为在普鲁士辎重是一件被放在第三位的事情。

　　 老毛奇在与总参谋部人员的交往中表现得宽容友善，而施利芬却喜欢冷嘲热讽，他在指责别人时往往礼节周到，但却一针见血，有时甚至尖酸刻薄。他对下属要求得太多太高，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天有24小时工作时间，如果不够，只得晚上加班。每当他亲自领导进行图上作业即将失败时，他从不进行讲评。在他作报告时常常突然提问，使那些即使有充分准备的下属都瞠目结舌，弦外之音是：他就是一位人们常说的难当的上司。他懂得与其讨得下属的喜欢，不如博得人们的敬重。是他自己给自己套上了一个神秘的光环。后来，当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即他的伟大计划失败后，便形成了伟大统帅施利芬的神话传说，实际上他早就以他的不平易近人为此打下了基础，而在此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忧郁的本性。毛奇思想的信徒和军队自由思想的传播者——西吉斯蒙德·冯·施利希廷步兵上将曾这样描述施利芬：他是一位战略天才，但并不具备刚强的性格。这一评价过于武断，因为，命运并没有给施利芬以指挥千军万马的机会，他的性格也无从受到考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施利芬具有独创性的头脑，有与众不同的思想。

　　 在关系并非重大的问题上，或者是直接超越其权限范围的问题上，施利芬避免拿他的人格、尊严以及总参谋部的尊严作赌注。尽管在所有旅行训练和图上作业中他也考虑到，骑兵作为决定会战胜败的兵种和战场上的女皇，在速射武器出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骑兵只能被编在较大部队里担负远程侦察任务，但在皇帝亲自参加的演习中(皇帝喜欢扮演演习中的一方，当然是常胜不败)，他对皇帝对骑兵的独钟，并将声势浩大的骑兵冲击作为演习的高潮和终点不提出丝毫异议。这其中普鲁士贵族对皇帝的一贯忠贞也起了一定作用。尽管他经多年制订的进攻计划需要大量部队，尽管他在计划中所指望的兵力在危机时刻尚不能到位，但为了尽快扩大陆军的数量，他居然将一切都置于次要地位，对此人们感到不解。同样，他也没有对增加舰队装备、对牺牲陆军建设而耗尽财政用于舰队建设的做法提出抗议。但这其中的原因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问题上总参谋长只能提出建议或警告，同时需要与战争部长合作，需要国会的同意，皇帝就更自不待言。总参谋部的威望自毛奇离职后有了空前的提高。然而，施利芬没有利用它，相反却保持缄默，与世隔绝。这样，新组建的皇家海军在他完全以大陆为基础的作战计划中未加以利用。

　　 当1891年施利芬走上总参谋长的岗位时，在国内外军界还是一个无名之辈。不会有人预计到，这位新上任的总参谋长会在其15年的任期内驾驭德国的军事思想；也不会有人想到，他那享誉世界的大名不是建筑在辉煌的战绩而仅仅是一纸伟大的计划之上；也不曾有人料到，他的形象和表现后来竟成了神话传奇。他的军事思想使克劳塞维茨的遗作相形见绌。施利芬的思想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多数军队指挥官都产生过决定性影响，对他们而言施利芬不是“神化的英雄”，而几乎是神。

　　 如果像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认为的那样，未来对法俄的两线作战是命中注定的话，那么下一步的所有计划都会陷入可怕的梦魔之中。施利芬作为帝国最高的总参谋部军官，只看到了军事的一面。施利芬认为，两线作战迫使我们在处理防御问题和在“合围”进攻中，必须利用内线。两个在地理上相互分离的法俄主战场也为施利芬提供了一些诱人的构想。正像毛奇去世后所有伟大战略思想家一样，施利芬的基本思路也很简单：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一场或几场大规模会战中给一个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而后调转身来，对付另一个敌人。毛奇将铁路作为近代战争重要的运输手段。在发明发动机之前，军队的所有开进都是利用铁路实施的，都依赖于铁路的扩建和稠密铁路网作用的正常发挥。为此，总参谋部的铁道处对铁路网的建设给以极大关注，并在和平时期就将此项工作归属给一个特设的“铁道司令部”领导。

　　 早在瓦尔德泽时期，瓦尔德泽和韦尔迪·迪韦努瓦为增加军队数量的努力，到1893～1905年间终于有了成果：新组建了三个军。施利芬对这一数字明显表示满意，但这并不是说全部的应征义务役人员储备已充分加以利用了，在此方面法国要大大优于德国。在施利芬的力促下，一项较大的革新是组建装备150～219毫米火炮的陆军机动野战炮兵。这项改革主要是针对法俄而采取的。为对付德国以及德–奥可能的进攻，法国在其东部，俄国在其西部构筑了强大的防御体系。德国的重型野战炮兵仍由马匹牵引，汽车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但早在1904年施利芬的助手小毛奇担任军需总监并内定为未来接班人的时候，就曾提出过建议，要求由国家资助生产载重汽车，以及增加铁道部队的编制。

　　 施利芬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现行体制的建设和改进上。自1896年，大总参谋部(后来在和平时期逐渐被人称为“军队总参谋部”)在体制上进行了改进：设一名军需总监作为总参谋长的副手，另设四名军需长负责各个领域的工作，其中还特设有负责研究法国和俄国要塞体系的处。后来，施利芬写道，只有头脑清晰、果断坚定和充满活力的统帅，才能取得内线作战的胜利，而统帅的这种才能需要依靠一个由统一思想训练出来的机构才能得以发挥。这个机构的人员都是从军队里精选出来的，对这些人的教育训练施利芬是作为军队领导的最重大任务来对待的。军队最重要的任务——动员和展开由第二处(德国处)负责，该处与铁道处共同隶属于第一军需长即作战部长。1896～1902年期间的军需总监，同时也是总参谋长在制订重大计划时的最可靠的助手，是弗朗茨·克萨韦尔·冯·奥伯霍费尔步兵上将，他似乎已被今天的人们所遗忘，但他是一个有重大贡献的人。他是地形测量处处长，早期也曾担任过铁道处处长，出身于一个对普鲁士军官来说不同寻常的家庭，其父是一名宫廷歌唱家。

　　 最高统帅把所有直属单位、普鲁士军队以及与其相关单位如海军的指挥权独揽于一身，但对总参谋部的工作却从不插手。这其中的好处是，最高统帅可对各机构的工作进行协调；但弊端是施利芬的工作完全是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进行的。这种状态在公众眼里就变得更加离奇，似乎总参谋部是个无所不能和神秘莫测的组织。

　　 总参谋部内最重要的单位是第2处(德国处)即作战处。如果说柏林的和部队的总参谋部军官已经是军官团中的精英，那么在第2处工作的军官则是精英中的精英。由于对作战思想和培养纯作战能力工作的过度重视，其他部门和工作特别是后勤，以及施利芬提倡的“军需部旅行训练”和后勤训练都被忽视了。而后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扮演了重要角色，高度机械化军队需要供给部队不断扩充，装备不断增加，单就载重汽车而言就难计其数。对这些，当时施利芬未能给以充分关注。

　　 施利芬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歼灭战思想，通过迅速给一个敌人以致命打击，打破敌人的联合阵线。施利芬认为，未来百万大军所进行的战争是短期战争，因为，任何一个参战国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维持百万大军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在这些老牌大国里，百万大军的动员以及全民和全国经济力量的投入，将意味着新型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即革命力量的完全解放。对这一点，施利芬并没有认识到。民众时代以及旧的社会秩序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之间即将爆发的激烈冲突，对贵族阶层的人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对此没有任何觉察。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圣彼得堡、巴黎和伦敦又有哪位军事领导在这方面领先于德国呢？实际上，经济战争对当时任何国家的总参谋部来说，都是一个尚未涉足的领域。只是在法国总参谋部内，有人根据精神病科医生勒邦的著名著作开始从事人类心理学研究。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这又使作战思想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对技术问题的忽视。

　　 施利芬时代所发生的战争，如南非的英布战争、1904～1905年发生在东亚的俄日战争，都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向，即所有决战都战而不决，战争期限从而延长。会战的景象发生了变化。由于武器效能的极大提高，施利芬在90年代将师和军的战术正面加宽并取得成效，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基本上只看到了战术要素，很少看到精神要素，而对技术要素就几乎没有看到。他对不可动摇的军纪深信不移，他之所以对通信技术进行完善和改进，是因为他把通信技术只看成是一种受人们欢迎的、在远距离上进行直接指挥的工具而已。

　　 重大的问题是：在两条战线中的哪条战线上实施首次决定性打击，才能实现短期战争的目的，才能有望获胜。毛奇曾主张在东线动手。俄国沙皇帝国是个较迟钝的对手，虽然它在西部构筑了要塞体系，但它分布于其辽阔领土的铁路网比法国要稀疏得多。在1891年，施利芬在最初考虑这个问题时就与瓦尔德泽和老毛奇的想法大不相同。为什么一定不能进攻法国？能否取道中立的比利时——至少在南部地域——绕过法国极为强大的西部防御工事体系？1891年4月23日和24日，年迈的毛奇就这些新颖的想法与瓦尔德泽交换了看法。这个问题使毛奇心神不定。正是4月24日这一天(上午毛奇还同他的接班人商讨问题)成了毛奇的忌日。

　　 施利芬将目光转向西方。按逻辑推理，从纯军事角度而论，迂回法国东部防御体系的想法是正确的。此外，瑞士是一个山地国家，不宜进行快速和大规模作战行动；而比利时的中立是经各大国共同承认的，普鲁士于1839年、北德联邦于1870年也曾承认过比利时的中立。战略与外交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碰撞。施利芬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在考虑问题时必须在军事上择其优，其余的问题只能留给外交家们去考虑，也许他们会提出否决。负责提供判断外国军队和制订计划依据的总参谋部的所谓“外语处”(在这个处工作的军官都掌握一种或多种外语)所能提供的也只是驻外武官呈送的报告。与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相反，德国的间谍并没有在其中起到什么重要作用。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不只法国总参谋部对德国的计划(这主要是指1905年完成的“施利芬计划”)一无所知，德国对法国的计划也同样知之甚少，因此无需对原计划进行修正。从法国半官方的公告和逐渐透露出来的关于法国第10～15号作战方案中，看不出丝毫进攻意图。事实上，法国关于战争的设想一直到1911年都从未变更过。

　　 施利芬曾对由洛林出发向位于法国南希高地的筑垒地带实施正面突破的方案，进行了反复认真的思考，同时他还考虑过在凡尔登地域与比利时边界之间地域实施突破的方案。如果不采用这两个方案，那只有取道同样中立的卢森堡大公国，或者直接通过比利时。自1892年，通过大量的条陈、作战预案、总参谋部旅行训练和图上作业，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在南翼洛林和阿尔萨斯地域以弱兵牵制敌人；在西部，主力通过比利时，从巴黎深远后方绕向法军背后，从背后向法军及其要塞发起进攻。对其他方案施利芬都不甚满意，其中包括通过“卢森堡缺口”向凡尔登突击的方案。所谓“卢森堡缺口”是指阿登这个山路崎岖、大部队难以通过的山地障碍，敌人在这里只有少数几座陈旧的要塞。只是到了1939～1940年时，施利芬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后来的冯·曼施泰因元帅，才制订了阿登攻势方案。

　　 正如前面所说，施利芬计划 [ 译注：原文中“施利芬计划”有时带引号，有时无引号，下同。 ] 是逐步形成的。从其酝酿到其1905年成型的这些年里，如果战争一旦爆发，法国将只能自保其身。俄国由于对日战争的失利以及国内爆发了第一次革命，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无暇他顾。施利芬非常明白，他的作战计划会因破坏中立国的中立而在政治上招致严重后果。他让总参谋部的上尉军官冯·施默尔费尔德认真研究了比利时的中立问题。在世纪之交，施利芬十分谨慎地通过皇帝的一位朋友——波兰－波森贵族胡滕·恰普斯基的关系，向年迈的首相霍因洛厄·希林斯菲尔斯特侯爵探询，在威廉大街的外交局和首相府里，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个军事计划的。结果没有听到任何异议，甚至还说大总参谋部参谋长采取这一步骤是完全必要的。施利芬过去在柏林近卫骑兵部队服役的时候，曾与外交局的重要人物枢密大臣冯·霍尔施泰因交往甚密，两人时不时还共进早餐，施利芬还应邀出席过他举办的一些显赫的宴会，或是到他官邸拜访。霍尔施泰因对他的计划也没有表示反对。后来的帝国首相比洛侯爵和贝特曼·霍尔韦格也都清楚地知道，在战争爆发后德军将取道比利时。施利芬以非常得体的方式不声不响地将信息传达给了外交部门和帝国领导。现在，外交家屈从于战略家了，而且外交部门的惰性十足，以至于它既没有考虑到去控制总参谋部，也没有考虑到为向世界舆论表明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是迫不得已的事，至少要准备一份最后通牒。事实上，比利时在此期间的作为也并非无可指责，它在东部边界构筑了防御德国进攻的要塞体系，比利时总参谋部在后来几年中与英国总参谋部保持着密切接触。在此期间，那些保证国关于要否维护比利时中立的争论越来越显得软弱无力。然而，施利芬计划一直没有外交顾问，施利芬坚信，作为军人，他的义务只是向外交部门通报，他知道为迅速夺取胜利，军人必须要做些什么。除此以外的其他事都与军人无关。在这方面，德国的外交家们在战略选择上比总参谋部更倾向于屈从军事。

　　 施利芬知道，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极有可能招致英国的干预，同时他也清楚，英国的陆上作战能力并不很强。处理这种类型的军事政治问题的一个相应例证是1911年的法国，当时，被任命为法国战时总司令、最高作战会议副参谋长的米歇尔将军建议，在战争爆发时毫无顾忌地立即派大部队通过比利时，向德国右翼进攻。然而，当时在法国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政治机构、战争部和总理。他们害怕这种对中立的破坏会在英国引起有害于他们的后果。米歇尔的进攻计划因此未能付诸实施，而施利芬的宏大计划与米歇尔的计划可谓异曲同工。

　　 在世纪之交，施利芬的进军计划还准备在施特拉斯堡－圣维特一线集结六个集团军，以一个翼侧集团军从迪伦－亚琛地域出发，对法国防御体系实施迂回。他曾经认真地考虑过，是否能在不破坏比利时、卢森堡中立的情况下剥夺敌人的主动权。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法国的政治家们在反驳米歇尔将军1911年的计划时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必须先于德国开进比利时。施利芬长期以来都认为，在迂回敌人左翼时无需绕太大的弯子，因为法国极有可能以强大兵力从其筑垒地带出发向洛林发动进攻，那时德军就不得不进行反击。因此不能说，施利芬对可能不得不破坏比利时中立的问题满不在乎。但是，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却能迅速夺取重大胜利。政治家们是知道他的决心的，但他们没有表示赞同。这种局面对总参谋长来说是十分为难的，毛奇就经常需要而且必须考虑俾斯麦的意见。施利芬错误地以为，他的方案意味着胜利。但他似乎没有认识到，如果政治领导继续采取消极态度，那么单单靠军事上的胜利能否带来政治上的胜利。

　　 到1905年，这个孤注一掷的“施利芬计划”终于成型并载入史册。计划规定，西线军队主力编为第1集团军，在科隆－杜塞尔多夫－亚琛一线集结，通过比利时，向巴黎深远后方迂回，将法军主力压向法军东部边境上的要塞地域，期间也应将巴黎包围。7个战斗力较弱的军梯次配置于阿尔萨斯的施特拉斯堡地域，以掩护己方南翼的安全。上莱茵由意大利军队负责掩护——1905年时施利芬对意大利军队的能力还深信不疑。在东线只留置少数部队实施掩护。与此同时，从理论上、也是出于责任感，施利芬还一直在进行着“大规模东线进军”行动的研究，他认为在德－奥－俄发生冲突时，法国极有可能枕戈待命，静观事态的发展。他与瓦尔德泽一贯作风截然不同，他只是以寥寥数语向奥－匈总参谋部及其总参谋长贝克·日科夫斯基伯爵将军简单地通报了他的计划。

　　 根据施利芬反复推敲最后确定的方案，计划以大约35个军和8个骑兵师以迪登霍夫－梅斯为轴，梯次通过比利时，像一扇巨大的旋转门一样向塞纳河流域突击。法军将被迫反转其防线与德军实施决定性会战。在东线，施利芬出于对奥地利军队战斗力的怀疑，计划首先在加利西亚发动一次攻势，以牵制俄军。但是，德军总参谋部并没有就此计划与奥地利总参谋部进行仔细和周密的协调。意大利的支援是否可靠，连施利芬自己也不得而知。此外，施利芬经常给以关注的问题是，目前的兵力在这场征战中迅速受到消耗后，还能否达成这种大范围的迂回包围和对巴黎的合围？这个问题一直使施利芬坐卧不安。

　　 计划还估计，法国可能在上莱茵发动一次攻势，但这正中施利芬的下怀，可以说是帮了德国的大忙。施利芬强调指出，这个“伟大计划”要求各集团军司令官应彻底掌握基本战略思想。如果计划能像希望的那样迅速取得成功，那么各集团军就必须像在大规模演习中一样作完全机械的运动。命运没有让施利芬活到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他没有机会亲临战场，亲自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当战争终于来临时，他已是81岁的老人。他在总参谋部中的崇拜者就说，拉德茨基(奥地利元帅，1766～1858)在远比施利芬年龄大得多的时候还亲赴战场指挥。伦斯基还说，施利芬1905年退役实属一大“灾难”。战时由总参谋长指挥作战，自毛奇以后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我们无法知道，施利芬将如何指挥这场战争。但无论如何他和毛奇都知道，总参谋长只能在动员和展开方面为战争做好铺垫。然后，正如毛奇所论述的，军队便被投入一种变幻莫测、无确定把握的形势之中。敌人的意志难以准确地加以估计；未曾预料的突发事件，即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会相继出现。施利芬在其离职之后给他的女婿、皇帝的侍从副官冯·汉可少将的一封信中写道，毛奇喜欢用下达指示的方式进行指挥，而他自己却喜欢较多地介入作战。

　　 毫无疑问，从纯军事角度而论，如果1914年总参谋部有一个像施利芬那样具有战略天才和像鲁登道夫将军那样具有残忍性格的人物来领导，“施利芬计划”完全可以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但另一个问题是，在取得“伟大胜利”之后西方将会怎样？估计不论是英国还是俄国都不会自认败北。然而施利芬却相信，单靠军事胜利就能解决政治问题。但是，按照威廉帝国及其宫廷圈子的特点，他们并不希望一位精力充沛和超群出众的人成为总参谋部的第一把手。

　　 同样，很能说明施利芬思维方式特点的是，1905年当他的计划已大功告成、俄国由于受到致命削弱使法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他却拒绝他曾推崇的先发制人的战争思想，德皇也不主张这样做。他认为，战争不是什么幸事，而是一种命运，掌握这个命运的人需要上帝赋予他以力量。

　　 施利芬一直认为，侧翼进攻贯穿于整个战争史，两翼包围则是最佳境界。他曾告诫人们，不要将他的计划作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看待。但是，即使在他晚年不但对其计划没有再做过任何修改，就是在理论方面也没有任何变化。他的计划不是对战争史上哪一种模式的效仿，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的结晶。运输和情报手段的发展以及总参谋部所具备的高超的作战艺术，使他看到了使百万大军能够利用一次大范围的机动，迅速取得巨大的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在他学习阶段，给他影响最深的第一个成功的合围战例并不是他后来撰写的汉尼拔在坎尼所取得的合围战胜利，而是拿破仑在1805年在乌尔姆取得的对奥地利元帅冯·马克的胜利，因为这一胜利来自于一个成功的进军计划。

　　 有一点施利芬不得不承认，长时间以来并不是所有总参谋部的高级将领们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他的计划和思想。军需总监，最有可能接任施利芬职位的冯·比洛将军(1914年被任命为第2集团军司令)就是正面突破的推崇者。与他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曾担任过战史处处长的著名军事著作家冯·伯恩哈蒂将军。还有一位现代思想家科尔马·冯·德·戈尔茨，他提出一种迥异的观点。他是陆海二维战的辩护士，主张在西方采取守势，而向东方发展直抵遥远的亚洲；认为英国是德国未来众多潜在敌人中最为强大的一个，应予以打击。施利芬对上述观点均表示反对。始终使他寝食不安的问题是，他的进军计划是否正确，是否真的能够迅速取得胜利。因为他获悉法国总参谋部似乎自1907年已得知他的计划轮廓，并摈弃过去防御战术家博纳尔将军和米里贝尔将军的思想，正在制订新的进攻计划。

　　 1905年即施利芬完成其计划的这一年，对施利芬来说是不幸的一年。早晨他在动物园骑马时，被路过的一个中尉的马踢中，胫骨粉碎性骨折，数月卧床不起。1905年9月，他在给恩斯特·施利芬伯爵的一封信中忧郁地写道，他不久就将满73岁，半聋半瞎，现在又多了一条坏腿，“我退位的时候已到……”

　　 1903年12月初，皇帝向施利芬宣布，将为他配一名新的军需总监，作为他的助手。此人便是皇帝的亲信和朋友，第一近卫步兵师师长冯·毛奇中将。皇帝高度称赞了毛奇中将“罕见的魄力”和高度责任感。施利芬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1904年1月1日，老毛奇的侄子——副官小毛奇接任军需总监之职。在1905年施利芬评价其新助手时突出了他的“务实的思维”，但对他脆弱的情感表示怀疑。因为他曾亲眼目睹过这样一件事：在1904年最后一次大规模旅行训练中，施利芬非常客气地修正了这位军需总监的错误后走出房间时，他看到小毛奇居然流下了眼泪。

　　 新军需总监虽然在私人交往中对施利芬这位总参谋部的第一把手极为尊重，但并不是施利芬思想坚定不移的追随者。后来，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总参谋部旅行训练中，施利芬偶尔会征询他的看法，但他几乎从未表示过赞同。施利芬以一种已经过时的清高顺从着国王和皇帝的意志，而皇帝却将希望寄托在了他的朋友毛奇身上。

　　 1905年10月26日，施利芬领导主持了老毛奇纪念碑揭幕仪式，并自此重返工作岗位。在他养伤期间，小毛奇作为他的副手背着他下了一道命令，令各军司令官举行大兵团的正面进攻演练，以克服施利芬片面强调侧翼进攻的弊端。小毛奇认为，总参谋部军官和各司令部必须避免出现片面性。

　　 在1905年12月20日的一份条陈中，施利芬再次概括了他的计划：只有借道比利时，利用一次侧翼进攻才能将法国击败，才能从法军背后对其实施打击。德军右翼与左翼兵力之比必须大约保持在7：1左右。1905年末，施利芬离职退休。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年迈体弱的农奴，已无力挑起重担。忧郁的宿命论与虔信主义大同小异。比如，施利芬接受了多线战争，就全力奋争，力图将其驾驭，而不去尝试向政治领导指出一条能避免这场战争的、更为有利的途径。

　　 在施利芬离职时，总参谋部编有1名军需总监，4名军需长，以及102名军官。其中，44名军官出身资产阶级。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鲁登道夫少校在第二处(德国处)供职，格勒纳上尉在铁道处工作。此时，有多一半的军官毕业于文科中学，只有20%是旧时候补军官学校的学生，其中自然包括最著名的人物埃里希·鲁登道夫，他当时还是一个无名之辈。出身于王侯家庭的亲王们现在纷纷到总参谋部服役，并居然成了一种新的时尚。

　　 像历史上许多罕见的现象一样，施利芬没有为自己培养一位继承人。后来任魏玛共和国国防部长的格勒纳认为，当时总参谋部训练的主要失误在于缺乏对技术发展的认识。机枪、汽车、飞机和飞船为人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勒纳自己、施利芬的继任者小毛奇、鲁登道夫及其后来的同事、好友乌克斯·鲍尔上校均属例外。鲍尔当时已经致力于引进现代化的、用机械牵引的420毫米重型臼炮。在《耶拿还是色当》一书中，弗朗茨·亚当·拜尔来茵向典型的忠于职守的老派军官冯·韦格施泰特上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施利芬的名字不如毛奇那么响亮？很显然，对这一点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其实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他没有成功……”

　　 “伟大计划”的追随者对这个取胜良方的赞颂和崇拜，使军队中对这位总参谋长的指责逐渐销声匿迹，但并不是没有批评声。从某种程度上说可称为“反施利芬”代表的不是科尔马·冯·德·戈尔茨，而是步兵上将西吉斯蒙德·冯·施利希廷，此人已于1895年退役。施利希廷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批评者，因为他将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的遗产作为时代的理想加以捍卫，竭力反对“机械呆板的军队”和“操练场上的会战”，总之他代表的是一种已经过时的自由主义思想。骑兵上将冯·伯恩哈蒂也在他的著作《论今日战争》中，对“依据某一方案打胜一场战争”这样一种思想提出过警告。他在给其朋友军需长冯·盖尔男爵的信中，称施利芬为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勤奋进取精神”。像一些思想家一样，他对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遭到的残败也记忆犹新，但他认为这应归咎于“训练场这个恶魔”。

　　 毛奇曾说过，时代的技术成就必须成为作战的手段。施利芬的批评者认为，施利芬过多地受到技术因素的制约。毫无疑间，施利芬是江河日下的普鲁士最著名的军事专家；但另一方面，在他那个时期军事思想的片面性在总参谋部内也占据了上风。与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时代思想的隔绝日见严重，沙恩霍斯特和博因的理想主义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晚年的施利芬笼罩在一层悲剧色彩中，官方不再过问他。然而尽管如此，施利芬出于对帝国、对霍亨索伦王朝和对普鲁士人的深切忧虑，以耄耋之年在历史中探索，力图为自己提供一种证据，证明他发现了一种战胜敌人的秘密武器，证明他的伟大计划在无法避免的战争中是一种万全之策。施利芬生前的信件表明，他没有特殊的广泛兴趣爱好，比如艺术、文学等。但在战争史领域他却是大师，他的写作思维严谨，风格简明精辟。他在晚年撰写的一篇著名论文是对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的研究。在这场会战中，汉尼拔在坎尼附近的开阔战场上以劣势兵力将占优势的罗马军队包围，并将其几乎全部歼灭。“坎尼会战”被施利芬视为会战的典范。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到不解：迦太基统帅的出色胜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未能阻止迦太基在尔后近15年的斗争中以失败告终。

　　 像1866年柯尼希格雷茨会战一样，坎尼之战在一天之内便决出胜负。而未来的新型超级坎尼之战将延续数周，将不得不在比利时和法国两个国家进行。正是基于这一宏大的机动战略，使施利芬赢得了伟大统帅的盛誉，尽管他从未亲自指挥过军队作战(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命运使然)。当进入暮年的冯·德·戈尔茨从新闻界获悉，施利芬因其制定的计划而获得“统帅”美名时写道：“我们已堕落得太深了。”小毛奇继任总参谋长后，因成功地举行了一次秋季演习，被皇帝授予高级勋章，对此他忧郁地说道，他的叔父在获得同样勋章前，必须冲锋陷阵，打赢数次战争。

　　 施利芬在他的最后一份条陈中仍坚持他的计划的基本原则。在他给一份著名杂志撰写的文章中，有预见性地描绘了现代战争指挥者的形象：他借助于电报、电话、汽车、侦察机等新型技术手段，在远离作战战场的地方运筹帷幄，战事进程均在他的执掌之中。1913年1月4日，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元帅离开人世。在他弥留之际，他没有关心年迈的毛奇所说的高于一切理性的和平，而仍是为获得大规模会战胜利的秘方而作最后一拼。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加强我的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