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班牙人欢呼·第三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1898年2月13日，《纽约先驱报》预言，同西班牙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将具有海战的性质，而且将在短时间内结束”。从战争的第一个行动到蒙托琼海军上将投降，只有10天的时间。但击败西班牙在古巴的舰队，即西尔维亚的舰队，用的时间却稍长一些。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除了西尔维亚，没有人知道他的舰队呆在哪里。
战争的第一个行动于4月22日下午3时开始，由威廉·T·桑普逊海军少将率领的美国海军北大西洋支队的舰艇封锁了哈瓦那。这支舰队的实力要比杜威的强大，它包括2艘战列舰、1艘装甲巡洋舰、3艘巡洋舰、5艘炮艇、7艘鱼雷艇和3艘低舷铁甲舰。
根据雷蒙·布兰科总督的看法，哈瓦那的人民并未因此感到有什么不安。“但是，”他致电马德里称，“如果人们深信(西尔维亚的)舰队不能来到，就会产生很大的失望，也有可能出现不愉快的反应。”他说的不愉快反应，是指政变、暗杀他以及古巴岛很可能迅速投降。
与此同时，在佛得角群岛，西尔维亚海军上将和他的舰长们认为，如果他们的舰只用于保卫加纳里群岛，就会对西班牙有更大的价值，因为该群岛可以被美国用作进攻西班牙本土的前进基地。海军部长贝尔米琼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命令西尔维亚前往西班牙距古巴最近的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岛。
“我将竭力提前出发的时间，”西尔维亚忧郁地回答说，“但对其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他们知道西尔维亚舰队西行的消息传来时美国的反应，他就不会那么忧郁，贝尔米琼则会更加自满。当时在美国的东海岸，出现了惊慌和恐怖的情绪。这表明即使到了那时，善良的公民对一支远洋海军的到来是多么缺乏思想准备。他们曾经骄傲地欢送自己的舰队出发前去执行封锁古巴的任务。现在却突然感到国内已经十分空虚，丝毫没有防御的力量。他们认识到(或至少相信)西班牙的舰只可以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和时间对东海岸发动进攻。而最好的解决办法看来是要求调回几百海里外的个别舰只以便保卫某些特定的港口。而这反过来又表明一些海军战略家在把他们的思想灌输给公众方面，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有关远程攻击力量的伟大理论，看来和敌人的炮弹即将摧毁自己的前门没有很密切的联系。因此，海军战略家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说明可以一艘接一艘地调回个别的舰只，而100英里以外的一支舰队能够比在港外部署个别的舰只提供更大程度的保护。
然而，如果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那么希望在手上掌握一些可以看得见的防御力量，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西尔维亚的舰队像幽灵似的出没无常要比双方舰只面对面地交锋带来多得多的麻烦。因为，尽管西班牙不太可能袭击东海岸，但这样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尽管这种袭击在军事上没有什么意义，但也会在多少有些神经过敏的人民中造成与袭击规模不相称的巨大的精神上的混乱和骚动。此外，如果不能在公海上逮住西尔维亚的舰队，他或许能使担负封锁任务的美国舰只陷入西班牙的岸基炮兵和他的舰队的夹攻之中，从而解救哈瓦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会有较大的军事意义。鉴于这些可能性，美国海军就必须同时执行几个互相关联的目标：必须安定东海岸的人心；必须保持对哈瓦那的封锁；必须确定西尔维亚的位置。而在执行这些任务时，还不能使舰队的兵力过于分散。
海军派出了一支由8艘辅助巡洋舰组成的支队在东海岸缅因州至特拉华州之间的海域巡逻；同时成立了一支由2艘战列舰(一艘是已沉没的“缅因”号的姊妹舰)、1艘装甲巡洋舰和1艘有装甲防护的巡洋舰组成的“飞行中队”，并指定由温菲尔德·施莱海军准将指挥。这4艘舰只以汉普顿罗兹为基地，可以根据需要开赴加勒比海或者北上东海岸。哈瓦那则交由较小型的舰只进行封锁，它仍然能够勉强地阻止西班牙人从哈瓦那港或附近的海岸逃跑。桑普逊将军则指挥10艘舰只去捕捉西尔维亚的舰队。
当时，西尔维亚海军上将和“佛得角舰队”(华盛顿的作战计划制定者对其的称呼)正沮丧地以平均6.5海里的速度，朝着马提尼克岛这个总的方向，在大西洋上挣扎着前进。瞧着仅装备一半火炮的巡洋舰，看着鱼雷艇都拖在军舰后面，想想运煤船几乎都是空载的，思忖着贝尔米琼拒绝(由于情况的复杂性)制定任何作战计划，西尔维亚如果知道他的破烂舰队已经在美国引起一片恐惧和惊慌，将会感到吃惊。
西尔维亚时年59岁，满脸白胡子，是一位职业海军军官，有许多实际经验。他断定他的舰队不管是否不堪一击，总是要很快参加战斗的。因此，目标应是马提尼克。海军的逻辑学告诉他，美国将会派出侦察船，而在这条航线上——比另一条明显的航线略微偏南——他希望能避开这些侦察船。这种谋略具有一线成功的希望。甚至在有了卫星和雷达的今天，海洋仍是隐蔽军舰的好地方。在1898年，广阔的海域意味着，他的舰队除被肉眼发现以及被侦察船成功地发现后与最近的电报站取得联络外，西尔维亚是有充分安全保障的。
桑普逊海军上将认定西尔维亚将朝波多黎各前进，因为这是离西班牙最近的岛屿，而且没有遭到封锁。于是，他指挥舰队顶狂风冒恶浪，朝该地进发。从哈瓦那至该地有几千英里的航程，他比预计要用的时间多用了4天。他于5月12日驶抵圣胡安港外，但未发现任何目标，结果只能以轰击该港3个半小时来泄愤。但同一天，华盛顿收到了两份报告，均称发现了西尔维亚。
一位吓得面无血色的纽约人送来的一份报告称，西尔维亚在纽约湾口的桑迪岬。第二份报告说他在马提尼克。此外，辅助巡洋舰“哈佛”号两天前也发现西尔维亚在马提尼克。不管是好运还是恶运，这确实是一种运气。因为“哈佛”号的巡逻区从维尔京岛的圣托马斯向南直至马提尼克，几乎达400海里。但是，西尔维亚被发现后，又立即消失在宽广的加勒比海。
人们容易忘记加勒比海是一个很大的海域。从马提尼克到波多黎各就有400英里；从波多黎各到牙买加有800英里；从牙买加到哈瓦那还有700英里。在各个方向上视界为25英里(在晴朗的天气)的情况下，一艘侦察船在任何时刻只能在不到2000平方英里的海域内观察发现目标。而单是中加勒比海，从尼加拉瓜到马提尼克以及从委内瑞拉到海地，其面积却达到30多万平方英里。
但是，舰队在海上航行，必须添加燃料。而西尔维亚储备的燃料却极少。他的目的地是委内瑞拉北部海岸外的库拉索岛。据贝尔米琼部长称，有一艘运煤船装了5000吨煤等在那里。5月14日，西尔维亚海军上将电告部长“运煤船没有抵达”。这很难算得上是一种意外，贝尔米琼以前也并不总是正确的。更糟糕的是，库拉索岛是荷兰的领地，处于中立的状态。因此，允许敌对双方军舰停留的时间最长不超过48小时。只有两艘西班牙军舰被允许进入港内，而且这两艘军舰仅为整个舰队买到了400吨煤。尽管有了这很小的安慰，西尔维亚也正确地断定，他出现在那里的消息将会被报告给美国海军。因此，他于5月15日傍晚，悄悄地驶离库拉索岛并再度消失。
桑普逊海军上将的舰队又用了3天的时间才回到基韦斯特。施莱海军准将的“飞行中队”已经停泊在那里。这是对在马提尼克发现西尔维亚作出的反应。第二天即5月19日清晨，施莱的“飞行中队”驶往古巴的南部，以封锁西恩富戈斯港。西恩富戈斯或者北端的哈瓦那一定是西尔维亚的目的地。由于桑普逊南下再度拦截前往哈瓦那的航线，因此，无论在哪个地点，都会有美国军舰等着。这两位美国指挥官没有一人认为敌人会驶往其他地点。但是，正当施莱离开基韦斯特时，西尔维亚海军上将进入了古巴的圣地亚哥港，它与西恩富戈斯的海上距离为360英里，至哈瓦那的陆上距离为500英里。
3位指挥官，无论是西班牙的还是美国的，都并不愚蠢。正如西尔维亚认为他需要避开美国的侦察一样，桑普逊和施莱也断定西尔维亚一定会向驻古巴的西班牙陆军运送所需的补给品，而且他的军舰会有充足的燃煤。他们因而断定，西尔维亚将会驶往离陆军最近的港口西恩富戈斯或哈瓦那，以避免陆上运输所带来的麻烦。但是，西尔维亚的推断是正确的，而其他两人则是错误的。
他们很难相信他们的判断发生了错误。但此时，他们无需研究贝尔米琼部长的想法。因此，为了找到“佛得角舰队”，他们又用了十几天的时间——虽然在西尔维亚抵达圣地亚哥当天，基韦斯特就已收到这一消息。
在战争开始前很久，美国就在古巴建立了高度秘密的情报网。它的工作重点放在哈瓦那电报局。在电报局内，工作重点又放在总督宫，这是搜集和分发情报的一流所在地。迄今，送出的信息是精确和可靠的，但关于西尔维亚在圣地亚哥的信息看来是如此的不合逻辑，以至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美国人分析这是一种谋略，意图引开封锁其他更重要港口的军舰。另外，西班牙人一定已经发现了间谍，并派人取代了他的工作，以便造成混乱和骗局。
事实上，西班牙人并没有发现间谍。但美国海军司令部则十分混乱，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于是立即准备应付各种可能的情况。桑普逊派出一支舰队驻在哈瓦那以东200英里处，监视哈瓦那港和基韦斯特的入口处。施莱奉命离开西恩富戈斯(当他知道港内空无一舰时)，驶向圣地亚哥，以便在间谍的情报准确时使用。他这样做了。但他从未获悉甚至在哈瓦那都有己方的间谍，因此对这一行动抱有很大的疑问。逻辑和本能告诉他，圣地亚哥是错误的目的地。这种感觉是如此的强烈，以至当施莱实际上已经驶抵港外，但由于高山阻挡而看不到港内情况时，他终于无法抗拒西尔维亚在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信念，掉头而去。
27小时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不管他的感觉如何，他认识到他没有执行彻底搜索圣地亚哥的命令。但是，尽管他发出过关于驶往基韦斯特的电报，现在却没有再发一份返回圣地亚哥的电报。因此，在华盛顿，海军部长朗只知道，施莱已经从可能取得胜利的边缘折回；如果西尔维亚在圣地亚哥，他就可以把补给品运上岸，补充库存并检修舰只。对朗部长来说，“这是海军战争史上最焦急的一天……是海军部内打口哨壮胆的唯一实例”。他没有快速、可靠的方法与施莱联络。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当知道它们在何处时，对付(西班牙舰队)并不困难。但是，一感到它们有可能已经离开古巴海岸并且失掉它们的行踪，而且它们随时有可能在美国海岸出现时，那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现在。桑普逊率领他的快速舰只，正加速驶向圣地亚哥，希望为时尚不太晚。与此同时，烦恼和没有把握的施莱，再次驶近港口，而在港内，西尔维亚和他的舰长们无法确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施莱的“飞行中队”已经得到了由罗布利·D·埃文斯海军上校指挥的“衣阿华”号战列舰的加强。埃文斯以“好斗的汉子”而闻名。1898年5月28日拂晓，正是在他的舰桥上，终于发现并判定了西尔维亚的舰队。从那时起，港内和港外，在西班牙军舰和美国军舰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佛得角舰队”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几周前在欧洲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说明了西班牙当局和美国当局对待战争的不同做法。一位以巴黎为基地的军火商劳伦斯·贝尼特在4月19日写给华盛顿美国军械公司副总裁爱德华·W·维里的信中．记叙了这一事件的情况。
“亲爱的维里，”贝尼特写道，“我打电报给你是为了说明除山炮外，我们库存的火炮已经全部售完。这是由于科尔韦尔海军上尉出色的工作所致。而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复述一遍的。”(约翰·C·科尔韦尔是美国驻伦敦海军武官，临时但很有效率地在巴黎执行任务。)“上周初，”信里解释说，“西班牙政府购买了‘诺尔曼尼亚’号和‘哥伦比亚’号，迅速将其驶至西班牙港口，以便装备火炮。然后，西班牙派驻汉堡的代理商向我们订购所有能立即交货可与舰炮配套的一切装备。订货单是星期五交给我们的，星期六中午将预付1/3的订金，余款将于星期一付清。……在星期五晚上，我发表意见称，西班牙要是武装起这些船只实在是一种遗憾。这时科尔韦尔提出，如果我们把这些武器卖给他，他可以多付一些钱。我说就这么办，因为我可以肯定，西班牙人付款的时间会比约定的时间稍迟一些。他们确实迟了，星期六中午过后5分钟，他们的时间到了。于是，科尔韦尔付清了现金，拿到了全部装备。”
贝尼特讽刺地总结说：“自那时起，我的时间主要用在对西班牙人表示同情上面，他们似乎难以相信火炮已经售掉。事实上，他们的海军委员会看来到今天还在进行检查和核实，而且显然他们仍然有些不知所措。”
确实，人们可以对西班牙人在这次交易中的处境表示同情。只迟了5分钟，对他们来说可能还是异常的准时。然而，他们显然不了解，在现代海战中，没有明天可言。迟5分钟，就可能分出胜负。
6月1日，即蒙托琼在马尼拉遭到败绩1个月后，以及西尔维亚在圣地亚哥被发现的5天后，西班牙又在加迪斯组织了第三支舰队。这支舰队由梅努尔·德·拉·加马拉海军上将率领，其任务是救援菲律宾。它将穿过苏伊士运河向东航行。但是，在那一天，海军部长朗致电常驻巴黎海军武官威廉·S·西姆斯海军上尉：
发布以下消息：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的。一旦西尔维亚的舰队被消灭，美国将派出一支由装甲舰和巡洋舰组成的舰队，前往攻击西班牙的港口和西班牙的整个海岸线。美国人似乎特别有意于加迪斯。毫无疑问，加迪斯将会一尝真实的战争滋味。
当西尔维亚的军舰被认为是一种威胁时，朗亲身体会了东海岸出现的惊恐情绪。西班牙平民没有理由不对类似的威胁作出类似的反应。
在同一天，桑普逊海军上将的舰队驶抵圣地亚哥港外。除旗舰“纽约”号外，他还带来了“俄勒冈”号。该舰已远离旧金山母港16000英里。贝尔米琼部长曾经告诉西尔维亚海军上将，“俄勒冈”号永远不会作这样的长途航行；因此，西尔维亚并未认真期望会在加勒比海见到该舰。但一旦发现时，他并不感到太惊奇。当然，他曾希望部长的看法有时会是正确的。
至少对交战者来说，这场海战显然是一边倒的，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双方的水兵都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赞扬对方的勇敢精神，就像卡彭特医生在马尼拉所做的那样。西班牙人可以赞扬美国水兵勇敢精神的少数机会之一是6月3日在圣地亚哥港的港外(当时，美国人的一次果敢行动显然出了错误，这是少数错误行动中的一个)。当时，桑普逊海军上将在赴圣地亚哥途中，尽管有信心打败西尔维亚，他却想到了一个更快的取胜方法，即把西班牙舰队封锁在港内，而不是等其出来交战。如果封锁能够正确地实施，就有可能有效地使它无法参加战斗，而且还能够节约很多时间和减少很多生命损失。由于通向圣地亚哥港的水道狭窄、弯曲，而且水浅，因此，只要在适当的地方凿沉一艘满载的船只，就能完全封锁航道。唯一的问题是，在岸炮射击下驾船进港然后再去凿沉船只的人，很少有生还的希望。为了执行这种很可能是自杀性的行动，需要有人自告奋勇，而支队中的每个人几乎都站了出来。
一共选择了8个人，但去了9人。第九个人不肯留下来，悄悄藏起后一直没有找到。用来封锁港口的是一艘330英尺长、7000吨重的运煤船，准备沉在宽度超过350英尺的海域处。船首躺在岸上，船身从水下加以爆破，船尾则靠潮水冲向对岸——至少是这样希望的。
这种办法十分简单，而且几乎取得成功。但是，运煤船拂晓驶入该港时，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射击，转向装置被击毁。10个水下爆破装置中有8个没有起爆。结果，运煤船在狭窄水道外毫无目的地漂流，沉没在起不到作用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志愿人员无一伤亡，天明时被一艘西班牙摩托汽艇救起。当警卫人员拔枪时，志愿人员都以为他们即将被枪杀。后来，出乎他们意料，指挥摩托汽艇的白胡子军官以一种明显的敬佩目光看着他们，称赞他们的勇敢精神，并命令士兵给予仔细的照料。一颗颗焦虑的心安定了。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不曾料到这位有礼貌的俘虏他们的人是谁。他们都听到过帕斯古尔·西尔维亚这个名字，但却从来没有见过他。
在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作出如何行动的决定。在这段时间里。桑普逊的支队轰击了圣地亚哥港；16000名美国军人入侵了古巴(按美舰“俄勒冈”号的航程计算．正好每一英里一个人)；在圣胡安山发生了战斗。在法国，西姆斯海军上尉继续从事散布假情报和搜集情报的工作。
他从间谍网中获得的一份情报来自一个非常轻率的女人。装甲巡洋舰“卡洛斯五世”号(西尔维亚曾说，此舰不应以此命名)的副舰长的夫人住在马德里。当加马拉舰队离开加迪斯时，他情不自禁地把他要去的目的地告诉了她。她也情不自禁地写了回信。西姆斯手下的一名特务截获了此信。信是寄到塞德港的。于是，6月25日，西姆斯就能向华盛顿证实，加马拉舰队是开赴马尼拉解围的。
当时，杜威一面在外交上与西班牙、英国、日本，特别是与硬要插一脚的德国进行周旋，一面继续封锁马尼拉。蒙托琼舰队的残骸则静静地躺在马尼拉湾内。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拂晓之战已经过去了8周，杜威仍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仍然没有与国内取得联系。正如西姆斯报告的，第三支西班牙舰队“满腔热情地期待着胜利的来临”。
但是，他们又错了。在这场战争中，海上的胜利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属于美国人。7月3日，当加马拉的舰队在红海上忍受夏日的煎熬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圣地亚哥之战打响了。
战斗开始时，场面震撼人心。在港外，桑普逊支队的人员看到了一幅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看到的情景。从圣地亚哥狭窄的水道里，非常缓慢地、小心地、从容地、一艘接一艘地驶来了4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西尔维亚海军上将舰队唯一留下来的能航行的舰只。没有急躁，没有轻率开火，而是专心致志地保持着航行的方向，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大无畏的骄傲感。因为，尽管人人都知道，西尔维亚的舰队难逃被歼的命运，它们的舰旗在出战时仍然高高飘扬，水兵们“穿戴整齐，就像参加皇帝的检阅或者节日的庆典一样”。从他们离开佛得角群岛的时刻起，他们就已知道，他们是西班牙国家荣誉的殉葬品，是一定会被歼灭的，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一个腐败的国家有一个无能的政权而已。尽管如此，西班牙是他们的国家；政治家们虽然荒唐，但他们仍热爱这个国家。因此，在他们的命运和职责中，交织着失望、体面和无畏的风格。
那个星期天的早晨，天气很好。“空气非常新鲜”，“衣阿华”战列舰上的“好战小子”伊文思说：“远方的群山清晰可见，巍峨的山顶上富有诗意地耸立着西班牙的碉堡。没有丝毫阴霾，蓝色的山峰与蓝色的天空混为一体。”当警报响起时，他正在舱内。在他跑到上甲板前，第一炮已经发射。他到达舰桥时，看到了西尔维亚的旗舰“玛丽亚·塔拉萨公主”号，它的“庄严的战旗刚刚冒出海面”。在下面的甲板上，埃文斯的水兵停下正在匆匆忙忙进行的准备工作，开始“为西班牙舰队的勇敢行动而向它们不断欢呼”。
片刻后，“它们像狂牛似的冲向我们”。失败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但它们决不会默默地顺从或立即屈膝投降。战旗将无愧于它的誓言：西班牙人将尽力坚持战斗。
不到4小时，在这短短的时间内，324人死亡，6艘军舰沉没，一个殖民地丧失，一个帝国崩溃了。“在我的思想中，结局是没有疑问的，”西尔维亚海军上将写信给古巴总督布兰科说，“虽然我没有想到我们会如此突然地被消灭。”
当战斗信号发出时，西尔维亚的旗舰的舰长维克托·冈加斯预见到了更多的东西：“这是庄严的4个世纪结束的信号，是西班牙成为四等国家的信号。”
他是正确的。他的观察阐明了圣地亚哥海战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海战同样表明美国已经成为一流国家。当一个帝国衰落时，另一个帝国就会兴起并取而代之。它还表明，英国自1805年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以来取得的百年世界海上霸主的地位已经接近结束。《马德里先驱报》的一篇社论曾经明白无误地断言：“一旦战斗打响，美国舰只上的水兵将会开始逃跑，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来自各个民族。”西尔维亚看到这篇社论时评论说，尽管他不知道水兵的情况，“我可以说，在特拉法尔加打败我们先人的英国水兵也是用同样方法征募的”。
他没有继续进行比较，否则他就有可能指出其他的类似之处。就像西尔维亚一样，法国的维拉努维海军上将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知道，他如果奉命出战，就很少有取胜的机会。这两位海军上将都试图使政治领导人了解对他们来说是清清楚楚的海上实际情况。他们都被毫不了解海上力量实质的人所控制，然而却继续服从这些人的领导。他们每个人还以必定失败的预言，宣告了帝国的结束和世界的变化。
在圣地亚哥港外的海战中，西班牙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有一艘军舰逃逸，或者使一艘美国军舰失去战斗力。但是，西班牙的军舰遭到了全歼，有些在水面上爆炸，另外一些起火燃烧，直至全部沉没。没有一艘美国军舰遭到重创，只有一名美国水兵战死。
但对美国海军的某些人来说，这次海战的全面胜利却有一种苦涩的滋味，因为后来在美国两位指挥官施莱海军准将和桑普逊代理海军少将之间发生了长时间的公开争论。
桑普逊尽管担负了最重要的海上指挥任务，但他只是代行将官的职权。他的实际军衔或上级授予的军衔是海军上校。他和施莱都是非常优秀的海军军官——桑普逊被描写成他的时代的典范——但施莱已经是实际上的海军准将。他自然认为，是他而不是桑普逊应当得到提升，不管是代理的还是实际的。桑普逊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而施莱是和蔼的长者，并且和舆论界有着良好的关系。这样就出现了互相忌妒的肥沃土壤。战后，又发展成为互相间的敌视，矛盾的焦点在于胜利应归功于谁。
作为指挥封锁的将军，桑普逊几乎没有料到西尔维亚的舰队会驶出港外，因此，在它们驶出前不久，他已经离开了这一海域。当他看到所发生的情况时，他又尽快地回到了原来的海域。但就在这个时候，施莱下达了开火的命令。桑普逊在驶离前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是“不要考虑旗舰的行动”，但在他返回时，却没有自动地撤消这一命令。因此，其他的美国军舰对于谁在指挥战斗——如果有的话——产生了混乱。桑普逊将军和施莱司令除了对自己的军舰外，都没有下达任何别的命令。舰长们只是各自为战。如果有些人说像纳尔逊一样，那是由于他们完全了解将军对他们的期望，因而也就不需要什么命令。而就圣地亚哥港外的美国舰队而言，则没有接到过任何命令。
战斗结束后不久，施莱海军准将发布了一些言辞华美的消息(诸如“光荣的胜利”、“我国伟大的一天”)。这些言辞有些过分，但十分自然。或许桑普逊怀疑施莱想要抢占功劳，就对这些言辞漠然处之。事实上，以后的报纸报道开始赞扬施莱——施莱很快拒绝了这种赞扬，并向海军部长发了一封可供公开发表的电报，特别说明光荣应归功于桑普逊。他还将电报送给了桑普逊。后者很感激地同意将电报发出。但在电报发出前，桑普逊私下里加了一段话，强烈地批评施莱在封锁时的某些做法——在实施封锁时，他从未见诸于行动。
这种行为听起来是卑鄙和伪善的，实际上也确实是如此。正是这种行为引起了公开的争论，也恶化了两人间此后的关系。桑普逊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奇怪的、令人不愉快的行动，包括公开指责施莱怯战。然而，不能用伪善和卑鄙概括桑普逊的性格，他无疑是个内向的人，但总的来看他还是诚实的和公正的。
当时没有人知道，在战争开始之前，他就病得很重。他一头黑发，满脸胡须，就像海象的毛。然而，在一年的时间里，即从1897年底至1898年底，鬓发全部变成白色；体重也减轻了。人们还注意到，他看来行动犹豫，言语混乱，对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越来越缄口无言。他于1902年5月去世，几乎刚好是战斗结束的4年以后。尽管他死时只有62岁，但他已经完全痴呆。“脑细胞弱化”是当时对这种病症的称呼。最近，在内德·比奇的大作《美国海军的200年》一书中，这种病症被诊断为可怕的阿耳茨海默氏病。
这个人的人生本来展现着巨大的希望，这场战斗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它们的结局却是糟糕而可悲的。而西班牙在圣地亚哥港外的最后失败，却是以较为圆满的方式完成的——无论是从海军习俗的角度还是从传递未来部分信息的角度看，都是如此。海战中公认的规则是，战斗是舰艇与舰艇交战，而不是舰艇上的人员互相作战。因此，敌人一旦被打败，胜利的一方应尽可能地拯救原先敌人的生命。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20世纪高速度和高技术的海战才遵守这种古老的传统。而1898年7月3日星期天下午，是一支胜利的舰队能够实施这种豪侠之举的最后几次机会中的一次。
当巡洋舰“比斯开”号搁浅时，罗布利·埃文斯海军上校在“衣阿华”号上看到了活着的西班牙的官兵淹在齐胸的水中，古巴的叛乱分子从岸上向他们射击，鲨鱼闻到血腥味后又朝他们游来。“这种情景十分可怖，”他写道，“看到的人都会长时间地记住这种情景。”但是，在水中挣扎的被打败的官兵并没有被弃之不顾。埃文斯下令进行营救。“我们驾驶救生艇的人员的动作迅捷，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战俘的同情心”。在“衣阿华”号的甲板上，对伤员的伤口进行了包扎，为死亡者举行了安葬。“安葬仪式由他们的神父主持，他们的指挥官和同舰的官兵也都在场。尸体用他们自己的旗帜包好抛入海中”。接着，最有身份的幸存者来了。“我们做了各种准备工作，以便按照与其军衔相称的方式欢迎这位海军上将，”埃文斯记载说，“由80人组成的陆战队卫队排列成行。军官们集中在后甲板的右舷。‘比斯开’号的官兵安排在后甲板的左舷，而‘衣阿华’号的水兵穿着战斗服，聚集在炮塔旁和上甲板……卫队举枪，军官脱帽，军号吹奏乐典。当这位卓越的将军走上后甲板时，‘衣阿华’号的水兵发出了欢呼声。足足有一分钟，西尔维亚立正鞠躬以示谢意。这是对勇敢者的勇敢精神的承认，接受这种承认的人充分了解它的含义。尽管他穿得很破，光头，没穿鞋子，但他混身都透出将军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