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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三角洲的非常规作战·第四

越南:三角洲的非常规作战·第四

作者:罗伊·贝姆 查尔斯·萨瑟·美国

出自————《第一个海豹

出自————《战争通史

  (1963年-1964年)

  美国违反了战争的第二条规则,即:不要在亚洲大陆使用地面部队进行作战

——蒙哥马利

   39

   我想念我的“海豹”们,想念“大块头”、胡特、豪斯·库辛斯基和所有其他的人。他们全都是无与伦比的人。有一次,当我询问有      没有人自愿去执行“一次极其危险的任务”时,全队所有的人同时站了出来。这是我所得到的最大荣誉。

   第八勤务中队司令纳什准将是一个身体修长强壮,精力旺盛的人。我第一次见他,就立刻喜欢上了他。他亲切地笑着,用力和我握了握手。

   “罗伊,无所事事的人很少会有麻烦。”他说,“但是,他们往往一事无成。”
我被指派为中队负责推进装置的工程师。我以前只当过水手长,对工程技术一窍不通。尽管如此,我抑制住对“岸上勤务”的不快——所谓岸上勤务不过是对准备让我退役的一种客气说法,又一次潜心钻研起各类书籍和手册。这时,埃莉、“弗拉费”鹦鹉和我已经分开,我没有什么可分心的事情。虽然我对推进装置已经相当熟稔,我还是常常眺望着大海,像父亲一样思索着是谁让大海和岸离得这么近。我已经习惯了“海豹”突击队以及先前的水下爆破队那种紧张状态。

   越南的局势正在激化成为一场真正的小规模游击战。然而,我在第八勤务中队则如同置身局外。由于我无法在自己二十年前就预想到的海上战士这一观念方面继续发展,我重新考虑起退役的问题。如果美国海军不再需要我,其他人还需要我。埃德·林克和他的深潜计划对我的邀请长期有效,杜邦公司和大力神火药公司给我提供了同样的职位。此外,还有中央情报局。我甚至考虑过调到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可能性。

   对这一切都觉得无聊和反感的我终于向海军部长呈递了辞职信,要求退出现役转入海军后备役。不久,我接到海军人事局打来的电话。

   “罗伊,你到底在干什么?”

   “长官,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那么你就不会知道实情。是不是让我走人啊?我有地方可去,也有事可做。”

   “这些地方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你个人的好恶要由政府来决定。政府现在决定下达新的命令。”

   命令下达了,日期是1963年7月6日。我被派往驻越南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

  尊敬的贝姆上尉:

  欢迎你来这个最有活力、意义深远的机构!

  军事援助顾问团海军组负责协调海军在越南的行动。我相信,你的工作将会是有意思和有意义的,并且具有挑战性。

  根据海军部人事局长的安排,你将于1963年10月报到并接替彼得·W·威利茨上尉。考虑到转换和住房情况,任命你为水下爆破队顾问……

   水下爆破队!我又回到了老本行。

   40

   自从1954年法国人在奠边府被赶出越南之后,越南的局势一直暗流涌动。早在1957年10月,河内的共产党人就在南越组建了37个连的武装游击部队。这些部队大多分布在湄公河三角洲难以涉足的森林和沼泽地带。我要在这里担任南越水下爆破队的顾问并和他们一起行动。胡伯伯扩展了共产党人进行渗透的传统道路——通称为“胡志明小道”。

   由于南越总统吴庭艳压制公民自由权并任命军人担任省长,共产党人得以轻而易举地壮大自己的力量。

   1960年12月,河内宣布在南方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阵线旨在把形同散沙的反对吴庭艳的各类力量联合起来。

   在我飞抵西贡前的几个月,被吴庭艳总统的天主教徒当政者迫害的佛教徒们举行了一系列针对政府的暴力抗议活动。抗议活动始于1963年5月8日。当时,佛教徒们聚集在顺化纪念释迦牟尼诞辰2527周年。身为天主教徒的副省长禁止他们使用国旗,后来又命令士兵对他们开枪,以驱散正在倾听一个佛教领袖讲演的人群。一名妇女和八名儿童遭到枪杀。

   6月11日清晨,一个身着黄袍的老和尚在西贡一条繁华的十字街头,盘腿坐在柏油路上。其他僧尼把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人在他身上浇上汽油用打火机把他点着。他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吴庭艳的政策。

   吴庭艳将此归咎于越共。“让他们去烧吧,”他对着世界各地报纸在头版报道的和尚以身献祭的可怕场面大叫道,“我们只会拍手称快。”

   部分是由于佛教徒们的抗议,部分是由于吴庭艳为消灭民族解放阵线而对人民采取的镇压措施,吴庭艳政府内部也有人在策划推翻政府。11月2日,就在我到越南之前几天,吴庭艳的将军们成功地发动了军事政变并杀死了吴庭艳。当我在越南特有的一个酷热下午飞抵新山一机场时,由杨文明将军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执掌着政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变化:越南将变成一个掀翻的平底锅;那场“小规模的战争”、“算不上是战争但却是我们惟一的战争”也将变成掀翻的平底锅。

   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就像野草一样在湄公河三角洲蔓延开来并且四处出击;政府处于一片混乱状态;佛教徒们刚刚停止自焚;北越正在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方运送部队和物资;西贡充斥着不同性别和不同政治信仰的间谍;政治暗杀司空见惯。用一句过去的军事术语来说,整个局势一团糟。

   我走下飞机,背起帆布袋,第一次吸进了越南的热带空气。空气中混杂着海盐、腐烂的鱼酱、人的粪便以及潮湿生物的味道。街道上挤满了自行车、机动三轮车、摩托自行车、“本田”小汽车和锈迹斑斑的卡车。卡车上满载着蔬菜、猪和人。一头水牛躺在路中间不愿起身。一个警察威胁着要开枪打死这头牲口并把它拖走,引来了一群喧闹的围观者。

   我从第一眼看到越南时就认为,它是一个注定要发作灾难的地方。传统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难以理解非常规作战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社会的几乎各个方面——军事、政治、经济、宗教……任何手段——一切手段——都是推动政治目标的武器和工具:恐怖活动、暗杀、阴谋、抵制、宣传、假情报、威胁、间谍。“只要抓住他们身体的要害,就抓住了他们的心灵。”

   暴动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阻止他们的惟一办法就是在常规战略指导下使用非常规战术。不幸的是,美国的政客们对局部战争的观念没有现实的考虑。在越南战争的初期,战争是在行政官员的指导下进行的,比如军事援助顾问团高级海军顾问、“进展是我们最重要的成果”上校德拉克尼克。他用十分愚蠢、不切实际的迎战原则来束缚职业战士。

   但是,政治非我所长,历来如此。我想,既然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在罗伊·贝姆的鞭策下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部队而且它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存在将使越共惊慌失措,我也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南越的“蛙人”——水下战士。我将在一场真正的小小战争中去考验、磨炼、锻炼他们的技术。

   还有我的技术。

   41

   几乎就在1963年下半年——美国在越南进行军事集结之前——乘坐军事空运司令部的飞机抵达新山——国际机场的同时,我就听说了越共第514营的明营长。在这个时期,美国仍然在以“顾问”为掩饰。我的任务是对“蛙人”提供建议、进行训练并指导他们在越共出没的湄公河三角洲进行作战。

   “明营长是沼泽的幽灵。”别人告诉我说,“在他想被人看见的时候,他才会被人看见。但对他的敌人来说,看见他就意味着灾难。”

   当我到达越南时,美国的“海豹”突击队已经存在了约有两年。实践证明,他们能够扮演我所计划和训练的一切角色:游击战士、间谍、刺客、出色的战士和可怕的敌人。他们是和我同类的海上战士。不过,越南将使他们第一次面临真正战争的考验。湄公河三角洲的战争尤其适合他们。

   我设想,凡在有水的地方,无论是海洋还是江河,都要有作为真正的突击队进行活动的“海豹”。有一个已成为笑柄的笑话说,只要餐厅里有水,“海豹”们就会认为自己已经置身于水上环境。如果把明营长和其他越共活动的湄公河三角洲视为水上环境,这并不需要有多大想象力。

   湄公河三角洲环绕着越南的整个南端,年平均降雨量为80英寸。两条宽阔的大河将三角洲劈开,形成由纵横交错的支流和运河组成的最大水网,流经低地进入南中国海。三角洲最南端的河是巴塞河,从东北流向西南;三角洲以北的湄公河大致由西向东流。越共利用支流和运河,掺杂着从沼泽地渗漏出来的稀泥、出没着成群蚊子的水运干道,把人员、武器、弹药运到西贡以北的主要交战地带。

   湄公河三角洲是一个炎热、潮湿、沉寂的地方,盛产大米。方圆几千公里全是长着红树的沼泽、聂帕棕榈和丛林,出没着蛇、蜘蛛、蝎子、鳄鱼、丛林猫和越共。

   我想作为部署在敌人领土上的“海豹”排排长参与行动。然而,由于我奉命接替彼得·威利茨上尉担任“蚌人”的顾问,我的任务是把这些南越人训练成水下爆破队或“海豹”突击队。

   我很快就明白为什么威利茨的绰号是“出去吃午饭”、他在西贡接我的时候带着一个手提箱。这个箱子从未离开过他的视线,里面装的是汽车说明书和合同。他对卖汽车比杀越共更上心。

   “我为‘汽车国际’工作。”他带着二手车经销商的笑容解释说,“只要是你能说上名字的车,我都可以给你一个好价钱。你在这儿买车可以逃税。”

   我挖苦地看了他一眼,回敬道:“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买车,也不是为了卖车。”

   他在军事援助顾问团的上司——现在是我的上司德拉克尼克上校。他在西贡自己的办公室贴满了招牌,上面写着:进展是我们最重要的成果。这种情形使我想起了通用电气公司。我立刻意识到,行政官员和经理人员在越南是凌驾于作战指挥员之上的。要是我当着威利茨或德拉克尼克的面说出“杀人”或“残害”这类字眼,他们说不定会瞠目结舌地昏过去。

   军事援助顾问团没有关于“蛙人”活动的报告。他们会不会使用自给式潜水呼吸器?我问威利茨。他们能不能跳伞?威利茨是否观察过他们的作战?上尉来回踱着步,并从手提箱里找出一份东西看了起来。

   “我有多少人?”我问。

   威利茨眨眨眼说:“嗯,这不好说。”

   “你他妈的是什么意思——这不好说?我到底有没有人?”

   “我想大概……大概有40人……”

   我从来就没有很大的耐心:“彼得,我想要一个花名册。明白吗?我还想见见我的南越同行,想知道下一次行动是在什么时候。明天早上,你和我一起去芽庄见他们。我要和你一起去进行早锻炼。”

   威利茨看上去对我的威胁很恼火。“我一般是在他们体能训练结束后才去见他们。”

   “你多长时间见他们一次?”

   “一个星期有几次吧。要是我有空的话。”

   第二天,分给我的42个南越“蛙人”只有大约20个来到设在芽庄郊外一个老采石场的训练基地。仅有大约七八个人似乎有过一点作战经历。他们的指挥官,我的同行宁上尉并没有来。22岁的溪是资历较深的士兵。他身材修长,体重不到100磅,鹰一般的脸像帝王的猴子一样枯槁、狡猾。当其他南越人痴笑着相互手拉手的时候,他远远地站在后面。这些南越人大多衣衫褴褛,有几个人光着脚或只穿着从当地军人小卖部买来的拖鞋。他们的装备几乎同样不堪使用:M-14步枪和卡宾枪缺乏保养、锈迹斑斑;法国产的水肺已经凝固、腐烂,难以使用。许多人要么把自己的武器弄丢了,要么忘记带来,要么可能把它们卖给了越共。

   我厌恶地摇摇头。让这帮痴笑着手拉手的年轻人去丛林追捕像明营长那样的越共无异于让羊去抓虎。威利茨一定是看见了我的脖子开始发红,于是想起来他在别的地方还有一个约会。

   “我得去见一个陆军上校谈‘奔驰’车的事。”

   说完,他就跳进自己的吉普车走了。

   虽然我组建并训练了美国的“海豹”突击队,但这里的情形却截然不同。在我的南越“蛙人”们敢于渗入泥泞的湄公河去迎战幽灵般的明之前,我将不得不从头开始训练他们——“这是潜水面罩,这些是脚蹼,这是卡宾枪”。

   “上帝!让我们开始吧!”我对军士长溪说。

   我选择一天进行了考查式训练,以确定我需要花费多大精力才能把这些“蛙人”首先变成战士、然后再变成合格的海上勇士,结果,这天的训练坐成了一场蹩脚的喜剧表演。我先是看见一个南越人在用导火索拉一个沉重的箱子,导火索就缠在他的手腕上。

   “嘭!”我试图用英语对那个只懂越语的人解释,可他怎么也不明白。我只好给他作了一番演示。我把一段导火索缠在一块木板上并把它引爆。木板詖炸得四分五裂,碎片呼啸着飞上天空。他愣住了。

   “这有可能就是你的胳膊。”我说。

   在用导火索把杀伤手榴弹和“威利·皮特”手榴弹连成一个手榴弹阵的时候,一个小个子南越人还没有用带子扎住匙状物就拉开了保险环。我听见“砰”的一声闷响,手榴弹被引爆了。

   “进来!”

   南越人可能会误解我的叫喊,但不会误解手榴弹的动静,他们像青蛙一样四散跳开,有几个人的屁股被弹片击中。虽然他们没有受到其他伤害,但还是吓得直抖。

   训练结束时,我发现有一半人水性太差,连基本的水下工作都做不了。他们不仅耐力有限,而且在水下游泳时声音很大。就战术而言,他们甚至不会偷偷靠近机器轰鸣的锯木厂。真让我头疼。

   他们开始往我用来送他们回芽庄基地的六轮卡车上爬。

   “下来!下来!”我怒吼起来,“都给我下来。跟我跑!”

   我带着他们以冲刺的速度往5英里以外的基地跑,我都快40岁了。如果我能跑下来,他们也能跑下来。气喘吁吁的南越兵们在路上散得足有两英里长。溪一直紧张、严肃地和我并排跑着,直到最后才被我甩到后面。他毫不掩饰地用钦佩的目光看着我。我相信我的前任从未见过这种表情。

   “你是头号‘海豹’。”他赞叹道。

   这只是开始。

   当天晚上,出于对一个同行美国军官的礼貌,我和彼得·威利茨在芽庄一家以龙虾著称且颇受欢迎的法式越南餐馆共进晚餐。这是他妈的什么战争。一场平庸、乏味的战争,简直无法和我在南太平洋同日本人作战的那些岁月相比。

   威利茨小心翼翼地避开卖车的话题。他知道我对此是怎么想的。然而,他在龙虾吃到一半时犯了一个错误。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罗伊,我会乐意延长在越南的任期,帮助你把这些小个子训练好。”

   我勃然大怒。“你他妈的有一年时间来干这个,彼得。你就会坐着不花钱的军用飞机在越南到处飞,吃龙虾和鸭肉、卖汽车赚钱。你和那个号称是队长的白痴宁连他妈的一次仗都没有打过。你想留在越南的惟一原因就是为了继续靠卖车来骗钱。”

   “威利茨先生,如果我在今天晚上之后还能在越南看到你,我就会把你的脑袋敲掉。把你的东西收拾好滚开。下次我再看见你,我就要扣扳机了——而且不会打偏。我要让它看起来像是自杀。行了,威利茨先生,别让我再看见你。本‘海豹’要去打仗了。”

   42

   我决意要把这些南越人训练成为像“海豹”一样的海、空、陆突击队员,而不仅仅是像水下爆破队一样的“蛙人”。“海豹”突击队在游击战术方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德拉克尼克上校。我想我至少应该争取上级的正式批准。结果,德拉克尼克和他的同行、军事政变之后上台的南越新任海军作战部长之间有矛盾,两人因为前任海军作战部长被暗杀一事闹到互不说话的地步。

   “欢迎你来到一个最令人丧气的机构,贝姆。”杰克·阿什克罗夫特中校向我打着招呼,并请我到他住的华丽饭店去喝酒。这个矮胖的海军军官是南越快艇部队的高级顾问。他、吉姆·文森特上尉和几个美国顾问网罗了一批被越共称为“河鼠”的乌合之众并把他们训练成令人生畏的杀手。这批人原来都是海盗,除阿什克罗夫特外没有人想要他们或信任他们。然而,他们现在的功绩却引起了三角洲地区敌友双方的注意。

   “原来的梅军作战部长和德拉克尼克是好朋友。”阿什克罗夫特告诉我,“现在,德拉克尼克不愿和新的海军作战部长有任何牵连。凡是需要通过南越作战渠道的事,他都会设置障碍。因此,要学南越人的做法。宁愿事后请求宽恕,也不要事先征得同意。”

   他笑了起来。我们会相处好的。

   我开始训练我的“蛙人”。德拉克尼克的目标是进展,而我的目标则是战争。我首先进行基础训练:射击、爆破、体能锻炼、游泳练习、小部队战术、领导能力和整体配合。凡在训练中缺席或迟到者,一律扣薪。这个措施消除了逃避训练的现象。但宁上尉却是一个例外。我不仅控制不住他,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他。

   和绝人多数亚洲人一样,南越人在很多方面都像孩子一样,为人随和。在后来的几周里,我会毫不留情地逼迫他们,要把他们从单纯的水下爆破队员转变成为海、空、陆游击战士。在这两个方面,他们现在哪一方面也不能胜任。

   “但是,你们不能长期不胜任。”我一边让他们在采石场和芽庄基地之间来回跑,一边放开嗓门对他们说,“你们将成为敢于施展拳脚、敢于抓老虎和鲨鱼、敢于割断越共喉管的野小子似的杀手。不要再手拉于了。”

   “头号‘海豹’!”他们色厉内荏地回应道。

   溪把我拉到一旁。“我们中间有越共间谍。”他说。

   “你知道是谁吗?”

   “到处都有越共。”

   “如果他们只是间谍,那么我们的人当中出几个间谍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心想我的话会很快在这个人数不多的部队里传开。“但是,一旦我们开始执行任务,他们最好还是要像‘海豹’那样作战以表示自己的忠诚。否则,他们就回不来了。”

   “很好。”溪同意道。

   杰里·阿什克罗夫特和他的快艇部队已经开始在三角洲地区施展拳脚了。他每次来观看我们的训练时都穿着粗蓝布作训服,显得十分敦实。我的手下正在对作战路线上的活动目标进行射击,而且弹无虚发。阿什克罗夫特对此印象很深。

   “你对把他们变成‘海豹’看得很重,小伙子。”

   “应不应该把心脏病看得很重?”

   “像在教室里放屁一样严重。下一步你准备干什么?”

   “跳伞训练。”

   “你是不是准备好让他们和明营长较量啦?”

   “明最好应该知道,这块地盘将会出现一条恶狗。”

   我的手下可能在水里的运气不佳。我发现,我在陆地上的运气更差,尤其是在争取支援方面。美国人和南越人都简略地告诉我,补给品不是没有就是在运输途中耽搁了。

   “经费不够。”军事援助顾问团负责补给的军官辩解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打字机和办公用品,以保证这场战争的正常运转。”

   “战争无关紧要,”我忿忿地反驳道,“你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手会不会被纸划破。”

   “上尉,这场战争并不全是为了你的利益。”

   “对不起,我忘了。只有等文书工作做完了,战争才会打赢,”

   我揣着一份关于如何供应、训练和使用“蛙人”的建议去找南越海军作战部长,我至今仍未见到我的同行宁上尉。南越兵们都称这个捉摸不定的上尉为“蝴蝶”。由于他经常不在,我需要更多的决定权。

   “你向军事援助顾问团提要求会更有分量。”

   我对南越海军作战部长钟晋桑准将建议道。

   他笑了起来。“不幸的是,”他说,“我对你们的德拉克尼克上校没有什么影响力。”

   “我也没有。”

   “贝姆先生,我想没有什么问题。按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干吧!你的建议就是我的命令。”

   几乎就是又一个“总统第一优先权”。它意味着我将享有同组建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时在汉密尔顿少校手下一样的行动自由。消灭越共就是事情的关键,而且是惟一的事情。这场战争是不是一团糟与我无关。我的任务就是对南越人进行训练并提供建议,让他们去消灭北越人。我的“蛙人”将成为三角洲地区最出色的部队。

   我轻而易举地适应了这种下必经过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就能满足我的需要的方式。毕竟,被肯尼迪撤销的五次军法审判足以证明我是一个异端分子。这一次,我显得更加老练,想出了更多别出心裁的花样把装备弄到手。我的手下也兴致勃勃地参加进来,告诉我我们可以到什么地方去“解放”我们所需的装备。不久,我们就穿上了新军服,装备了最新式的美国武器并使用最好的装备进行训练。有时假,我们还可以吃上牛排,而其他没有如此好运的部队则吃的是罐装作战口粮。士气高涨、心满意足的士兵们渴望着战斗。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站在40个高深莫测的东方大盗面前的阿里巴巴。

   在侦察驻在新山一机场的美国陆军“驯鹿”飞行队时,我认识了这个部队的军士长。

   “嗨,军士长。你愿不愿意成为一辆占普车的半个主人?我经常要出去。我不在的时候车子归你用。”

   他斜瞥我一眼说:“听起来不坏。”

   “吉普车能不能装进‘驯鹿’直升机里?”

   “如果拆掉布篷和风挡就能装进去。”

   “这个让我的手下去做。我一两天就能给我们弄一辆。等我给你打电话并把车开到机场时,你准备好一架‘驯鹿’。”

   我已经看好了一辆吉普车。它的主人就是那个被我骂过的军事援助顾问团负责补给的军官。他曾拒约过我配备个人交通工具的要求。当我向“蛙人”们解释我的计划时,他们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他们都是出色的演员和盗贼。

   在正常的工作时间,美国高级军事顾问的司机们都把车停在西贡军事援助顾问团院前,人也坐在车里随时准备出动。溪等到我缠住那个补给军官后,就走近那个军官的司机,告诉他说他的上司要他马上去。然后,溪和另外几个“蛙人”跳上无人看管的吉普车,飞快地驶向机场。我又缠了那个补给军官半个小时,而他的司机则一直在门外等着。随后,我笑着托辞走开,并给我在“驯鹿”飞行队的联络人打电话:

   “车子已经在路上。”

   “我们准备好了。”

   到星期一早晨,补给军官那辆海军灰色吉普已被涂成谁也认不出来的陆军橄榄绿色。几天以后,我又让补给军官搭上他自己的车,心里不由生出一种变态的快感。

   “该死的盗贼把我的车偷走了。”他忿忿地抱怨道。

   “这个狗屁国家谁都不可信。”我同情地说。

   在随后的一次军官必须参加的聚会上,德拉克尼克上校古怪地看了我一眼说:“最近有很多政府财产被盗。这是贝姆先生来了之后才发生的。”

   我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

   “别人已经开始注意你了,贝姆先生。”他警告道。

   我想我的笑脸会把他气个半死。“再过一个星期,长官,”我说道,“他们就会注意到我将在三角洲地区追击越共。我怀疑是否会有很多官僚到那个地方去算计,长官。”

   “蛙人”们渐渐变得自负而又自信,尤其是在和南越第六空降旅一起进行跳伞训练之后更是如此。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与此同时,他们逐渐掌握了潜水技术,并成为神出鬼没的丛林战士。一天,我把他们集中在头顿附近的海滩上。

   越南的港口城市直接把垃圾倒在水里,而且室外厕所的出口直接对着水面。所有这些垃圾引来了大大小小的鱼,而鱼群又引来了鲨鱼。

   “我们准备进行游泳测验。”我对手下这些年轻士兵宣布道,“我们要横渡港口。”

   连溪都毫无把握地朝海上看了看。

   “水里有鲨鱼。”他支吾道。

   我曾勇敢地面对鲨鱼。这次该轮到他们了。

   我对他们宣称:“我们才是海里最大、最凶猛的鲨鱼。难道我们会像做饭的女人那样害怕鱼吗?”

   “你和我们一起去吗?”溪问道。

   “我是怎么教你们的?一个领导人是不能从后面进行领导的。”

   溪看了看其他蛙人,他们全都站了出来。

   溪庄重地说:“头号‘海豹’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43

   训练毕竟不过是演戏。我需要对我的南越兵们进行一次真正的考验,从而可以使我在逼真的条件下鉴定他们的训练情况,一名叫杰克·贝宁顿的空军飞行员要来一架L-19“幼狐风笛手”飞机前往洪竹执行侦察任务。这是距芽庄不远的南中国海上的一个小岛,敌情报告将之列为“友好地区”。敌情报告的可靠程度就如同政客的言辞。

   我奇怪贝宁顿是如何把他又瘦又长的身体塞进L-19飞机座舱同时还给自己的笑脸留下了空间。这架飞机像一辆双人自行车,设有前后两个座位。我坐到后座上。座舱的左侧有一个装着拨动开关的辅助操纵杆。

   “我可以操纵一会儿吗?”我说,“我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执行任务乘飞机时上过几次飞行课。”

   他用怀疑的眼光瞥了我一眼,然后把一支AR-15步枪放到自己的座位旁边,“你们‘海豹’会从飞机上跳伞是吧?你以为这样就能开飞机吗?”

   我们起飞后来到海上。拖网渔船、快艇、帆船和各种类型、各种大小的船舶在海上穿梭不息。岛上长的大多是红树和棕榈,中间是起伏的小山,山的周围全是沼泽。岛的最宽处大约有三英里,足以维持一个由茅屋和几艘渔船组成的相当规模的小村子。我在记事本上画了几张草图。

   我看到村子边上有几座较大的茅屋。它们显然是仓库一类的建筑。“再飞过去从近距离观察一下。”我建议道。

   “要不要我用轮子撞一下房顶,看看有什么东西从里面跑出来?”

   “我希望你让这个家伙呆在空中。”

   “幼狐”开始倾斜着拐弯。当它呼啸着低低掠过丛林向可疑的建筑物靠近时,两道闪光突然穿透机身底部。弹洞!随即,又一道闪光奇迹般地从我的两脚中间穿透机身的顶部。

   “我们遭到了轻武器的射击!”我叫了起来。

   “他妈的,糟了。”

   机翼似乎也被击中,开始摇摆起来。一股鲜血溅到飞行员左边的舷窗上,他的左臂抽搐着,无力地耷拉在座位旁边。

   “杰克?”

   他用那只完好的胳膊猛地拉住操纵杆,“幼狐”开始爬升。

   “杰克,你怎么样?”

   “他妈的,我不怎么样。我中弹了。我真希望你在被飞行学校开除之前好好学过。”

   随着飞机的爬升,岛子渐渐变小了。

   “是不是要我把这个家伙飞回去?”我问。

   “上帝保佑,但愿不要。”

   “我也一样。”我真心实意地回答说。

   在险情的刺激下,我开始研究起面前的操纵装置,试图回忆起我那少得可怜的飞行知识。汗水从我的额头上冒了出来。贝宁顿也是大汗淋漓。我探过身去查看他的伤口。看起来,子弹只在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表皮伤,但血还在汩汩地往外流。我准备撕开自己的外衣给他当包扎绷带。

   “没有时间了。”贝宁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让我集中精力把飞机开回去。”

   坐落在褐色海岸线上的芽庄出现在我们的前方,就像小孩用了很久的积木。

   “你能让它降落吗?”我几乎是在恳求。

   “试试看吧。”

   他通过无线电向控制塔报告我们的情况。看到军用救护车和消防车朝跑道疾驶,我的屁股死死抓住座位。贝宁顿似乎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仿佛正在渐渐收缩直到消失力止。

   “杰克?”

   我讨厌这种事情,不愿让别人来控制我的生命。

   最终进场时,跑道飞速地扑面而来。当飞行员用一只胳膊勉力操纵踏板和副翼以使飞机对准跑道准备按地时,机翼危险地摇摆起来,突然间,飞机接地滑跑起来。消防车在一旁紧追不舍。

   我们降落的速度太快。为了减缓速度,贝宁顿死死抱住操纵杆。

   机轮擦在混凝土跑道上发出尖厉的声音。飞机高高地弹回到空中。但是,由于速度减缓下来,它又落了下来,感觉好像坐在一辆高速行使的汽车里往陡坡上爬。

   飞机又弹了起来,但这一次并不高。贝宁顿死死抱住操纵杆,一只手开始疼起来。

   又弹了一下。随后,飞机像一个弹力越来越小的篮球似的渐渐落回到跑道上,终于趴下不动了。贝宁顿关掉发动机,颓然趴在操纵杆上。

   “杰克,要么你的伤情比我想象的要糟,要么你就是一个拙劣的飞行员。”

   他举起那只完好的于并竖起中指。“滚你妈的蛋,水手。”

   看到飞机有惊无险,德拉克尼克上校还是怒气冲冲地指责我说:“你,先生,是一个顾问。”

   “我当顾问就是为了追击洪竹的敌人。”

   “你太过分了。在友方岛屿上执行战斗任务是不能允许的。”

   那么好吧,我就说它是训练任务。

   我借来一艘登陆艇,准备把我的9个手下送到那个岛上。鹰脸军士长溪对第一次进袭越共地盘的任务看得很重,为此感到十分兴奋。他正在很快地成为一个领头人和我信任的得力助手。他实际上指挥着“蛙人”,而宁上尉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指挥官。

   兴奋的矮小蛙人们爬上登陆艇,乘风破浪向岛北的峭壁驶去。我们在那里登陆难以被发现。我们把登陆艇藏在伸出水面的芦苇和蕨根丛中,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隐身于像狗背上的毛一样覆盖在岛上的低矮、浓密的灌木从中。我告诫溪,除非被发现而且别无选择,否则不要和敌人交战。

   “友好”的岛屿上全是越共。隐藏在丛林中的临时设施构成了一个训练营地和再补给点。击中我们L-19飞机的枪手可能就是保护这些设施的。我发现我们可能无意之中踏进了就在我们芽庄基地眼皮底下的一个蛇穴,于是示意溪命令大家撤回到藏起来的登陆艇上。快撤。

   担任尖兵的筝突然用力做了一个手势:危险!“蚌人”们悄无声息地隐入路旁的扇叶棕榈和灯心草中。我透过树叶盯着外面,手指搭在30毫米口径的M-2A-1卡宾枪的扳机上。这种枪装有全自动转换器,还有二个装着30发子弹的弹夹。如果同时使用三个弹夹,我可以一连打上90发子弹。

   我看着敌人走得越来越近。第一个出现在我视野里的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小个子,身着农民常穿的黑色宽松衣裤,脚穿草鞋,头戴一顶锥形草帽,手里拿着一支老式的用手拉枪栓的步枪。队伍里的第二个人手里拿着一挺轻机枪,随时准备射击。除此之外还有6个人。他们全都拿着用手拉枪栓的武器,蹑手蹑脚地走着,眼睛四处搜索着。可能是受训人员,我心想:斑驳的阳光和树影在和他们瘦削的身体捉着迷藏。我对这些看上去如此矮小的人几乎失望。如果没有武器的话,他们根本没有进攻能力。

   他们像影子一样在丛林中穿行,像字母T上面的一横一样从我们的行进路线前通过。我的手下渴望着打仗,但我希望他们有足够的意志控制自己。在敌人的地盘,纪律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越共在走到尖兵筝附近时停了下来。筝的神经完全支持不住,纪律在一瞬间就被抛到了脑后。筝尖叫一声跳起来,用自动步枪向越共的队伍扫射着。

   步枪哒哒的扫射声把其他“蛙人”也卷了进来。疯狂的子弹像割草的镰刀一样射向敌巡逻队。树木和灌木丛被打得枝叶乱飞。缕缕辛辣的青烟在炽热的空气里剧烈地扭动着。

   越共丢下两个同伴逃跑了,这两个人体无完肤地躺在路上,像是一小堆旧衣服。筝把一串子弹射进他们的身体,打得他们像出了毛病的疯狂木偶一样剧烈地痉挛起来。其他几个人则准备追击逃跑的幸存者。

   “停止射击!”我大声叫道,“他妈的,停止射击!你们这些小杂种守住阵地。守在这儿。守住!”

   溪听从了我的命令。“蛙人”们用掉了五倍于需要的子弹。我对他们的射击纪律感到失望,但又不禁为他们愿意打仗而感到骄傲。人所共知,南越的其他部队听到敌人的第一声枪响就会拔腿而逃。

   我的“蛙人”——南越第一批效仿美国海军“海豹”的游击战士——让敌人流了第一滴血,击毙两名敌人。这不会是最后一滴血。其他穿过丛林通向坐落在岛子另一边的村庄的小路也将成为血路。一旦幸存者们发出警报,我们就会被追兵咬住。

   我和溪重新整理了欣喜若狂的“蛙人”,派几个人走在后面担任警戒,然后抄近路返回登陆艇。这些“蛙人”完全陶醉在第一场胜仗的辉煌中。当我们遇到一个在野外烤玉米的农民时,跟这个农民讨价还价比任何事情都让“蛙人”们高兴。催促东方人是没有意义的。

   我急于结束这种非法的买卖,无奈之中掏出一把硬币。溪从里面挑出他认为足够付玉米钱的硬币给了那个农民。回到登船地点,我如释重负地发现登陆艇还在原处而且身后并无追兵。

   德拉克尼克上校获悉情况后对我说:“你会因为未经适当渠道就擅自到友方地带进行作战行动而受到军法审判。”

   我坚持道:“长官,我们是在训练时偶然发现越共的一个训练营地。”

   “除此之外,你们还抢了一个农民的食物。”

   “是谁告的我们?是那个越共吗?我给那个杂种付钱了。也许我应该把他杀死。”

   “贝姆先生……”

   阿尼·莱文中校出来打圆场。他是德拉克尼克的副手,身材高大、结实,几乎算得上是粗壮。他拒绝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张贴有关“进展”的标语,“德拉克尼克上校,长官,我来替你处理这些事。它不会再发生了。”

   “嗯……最好不要再发生了。贝姆,这外事并没有完。”他一边说着,一边对我摇着指头,

   当天晚上,我们在阿什克罗夫特住的饭店餐厅里共进晚餐。杰里和莱文认力,德拉克尼克看到我的次数越少,我们在各方面所能取得的进展就越大。毕竟,进展是我们最重要的成果。

   “高官和政客并不想知道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阿什克罗夫特说,“因为这不符合他们关于进展的调子。你要学会使用他们喜欢听的字眼来填写他们的狗屁报告。你要知道,在南越真正做成一件事只能靠你自己。军事援助顾问团是一个笑话。没有什么军事,没有什么援助,只有少得可怜的顾问。说它是一团糟可能更恰当。小伙子,如果我们想在这个国家造成某种影响,惟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这些战场上的军人要把自己的力量和资源集中起来,并提供合适的建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用卖车吧?”

   他们笑了起来。当我们站起身时,莱文响亮地说道:“为赢得这场辉煌的战争而不顾高官和政客,干杯。”

   44

   我的“蛙人”们正在迅速成为完全合格的像“海豹”一样的战士。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把他们从芽庄调往防守严密的“矮猫”快艇基地。阿什克罗夫特和他的南越“河鼠”正在那里与活动在湄公河沿岸黑暗、湿软的低沼泽的明营长及其第514营作战。这片地区被称为沙林,即“刺客出没的森林”。在与阿什克罗夫特并肩作战之前,我已经悄悄地让他的快艇部队派几个南越人和我的“海豹”们一起训练。我们不需要官方的允许或批准。凡是需要做的事,我们就会去做。施展拳脚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成果。

   “欢迎,”阿什克罗夫特在我第一次去查看“矮猫”基地时对我说,“你的‘海豹’和我的盗贼、杀手可以有效地控制湄公河和沙林。”

   “矮猫”基地建在一片岬地上,离坐落在黄褐色的湄公河口的头顿仅12英里。这是一个典型的战时要塞。整个院子呈三角形,外面围着蛇腹形铁丝网、带刺铁丝网及战斗掩体。三角形的一边是延伸到湄公河的码头,停泊着用于拦阻越共船运和活动的武装快艇。南越守卫部队的家属们住在院子中间用草、泥和铁皮搭起的茅屋里。

   山于我必须留在头顿以便靠近“矮猫”基地,同时又要定期去西贡向德拉克尼克上校汇报并接受他的训话,我在这两个地方都有住处。在西贡,我和舒尔茨医生、特德·赖曼合住在位于市中心离军事援助顾问团总部不远的政府税务大厦里的一套公寓。舒尔茨医生是一个身材高大、为人随和的内科医生;通讯顾问特德·赖曼身材矮小、结实,长着一头微微发红的金发。

   幸运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有幽默感。我住进去的那天晚上,他们都不在家。我脱掉衣服、刮完胡子就去洗澡,同时一边抽烟一边喝着加水的波旁威士忌。之后,我把一枚假手榴弹吊在欧式抽水马桶上,一旦拉动冲水绳,它就会掉在地上嘶嘶冒烟。我在假手榴弹旁边挂了一个标志,上面写道:你只有五秒钟。做完这一切后,我就伸直身子躺在床上。

   赖曼和医生回来以后又一起喝了一会儿酒。我听见赖曼在厕所里用力地连哼带喘,接着又拉绳冲水。

   “上帝!”

   赖曼两手捧着头,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等待着手榴弹的爆炸。过了一会儿,他窘迫地笑着站起身来,摆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你是贝姆,对不对?你他妈的笑什么?我知道它是假的。”

   舒尔茨医生经常跟随阿什克罗夫特的快艇一起出航,给快艇部队的家属、老百姓、越共和需要治病的人看病。

   阿什克罗夫特问我:“小伙子,你能不能教医生使用卡宾枪,不要让他把自己的头给打掉?”

   我让一个特种部队的军士长去教舒尔茨医生打枪。没过多久,医生就能蒙着眼睛拆卸卡宾枪,打起枪来也像一个作战老手。当五角大楼的一个美国陆军将军前来进行名为调查实为公费旅游时,医生陪着这个将军、阿什克罗夫特和我乘坐阿什克罗夫特的指挥艇来到河上。医生急于炫耀他新学的本领。我指着河岸上距我们150码远的一个树桩让他打,他把一梭子弹全打了出去。

   “真棒!看看医生,”将军惊叹不已地说,“如果有人朝我们扔手榴弹,我敢说医生肯定能把它们在空中就打掉。”

   “没错。”医生慢条斯理地说。

   万朗村附近的第33快艇基地位于明营长的作战地域的中心。当我们接近基地时,绿色的曳光弹从岸上的丛林中朝我们迎面射来,在水画上溅起一道道喷泉。阿什克罗夫特命令他的艇长庄饰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当阿什克罗夫特的指挥艇轰鸣着掠过飞出子弹的河岸时,医生就像是骑着一匹野马的牛仔那样叫喊起来。我和医生一起用卡宾枪扫射着岸上的灌木丛,而将军也抄起一支“斯通纳”步枪扫射起来。

   事后,将军坚持要带我们出去共进早餐。我们把快艇停靠在西贡忠姐妹——越南历史上的传奇人物——雕像附近的码头。消息是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传来的。一个传令兵给将军送来一份电传打字电报。将军看过电报目瞪口呆,然后把电报递给我们。谁都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约翰·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

   特种作战部队将会永远怀念他。肯尼迪总统是美国陆军特种作战部队的捍卫者,同时也是“海豹”突击队的守护神。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他亲自对我施以援手。如果还有下一次,我或许应该投他一票。

   “这场战争将会有所变化,”将军说,“非常规作战将会使用常规地面部队。我们不可能依靠常规方式打赢这场战争。”

   在头顿,我从荣太太那里租了一间只有冷水的房间。她的房子已经年久失修,兼作产院、孤儿院和公寓。我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直靠背椅。孤儿们在过道里跑上跑下地玩耍着。部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越南总是有很多孤儿。

   由于我要求“蛙人”们像“海豹”那样去作战,他们在“矮猫”基地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荣太太渐渐地了解并接受了我。她是一个妩媚的女人,丈夫是个越南医生,但偶尔也和一个美国陆军军官睡觉。她开始让我把成包的衣服、食物和药品带给一个名叫杜普伊神父的法国天主教牧师。每次她都会以绝大多数越南女人那种温柔、优雅的方式彬彬有礼地向我鞠躬。

   “罗伊君,”她总是这么说,“要是你在杜普伊神父的教堂附近执行任务,能不能请你把这包衣服捎给他?”

   杜普伊神父星个瘦得不成样子的法国人。由于长年住在越南,他的性情已经变得像东方人一样温和。不过,他对波旁威士忌的偏好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爱尔兰牧师。我经常给他的教徒们带一些陆军作战干粮,同时也给这个不能脱俗的神父带去一瓶波旁威士忌。这样一来,我无意之中就和当地的越南人打成一片。它将最终挽救我的性命并使我和一个越共军官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友谊。

   “凡是住在越南社区里的人,都会有人掌握并分析他们的行踪。”荣太太告诉我。

   “包括美国人吗?”

   “尤其是美国人。敌人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敌人,你不会尊重他。另外一种是战争造成的敌人,而不是个人的敌人。你可以尊重他们。”

   只要有可能,我都会顺便去看看杜普伊神父。这很快就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常常在威严的褐色教堂前面一个用墙围住的小花园里一边闲逛,一边呷着波旁威士忌。尽管我对西方宗教毫无兴趣,在这个充满欺骗、动荡和死亡的世界里,我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杜普伊神父这个安宁的小岛吸引住了。

   一天下午,我和神父正坐在花园里喝着波旁威士忌,一个剃着光头、身着黄袍的瘦小和尚在熟铁制成的花园门前停住脚步。他看上去既不老也不小,圆圆的脸上显露出内心奇特的平静。杜普伊神父跳起身来,急匆匆地跑过去和他打招呼。显然,他们是老朋友。神父给我们作了介绍。

   “罗伊·贝姆上尉,请允许我介绍武忠师父。”

   师父是越南人对所有和尚的尊称,意思是“老师”。

   杜普伊神父告诉我:武师父和杜普伊神父原来在岘港附近的一个农场时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之前,武师父是一个颇有造诣、天分超凡的艺术家。

   武师父受宠不惊,只是优雅地欠欠身,像在承认这是事实。我得知他信奉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徒强调通过自身修炼达到个人节欲和超度的目的。他的惟一财产就是一只随身携带的碗。他立刻使我想起了老李,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青岛和我成为朋友的中国方士。李信奉孔教,而武则是佛教徒。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圣人。当战火笼罩着外面的世界时,他们则通过内心的安宁来寻求庇护。每当我有机会去头顿时,杜普伊神父、武师父和我常常聚在那个天主教堂里。我和神父总是会分享一瓶波旁威士忌,而我们三个人也会兴致勃勃地谈到深夜。我被这个和尚迷住了,如果他也和其他和尚一起自焚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肯尼迪遇刺后不久,我率领“蛙人”到越共的地盘进行了最后一次适应性行动。这次行动平安无事。事后,我告诉德拉克尼克上校,我们已经准备好按照越共的条件去面对他们。

   “参谋会议结束后,我就直接飞回‘矮猫’基地。”杰里·阿什克罗夫特对我说,“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你参战的时候到了,贝姆。”

   45

   当战争进行到这一阶段,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主要是第一小队——正在越南创造着自己的历史。由于“海豹”突击队仍然是一支小规模的特别部队,每一次同时在越南参战的“海豹”都不会有很多。在1967年和1968年的战争高峰期,美国在越南部署了将近五十万部队,而“海豹”突击队员却仅有60名。然而,他们的名望和效率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数量。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绥靖和部队训练。“海豹”突击队则与其不同,主要是参与直接对敌的作战行动。这些“绿面人”分成不超过14人的小股部队进行作战,每当夜幕降临,这些悄无声息、神出鬼没的美国海军非常规作战部队战士就会潜入丛林伏击、突袭、抓捕、暗杀、破坏和骚扰对方。

   越南并不仅仅只有一场战争,而是有十数场或上百场互不相干的战争。每一个人都在打自己的仗,自以为只要自己能打赢,这场战争就会打赢。战争必须要以这种近乎秘密的方式来进行,以避免政客和官僚的纠缠。

   在1963年底和1964年初,“蛙人”们使用“海豹”战术第一次把战火烧到了越共的老巢。这些“水下战士”训练有素、动机明确、信心十足,是前所未有的战士。在杰里·阿什克罗夫特的“河鼠”及其驻在“矮猫”基地的快艇部队的配合下,我们在从西贡到南中国海的航道上和湄公河流域方圆100英里内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打得明营长和其他越共军队陷入困境。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民族解放阵线再也不能大摇大摆、畅通无阻地运输补给和部队。随着每一次行动的成功,我的手下愈战愈勇,我们的活动范围也日益向丛林深处延伸。

   我们一般只搜集自己作战所需要的情报,并且警惕地保守着这些情报,直到我们能够据此采取行动为止。我们将打赢自己的战争。让其他人见鬼去吧。

   我们像走在黑乎乎的过道一样向河的上游驶去。我可以感觉到墙的存在,但却摸不到它们。阿什克罗夫特的两艘快艇载着他的“河鼠”和我的“蛙人”,一前一后地在河上行驶着。马达压抑的突突声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像是咆哮。阿什克罗夫特、溪、舒尔茨医生和我挤在指挥艇的舱内,用一只装有红镜片的手电筒照着,研究地图。

   “再过大约10分钟,我们就会到达下船地点。”杰里那张喇叭狗似的脸显得十分严肃。“你们每过一个小时和我们进行一次无线电通联检查。这样,我和医生在船上等你们的时候就有些想头了。”

   我们的目标是两条运河交叉处附近的一个农民的茅屋。根据最近的情报,几个越共军官将于当天晚上在这里召开作战计划会议。南越海军作战部长给我们派来一个名叫潘的向导。他是一个脸很宽的小矮个,显得焦躁不定,眼睛里露出紧张的神情。

   “盯住他。”我告诉溪。和陌生人在一起时始终必须提防陷阱。

   溪咧嘴微微一笑说:“没有陷阱,头儿。潘担心他被抓住后会死掉。”

   阿什克罗夫特的艇长庄饰放慢速度,让马达缓缓地空转着驶入一条更窄的运河。一轮正在升起的明月使树木线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分明。两艘快艇船头朝前靠近黑乎乎的河岸,并关掉马达。我们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坐了五分钟,倾听着任何不是丛林或河水发出的声音。“溪,开始行动吧。”我终于低声说道。

   18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在一片黑暗中从快艇里上岸。这本身就是一个壮举。我竭力压住任何一点响动。上岸之后,这支小部队在准备武器、子弹上膛时发出一阵压抑的金属撞击声。我携带一支0.357口径的大号左轮手枪和30毫米口径的卡宾枪,还有装着90发子弹的弹夹。我把脸凃得漆黑,穿着上次行动时在丛林中弄脏的作战服和靴子。我从来不洗衣服和靴子,只是把它们挂在外面晾干,在下次行动前再把它们弄湿。这样,我身上的气味就会和从林混为一体。

   仅仅过了几年和经历了一场不同的战争,我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二十年前,我在海口打日本人时使用的是5英寸口径的舰炮。今天夜里,我则在密密的丛林里巡逻着,准备面对面地朝敌人开枪。我现在是鲨鱼。

   一条常有人走的小路与运河并列朝两个方向延伸。“河鼠”们设置了集合点警戒,其他人则跟着潘走。他选择了一条岔道。我们摸索着向前行进。在森林的遮蔽下,我们的眼睛实际上失去了作用。

   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月亮爬高了一点,四周也亮了一些。一个用草和泥搭成的长形茅屋坐落在一片面积不大的泥地上,一侧是高达20英尺的竹林,另一侧长着几棵香蕉树。后院长满了低矮的灌木丛和象草,一直延伸到30米并外的地方。再远处则有东一块西一块的水稻田。从房前到丛林之间的一片开阔地带给我们提供了宽阔的射界。

   茅屋依然是一片黑暗、死气沉沉。溪护送“河鼠”在茅屋周围设下暗哨,并布置“蛙人”准备进行攻击和捕俘。他把潘安排在我们旁边。一切就绪后,我们开始等待时机。

   午夜过后不久,我们察觉有动静。一个黑影突然出现,然后蹑手蹑脚地穿过空地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屋里点起了一支蜡烛,黄色的亮光从关着的门里透了出来。

   四个带枪的人像小偷和阴谋家一样,每隔半小时有一个人来到茅屋里,和第一个人会合在一起。他们显然觉得十分安全,连岗哨都没有布置。

   凌晨2时,行动的时机到了。已经没有人来了。在我的示意下,溪开始实施行动计划。他带着两个穿着运动鞋的水下战士,悄悄地俯身绕过屋子,飞快地向其右侧冲击。筝和另外三个人则从左侧向屋子靠近。我带着几个战士蹑手蹑脚地穿过空地径直朝门口扑去,准备掩护担负攻击任务的人员并进行后续的搜索与求援行动。

   事实证明,越共比我们想象的要谨慎。可能有人听见了微弱的脚步声和身体蹭在蕨草上的飒飒响声。暗淡的烛光从打开的门里照在空地上,构成了一个被拉长的矩形。一个人抄着AK冲锋枪,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屋里有人迅速地问了一句什么,但他没有回答。

   这个对外面的动静产生警惕的人抬起枪口,转身朝溪的方向走去。屋内的烛光映出了他的轮廓。

   我蹲下身子,把枪口对准他。

   还没有等我开枪,一颗夜光弹从溪那边闪电般地钻进他的身体。子弹打在他腹股沟上面的部位,使他向左整整转了一圈,又一颗曳光弹击中他的肩膀,让他又转了回来。

   我从身上卸下卡宾枪,连连朝他的胸廓开枪。一团混着碎骨和血肉的粉色薄雾遮住了门口的光线。这个家伙就像是一个由心脏病发作的木偶戏演员操纵的木偶一样踉踉跄跄地往地上倒去。他倒在地上时已经死去,但身体还在不断地抽搐。

   又有一个人冲到门口。一阵弹雨把他打倒。还没有等他倒在地上,我的“蛙人”们就跨过他正在倒下的尸体给这座茅屋上演了一出声与光结合的好戏。猩红的曳光弹穿透茅屋的薄墙,或在黑暗的天空中划出道道弧线,或是纷纷钻入竹林和香蕉树丛中。

   我从那个死人身边冲过时瞥了他一眼,空气中飘浮着带有铜味的血腥气。

   射击停止了。屋内的蜡烛还在燃烧。紧张的气氛像闪电般一闪即逝。“蛙人”抓住了两个越共。一个受伤的越共倒在地上一边痛苦地扭动着,一边用越南话尖叫着。另外一个越共则出乎意料地没有受伤,此刻正哆哆嗦嗦地跪在他的捕捉者面前。摇曳的烛光在他脸上写上了大大的恐惧。

   还有一个被打死的越共摊开四肢趴在一张只有脚踝高的桌子上。桌上的茶水、茶杯和香烟全被拂到地上。粘稠的鲜血冒着热气从他张开的嘴里喷涌而出。

   我指着那个跪在地上的人说道:“溪,问问他这几个人里面有没有明营长。”

   这个惊恐万状的军官用力地摇着头。

   “我来让他开口,头儿。”

   “等等,溪。我们先离开这里。清点一下人数。”

   “全部都在,头儿。没人受伤。”

   “好。”我竖起手指转动着手,做了一个“模糊的怪人”手势,示意我们的俘虏是一个军官或军士长。

   溪和筝用胶带把俘虏的手反绑起来,并把他们的嘴贴上。与此同时,我则从死人身上和屋里寻找文件和其他情报。我把缴获的文件塞进图囊,最后在屋内扫视了一遍。被碾平的死人看上去就像是出现在“请勿酒后开车”影片里的车祸受害者。

   “快撤。”

   当我们离开茅屋时,一阵枪声突然从通往“河鼠”们没有警戒的里仁的那条小路方向传来。枪声迫使攻击和捕俘小队加快速度,并不时推搡着踉踉跄跄走在我们前面的俘虏。村子里的越共显然已经派出了一支反应部队。我在树丛中单膝着地,取下步话机。

   “河鼠,我是蛙脚……河鼠,我们遇到危险,正向你的位置进发。是否明白?完毕。”

   “明白。你们遇到危险。是否需要援助?完毕。”

   “目前没有必要。预计在20分钟内到达你的位置。”

   溪在我旁边跪下,一只眼睛朝枪声传来的方向扫视着。

   “头儿,那个受伤越共的伤势比我们想象的严重。”

   “如果他跟不上,就把他杀了。”

   “我已经把他杀了。”

   我们在黑暗中成一路纵队沿着小路飞快地跑着。身后的枪声渐渐稀落起来,最后完全止住了。留在后面的警戒小队与敌脱离接触,从我们身后赶了上来。担任尖兵的筝找到了运河旁的小路,但仓促之中走过了被藏起来的快艇。我们重又返了回来。这一次,我们找到了紧靠岸边藏在树叶下的快艇。

   那个俘虏像一袋米似的被我们扔上了船。殿后的“河鼠”们很快通过了溪的警戒哨,匆匆爬上快艇。不出五分钟,一群气势汹汹的越共就追了上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负伤。我们干得比他们漂亮。

   不到一会儿,两艘快艇就冲出了轻武器的有效射程,沿着湄公河中央向“矮猫”基地驶去。士兵们不停地笑着、说着。这个情景只有在赢了比赛的运动队更衣室里才能看到。

   “你们这些无赖打起仗来就像是没有明天一样。”我对阿什克罗夫特恭维道。

   他笑了起来。“如果他们被抓住,那就没有明天了。”

   他让以前当过越共的几个手下给我看他们胸上刺的字:杀共。

   我后来知道溪在潘的胸上刺了同样的口号,以确保他的忠诚。

   46

   “海口1号”行动给越南带来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两栖作战。眼看着湄公河沿岸快艇基地进行的登陆计划和预演,我仿佛又回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南太平洋准备对硫黄岛或塞班实施登陆的时期。这次对湄公河上游被明营长及其第514营控制的越共据点进行的登陆行动将会成为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式的闹剧。在非常规作战中使用常规战术将会使这次行动遭到失败。

   让西贡和美国五角大楼去决定吧。

   我争辩说,越共是不会进行抵抗的,在他们的战略词汇中根本没有固定战场作战这个字眼。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到命令要和陆军配合并派“蛙人”执行传统的水下爆破任务:“清除海滩上的障碍。”

   “清除海滩上的障碍!海滩上没有什么需要清除的障碍。”

   我不得不奉命行事。黎明前,我让“蛙人”们在河中央下水游到岸上。上岸后,迎接他们的只有一片寂静、几只沙蟹和一头野猪。当“软化”登陆地点的炮击把老虎和野猪都赶出来时,我在一旁看得出了神。越共已经撤出了自己的作战地域。

   两栖登陆艇在河面上犁出了闪闪发光的宽阔航迹。全副武装的南越军队上岸之后连野猪都没碰上。惟一的一声枪响还是因为枪走了火。

   南越军队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向内地推进。我则设法率领我的“蛙人”深入腹地。在那里,我们不仅发现了越共部队留下的大量痕迹,而且闯入了陆军的猎场,从而触犯了他们的敏感神经。我把手下的40个人分成三个小组,在丛林中进行拉网搜索。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越共贮存的弹药和食品,于是把它们或是烧掉或是带走。我们还发现了越共丢弃的训练营地。一旦登陆部队返回西贡,越共还会重新占领这些营地。傍晚时分,我率领的小组发现7个带枪的越共正漫不经心地在一块空地上一边吃东西一边休息。

   “我想要一个俘虏。”我做了一个“模糊的怪人”手势,低声对筝说。

   这次袭击完全是一场火鸡活靶比赛,5名敌人被打死,两名敌人受伤被俘。“蛙人”从浸在血里的尸体上收集了武器、情报和纪念品,然后蛙跳般地离开这个地方。我的部队是这次行动中惟一的一支接敌部队。

   “陆军对此表示不满。”阿什克罗夫特笑着说,“你们似乎并不是在水上环境作战。”

   “我们的餐厅全都是水。”

   我为第二次登陆行动做好了准备。我的“蛙人”在登陆前夜潜入敌人的腹地,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敌人的逃路上布满了绊网饵雷。黎明时分,我的手下撤出了作战地域。这时,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登陆开始了。登陆部队惟一的接敌行动就是俘获被我们的绊网饵雷炸伤的越共。我们不发一枪一弹就比参与这次行动的所有其他部队给敌人造成了更大的伤亡!

   类似这样的行动,再加上我的小个子部下在夜间突袭和伏击中毙敌人数日益增多,势必引起越共的注意。越共不久就悬赏捉拿或杀死“河鼠”、“蛙人”及其美国顾问。与此同时,这样的行动也引起了在三角洲地区派有顾问的美国陆军的注意。

   一个陆军中校从西贡出来打算窥探我们的情况。在“矮猫”基地的码头上,他碰到了正在等候阿什克罗夫特的舒尔茨医生。

   “海军在这里都做些什么?”他询问道,“你们这帮家伙也许侵入了陆军的作战地域。”

   医生以他那德国佬固有的执拗答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告诉你。”

   他的回答激怒了那个中校。他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就想知道。”

   “作为一个医生,”舒尔茨医生镇静地回答道,“我建议尊敬的中校回到舒适的西贡,早上起来再吃两片通便药,把打仗的事交给真正的战士去做。”

   47

   我的“蛙人”几试锋芒,在沙林声名大震。在我当顾问的头几个星期里,我们执行的作战任务超过了“出去吃午饭”的威利茨当顾问期间一年的数量。没有什么重大行动,就是捕获俘虏、侦察巡逻和伏击敌人。我的手下渴望大规模的行动。他们谁都没有意识到事情会闹到多大地步。

   随着我们的行动越来越成功,我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妄想。如果他们确实是想干掉你,这难道是妄想狂吗?在这种战争中,任何人都可能是间谍、刺客或破坏者。尽管战火并没有烧到西贡市,只是偶尔会有一个自行车炸弹滚进露天酒吧或咖啡馆,但整个城市里涌动着一股三角洲黑泥似的阴谋诡计的暗流。杰里·阿什克罗夫特在华丽饭店的女佣云姑是个屁股很美的迷人姑娘,但却有间谍的嫌疑。

   “她可以对我们有用,”阿什克罗夫特解释说,“她是通向明和三角洲地区其他越共的公开管道。如果你想让明营长得到假情报,只要当她的面说漏嘴就可以了。”

   阴谋的暗流由西贡发源并大量涌入内地。我发现一股暗流甚至涌到了头顿杜普伊神父的教堂。

   和往常一样,我总是在空闲的时间到教堂去和神父、武师父进行深入的讨论。有一次,师父对我详细介绍了在公元前6世纪成佛的释迦牟尼关于人生的“四谛”和达到“觉悟”的“八正道”。之后,在我准备离开时,杜普伊神父送我走到门口。我第二天早上要去军事援助顾问团。神父和武知道我一般都是自己开吉普车。

   “我想,我失去了潜在的皈依者。”杜普伊神父笑着说,“你倾向于佛教,罗伊。”

   他那张瘦削的脸变得沉重起来,似乎是无心地说了一句:“武师父觉得越南从空中看起来一定很美。”

   这是一个奇怪的信息,我看了看神父。

   “我们觉得它明天也许会特别美丽。”他又随口说了一句。

   我接受了这个微妙的警告,乘坐一架“驯鹿”飞机回到西贡。越共在通往西贡的路上袭击了我原来准备随之一起走的南越军队车队。那两个圣人可能救了我的性命。他们肯定是想救我的命。在这种战争中,一个外国人绝不可能有很多的保护者。

   几天后,我把吉普车停在荣太太的房前,然后快步上楼到我的房间里给“矮猫”基地拿一些装备。返回时,我发现车上发动机罩上的锁翘了起来。我打开发动机罩,看见发动机旁边放着一枚类似巨型鞭炮的炸弹。车下还有一根导线将炸弹和油箱下面的一颗“威利·皮特”手榴弹连在一起。方向盘杆上的绊网可以将两颗炸弹同时引爆。只要一动方向盘,我就会随着“砰”的一声粉身碎骨。

   “战争开始变得卑鄙起来,成了对人身的攻击。”阿什克罗夫特说,“你肯定得罪了什么人。”

   我推测,这肯定是明营长干的。

   溪和阿什克罗夫特派了两个人长期担任我的贴身保镖。其中一个是“河鼠”里的柬埔寨人。我不会念他的真名,所以叫他博德。他是个保儒,身上总有股怪味,一张宽脸上始终带着残忍的表情。休息时,他的消遣就是在夜里溜出基地用刀去杀越共。在执行任务时,他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串发干的越共耳朵。

   另外一个保镖叫阮,是个天性快乐的小伙子。他的残忍也表现得十分天真,在切断敌人喉咙的时候都会格格发笑。他喜欢偷吃我的牙膏。

   我把自己每个月55美元的战斗津贴分给他们两人,还对他们进行了如何探测和处理炸弹的速成训练。他们轮流睡在我的门外。我每次开车之前,他们都会对吉普车进行检查。

   阿什克罗夫特把他们叫到一边说:“如果‘头蛙’由于你们当中某个人的失职而出意外,我就会多给另外一个人30美元,让他把这个人干掉。”

   尽管西贡存在种种阴谋,在这里可以定期得到人们非常需要的喘息机会。从泊在西贡码头的快艇里下来后,我把潜艇包扛在肩上,费劲地穿过拥挤不堪的卖鱼、卖菜的小摊,经过忠姐妹的雕像,向谦美的理发店和澡堂走去。从橱窗前走过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接近中年的人:被战争折磨得十分憔悴,但身体结实如故,脸上和臂上都被热带的阳光晒黑了。由于我的膝盖过去在水下爆破队“杀人球”训练项目中受过伤,走起路来有点跛。我的作战服和带皱的作战靴也在深夜的一次伏击中弄得全是泥污,在这次伏击中,我们打死了三个用舢板运送补给的越共。插在皮套里的0.357口径手枪枪把和卡宾枪枪托沾上的红土已经发硬。我全身的骨头和肌肉又酸又痛。

   在路上,我买了几个在敞开的锅里煮过的玉米吃。到了谦美的门前,我把卡宾枪和潜艇包移到一只手里,然后去开门。谦美揶揄地笑着迎上前来。所有比较漂亮的越南女人都有法国血统,谦美也不例外。她比普通越南女人高出一头,圆圆的眼睛不是黑色而是褐色。她大约有40岁,但却风韵犹存。社会地位和生来的权利造成了谦美这样的城市女人和嘴唇被槟榔子染得猩红、一到30岁就又老又驼的乡下农妇之间的差别。

   “我很脏,谦。”

   “你在这里正好可以得到很好的款待。”她把店铺交给一个店员,然后拉着我的手,领我来到后屋热气腾腾的浴池。

   我笨手笨脚地用乏力的手指解开纽扣。谦美向我靠了过来。我闻到她光滑的黑发散发出来的馨香,也闻到了她身上的女人气息。她轻轻地抓住我的双手,然后把它们贴着我身体的两侧放好。我的包、卡宾枪、手枪皮套和皮带都被扔到旁边的地上。她慢慢地脱掉我的衣服,挑逗着我。我觉得冲动起来。她笑着看看我,把一杯加水的波旁威士忌递到我的手里。

   她仔仔细细地给我洗着澡,每一处缝隙、每一处隆起、每一处伤疤都洗到了。热水渗到我的毛孔,沁人心脾。我闭上眼睛,身体靠后,享受着热水和谦美的抚摸。

   她把一枚硬币塞到我的手里。这是我们之间打破沉默的方式。

   “我在想什么?我在想谦美。”

   “你是在想我吗?”

   “我现在光着身子躺在浴池里:我还能想什么?”

   “你也许在想战争,也许在想另外一个女人。罗伊,你在西贡还有别的相好吗?”

   “有几百个。”

   她格格笑着说:“这么多?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

   “我喜欢听女人笑。”

   “为什么?”

   “它会让我高兴。”

   “它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吗?”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得上一个女人的笑容和抚摸……”

   “这样就能让你忘记战争吗?”

   “对。”

   “你是不是杀过很多人,罗伊?”

   “不少。”

   “罗伊?”她说,“睁开眼睛。看着我。”

   望着她那双深色的眼睛,我不由自主地从滚烫的浴池中爬了出来。她用一件柔软似云的丝绸浴袍裹住我。我光着一双湿脚,跟她从铺着地毯的楼梯来到楼上的一个小房间。房间的装饰全是丝绸和毛皮制品,地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上挂着画有水牛和亚洲姑娘的东方画。房间里温馨的布置以及油脂和香水散发出来的淡淡芳香都告诉我,在我之前几乎没有别的男人进过这个房间。

   她脱掉我的浴衣,然后让自己的浴衣掉在脚踝处。她苗条而光滑的身体一下子滑到我的怀里,头微微扬起寻找着我的嘴唇。

   “罗伊,”她喃喃说道,“这里永远不会有战争。”

   48

   我的“蛙人”们终于经历了大规模的战斗,也见到了明营长这样的大象。在第33快艇基地,明营长踹得我们魂飞魄散。我们把幸存者装上快艇从河上逃脱之前,阿什克罗夫特的“河鼠”在基地燃烧的废墟里丢下了三具尸体。我的一个手下也受了伤,但不严重。基地驻扎的守军在一片灰烬中丢下了30到35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由于明在万朗快艇基地取得的胜利,他目前控制着沙林的大部分地区。我知道我和我的“蛙人”总有一天会从明手里夺回第33快艇基地。然而,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其他任务。我的“蛙人”们也需要重建被明的火焰喷射器和迫击炮打垮的信心。

   这场战斗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在西贡和我的敌人明营长会面并由此开始了整个战争中最为奇特的友谊。在被视为禁区的西贡唐人街吃完晚饭后,明用他的出租车送我回到税务大厦。我们握了握手。我对他已经产生了那种战士对战士的敬意,不由得害怕起我不得不杀死他的那一天。

   “我们会回到第33快艇基地的,”我如实地告诉他,“但你不会知道是什么时候或是什么方式。‘海豹’终究是要回来的。”

   “我就料到你会这么做的。”他说。

   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你还没有告诉我是谁说我想见你的?”

   “我是听说的。”

   “只有一个人会告诉你。云姑。”

   我恍然大悟。阿什克罗夫特并不知道他和明营长之间的管道竟然如此直接。明和云姑长得就像是一家人。他们有着同样好看的外表,长着同样的鹰钩鼻,嘴唇和下巴线条分明。他们的眼睛几乎完全一样,都是深褐色的,略有一点歪。

   “云姑。”我得意洋洋地说,“云姑是你的妹妹。”

   49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我右膝部分软骨粉碎性骨折。后来,我又伤上加伤。这些年来,我在“杀人球”训练项目和其他行动中部受过伤,还做过一些小手术。更糟糕的是,还得了一种被称为膝内翻的骨关节病。得病之后,病人的膝盖会逐渐内翻,并产生严重的周期性肿胀和疼痛。早在水上爆破队的时候,我的膝内翻就已经看得出来了。

   同样患有膝内翻病的乔·迪马第诺和我穿着游泳裤一起在圣托马斯岛海滩上散步的时候,碰到了我们认识的一个从纽约来此度假的女秘书。她看了我们两个人一眼,接着就笑了起来。

   “这些蛙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她叫了起来。

   “这种疼痛是在告诉你什么。”每当我遇到疼痛的袭击,舒尔茨医生就会规劝我,“它是在告诉你:如果你不悠着点儿,你就会垮掉。”

   我是一个“海豹”。“海豹”是不会止步不前的。

   尽管如此,每当遇到病痛袭击时,我还是有合法的借口躺在西贡税务大厦我的房间里,以完成德拉克尼克和接替他担任军事援助顾问团高级海军顾问的哈德卡斯尔上校要求的那些书面报告。和德拉克尼克一样,哈德卡斯尔也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指挥官,不愿打破现状。他把“进展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成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就仍然需要连篇累牍谬误百出、文过饰非的报告。

   我只会用两个手指打字,一坐在那台摇摇晃晃的“恩德伍德”牌打字机旁就会紧张。因此,写报告的进度总是很慢。赖曼和那个坏孩子阮总是为此善意地嘲笑我。每当阮负责警卫的时候,他会咧着大嘴重重地敲我的门。进门之后,他会挥舞着灭火器冲我大喊:“赖曼说你的打字机着火了。”然后,他就会笑得前仰后合。

   一天下午,喝过三四杯啤酒后,我的打字速度加快到每小时约五个词。这时,一个身着海军作战服的瘦长小伙子敲了敲门。

   “你到底要干什么?”

   他往后退了一步说:“我叫爱德华·波特,是赖曼的报务员。”

   “怎么啦?”

   “我在水下爆破队进行训练时被淘汰了,有几个教官告诉我说你在这里,让我看看能否为你做些什么。”

   我瞥了一眼桌上趴着的那台幸灾乐祸的“恩德伍德”牌打字机和堆着的大摞文书。“波特,你会打字吗?”

   “会打字,长官。”

   “好!你就坐在这儿,小伙子。”

   赖曼分派这个小伙子当我的文书军士。他使我的指挥部人员增加了一倍。真见鬼,我是在建立一个帝国。波特的到来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到战地去。这时,“蛙人”已经声名远扬:整个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和南中国海沿岸地区都需要我的部队去执行任务,而我对明营长及其第514营的战争则常常退居次要地位。

   “医生,”我对舒尔茨抱怨道,“把我膝盖里的积液抽出来吧。要不,你就想办法帮我止住肿痛吧。我全靠你了。”

   “罗伊,你会把自己弄成残废的。”

   50

   猛烈的飓风从南中国海吹来,在西贡上空呼啸着。被飓风掀起的层层白浪在宽阔的海面上泛着银光,翻滚着轮番向天空扑去。碎浪拍击着西贡港的入口,港外的巨浪足有七到九英尺高。我的手下从来没有在这种波涛汹涌的海上执行过任务。

   “越共绝不会料到我们会在这种天气出击。”

   阿什克罗夫特在风浪中弓着身子说:“我也没有料到。”

   他主动要求参加我们的行动,以确保南越海军不会在我们登上半岛后把我们扔下不管。此前,军事援助顾问团的高级陆军顾问马基上校要求我的“蛙人”对金瓯半岛上一个设有沙袋掩体的仓库进行侦察。空中侦察发现仓库顶上漆着一个红十字。这可能是用于伪装越共休整地的一种欺骗手段。南越海军提供了一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锈迹斑斑的步兵登陆舰,作为我们的运输工具。这艘登陆舰原来属于美国海军,而现在则靠在码头上随着波浪起伏。

   我带上自己的卡宾枪和插在皮套里的0.357门径手枪,与阿什克罗夫特一起等着溪、阮、博德和另外两个志愿者,准备于黄昏时分出发。虽然舒尔茨医生抽出了我膝盖里的积液,我走起路来还是有点跛。阿什克罗夫特显得忧心忡忡。

   “小伙子……”.

   “我们必须行动,杰里。”

   在云雾的笼罩下,夜幕很快降临了。当剧烈颠簸的登陆艇碾过拍岸的碎浪驶向公海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舰上的水手开始呕吐起来,污物或是落到海里或是溅到别人身上。在呕吐的间歇,瓢泼大雨又把污物冲洗得干干净净。

   “不是好兆头。”阿什克罗夫特皱着眉头说道。

   登陆舰在海浪中忽起忽伏,像是无休无止的过山车。我一直守在驾驶舱内对舰长严加盘问,以确保他明白我的意思:

   “我们下船后过六个小时就回来。如果我们因为出现意外而不得不逃脱,明天午夜到备用地点去接我们。再说一遍坐标……”

   阿什克罗夫特点点头,仿佛是在说:“我保证他会去那里接你们。”

   即使是在半岛的庇护下,风暴的势头丝毫未减。在这个波涛汹涌、大雨如注的漆黑夜晚,能见度接近于零。我只好相信船长的话,即半岛在下船地点以北500码处。

   狂风夹着巨浪两次掀翻可乘7人的小型充气艇并把它砸在我们身上,就像是一个踢到球门柱上的足球。溪扑进充气艇用自己的身体将它压住。趁着海浪后退的当儿,我们其他人把溪和充气艇一起从下风处的船舷扔到海上,随后骂骂咧咧地爬上充气艇,连人带枪一起压在溪的身上。缓过神来的南越人紧紧抓住艇上任何可以抓到的东西以免被卷入海里。我则绕到艇尾沉默的马达旁把它发动起来,然后转动舵柄朝着看不见的陆地驶去。

   这是一段冲浪似的疯狂航程。我听见了周围人们的动静,感觉到他们的存在,还听到筝在干呕。然而,即使我闭上眼睛,我也能像睁着眼睛那样看到同样多的事情。我把手里拿着的罗盘凑到离眼睛近得不能再近的地方,驾着剧烈颠簸的冰冷橡皮艇按照罗盘指针的方向驶去。

   在狂风暴雨的袭击下,当陆地突然横在我们的船头时,所有的人都在全身发抖、牙齿打战。在风狂雨暴、激浪滔天的黑暗之中,已经没有隐蔽的时间或必要。我把船头靠上岸时,溪和博德跳下水去把橡皮艇拉进伸到水面上的红树丛中藏了起来。

   浑身湿透、精疲力竭的我们像小鸡一样挤在一棵聂帕棕榈下,我则在判断罗盘。一切都取决于舰长是否在正确的坐标位置让我们下船以及我是否做出了正确的推算才让大家上岸。根据我的估计,那个仓库就在离我们目前所在位置不到400米的地方。

   “你去查看一下,溪。”

   溪和筝走开了,其他人则围成了一个严密的防御圈。我们等了有一个小时。我似乎看见东边的天空划过一道隐约的闪电。

   除了一片黑暗,我什么都没看见。可一瞬间,溪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禁后退一步。

   “那是一个弹药库。”他毫不夸张地报告说。

   “你发现它了。”

   “头儿,那儿没有哨兵。”

   “你在蒙我。”

   我感觉到溪在笑:“永远不要蒙骗‘头蛙’。这是一条规矩。我们的目标是只蹲着的鸽子。”

   “是只蹲着的鸭子。但它相当近。”

   在这个伪装成红十字机构的小小庇护所里,越共想必觉得格外安全。我们在通向仓库的路上既没有碰到警戒哨,也没有碰到饵雷。显而易见,越共并没有料到我的这些瘦小的“蛙人”会在一场风暴中从海上登陆。一会儿工夫,我们就来到仓库周围的空地上。

   博德和另外一个人在屋外担任警戒,溪带着其他人冒着瓢泼大雨冲到一个入口处。他先前曾在这里的锁上作了记号准备进行破坏。我撬开门上的锁,拿着做好射击准备的卡宾枪,小心翼翼地在其他人前面走了进去。雨水打在铁皮顶上的响声掩盖了我们的动静。我侧耳倾听除了雨声是否还有别的声音。

   我没有听见任何声音,于是打开装着红镜片的手电筒。我首先看到的是堆在货盘上的肥料袋,上面画着握手的标识。美国那些提出“伸过海洋的手”这个口号的空想社会改良者给越南的“贫穷农民”提供了肥料、船尾马达和其他物资。这些船尾马达却变成了舢板的“虾尾”,用来在三角洲地区给越共运送补给。那些含有亚硝酸钠、钠和钾的肥料则被制成了炸药。

   肥料中间是成箱的轻武器弹药、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绝大部分是中国制造的,也有一些俄国制造的。

   马基上校原来只要我们对这个仓库进行侦察。如果这里像他所怀疑的那样存有军需物资,就派部队来破坏它。我可以替他干得更好。我像一个闯入主人随时可能回来的房子里的盗贼,在仓库里布设了饵雷,并把拉开弦的手榴弹放在肥料袋中间。然后,我在仓库里面和每个入口都拉上了绊网。只要触动一个绊网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把整个房子像人造地球卫星一样送上天。

   阮有所期待地格格笑了起来。“你他妈的应该去当海盗。”我告诉他说。

   “不错。像‘老蛙’一样难以对付的海盗。”

   在大雨的掩护下,我们迅速、有序地撤回海上。即将破晓的天空增添了一丝亮色。我们借着亮色和运气从波涛汹涌的海上靠近登陆舰。舰长却不知道如何通过协调发动机和舵来使背风水面相对平静以便回收充气艇。我们不得不用笨办法上舰,趁海浪把我们的充气艇抬到与登陆舰甲板水平的位置时跳过去,我们7个人全都平安回到舰上。阿什克罗夫特有节制地在我背上拍了一下。

   突然,登陆舰的发动机爆响着后喷起来,渐渐熄火了。舰上的工程师匆匆跑到底舱,连连敲打这艘老爷舰上的旧发动机,想让它重新发动。这时,沉重的登陆舰随波逐流地向岸边漂去。烟雨茫茫的天空已经破晓,泛着灰白色,从岸上已经可以看到我们。即使我们雇乐队开道向岸上进军,也不过这样引人注目。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进入越共AK-47冲锋枪的射程。

   “我觉得自己像是鲁宾逊·克努索。”阿什克罗夫特倚着舰上的索具沮丧地说。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找到一支卡宾枪和一些子弹,我们就要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那片陆地上并不只有忠仆星期五。”我回应道。

   突然,发动机噼啪响着发动起来。几乎就在同时,地平线上传来了爆炸声。火箭般耀眼的道道光束和阵阵烟雾冲天而起,使黎明的天空黯然失色。越共的弹药库成为一片火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越共可能注意到登陆舰,急急忙忙地去检查仓库,不想却触发了我们布设的饵雷。“对不起,越共。”

   在登陆舰上,我已经分辨不出哪些是人们对发动机在紧要关头发动起来而感到宽慰的喝彩声、哪些是对越共仓库被毁灭而发出的欢呼声。阿什克罗夫特友好地把一只胳膊搭在我湿透的肩上。

   “是你干的吗,顽皮的小伙子?”他笑着问我。

   后来,明营长在见到我时说:“你偷袭了我们,罗伊!”

   “哦?”

   “在半岛上。”

   我笑了起来o“是我干的。难道不是吗?”

   51

   在夜色的掩护下,一艘登陆舰拖着我们的三艘IBS-7充气艇逆流而上,来到距目标只有三公里的地方。在此之前,我率领6个“蛙人”和9个来自由一个自称为希克斯的美国人担任顾问的地方侦察部队的士兵会合在一起。希克斯是个拉丁人,约有35岁,身体结实,皮肤呈古铜色。他的言谈举止看上去像是一个战士,可能是特种部队的战士。我猜想,他可能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叫他马丁内斯或桑切斯可能更合适。

   希克斯带来了我从未见过的遥控炸药,几乎把其中的一艘充气艇装得满满当当。到脱离点后,我们和15个越南人一起登上两艘充气艇,然后拖着另外一艘充气艇逆流而上。浓雾低低地垂在宽阔的湄公河上,裹住了艇尾马达的声音。月亮要到很晚才会出现。这对我们有利。夜色和浓雾掩盖了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目的地——目标——是柬埔寨一侧河边的一个村子。据怀疑,这里隐藏着大批在柬埔寨和老挝支援胡志明小道的越共。南越别动部队将于黎明时分乘坐“飞行香蕉”直升机前来攻击这个村子。我们这支山“蛙人”和地方侦察部队组成的联合部队则奉命守在村子的外围,以防越共逃脱。

   当我们接近河对岸的村子时,我下令让马达空转,然后又熄灭马达,开始划桨。雾已经薄了一些,不时可以看到一颗星星从弥漫的低云中露出。河水、岸上的森林和天空在夜色的笼罩下呈现出深度不一的黑色。我侧耳倾听着河上的动静,捕捉着任何异常的声音。我听到蚊子和其他昆虫的声音、一条鱼在河里溅起的水声、鸟儿从睡梦中惊醒的喳喳声、一只石猿受惊后发出的低吼声。

   河对岸黑压压的一片是一个大的村落,约有100多座茅屋。一两处即将熄灭的灶火在夜色中如同被针刺出的红色小孔。

   湄公河的这一段水流和缓。我们继续划着充气艇逆流而上,以便在返回时顺水漂流。我和我的“蛙人”们在河中央从艇上滑入温暖的水中,就像是从木头上滑下来的晒太阳的乌龟。我们只携带了格斗匕首,身着作训裤和黑色短袖圆领衫,脚穿轻便帆布鞋。希克斯带着地方侦察部队的人返回另一侧河岸,隐藏在层层叠叠的枝叶之中。我则率着我的手下在村子附近寻找登陆地点。

   没有一次潜水侦察能够像我希望的那样无声无息。二十多年来,大型军舰的炮声、轻武器的射击声和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已经使我有些耳聋。但在我听来,我们在水中划动产生的涟漪就如同拍打在岩石上的激浪。

   河水流到村子附近开始变浅。水草像蛇一样缠在我的脚上。在黑暗中,我把一堆长在平滑水面上的高高的水草误认为滨线。等到我们像巨型蜥蜴一样从草丛中钻出来后,我才发现草从在一个宽阔的潮汐池塘周围构成了天然的边界。池塘里并不只有我们。

   一阵粗哑、难听的鹅叫声突如其来地响成一团!

   筝差一点爬到我的背上。任何哨兵都没有一群鹅那么警觉。村里所有的越共听到鹅叫都会拿起武器。

   我拼命地打着手势,然后带头潜入水下向河里游去,等待着村子被鹅叫声惊动起来。然而,村里的人没有任何动静。一只公鹅兀自继续无力地叫着,似乎是在问为什么。要是我能抓到它,我一定会掐死这只畜牲把它活活吃掉。

   过了一会儿,公鹅的叫声渐渐低了下来,像是在哼催眠曲。一个睡意未消的声音喝住正在狂吠的狗。夜又恢复了平静。村里的人想必以为是河里游动的水蟒或自然界其他侵入者引起了鹅叫。越共,你们不留神倾听夜晚的动静就会完蛋的。

   我们像觅食的鲶鱼一样在警觉的鹅群上游沿着河岸继续侦察,不久就发现一个被缠绕的红树遮住了一部分的狭长水道。溪和博德进去查看是否有障碍和哨兵。他们返回后冲我做了一个“没有敌情”的手势。我和阮又游回另一侧河岸,把乘着橡皮艇的希克斯和地方侦察部队带了回来。

   “我们必须改变登陆地点。”我直接对着希克斯的耳朵低声说道,“该死的鹅。”

   “我听到鹅叫了。”

   我和希克斯把他的试验炸药装在我们的背包里。村子仍然沉睡着,丝毫没有意识到悄无声息的侵入者已经在村子周围的所有逃路上布设了威力很大的炸药。通过一个微型无线电遥控器,希克斯可以从任何地方有选择地引爆炸药。

   “你都不会相信我们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他低声对我说道,“有类似水牛粪便的地雷,还有类似狗粪的‘监听’探测器。一旦部队通过,我们就会知道。”

   天啊。我连50毫米口径的机枪和“克莱莫”杀伤地雷都很难弄到。军事援助顾问团把这些武器囤积起来,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把这些武器配发给部队,部队可能就会在战场上使用它们,并有可能让它们落到民族解放阵线的手中。

   黎明时,村子已被一触即发的炸药和枪手团团围住。每个枪手都有固定的射击区域,以诱使村里的人进入杀伤区。我几乎就像个观淫者,藏在村外的一片椰树丛中,眼看着村子平静地在劣种狗的吠声、打闹声和公鸡的啼叫声中恢复了生气。

   女人们起得最早。她们重新点燃炉火,烧水做饭。接着,老人们起来蹲在炉火旁,一边取暖,一边嚼着槟榔叶。随后,孩子们和年轻男人们也起来准备到周围的田里去干活。

   一个光着上身的瘦削男人一手拿着锥形帽从茅屋里走了出来。我看着他洗漱一番后抬头看着日出。然后,他又朝一只秃尾巴的母鸡踹了一脚,伸着懒腰打了个哈欠,边搔痒边看着几只鹅嘎嘎叫着趾高气扬地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踱步。

   早晨的宁静骤然被河上传来的快艇马达声和直升机桨叶的噗噗声打破。村里的人放下了手中的活,四处张望着,脸色突然紧张起来。那个瘦削的男人不再搔痒,猛地冲进屋里。他再次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自制的背包和一支AK-47冲锋枪。

   首尾同形的“飞行香蕉”直升机突然从丛林背后冒了出来。它们的出现对于这个村子而言如同把汽油浇在红蚁冢上。

   所有枪手同时开火,枪声很快越来越响。希克斯用他的AK冲锋枪一枪就把那个瘦削男人打倒在地。一群受惊的鸡踏着他的尸体四散逃开。

   直升机降落在菜园里。头戴钢盔的南越别动部队一边开着枪,一边从直升机里冲了出来。一艘登陆艇对准从村里延伸到河边的主道冲上岸。登陆艇上的士兵和别动部队会合在一起。屠杀开始了。

   我不想参与屠杀。原因在于,这种屠杀似乎不是我的事,而是希克斯和南越人的事。我用两肘夹住冰冷的卡宾枪,背靠着一棵树皮斑驳的棕榈树,冷静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我觉得自己是在观看一部战争影片,耳边仿佛响起了节奏分明的配乐声。我有点期待着约翰·韦恩的出场。

   猛烈的枪声此起彼伏地在这个可怜的村子里回响着。男人、女人、甚至孩子纷纷倒在弹雨中。两个男人和一个约摸10岁或11岁的孩子被枪弹击中,倒在门口鲜血直流。一些越共还有时间拿起武器,但已无济于事。村里到处都是像被人丢弃的破衣烂裳一样倒在地上的尸体。在以后的早晨,他们再也不能从茅屋里走出来,一边搔痒一边等着喝茶吃饭。

   毫无疑问,村里到处都有越共。但是,村里还有许多普通农民、种田人和商贩。他们并不关心政治。在任何时期,哪一方控制着这个村子,他们就和哪一方合作。

   村民们纷纷拥向村子的南头准备逃生。

   “看我的吧!”希克斯拿起遥控器叫道。

   他揿下一个按钮。一股黄烟夹着尘土拔地而起,在路上留下一个吉普车大小的坑,人都被炸得飞了起来。

   他有条不紊地通过引爆炸药封闭了所有的逃路。惊恐万状的人们哀号着、尖叫着乱哄哄地挤在村子的中央。别动部队、地方侦察部队和“蛙人”从四周包抄上来。双方交火的枪声渐渐稀落起来,只是偶尔能够听到一两声枪响。接着,枪声完全停息下来,只听到躁动的鸡在跑来跑去、狗在狂吠、愤怒的鹅在嘎嘎叫着。别动队员们挤在人群中大声命令着,不断用靴子踹、用枪托打在俘虏的身上。

   一个牙齿掉光的老妪被强行从她儿子的尸体旁拉开。别动队员们一边笑一边踹着她的腹部,直到她松手为止。

   俘虏们被关进禽栏里,由端着刺刀的别动队员看守着。死人全被拖到村子中央堆成一堆,让人看了毛骨悚然。地上的鲜血已经冷却并凝成一片,招来了成群结队的苍蝇和狗。22个有越共嫌疑的人被打死。当然,任何战死的人都自然会被视为有越共嫌疑。

   “打得不错。”我告诉希克斯。

   “很成功。”他说。

   我一瘸一拐地走进村子。我一枪都没打。博德手里拿着血淋淋的战利品从我身旁大步走过。他高高举起自己的战利品。

   “这个家伙耳朵很大。”他咯咯笑着说。“大耳朵。”

   这次行动又制造了一批冤魂。

   52

   根据我的看法,越南人民如同砧上之肉,夹在腐败、专制的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如果我是越南人,我有可能会和明营长并肩战斗。在赢得对政府的胜利之后,我会转而对付共产党,把他们赶走。

   然而,越南人之间积怨甚深,各派力量永远不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相互合作。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看到这种情况。和我的“蛙人”一起在伊洛伊洛岛登陆的南越军队营长华就是一例。

   在华看来,10岁到80岁之间的所有村民都属于民族解放阵线,至少也是这个阵线的同谋者。早在美国顾问之前,他就轻蔑地称自己的同胞是“杂种”。

   北越人杀死了华的全家:他的妻子、儿子和母亲。从此以后,他对共产党的仇恨变成了一个强烈、专注的念头:要灭绝这个行星上所有的共产党人。他把杀死或伤害自己碰到的任何越共当成自己的使命。

   我和几个南越“蛙人”作为侦察兵乘坐阿什克罗夫特的快艇潜到岛上,去寻找并盯住岛上据点里的越共。华则率领他的营乘登陆艇登陆,而阿什克罗夫特的快艇把我们送上岛后就在岛子周围巡逻以防敌人从海上逃跑。岛上不时响起激烈的交火声,越共纷纷从村里跑出,四散逃入丛林中。所有的俘虏,无沦受伤与否,统统被扔进海滩上一个装着带刺铁丝网的小兽笼里,由华亲自看押。只要作战地域里有敌人,他的敌意总是非常明显。靠近他就像是走进一个滚烫的火炉。俘虏们被他吓得簌簌发抖。

   “你们也许想逃跑?”他抚弄着缴获的AK-47冲锋枪,冷笑着说。

   其中一个有越共嫌疑的人是个大约80岁的老妪。政府军士兵发现她的缝纫机抽屉里塞着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就准备“解放”这台老式的“辛格”牌踏板缝纫机。老妪示威似的嚎哭起来。这个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太太穿着一身过大的黑色衣裤,跪在村子中间嚎啕大哭,哀求士兵不要拿走她的缝纫机。

   “你怎么处理它?”我问那个南越士兵,溪替我作翻译。

   “把它烧掉。”他答道。

   “这个老太太呢了”我问。

   “她可能是越共。必须把她送到安全村。”这就意味着先要把她关进兽笼。

   为了把农村的人们从共产党的影响下争取过来,南越政府制定了“战略村”计划。政府强迫经过筛选的村民从“不安全”的村庄搬到战略村,以便南越军队保护——看管——他们。

   “你们不能烧这个缝纫机。”我反对道,“如果你们这些蠢货要把她送走,那就把她的缝纫机也带走。”

   “我要不要翻‘蠢货’这个字眼?”溪脸上毫无表情地问道。

   “一字不差地翻,溪。他们不能侵占这个老太太的缝纫机。”

   我和华达成一个协议。如果我和我的“蛙人”找到越共、困住他们并让华的部队把他们消灭,华就会保护这个老太太和她的缝纫机,而且不会把她关进笼子。在我看来,这是一笔公平交易,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越共。

   阿什克罗夫特洪亮的声音从我背着的PRC-10报话机里响了起来。“蛙脚一号,我是河鼠一号。请回话。”

   “请讲,河鼠。”

   “罗伊,我的位置有6艘共党快艇由于退潮而搁浅。再说一遍——6艘越共快艇陷入泥滩。”

   越共快艇陷在与主岛隔着一条狭窄河沟的小岛旁。阿什克罗夫特用快艇把我们送到小岛的另一侧。下船之后,他派7个“河鼠”随我行动。这样,我就有了大约16名战士。

   去他妈的华。我们这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他搜寻越共,现在该轮到我们采取行动了。

   阿什克罗夫特的快艇在河沟实施监视以防敌人逃脱。我则率领我的手下准备穿过丛林从后面接近搁浅的越共快艇。岛上地势低凹、泥泞不堪,覆盖着盘根错节的茂密红树。我们不时要涉过散发出腐尸般恶臭的齐腰深的淤泥。

   接近越共快艇时,我派筝和坏孩子阮担任尖兵。地面显得稍许干燥,结实了一些。然而,地面上盘根错节的红树常常绊脚。绿色的灌木丛更加茂密,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我发现那个哨兵纯属侥幸。他重重地拍了一下脸上的蚊子,这个动静被我听见了。他就站在前面离我不到10英尺的一小块空地上。我向身后的人发出“危险!”信号,然后站住不动了。显然,我们的尖兵从灌木丛里走过了这个哨兵的身旁,双方谁都没有发现对方。

   我观察了一会儿这个家伙。只有我的眼睛在动。他个子很矮,身高只有5英尺多一点,穿着传统的黑色衣裤,头戴锥形草帽,脚套帆布运动鞋。他只有十几岁,脸上和眼里透着稚嫩。这时,他正拄枪抽着自卷的香烟。

   第一个“海豹”居然会在无意之中和敌人挨得这么近,这说明他一定是老了。我感到不安起来。我知道自己的膝盖不太灵便,听力也不如过去敏锐。然而,我应该能够看到、听到或是感觉到这些杂种的存在。我至少应该能够闻到他的烟味。

   我小心地拔出刀子。博德经常替我磨刀。就在几天前,我亲眼看见他用刀干掉了一个正在打瞌睡的越共哨兵。他像一头豹子从后面偷偷靠近那个哨兵,用一只手抓住他的下巴猛地把他的头扭过来。然后,他用皮带顶住刀把,借着敌人的体重把刀捅进他的身体,又用刀刃在里面搅动几下,割断了敌人的脊柱。

   “割喉咙和割脊柱都是一样的。”博德说,“然后再割耳朵。”

   我等着这个越共哨兵把目光移开。我曾经杀过人。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就是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杀掉那个人的:当他看着我的时候,我朝他脸上开了枪。但是,用刀杀人更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

   那个越南人厌烦地在那块空地上来回踱步,抽完烟后,他剥开烟纸把剩下的烟丝倒出来,准备以后再用。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支烟。

   我举刀扑了上去。

   我用膝盖狠狠顶撞他的膝弯,想让他往后倒在我的身上。我用那只不拿刀的手抓住他的下巴,迅速用刀划过他的喉咙,刀刃透过肉里穿到软骨,又刺到喉咙深处的骨头。我以为他的头会掉在我的手上。

   热乎乎的鲜血喷涌而出,沾满了我的双手,散发出一股恶臭。这种恶臭来自他吃的东西:烂鱼头、米饭和发酵的蔬菜。我被这股恶臭呛得要吐,于是抛开尸体,后退了几步。鲜血不断从躺在我脚下的尸体里涌出,肌肉也在无意识地抽搐着。

   担任尖兵的阮悄悄穿过灌木丛回来报告,前面有敌人。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具几乎被砍了头的尸体,似乎是在懊悔自己居然没有发现这个哨兵。博德不舍地匆匆瞥了一眼那个死人的耳朵。随后,我示意他们两个人去查看是否还有别的哨兵。

   几个人把尸体拖进灌木丛。我没有再看这具尸体。这是工作。“海豹”们就是要干这种工作才能得到报酬。我用作训服把刀子和双手擦得干干净净。

   在这6艘由于退潮而陷在泥滩上的快艇中,有一艘是比其他快艇大得多的汽艇。艇身向左倾斜,船舱和粗短的灯桅则倒在相反的方向。我透过枝叶向前张望,没有发现任何动静。那个哨兵显然并不是在警卫已经弃置的快艇。

   博德和阮在快艇周围没有发现敌人,于是又返了回来。溪征得我的同意后,悄悄地把我们的战上摆成一条接敌线。这条参差不齐的接敌线越过泥滩向快艇推进。这些快艇看上去像是一排搁浅的鲸鱼。

   我们挣扎着??螳过足踝深的淤泥,穿过四处生长的红树丛,进入开阔地带。我一直盯着那艘大艇,心里有一种感觉……

   突然,枪声大作,噼噼啪啪响成一片,在酷热的下午听来十分刺耳。飞舞的子弹撕扯着空气,溅起阵阵泥浆。

   有人被子弹击中,尖叫着倒在地上。

   我们身在开阔地带,几乎没有掩护。惟一的出路就是:一往直前。

   溪也明白这一点。他用一连串的越南话喊了起来。我加入了他的呼喊,催促着“蛙人”向前冲。冲啊!压制住敌人。

   “他妈的,冲啊!冲,冲,冲!”

   我们蜂拥而上,向前冲去。枪声骤然密集起来,卡宾枪连发时的哒哒响声和AK-47冲锋枪刺耳的沉闷响声混成一片。子弹打在伏击者的大艇上就像是打在锅盖上的爆玉米花一样跳了起来。

   风向似乎正合适。我打开烟幕弹把它扔到散兵线的前面。黄色的烟幕顿时遮住了敌人的视线,使其无法准确地瞄准我们射击。越共拼命地朝烟幕里胡乱扫射,不想留下任何空当。

   我们在冲锋所产生的强烈兴奋的刺激下一直向前跑着,不时陷在齐膝深的泥浆里。我的全身大汗淋漓,喉咙里满是辛辣、呛人的烟味。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上好的刺刀。

   我的许多部下都光着脚,裤腿卷到膝盖上。他们就像快跑的鸡一样高高地抬起脚穿过淤泥,飞快地向伏击者扑过去。他们一边跑一边用卡宾枪向敌人开火,偶尔也会抄起挂在屁股上的AK冲锋枪进行射击。

   我从烟幕中钻出,吃惊地发现那艘大艇赫然耸立在我的面前。一个全身裹黑的死神般的人影伏在船舷上用步枪指着我。我用拿得很低的卡宾枪朝他开了一枪。他不见了。

   我沿着船身向船头飞跑,想抓住那些正从船的另一侧逃跑的伏击者。一阵突如其来、令人目眩的疼痛使我仰面朝天摔在泥浆里昏了过去。阮和一个“河鼠”哈哈大笑着从我四仰八叉的身上踩了过去,使我在泥浆里陷得更深。后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笑。我并没有被子弹击中。我没有看见伸出舷外的木制货箱,只戴着作训帽的头撞上了一个木箱。

   美国的“海豹”们就会这样。他们会对战斗中任何可笑或荒唐的事情予以嘲笑。无论如何,我为训练过这些小个子战士而感到骄傲。

   保护那艘大艇的越共大约有六个,其他三四个越共则隐藏在小艇上面或背后。当疯狂“蛙人”突然出现在越共面前时,那些仍然活着的或是伤势不重的越共拔腿就跑。

   我跳上大艇一个较高的位置。看见两个越共死在甲板上。另外一个大腿受伤的人双手抱住后脑勺,不停地喊着呼救。我的一个手下把他推得脸朝下栽在甲板上,然后用越南话冲他嚷了起来。

   渐渐稀薄起来的黄烟乘着微风飘入森林,周围的泥滩又都清晰可见。一个“河鼠”死在我右边的淤泥里,一个受伤的“蛙人”正在料理他。失败的越共竞相往远处的红树丛中奔逃。

   博德、筝和另外一个战士随我登上快艇的甲板。他们单膝着地,举枪瞄准逃窜的越共,有条不紊地逐个射杀。

   最后一个活着的越共像受伤的兔子一样摔倒在地。他用手死死抓着泥浆,硬撑着想爬到不到50英尺开外的红树丛中。博德一枪把他结果了。

   战斗结束了。一切又突然恢复了平静。我精疲力竭地瘫软下来,两条腿悬垂在快艇的舷外。博德跳下快艇,穿过泥滩跑到死去的敌兵身旁:他伸手去拿挂在皮带上的刀。

   53

   随着战争的迅速扩大,双方之间原本就很凶猛的战斗变得更加残酷。博德上战场时不是装在口袋里就是戴在脖子上的那串越来越多的越共耳朵足以说明战争是多么迅速地在发展又是多么地残酷。由于“蛙人”声名大振,整个第四军都在要求我的这些亚洲海上战士提供特别勤务,越共也增加了割下我们耳朵的赏金。从某种意义上,我对自己一直在沙林明营长的地盘以外进行作战而感到宽慰。它拖延了我和这个狡猾的“沼泽幽灵”之间的又一轮较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成了我的朋友。由于第33快艇基地在近两个月之前失陷,明的部队实际上控制了万朗以北的湄公河。

   我的“蛙人”们继续在整个第四军的作战地域四处奔波。在越共的一次大规模袭击中,我们作为待命反应部队乘坐直升机前去保护美萩空军基地。在古老邦,我们还曾为满腔仇恨的华上尉充当两栖突击先头部队。在七次不同的战斗中,“蛙人”共有三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我们曾潜入朔庄附近的一条运河去打捞一架被击落的南越AD战斗机。当越共赶来时,我们又不得不就地在水下把这架飞机炸掉。第二天,我们又乘坐直升机赶到南越江防部队在里仁的快艇基地,协助其防御一次迫在眉睫的攻击。当天晚上,博德又溜了出去,直到黎明才回来,我往餐厅用的热水杯里放了几块“救生”肉冻,把杯子递给他。他彬彬有礼地弓了弓身,然后告诉我说这个兵力不足的基地将在晚上遭到来自东、南两侧的袭击。我并没有问他是如何知道这个情况的:他的脖子上又多了几个新的战利品。

   我把褐色的海水皂削成片放进汽油罐里,直至混合物的浓度变得像粘稠的糖浆一样,从而炮制了一批土凝固汽油弹。我的“蛙人”们把这种混合物舀进瓶瓶罐罐或任何可以找到的容器里,然后装上点火装置,再把它们安放在基地周围的战略要点。那天晚上,当越共匍匐通过基地周围的草丛时,我点燃士制的凝固汽油弹把草丛烧着了。这是一个既可怕又可笑的场面。草丛中,一个个火人发疯似的在野地里四处逃窜,不是撞到别人身上,就是撞在树上。我的“蛙人”和驻守基地的快艇部队在一旁用步枪逐个射杀他们。

   一天晚上,我和阿什克罗夫特联手袭击了两艘正在卸越共军需物资的汽艇。我们向汽艇发射了6枚火箭,并向中间整备区域发射了2枚火箭。敌人从一个观察点用轻武器和一架火焰喷射器向我们的快艇开火,我的一名手下被打死,阿什克罗夫特的“河鼠”也有两人被打死,一人受伤。火焰喷射器吐出愤怒的火舌追逐着我们,把河面照得透亮。

   “他妈的!”我大声嚷道,“爸爸生,趁我们还没被烤熟赶快撒吧。”

   西贡的陆、海军情报部门拒不相信我们。

   “越共没有火焰喷射器。”他们坚持自己的说法。

   “好吧。”我走到咖啡壶旁。我早就从德拉克尼克那里领教过这些。“越共没有火焰喷射器。”

   “我们有火焰喷射器吗?”阿什克罗夫特问。

   “我们有。”

   “那么,小家伙,我建议你们检查一下存货。你们也许丢了几架火焰喷射器。”

   我渐渐厌倦这场被政客、汽车推销商和“进展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成果”心理所左右的无法取胜的战争。我尽职地编造进展报告,按照我认为是最佳的方式来打这场战争。只要可能,我就会在谦美的床上或是在头顿杜普伊神父的天主教堂里寻求安慰。

   由于战争造成的贫困日益严重、孤儿日益增多,神父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在战争的蹂躏下,原本就瘦得不成样子的神父变得像一根芦秆。他与我的房东荣太太同心协力扩大她那个集公寓、产院和孤儿院于一体的混合体,现在,这个混合体已经变得更像一座孤儿院。夜里,我有时会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无意中听到那些独自躺在房间里的年幼孤儿的抽噎、哭泣。

   武师父常常同杜普伊神父和我一起在花园里散步。他专注地看着我,对我提示着佛教的真谛:“痛苦无所不在……因为你的灵魂在挣扎,我的孩子。”

   “因为我是在越南,”我承认道,“我看到双方都有好的地方,但却在为其中的一方打仗。”

   “这个国家长期以来都是自食其力的。”他说,“可以给你说个越南的笑话吗?”

   “请吧。”

   “从前,有一只蝎子和一只乌龟。”他开始说了起来,“蝎子想过河,于是就说:‘乌龟先生,请你驮我过河,好吗?’”

   “‘我很愿意驮你过河,蝎子先生。’乌龟说,‘不过,我怕你把我蜇死。’”,

   “蝎子回答道:‘可是,乌龟先生,如果我把你蜇死,我也会被淹死。’”

   “乌龟想了想,说:‘好吧。爬到我的背上来,我把你驮过河。’”

   “走到河中间,蝎子蜇了乌龟一下。乌龟叫了起来:‘蝎子先生,你为什么要蜇我?我要是死了,你也会被淹死的。’”

   “蝎子说:‘啊,乌龟先生,这是越南。’”

   54

   我和明营长见面的地点和时间几乎总是由明营长来选择。我与明联络的惟一方法就是通过在阿什克罗夫特那个忧郁的女佣,明的妹妹,云姑面前发出一个微妙的暗示。然后,明就会突然露面,在西贡税务大厦外面等着我。有时,他也会让他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陪我坐出租车到堤岸。他的孩子也是民族解放战线的成员。我每次都会给他带上一条美国香烟或一罐富国岛产的鱼露。由于担心被认出来,他不敢去富国岛。据明说,越南最好的鱼露就产自这个岛。

   尽管明是天主教徒,他不仅认可了我与杜普伊的友谊,而且认可了我与小和尚武师父的友谊,据我所知,明在帮助教会把孤儿送到荣太太的孤儿院这件事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也是为数不多的极力主张争取当地村民的人心和忠诚而不是虐待他们的越共之一。有时,明会建议我们到某一个村子或地区去给那些患有牙痛、传染病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村民进行治疗。在阿什克罗夫特和我的陪同下,舒尔茨医生常常跋涉到乡间去给那些穷人看病。即使医生和杰里知道明和我的关系,他们也不会在意此举为明赢得了声誉。因为这种声誉也有我们的份。我们去乡间探视病人时不必害怕民族解放阵线,因为明的名字就是我们的护身符。

   在逐步升级的战争煎熬下,明显得和我一样憔悴。

   一天晚上,明在堤岸和我共进晚餐时对我说:“祝贺你,罗伊。你的身价现在相当高。我方将重金酬谢那些打死或活捉你的人。”

   “我们也会对你这么做的。你是不是想领那份赏金呢?”

   “你我都不会领这种赏金的,老朋友。另外,我是人民军的军官。即使我杀了你,那帮家伙也不会给我赏金。”

   “嘿!那又何必杀我呢?”

   “没错儿。”他干笑着说,“我们必须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战争。你看起来很疲劳。”

   “你也一样,我的朋友。”

   他用那双专注的褐色眼睛审视着我。

   “罗伊,我们面对面地坐在这里,既是朋友,也是敌人。各人都是对方的一面镜子。我们是同一类型的人,但我们却属于对立的两方。在西贡的时候,我们是朋友,可以握手。”他停了下来,随意地挥手示意着西贡以外的地方。接着,他又面色凝重地说:“如果我们在那里碰上,我们就有义务互相残杀。你们国家曾有过这样的战争。”

   “内战。”

   “兄弟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互相残杀。这种战争会造成人类的灭绝。”

   后来,当我们分手时,他似乎是在警告我说:“小心,朋友。我们两个人都有危险。”

   55

   再过两天,我就要率领我的“蛙人”伞降到阳岛,以配合第二军快艇部队和南越军队的联合搜索和打击行动。我捎口信让舒尔茨医生来头顿。我的右腿已经肿得比平常大了两圈。在荣太太租给我的房间里,我一边等着医生,一边架起双腿往上倒加水的波旁威士忌,以减轻痛苦。

   博德敲了敲门。

   “有什么事?”

   “为你腿的事。”博德解释说。

   “什么?”

   “你需要医生来治腿。”

   我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发现6个“蛙人”围着一个长着一缕灰白胡子的干枯老头。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这个巫医打发走。后来,筝告诉我,“蛙人”们把一个月的薪水凑在一起才请来了这个巫医。我能怎么样呢?无论如何,我开始觉得自己已经是半个亚洲人了。

   “让那个家伙进来,只要他不把我的腿给砍掉。”我的身价在越南人眼里立刻翻了一番。

   我蹒跚地回到床上。巫医郑重其事地把灯关掉,点燃蜡烛,然后念念有词地开始了神秘的仪式,嘴里不停地哼哼着千篇一律的咒语。他以不同的方式同时摆弄着他随身带来的铃、钟、海草、火罐和发臭的油膏。他捏住我的颈部和前额,说是能让邪气活动起来,然后用火罐就能把邪气拔出来。当他驱邪的时候,我却在啜着一瓶“杰克·丹尼尔”牌威士忌。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折腾,巫医终于宣布我的病“好了”,然后拂袖而去。

   我精疲力竭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醒,舒尔茨医生就来给我抽右膝里的积液。

   “谁给你治的?”舒尔茨医生问。

   “你说什么?”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的腿,哑口无言。我的膝盖已经消肿,又和往常一样了。我勉强地对他说起了那个神秘的巫医,以为舒尔茨医生会笑话我。可是,他却对我说:“我知道你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痕迹是巫医所为。西方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医学现象。不过,你还需要休息几天。”

   “不行,医生。”

   “我可以给你开永久性伤残证明,让你离开越南。”

   “医生,我还有事要干。”

   “是第33快艇基地吗?”

   “用不了多久。医生,我的腿……”

   他叹口气说:“我给你上一点石膏,让你完成这次任务。”

   在热带地区,黎明和日落一样短促而又绚丽。C-130“大力神”飞机载着我和我的32名伞兵从头顿郊外的机场起飞。这架大型部队运输机的舷窗很小,外面的光线几乎透不进来。在红色夜视灯的照耀下,戴着头盔的“蛙人”们把武器捆在肩膀上,把装着食品、水和额外弹药的背包系在备份伞的D形环上,坐在网状座位上等待着。由于我们的跳伞高度只有800英尺,我们并不需要备份伞。纵然是主伞失灵,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打开备份伞。

   溪冲我做了一个准备就绪的手势。他依然是南越人的头儿。他的所谓上级,外号“蝴蝶”的宁上尉,又一次突然休假,我们将在飞机的后舱分成两组,等后舱门打开后一边一组同时跳伞。溪和我各负责一组。我们一起研究过空投区的航空照片:几块不长的稻田,两边都是水。

   “我们跳出飞机的速度要快。”我对溪强调说,“如果有人错过空投区而跳到河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火线上少了一个枪手。”

   “我的小组跳得快。”溪答道,“如果我在空中而头蛙还在飞机上,我会笑话他的。”

   “真棒,溪君。”

   博德戴着那串耳朵坐在我旁边,阮坐在他的身边。他们是称职的保镖。在飞机的下面,阿什克罗夫特的快艇正在逼近阳岛准备实施包围;满载南越军队的登陆艇正在劈波斩浪向滩头阵地疾驶。我的伞兵们将在岛中间的一个海峡从天而降,把作战地域拦腰切断,使驻扎在岛上的越共成为南越军队的砧上之肉。

   在离空投区还有10分钟的距离时,红色的跳伞灯闪了起来。跳伞长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一个军士。当他开始倒数准备发出跳伞指令时,机舱里充满了和着汗味的紧张气氛。我们预料到空投区将会非常危险。这是一次实战伞降。当我们吊在降落伞的下面在空中飘浮时,我们的处境极其危险。子弹随时会击中我们。

   “准备!”跳伞长一边夸张地做着手势,一边用脚跺着地,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

   “起立!”

   “挂钩!”

   原来静止的引张带猛地挂上了头上的钢索。随着液压装置的响声,后舱门慢慢打开。早晨明亮的天空和白浪翻滚的大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发现,我们离水面已经很近,显然正在接近那个岛屿和我们的空投区。飞机关小油门,降到跳伞速度。由于速度减缓,我脚下的舱面抖动起来。

   “检查装备!依次报数!”

   “站到舱口!”

   长着一张鹰脸的溪在右侧最后冲我做了一个准备就绪的手势,然后用自己的身体顶着站在他前面的那组伞兵,推着他们从机舱尾部跳入张开大口的天空。我在左侧也如法炮制。打头的两个伞兵僵立在后舱的边缘,等待着“跳!”的命令。溪和我将在最后跳伞。

   突然,飞机剧烈地颤抖起来。四台庞大的发动机开足马力,“大力神”向前冲去。

   已经来不及下达“跳!”的命令。由于飞机突然加大马力,几乎每一个人都被抛出舱外。大家全都一个摞着一个,在湍急的气流中翻滚着。

   低空中到处都是砰砰作响的降落伞。降落伞像碰碰车一样互相撞击。小战士们在空中连蹬带踹,想解开被发动机的强大气流缠在一起的吊带。我的吊带一直缠到头盔后面,但我却无法抬头检查自己的伞衣。

   幸运的是,该死的飞行员把我们抛在了空投区上空。我把双脚对准下面绿色的稻田。我依稀还记得,当时想的是稻田在这个季节是干的,尽管我是最后一个被抛出机舱的,由于体重的原因,我却是第一个落地的。还没等我的降落伞完全打开,我就落到地上,随即感到一阵剧烈的刺痛像电流一样穿过我打着石膏的右膝。

   我躺在干涸的稻田里,等着疼痛消退。体重较轻的越南人吊在专为比他们重得多的西方人制作的降落伞下面,似乎会永远悬在空中。突然,稻田周围的密林里传来了噼噼啪啪的枪声。越共在“欢迎”我们。我四处张望着,寻找被击中的人。

   在我的头顶上,C-130飞机开足马力,陡然爬升,飞行员被地面发射的几颗子弹吓破了胆,开足马力逃跑了。狗杂种,去他妈的伞兵,大家还是自顾自吧,当疾速向大陆逃窜的C-130飞机变成一个黑点时,我冲着飞行员狠狠地竖起了中指。溪迅速清点人数,然后向我报告:全部到齐。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个人在跳伞时受伤或在空中被子弹击中。前来“欢迎”我们的越共很快撤回丛林中去了。

   我站起身来,由于膝盖被舒尔茨医生上了石膏而几乎无法走路。溪焦虑地看着我。我对着石膏撒尿让它软下来,然后用刀把它割了下来。我能够承受这种痛苦。

   西贡对阳岛战役的巨大胜利欣喜若狂。我方无一伤亡,毙敌人数虽不多但意义重大,还捕获了40余名俘虏。南越军队夺取了大批军需物资。我一瘸一拐地沿岸走着,用我的0.357口径大号手枪把越共舢板上装着的“伸过大海的手”艇尾发动机统统打坏。阮带着一把斧头跟在我后面,把舢板砍得到处是洞。

   阿什克罗夫特和我站在一个村子旁边,眼看着这个村子遭到洗劫,俘虏们挨打后被拖走。枪声不时地响起,据说是因为有俘虏想“逃跑”。战利品是属于胜利者的。这是战士的权利。南越军队士兵、“蛙人”和“河鼠”就像是瘟疫一样在这个被征服的村里蔓延。如果阻止它,就有可能引起部队的反抗和开小差。阿什克罗夫特的快艇上扔满了被捆住的猪、鸭、鹅、鸡。

   在亚洲,尤其是在亚洲的这种战争中,暴行是常有的事。你只能适应它。但是,人的灵魂却一天天地堕落下去。

   舒尔茨医生总是在问:“我们打赢了吗?”

   阿什克罗夫特、那个在我到丛林作战时替我看管吉普车的陆军军士长、参加阳岛空投行动的特种作战部队跳伞长和我到头顿饭店去吃饭、喝酒。战斗结束后,我给我的手下放了72小时假。几个美国空军飞行员围坐在酒吧里的一张桌子。在他们当中,一个结实的年轻人一边笑一边对其他人讲述一场战役。他所说的战役在我听来十分熟悉。

   “我们在进入目标时遭到炮火射击,”他说,“我可不喜欢这样。去他妈的。我加大油门,抬起屁股离开了那个作战地域。”

   是他?我阔步走到那几个飞行员的桌旁。阿什克罗夫特叹口气说:“又来了。”

   “谁在你的飞机上?”我问那个空中骑师。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过是要把一帮该死的黄种伞兵空投到阳岛上。”

   “真丢脸,我的带冀朋友。看着我。”

   “你怎么啦,伙计?”

   “我就在这帮该死的‘黄种人’中间。你差一点害死我们。如果下次再讲这个故事,你一定会很痛苦的。”

   我冲着他的下巴打出一个右钩拳,紧接着又打了几个左钩拳。他的飞行员伙伴不得不把他送到西贡接受治疗。

   不久,我就收到军法审判的正式通知。这个该死的家伙活该被打掉下巴,但我却要为此接受军法审判。

   56

   破坏者把泊在西贡13号码头上的“卡德”号小型航空母舰的舰体炸出一个洞。这个事实说明,在这场战争中不能信任任何人。“卡德”号上装载着准备提供给越南空军的一批飞机。军事援助顾问团派我下水去搜集证据并判定毁坏情况。我让筝和我一起去。

   我们潜到港湾昏暗的水下,很快就找到了尚未爆炸的C-3和C-4炸药的残片。但最重要的是,我发现了最多可装填20磅可塑炸药的美国产浮囊的碎片。它的名称是赫杰逊炸药包。

   “越共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赫杰逊炸药包的?”“卡德”号上的美国打捞潜水员沉思着问道。

   溪开着一辆卡车来到码头,又给我们送来一些压缩空气瓶和水肺。

   “我要单独和你谈一谈,头儿。”他皱着眉头说。

   我们沿码头走着。“你有什么情况吗,溪?”

   他深深地吸一口气。“你听了会不高兴的,”他说,“我们有6个‘蛙人’走了。”
“走了?”

   “他们走了。走的时候,他们拿了8个赫杰逊炸药包,还有测电器、装药机、导火索、电线和许多雷管。他们都是被‘蝴蝶’关在带刺铁丝笼里惩罚过的。”

   在阳岛空投行动开始前,阮匆匆跑来找我。

   “快来,头儿。‘蝴蝶’抓了‘蛙人’。”

   宁上尉这个杂种在“矮猫”基地把我手下的6个“蛙人”关在笼子里进行惩罚。笼子长4英尺,宽2英尺,用带刺的铁丝制成,放在滚烫的沙子上。“蛙人”们在乞讨着水。

   我在海滩上的一幢别墅里找到了正在休息的“蝴蝶”。当我告诉他所有能够抽身的“蛙人”都要参加这次实战跳伞时,他却说他还有其他“任务”。

   “我要你今天下午把这几个人放出笼子。”我说着不由得加重了语气,“宁,如果你不放他们,我饶不了你这个窝囊废。”

   我的6个“蛙人”都被放了回来。现在,他们全部开小差了。“卡德”号显然也是他们炸的。

   “他们都恨整天跑来跑去的‘蝴蝶’。”溪说,“阮说他们跑到人民解放军那边去了。”

   文书军士波特替我打好了准备交给哈德卡斯尔上校的报告。在报告的后面,我又不无讥讽地加了一段话,说这些叛逃的“蛙人”不愧是经过我训练的,“卡德”号的爆炸干得不错。我希望越共给他们颁发一枚“你们干得不错”奖章。阮和其他几个人就像淘气的孩子一样神经质地吃吃发笑。我和他们一样高兴。不管怎么说,我不也是一个天真的孩子嘛!

   明营长听说这起叛逃事件后笑着对我说:“我们将利用一切机会。我的朋友,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不过,你们是在打一场必输无疑的战争。”

   “我打仗就是要赢。打败仗的是政客。”

   “如果你们输掉这场战争,这两者之间最终又有什么区别呢?”

   明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而我不过是一头粗野的“海豹”。和他在一起吃饭有点像是和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或史密森氏学会馆长在一起。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只有当前的军事问题是一个禁忌。我们都隐隐地意识到,我们毕竟是在为不同的一方作战。

   在税务大厦前,明在让我离开他的出租车前似乎陷入了沉思。最后,他从沉思中醒了过来。“老朋友,你应该知道。你的手下有一个叛徒。”

   “我们似乎有6个叛徒。”

   “这个人还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是我,命令他杀掉你。”

   “你能不能告诉我更多的情况?你愿不愿告诉我更多的情况?”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明看着我,似乎觉得再也看不到我了。

   几天以后,溪说:“头儿,我们认出了那个叛徒。争星是双重间谍。博德曾经看到他和越共在一起。”

   争是阿什克罗夫特手下的“河鼠”,不是“蛙人”。他是一个瘦削、和善的小伙子,对我把三个装有30发子弹的卡宾枪弹夹连在一起、只需手腕一动就可连发90发子弹的方法佩服不已。我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如果溪说他是双重间谍,那么他就是双重间谍。这个情报证实了明给我的警告。

   只要我说一句话,阮或博德、甚或是筝或溪都会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却有一个更富想象力的念头:让争自己解决自己。

   一个到乡下休假并探家的“河鼠”回来后报告:有个征用了村里三分之一大米的越共收税员下令让村里人在某一天准备好七八个人的饭。毫无疑问,这些人是民族解放阵线的高级官员。我是不会放过这种目标的。

   在流经那个“河鼠”父亲所在村子的运河口,我的袭击队离开阿什克罗夫特的巡逻艇,乘上三条舢板。我让争也参加了伏击队。在漆黑的夜色中,我们把舢板划到村子附近一个狭窄的河湾。

   我指派争首先发起伏击,并给了他一套我自行配置的90发子弹弹夹。在此之前,博德看见我往弹夹里装的只是曳光弹。只要扣动扳机,连发射击的子弹就会在射手面前竖起一个连盲人都可以看见的明亮路标。

   博德明白我的意思,我把争安排在伏击队伍前面的位置,并让博德监视他。我想把争和大队人马隔开。博德不远不近地和争隔开一段距离,既可以避免被越共还击的子弹击中又可以防止争向他的同志们偷偷报警。

   当伏击队伍在运河边茂密的草丛中就位时,争显得格外紧张。一连几个小时,我们只听到成群蚊子的嗡嗡声,偶尔也可以听到动物的吼叫声。天将破晓时,我听到船桨在黑乎乎的水里轻轻划动的声音。

   不久,两条坐满人的舢板渐渐出现在我们面前。

   争并不知道他的枪里只有曳光弹。由于博德在一旁监视,他别无选择,只好按计划开火。为了表示他的忠诚,他抬高枪口向船上人的头顶上方射击。红色的曳光弹挂在天空就像是一条近乎凝固的溪流。争至少不想亲手杀害自己的越共朋友。

   我事先曾命令我的手下: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火。此刻,我拖延了关键的几分钟。越共的舢板顿了一会儿就开始还击。子弹迎着争的红色溪流向他扑去,几乎把他拦腰打断。

   我这才下达开火的命令。

   摧枯拉朽似的弹雨把河面变成了被死伤者的鲜血染成粉红的泡沫。这次夜间伏击的战果包括五个被打死的敌人、两个受伤的俘虏、两条舢板和两支扔在舢板里面而没有扔进河甲的AK-47步枪。我把AK-47步枪给了阮和溪。在我离开之后,他们还要把这场战争长期打下去。

   在短促的激烈战斗之后,黎明又恢复了可怕的平静。得胜的越南人因为消灭了敌人而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他们把敌人的尸体拖到泥泞的河岸上摆成一排,然后开始搜刮现金和珠宝。与其让那些不会打仗的人得到战利品,不如让我的“蛙人”拿到战利品。除了他们的笑声,他们显得冷酷而又无情。他们搜着死人的口袋和血污的背包,把手指伸进弹洞和张开的嘴里去寻找金牙。我暗想,所谓文明是多么不堪一击啊。

   博德回来了,手里拿着争的卡宾枪和那个置他于死地的弹夹。

   “争星光荣地自杀了。”博德郑重其事地说。

   57

   从真正的军事意义上来说,越共从未占领任何地方,他们只满足于控制。白天,他们和别的种田人和小商贩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日落之后,他们就会拿起隐藏的武器,分成班排去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讲,明营长手下的越共从来没有真正占领原来的第33快艇基地。他们把这个基地变成了乡村和他们可以控制并课以重税的一个繁华货栈。在水流湍急的褐色湄公河岸边,一只不死鸟又从过去那个基地的灰烬中再生了。

   那天夜里,明就像赶野狗一样把我们赶出了那个快艇基地。对于阿什克罗夫特和我来说,报此一箭之仇事关我们的尊严和荣誉。只有武力夺回那个基地才能补偿失去的尊严和荣誉。

   自从那个耻辱的夜晚,我们就一直在策划如何选择最佳时机以最佳方式出击。时机终于来临。据“河鼠”特工人员报告,越共将在原来的快艇基地召开一次大型最高级会议。民族解放阵线在三角洲各地的重要领导人都将与会,明无疑也将参加。

   阿什克罗夫特笑了。“报应。”他说。

   我们仔细研究了地图和近期拍摄的航空照片。在那次袭击中被我用汽油烧掉的野草又长了出来。开阔的射界已经变成了片片长势良好的稻田。原来的掩体和战壕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100多座茅屋和长长的铁皮顶商亭。一条公路——实际上是一条加宽的小道,从万朗一直延伸到这个新的村庄。越共总是在自己还控制着村子的时候就设计好了逃路。

   “他们不会用那条公路。”杰里判断道,“这条路太明显、太暴露,而且离河太近。”

   有一条新的田埂比其他田埂宽两三英尺,这是一条理想的道路。它从村里伸出来,经过一个小平原,跨过一道上面架桥的溪流,一直延伸到丛林里。明就是在这片丛林附近用他的50毫米口径机枪扫射我们的。“河鼠”特工人员证实,越共确实在使用这条路。

   我们开始制定具体计划,最后方案确定从三面进行夹击。我和我的“蛙人”接受了从最危险的一面进行袭击的任务。我们将悄悄上岸,在那条宽田埂和溪上的桥会合之处设下埋伏。阿什克罗夫特的快艇将在黎明之前用机枪和迫击炮向村子发起攻击,一架直升机则同时从空中向村子发射火箭弹,从而把敌人赶到与桥会合的逃路上。最简单的计划往往是最好的计划。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就是查明会议召开的时间。”我说。

   “我的人已经扮成鱼贩混进村里。”

   阿什克罗夫特看着我。“要是明也在呢?”他询问道。

   在此之前,我到底还是把明的事以及明和云姑之间的关系告诉了他。是为了保护明。

   “上帝?”他跳了起来,“不要告诉军事援助顾问团的阿尼·莱文。为使我们避开‘进展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成果’,他已经弄得焦头烂额了。”

   “在丛林中,”我回答他说,“明是越共和敌人。”

   我始终都很清楚,明和我总有一天将不得不在战场上相会。

   “你会杀他吗?”杰里还不放过我。

   “他明白。他会杀我的。”

   “我不是问这个,小伙子。你会杀他吗?”

   “这是战争。”我说。

   58

   在没有月光的夜色掩护下,阿什克罗夫特中校的快艇在黑暗的河上行驶着。终于又回到第33快艇基地了。我的精神为之一振,生出一种结局圆满的感觉。我极不愿意半途而废,可舒尔茨医生却一直嚷嚷着要把我送回美国去治疗我的膝伤。

   阿什克罗夫特在五艘快艇上装备了30毫米口径的机枪和3.5口径火箭筒。面对悬在河面上的丛林的阴影,他把肘靠在船桥前摆放的机枪上,用一只厚厚的手抓住我的肩膀。

   “如果出了问题,”他不安地说道,“只要打两颗红色信号弹,我就会到这里来接你们。”

   “你过虑了,‘河鼠’。这一次可不是上次。”

   当快艇靠岸时,我把自己的陆战队巡逻帽低低拉到眼睛上面。我的脸已经涂上了绿色和黑色的迷彩。我检查了一下卡宾枪,确认皮带上挂着的子弹袋里装满了子弹。博德抱着一挺机枪在他那个班前面下了快艇。当他轻轻地向岸上走去时,我听到水里传来微弱的涟漪声。

   我的队伍共有16名战士,只有我预想的一半。和越南人在一起,即使是和守纪律的“蛙人”在一起,你有时根本就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在执行任务时露面。对于重返这个他们打了第一次大仗——也是惟一一次大仗的战场,他们一直都有些紧张。

   “‘河鼠’,”我在下水之前叫着阿什克罗夫特的电台呼号对他说,“蛙脚一号出发了。”

   我们握了握手。

   “等你回来,小伙子。”阿什克罗夫特说。

   下船地点到村子之间的距离大约有二公里。博德和筝在头一天晚上就找好了一条路。筝在队伍前面担任尖兵。在队伍的中间,6个南越人携着沉重的导爆网。导爆网里有30颗手榴弹依次接在一根长长的导火索上。当我引爆这张网的时候,所有的手榴弹几乎会在同时爆炸。

   这群矮小的两栖动物穿行在茂密的丛林中,只听到一些平常的声音:昏昏欲睡的鸟鸣声和从睡梦中惊醒的猴啼声。我们小心翼翼地行进着,每隔几分钟就停住脚步倾听林中的动静。我不时看看手表,以保证准时。

   我们始终在丛林中行进并悄无声息地绕过村子附近的平原。现在,我的手下全部都是善战的老手。我们没有碰到哨兵,连一声狗叫都没有听到。只有几只夜鸟猛然从我们面前飞过,惊得我差一点犯了脏病。

   到小桥后,我蹲伏在田埂的后面用望远镜向村里了望,溪则在田埂两侧设置了警戒哨。村子笼罩在黑暗之中,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这时,村里有人推开了挡在门上的毯子,茅屋里透出了一缕暗淡的光线。接着,我又发现几个黑影在茅屋周围活动。会议正在进行。我有所期待地冷笑起来。

   当我想到明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我不能总是想着这个问题。这是战争。这不是考虑友谊和感情的时间或地方。

   “蛙人”们迅速在田埂两侧布设手榴弹导爆网,然后用土和植物把它隐藏起来。我先把一根电线的一头接在导火索上,然后弯腰沿着田埂跑到路边一个灌木从旁,把电线的另一头接在藏得严严实实的起爆器上。在我检查伏击位置之前,我一直把起爆器的手柄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我把最后一颗炸弹放在桥上,然后把它与起爆器接通。溪在桥的另一边架起一挺机枪,控制住了整个桥面以及桥那边的道路。自动枪手的位置设在导爆网爆炸半径之外,同时也便于用交叉火力控制道路。当敌人开始溃退时,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枪击毙尽可能多的越共,再把幸存者赶到路边的手榴弹网中。一旦我激活这个死亡区,任何东西都无法幸免于难。这是一个阴险、凶恶的死亡区,我为此而感到高兴。这就是战争。

   准备就绪后,我们全部就位,开始等待。我打开用布罩住的红色镜片手电简,向河对岸阿什克罗夫特的部队发出准备就绪的暗号。

   我挨着博德趴在一棵树的旁边,中间放着装好手柄的起爆器,我一动不动,默默地趴在地上观察着那个村子。随着地平线上的灰白色渐渐变成粉红色,隐约可以看见村里茅屋的轮廓。对我来说,等待始终是最难的。这时,你会有时间陷入遐想;你的头脑会自动替你对你的一生进行分类,把那些比较光彩和不太光彩的重要事情都挑出来。如果你不能在今天的战斗中幸存下来,它还会考虑可能会发生什么或是可能不会发生什么。

   我服役的第一艘军舰是“格里芬”号。当时,我只有17岁,珍珠港事件尚未发生。从那以后,我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在那些日子里,我就认为自己生来与众不同。也许,我一直就是与众不同的。

   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想起了那条吞噬杜比尔的鲨鱼:我已很.久没有想起它了。为什么它吞噬的是杜比尔而不是我呢?我想起了在南太平洋参加海战的27个月,想起了我第一次看到的身上涂着蓝绿色迷彩和黑色条纹的“蛙人”,想起了我这些年来一直抱着的幻想——水下突击战士。经历了潜水队和水下爆破队,这个幻想终于随着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诞生而逐渐变成了现实。我还想起了古巴的行动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暗杀……这一切都逐渐归结到一点:在充满敌意的外国土地和一半是水一半是泥的地形上与一帮半开化的“海豹”式“蛙人”一起进行最原始的游击战。

   我的确与众不同。

   我想起了托妮,我的初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将会永远爱着她。我想起了我的前妻埃莉和我的孩子们。现在,就在今天晚上,当我由于多年积累的伤痛而不得不蹒跚而行时,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明。再过几分钟,我或许就会杀死他。

   这就是过去发生的一切。罗伊·贝姆——水下突击士。我是不会按照别的方式生活的。不过,有时候……

   天将破晓时,一阵刺耳的、有节奏的机枪声哒哒响了起来,在河面上抽打着、回荡着。我从沉思中被惊醒,猛地回到了现实,阿什克罗夫特的快艇按照预定计划从水面上发起了攻击。我伸手去摸粗糙的树皮,还在上面擦了几下。我必须立即做好准备,把思绪集中到作战和任务的必要性上。

   阿什克罗夫特的快艇轰鸣着向村子发起了攻击。飞舞的子弹撕扯着茅屋。一串串猩红色的曳光弹在空中画着弧线从茅屋里穿过,颇似五彩缤纷的水平雨。

   火箭发出沙哑的嘶嘶声霍地飞过,接着就是一道道令人目眩的闪光。弹雨过处闪开朵朵火花。阿什克罗文特的攻势如同雷鸣电闪,又似暴风骤雨。

   轮到直升机出击了。两架“休伊”武装直升机从河对岸丛林的上空高高地飞入我们的视野。它们一前一后低低地掠过褐色的河面,然后就像长着翅膀的死亡幽灵疾速冲到村子的上空,火箭和机枪同时发射,村里火光冲天,一片恐慌。两架直升机用自己的武器封锁了所有的逃路。只有一条逃路除外。

   绿色曳光弹不时从空中划过,回应着攻击的火力。越共试图碰碰运气,组织防御。但是,充其量只有零零星星的回击火力。

   在依然笼罩着大地的夜色中,我先是听见了他们的声音,接着又看见了他们。一群大叫大嚷的乌合之众从村里蜂拥而出,沿着宽宽的田埂向桥边跑过来,准备逃进自认为安全的森林。

   一群活动的黑色原生物,拉开距离狼狈逃窜。趴在我身边的博德紧张得就像是发现猎物的捕鸟猎犬。

   桥上响起了光脚跑过的声音。

   死亡的时间到了。溪的机枪突然发出一阵格外清脆的哒哒声,可怕的毁灭开始了。自动步枪和着机枪的节奏合唱起来。这是一支死亡乐队。

   飞蝗般的子弹像镰刀收割成熟的稻子一样扫过那些村民,迅猛无情地把他们撂倒在地。

   幸存者们向田埂两侧四散逃开。我狠狠地转动起爆器的手柄。一个高潮性的结尾。

   随着一阵火山爆发似的爆炸声,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血肉横飞,田埂、小桥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两个还能走的伤兵被手榴弹里的白磷烧着,像被撒旦之手操纵的燃烧木偶一样在烟雾内外跳动着。但丁绝不会想出这种场面。

   我用自己的卡宾枪逐个射杀这些燃烧的木偶,结束了他们的痛苦。“蛙人”不停地向这个大旋涡里倾泻着子弹,直到绝大多数呻吟和哭泣声平息下来。我大叫“停止射击”。死亡区内一片惊人的沉寂,偶尔从村子那边传来一两声枪响。那是阿什克罗夫特率领他的“河鼠”在岸上兜捕俘虏。两架“休伊”直升机在空中警惕地盘旋着。

   我曾发誓要重返第33快艇基地。现在我回来了,进行了血淋淋的报复。

   枪声稀落下来,我和我的手下一起来到屠场。我默默地在成堆皮开肉绽的尸体中走着。我们不时看到一些尸体还在徒劳地动着,于是怜悯地一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我估计毙敌人数为35到40人。一些死人身上携有武器,表明他们是越共高级干部。积尸中散落着很多武器。

   越共的地图、命令、作战计划、其他文件和武器一起散落在血污之中。我们的运气真不坏。海军情报部门会对我们刮目相看。

   缕缕轻烟慢慢地从地面上冒出,像小溪一样缠绕在尸体周围和那些默默搜查尸体的人们身上。我站在废墟上凝视着我所造成的这个满目疮痍的场景。远处,一轮绚丽的红日和我们一起俯瞰着这个场面。

   我一边在满地血污中走着,一边在寻找一张熟悉的面孔。我料想会找到他,但又希望找不到他。一个瘦小的尸体吸引了我的视线。这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她像一个破碎的玩具娃娃一样歪歪扭扭地躺在地上,身上皮开肉绽,无神的眼睛谴责地瞪着我。死者当中还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孩子和四五个妇女。有的时候,越共会把家人带在身边。

   溪随我一起走着,有礼貌地保持着沉默。后来,博德和阮也跟了上来。

   “头儿,你在找什么?”溪问。

   一个熟悉的身影面朝下趴在田埂上。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把他脸朝上翻了过来,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不是他。这是偷走赫杰逊炸药包把“卡德”号航母炸了一个洞的那六个逃兵中的一个。

   我把所有的尸体都检查了两遍,这才放下心来。尸体当中没有我的朋友——越共第514营明营长。我离开屠场,背对着早晨的阳光站住了。

   一架“休伊”直升机降落在附近的稻田里。三个美国人跳下直升机朝我走了过来。其中一个身材粗壮、衣领上佩戴着美国海军水手长标志的人向我伸出手。

   “我叫比尔,是海军工程营的。你叫什么名字,上尉?”

   “罗伊·贝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早晨的空气,目不转睛地看着村子,像是在凝视一个遥远的地方。微弱的火焰依然在燃烧。

   “你看那边有什么,罗伊?”

   我看了他一眼。“满目疮痍。你看见什么啦?”

   “我看到一只不死鸟从灰烬中再生。我看到一个灯火辉煌的集市,里面全是准备出售的鲜鱼和用粪肥栽种的蔬菜。我看到一个新的开始。”

   我看了看村子。我想必失去了对未来的洞察力,我看到的是被付之一炬的茅屋和一具具浑身血污的尸体。

   59

   当指挥艇靠上西贡码头时,我从甲板上抓起那个用旧的潜艇包和阿什克罗夫特一起爬上岸。我们两个人又累又脏,除了非说不可的话外已经懒得再说话了。自从我们重新夺回第33快艇基地以后,战争一直在继续升级。以往,由我们担任“顾问”的部队要到丛林中去五六次才能和敌人接上火。现在,他们几乎每次出动都会和敌人交火。我们遭遇的越共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越共干部先要在河内、北京和莫斯科接受训练,然后再渗透到南越去招募和领导游击队。

   战争在继续升级。华盛顿表示要向西贡派遣常规部队,而不仅仅是特种部队和“海豹”突击队“顾问”。如果非占上风不可!如果你打我,我会更狠地打你——照这样继续下去,越南的这场小规模战争将会变成一场大规模战争。

   在那场大屠杀的一周后,我又见到了明营长。明营长在堤岸对我说:“据我所知,你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又夺回了那个快艇基地。”

   我对这次伏击造成了几个妇女和孩子的死亡并不感到十分光彩。

   “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我说。

   “对,罗伊。凡是必须做的事,我们两个人都得去做。我想,我们注定不会再在战场上碰头了。这对我们两个人都是一件幸事。我已经调任新的职务。”

   他自然不会也不愿告诉我这是什么职务。不管他担任什么新的职务,我希望它意味着我们再也不会互相厮杀。这种情况下的敌人可以成为更好的朋友。
“代我向云姑问好。”我说。

   “这个女人喜欢你。我知道她喜欢你,因为她一直都没有杀我们。”

   我挨着粗壮的阿什克罗夫特一瘸一拐地走过忠姐妹的雕像。我渴望着冲上一个澡、喝上一点波旁威士忌、吃上一份牛排,再好好地休息几天。阿什克罗夫持疲惫地挥挥手向我道别,然后拐弯向华丽饭店走去。

   随着早期六早晨的降临?这条通往我公寓所在税务大厦的狭窄街道开始苏醒。我打算先洗澡更衣,然后去谦美那里理发,再到她楼上的房间里和她温存一番。我昂着头一瘸一拐地慢慢向前走着,心里充满了期待。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一群身穿便服的美国士兵正坐在前面人行道上一个廉价的咖啡馆里吃早餐。

   我也没有注意一个正在观察我的小孩。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到处都有像他这样10岁或11岁左右的顽童。他们要么是战争遗留下来的孤儿,要么就是在战争中堕落的年轻扒手和窃贼。

   等我注意到他时已经太晚了。他敏捷地抢走我的潜艇包,一溜烟地沿着街道跑走了,边跑边回头看着我直笑。

   “该死的小杂种!”

   尽管包里只有一些盥洗用具和换洗衣服,我还是本能地追了过去。如果他没有嘲笑我,我可能还不会去追他。

   由于昨天夜里在丛林里进行伏击和巡逻,我的腿又肿又痛。这个小杂种轻易就会把我甩掉,钻入星期六拥挤的人群中。可是,这个顽童却没有这么做。他不远不近地在我前面跑着,既可以避免被我抓住,又可以让我继续追着他。我隐约觉得他有些面熟。

   突然,他扔下我的包,钻进一条胡同里就不见了。这可不像是小偷。我迷惑不解地蹒跚着走过去把包捡起来。我想,我从眼角里瞥见一个人正在街对面观察我。是明!可等我转过身来,他已经不见了。

   突然,如同十几级台风般猛烈的一声霹雳在街上炸响。强烈的气浪使我喘不过气来,把我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我的胳膊、腿和其他行人缠在了一起。

   人行道上的咖啡馆在阵阵沸腾的黑灰色烟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吃惊得无法动弹,趴在地上四处张望。浑身血污、黑不溜秋的受伤者开始摇摇晃晃地从烟雾中爬出来。一辆路过的三轮车和骑车人被炸飞到街的对面,落在一辆拉西瓜的法国产小型卡车后厢里。皮开肉绽的尸体伸开四肢一动不动地倒在街上,绝大部分都是坐在人行道上桌子旁边吃饭的美国士兵。

   显而易见,我碰巧在炸弹爆炸前几分钟糊里糊涂地经过现场。炸弹可能就放在咖啡馆附近的一辆自行车或三轮车上。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小偷——也许是明的插手,放炸弹的人可能会有一个额外的收获:越共对我的悬赏。

   “你救了我的命。”后来,我见到明时对他表示感谢。

   “是那个抢你包的孩子救了你的命,罗伊。”他责怪我道,“他给你擦过靴子。你一定是累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碰到的困难有多大,我的朋友。你们所有的人都要被消灭。最终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60

   明救了我的命,也许不止一次,我不得不一再提醒自己,明是敌人。后来,我在一种我知道自己将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见到了明。我不能坐视不管,哪怕是明也不行。

   在此之前,我乘一架C-129飞机从新山一机场飞到头顿军用机场。那个陆军军士长开着我们强占的吉普车在机场接我。正当我们坐在餐厅里喝咖啡,一架C-130飞机从空中滑了下来,卸下一个排的南越别动队员。我漫不经心地透过窗子看着这个过程。

   我那只正举着咖啡杯往嘴边送的手忽然停住了。我惊愕不已地注视着窗外。

   明营长和其他士兵一起走下飞机。他身穿南越别动部队的军服,佩戴着少校的标志。

   我迷惑不解地躲开外面的视线,眼看一辆六轮卡车载着明和那个排绝尘而去。明仍然是个谜。他的时间和智谋都是从哪儿来的?白天是出租车司机,晚上则是越共头目。显然,他是那种双重间谍。可是,他居然是南越军队的少校!

   这个发现使我陷入道义上的两难境地。如果我暴露他的身份,他就活不了。南越军队会当场处死他。我必须阻止他。然而,我至少应该先给他一个警告。

   我第一次直接去找云姑,告诉她我有急事要见她哥哥。她久久地审视着我,眼神和表情里的憎恶和仇恨渐渐消散。

   “在什么地方?”她问。

   “头顿郊外有一家法国餐馆。”

   “那儿吃得不错。”

   “明天下午两点”

   “他会知道的。”

   等我到那家餐馆时,明已经坐在一张桌子旁。他一副西式装束,上身穿着白色的开领衬衫,下身穿着灰色的便裤,脚上穿着黑色皮便鞋。我和他一样要了一杯啤酒,又要了一份用辣胡椒和鱼露闷制的牛排。

   “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两边倒的?”我毫不客气地问他。

   “哦。你的风度哪儿去了?”

   “法国人把它带走了。”我停了一下又说,“我看见你在别动部队里。”

   他不自觉地愣了一下,一丝狡诈的表情在他的脸上一闪即逝。

   “这足以使我到天亮时掉脑袋。”

   “等不到天亮。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我的秘密。”

   “难道不能保留很长吗?”

   “这取决于你。明?你是南越军队的少校,怎么又会投靠民族解放阵线呢?”

   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在挣扎,脸上渐渐显出严峻、无情、不屈的神情。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说起来。听着他的话,我看到了我的朋友迄今为止一直隐藏着的另一面。

   “吴庭儒在他哥哥担任总统期间杀害了我父亲。”明说,“我当时是陆军军官,我目睹了政府的腐败和暴行。你知道吗?屠杀寺庙和尚的事件是吴庭儒蓄意所为,旨在嫁祸于共产党和维持吴庭艳的权力。”

   “那个政权已不复存在,”我争辩道,“它被将军们推翻了。”

   “但政府没有任何变化,腐败依然存在。”

   他陷入沉思。

   “我的朋友,我绝不可能要求你保守这个秘密而又不影响你对自己事业的忠诚。我曾告诉过你,我要去执行新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我离开南越军队。不管我是不是穿着军服,你都不会再看见我了。罗伊,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晚餐。我们的友谊对我们两个人都人危险了。”

   “在我们分手前,”他激动起来,“我要告诉你。你们打不赢这场战争。从物质和技术上讲,你们国家是大国和强国。但从道义上讲,你们国家是虚弱的,而且总是自以为是。人民将会战胜你们。除了像你这样的极个别人外,你们当中没有什么人会对我们感兴趣,去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道德。你们的人将死在我们的土地上,而你们却不愿花时间去了解我们。”

   “你们的洛奇大使是一个政治任命人物,他的周围全是一帮马屁精。他们对越南的了解和他一样少得可怜。你们国家给这个政府提供的金钱和援助并没有落到人民的手里,而是装进了那些贪婪、狡诈的官员的口袋。南越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腐败成风,人们只忠于虚伪的政治阴谋。”

   “那么说北越比南越好喽?”

   “不。但是,北方和南方必须统一,使越南变得更好。”他接着说道,“我们会利用一切机会打赢这场战争。我们会从你们的眼皮底下突然消失,但摇身一变又会重新出现,就像毒蛇一样和周围的环境混为一体,等待再次出击。你应该明白,为了我的国家,为了我的命运,我们必须要打赢这场战争。”

   这场讨论又持续了一个小时。最后,我们面对面地站了起来。明的个子很高,我们的眼睛几乎可以平视。他用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我真希望我们是同志。”他动情地低声说道,“多好的兄弟……可是,这绝对不可能。命运使我们成为敌人。再见,我的朋友。”

   明用力地拥抱了我一下,随后就离开了。

   61

   在头顿荣太太租给我的房间里或是在西贡税务大厦我和舒尔茨医生、特德·赖曼合住的公寓里的一段时期,我的膝盖时好时坏,有时肿得十分厉害,只能绷直腿蹒跚着挪到床上。阿什克罗夫特大惊小怪地对医生说,他应该把我这个顽固的家伙送进医院。医生则威胁说要停止我的工作,把我送回美国。我争辩说,我还有工作要做。我的那些越南蝌蚪还没有完全变成能够独立游泳的青蛙。

   “另外,”我苦笑着说,“一旦我离开战场,他们就会对我进行军法审判的。”

   “但愿你能活下去。”医生说。

   在“海豹”突击队初创时期帮助我们到陆军特种部队接受训练的乔·史迪威将军,在他听说了我和那个把我们弃在阳岛的飞行员之间的过节儿,从陆军军法署派来一个上尉作为我个人的代表。那个上尉对我说:“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字都不要签。那个杂种活该挨打。”

   我在华丽饭店和阿什克罗夫特一起吃了饭,又喝了几杯波旁威士忌。杰里离开房间后,云姑出乎意料地把她的小手在我的肩膀上放了一会儿。

   “你病得很厉害。”她温柔地说,“回家吧,罗伊。请你回家吧。明也这么说。”

   “明白了吧?”阿什克罗夫特洋洋得意地说,“我告诉过你她喜欢你。她还对你说话。”

   “那是因为我有魅力。”

   溪最早发现我的眼白有点发黄。几天过后,已经被热带阳光晒黑的皮肤变成深黑色,小便的颜色就像咖啡一样,下床也很困难。有时,溪不得不自己带着“蛙人”在夜间出去活动。宁上尉自然还是身体欠佳。博德和阮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显得焦虑不安。他们两个人总有一个始终守在我的门外。

   坏孩子阮又请来一个巫医,但被我赶走了。我担心,如果他把我身上的邪气赶走,我也许就没有气了。

   越南战争耗尽了我的精力,我在这个国家已来日无多。然而,我还是在和这个现实抗争。我觉得,很多人都需要我。我的“蛙人”需要我,是我把这些亚洲“蛙人”变成了我的“海豹”们的袖珍复制品。我现在还不能离开他们。我不能离开阿什克罗夫特和医生,让他们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去打这场战争。

   我悄悄回到丙贡,身体虚弱得几乎无法走路,一到税务大厦就躺到床上。赖曼和舒尔茨医生都去执行任务了。公寓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睡了整整两天。

   医生回来后发现我已因为体虚和发烧而昏了过去。“够了,贝姆。”我记得他对我说,“你不能再干了。我马上送你去医院,你这个顽固的家伙。”

   我得了病毒性肝炎,膝关节严重撕裂。一连几天,我都卧床不起,身上的热度退了又起。在这期间,我被告知:一旦恢复体力,我将被转到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的军队医院,然后再送回美国本土。我在越南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

   在我恢复的过程中,经常有人来探视我:阿什克罗夫特、赖曼、医生、溪、博德、阮还有我的文书军士埃德·波特。谦美几乎每天都来。我猜想,哈德卡斯尔上校可能会对我即将离开他的作战地域拍手称快。

   电视剧《佩里·梅森》里的演员瑞蒙德·帕尔在访问驻越南的美国部队时顺便来看我。他蹒跚着走进我的房间,瞥了一眼我那条被架起来的腿。

   我冲他笑了笑。“谁需要你?”我故作俏皮地问,“黛拉·斯特里特在哪儿?”

   他忍俊不禁地开怀大笑起来。“她不能来,所以让我来了。”

   我们握了握手。“想来点代基里酒吗?”我问。

   “你在这个地方究竟是怎么弄到代基里酒的?”

   我眨眨眼,拿出一瓶偷带进来的伏特加酒,往里对了一些午餐时留下来的柠檬露。

   “好喝吗?”

   他咳嗽起来。“我从未喝过这种东西。”他坦白道。

   “只要多付一点钱就可以坐头等舱。”

   离开越南的第一个“海豹”已经不是刚到越南时的那个人了。这场战争以其他战争和冷战所没有的方式改变了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目的、有方向、有意义。好人打坏人。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场高尚的战争。

   此后的所有战争——朝鲜战争、冷战和越南战争——侵蚀了战争的意义和理智,并开始使我们国家的许多人变得愤世嫉俗、为人冷漠。即使是在1964年,在林登·约翰逊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之前,这场战争已经陷入令人难以置信的困境。这场战争没有明确的目标或目的。在我看来,德拉克尼克上校等人和不会打仗的行政人员所主张的“进展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成果”的宗旨漏洞百出,象征着把战争引向无穷的灾难。哈德卡斯尔只不过是一张新的糊墙纸和随波逐流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们让战争无休无止地打下去,既没有必胜的信念,也没有放弃的勇气。

   对于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新型战争而协助创建的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勇士们以及像赖曼、医生和阿什克罗夫特这样的战士们来说,他们都认为自己来越南的目的就是要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后来才意识到,政客们先把我们一只胳膊绑在背后而后才将我们扔进这个竞技场。越南战争开始破坏我们国民的思想和目的。

   但是,这场战争中的有些人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不仅是像杰里·阿什克罗夫特和舒尔茨医生这样的战时兄弟和美国同胞。还有其他许多人曾帮助我深入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我躺在医院的床上想着他们。

   明首先是一个敌人,但又是一个朋友,他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越共的事业,并使我意识到:尽管战争中会有种种暴行而且我们的意识形态相左,但我们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同类。

   还有快乐的阮和脖子上挂着一串人耳、严肃寡言的博德。虽然他们都很残忍,但他们却忠心耿耿,必要时愿意为“老蛙”牺牲自己的生命。

   溪和明有许多相似之处,献身事业,有责任感和荣誉感。

   还有荣太太和杜普伊神父,他们的事业就是救助这个小国的孩子和孤儿。

   明的妹妹云姑美丽而又忧郁。尽管她终于开口对我说话,但仍然是个谜。

   还有那个欧亚混血的美人谦美。她那可爱的房间、小床和身体在恐怖的战争中给我提供了慰藉。

   小和尚武师父和我一起在天主教堂的花园里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下午。他为我的灵魂获得新生提供了一个平静的港湾。在离开越南之前,我不能不再和他一起在那个小花园里长谈一次。这才是我回国之后最想记住这个国家的地方。

   我打电话让“驯鹿”飞行队的那个陆军军士长开着我们强占的吉普车到机场来接我。他开车把我送到头顿的天主教堂。杜普伊神父还是那么瘦,甚至更瘦。连绵不绝的战争也在消耗他的精力。他阴郁地告诉我,武师父已经不在头顿。

   “我们的朋友外出云游了。”他说,“自从他穿上和尚的黄袍以后,他就抛弃了所有尘世的财产。不过,他倒是留下一件东西。”

   这是一幅画在树叶上的大理石佛寺的精致图画。

   “画画的颜料,”杜普伊神父接着说,“是武师父用大地的产物自制的。画布是用菩提树的叶膜制成的。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坐了49天,抵御着世上那个邪恶的诱惑者玛拉的诱惑和威胁。对峙结束时,释迦牟尼占了上风,达到了他所寻求的觉悟。此后,他以如来佛而闻名。”

   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我们都在荒野中进行这样的战斗,”他把那幅美丽的图画递给我说,“武师父让我把它送给你。”

   我深受感动,强压住内心的激动说:“我真是万分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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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