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通向未来的跳板·第九 – 吴起兵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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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通向未来的跳板·第九

胜利:通向未来的跳板·第九

作者:沃尔特·J·博伊恩·美国

出自————《跨越苍穹——美国空军史

出自————《战争通史

   美国空军满怀信心地进入了20世纪的最后10年。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它有幸拥有一些具有非凡魅力的领导人,他们也是精明务实的管理人员,能够预见到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

       这些领导人估计到了苏联核打击力量构成的真正可怕的现实威    胁,并且遏制住了这种威胁。与此同时,他们还遏制住了共产党地面部队的冒险行动。

   其间也犯过错误。多年来,所部署的轰炸机、导弹和弹头的数量一直被人们认为过多——但它们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如果数量少一点,则可能不会收到这种效果。必须记住,空军是被迫在所能想象得出的最别扭的政策指导下运作的。这样的政策在历史上没有先例。空军部队必须能够先经受住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核打击,然后再去决定性地打赢随后发生的冲突。因此,空军必须拥有大量的投射工具和武器,以保证能有一支打赢战争的力量生存下来。这恰好正是苏联领导人所能理解的信息,也是美国发出的少数几个得到正确理解的“信号”之一。大规模军备投资也对苏联经济的崩溃起了作用,因为苏联领导人企图——徒劳无功地——应付所有的威胁。

   在这期间,美国很可能确实在防空上投入过多,因为高估了苏联远程航空兵的打击力量。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列颠之战和第8航空队在德国上空的艰苦战斗,表明了有必要建立广泛的防空体系。然而,美国的防空开支尽管庞大,但是无论从绝对数字还是从相对数字看,从未接近过苏联在这方面的开支。

   当时有一个论点(今天也可以这么说):这笔钱本来是可以用得更好的。空军经常没有足够的常规力量,而且在满足空运需要方面始终疲于奔命。然而,总的说来,保卫美国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如果与苏联领导人所作的相应努力比较一下,则尤其如此,因为苏联领导人的错误对其制度的最终消亡起了重大作用。

   对于美国空军计划工作的成就,还必须结合预算大幅度动荡的背景来考虑。1980年,空军的预算约为390亿美元。1981年预算开始上升到460亿美元,并在1985年达到顶峰——994亿美元。后来,预算又剧减,到1996年跌到了712亿美元。

   这些数字都是按时价美元计算的。按1997财政年度恒价美元计算,10年间从1170亿美元降到了745亿美元,下降约37%。(用多少亿美元来表示,这会使普通人吃惊。但是,也许还应指出,国防部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从1986年的6.1%降到了1996年的3.8%,预计到2002年还要降到只占2.8%。由于空军在国防预算中所占的份额约为30%——1996年就是如此,因而只有1%多一点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空军。到2002年,这一比例将降为不足1%。相比之下,政府有权开支的金额却从1986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10.9%上升到1996年的占12%,到2002年还将升到13.2%。)

   恒价美元和国内生产总值之类的抽象术语,有时不是使削减预算造成的影响变得明确,而是变得模糊。削减预算所造成的影响体现在无法获得备用零件、飞行时间减少和人力不足等等方面。1987年,空军拥有7245架现役飞机;到1996年,这一数字下降35%,减至4710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空军的飞机数量差不多。现役空军人员也以大致相同的速率减少,从1987年的607000人减到了1996年的388200人。同期,空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后备队的总兵力从263000人降至181000人。然而,空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后备队之融入“总体力量”已经大大增强了空军在这个时期内的能力。

   虽然来自前苏联的进攻威胁几乎已完全消失,授予空军的任务却已增加——从准备进行较小的冲突,到维护和平,到建设国家,再到控制毒品,应有尽有。但是,还没有人费心去考虑前苏联各国和中国可能向任何有硬通货支付能力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出售核武器这个可怕的问题。智囊机构的看法是,在2010年左右以前,没有哪个无赖国家有能力用一枚洲际导弹袭击美国的一座城市。这种看法并不能使人放心。如果估计错了。美国就有可能在瞬间失去纽约、华盛顿或洛杉矶。

   不断减少的空军预算由于志愿部队费用的增大和武器价格的上涨而更趋紧张。领导人的对策是组建一支得到先进技术和一流人才支持的短小精悍的现代化打击力量。此外,已向国防部、国会和总统办公厅表明,在实施某些大大小小的战争方面,减少了的空中力量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

   80年代初期,预算令人欢迎地暂时大量增加。空军利用这一时机增大了往往被忽视的活动维持费开支,建立了一些前方作战基地,增加了训练,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战备水平。接着,在削减看来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加布里埃尔将军和韦尔奇将军制定了逐步削减的计划,减少人力和较为陈旧的装备,使部队虽然缩小了规模但却变得更强大了。

   在预算大增大减的全过程中,“幸远儿”阿诺德所倡导的对研究与发展工作的重视带来了甚至超出他想象的成果,不仅研制出新装备,而且创造了一种传统,亦即不是靠技术去找到应付特定威胁的少数几种魔术般的手段,而是把技术用作可以更新的力量源泉,以满足一切攻防需要。按照这一传统,空军汲取越战经验教训,创造出了新的作战理论。越战后东山再起的空军有效地运用新装备和新理论,经过几场小战的热身,终于在举世瞩目的情况下于海湾战争中夺回了桂冠。

   形成合力

   90年代,前面重点介绍的那些要素都会聚到了一起。广泛的研究与发展计划给空军领导人提供了大量现代化武器。如果不是空军领导人的管理作风发生了显著变化,亦即从独裁式的集中管理改变为参与式的分散管理,这些现代化武器的效用本来就会小得多。这一变化,一方面培养出了一支可以履行先进技术所要求的新职责的优秀士兵队伍,另一方面又在军官队伍中树立了认同感和坚定的意志,从而使新技术得以充分发挥作用。

   这种全面管理革命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来自最高层的一份文件——由卓有成效的空军部长唐纳德·R·赖斯于1990年6月发表的《全球范围——全球力量》白皮书。在这份白皮书中,赖斯(兰德公司前总裁)有分寸地断言,陆基空中力量现在像海上力量过去所做的那样,将国家的强大形象和声望传播到海外。赖斯的白皮书没有贬低海军或陆军,而是认为更加需要联合行动。但是,他的意思很清楚:空军现在有了空前的技术能力,这种能力比鼎盛时期的海上力量还要高出几个数量级。

   赖斯指出,现代技术使运输机都具有了喷气时代的速度,空中加油则使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得以飞到几千英里以外的战区而不必中途着陆。速度与航程的结合使以任何方式搭配起来的这些部队具有了独特的灵活性。新的天基导航和通信装备使空军部队能够以空前的准确性运用新的精确制导武器,以致使长期鼓吹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成为可能。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使空中力量具有了不可思议的杀伤力,而又没有核武器的那种残酷的过度杀伤力。《全球范围——全球力量》白皮书没有摒弃核力量——柯蒂斯·李梅创建的威慑力量保护伞仍是需要的。但是,白皮书明确声称,空中力量现已能够在若干小时内抵达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去决定性地干预任何紧急事件。实际上,赖斯是说:空军现在能在若干小时之内向全球任何地点投送决定性的优势力量,而海上力量仍需若干天、若干周或几个月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大多数紧急事件中,时间和实力同样至关重要:在危机发生的头几个小时内投入一定数量的实力,其价值可相当于5天后投入10倍于此的实力。

   《全球范围——全球力量》冷静而又客观地反映了当代的现实。空军仍然始终维持着必不可少的核盾牌,但已拥有执行国家政策所要求的其他任何任务的能力。

   在军队内像在实业界一样,只有新主意是不够的,还必须采纳和运用这些新主意。领导作风的改变终于使赖斯及其同僚们的主意得以付诸实践。这种作风的转变在80年代应付紧急事件的方式中得到了体现。正当空军试验新的作战程序和努力适应新技术所要求的不断变化的新作战方法之际,发生了一系列必须加以控制的危机。

   对新空军的头几次考验

   1983年10月25日对格林纳达的入侵被不适当地命名为“暴怒行动”。这次行动备受嘲弄,多年来授人以柄,成了诙谐喜剧中的保留节目。这次干涉行动经常被援引为“用大锤砸瘦苍蝇”——大规模过度杀伤——的例子,其力度超出了保护美国侨民的需要。对于参战的空军官兵来说,防空火力是现实的致命威胁,有将近12架直升机被击落,运送部队和物资的美国空军运输机也遭到了相当大的损伤。对空军来说,这次行动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越战结束10年后,在指挥与控制方面还有一些缺陷需要弥补。

   这些缺陷在一次更加复杂的行动——对利比亚政府豢养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报复性打击——中又一次暴露了出来。这是空军自1972年以来所实施的最激烈的一次战斗行动。斯蒂芬·德凯特1804年对的黎波里的袭击显示了美国的新实力;美国空军1986年又以“埃尔多拉多峡谷行动”在的黎波里再次显示了实力。

   令人失望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只能用老装备(驻在英国的陈旧的F-111F“土豚”式飞机)执行任务。像过去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机组人员以高超的技能克服了计划工作上的缺陷和顽强的防御。为数不多的机组以大无畏的勇气和高超的飞行技术取得了虽然不大但具有极佳政治影响的军事胜利。

   打击卡扎菲

   激进的穆斯林派别无休止的恐怖主义活动于1985年12月27日达到了新高潮。恐怖主义分子同时袭击了维也纳和罗马的机场。新闻媒体几乎立即纷纷推测美国打算以对利比亚的惩罚性军事袭击作出反应。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的煽动性言论和恐怖主义分子训练营地的已获证实的存在,使利比亚成了合理的袭击目标,虽然其他国家几乎肯定也卷入了恐怖主义活动。1986年4月,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柏林的一家舞厅和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两次都有美国人丧生,这就使局势达到了沸点。

   实施报复性袭击的计划工作是在1月份开始的。空军把为1986年4月14日至15日夜间打击的黎波里地区的行动选定目标的任务,授予了驻在英格兰拉肯希思的第48战术战斗机联队。该联队装备了通用动力F-111“土豚”式战斗机。从“美国号”和“珊瑚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6架麦克唐纳-道格拉斯F/A-18“大黄蜂”式、6架沃特A-7E“海盗”II型和14架格鲁曼A-6E“入侵者”式飞机,支援美国空军执行任务,其他海军部队则对利比亚东部的一些目标实施攻击。执行任务的大多数机组人员均从未参加过战斗。

   海军部长约翰·莱曼(他宁愿只用海军的力量来实施这次行动)后来写道,在整个铁幕的后面,只有3个目标的防空配系比利比亚的那些防空配系先进。在利比亚,有3000多名苏联技术人员指导着综合防空配系的运作。该配系包括500架飞机、大量地对空导弹、高射炮和雷达。

   说起来令人烦恼,在美国对西欧作出众多贡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实施马歇尔计划、遏制苏联和加强北约就是其中的几个例子)之后,美国的某些长期盟国竟然因为害怕恐怖主义活动而屈服。法国拒绝允许美国飞机飞越其国境(尽管它“严厉谴责”卡扎菲),而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则拒绝利用它们的基地。结果,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只得沿绕过法国和西班牙海岸线的迂回曲折的水域上空的航线飞行。为了攻击危险的目标,机组人员被迫花费14个小时飞行6300英里,中途空中加油8次。这些F-111F飞机通常执行任务只需飞行2-4小时。F-111的座舱相当宽敞,但也不允许为了活动一下腿脚而散会儿步。

   攻击部队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受到了许多民用和军用雷达的跟踪,但是只有意大利的雷达操作员做得太过分,他们向马耳他的雷达操作员报告了F-111飞来的消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马耳他政府立即向利比亚发出了警报,这就使美机丧失了剩下的任何突然性。

   大多数F-111的机龄已有15年,它们受领的战斗飞行任务在时间和距离上都是自其开始飞行以来最长的。鉴于长时间执行任务会给发动机和老化的电子系统造成重负,因而从4月14日17时36分(格林威治平均时)起,连续起飞了24架F-111。中途对这些飞机进行了评估,状态最佳的18架飞机受领了攻击任务。F-111F得到了3架卓越的EF-111A“大鸦”式飞机(亦称“翩翩少年瓦克”)——同类中最有效、最先进的飞机——在电子对抗方面的支援。

   联合力量于15日凌晨同时对利比亚进行了13分钟的袭击,摧毁了5个选定的目标,包括导弹发射场、机场和其他设施。猛烈的防空火力照亮了利比亚的天空(几个月后这一情景又在巴格达再现)。一架F-111(机号70-2389)坠毁,原因不明,两名机组人员丧生。

   袭击险些失败。为减少平民伤亡而制定的严格的交战规则,使得6架飞机未能击中目标。另有8架F-111由于故障而未能攻击目标。幸好有4架F-111按计划击中了目标。它们使用AN/AVQ-26“铺路钉”式红外和激光目标瞄准系统摧毁了地面上的一队伊尔-76运输机(相当于洛克希德C-141四发动机飞机)。这是未来同类攻击方式的预演。有些炸弹落在了距卡扎菲官邸(包括他用作阿拉伯式卧室的帐篷)50英尺以内的地方。由于是挨炸弹而不是扔炸弹,这位上校的沉着冷静发生了严重动摇,以致惊慌失措。

   如果说军事成果并不尽如人意的话,其政治影响却使这次行动变得极其合算。尽管欧洲的新闻媒体对这次袭击的成效不屑一顾,但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也开始对利比亚采取有力得多的政治和经济行动了。苏联只是像往常一样进行宣传攻击而未采取实际行动。连阿拉伯国家也只是对利比亚表示形式上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不仅利比亚的恐怖主义活动立即减少,而且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减少了。这次袭击有效地孤立了卡扎菲,这超出了这次任务的计划人员当初所抱的希望。

   “正义事业行动”

   部署美国空军力量去打击源自中南美洲的贩毒活动,这反映了世局的不断变化。自从开通巴拿马运河以来,对于满足美国的防务需要来说,巴拿马一直至关重要。典型的中美洲强人诺列加将军从合法政府手中夺得了政权。在他残酷的独裁统治下,巴拿马变成了一个贩毒中心。一系列事件,包括谋杀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名中尉和绑架与殴打美国海军一名上尉及其妻子的事件,促使乔治·布什总统下令武装部队进行干涉,以便让诺列加这个一度受到美国保护的人下台。

   “正义事业行动”——1990年入侵巴拿马的行动——已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准备。从许多方面看,这次行动是对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该法案赋予了战区司令官对各军种部队更大的控制权)确定的一些原则的考验。计划和实施这次行动,将成为一年多之后进行海湾战争的联合部队的重要彩排。布什已经选定了前众议员理查德·切尼担任他的国防部长,并让首位黑人参联会主席科林·鲍威尔上将同切尼搭配。空军参谋长韦尔奇上将早已料到空军要缩减,于是一手操持了空军的现代化。现在,他将看到自己所作的努力会有什么成效。

   正当“正义事业行动”的领导者们开始在一起工作时,发生了一起令人感兴趣的个人之间的事件,此事将在一年后的“沙漠盾牌行动”(在沙特阿拉伯集结防御力量的行动)期间突然产生爆炸性影响。刚刚上任的脾气暴躁的国防部长切尼显然决心让人人都明白是谁在掌管国防部。在他作为国防部长而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切尼事先没有同韦尔奇打招呼就公开地严厉斥责韦尔奇将军不该同一些众议员讨论“侏儒”(一种小型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与MX导弹的搭配比例问题。这一攻击既是没有先例的,也是毫无道理的,因为韦尔奇素以忠诚和合作著称,而且已将他在国会所作的完全属于例行公事的谈话告诉了国防部的官员们。韦尔奇是一名优秀的军人,而决不是利己主义者。他在这次事件中保持了冷静的态度,因为他知道提出任何抗议都会损害空军的利益。切尼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这次事件被广泛解释为是他决心让人们把他视为国防部一号人物的信号。有人甚至认为他想立一个下马威,故意侮辱一下军方。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叙述。

   巴拿马的不折不扣的恶棍诺列加既傲慢自大,又是贩毒老手。他于1989年12月15日宣布巴拿马同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并为驻运河区的美国军人所遭到的凶狠袭击喝彩。

   这次行动的秘密性已经丧失,因为有线电视播发了运送第82空降师的洛克希德C-141运输机正从波普空军基地起飞的消息。尽管如此,美国空军还是在1989年12月20日午夜刚过的时候,用一种崭新的武器发起了打击。6架洛克希德F-117A“夜鹰”式飞机,从其位于内华达州托诺帕的秘密常驻基地飞往巴拿马并返航,中途空中加油6次。

   它们的突袭开创了作战史上的新时代,亦即隐形飞机的时代,尽管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2架F-117将一些2000磅的炸弹故意投在了里奥阿托巴拿马国防军兵营旁边的一处大空场上。“夜鹰”的任务不是杀伤巴拿马士兵,而是使他们“震惊、迷惘和混乱”。

   (这一正确的决定既预示了未来要奉行的政策,又迎合了公众舆论。公众舆论要求在双方人员伤亡最少的情况下打赢战争。)第37战术战斗机联队的格雷戈里·菲斯特少校投下了第一颗炸弹——一年后也是他在巴格达投下了第一颗炸弹。

   在第一攻击波中,军事空运司令部共执行了110次飞行任务(其中C-141 77次、C-130 22次和C-5 11次。)由13架C-5和44架C-141组成的第二波运去了增援部队。军事空运司令部的飞机由来自战略空军司令部的17架KC-135A和6架KC-10A进行空中加油。参加行动的有正规空军的10个联队以及空军国民警卫队的13个单位和空军后备队的4个单位——“总体力量”投入了行动。第1特种作战联队参战的7架洛克希德AC-130H“幽灵”式武装飞机使用其105毫米榴弹炮和40毫米航炮,对巴拿马国防军的车辆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

   尽管空军实力减少了40%,但是加布里埃尔上将和韦尔奇上将的现代化计划已经奏效,因为F-117A和高度专业化的特种作战部队飞机的一道使用产生了震撼效应。“正义事业行动”使用了5架西科尔斯基MH-53J“铺路微光”式直升机。这种直升机装备了机首前视红外地形跟踪与地形回避雷达,以及先进的电子对抗装备。此外还使用了4架西科尔斯基MH-60“铺路鹰”式直升机(用于秘密地运进或撤出人员,装备与“铺路微光”直升机相同),并有3架洛克希德MC-130E“战斗爪”I型飞机予以支援。MC-130E是一种复杂的多功能飞机,用于一路打进和打出敌占区,以便在夜间或恶劣气象条件下为特种作战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MC-130E拥有先进的电子对抗装备,并可运送物资或投掷美国武库中最大的常规武器——15000磅的BLU-82丙烷炸弹。这次行动还使用了比较常规的HC-130加油机和MC-130A武装飞机。

   起初,这次行动的对象——诺列加完全出人意外地采取了钻进庇护所这个古老的伎俩,企图逃过入侵部队的抓捕。他也许只有一点点宗教信仰,而且主要是信奉巴西桑特里亚的巫术。因此,他到巴拿马城梵蒂冈外交使团寻求避难十分可笑。1990年1月3日,诺列加投降并由一架MC-130E送到佛罗里达接受审讯。

   在“正义事业行动”中,美国空军及其姊妹军种在实施联合常规作战的能力方面已经大有长进。与此同时,它们发现了一个与现代作战有关的新问题。全国广播公司曾请求让一架飞机在霍华德空军基地着陆。空军以为将要抵达的不过是一架载有五六名记者的“利尔杰特”式飞机或者类似的公务飞机,所以同意了。结果,着陆的是包租的一架洛克希德L-1011大型客机,运来了几百名形形色色的记者,而且人人都要求马上满足其采访内幕新闻的愿望。如果说“夜鹰”是巴格达空中作战行动中将要使用何种飞机的先兆,那么,全国广播公司的L-1011肯定是波斯湾战争中将会出现新闻大军的先兆。

   风暴之前的沉寂

   1989年最后几个月和1990年头几个月不时地出现几乎是超现实的政治事件,因为可怕的苏联突然开始崩溃。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几乎每周都要披露东方集团走向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的某种新动向。1989年10月,匈牙利宣布自己是自由共和国。11月9日,柏林墙拆除,几十万东德人涌向西方。12月1日,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在马耳他海岸外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会晤,讨论限制军备和实际结束冷战。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于圣诞节被杀,那里成立了一个由各色各样的人组成的改革政府。在多年来憎恶并激烈反抗苏联统治的英勇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于12月29日被取代,反对派领袖、剧作家哈维尔当选为总统。立陶宛于3月11日宣告独立。与此同时,两个德国开始了重新统一的进程,并最终在1990年10月2日午夜实现了统一。

   美国空军在调整力量以适应这些可喜的国际事态的同时,继续提高其新获得的能力。1990年5月22日,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成立。这是一支具有值得自豪的历史的部队,其前身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欧洲和亚洲进行过秘密活动,此后又一直战斗到参加“正义事业行动”为止。战略空军司令部开始将它的FB-111交给战术空军司令部并改名为F-111G。迈克尔·J·杜根上将于7月1日就任空军参谋长,从而达到其光辉的空军生涯的顶峰。7月12日,59架洛克希德F-117A中的最后一架交付使用。到7月24日,由于认为世界局势已经大为缓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结束了“镜子”活动。“镜子”是袭击后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其作用是一旦设在内布拉斯加州奥弗特空军基地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指挥所毁于核袭击,它就接替指挥。此任务由波音EC-135飞机担任,波音E-4(改装的波音747)则充当国家紧急空中指挥所,提供国家指挥当局与美军之间的空中联络。此种不间断的空中戒备已经进行了29年多,总飞行时间达275000多个小时而未发生过一次事故,最可喜的是从未迫于需要而投入行动。此项任务的悄然结束似乎充分说明了和平的前景看好。

   但是,风云突变,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并对沙特阿拉伯虎视眈眈。

   “沙漠盾牌行动”

   关于海湾战争,已有不少著作问世。事实证明,从一切方面看,海湾战争都是现代化的高技术精干空军可以显示其真正的“全球范围”和“全球力量”的极好舞台。

   空军和国防部领导人早已将波斯湾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作为多次演习的主题。大多数演习是针对苏联可能穿过伊朗向前推进以攫取波斯湾石油而进行的,但也考虑到了其他国家卷入的可能性。随着苏联威胁的减弱,新任参联会主席科林·鲍威尔上将鼓励针对伊拉克可能借道科威特进攻沙特阿拉伯这一情况制定计划。(在战争真的来临时,鲍威尔对于进行作战行动十分犹豫,积极谋求通过制裁或其他不涉及公开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想拥有对诸如沙特阿拉伯遭到进攻之类的“有限”紧急事件作出反应的能力。这一愿望可以追溯到1962年。那一年,按照肯尼迪总统拥有比较常规的作战能力的愿望,在麦克迪尔空军基地成立了进击司令部。该单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熟,1972年发展成了美国战备司令部,1980年又改为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1983年,美国中央司令部成立,负责中东、东南亚和东北非地区。

   中央司令部基本上是一个制定计划的机构,没有部队,只有来自所有4个军种的大约700名参谋人员。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各军种按需要提供部队。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担任中央司令部司令官。(其父主持过深受人们欢迎的电台节目《黑帮克星》,因此更为美国公众所熟知。)查尔斯·A·霍纳中将指挥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空军部队,兼任战术空军司令部驻南卡罗来纳州肖空军基地第9航空队的司令官。

   中央司令部的计划人员已经制定了第1002-90号作战计划,用于向沙特阿拉伯大规模部署部队。为满足这一需要和其他需要,美国空军已在阿曼、迪戈加西亚和关岛,以及在印度洋中的一些储藏船上,预置了价值10亿多美元的作战补给品,从燃料到炸弹一应俱全。沙特阿拉伯很大方地给予了合作,修建了极好的机场和其他设施,供紧急时使用。

   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中央司令部举行了“清白公正”演习,由美国加油机给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这有一点空中炮舰外交的味道,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未予以重视。这位伊拉克领导人显然认为美国仍为越战综合症所困扰,不会进行战争。他确信,如果美国发动战争,美国公众就不能容忍他的经过战斗考验的军队将给美军造成的数以千计的伤亡。从某些方面看,萨达姆采取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策略,在敌方拥有决定性空中优势的情况下让自己的部队遂行防御战斗,指望其顽强的士兵们能够坚持住并给敌军造成大量伤亡。尽管经常表现得缺乏军事才能,萨达姆想必至少看清了他不会拥有空中优势。他显然认为,如果美国人真的决定开战,他们会像在越南那样打仗。他预期,其经验丰富的顽强陆军会给美军造成足以激起美国公众造反的伤亡。他在同美国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佩的一次谈话中明确地谈到了这个观点。他说,美国社会“不能容忍在一次战斗中就死亡一万人”。他知道,他可以忍受自己军队的伤亡,而不会在他的地下掩蔽部内表现出丝毫的不安。

   伊拉克的怒火

   当伊拉克在1988年8月结束对伊朗的伤透脑筋的8年战争时,它已经付出了400多亿美元和10万人生命的代价。人们可能以为它会欢迎出现一个和平时期。恰恰相反,萨达姆打算用曾使伊拉克倒霉的那种手段——战争——来恢复国运。1990年6月17日,他威胁邻国科威特和阿联酋,重申过去的要求,要它们削减原油产量(以提高油价),不仅免去伊拉克的战争债务,而且补偿伊拉克在对伊朗战争中的开销。他还提出了一些得克萨斯式的指责,说科威特人在边界钻斜井,偷走了价值24亿美元的原油,因此要求赔偿。6月27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同意将油价提高到每桶27美元。到6月30日,科威特人已同意减少石油产量,于是萨达姆向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保证,他无意入侵科威特。然而,萨达姆的最终目标很明显:如果他依次入侵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就会控制全世界50%以上的原油供应。

   1990年8月2日当地时间凌晨1时,经验丰富的伊拉克部队大批越过科威特边界,伊拉克的直升机也对科威特城发起了攻击。伊拉克空军约有1000架飞机,在其550架作战飞机中包括了米格-29——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之一。这支空军曾用以色列的方式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亦即首先袭击伊朗的机场,但在科威特却拖到清晨5时才投入行动。一些伊拉克直升机被科威特拥有的少得可怜的几架“幻影”式截击机击落了。这是一个预兆,说明伊拉克空军不想打仗。

   美国的反应

   在世界上所有可能发生纠纷的地区中,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油田更直接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布什总统决心战斗,而不是放弃美国在那里的利益。问题是如何迅速而有效地遂行战斗。8月4日,他同国防部长切尼和鲍威尔将军一道听取了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和霍纳将军的汇报。他们的汇报详述了根据过去的演练计划而制定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后来就变成了“沙漠盾牌行动”。霍纳打算以足够的空中力量加强沙特阿拉伯,从而阻遏萨达姆,随后再由施瓦茨科普夫率领25万人的部队实施增援。空中力量的增援可在批准后立即开始,并在一周内达到为制止萨达姆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实力,但是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调去25万人的部队。布什同意了这项计划,并派这4个人去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同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法赫德国王会晤。

   国王身处绝境。他若允许美国军人——更糟的是还有美国女兵——进入他的国家,就会冒疏远阿拉伯世界的风险。但是,如果他不允许美军进入,他的国家就会陷入危险之中,因为萨达姆已有10多个师(约20万人)在科威特,并且向沙特边界集结。8月6日,法赫德国王同意接受美国的援助。霍纳留在利雅得,并把巴斯特·C·格洛森准将调去担任战役计划主任。

   1990年8月8日格林威治平均时上午9时,一架洛克希德C-141B运输机在沙特阿拉伯降落。该机由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第459军事空运联队的一个空军后备队机组驾驶,运来了一些空运控制分队。几小时后,来自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第1战术战斗机联队的48架麦克唐纳-道格拉斯F-15C和F-15D战斗机也抵达了沙特阿拉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伟大王牌飞行员、战斗机越洋飞行的先驱者戴维·希林,如果能够看到这次历史上距离最远的战斗机越洋作战部署,一定会大加赞许。这些“鹰”式战斗机飞行了14-17个小时(所用时间的长短视风力、风向而定),中途由加油机进行了六七次空中加油,着陆后未接到发生大的机械故障的报告。一天多一点的时间之后,这些机组就作好了战斗准备。

   这48架“鹰”式战斗机和虽然称职但规模不大的皇家沙特阿拉伯空军就是当时可用于阻止萨达姆征服沙特阿拉伯的全部空中力量。伊拉克坦克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从科威特边境向前挺进200英里,直抵达兰。那时,萨达姆·侯赛因仍然拥有在规模上占世界第六位的空军和占世界第四位的陆军。他的部队拥有5530辆主战坦克、7500辆装甲车、3500门火炮和1800枚地对地导弹。伊拉克的防空力量也令人生畏,拥有多达17000枚地对空导弹和大约10000门高射炮,而且这些武器均用高技术装备连在一起。这确实是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威胁。

   作战计划工作

   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曾打电话给空军参谋长杜根将军,要求得到一份如果总统想在12月份“采取某种主动行动”,他可以执行的计划。因此,即使在与法赫德国王的谈判尚在进行之际,五角大楼就已经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了。在五角大楼内,计划司的“将死”小组(“将死”为象棋术语,此处用于称呼由戴维·琼斯上将担任空军参谋长期间建立的作战模拟小组)着手制定针对伊拉克的空中战争汁划。该小组夜以继日地作出了令人十分满意的努力,制定了代号为“迅雷”的计划。这个名称是对越战中“滚雷行动”所采取的逐步反应这一失败政策的明确否定。“迅雷”计划要求大规模袭击伊拉克的要害——它的“重心”,例如:指挥与控制,通信,石油生产与分配,伊拉克空军,“飞毛腿”导弹及其发射架,以及核、化学和生物武器工厂。制定计划时尽力避免造成平民伤亡。若目标位于人口密集区,则分配精确制导武器去摧毁此种目标。

   简言之,空中战役的目的是把伊拉克野战部队驱逐出科威特。根据作战方案,第一项任务是防止伊拉克打乱盟军的空中作战行动。第二项任务是摧毁伊拉克的进攻性空中威胁力量。然后,把目标——伊拉克野战部队孤立起来,并通过消耗予以削弱。最后,空军部队将支援盟军地面部队作战。

   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行动正式定名为“沙漠盾牌”,含有保护沙特阿拉伯,使之免受伤害之意。“将死”小组的计划按指挥系统迅速上报,先后得到了空军参谋长杜根将军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认可。

   霍纳将军对这个计划并不满意。他认为这项计划缺少的细节太多,而所拟进行的大规模空袭则要求把计划订得很细。他责成格洛森将军制定一个作战计划,把在长得多的时间内要攻击的更多目标都包括进去。霍纳还认为原先的那个计划太乐观,预计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会在比较短暂的空中战役后垮台。

   集结期间兵力激增

   部队以惊人的速度开进沙特阿拉伯。到9月11日,美国空军已有398架战斗机到达当地。到1月17日“沙漠风暴行动”开始时,战斗机已达652架。那时,C-5和C-141运输机已经架起了一座空中“铝桥”,每隔7分钟就有一架运输机在达兰降落。它们以及有史以来第一次动用的民间后备航空队的飞机运送了125000多人和将近400吨物资。民间后备航空队从16家民航公司抽调了18架远程客机和21架货机及其机组人员。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向波斯湾的军事空运都使以往的一切空运相形见绌,运输量达到了每天1700万吨英里,是柏林空运高峰期的整整10倍。在头22天,柏林空运的总吨位就被超过了。

   在作战手段方面,一个未加宣扬的革命性变化是空军航天司令部部署了国防卫星通信系统内的卫星,以便为“沙漠盾牌行动”建立通信联络。有了这个通信系统和“导航星”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就以一种超出伊拉克想象的力量从太空包住了战场。

   萨达姆的反应突然变弱。面对此种大规模显示的航空航天力量,他使自己的军队转而采取其最善长的行动:在沙漠中修筑野战工事。他在把科威特作为伊拉克的一个省而正式加以吞并的同时,沿科威特边界构筑了大量防御阵地。如果萨达姆不是这样做,而是在8月份的头一周挥师越过边界,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席卷沙特阿拉伯,并使美国及其正在组织的临时联盟在作出反应时面临大得多的困难。这虽然不会改变最终的结局,但是战争会持久地打下去,也许要进行好几年,而且代价也要大得多,因为他肯定会像在科威特那样毁掉沙特阿拉伯的油田。

   幸而萨达姆犹豫了。在以后的45天里,又有750架飞机抵达沙特阿拉伯,同时地面部队也开始集结。保护沙特阿拉伯使之免遭萨达姆入侵的“沙漠盾牌行动”已经充分展开。

   爆发

   1990年9月16日,《华盛顿邮报》用大字标题报道了空军参谋长杜根将军的讲话:“据空军参谋长迈克尔·J·杜根上将称,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认定,美军的空中力量——包括专门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为目标的对巴格达的大规模轰炸——是一旦爆发战争时,迫使伊拉克部队撤出科威特的唯一有效手段。”

   这篇报道接着详细介绍了杜根提及的潜在目标和他指望美国空中力量取得的决定性战果。报道对他的话没有引用错,当时在场的来自《洛杉矶时报》和《航空周刊与航天技术》的记者可以作证。但是,从这些引语中得出的推断往往不正确。

   杜根的言论激怒了科林·鲍威尔和理查德·切尼。他们认为这些话太强调空军,不符合作为“沙漠盾牌行动”特点的联合作战精神。这真冤枉,因为杜根不仅坚信要与其他军种合作,而且还曾指示空军计划人员,务必在与陆军、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充分合作的情况下进行一切计划工作。出人意料的是,正是曾使他达到仕途顶峰的那种无拘无束的作风、能说会道的口才和开朗友好的态度,现在却使他栽了跟头。他谈了空军的作战原则和对空中力量的看法。记者们知识渊博,因而听懂了他的话。但是脱离了他衷心赞同联合作战这个背景,他的话就会被严重地曲解。

   经过布什总统同意,国防部长切尼于9月17日上午把杜根将军召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杜根辞职。杜根明白,提出抗议只会伤害空军,因此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解职的决定,到最后关头仍不失为一名优秀的军人。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痛苦时刻,因为杜根热爱空军,并曾努力使它达到了技术熟练程度的顶峰。可是,在波斯湾局势中的关键时刻,他不再是一个参与者了。在那天下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切尼手中拿着杜根的书面辞呈,列举了“解职”的理由,包括“缺乏判断力”和“贬低其他军种的贡献”。

   切尼在一年前粗暴地对待韦尔奇之后,现在又将深得人心的杜根解职,空军大为震惊。杜根的解职又与对空中力量在同伊拉克作战时的潜在价值日益产生怀疑发生了巧合。产生怀疑的一个特殊原因是,萨达姆正尽力使其装甲部队隐藏到掩体内,并把飞机疏散到能经受住核爆炸冲击波的加固掩蔽部内。杜根致他所热爱的军种的告别信给整个不幸事件增添了令人心碎的气氛。

   在这起事件中,如果还有什么光明面的话,那就是空军作出的反应。空军继续在代理参谋长迈克尔·洛的领导下愉快地工作着,然后又在1990年11月1日接任空军参谋长的梅里尔·A·麦克皮克上将的领导下大步迈向新的方向。在杜根入选为空军参谋长时,麦克皮克是另一位候选人,因此人们自然会认为他将被召来填补这个空缺。空军部长赖斯很熟悉并很赏识麦克皮克。

   麦克皮克立即就有了引人注目的表现。在一次同总统及其他军种参谋长举行的戴维营会议上,其他军种首脑的发言大多泛泛而谈,麦克皮克却直截了当地谈到了要采取的战术,目标清单中应包括哪些目标,空中战役应分为几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可以持续多长时间等等。他警告说将会损失200架之多的飞机,并估计会有100名飞行员跳伞逃生,其中50人将被救回,另外50人被俘。他提醒布什,美国公众可能会从电视里看到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在巴格达游街示众。他还提醒说,会发生附带毁伤和平民伤亡。麦克皮克对行动所需的时间作了保守的估计,并且故意高估了可能遭受的损失,以期说明情况的严重性。在发言结束时,他保证:“无论如何,30天之后,可以发动地面战役,而且可以轻松愉快地获胜,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干好了自己的这份工作。”后来,布什问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麦克皮克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斯考克罗夫特热心地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1991年1月初,麦克皮克前往海湾,驾驶F-15飞行了6次,包括参加了一次动用60架飞机的演习。在这次模拟战斗任务演习中,意大利的“旋风”式攻击机扮演“侵略者”的角色。麦克皮克带着对战备状态的深刻印象回到美国,并应布什总统的邀请到白宫参加午餐会,其他的宾客则是斯考克罗夫特和国防部长切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缺席,据说他要求再推迟30天发起战斗。当总统问麦克皮克有什么看法时,麦克皮克回答说:“唯一可犯的错误是再次推迟行动。小伙子们已经作好行动的准备了。”布什表示同意。

   在那些骚动不安的日子里,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官罗伯特·拉斯上将主持了向海湾战争投入必要的战术空军部队的工作。他分担了霍纳将军的很大一部分工作,保证了部队、补给品和人员越来越快地抵达海湾地区。麦克皮克认为,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拉斯预先制定了计划和为实现“总体力量”参战(确保空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后备队部队得到使用)而采取的行动。拉斯特别要求将南卡罗来纳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69战术战斗机大队的第157战术战斗机中队派往海湾,因为该中队在武器发射竞赛中表现十分出色。整个空军都想参战,那些必须留在国内的正规部队因为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部队被派去参战而不高兴。拉斯还决定每个联队只抽调两个中队参战,以便本土基地有一个中队留下来继续进行训练活动和充当现成的补充部队。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减轻了人事系统的负担,并使各联队都能普遍获得当之无愧的赞扬——这是拉斯的典型工作作风。

   布什总统:谨慎、坚决而又克制

   布什总统谨慎地进行了“沙漠盾牌”增兵活动,松散地组织了一个临时联盟,并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那里获得了“不插手”的承诺。他小心翼翼地与联合国合作,促使安理会先是在8月2日作出了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决议,后又通过制裁和禁运逐步加压。最后,1990年11月29日,他获得了联合国成员们的授权: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布什避免采取极端行动,从容不迫地组织了有38个国家(包括若干阿拉伯国家)参加的反伊拉克临时联盟。以色列则必须置身于临时联盟之外,并且必须克制,不要对萨达姆的挑衅(包括“飞毛腿”导弹袭击)采取单方面行动。

   布什年轻时也当过兵,但他采取了谨慎的自我克制态度,把进行战争的职责留给他的军人部属们去履行。这场战争将不是由被林登·约翰逊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搞得声名狼藉的那种星期二午餐会发号施令,而是由布什充分信任的军事专业人员去实施。

   “沙漠盾牌”变为“沙漠风暴”

   在格洛森将军的领导下,“将死”计划小组最初的构想变成了极其详尽的作战计划。“将死”小组原先的文件曾设想迫使伊拉克部队撤出科威特,但是鲍威尔将军(他此时已被公认为决心尽一切可能避免发生公开战争的人)要求改为将伊拉克部队牵制在原地,以待最终由地面部队予以歼灭。

   多国部队,作为真正的联合司令部,现在有了更多的飞机,因此使增加目标清单上的目标数目成为可能。一个传统的空中作战计划工作体制已经确立。按照这一体制,中央司令部司令官施瓦茨科普夫向中央司令部空军部队参谋人员下达司令官的指示。然后,这些参谋人员每天拟定一份长长的航空任务区分命令,详细规定哪架飞机攻击哪个目标,并且列出进出航线、加油、武器、无线电频率和实施空中打击所必需的其他一切信息。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既体现了联合司令部的特点,又证实了这次战争不会像越南战争那样打。中央司令部空军部队司令官霍纳将军兼任了联合部队中的空军部队司令官,因此拥有对执行飞行任务的每一架飞机的作战控制权。航空任务区分命令从他的司令部发到多国部队的每一个单位。(武装部队的通信手段比起使用传令兵和手摇式野战电话机的时代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使用今天的技术,航空任务区分命令可以通过空军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以电子方式分发到大多数单位。然而,由于与美国海军计算机系统之间没有接口,因而每天要送一张含有电子数据的软盘。)控制程度很严,连以色列可能作出的任何反应都受到未曾言明的绝对控制,因为在未进入多国部队敌我识别体制的情况下,除非冒极大的风险,否则连以色列空军也不能进入战斗地区。

   在集结期间,多国空军部队按照即将发起的进攻行动不断地进行模拟飞行。战斗机出动,加油机在空中加油航线上飞行,电子对抗飞机实施电子对抗作业,预警与控制飞机履行控制职能。一次又一次地对科威特和伊拉克边界实施佯动,以试探敌人的综合防空系统和敌方飞行员意志。到1991年1月15日,集结的兵力已达到很大的规模。空军在当地已有1133架飞机,包括652架战斗机、87架其他作战飞机(轰炸机、侦察机、电子战飞机和特种作战飞机)和394架支援飞机(预警与控制飞机、加油机和战区空运飞机)。加上海军和多国部队其他成员国的飞机,飞机总数达到了2614架,其中1838架是战斗机和攻击机。根据联合国将伊拉克撤离科威特的期限定为1991年1月15日的决议,在事先争取到国会两院支持的情况下,布什总统在1月15日签发了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家安全指令,承认与萨达姆进行谈判的一切尝试均告失败。

   此时,空中作战计划业已拟就,分为4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期8天,要求建立空中优势,摧毁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和任何核、生物或化学作战能力,以及打乱其指挥与控制系统。在以后的4天里,要压制科威特战区内的一切伊拉克防空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后,多国部队将进人第三阶段空中作战,重点转为攻击萨达姆在科威特境内的野战部队。完成所有这些行动后,则将主要重点放在集中力量对地面作战提供空中支援上,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事实上,战事的发展比预先计划的要好,而且也快得多。

   攻击开始

   1月17日凌晨,空军、海军和陆军联合部队中的精锐部队以3种截然不同的攻击形式(特种作战直升机攻击、隐形战斗机攻击和巡航导弹攻击)发起了空中战争。

   这三支部队中的头一支部队——“诺曼底特遣部队”于巴格达当地时间凌晨2时20分越过了边界,比预定进攻发起时间(凌晨3时)整整提前了40分钟。该部队包括来自美国空军第1特种作战联队的两个西科尔斯基MH-53J“铺路微光”式直升机双机编组,每个双机编组为来自陆军第101航空旅的4架麦克唐纳-道格拉斯AH-64“阿帕奇”式攻击直升机进行导航和协调。它们的目标是位于边界那边13和18英里处的两个伊拉克防空雷达站。

   直升机于2时38分同时打击了这两个目标。“阿帕奇”式直升机的“狱火”式导弹和70毫米火箭弹在M230型30毫米航炮火力的配合下摧毁了雷达站,从而在伊拉克防空系统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多年的研究与发展工作开始见效。MH-53J直升机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直升机,航程450英里,最大速度可达每小时196英里。但其“铺路微光”III型更了不起,它的机组人员使用特别的夜视镜和前视红外装置,已经变成了夜游神。“铺路微光”直升机使用其导航系统(包括全球定位系统和惯性导航多普勒雷达)可以精确地保持航线。它们的电子对抗装备及地形跟踪与地形回避雷达使之可以贴近地面飞行,有时甚至可以在沙漠中的冲沟内飞行,从而避免被敌方探测到。

   直升机使“外科手术式打击”有了新的恰当含义。在猛烈的快速攻击中,直升机从大约2英里的距离上开火,依次瞄准雷达站的发电机、通信设备和雷达本身。27枚“狱火”式激光制导导弹和将近100枚火箭弹的排山倒海似的攻击,加上数千发30毫米航炮炮弹的火力,使敌方设施顿时化为灰烬。

   这一占压倒优势的初始突击的第二支力量是第37战术战斗机联队的“黑色喷气机”——洛克希德-马丁F-117A隐形战斗机。在第415战术战斗机中队指挥官拉尔夫·格彻尔中校率领下,10架F-117A从遥远的海米斯穆谢特基地(因为酷似其美国本土的基地,该基地被戏称为“东托诺帕”)起飞,在例行无线电静默条件下实施了夜间空中加油,然后在不同的高度上沿不同的航线分头飞往伊拉克纵深内的目标并进行攻击。这是一次令人心惊胆战的经历,因为在第37战术战斗机联队现有的65名飞行员中,只有4名过去参加过战斗。

   F-117A集中体现了多年来空军研究与发展工作的价值和风险。它们能否成功,的确事关重大。而且直到战争来临,没有人能肯定地说它们会像设计的那样发挥效用。此外,尽管著名的“臭鼬”工厂已经在预算不超支的情况下提前生产出了F-117A,但是外部的预算压力使“夜鹰”的采购量减到了只有59架。

   “夜鹰”是极其先进的飞机。它们的有棱角的外形很难看,但驾驶起来很舒适。其最大时速为646英里,不进行空中加油时的作战半径为656英里。紧凑的楔形机身内安装了一些使飞机具有战斗力的奇异系统。F-117飞行员依靠B-52飞机所用的那种惯性导航系统飞抵目标区,然后使用前视红外装备和俯视红外装备发现和跟踪具体的目标。(此处“具体的目标”一词在轰炸术语中已经有了新含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具体的目标”可能是指一大片地区。在越南战争中,它可能指一座桥梁那么大的目标。现在,它可指某栋楼的某个窗户或某扇门。新标准很严格,以致一枚精确制导导弹没有精确地命中某个窗户,而只是击中了那栋楼房,那也算没有命中目标。)接着,红外/激光装置指示目标,轰炸系统投下炸弹,准确无误地落到激光指示的精确位置上。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看到GBU-10和GBU-27“铺路”III型激光制导2000磅炸弹准确无误地快速着达目标时,都惊讶不已。(后来的评估,包括政府审计局的评估,对于精确制导武器的准确性及其与常规武器相比的费用提出了疑问。美国空军的明确立场是,精确制导武器是未来的武器。)

   空军系统司令部多年来的研究工作和空军后勤司令部的质量控制工作,在“沙漠风暴行动”的第一个黑夜都受到了严峻考验。武器系统的任何部分——机架、发动机、雷达回避装置、导航装置、激光装置、红外装置或炸弹——发生任何故障,都会导致否定F-117的价值。飞行员训练、保养维修或制定执行任务的计划,这些工作中的任何失误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如果将每个部件中的零件数量乘以每架飞机中的部件数量,再乘以其中任何一项可能发生故障的概率,那么,发生故障的绝对概率似乎就会很高。然而,没有发生任何故障。F-117令人头晕目眩地显示了技术优势,并且炸毁了目标。炸弹爆炸了,敌人才知道飞机来了。隐形战斗机摧毁了巴格达和伊拉克内地的加固设施。司令部、机场、通信与控制中心和防空发射场都遭破坏,从而使伊拉克失去了回击能力。在以后43天的战斗中,无懈可击的F-117A加紧实施攻击。它们从未被子弹或地对空导弹击中过,而且从所能查明的情况看,甚至从未被伊拉克雷达跟踪过。正如格彻尔中校后来所说的那样,他的飞行员们是在恰当的时间驾驶了恰当的飞机。F-117A的胜利应归功于在许多地方从事许多活动的许多人(一直上溯到洛克希德公司的“臭鼬”工厂),归功于花在研究与发展工作上的数以10亿计的美元,最终则应归功于阿诺德本人。

   凌晨突袭的第三支力量是海上和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由第8航空队的7架波音B-52G轰炸机发射。1月16日上午6时36分,“巴夫”(B-52的绰号,意为“丑陋的大胖家伙”)们载着装有1000磅常规弹头的ACM-86C巡航导弹,从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起飞,经过15个小时的令人疲劳的飞行(包括多次空中加油),抵达了发射点。B-52原先是为进行单机高空飞行和投掷核武器而设计的,现在却编队飞行并发射了35枚导弹,其中31枚命中了高价值目标。发射导弹后,这些B-52冒着强劲的逆风返航,经过创纪录的35小时飞行后返降在巴克斯代尔。这次任务出色地实现了赖斯的格言——“全球范围——全球力量”,但也只是一项刚刚开始实施的更大、更精细的计划的一部分。

   “巴夫”发射的巡航导弹得到了由海军战列舰“威斯康星号”和“密苏里号”(参加过4次战争的老舰,现正最后一次欢庆胜利)及导弹巡洋舰“圣哈辛托号”和“邦克山号”发射的“战斧”式对陆攻击导弹的配合。

   这三支最初攻击力量——“诺曼底特遣部队”、F-117A和巡航导弹——的结合,为多国部队650架飞机(包括400架攻击机)的排山倒海似的攻击开辟了道路。它们通过在伊拉克防空体系中打开的缺口蜂拥而至,同时用自己的多种先进的武器系统扩大了缺口。来自第48战术战斗机联队的53架性能可靠的F-111用激光制导导弹袭击了主要机场、加固的飞机掩体和化学武器贮存场。它们还用“杜兰德尔”式反跑道炸弹协助将伊拉克空军羁留在地面上——后来查明,伊空军也宁愿呆在地面上。19架装备夜间导航与目标瞄准红外系统的F-15E“攻击鹰”式战斗机袭击了导弹发射场和“飞毛腿”导弹发射架。英国皇家空军派出“旋风”式飞机,使用JP-233型破坏机场的武器,从低空袭击了3座机场。皇家空军还在整个战争期间出色地摧毁了一些桥梁——这是使伊拉克交通瘫痪的计划的一部分。

   奇怪的是,一架无武器的EF-111A“大鸦”式电子对抗飞机竟使伊拉克空军在空战中损失了第一架飞机。第42电子对抗中队的吉姆·丹顿上尉遭到一架发射导弹的伊拉克“幻影”式战斗机的攻击,于是采取滚转俯冲转弯动作进行规避。“幻影”战斗机驾驶员试图紧跟,但是“大鸦”式飞机上的电子战军官布伦特·布兰登上尉却看到这架敌机触地爆炸。此后不久,第71战斗机联队的史蒂文·塔特上尉驾驶一架F-15C用比较常规的方式——从15英里的距离上发射一枚“麻雀”式导弹——击落了一架“幻影”式飞机。(“麻雀”式导弹自越战以后已有很大改进,成了海湾战争中的主要空对空武器,总共击落了31架敌机,包括皇家沙特阿拉伯空军击落的2架在内。相比之下,AIM-9L((响尾蛇”式热寻的导弹只击落了10架敌机。)由于有了能准确识别敌机的预警与控制飞机(越战中所缺的最重要的条件),AIM-7导弹可从目视距离以外发射。因此,大多数战斗都是用“麻雀”式导弹而不是用“响尾蛇”式导弹进行的。

   在这次战争中,美军在战斗中总共损失了35架飞机(14架空军飞机、15架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飞机、6架陆军飞机)。多国部队中其他国家的空军在战斗中总共损失了8架飞机,其中包括英国皇家空军的6架“旋风”式低空攻击机。在1990年8月29日至1991年3月31日期间,美国飞机的非战斗损失达37架,其中10架是空军的飞机。

   在这场不可思议得几乎是希奇古怪的战争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莫过于美国电视评论员居然能在空袭高峰期从巴格达进行广播电视报道。美国公众可以从电视上看到巴格达上空布满了显然无法突破的防空火力弹幕,而不知道美国飞机正安然无恙地穿越这道壮观的火墙。军事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地实时证实命中目标的奇观之一就发生在这次空袭中:当美国的领导者们在五角大楼和利雅得观看有线电视新闻网从巴格达播发的电视广播时,电视广播突然中断,因为一枚巡航导弹命中了巴格达的电视台。

   在空中作战史上,从未有过哪次作战能与这次空袭相比。对珍珠港的空袭和1940年5月的纳粹闪击战与之相比也相形见绌。连1972年对河内和海防的11天辉煌袭击,也没有取得此次势如潮涌的空中力量所取得的令对方瘫痪的战果。在“沙漠风暴”空中作战的头24小时之内,多国部队就建立了空中优势,破坏了萨达姆卓越的——到那时为止还算是卓越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中断了伊拉克的电力生产,以及严重削弱了许多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和高射炮阵地的战斗力。

   空袭大见成效,迫使作战计划作了改变,因为在头36小时之内就连续摧毁了重要的战略中心和综合防空体系。现在一切行动,包括对野战部队的袭击,都加快了速度。伊拉克空军已被有效地排除在战争行动之外,人们只能看到零星的架次,还看到120架飞机令人可鄙地逃往它过去的敌国——伊朗。战后,伊朗不出所料地没收了这些飞机,而不是把它们还给萨达姆。

   尽管如此,还会发生激战。伊拉克的高射炮兵部队现在虽然只能进行弹幕射击而不能在雷达控制下射击,但是依然建起了多国部队飞机必须穿越的火墙。经受过战斗锤炼的伊拉克士兵很顽强,尚未吃够多国部队空袭的苦头,准备在地面战争中给对方造成沉重伤亡。

   从根本上说,萨达姆依然一如既往地顽固和残忍。1月17日,他显示了其残忍的特性,向以色列发射了头两枚“飞毛腿”式导弹。次日清晨,又瞄准特拉维夫一连发射了7枚“飞毛腿”式导弹。幸亏在这幕恐怖主义战争开场戏中只有10人受伤。同一天上午,伊拉克还对沙特阿拉伯发射了第一枚“飞毛腿”式导弹。它在17000英尺高度上被一枚“爱国者”式导弹击毁。这是反导弹导弹首次在战斗中使用。

   萨达姆的目的很清楚:如果以色列参战,乔治·布什组织的临时联盟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就会站不住脚而不得不退出。萨达姆的袭击尽管不道德,却是一种有实效的战术行动,因为它马上导致多国部队分出力量,以2500架次飞机在整个战争期间打击“飞毛腿”式导弹及其运输兼发射车、发射场、贮存场和生产设施。多国部队查明了两个“飞毛腿导弹区”:一个在西部,那里的导弹瞄准着以色列;另一个在南部,那里的导弹瞄准着沙特阿拉伯。攻击机在这两个区内无情地搜歼“飞毛腿”导弹,每天24小时都至少有两架A-10攻击机在每个区内实施攻击。

   SS-1“飞毛腿”式导弹使人更容易联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V-2导弹,而不是联想到后来的洲际弹道导弹。它是1957年式的原始武器,由苏联设计和制造并广泛出口。伊朗和伊拉克都曾在它们之间的8年战争中用这种导弹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对方的城市,双方唯一的遗憾就是这种导弹没有核弹头。伊拉克的“飞毛腿”B型导弹长约38英尺,直径33.5英寸,重14000磅,射程175英里,弹头重2205磅。MAZ-537型运输、竖起、发射装置使导弹具有了很大的机动能力。其惯性制导系统所提供的命中精度有限,误差达1.5英里,因此“飞毛腿”实际上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面积轰炸机”和不折不扣的汽车炸弹式的恐怖武器。幸好“飞毛腿”导弹没有击中像弹药库或医院那样易遭损害的重要目标。然而,它如果装上化学、核或生物武器,那就会变得极其危险。伊拉克人创造了“飞毛腿”导弹的两种改进型——“胡桑”和“阿巴斯”。通过缩小弹头和增加燃料,伊拉克人使导弹射程加大到了大约400英里。

   一般说来,多国部队关于伊拉克的情报不足,尤其是将萨达姆的“飞毛腿”力量低估了五分之四。伊拉克人拥有的发射架超过了225部,而且既善于使用它们,又善于隐藏它们。在事先测量过的阵地上进行过一次发射之后,导弹组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向指定的掩蔽区转移,以便隐藏起来。对付这些移动目标的最有效的武器,是进行空中巡逻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F-15E“攻击鹰”式飞机。这些飞机的航程远、速度快,最适于充分发挥其夜间低空导航与目标瞄准红外装置及合成孔径雷达的作用。

   事实最终证明,即使多国部队动用了很大一部分力量来攻击“飞毛腿”导弹设施,也不可能完全压制住“飞毛腿”导弹的发射。后来发现,原定用于对付洲际弹道导弹的国防卫星通信系统中的卫星用于探测“飞毛腿”的发射也十分有效,于是在借助于航天活动实施作战方面出现了一次突破。另一种崭新的系统——波音-格鲁曼E-8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飞机尚处于试验阶段。它由美国空军机组驾驶并与战场上的陆军部队建立了联络。它的雷达可以监视敌占区内100英里远的地方,交替使用多普勒方式和合成孔径方式探测行进中的或静止的导弹运输车。在战争之前、之中和之后一直对伊拉克执行侦察任务的洛克希德U-2R和TR-1A侦察机也用于探测“飞毛腿”导弹的发射。敌导弹发射后,它们立即向在空中巡逻的F-15提供目标信息(报告运输、竖起、发射装置的位置),同时向“爱国者”导弹发射场发出警报。“爱国者”导弹的雷达则捕捉和跟踪”飞毛腿”导弹。在“飞毛腿”到来时,“爱国者”导弹由地面雷达引导进行齐射(通常为两枚)。有时,“飞毛腿”导弹在再入地球大气层时会破裂,使跟踪和拦击更加困难。“爱国者”导弹的雷达捕捉住来袭的导弹或其破碎的部件后,就将“爱国者”引导到起爆后可以炸毁“飞毛腿”的那一点上。在“爱国者”击中首批“飞毛腿”所引起的轰动中,一般人都以为已将“飞毛腿”制服了。后来的分析却表明,“爱国者”虽然极其有效,但不像人们起初想象的那么有效。被击中的“飞毛腿”照样落在以色列或沙特阿拉伯领土上,有时弹头还完好无损,“飞毛腿”和“爱国者”的破片也造成了一些毁伤。(必须记住,“爱国者”在“飞毛腿”袭击的最紧要关头赶去保卫以色列,达到了使以色列置身于战争之外的目的。“爱国者”的政治作用很可能大于其军事作用。)

   巧得很,正当有关的“爱国者”导弹连退出战斗进行例行保养之际,伊拉克发射了一枚“飞毛腿”导弹,弹头击中了达兰附近的一座兵营,造成28名美国士兵丧生,另有98人受伤。在整个战争期间,“飞毛腿”导弹总共造成42人死亡和450人受伤。2月27日,发现并摧毁了正准备集中射向以色列的20枚“飞毛腿”导弹,从而防止了发生更多的伤亡。

   对“飞毛腿”的空中打击是有效的。到1月27日为止,伊拉克发射了50枚“飞毛腿”导弹。但在剩下的33天的战争中,伊拉克只发射了43枚“飞毛腿”导弹。尽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至今仍存在下述可能性:“飞毛腿”可能装上核、生物或化学弹头并造成不可估量的毁伤。

   在建立了决定性的空中优势,破坏了伊拉克的电力系统和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系统,压制防空配系的作战分队使敌大多数雷达站失灵,以及减弱了(如果不是消除了的话)“飞毛腿”构成的威胁之后,转而更加注意歼灭躲在不合时宜的沙漠防御工事后面的强大伊拉克陆军。虔诚的伊拉克士兵们相信阵亡后可以立即上天堂。许多人去了,但更多的人则要饱受人间地狱的煎熬,因为多国部队的飞机正一步步地削弱伊拉克强大的陆军,使之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士兵们忍饥挨饿、胆战心惊,那怕只是见到对方的一辆到处游荡的特种作战装甲车或一架无人驾驶的遥控飞机,也都迫不及待地举手投降。

   更猛烈的攻击:计划工作更困难

   “沙漠风暴行动”的大规模准备工作获得了超出任何人想象的结果。结果之一是每天为第二天制定航空任务区分命令的工作难以为继。胜利来得太多、太快,这很受欢迎。不过,被迫压缩计划内的4个轰炸阶段,分出力量去搜歼“飞毛腿”,以及在目标区和空中加油航线上意外地出现恶劣天气,再加上轰炸效果判定力量不足,使得1月18日以后的计划工作变得十分困难。

   空军对轰炸效果的估计实际上偏于保守,可是美国情报界却认为估计太高。地面部队指挥官们倾向于相信比较悲观的报告,于是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那样抱怨空中支援太少,要求在自己的地区内实施更多的空对地打击。幸好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能从大处着眼,相信霍纳和格洛森提供的报告,因为这些报告是根据所能获得的最过硬的情报——得到空勤组目视观察证实的攻击成果照片——作出的。

   多种复杂因素凑在一起,加上遇到14年来最恶劣的天气,使得制定航空任务区分命令要花很长时间,以致执行飞行任务的指挥官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命令,也无法适应必然出现的变化。情况的变化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取消飞行任务的现象增多——1月19日取消了456架次飞行任务,第二天又取消了431架次飞行任务。另一个后果是损失了两架深入巴格达地区中心地带执行任务的F-16,这证明了伊拉克人即使在其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系统遭到破坏后,仍能以弹幕射击方式有效地运用高射炮以及以弹道方式发射地对空导弹。

   然而,局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霍纳将军指挥了一场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有条不紊的空中战役,摧毁了伊拉克境内剩下的重要目标之大部,同时针对萨达姆现已无法动弹的陆军进行了一场无情的消耗战。B-52执行了在越战中所执行的那种任务,对伊军阵地投掷了大量弹药。与此同时,攻击机——特别是F-16和A-10——则搜歼坦克与火炮。

   具有多种能力的部队=给敌人造成大量消耗

   萨达姆以一系列任意胡为的恐怖行为发泄他的怒火,首先是在1月25日破坏了科威特主要的超级油轮装油码头,让几百万加仑原油流入波斯湾,造成了生态灾难。F-111F飞机使用GBU-15(V)-1/B型2000磅电子光学炸弹对油泵站和输油歧管进行精确空中打击,才制止了原油的流淌。

   萨达姆的任何破坏行为都无法使其部队免遭猛烈空袭。多年的研究、发展、试验和改进已经结出了硕果。事实证明,美国空军的每一种飞机与先进的新武器结合后,都在战斗中发挥了强大威力。

   费尔柴尔德A-10攻击机(正式命名为“雷电”II型,但因其外观而总是被叫做“疣猪”)成了陆军部队的宠物,因为它在与陆军部队“并肩战斗”中完成了大量任务。A-10发射了近5000枚“小牛”式空对地导弹,击毁目标4200个,包括1000辆坦克、2000部车辆和1200门火炮。

   洛克希德(原为通用动力)F-16“战隼”式飞机共有249架,是战区内数量最多的美国空军战斗机。F-16总共出动了将近13500架次,攻击了从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到核工厂的每一类目标。地勤人员辛勤地保养飞机,使飞机的可用率空前提高,达到了92.5%,比和平时期的平均可用率整整高出5个百分点。

   某些F-16飞机的总作战效率由于缺少先进装备而下降。有的F-16装有夜间低空导航与目标瞄准红外系统的导航吊舱,但没有目标瞄准吊舱,因此被迫主要使用84型2000磅制式“笨拙”(即非精确制导)炸弹。高射炮火力迫使F-16在更大的高度上投弹,从而降低了命中精度。

   在试验性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飞机的配合下,洛克希德(原先也是通用动力)F-111和极其准确的洛克希德F-117飞机把注意力转向用2000磅激光制导炸弹攻击加固的飞机掩体。这些构筑得很坚固的掩体是为经受住核袭击而设计的,现在却使在其中爆炸的炸弹的威力不能外泄而完全在掩体内发挥作用,结果把掩体内的飞机和装备炸成了乱七八糟的垃圾。这些攻击导致了伊拉克空军的完蛋,多国部队已从掌握空中优势变成了掌握制空权。KC-135加油机在战争的第二周获准飞进伊拉克为F-117加油就是掌握了制空权的明证。

   在摧毁加固掩体之后,F-111和F-15E“攻击鹰”式飞机转而“敲打坦克”。这个词用得非常贴切,听起来使人不寒而栗,以致连美国的坦克手们都讨厌它。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飞机在发现目标方面效率很高,而攻击机往往在用完燃料之前先用光了弹药,既节省了时间,又可以少进行空中加油。伊拉克的装甲车辆深藏在沙内,但其散热特征仍会被飞机上的前视红外装置吊舱内的红外传感器探测到,从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美国空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灵巧炸弹”——摧毁它们,每夜摧毁一二百辆,“敲打”它们就像在垃圾场上敲打罐头盒一样。原先躲在坦克内的伊拉克坦克乘员们现在只好另找地方藏身。伊拉克人广泛使用先进的假目标,肯定增添了对其进行攻击的困难。这些假目标能模仿真武器的红外和雷达特征,因此监视飞机要仔细地反复核对才能判别真伪。

   托马斯·伦农上校指挥的第48战术战斗机联队成了夜间打坦克的好手。F-111F飞机以双机或4机编队飞行,在一些面积为60×30英里的“杀伤区”内巡逻。每架飞机携带4放GBU-12型激光制导炸弹。这些500磅的炸弹曾被认为太轻,不足以摧毁坦克,但从中等高度投放并进行精确制导,它们仍能置坦克于死地。在短短的23天内,F-111连续出动了664架次,击毁坦克、卡车、火炮和任何散发出的热量足以被“铺路钉”飞机红外吊舱发现的物体。从经济上说,这是有利可图的交易,因为GBU-12炸弹约值10000美元,而一辆T-72坦克在公开市场上的价格达到150万美元。F-15E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功。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它们得了满分——2架“攻击鹰”,各带8枚GBU-12,击毁了16部装甲车辆。

   巴克斯代尔的“巴夫”们发射巡航导弹的情况前面已作介绍。鲜为人知的是,差不多与此同时,另外的13架令人起敬的波音B-52G轰炸机,首次执行了练习过多年的低空战斗任务。巴格达时间凌晨4时左右,这些B-52分成双机和三机编队,在地形回避雷达的引导下,从只有几百英尺的高度上掠过伊拉克的沙漠,用GBU-89“盖托”式地雷和破坏跑道的1000磅炸弹袭击了伊拉克的空军基地。

   B-52的大部分活动进行得稍晚,那时有80多架“巴夫”待命从英格兰、西班牙、迪戈加西亚、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基地起飞执行战斗任务。它们像在越战中那样以3架飞机为一组飞行,每3个小时轰炸目标一次。每架飞机可带51颗炸弹(弹舱内27颗,每侧机翼外挂12颗),而且几乎总是M-117型750磅炸弹。3机编队自高空向长1.5英里、宽1英里的地区投下153颗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令人头痛欲裂。由于伊拉克士兵事先没有得到警报,炸弹爆炸了才知道遭到空袭,因而轰炸的心理影响极大。伊拉克士兵整日整夜地担惊受怕,唯恐下一秒钟会死于非命。有一名伊拉克营长投降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的部队挨了B-52的炸弹,而是看到另一支部队挨炸时的惨景被吓坏了。B-52G共出动1624架次,投弹25700吨。B-52表现最惊人的方面也许是其81%的可用率,比和平时期的平均可用率高出两个百分点。对于如此庞大和老化的武器系统来说,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成就。这一成就应归功于保养它们的士兵们。

   最后的打击

   萨达姆感到对科威特的控制就要失去,于是开始在科威特的油田放火,浓烟布满了战场上空,能见度降到只有3英里。霍纳将军在估计此种恣意破坏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时,也盘算了一下如何分配未来的飞机架次。他认为,出动大约450架次飞机就可以破坏伊拉克残存的机场,完成对现有的库存“飞毛腿”及其生产设施的摧毁,以及中止残余的电力与石油生产活动。另外的200架次将用于摧毁弹药厂、弹药贮存场及类似的军事支援设施。

   因此,剩下的主要任务是歼灭伊拉克地面部队,特别是精锐的共和国卫队。根据伊拉克人抵抗此种不间断袭击的能力,霍纳将军估计歼灭伊地面部队需要出动17500至20000架次飞机,甚至更多。

   在全世界都在等待“G日”——萨达姆自称比谁都盼望快点到来的地面进攻发起日——到来之际,霍纳加紧空袭,完成了远远超出“准备战场”的任务。通过不间断的猛烈空袭,多国空军部队使伊拉克陆军丧失了战斗意志。由于通信联络遭到破坏,援军无法到达,食品和饮水短缺,以及作为其主力的火炮和坦克被摧毁得日渐式微,士气迅速低落。开小差的现象开始出现,整支整支的部队很快投降。等到G日于1991年2月24日到来时,许多伊拉克部队的实力已降到正常实力的50%或更少,加上士气因素,战斗力就更弱了。

   到G日,多国部队在战区内共有2790架固定翼飞机,其中将近2000架是“射手”,即攻击机。地面战争发动后,这支力量加强了近距离支援。2月27日,亦即战斗结束的前一天,出动架次达到了顶峰——一天3500架次。同一天夜间,出现了研究与发展工作同这次战争之间有密切关系的最后一个例子。伊拉克人很有远见,建造了连希特勒都会为之骄傲的掩体,它们深埋于地下,覆盖着厚厚的钢筋混凝土。一个这样的指挥所掩体就位于巴格达北面的塔吉机场。

   埃格林空军基地的一个空军快速反应小组同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及洛克希德导弹与航天公司合作,研制了一种能深深地钻入地下去轰炸伊拉克领导人的炸弹。为满足需要,BLU-113型侵彻弹头仅用17天就研制成功。这种炸弹被定名为GBU-28-B型炸弹,其弹壳是用8英寸口径的炮管加工制成的,装填了浇铸的650磅梯恩梯炸药,并装有一个硬化钢头锥。得克萨斯仪器公司一共制造了30颗此种炸弹,但没有授权制造的文件。同时,该公司还改装了“铺路”III型制导系统,将它安装在这种4700磅的新型炸弹上。这种炸弹专供第48战术战斗机联队的F-111飞机使用。为增加炸弹的动能,飞机在作超音速飞行时自高空投弹。炸弹落地后能穿透100英尺厚的泥土或20英尺厚的混凝土。它们造成的毁伤给萨达姆送去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他再也无处可藏了。

   只靠空中力量就打赢了海湾战争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也作出了光辉灿烂的贡献。但是,事实仍然是:历史上最广泛而又很成功的战场准备工作是由空中力量完成的。伊拉克陆军是萨达姆的一把利剑,他曾希望美国陆军会自行扑到剑刃上找死。然而,这把利剑却被空中力量砸成了碎片。在空中力量的打击下,伊拉克陆军已不能有效地战斗,而且动辄就举手投降。萨达姆·侯赛因的通信联络被削弱到了美国革命战争时的水平——靠手持公文的传令兵东跑西颠,因此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其陆军已经陷入何种状态。

   这场100小时的地面战争的胜利可以归功于历史上最有效的空中战役。如果没有计划和实施超过111000架次的空中作战,地面战争就可能要打100天或100个星期,并且不是通过欢呼“万福玛丽亚”的大迂回达到高潮,而是有可能要进行代价巨大的正面进攻,陷入浴血苦战。

   对经验教训的反思

   空军已经应用了从越战痛苦经历中汲取的许多经验教训,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它在管理上采取了宽容的新态度,使领导人得以激发出全体官兵的最大潜能,从而明智地将经费用于满足各种需要——采购新装备、改进旧装备、训练和预置装备与补给品。它恪守了自己制定的压制和打败敌防空力量以夺取空中优势的作战原则。它不再单纯依靠武器的份量和出动的架次取胜,而是依靠使武器准确地击中目标。战争的重点已经奇异地从大规模毁伤转向精确地摧毁至关重要的节点。现在不再强调造成(和承受)数百万人伤亡的相互威慑这个可悲的概念,而是主张造成尽可能少的伤亡和己方尽可能没有伤亡。

   密切注视海湾战争进程的人对下述情况都不会感到意外:“总体力量”概念又一次发挥了效用,在战区内的54706名美国空军人员中,有12098人来自空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后备队,占22%以上。这些后备役部队不是“支援部队”。相反,这37支国民警卫队部队和28支后备队部队驾驶着C-130、KC-135、A-10、RF-4C、HH-3E、F-16、C-141和C-5等等一线飞机在前线飞行和作战。它们的卓越表现指明了空军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在预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空军保持打击能力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部队负起更大的责任。

   全球定位系统获得的巨大成功开了航天时代作战之先河。当时,该系统有16颗卫星在轨道上,比覆盖全球所需的数量少5颗,比计划内的最终数目少8颗。这16颗卫星中有一颗出了故障。而这颗卫星对于提供沙漠作战所必须的立体覆盖来说又极为紧要。于是,位于福尔肯空军基地内的空军航天司令部的空军人员开发了一个软件,稳住了这颗卫星,使它恢复了正常高度并发挥了效用。

   复杂的天基通信网使用的两颗国防卫星通信系统卫星很快就超负荷,又是空军航天司令部的人们实现了航天作战中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从而解决了问题。当时,有一颗DSCS(国防卫星通信系统)II型卫星位于地球上方22300英里高的静止轨道上备用。航天司令部的专家们指令它启动发动机,用几天时间西移到印度洋上方的一个固定点上,解决了通信超负荷问题。这些卫星由30多个卫星地面终端站加以利用,构成了复杂的通信网的基础,处理着8个国家各种通信装备之间的大量通信业务。事先精心进行的长期计划工作已使美、英、法部队的通信装备具有了相互适应性。

   控制战场

   越战以后的美国空军,已经完全抛弃了以不列颠之战或后来的第8航空队对德国作战的方式争夺空中优势的原则。它现在要以压倒的优势打赢敌方腹地上空的战斗,既完全制服敌人,又使自己即使遭受伤亡也只是极小的伤亡。优越的飞机和紧张的训练只是这种新战略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要求是以电子手段控制战场,使美军充分了解敌方的实力和意图,同时不使敌方获得有关美军乃至它自己部队的情报。波斯湾战争首次显示了此种战略的效用。

   新作战方法最有名的例证之一是空中指挥与控制飞机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这些飞机因为费用巨大而在采购期间遭到过激烈反对,但事实证明它是无价之宝。辛勤工作的洛克希德EC-130E空中战场指挥与控制中心控制着空对地攻击。由于有巨大的回旋雷达天线罩而为人们所更加熟悉的波音E-3B“哨兵”式预警与控制飞机,则控制着空中的大批飞机,包括加油机、侦察机和攻击机。两架试验型E-8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飞机侦察诸如“飞毛腿”导弹发射架之类的地面目标,并监控地面交通情况。过去没有哪一场战斗曾用过如此卓越的指挥与控制装备,将来也没有哪一场战斗会在不使用此种能力的情况下实施。

   搜集和分析电子信号是鲜为人知而又极端重要的任务之一。此项任务由波音RC-135“铆钉”式飞机出色地完成了。在驾驶舱内其他成员——电子战军官和机载情报技术人员——的配合下,“铆钉”机组使用其电子情报能力主要执行3项任务:(1)提供有关敌军位置和意图的情报;(2)广播各种话频通信内容,尤其是进行战斗咨询广播和提供有关迫在眉睫的威胁的警报,以便就地对空导弹的发射报警,协助进行搜索与救援活动,乃至帮助执行压制防空配系任务的飞机;(3)运用通往地面防空系统的数据和话频通信线路,提供有关来袭飞机或导弹的目标信息。

   电子情报活动的特点是长时间地在阵位上工作,耐心地分析敌方电子信号,并将极其重要——往往是生死攸关——的信息紧急发至恰当的接收机。战区内有第55战略侦察机联队的3架“铆钉”式飞机昼夜不断地实施侦察。在“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前,伊拉克人在使用其电子装备时很守通信纪律,但是RC-135还是侦察到了大多数通信中心的位置。

   RC-135飞机得到了洛克希德EC-130H“罗盘呼叫”式多用途飞机的配合。EC-130H极其有效地干扰了敌方的电子发射活动,伊拉克电台几乎没有例外地在启用一小会儿后就被干扰信号湮没。

   获胜的领导者们

   海湾战争是由于一个人——萨达姆·侯赛因的自负而发动的,但是却由一批为了共同利益而抑制了自我的人结束了这场战争。指导这场战争的美国领导核心应该大受赞扬,他们使得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所设想的新指挥体制能像预期的那样运作,让司令官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不受干扰地对战争实施作战控制。

   这些美国领导人对自负并不陌生,因为没有人能在成长为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乃至中将或上将的过程中不产生相当大的自负感。然而,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布什、切尼、鲍威尔、施瓦茨科普夫、麦克皮克和霍纳,都能使自己的自负服从于决策程序。这不是说没有争吵。争吵是有的,甚至有一、两个人大发脾气,但未对战争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令人难忘的是,国防部长切尼同韦尔奇将军及杜根将军之间的矛盾并不表明要对空军采取任何不公正的态度。因此,人们从切尼战后的评语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满足。这句经常被引用的评语就是:“空中战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确凿无疑的数字

   有关这次战争的客观统计数字说明了空军所起的作用。在总共出动的109876架次飞机中以及在投掷的88500吨美国普通炸弹和6520吨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中,美国空军分别占了59%、74%和90%。一支令人生畏的敌军已被炸得七零八落,使地面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风险执行了任务。

   然而,仍有经验教训可供汲取。总共投掷了“笨拙”的重力炸弹210800枚,但投掷的精确制导武器只有15500件。在兵力结构不断缩减的情况下,此种13.6比1的比例显然是不经济的,在未来的战争中必须颠倒过来。战争之前、之中乃至之后的情报搜集工作欠佳,在轰炸效果判定方面尤其如此。如前所述,装备上的不匹配曾使航空任务区分命令不能用电子手段发至海军部队——这一反常现象后来很容易地就消除了。此外,尽管军事空运司令部和皇家加拿大空军的飞机作出了卓越的努力,但是依然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适当容积的空运飞机可用来满足需要。如果拥有大量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C-17运输机,任务就会容易完成得多。(可用于进行海运活动的舰船数量更不够,但这是另一回事。)

   有两个缺点最明显。第一个缺点已经臭名远扬,那就是己方火力造成了自己人的伤亡。公众在赞美能将炸弹准确地投进通风管道的技术之际,又惊异地发现尚未研制出防止杀伤自己部队的同样先进的手段。第二个严重缺点是未能提供为波斯湾战争这种规模的战争所必需的高质量的高技术搜索与救援装备。除不幸身受其害的那些人之外,这个缺点较少为外人所知。搜索与救援既是一个道义问题,也是一个士气问题。与部署一支现代化空军所需的总费用相比,为维持第一流的搜索与救援能力所需的费用很少。因此,没有理由为了节约而决定不拥有充分的搜索与救援能力。然而,在经费减少之际,诸如搜索与救援之类的活动所得到的经费必然削减。

   奇怪得很,海湾战争所造成的最大影响也许是对美国公众心态的影响。洛将军说,海湾战争使美国公众提出了新标准,要求美国必须迅速地、决定性地以压倒的优势和极少的伤亡打赢战争。简言之,美国的胜利必须是——用体育术语来说——“99比1,而不是经过两次加时赛仍为55比54。”

   胜利的后果:继续削减和全面改组

   美国空军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中获得了荣誉,它的大多数部队精神抖擞地回到美国时都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回国之后,空军又继续匆忙地削减和改组,其深度对于一支胜利之师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一般说来,在获得伟大的胜利之后,武装部队满足于已经完成战争任务而会在几年内保持原状。但是,胜利阅兵和欢迎会尚未结束,美国空军领导人就坚持继续进行为期10年的稳步缩减工作,把空军改造成一支更好、更有效的新力量。

   过去,空军总是让适于迎接挑战的领导人走上重要岗位。麦克皮克将军就是带着改变空军结构的设想走上空军参谋长这个岗位的。他说,无论空军是扩充或缩减,还是保持现状,这种结构改革都将是合适的。麦克皮克在就任美国空军最高职位之前或之后,对发生争议并不陌生。他有必要的魄力和个性,能够驾驭对他所热爱的军种进行革命性结构改革的进程。他改组空军的计划很快得到了空军部长赖斯的同意,这就证明了他所作的努力是成功的。在一系列开到深夜的汇报会上,麦克皮克说服赖斯,使之相信了他的计划的正确性。到1990年圣诞节,赖斯基本上同意了麦克皮克的计划。

   由战斗机飞行员担任空军参谋长是从查尔斯·加布里埃尔开始的。麦克皮克就任空军参谋长是这一趋势的继续。麦克皮克毕业于后备军官训练团,在著名的“雷鸟”飞行表演队担任过单机表演飞行员,并在越南战争中作为北美F-100D攻击机飞行员和高速“薄雾”前进空中控制员(战争中最艰难危险的工作之一)执行过269次战斗任务。他33年来担任过26种职务,24次改变驻地,使他为担任空军参谋长作好了充分准备,因为他什么工作都干过,从助理飞行教官、战斗机联队长、第12航空队司令官,一直当到太平洋空军司令官。麦克皮克在50多种飞机上飞过6500多个小时,获得了驾驶F-4、F一15、F-16、F-100、F-104和F-111执行战斗任务的资格。他担任空军参谋长后仍继续飞行,并因此招来物议,因为人们认为上将们不得驾驶单座战斗机飞行。麦克皮克则坚持认为,这是使他的手指按住空军脉搏的最佳方法,也是使自己的手对战斗机驾驶杆不生疏的最佳途径。布什总统本人也是飞行员出身,他特别赞扬了麦克皮克仍坚持飞行。麦克皮克要求各航空队司令官也坚持飞行,并把他们每月的飞行小时标在图表上。

   麦克皮克在其整个军事生涯中,从未对空军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价值视而不见。他不把空军视为战斗机飞行员的空军,而是把它视为由于所有成员——厨师、机械士、空军宪兵、卫生兵、飞行员——都尽力作出重大贡献才得以很好地发挥效用的一个组织。他像任何一位前任那样看重技术,但也明白,如果没有罗伯特·狄克逊将军所发起的那种“红旗”式(与假想敌对抗)逼真训练,技术的价值就会下降。

   加布里埃尔将军和韦尔奇将军制订的缩减实力的计划现已实现。从1986年至1995年的10年间,预算中承担支付义务的额度已下降34%,现役人员实力下降27%,飞机总数(包括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的飞机)下降20%,基地设施也减少了24%。预算的削减是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管好预算。麦克皮克的观点与加布里埃尔及韦尔奇一样:如果只是因为国会削减了经费而进行变革,外部影响就会左右削减的后果;但是,如果空军预见到发生的问题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空军就能控制自己进行结构改革的方式。

   除了正在进行的兵力大裁减之外,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设置了美国运输司令部、美国战略司令部和美国航天司令部之类的联合司令部。这些为协调所有4个军种去完成联合任务而设置的司令部要求配备大量的人员和装备,而美国空军各相应的司令部则无力仿效。

   因此,麦克皮克明白,必须解散一些老的司令部,把它们改编为数量较少的精干的新司令部。但是,他认为,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冷战结束了,甚至也不是因为空军缩减了,而只是因为这些司令部需要更多地侧重于空军的作战和斗士概念。他的解决办法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精简管理机构,尤其是司令部。为此,像空军师这样历史悠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职能已由其他机构代行的组织应予撤销。同样,“参谋机构的膨胀”——各级司令部参谋机构总是不断扩大——必须停止。

   麦克皮克设想了一支“目标空军”,这不是现有的空军,也不是今后会有的空军,而是一个长期为之奋斗的理想。作为这一设想的下属单位,他提到了“目标航空队、目标联队和目标中队”。由于拥有担任从中队到空军大司令部的大大小小单位指挥官的长期经验,麦克皮克知道如何从头实施改组,并在就职后头6个月内就决心启动这一进程。他的目的是美国空军集中注意力于履行其主要职能——作战,并确保斗士概念深入人心。所谓“斗士概念”是指:空军是一个作战组织,而不仅仅是一群穿相同制服的飞行员、军医和数学家;空军的存在是为了打仗。

   在整个过程中,麦克皮克总是告诫人们不要重蹈覆辙。过去,当缩减导致机构合并以求节省时,实际权力往往集中到比原先高一级的新机构手中。他很同意克里奇将军的观点:机构必须分权,让第一线的人有权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更好。结构改革的目的是把宝塔形的编制表拉平,减少指挥层次,同时明确支援部门的任务与职责。

   麦克皮克知道榜样胜于言词,于是将空军参谋部减员21%(但他现在认为,这与其说是真减,不如说是只在名义上作了精简)。然而,情感上和编制上的最大难关还在后面,那就是撤销令人自豪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并把它们的职能并入一些新的司令部。其他一些司令部也受到了影响,而且它们的成员也同样怀旧和感到前途渺茫。但对广大公众来说,撤销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简直是亵渎神圣。

   麦克皮克还同意空军自成立以来就固有的一种观点:将空中力量分成战略和战术两部分是错误的。他时常援引李梅将军的话。李梅将军曾在1957年建议将战略空军司令部和战术空军司令部合并成单一的空军进攻司令部。李梅曾经说过:“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战略空军司令部和战术空军司令部都是一对伙伴……它们必须以其共同打败敌方空中力量的能力一道发挥威慑作用。”

   在麦克皮克领导下制定的计划是一项大刀阔斧地进行结构改革的计划。多年来,空军一直拥有13个一级司令部,其中包括7个作战司令部和6个支援司令部。作战司令部包括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军事空运司令部、驻欧洲美国空军、太平洋空军、空军航天司令部和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支援司令部是空军系统司令部、空军后勤司令部、空军大学、空军训练司令部、电子安全司令部和空军通信司令部。

   在改组过程中,空军航天司令部和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保持不变。第一次大削减是将空军通信司令部改为3个战地业务机构,减员40000余人。电子安全司令部经过整顿后改为空军情报司令部,后者又于1993年10月1日更名为空军情报局。

   两个最有名的支援司令部——空军系统司令部和空军后勤司令部合并为新的空军器材司令部。除了迫切需要减少人员和合并职能之外,机构合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军的办事方式有了根本改变。在集中管理的热潮中,国防部基本上把采购工作都接管过去了,由一位负责采办的助理国防部长就一切主要的硬件采购工作做出决定——这实际上是做空军系统司令部原先所做的事。各军种都不喜欢如此,而且对于由出于政治原因而临时任命的人来作出与空军所用武器有关的决定,空军大多数高级军官也不认为是明智的。但是,这是当前的生活现实,因而成立空军器材司令部也就成了逻辑上的必然之举。

   尽管空军大学和空军训练司令部过去往往关系密切,但把它们合并为空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也造成了损伤。麦克皮克本想把空军军官学校也置于空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领导之下,但他知道要进行太多的游说活动,因此没有这样做。

   撤销原先那些司令部是个很敏感的问题。有鉴于此,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征求受影响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对改革的意见。

   上述司令部的部队合并成了空军战斗司令部和空军机动司令部。在最初的计划中,空军战斗司令部主管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洲际弹道导弹、某些战术运输机、某些加油机及C3I(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职能;空军机动司令部主管战略运输机、大多数战术运输机、某些加油机、航空医疗后送和搜索与救援。这种分配方式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最重要的改变是为了纠正麦克皮克所说的自己在此项改革过程中所犯的最大错误——把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分给了空军战斗司令部,而不是分给空军航天司令部。大约一年之后,这一错误得到了纠正。

   空军机动司令部受领了实施全球战略部署的任务。空军战斗司令部负责向海外司令部提供增援部队,但本身也能独立进行一体化空中作战。

   这三个主要司令部在大合并过程中最奇妙的现象之一,是工作做得很精细,一个司令部的成员对另一个司令部的成员都能以礼相待。从许多方面看,这与飞行部队之间常以无伤大雅的幽默语言嘲笑对方大不相同。过去,战斗机的拥护者与轰炸机的拥护者之间经常互相以开玩笑的方式贬低对方。这次的情况不同,大家都明白这一点。麦克皮克十分了解这种情况,因此必须设法既坚决实现他对新空军结构的明确设想,又要让原先各个司令部的成员们感到自己参与作出了下述决定:新司令部用什么名称,它们的任务是什么,哪些部队划归哪个司令部,新的部队徽号是什么,等等。麦克皮克对传统问题极其敏感,让他的参谋人员们绞尽脑汁确保最著名部队的番号和纹章得以保留下来。经过相当多的往往很激烈的辩论,大多数最著名部队的番号和纹章保住了。

   然而,将3个令人自豪的杰出司令部改成两个司令部,这是一项巨大的变化,其全部影响不能仅用徽号是否保留和考虑是否周到来衡量。这对各级人员都是造成切肤之痛的挑战,因为他们的工作岗位、荣誉、晋升和前途都受到了威胁。这种影响还波及家属,这不仅因为每个军人都感到压力很大,而且因为又要在调动时卖掉现有的房子,孩子们也要换学校。这种情况又发生在空军首次如此大减员的时期。在这次减员中,连一些工作十分出色而又具有奉献精神的人也不得不退役。鉴于志愿服役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又鉴于外界缺少可以接纳他们的类似单位,军人们在此种大规模缩减面前顿感前途莫测,其惶惑之情不亚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或国际商业机械公司之类的民营公司大裁员时的员工们。许多人过去留在军队内是因为当兵是一个稳定的职业,前程可以预测,如果干得好,还可以得到不菲的退休待遇。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连业绩卓著、资质甚佳的人也突然发现自己要被迫离开军队。

   迈克尔·洛将军当时是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官,他以悲壮的心情回忆了整个过程,既列举了合并时遇到的一切困难,又肯定了为使工作顺利进行而作的一切努力。洛是克里奇质量意识学派的“毕业生”,后来当上了空军战斗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官。在那里,他把全面质量管理概念向前发展了一步,在该司令部的每项工作上都开创了讲求“空军战斗司令部质量”的风气。但在空军战斗司令部成立之前,还有许多难关需要渡过。

   洛指出,由于任务的特点而彼此大不相同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和战术空军司令部同时进行大规模裁减和重组,这是任何公司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战略空军司令部是一个专职司令部,亦即负有明确的任务,由国家指挥当局高度集中地实施控制,重点发挥核威慑作用。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控制则分散得多,其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克里奇将军、奥马利将军和拉斯将军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是战术空军司令部的任务是向各战区司令部提供用于作战的部队。

   此外,还存在着实实在在的竞争。正像30年前来自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沃尔特·斯威尼将军使战术空军司令部“战略空军司令部化”一样,现在两者的地位又颠倒了过来,战术空军司令部似乎要凌驾于战略空军司令部之上。现在的空军成了战斗机飞行员的空军,从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到空军战斗司令部第一任司令官洛都是战斗机飞行员,连战略空军司令部这个伟大机构的最后一任司令官乔治·L·巴特勒将军起初也是在越战中驾驶F-4战斗机的飞行员。

   麦克皮克曾经告诫洛:如果把太多的力量拨给空军战斗司令部,其结果将是“空军战斗司令部成了白雪公主,七个小矮人则是其他的一级司令部”。他俩都决心以更好的方式达到平衡,包括将加油机划归空军机动司令部。

   空军战斗司令部的任务似乎要求获得搜索与救援部队。驻在国内的C-130部队也移交给了空军战斗司令部,理由是空军战斗司令部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必须向战区司令部提供此种能力。洛知道,大多数C-130部队,包括正规空军、空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后备队的C-130部队,总是觉得自己是军事空运司令部内的“二等公民”,因为它们的飞机缺乏C-141和C-5那样的魅力和能力。他诚心诚意地强调C-130运输机在空军战斗司令部中的重要性,理由是要进行战区作战。结果,由于转隶于空军战斗司令部,C-130部队的士气确有提高。此外,洛还采取措施让来自C-130部队(和救援部队)的人在整个空军战斗司令部内担任负有更大责任的职务。

   他对第20航空队也采取了这种手法。该航空队掌管洲际弹道导弹,由阿伦·德克·詹姆森中将领导。在战略空军司令部内,“导弹手”总是感到没有像轰炸机机组人员那样被当作勇士看待。洛改变了这种状况,指出第20航空队可以比空军中其他任何部队都快地将其武器投射到目标上去。第20航空队后来移交给了航天司令部,其导弹部队则仍然是美国战略司令部的一部分,充当该司令部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

   完成改组

   有时,通过一些小事最能看清楚大事。因此,在对46年来家喻户晓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进行大改组,把它们合并为新的空军战斗司令部和空军机动司令部时,花了很大力气设计这些司令部的人员将要佩戴的臂章。

   臂章成了改组战中谁胜谁负的象征。洛回忆说,他曾经在其新司令部内征求设计,并将8种设计呈送空军总部考虑。麦克皮克否决了所有的设计,坚持空军战斗司令部的战斗臂章照搬原先的战术空军司令部臂章,只是将臂章上的“战术空军司令部“字样改为”空军战斗司令部”。

   这一选择激怒了原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人。将原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臂章稍加改动用作美国战略司令部的臂章也没有使他们平静下来。军事空运司令部的臂章则继续用作空军机动司令部的臂章。幸好,随着各个新司令部之开始运作,大家都忙于在新体制下达到所要求的熟练程度,就把臂章和地位之类的事忘掉了。

   1992年6月1日,麦克皮克将军作了一次旋风式的巡视,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伊利诺斯州斯科特空军基地和内布拉斯加州奥弗特空军基地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象征着空军战斗司令部、空军机动司令部和美国战略司令部的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它们的前身——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撤编。

   他每次讲话的要点都相同:为各司令部的成员及其前任们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和在冷战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向他们表示祝贺;指出原先的每一个司令部都在空军英雄榜上最伟大人物们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强调他们现在要继承先辈们的传统,在时势、技术和时间的变迁所要求进行的改革中完成新的任务。他提醒他们注意,每一个撤销了的司令部都有光荣的过去。他还预言,每个新成立的司令部均将要求人们全力以赴,并将拥有同样光荣的未来。

   在这些和其他一些讲话中,麦克皮克强调不应把改革视为缩减过去的空军,而应视为从头建立崭新的空军,以迎接下个世纪的挑战。

   在各司令部发生很大变化的同时,行政管理系统也自上而下地作了一些调整。各个伟大的航空队进行了改组,它们不再是管理司令部,而是作战系统中的一个层次,其司令官们每天要穿着飞行服(或工作服)上班。参谋人员减少了50%。航空队司令官的职能从司令官变成了监察长,检查本部队内的每处基地,考核它们的战时能力。

   顺着指挥系统再往下是联队。联队也改革了结构,指挥官(通常是将官)既管基地又管联队。此外还组建了混合部队,使战斗机和加油机(或者战斗机和运输机)不再分属于不同的联队,而是属于同一支部队。

   麦克皮克组建混合联队的主张激起了一些人引经据典地加以反对。尤其是在北卡罗来纳州波普空军基地一架F-16与一架C-130于空中相撞后,反对更加激烈。然而,与他选定的空军新制服所招来的怒火相比,对混合联队的这种抵触情绪就算不得什么了。许多人认为,这种新制服太像海军或民航公司的制服。麦克皮克打算使新制服成为改组后新空军的象征:简洁,不累赘。他肯定后任们会给这个制服加上一些徽章和符号,并坚持认为约占空军人员总数80%的士兵会很愿意接受这种制服,在剩下的20%的人——军官——中,有一半人也会乐于接受它。其他人则认为新制服是给长期以来穿得挺合适的蓝制服抹黑。

   尽管如此,麦克皮克是空军进行最伟大改革之际红极一时的人物,他有为将自己坚信和精心策划的改革进行到底所需的性格、魄力和上司的信任。但是正如多尔蒂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在任何大变革时期之后,总要有一个稳定时期。于是,出现了两个促进这种过渡的人。一个是第一位女空军部长希拉·E·威德诺尔,她的表现给军内外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位是新任空军参谋长罗纳德·R·福格尔曼上将,他是升到这个职位的第一位空运指挥官。威德诺尔博士在麻省理工学院有过杰出的学术成就,她在流体动力学方面(特别是在飞机湍流和直升机旋翼造成的涡流等领域)所做的研究工作使她成了国际知名人士。像麦克皮克一样,福格尔曼在越战中驾驶过F-100并担任过快速前进空中控制员。在多次航空表演中担任过F-15飞行表演驾驶员之后,福格尔曼最后调到了加油机和运输机部队。他当上了美国运输司令部司令官和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官。

   福格尔曼很快就通过在制服之争中作出一些虽很不起眼但很明智的折衷决定,给空军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批准恢复佩戴“U.S.”(美国)字样的徽章,并允许军官们将这一徽章从袖子上移到肩带上。这样,他不花什么力气,也不费什么钱,就便大多数人感到满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象征,它说明:部队里只要有人提出意见,福格尔曼就会明智地对这种呼声作出反应。

   在任职期间,福格尔曼从国家的需要、预算的现实和空军内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撰写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出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美国空军前途的言论。他曾呼吁将所有军种的力量,从空军的隐形飞机,到海军的航空母舰,再到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部队,都结合在一起,齐心协力地提供对付未来任何类型侵略者的威慑力量。

   福格尔曼还指出,美国必须从过去实施歼灭与消耗战的战略转而实行下述原则:通过采取他称之为“非对称力量”的战略,将我们的军事能力用作施加影响的手段。

   非对称战略在波斯湾战争中部分地展现了出来,亦即直接攻击敌人的战略和战术重心——一些已由司令官们在制定各自战区内的作战计划时明确规定的目标。这些重心包括敌人的领导精英、指挥与控制中心、内部安全机构、军工生产设施和武装部队。它们构成了敌人有效地进行战争的能力。

   非对称战略通过使敌力量基础面临即将被毁的危急状态所产生的震撼作用和突然性,迫敌屈服于美国的意志。它迫使我们的对手认识到,继续进行战争所要付出的代价将超过可以想象到的任何收益。运用得当的非对称战略将迫使敌人按我们的意志行事,而美国在生命和资源方面只须付出最小的代价。而且,由于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敌方平民遭受的附带毁伤也将极少。

   福格尔曼指出,我们已经运用非对称力量原则去强制执行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在必要的部队均已到位的情况下,非对称战略还使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族的军事优势大为削弱,从而导致了和平协定的订立。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M·沙利卡什维利上将批准发表了《2010年联合设想》。他说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模式,说明我们将如何发挥我国人民的活力和利用举足轻重的技术所提供的机会,在联合作战中达到新的战斗力水平”。

   参联会的这份文件提出了4项作战原则:制胜机动、精确交战、全面防护和定向后勤。这些原则都是未来的设想,而且都要依靠空中力量。

   实施制胜机动的目的是在攻击敌方视若珍宝的任何目标之际,控制住作战空间。对于空军来说,这意味着掌握超出“空中优势”的“制空权”。制空权是指完全控制住敌方,从而我方可以泰然自若地在其领空飞行,而敌人则根本不能飞行。它并不意味着进行给敌方造成的伤亡要大于己方伤亡的那种传统的消耗战,也不意味着己方控制着一部分战场而让敌方控制另一部分战场。它意味着在美军遭受极少损失(如果可能,则不遭损失)的情况下,全歼敌人的军事力量。

   精确交战原则意味着要能以极强的辨别力运用杀伤力极大的力量。目标必须在附带毁伤极小的情况下予以摧毁。过去,隐形战斗机和精确制导武器已经显示了这种能力。将来,这种能力很可能由装备着GATSGAM(全球定位系统辅助目标瞄准系统与全球定位系统辅助武器)那样的先进武器的B-2轰炸机,乃至机载激光器来显示。机载激光器是一种定向能武器,不仅用于击落战区弹道导弹,而且还有其他许多用途。

   第三项原则——全面防护——意味着使敌人不能实施任何等级的袭击,亦即从使用停在美国兵营外的装满炸弹的汽车进行的袭击,到使用洲际弹道导弹进行的袭击,都无法实施。这意味着美国要拥有制空权和制太空权,使我们得以在一切地点攻击敌人,使之根本无处可藏。

   这些崇高的原则必须得到定向后勤的支持。过去,运输工具昂贵而稀少,但补给品价格低廉。现在,技术的进步已使补给品变得昂贵,而运输工具相对低廉。部队内的大量储备可以取消,代之以适时补充库存。

   《2010年联合设想》对空军提出了大量要求,但是许多要求已在福格尔曼和空军部长希拉·威德诺尔让科学顾问委员会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预见到了。他们要求该委员会循着阿诺德、冯卡曼、施里弗和朱克特的足迹前进,就飞速发展的技术将塑造出什么样的21世纪空军,提出具有未来主义眼光的、有主见的看法。该委员会的反应是提出了——份题为《新世界展望》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长达2000页,分为15卷,由各个小组分别撰写。参加研究工作的人员达到150多人,主要是民间和军内的科学家。他们预测,在今后10年至20年期间,空军将拥有令人敬畏的力量和肩负重大责任。

   威胁

   近年来,所有的军种都承担了和平时期的额外任务,从维护和平和建设国家,到堵截毒品交易和协助举办奥运会,应有尽有。然而,像我国所有的军种一样,空军的主要目的是保卫美国的利益。空军的规模、实力和能力必须着眼于应付威胁。

   在整个冷战期间,威胁似乎很明确,因为苏联是一个怀有侵略意图的强大国家。但是,人们设想苏联拥有——事实上也确实拥有——理智的领导人,他们能够对其侵略进行适当节制,以符合他们所认为的最大利益。

   未来的威胁则不那么明确;因此更难筹划应付这些威胁的正确的兵力结构。在最好的情况下,21世纪将会看到理智和国际和谐盛行于世,从而使一切武装部队都成为不必要。在乌托邦色彩稍淡一点的情况下,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将会携起手来,齐心合力确保那些不那么奉行利他主义的国家得到控制。

   这两种情况都不大可能出现。目前,美国的计划工作基本上是基于下述假设:世界大战不大可能发生,但是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将被迫保持大得合理的军事力量去应付全世界的紧急情况。对此,我们很有可能表示怀疑,这不是因为这个理论不正确,而只是因为计划要应付的情况通常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不符。

   在为未来作打算时,有数不清的可能性必须加以考虑。从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到最牵强附会的情况,都必须放在心上。

   1、俄罗斯不管是否出现共产主义复辟,都有可能重新强大起来,回到它传统的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道路上去,从而使我们面临来自欧亚大陆的又一个威胁。

   2、俄罗斯虽然不会恢复原先那种实力地位,但有可能落人一个激进政府的手中。这个政府能否控制住核武器令人生疑,因此将构成比第一种情况更严重的威胁。

   3、俄罗斯可能与伊朗和伊拉克这样的不合群的乖张国家结盟,以便扩大自己的影响,并以可怕的核力量支持它们提出的要求。它还可能公开向这些国家提供核武器,让它们充当代理人去与美国对抗。

   4、上述各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前苏联的另一个国家——例如哈萨克斯坦——身上。

   5、中国可能发展一支庞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力量,并开始奉行将对我们在远东的利益构成威胁的扩张主义政策。(许多人认为这也许是最大的威胁。)

   6、今后20年内,若干不合群的乖张国家——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拼凑起足够的洲际弹道导弹,把全世界的人都当作人质。

   7、可能会出现一个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国家的邦联,它将获得核武库并用它推行其政策。

   8、一种并非不可想象的情况是:在20年内,中国的新领导人和日本的新领导人可能认为其最大利益在于两国合作——人口最多、自然资源也许最丰富的国家同世界上领先的技术强国结盟。人们现在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泛亚运动,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敌对情绪还在。但是,如果事关永远结束西方对亚洲的控制,这种敌对情绪在今后20年内就可轻而易举地被完全消除。

   9、印度次大陆目前是个未知数,但它人口众多,拥有成为主要核力量所需的聪明才智,而且肯定也有这种动机,无人能说它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上述某些设想在今天看来似乎牵强附会,就像在1971年预言苏联会在20年内解体一样。不管牵强与否,均须作出要对这些可能性防范到何种程度以及使用何种手段予以防范的决定。

   《新世界展望》中的空军

   《新世界展望》研究报告是以一些假设为依据的,这些假设源自苏联消亡后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它假设空军将不得不在远离美国的地方同别国的部队或恐怖主义势力作战,它还假设公众的心态将要求美国部队的伤亡率低,以及要求既要彻底打败敌军,又要只给敌人造成最低限度的伤亡和附带毁伤。研究报告预计敌方的技术也有可能得到发展,以致我们可能不再垄断隐形飞机,定向能武器(激光或微波)可能会被用于对付我们,我们的信息系统也会遭到攻击。这些假设都是基于下述认识:代价与能力将同样重要,而且空军的人数将会减少。

   研究报告的各卷涉及广泛的课题,从武器弹药到人体系统和生物技术,再到航天技术的每一个方面,一应俱全。研究报告还提到了对现有武器的改进(诸如改进用于压制敌防空系统的武器),以及一些奇异的新方案(诸如用定向能波束摧毁飞行中的防空导弹和处于助推阶段的弹道导弹)。

   上面提到的后一种能力必须被视为最迫切的需要,因为目前几乎有40种中、短程导弹部署在全球十几个第三世界国家。鉴于射程更远的导弹和核弹头已经或者将要由前苏联国家和(或)中国出售,威胁确实存在而且为期不远。对这种威胁的反应不应只限于在《新世界展望》中说说而已,国会应该坚决采取行动。

   研究报告还列举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可能性,包括“不载人”(该词与从政治上看并不正确的“无人驾驶”一词有所区别)战斗航空器(由从不离开地面的驾驶员遥控)、总重100万磅的运输机和超音速隐形运输机以及不载人侦察航空器(能从几百英里之外用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进行侦察,或者降低高度飞越沾染区以探测化学或生物战剂)。

   尽管《新世界展望》的每一卷都作了非常深远的展望,但是作者们仍以一些基本研究课题来支持其论点。研究报告提出的一些奇异的新飞机均有一些具体建议予以支持,这些建议涉及改进材料、燃料、润滑油、炸药、电子器材等构成武器系统的一切要素。

   为上述各种奇异的系统制定计划和配备人员,以及对它们实施控制,将要求在人员选择上迈出同发展技术差不多大的步伐。那种让优秀大学生在飞行学校受训后就跨入座舱操纵装备的做法已成过去。任何操纵这些系统的人都必须极其熟悉计算机及其语言和方法学。飞行软帽、A-2夹克和成排的勋表在《新世界展望》所述的空军内只是令人陶醉的过去时代的象征,它们将被计算机时代的要求所淘汰,也许会代之以不那么具有魅力的物件,诸如袖珍防护装置、鼠标垫和屏幕保护程序等。

   未来空军概貌

   《新世界展望》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空军是很吸引人的梦想,而且也许还是可以实现的梦想,但是要在50年至100年内才能实现,而不是在10至30年内实现。研究工作肯定必须马上开始,以便最终获得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能力,这些能力将完全符合在双方伤亡极少的情况下制胜的原则。

   接受采访的大多数空军领导人都认为未来的空军将酷似今天的空军,原因很简单:即使只实现众多的研究与发展目标中的一部分目标,也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么多的经费又不可能获得。过去20年间,在制定预算时精打细算,加上把重点放在现代化和研究与发展工作上,造成了空军装备新旧搭配的现状,既有领先于世界水平的新装备,又有经过改进的陈旧装备。用《新世界展望》所建议的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系统来取代这支力量,从今后可能获得的预算来看,似乎极不可能。

   下个世纪头25年的空军将继续体现今天的发展趋势:部队规模稍小、十分训练有素并配以高技术装备。简单地从装备上来说,为维持一支现代化力量,需要采购的主要系统是洛克希德-马丁F-22战斗机、麦克唐纳-道格拉斯C-17运输机和联合先进打击技术(JAST)战斗机。轰炸机队将以诺思罗普B-2为首,但是数量较多、载重较大、速度较快的罗克韦尔B-1B将是主力轰炸机。B-52H和洛克希德-马丁F-117A仍将留在现役内。所有的攻击机和轰炸机均将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包括大有改进的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空中加油支援将由现有的加油机队提供,并有可能得到由民航机改装的某些加油机的补充。精确制导导弹本身将成为国会极感兴趣和仔细审查的对象。

   这似乎是合理的发展道路。但是,若将预计的飞机数量考虑在内,情况就不容乐观了。若无变化,F-22的采购数量将达到450架左右。联合先进打击技术战斗机的数量未定。现在看来,B-2的采购数量将只有21架,包括改装过的样机。目前,有84架B-1和85架B-52在服现役。

   在20年间,自然损耗无疑会使上述数量稍减。这支力量在地球两侧的两场大规模地区冲突中,用两个月的时间打败两个敌人的可能性,似乎确实很小。即使在一个地区持久作战也有困难,因为经过长途跋涉进入敌方火力区的大型飞机必然会有损失。

   比较令人鼓舞的前景是:在预警与控制飞机和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飞机所掌握的“制信息权”的配合下,用F-22战斗机夺取空中优势。外国将会拥有先进的战斗机,但是这些飞机都比不上F-22。不过,这些飞机将优于即使是经过改进的F-15。因此,不顾必然会遇到的对其造价的反对意见而完成F-22的采购计划,就变得加倍重要了。

   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的前途取决于裁军谈判的进展情况。在最好的情况下,所有的国家都奉行合乎理智的方针,洲际弹道导弹乃至全部核武器就可能普遍退役。即使现有的核国家同意解除核武装,那些自高自大的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为获得核武器而坚定不移地作了代价巨大的长期努力,似乎不大可能刚刚获得核武器就同意放弃它。到2020年,将有10多个乃至多达20个国家拥有核能力。要想出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每个国家就必须同意以绝对可以核查的方式销毁自己的核武器。只有这样,其他国家才会放弃自己的核武器。从世界当前的局势看,这种前景能否出现,似乎令人怀疑。

   因此,美国很可能将被迫继续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将威慑力量当作其政治战略的基础。在威胁较小的情况下,美国将不得不依赖规模较小、装备老化但高度熟练的空军使用精确制导常规武器来确保其政策得到实施。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另外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可能在近期内发生,那就是美国空军已被公认能够异常熟练地利用太空来发挥自己的军事能力,因此可能易名为美国航空航天军。第二个变化是未来50年内的远期变化。如果现有4个军种(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的任务继续趋于一致,那么,促使我们建诸如美国运输司令部、美国战略司令部和美国航天司令部之类的联合司令部的趋势,就有可能最终导致各军种的正式统一。

   50周年的空军

   空军所有的成员和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带着对过去感到自豪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心情回顾美国空军50年的历史。在这50年的时间内,美国空军几乎始终是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强大武装力量,它给美国提供了使所有其他国家都相形见绌的打击力量。尽管它的宗旨是为美国而战和保卫美国,但是多年来它将许多力量直接(例如向遭受地震或洪水灾害的国家空运物资)或间接(例如强制执行联合国对伊拉克或索马里那样的国家的制裁)地用在了执行慈善性质的任务上。

   在这50年内,美国空军已从一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空军没有多大差别的、由活塞式发动机飞机组成的力量,发展成了一支已将太空战真正纳入其能力之中的力量。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的领导层继承了阿诺德和施里弗的传统,不是沉湎于回顾过去,而是坚决依靠研究与发展工作提供未来所需的技术。在发展这些技术的过程中,美国空军发扬柯蒂斯·李梅和其他许许多多前辈的传统,从不忘记它的任务是飞行和战斗。

   在50周年之际,美国空军不得不面对当代社会的所有问题,包括对毒品的担心、性骚扰、缩减、照料儿童和不仅美国而且整个世界都面临的其他一切难题。尽管事故稳步减少,空军还是受到了一些悲惨事件的冲击,包括两架“黑鹰”式直升机在伊拉克被自己人击落,肆意违反飞行纪律导致一架B-52坠毁,以及载着商务部长罗纳德·布朗的波音T-43飞机失了事——这些都是纪律和训练上的不可挽回的失误。为了解决内部领导和纪律上的这些问题,美国空军必须在“一犯错误就开除”与对指示和规章作出过于宽宏大量的解释之间探索出一条合适的路子来。纪律必须执行,均等的机会必须提供,任务的要求必须达到,训练必须施行,生活质量也必须维持——这一切均须在人力、物力、财力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完成。这是一项艰巨得令人生畏的任务,它要求各级都要有最佳的领导。

   将来,美国空军不仅要保持其装备、训练和作战能力的水平,而且还须动员一切力量敦促国会维持具有活力的国防工业。过去,给少数几家企业施舍几项合同让它们得以维持下去,往往就可以保住飞机工业。现在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必须加以维持的不仅是飞机机架和发动机的制造商,而且还有工具制造商和专业电子系统制造商。许多这样的产业一旦任其消亡,就基本上不能复原,因为惩罚来得太快,不允许一个倒闭的产业得到——用时下盛行的一个词来说——“重组”。我们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必须严加监控,因为在未来发生任何紧急情况时,这些供应商是否靠得住,要视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定。

   尽管存在着预算上的限制和大量无定形的威胁,但有一个永恒的因素定能确保空军将来获得胜利和继续成为我国国防的中坚力量。这个永恒的因素就是人员的素质和献身精神。这些人员都是志愿加入空军行列的,他们甘愿忍受军队生活的艰难困苦,并决心出色地迎接未来的任何挑战。不管前面有什么艰难险阻,美国空军的人员都将继续为维护我国的自由而制定计划,随机应变,作出牺牲,遂行战斗,以及在必要时为国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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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