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后勤·第三节·东汉
主编：廖德清 等
出自————《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三节
东汉
一、历史概况
公元25年至22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东汉时代。东汉共十三帝，历时一百十五年,建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先后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削弱官僚贵族势力,把一切大权收归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尚书台;废除西汉时地方兵制,取消内地各郡地方兵,地方防务改由招募的职业兵担任,由中央直接掌握各地武装力量,从而削弱了地方权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提倡儒学,特别是对儒家经学今文学派为鼓吹天命论而制造出来的谶纬迷信更是崇尚,以加强思想控制。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刑徒,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当然释奴是在一定范围内,并非释放所有奴婢;整顿吏治,提倡节俭,注意臧轻人民负担,在整顿吏治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淘汰冗员;薄赋,省刑法,偃武修文,实行与民休息政策，促进社会生产恢复发展。明帝、章帝两朝继续奉行光武的政策。经过东汉前期七八十年间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文化欣欣向荣,国力也强盛起来，至和帝年间达于极盛,遂平匈奴、定西域,恢复西汉极盛时期的版图。
①《汉书·赵充国传》。
②《汉书·赵充国传》。
东汉中期安帝以后,外戚、宦官争夺权势,轮流执政,朝政日趋腐朽,豪强地主的势力急剧发展,土地兼并日益加剧,人民的赋税徭役的负担也越来越繁重,各地不断爆发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特别是羌族人民最为激烈,统治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才把这场斗争镇压下去,但东汉国势从此日益衰弱。
东汉后期桓帝、灵帝时,朝政更加腐败不堪,统治集团内部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激化,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公元184年爆发了震撼东汉统治的黄巾大起义。这次大起义给予腐朽的东汉政权以极其沉重的打击,促使它陷人四分五裂境地，继而群雄割据的序幕逐渐展开,东汉名存实亡。
二、军制与后勤体制
1、军制概况
东汉建国之初即在军制上作了重大改革。建武六年(公元30年)宣布“罢郡国都尉”;第二年又“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取消地方常备军,并废除了郡国对于丁男的定期训练及都试制度,由此地方武装力量大为削弱,平时维持地方治安的常备军已为数不多了。东汉时代的中央常备军由以下四部分构成:
南、北军
南军宿卫宫廷和戍守京城,南军的一部分由光禄勋统率,下分七署,分别负责宿卫宫殿门户;另一部分则由卫尉统率，下分六部，掌管宫门禁卫及宫中巡察事。北军分为两部,一部分由执金吾统率,负责都城以内官廷以外的巡逻、警卫,备水火非常之事,并充当皇帝出巡的护卫及仪仗队,另一部分为五校尉所统之兵，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所部,互不隶属,直接归皇帝指挥,负责宿卫京城,担任守备及扈从车骑等任务。
三营
三营即黎阳营.雍营、长安营，作为中央常备的机动部队,驻屯于地方。
边防军
边防军驻防边郡及关隘,由中央直接指挥。主要是乌桓校尉、度辽将军、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西域都护统辖。
西园军
桓帝时期，设西园军。西园军分为上军,中军，下军，典军,助军左,助军右,左、右八校尉,由上军校尉蹇硕统领,袁绍为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这支军队为东汉后期中央常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常备军的军种、兵种与西汉大致相同。常备军的一部分由征兵组成,大部分由招募而来。东汉建立后并未明令废除征兵制，征兵制仍然存在;但因郡国都试已经停止,所以征集来的士卒未经训练,战斗力不强,不受重视;而且东汉一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作为征兵主要对象的自耕农民疯亡者不断增多,这就为征兵带来的困难越来越大，于是募兵制便盛行起来,不仅中央常备军多采用招募,兵力单簿的郡国地方一且有事非临时招募以组军应急不可。
募兵的来源相当广泛,主要是失去土地的流民;其次为刑徒和乌桓、鲜卑、南匈奴、西羌等少数民族。刑徒和少数民族兵多用在边郡的屯戍和对外作战上。募兵以自愿为原则,官府赐给钱物,具有雇佣兵的性质，而招募刑徒为兵则以减免刑事处分为条件,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募兵没有明显的服役期限,多成为长年服役的职业兵。随着征兵制的逐渐废弛,募兵的作用明显地提高,保证了东汉军队的兵源。到了东汉中后期,募兵逐渐成为戍卫京城与屯守边塞的主要军事力量。
东汉末期,募兵的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黄巾起义前后，州郡长官权力逐渐加重,拥有地方军政大权的州刺史、郡太守们不断地招募士兵,拥兵自重,发展其私人势力。州郡募兵不仅编制紊乱，没有统一的指挥,兵士给养亦均由地方自筹,且多为私属兵，与统率他们的将领结成依附关系，成为其部曲家兵。这样,募兵的使用就同地方势力密切联系起来,构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发展的重要军事条件。东汉兵制的特点是由征兵制向募兵制、世兵制过渡,对后世兵制的影晌较大。
2、后勤体制
东汉王朝的后勤体制仍为集中统一形态。这一组织体制由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和边地戍垦机构三部分组成。中央一级,三公之一的太尉(初称大司马)仍为国家最高军事长官,与司徒、司空合称为“三公”,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军政大事。刘秀鉴于王莽的篡权,遂不信重大臣而重用身边的近臣,极力提高尚书台的职权,使其参与一切国家机密,宜示王命,变为一个直接隶属于皇帝的权力中心，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尚书台设尚书令、尚书仆射，下设三公曹(主管官吏考核)、吏曹(主管官吏任用)、民曹(主管修缮营建)客曹(主管外交事务)、二千石曹(主管刑法)、中都曹(主管治安)等六曹,总揽一切政务,参与制定国防战略、决策后勤部署,成为军国大政的决策机构,是为东汉王朝真正的中央军事统御机构。光武帝刘秀通过尚书台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两大集团互相争斗,每借兵杈以自重,大将军遂成为朝廷中最高军政长官。在正常情况下,中央一级于太尉之下九卿之- .的大司农(治粟内史改为大司农)统- -掌管国家的粮钱兵备,具体负责中央常备军及对外作战部队的后勤供给，下设太仓令专司粮谷的转漕运输、储备及供应等事宜;丸卿之一的太仆掌管车、马等军备，下设车府令具体管理之;又设考工令专司弓弩、刀剑、铠甲等武器装备的制作以及布帛织造染色等生产事宜,“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由执金吾负责，下设武库令具体保管。
地方一级，由州、郡、县的刺史、太守、令长三级行政系统负赍动员地方人力物力支援战争，供给军事。县之下的乡、亭、里仍为后勤体制的基层单位,直接收取租赋、征发徭役、维持社会治安等。原属大司农的盐、铁生产及管理下放给郡县地方，出盐多的郡县设置盐官,负责征收盐税;产铁多的郡县设置铁官,负责管理冶铁生产。并在手工业集中地设置工官,收取工商税;在水产丰富的地方设置水官,征收渔税。地方后勤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盐、铁税收、工商税收及渔业税收,支援中央的后勤需求。
边疆戍垦机构,由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宜禾都尉、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所属屯垦机构组成,负责组织边防部趴屯田垦种,就地生产解决粮秣供应,保障及时补给。
在三级后勤机构中,以中央系统的后勤供应为主,地方后勤机构与边疆戍垦机构与之相配合,三者形成一个体系。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地方割据势力混战不休，中央逐渐失去了控制地方的能力,集中统一的国家后勤体制也就陷入于瘫痪状态。此时地方后勤组织的作用不断增强,往往是地方自行募兵自筹给养,脱离中央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这时的边疆戍垦机构也随着边防军的大批内调而逐渐失去作用,导致了边备的废驰。
三、平时战时后勤保障
1、武器
东汉时代铁兵器已经普遍使用，取代了铜兵器成为了主要的实战兵器。当时常用的主要是铁刀、钢剑、铁剑、铁矛、铁戟、铁斧等。
铁刀:出土于山东苍山的东汉纪年铁刀是一件典型的钢铁兵器。其形制为刀,全长111.5 厘米,刀身宽3厘米,刀背厚1厘米;环首呈椭圆形,环内径2-3.5厘米;刀身饰有金错火焰纹,并有“永初六年五月丙午卅炼大刀吉羊”等十五字隶书铭文。这种铁刀于广东徐闻、广州东郊沙河、云南晋宁石寨山以及日本奈良均有出土。其中广东徐闻东汉基就出土了十件铁刀。东汉铁刀的装饰异常华美,河北定县四十三号东汉基出土的铁刀长105厘米,刀身上饰有线条流畅的错金涡和流云图案,精美异常。
东汉王侯将相、百官公卿佩戴铁刀蔚然成风，一改过去佩剑的习俗。佩刀上有种种纹饰以区别等级身分。铁刀在东汉时代已成为常见主要兵器和护身兵器。
钢剑:出土于徐州的东汉建初二年五十炼钢剑是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东汉钢铁兵器,其形制为剑,通长109 厘米,剑身长88.5厘米,宽1.1-3. 1厘米;脊厚0.3-0.8厘米,剑脊切割部位厚0.5厘米,其中心部位0.2厘米;剑把长20.5厘米,宽1.2-1. 7厘米,厚0.6–0.9厘米;剑把正面有“建初二年蜀郴西工官王揞造五十速口CC ]孙剑口”二十一字铭文,剑鞘为苧胎髹漆。经验证此剑是用含碳量较高的炒钢原料锻造而成。《东观汉记》载汉章帝曾赐予下官尚书剑,一名“韩棱楚龙泉”、另一名“郅寿蜀汉文”，当是这种.经锻造而成的钢剑。东汉时代汉家天子常以宝剑为礼物赐给匈奴单于以示和好之意，这种情况表明钢剑成为东汉时代很受器重的兵器。
铁剑:铁剑的使用范围较钢剑广泛,云南晋宁石寨山东汉墓一次就出土铁剑五件。铁矛:云南晋宁石寨山东汉墓出土有铁矛,其銎径2.5厘米,推测是一件大铁矛。
铁戟:徐州东汉墓又出土有铁戟,其组织也都是由珠光体和铁素体组成，含碳量较高。
铁斧:广东徐闻东汉墓出土有铁斧五件,其形制为斧身略呈长方形，刀部孤圆宽7厘米;上部两侧卷起成銎,銎部宽五厘米。
东汉时代铜兵器虽已降到次要地位,但仍然作为兵器发挥一定的作用。如铜剑、铜矛、铜戈、铜钺、铜叉等铜兵器在东汉墓中往往与铁兵器同时出土。云南晋宁石寨山东汉墓就同时出土铜戈四件,无胡、援.上都有圆形穿孔,一件援端齐头,其余三件均为锐头。据《后汉书·马援传》及《东汉会要的记载,交趾骆越有铜鼓,也是东汉铜兵器之一种。
东汉的射远兵器仍是弓弩箭矢。当时有三百斤强弓,东汉大将盖延就能弯这种三百斤强弓因以气势闻名(《后汉书·盖延传》。大将祭彤亦“臀力过人力贯三百斤弓”①。东汉时代又有强弩,大将虞诩在防御羌人的战斗中就使用强弩杀伤多人，“并二十具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因而击退上万羌敌的围攻.②此外,东汉曾出现有用毒药涂在矢上的毒剑,称为“神箭”。汉军在与匈奴作战中使用过“神箭”，发强弩射击，“虏中矢者,视创皆惊③,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汉代是我国古代冶铁技术取得重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此时期，不仅冶铁业规模巨大、冶铁作坊遍布全国,而且冶炼技术也渐趋精湛和成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鼓风装置的进步,已经从人力鼓风发展到畜力鼓风，如“马排”、“牛排”等,进一步又创造出风力鼓风机械一“水排”。《后汉书·杜诗传》就记载了南阳太守杜诗曾使用水排于鼓铸,很有成效，“用力少而见功多,百姓便之”。而炒钢技术的发明与百炼钢工艺的进步,将冶铁技术推上新的阶段。炒钢技术，就是利用生铁“炒”成熟铁或不同含量的炒钢的一种新技术，即将生铁加热成半液体、半固定状态,再进行搅拌,利用空气或铁矿粉中的氧进行脱碳,以获得熟铁或钢。这一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冶铁生产的面貌,在钢铁冶炼史上是一项其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突破。它不仅使冶铁业能提供大量廉价优质的熟铁或钢材，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又能够有控制地把生铁“炒”到所需要的含碳量,然后加热锻打成质量较好的钢件,从而大大促进了百炼钢工艺的发展,使之进人成熟的阶段。
①《东观权记·祭彤传》。
②《后汉书·虞诩传》。
③《东观汉记·耿恭传》。
炒钢技术的发明与百炼钢工艺的成熟,极大的促进了兵器工业的发展与制造工艺水平的提高。山东苍山出土的东汉永初六年的“三十炼”铁刀与徐州出土的东汉建初二年的“五十炼”钢剑,都是应用炒钢为原料经过多次反复加热折叠锻打而成的。苍山的“三十炼”铁刀在百倍显微镜下观察其断而层数为三十一层左右,是将炒钢锻造后折叠,如此反复锻打三十次而成的。刀锋犀利,坚固耐用,是东汉钢铁兵器精良的确证。
2、舟车
东汉时期的战船仍以“楼船”为主，除了“楼船”,又有“先登”、“赤马”、“艨麓”“舰”、“艇”等适宜于水上作战需要的几种类型的战船或运输船。“先登”、“赤马”属于轻便的快船;“艨艫”构造坚固常用于冲撞敌船;“舰”属大型战船，既有坚固的防御设施,又具有较强的攻击能力;“艇”为轻型快船。另外又有革船,用皮革缠制而成,多用于渡河便于携带,是轻型的运输船。
“楼船”为主力战船,当时的楼船一般在甲板之上有三层建筑，连船体本身高约三、四丈。《后汉书》载公孙述曾造十层赤楼帛兰船,是一种特大型战船。研究者根据广州秦汉造船遗址的考察,推测秦汉之际的楼船长约为20米、宽约为5一8米,载重量约为25吨至30吨。东汉时代的楼船大过这种船。
东汉的战船已经装备和应用櫓、布帆和舵。橹是一种效率较高的船舶推进工具,东汉刘熙照《释名》中说:“在旁曰櫓,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橹在整个摇动的过程中都起推进作用,相比之下桨只在向后拨水时才作实功,因而有一橹三桨的说法。无疑装有橹的战船将大大超过原来划桨战船的行驶速度。
《释名》又说:“随风张幔曰帆,帆,讯也,使舟疾汛然也。”这说明东汉时代的船舶已经使用了布帆,这是利用大自然风力解决船舶动力的重大发明。橹与帆的应用是当时船舶航行技术的一大进步,用之于军事,将提高战船的攻击速度。东汉战船还装备有掌握航向的舵,这由广东近郊东汉墓出土的陶船明器可以得到证明.这只模拟船舶实物而制作的陶船尾部发现有舵,属于早期的船尾舵，还保持着从梢发展变化而来的迹象。安装船舵掌握特定的航向将使东汉战船的航行效率与作战能力大为提高。
古代文献的记载也反映出这种装备有橹、帆、舵的东汉战船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曾统率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征讨征侧,一帆风顺,势如破竹,一举取胜，从中也可窥见东汉水军舰队的规模之盛。
东汉时代的战车除常规的驷马战车外，又有云车、楼橹战车、冲车等。
云车是一种攻城器械,高十余丈。登上云车可以俯瞰城中,观察敌方城防虚实,又可以放箭杀伤守城之敌。楼橹战车，据《后汉书·南匈奴传》为汉光武帝刘秀创造,可驾数牛，上作楼櫓,是一种攻守相兼的战车,多用于长城要塞,以抗拒匈奴人的侵扰。而冲车是一种攻城车,专门用于冲撞城防、毁坏敌军防御工事，是攻坚战必备的器械。
3、衣甲
东汉时期铠甲的形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身甲部分外,保护脖颈的“盆领”、保护双肩和上臂的“披膊”以及护盖两腿的“腿裙”都比较完善了。甲衣形制的完备自然提高了防护身体各部位的效能。
有关东汉时期衣甲的考古资料不多见。在汉末灵帝时期的江苏徐州十里铺画象石墓里发现有搏斗武士的画面,其中左侧的武士身披铠甲,右侧的武士赤膊,他旁边放着一领铠甲。与徐州十里铺画象墓时代相近的山东沂南画象石基里的前室南壁上刻有挂兵器的架子，上面挂有一领铠甲和两面盾牌,架旁的两个立柱上各放置-顶兜鍪。尤其是在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和护乌桓校尉墓符图中发现有众多身披铠甲头戴兜鍪的战士画象,他们头戴顶上飘洒红缨的兜鍪,身上披膊的铠甲由身甲、盆领和披膊组成，下边还缀有较长的腿裙。
东汉时期的“百炼钢”新技术已经应用于铠甲的制造上,铠甲的质量随之而提高。陈琳的《武库赋》描绘百炼钢衣甲说:“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函师震旅,韦人制缝,元羽缥甲,灼爝流光。”用百炼精钢制成的铠甲坚固面光亮无比。甲片无须象刀、剑那样锋利,用来制作铠甲的百炼钢不必反复锻打数十次。诸葛亮的《作刚铠教》有“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十折矛以给之”的令文,由此推测东汉时期的百炼钢铠可能是经四、五次叠锻制作而成。在铠甲形制较为完善和锻造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铠甲的种类也有所增多,曹植的《先帝赐臣铠表》中就列出了黑光甲、明光甲、两当铠、环销铠、马铠等五种,都已成为作战部队的主要防护装备了。
据《后汉书·舆服志》的记载,东汉时期的武士冠有武冠、却敌冠、鷗冠等三类。武冠又称武弁大冠,诸武宫顶戴。建武年间光武帝刘秀曾把加有黄金档附蝉为文、貂尾为饰的武弁大冠,称为“惠文王冠”,赐给南匈奴单于,以致友好之意。却敌冠,前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属于卫士的冠服。鹃冠,也是一种武冠,环缨无蕤，以青采为鲲,加双鹃尾。鹃鸟是一种善斗的凶雉,故称武冠为鹃冠，羽林、虎贲、中郎将等高级武官卫士皆戴鹃冠。
4、粮秣
东汉开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匮乏，史载“天下大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①。当时后勤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全力恢复农业生产,解决粮食奇缺的困难,保证对军队的供应,为此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推广牛耕、兴修水利、垦荒、屯田、假民公田等等,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据《东汉会要·食货》载,东汉和帝永兴元年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垦田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二顷十三亩八十五步。顺帝建康元年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项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冲帝永嘉元年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单八步。质帝本初元年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总计东汉垦田数为二千二百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七十九顷二百三十二亩五百二十七步。较之西汉的垦田总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已超过了将近三倍,其粮食产量也超出了西汉时代。
屯田是解决军粮筹措的重要途径,东汉时代拓展了军屯规模。光武帝刘秀改革兵制虽废除了望别特尉,但后来又在边郡设置了农都尉,专门负责边疆地区的屯田殖谷。以农都尉为首的边地戍垦机构大力组织边兵屯田,东汉的屯田事业便在北部、东北部、西北部进屣开来。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北部的屯田,据《后汉书》的记载:“建武七年诏茂引兵北，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建武十二年遺谒者段忠将众郡驰刑配茂镇守北边,….技亦建屯田,驴车转运”①。又据应劭《汉官》载:“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马援、谒者,分筑烽候,堡壁稍兴,主郡县十余万户,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人民。…乃建立三营,屯田殖谷,驰刑谪徒,以充实之。”北部的边郡破坏最为严重,土地荒芜人口逃散,恢复也最为困难。当时采取招还本地居民垦种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东北部的屯田，据《后汉书》载:“(阳嘉元年十二月)庚戌,复置玄菟郡屯田六部”，恢复在东北地区的屯田生产。
西北的屯田,规模最大,收效也最著。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窦固率重兵北击匈奴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伊吾卢城,并在那里设置了宜禾都尉督率屯田。随着西北屯田事业的兴起,西域与内地的联系也在不断地加强。东汉中期以后西羌多战事,西北边郡遭受严重破坏。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任命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率军屯田龙耆。后金城长史上官鸿在归义、建威设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在东西邯设置屯田五部,又增加留、逢二部,这样沿河两岸布列屯田合计三十四部。在西北的军事斗争中起到了“隔塞羌胡交关之路,及省委输之役”的重要作用。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又采纳了尚书仆射虞诩的建议,重建了朔方、西河、上郡等三郡,并于安定、北地、上郡、陇西、金城等地广置屯田,常储谷粟,节省内郡运输的费用达一亿计。②
①《后汉书·杜茂传》。
②《后汉书·西羌传》。
东汉的屯田不限于边郡,内地郡县的屯田也正进行。据《后汉书》载建武四年刘隆屯田武当、建武五年张纯拜太中大夫将兵屯田南阳、同年王霸为讨虏将军屯田新安、建武八年又屯田函谷关。
这些屯出在东汉初年就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建武六年十二月光武帝曾下诏日:“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五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 -,如旧制。”①此外东汉官府还采用招募的办法，组织无业流民耕种国有土地,实行民屯。由官府提供田器,并免除租税五年，免除算赋三年，称为“假民田苑”,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粮食产量。
5、军费筹措
东汉时期的军费，主要取之于国家向民众征收的租、赋、杂税等税收以及盐铁之利等。
租,指田租，郎土地税。东汉的田租在初年因军费浩大,用度不足,曾一度收取十一之税。至建武六年又正式恢复为三十税一的西汉旧制。西汉的田租不分土地的瘠沃一律三十而税一,东汉至章帝时开始依照土地的肥瘠分别为三个品级,各立为簿,收藏在郡县官府,并根据不同的品级确定田租之多少。到了东汉后期桓帝之时又附加税钱。据《后汉书·桓帝纪》载,桓帝延熹八年于常赋之外亩敛税钱,每亩征十钱。以后至灵帝中平二年又变本加厉,税天下亩十钱。
东汉承西汉旧制又有假税与逋税的征收。假税是对渔采于川泽山林者所征收的一种土地使用税。逋税也是与田租并行的土地税。东汉时期每当荒年即有颁诏免假税或逋税之举,唯征收的确切.数额，史缺载而不详。
赋,指算赋、口赋、更赋,即人口税。东汉承西汉旧制照收不减。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如汉章帝元和二年诏令郡国:“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又如汉安帝元初元年有除三辅口算之,诏令、元初六年会稽大疫诏令除田租口赋。东汉时期有更赋之征。“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贫者欲得雇更钱,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当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成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当者自戍三日,不可往更还,因便任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也。”①这是对东汉有三更的解释。《后汉书·虞诩传》说:“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这所谓的走卒钱即指卒更之免役钱而言;所谓给贷贫人,即以此免役钱另雇贫人代服徭役而言。又《后汉书·安帝纪》云:“永初四年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算、刍稟。”这些文献记载可证东汉有更赋之征。
东汉时期的杂税继承了西汉的名目,甚至贫民的衣履也征税，诚如灵帝时吕强所说，“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东汉初兴,由子战争频繁,经用不足，子是朝廷实行盐铁官营,收其利以支付军事费用。至汉和帝废除了盐铁私营的禁令,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实行盐铁私营,任民鼓煮,官收商税,以充军国费用。
6、仓库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掘的实况表明,东汉时期的大型仓储主要有太仓、敖仓、根仓、泾仓、阳周仓、定陶仓、海曲仓、以及嘉禾仓、常满仓、常平仓等。太仓设在都城洛阳,设有太仓令专司郡国转漕粮谷与积贮。敖仓,据《东观汉记·安帝纪》载,“(永初)七年郡国蝗飞过调滨县、彭城、广阳、庐江、九江谷九十万斛送敖仓”。
①《东汉会要·食货》。
这一秦代著名的大粮仓到了东汉时期仍然在使用,仍不失为有名的一大仓储。
东汉时期的粮仓从形制上看,大体有地下圆困、圆形四足困、地上方形仓以及方形砖仓等。
东汉时期的粮仓从形制上看,大体有地下圆困、圆形四足困、地上方形仓以及方形砖仓等。
地下圆囷,一九五五年于洛阳汉河南县城被发掘出来。这种粮储容积相当大,直径一般在3米以上,深人地下3米左右,多用砖砌成。由于在困底中心发现础石,推测它立有中心柱。在堆积中并发现从顶上落下的瓦块,因此推断这种粮困是彤如伞状的圆攒尖顶困。
圆形四足困,湖南耒阳东汉墓出土的就是这种粮困,其底方平,顶上有硬山,檐向外展出。
方形仓,广州市东郊东汉砖室基出土的陶仓就是彷方形仓制作的,四壁微向外倾斜，上盖为园麦遇列结果
方形砖仓,洛阳汉河南县城曾发掘出一座东汉时期的砖砌方仓。这种方仓的建造方法是在当时地面下挖深1.45米,作方坑,然后在坑的四壁砌砖,形状如池子。地面上还覆盖有防风雨的设施。
从上述粮仓的种种形制来看,东汉时期很重视仓储设施的建造。这些仓储设施为当时粮食的大量积储提供了物质条件。东汉时期也很注重对武器的收藏。在都城洛阳就建有大型武库,专门设考工令主管兵器制造,制成品则传交执金吾藏人武库。又设武库令专门负责掌管武器的贮藏、维修与供给。东汉时代的武库已颇具规模,据《东观汉记》载,(元初)四年春二月,都城武库曾遭受火灾,烧毁兵工器具一百二十五种,价值千万以上。
东汉时期中央常备军的粮食与兵器补给,都依靠国家的仓储与武库。
7、交通运输
陆路:东汉时期的陆路交通以洛阳为中心,各主要交通于线由都城洛阳向州郡地方伸延。当时国内的主要交通干线有:其一,洛阳至长安干线。出洛阳西行,经函谷关抵长安。长安为周、秦、西汉的旧都,长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这时的地位虽稍逊于都城洛阳,但也不失为全国的另一中心。因此联系这两大中心的交通干线当是最为重要而繁忙异常的了。
其二,洛阳通西域干线。出洛阳至长安,再西北行经扶风、北地、安定、武威、张掖贯穿河西走廊至玉门关。出玉门关再西行,由新道(即北道)经伊吾北至车师,西抵乌孙;出玉门关西行,由南道经鄯善、于阗、疏勒,抵达葱岭。据海尔曼《中国与古叙利亚间之古丝路》所记,当时新道(即北道)的行程为二千一百公里。南道的行程为一千九百公里。
其三,洛阳通西南干线。出洛阳抵长安,再西南行循褒斜道经汉中抵达成都。据《后汉书·顺帝纪》载,延光四年(公元125年)诏令益州刺史开通褒斜道。这条山道是利用褒斜谷的地理形势开凿而成，全长一百七十里(一说七百里),密切了关中与巴蜀的联系。由成都再向西南伸展可抵达昆明、永昌等地。
其四,洛阳通南方干线。一条由洛阳西南行经桂阳至南海。
《后汉书》记载了此条道路修筑的情形:“先是含框、浈阳、曲江(今广州、韶州一带)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去郡(指桂阳)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日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于是桂阳太守卫飒“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民息,奸吏杜绝”。①道路开通后既除去了弊政,又方便了交通。
另一条由洛阳至长安,再出武关经南阳抵达江陵,这是一条沟通中原与江南的重要孔道。
其五,洛阳通东南方干线。一条出洛阳经陈留,沿鸿沟、颍水入
①《后汉书·卫飒传》。
淮,再南循淝水、巢朔以达于江南.另一条出洛阳经定陶,循泗水人淮河，再沿邗沟以达于江南。
其六,洛阳通东方于线。由洛阳东行直达临淄，再向前伸展至濒海地带。
其七,洛阳通东北干线。由洛阳北渡黄河经邺及邯郸以通涿蓟，再延向辽东。在至辽东的交通线上有一条道路叫飞狐道,是东汉初年为防御匈奴、乌桓而修建的,《后汉书》所载王霸发“驰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就是指这条道。
其八,洛阳通北方于线。一条出洛阳经关中直达塞外九原。另一条出洛阳渡黄河,经平阳、晋阳通抵云中。
这套以都城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密切了中心区城与地方的联系,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为中央常备军出征作战,提供了便利的交通保障。
东汉时代由中原通往中亚的交通线,在西汉的基础上又向西大大延伸了。出玉门关西行从鄯善傍南山(昆仑山)北麓经车且、于阗、疏勒,翻越葱岭至大月氏、安息,再往西可至大秦。这是东汉时代中西方贸易往来的重要交通线,当时中原盛江的丝织品便由这条商路源源不断的运往中亚地区，再转运到欧洲去,因此被誉为“丝绸之路”。
除“丝绸之路”外,当时的中西交通还有一条通道,即通过掸国(即今日的缅甸)通大秦。据《后汉书》载掸国之通于中国早在和帝永元九年，到了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遗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人”。由此知掸国与大秦交通。
水路与桥梁:汉代的水路交通不及陆路交通发达。据《后汉书》的记载东汉时期的漕运水路有如下几条:
黄河漕运。据杜笃《论都赋》云:“鸿、渭之流,径人于河;大船万温水漕运。据《水经注》云:“温余水出上谷居庸关东,又东过军都县南,又东边蓟县北。”在王霸的建议下开通了温水漕运,减省了陆路转输之苦②,在抵御匈奴的军事活动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洛水漕运。据《后汉书·张纯传》载,张纯任大司空主持水利建设,于是凿穿阳渠引洛水漕运粮食,取得成功,获利不小。另外在常山国开凿了常山呼沱阿蒲吾渠，于是开通漕船，建成一条水上运输线。③
另据《后汉书·虞诩传》载,虞诩任武都太守时带领吏士烧石剪木,开漕船道的情形。原来自沮至下辨数十里,运道艰险,舟车不通,经过这次开拓,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十余万”。
上述见诸文献记载的漕运路线都在北方,南方的江湖河网水脉纵横,水量充沛,更适宜于发展水上运输事业。尤其是长江，自春秋战国以来,船舶航行往来不绝,时至东汉时期运力运量都会有增无减。
东汉的桥梁建筑有较大的发展，随着木结构建筑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各种木梁桥的铺设提供了新的建筑技术,也由于交通运输的需求,桥梁建筑倍受重视。从考古发现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的画面形象可知东汉时期桥梁的构造样式,有多跨梁式桥、梯桥、拱桥等。其中以多跨梁式桥为常见。苍山东汉画像石所刻画的桥就是多跨梁式桥。其形状为中跨水平,边跨倾斜,两侧安设桥栏,桥两头立有桥表,桥下支柱粗壮，上排有许多圆形托梁,是一座木结构桥梁。桥面上有三骑吏、三轺车络绎通过，桥下可通舟船。根据车马与桥的比例,总跨度不会少于15米。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桥表,表柱雕刻花纹,柱顶贯以云版。桥表除了装饰作用外,还起着指引行人、标识过河方位的作用。
①《后汉书·杜笃传》。
②《后汉书·王霸传》。
③《后汉书·郡国志》。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上所绘居庸关附近的桥梁,也是多跨桨式桥。相比之下桥柱低矮,桥表设立于中跨西端,桥下每跨之间由三根排架式木桩支承,木桩置两挑斗拱承托盖梁,桥面可容车骑并列通过。
在多跨梁式桥中,以两坡梁式桥最为常见,以木结构为主,或木石结合。两坡梁式桥建造较易,外形美观且取材方便,同水平梁式桥相比,减轻了水平跨的压力,并把桥面承载重量后产生的压力变为撑力分散到桥的两端。由于桥跨净空大,有利于船只通过,在汛期又便于泻洪。
海路:东汉时期的海路交通,一为沿海航线、二为东方之海外航线、三为南方之海外航线。
沿海航线,南达交州,北至辽东。据《后汉书·郑弘传》载,汉章帝建初年间,南方的交趾等七郡贡献给朝廷的物品,都是从东冶出发经沿海航线运往北方来的。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许多人浮海南下逃往交趾,如许靖与袁沛、邓子孝等人为避乱而泛舟南下,经东瓯、闽、越沿海,行经万里,历尽艰辛。①孙权也曾多次派出船队装载货物泛黄海北上,与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来往贸易②。
东方海外航线,横渡黄海至朝鲜,再至日本。据《后汉书·东夷传·倭国传》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凡百余国…..其大倭王居邪鸟台国,东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献朝贺,就是经由这条东方海上航线来到大陆的;汉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献生口百六十人,也是经由这条东方海上航线到达洛阳的。
①《三国志·蜀志·许端传》。
②《三国志·魏志·公孙度传》。
南方海外航线,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乘船从广东徐闻、合浦等地出发,行船约五个月到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行船四个月,到邑卢没国(缅甸太公附近);又行船二月余到黄支国(印度马德拉斯附近);自此往南可达到已不程国(斯里兰卡)。自黄支国返航约八个月到皮宗(马来半岛);又行八个月返国。这是我国航海船舶经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航行于印度洋的- -条重要航线。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也是沿这条航线来到中国的。当时的交趾海口成为中国对外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
8、军马
东汉注重加强马政建设,虽畜养的规模不及西汉时期,但总的说来还是非常重视军马的畜养以保障供给军需。
光武中兴开辟河北基地之时,就得力于骑兵。《后汉书·寇恂传》载，当年刘秀北征燕、代,是寇恂鼎力相助，在其政令所行地区养马二千匹，造矢百余万,收租四百万斛供给了刘秀军方取得了河北的军事胜利。
东汉初年,全国重归一统，战争停息,曾一度削减马政的经费，废除一些养马场,减少了军马的畜养数量。如西汉的牧师苑分设在河西六郡,中兴后皆省,只留下汉阳的流马苑一处养马场。①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又下诏减少京师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的军马数量②,但这些养马场仍然保留下来。至东汉中期朝廷又不断下诏增设养马场,扩大军马的畜养量。安帝永初六年(公元112年)诏令越雋设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不久又诏令在益州郡设置万岁苑、在犍为郡设置汉平苑,在西南地区大力发展养马业。
①《东汉会要·兵中》。
②《后汉书·和帝纪》。
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又设置了承华厩。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又设置了驗骥厩,专用来畜养调自郡国的善马,骏马一匹价值二百万。公元184年(灵帝中平元年)又下诏公卿贡献马匹用作军马,并诏令京师厩马,除郊祭之用外一律充作军马。①可见东汉中后期非常重视马政建设,畜养的军马不断增多,这当然是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相适应的。
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相马著述一《铜马相法》。 其作者总结了前人对马匹的研究成果,根据自己多年来的观察与实战的经验,深人地研究了马的骨相,提出一套辨别马力的方法。他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②他认为:“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两孔间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面有光,此马千里。颔下欲深，下唇欲缓,牙欲向前,牙去齿一寸,则四百里;牙剑锋,则千里。口欲满而泽,腹欲充，膁欲小，季助欲长,悬薄欲厚而缓。悬薄,股也。腹下欲平满,汗沟欲深(而)长,(而)膝本欲起，肘腋欲开,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坚如石。”③《铜相马法》的撰成,表明东汉对选用军马十分重视。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的青铜奔马,就是东汉时代人们理想的宝马良驹。这匹铜马高34.5厘米,造型雄骏非凡,作风驰电掣般奔腾,蹄下踏一飞鸟,更显示其驰骋的飞速。
9、重要 战争战役的后勤保障
刘秀镇压赤眉农民军的战争:
建武元年(公元25年)9月,赤眉军西进关中,攻人长安。当赤眉军西进关中时，刘秀便派遣邓禹率重兵尾随在后伺机“围剿”。当时诸将豪杰都劝邓禹挥师直攻长安。邓禹认为赤眉军新拔长安，财谷充实,锋锐不可当,而自己所部“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其众虽多,能战者少。于是他率军绕道长安之北进至枸邑,利用长安西北的上郡、北地、安定等郡地广人稀、饶谷多畜的有利条件,‘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充实部队,静观长安方面形势的变化,伺.机进取。邓禹久不进兵遭到刘秀的责问,促其以时进讨尽快平定酉京,但邓禹根据当前的形势认为进攻长安的条件尚不成熟,所以仍留在长安西北地区,征集兵员,搜集粮谷,以待条件成熟。
①《东汉会要 ·兵中》。
②《东汉会要·兵中》。
③《后汉书·马援传》。
长安及三辅地区,由于战火连年,农桑俱废,粮食严重缺乏。长安附近的豪强地主却千方百计地隐匿粮食,以坚壁清野来抵制赤眉军。这使进入长安城的赤眉农民军得不到粮食补给，陷入困境。他们被迫撒离长安,向西进发,希望到安定、北地找到粮食。西进的赤眉军遭到陇西隗嚣势力的阻击,当进至阳城、番须的途中又遇到罕见的大风雪,坑谷皆满,士卒多冻饿而死。于是再折回长安。在赤眉军离开长安西进之时,伺机以待的邓禹军乘虚攻人长安,并于郁夷(陕西宝鸡县西)袭击赤眉军。处于饥饿之中的赤眉军仍有一定的战斗力,在柬街的夜战中重创了邓禹军。但终因粮食馈乏,不能久留长安,赤眉军决计撤出关中引兵东归。刘秀紧紧地抓住并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重新进行部署:他命令邓禹军停止进兵,不与赤眉军争锋,并调回邓禹,派遣冯异为征西大将军主持军事;他根据赤眉无谷自当东归的形势制定了“以饱待饥、以逸击劳”的作战方针,并派出两路大军,一路由破奸将军侯进率领屯驻新安,一路由建威大将军耿舁率领屯驻宜阳,并指示赤眉军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赤眉军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以便集中优势兵力伏击赤眉军。冯异统军与东归的赤眉军在华阳对峙了六十多天，这期.间邓禹自愧受任无功,约邓弘共攻赤眉军,企图决一死战。赤眉军佯装失败，抛弃辎重逃走,预先在辎重车里装满泥土覆上豆谷,引诱敌军。邓弘军误以为是粮车便蜂拥而上竞相抢夺,结果乱成一团,赤眉军趁势回击,邓弘军一败涂地,邓禹与冯异赶来救援,才免遭覆灭。这时邓禹还不死心,不顾士卒疲劳,举兵再战,结果被赤眉军杀得大败,死伤三千多人,仅以二十四骑逃归宜阳。
后冯异率军与赤眉军约期会战,事先选拔精壮士卒,改换赤眉军的服装埋伏在道旁。第二天早晨亦眉军全力攻击冯异军,冯异军伏兵适时而起,衣服混杂难于识别,赤眉军不知所措,慌忙奔走,大败于崤底。于是赤眉军东走宜阳,而刘秀的重兵早已集结在那里严阵以待了。失去了后勤补给的赤眉军陷人了刘秀集团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人心惶惶失去了斗志,最终败北。
刘秀削平割据势力的战争:
刘秀利用河北基地提供的后勤力量,逐一削平了各地的割据.势力。在河北基地的创建中,刘秀吸取了当年萧何镇守关中不馈粮饷的成功经验，专力委任有牧人御众之才的寇恂负责后勤,“坚守转运,给足军粮”。寇恂造矢百余万支、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运送前线前后不绝。刘秀军在有力的后勤支援下北征南讨,平定了河北,成为可靠的基地。从此刘秀依托河北基地愈战愈强,先后“围剿”了赤眉军,削平了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粱郡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庐江的李宪。之后,又集中力量消灭了雄据陇西的隗嚣、称王巴蜀的公孙述,最终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当时公孙述割据益州,凭借其丰富的资源、险阻的地势,北连隗嚣东结延岑,称帝建号,与刘秀争夺天下。为此他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大作营垒,陈车骑,肄习战射,会聚兵甲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官南郑。….是时,述废铜钱,置铁官钱，百姓货币不行。”①并派遣将军李育,程鸟率兵数万乘屯陈仑,又遣其将任满、田戎将兵数万下江关,拔夷道、夷陵,据荆门、虎牙,横江水起浮桥、斗楼，立攒柱,绝水道,结营山上,以拒汉兵。
①《后汉书·公孙述传》。
刘秀在平定隗嚣后立即采纳了来歙“宜益选兵马、储积资粮”的建议,大转粮运,着手于进攻公孙述的后勤准备。准备就绪,刘秀大军水陆并进,杀奔巴蜀,于荆门展开了激战。征南大将军岑彭赶装战船数十艘以加强水上作战能力,又悬重赏招募军中主攻敌浮船的勇士。偏将军鲁奇应募，他率战船逆流而上,趁东风狂急直神浮桥。由于攒柱有反把钩,战船不能靠近,于是鲁奇利用火炬焚烧，殊死拼斗,风怒火盛,终于烧崩了桥楼。岑彭率大军顺风猛攻,一举攻克了荆门。荆门战前汉军与公孙述军一度相持不下,当地的越人观望成败,有人谋叛从蜀。正在此时属县运送委输的数百辆车到来,大将臧官连夜派人锯断门限,命令委输车辆回转出人,直到第二天天亮。越人侦探闻车声不绝，而门限又断,回报汉军大队人马到来。臧宫巧施妙计争取了越人,其渠帅奉牛酒前来慰劳。从而争取了同盟者,稳定了形势。
荆门战后,岑彭攻到江州城下,城内粮多,城防坚固,一时难于攻拔。岑彭于是围而不攻,亲率主力深人敌后攻破平曲,夺取了敌方米粮数十万石,及时得到补给,士气保持旺盛,因此迅速地向纵深发展。
公孙述大将延岑在沅水集结重兵组成防线,臧宫率领的部队人数虽多,但由于转输不至,粮食缺乏,陷人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恰巧这时刘秀派谒者送马七百匹给征南大将军岑彭，臧宫于是当机立断利用这七百匹马补给自己的部队,重振了军威,乘势星夜进兵。汉军多张旗帜,左骑右步,水陆俱进,呼声动天地,一举战败延岑,突破了沅水防线并乘胜追击,逼近了成都。在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公逊述采纳延岑建议,悉散金帛招募敢死斗士五千余人，潜人汉军背后发动袭击。汉军主将吴汉被击堕水缘马尾逃生,一度丧失了攻取成都的信心。最后吴汉与臧官会合奋力死战,重创公孙述,平定了成都。
东汉与匈奴的战争:
东汉初年北方的匈奴又强盛起来,并与彭宠、卢芳等封建割据势力相勾结,不断地袭击北部边郡,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东汉初年对于匈奴仅有防御之备而无反击之力,面对匈奴的侵拢,则采取一种筑亭障以自保的退守对策.建武十二年十二月“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部驰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①”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东汉王朝趁势集中力量打击北匈奴。南匈奴内附后,东汉利用南匈奴以抵御北匈奴,汉廷赐给南单于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什器,又转运河东的存米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进行笼络、安顿。每年南单于遣子入朝都要赐单于及阏氏、左右贤王以下缯帛万匹。东汉每年以约一亿九十余万的巨额军费供给南匈奴,使北部诸郡安定下来。于是原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郡的居民纷纷回到本地,生产得以恢复。东汉朝廷还利用南匈奴牵制北匈奴。公元73年汉军分四路出击北匈奴,窦固、耿忠部攻至天山击败呼術王,追至蒲类海,夺取伊吾庐地,并在那里设置了宜禾都尉,留下部分远征军屯田。后又设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进行屯田固守。
后北匈奴重攻金蒲城,耿恭率屯田兵坚守。为提高杀伤力量，耿恭用毒药傅矢,发强弩射击敌人。敌人中箭者视其箭创皆沸,大惊失色,呼日:“汉兵神,真可谓也!”于是解围而去。不久车师叛乱，与北匈奴- -同攻打疏勒城。耿恭坚守数月,粮食用尽,便煮弓弩铠衣,食其筋革。汉军将士誓与城池共存亡,伤亡至几十人继续死守。单于千方百计招降耿恭都遭拒绝,于是大怒增兵猛攻,形势万分危急,耿恭等数人仍不动摇,后朝廷援兵赶到才得脱险。当耿恭回到玉门关时,只剩下十三人,衣履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众亲自为他们洗沐更衣。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班超通西域的斗争:
窦固、耿忠率远征军击败北匈奴,夺取伊吾庐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军屯,是东汉经营西域的开始。之后,东汉朝廷派遣班超逋西域。班超只带领吏士三十六人在西域展开了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斗争,开通了南道。于是东汉重设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并组织屯田,加强在西域的军事力量。后汉明帝崩,北道焉耆、龟兹在北匈奴的支持下攻没了西域都护陈睦。当时,朝廷大丧,不但不能派兵增援,而且还关闭玉门关，征班超回京,准备放弃西域。在严峻的形势下班超以大义大勇留在西域坚持斗争。他善于依靠南道诸国的力量,因西域之兵,就西域之粮,以制西域之变。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发于阗、拘弥、疏勒及康居兵一万余人攻破姑墨,解除其对南道疏勒的威胁。后班超又发动疏勒、于阗两国军队从东西两面夹攻莎车。康居王派遣精兵救援莎车,班超力不能敌。是时月氏与康居新婚,斑超便派遣使者带重礼给月氏王,请晓示康居王。结果康居不战退兵,乌即城遂降服于班超。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月氏遣其副王谢带兵七万浩浩荡荡越过葱岭而来，企图消灭班超的势力，建立其在西域的统治权。班超的部下都惶恐不安，而班超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越葱岭而来,没有运输，并不足忧。于是采取坚壁请野的对策,收藏粮谷,坚守不战。大月氏侵略军到达后求战不得，掠夺又无所得,数日过后带来的口粮将尽,于是遺使用金银珠玉赂龟兹,企图取得粮食补给。班超预知其情,设置伏兵劫击月氏使者。月氏军无计可施，只得遣使请罪,愿求生还,由是月氏及远近等国震动,深知班超的利害。班超投笔从戎，在西域艰苦奋斗了三十一年,终于完成了开通西域的事业。
东汉与羌人的战争:
东汉初年,羌族人民大量内迁,与汉族人民相互交往。但郡县官吏与地方豪强对待羌人肆意侵凌,积以愁怨。羌人于是起来反抗,他们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版案以为盾牌,或执铜镜以象兵。东汉官府动员重兵对斩竹截木而起的羌人进行血腥屠杀,导致了持续长久的羌汉战争。
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在西北地区，当此之时,西北一带郡 县官吏纷纷弃城逃亡,移官署于内地,并迫令当地的居民内徒，“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嫁,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饥荒,而驱蹙劫略,流杂分散,随道死亡…丧失太半。”西北的残破,居民的内迁,使东汉官军的粮秣补给要全部依赖于内地转输,费时费力,耗损巨资。因而谋士们纷纷提出用屯田的办法就地解决粮秣的补给,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安定降羌烧当种反，曹凤请求在西北广设屯田,以“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朝廷于是拜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负责在龙昔地区组织士卒屯田。后来又采纳金城长史上官鸿的提议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又接受侯霸的建议在东西邯屯田,增留、逢二部,形成了“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的局面。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粮供给严重匮乏的困难。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凉州先零种羌反,朝廷派遣车骑将军邓骘前去征讨。庞参使其子俊上书力陈西北地区兵乱灾荒连年“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人”的严重局势,建议屯田养兵，以持其疲。朝廷认为有理,征邓骘回师,拜庞参为谒者督促三辅地区诸军屯“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纽,然后畜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②尚书仆射虞也上琉,认为内徒郡县是弃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建议恢复朔方、西河、上郡。朝廷于是下令恢复三郡,并派谒者郭璜督促内陡的边民各归旧县,修缮城廓,设置候驿,又“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①东汉官军重视发挥骑兵的作用。中郎将任尚出屯三辅征讨羌人,虞诩就劝他以骑代步。他说:“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任尚用虞诩计,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供市一马,舍甲胄,驰轻兵，以强大的骑兵追击羌人。在攻击杜季贡的战斗中,任尚的骑兵发挥了快速作战的重要作用。②
①《后汉书·西羌传》。
②《后汉书·庞参传》。
东汉官军更重视使用发挥重武器的作用。《后汉书·虞诩传》载虞诩带兵三千守赤亭,遭到上万羌人围攻数十日,他下令军中列强弩勿发,而连发小弩。羌人以为射力弱,并兵急攻。虞诩于是下令使用二十支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中必死亡,羌人震动,纷纷败退。
又一次虞诩带领少数部队行军,被数千羌人拦截追击在陈仓蛹谷。虞诩扬言请兵增援，日夜兼程百余里，下令军吏各作两个军灶,每天增加一倍,羌人不敢逼近。有人问虞诩“孙膑臧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行二百里,何也?”虞诩解释说:“虏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他巧妙的运用增灶示强的方法赢得了时间,贏得了主动,闯过了敌人的拦截追击。虞诩还有易服回转以示强的方法与羌敌周旋。一-次他悉陈其兵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人,贸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人不知其数,以为大军来到惊慌撤走。虞诩暗中派出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掩击敌人,大破之斩获其众。他又依据地势筑营垒百八十所,招抚流亡，安定了局势。③
①《后汉书·西羌传》。
②《后汉书·西芜传》。
③《后汉书·虞诩传》。
四、刘秀、邓禹、来歙的军事后勤思想
1、刘秀的军事后勤思想
刘秀(前6–公元57年),即光武帝,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在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中，他同其兄刘繽加人缘林军,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于公元25年称帝。后镇压赤眉军，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在位期间,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改革,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迎来了东.汉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史称《光武中兴》。刘秀的军事后勤思想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建立军事后勤基地的思想。在平定农民起义和割据势力的战争中,他选定了河北作为发展自己势力的地盘,全力以赴创建河北基地。在任光、邓禹、寇恂等人的支持下,他以信都为据点展开了艰苦的创业活动。他采纳了邓禹的建议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对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励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①于是率军北征燕、代,寇恂不负重托“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时军食急乏,恂以辇车骗驾转输，前后不绝。”在寇恂馈饷不乏的有力支持下,刘秀由北至南,征燕代、击中山、拔卢奴;又得到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的支持,围巨鹿拔邯郸平王郎;又击败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农民军。由是刘秀拥众数十万。号称铜马帝,成为河北的真正统治者。从此他以河北为军事后
勤基地兴兵出征,相继“围剿”了赤眉农民军、削平了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郡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庐江的李宪等,统一了关东。又集中力量攻灭了割据陇西的隗嚣、称王巴蜀的公孙述,最终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一系列胜利的取得除了刘秀的政治、外交、军事指挥才能外,来自河北基地的源源不断的兵源、粮饷,使士气旺盛所向无敌起了重要作用。
①《后汉书·寇恂传》。
其二,“以饱待饥、以逸击劳”的战术后勤思想。在这一后勤思想指导下他成功地取得了“围剿”赤眉农民军的胜利。当赤眉军西进长安之时,刘秀就命邓禹率重兵追随其后伺机“围剿”。邓禹连战皆为赤眉击败,这时刘秀诏令邓禹“勒兵坚守,慎与穷寇争锋”，他根据关中久经战乱农桑俱废,粮食奇缺的状况及赤眉军北有邓禹、西有隗嚣、南有延岑与更始余部陷人四面楚歌的形势,考虑到赤眉军必将撤离关中而东归,制定了“以饱待饥、以逸击劳”的作战方案。派出两路大军伏于赤眉军东归的必经之地，一路屯驻新安、一路屯驻宜阳,并指示若赤眉军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若赤眉军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果不出刘秀所料,赤眉军在军粮断绝连战疲劳的情况下东归,终于落人了刘秀予先安排好了的伏击圈。而对刘秀饱食暖衣严阵以待的大军,赤眉军饥卒难战、疲劳难战,只得東手就擒了。又一次刘秀带兵与铜马战于笫,钢马兵势强大屡屡挑战,刘秀则坚营自守,伺机派出轻骑断绝敌方粮道。一个多月过后，铜马军粮用尽,不得不连夜退兵,刘秀军乘势追击到馆陶即大破钢马军。这些战役体现了他的“以饱待饥,以逸出劳”的后勤思想。
其三,在后勤支援能力的限内迅速达成军事目标。
在具体作战的指挥中,刘秀主张在粮食少的情况下应最大限度地集中全部力量对敌作战,以争取时间迅速取胜,防止粮尽军败。昆阳大战之时，面对王莽的百万大军的层层包围,刘秀认为:“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力主集中全部力量破敌。他还主张要想获得更多的财物，只能通过打胜仗,从敌人手中夺取;对于不合格的士兵应当精减以节约粮食。
其四,注重屯田。利用军屯生产粮食实行就地补给。据《后汉书》载,建武年间不断兴办屯田,如建武四年派刘隆屯田武当;建武五年拜张纯为太中大夫将兵屯田南阳;又拜王霸为讨虏将军,第二年王霸率军屯田新安;建武八年王霸又带兵屯田函谷关,击荥阳、中牟取得胜利。在北部边疆地区更大兴屯田,建武六年十二月刘秀下诏日:“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②可见建武初年屯田就很有成效,无疑是刘秀重视的结果,体现了他的兴办屯田补给军粮的后勤思想。
2、邓禹的军事后勤思想
邓禹(公元2–58 年)字仲华，东汉初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初跟随刘秀镇压河北的铜马等部农民起义军。后为前将军率军人河东，镇压缘林军王匡、成丹等部。刘秀即位后,他任大司徒,封鄭候。又渡河人关,所部号称百万,不久为赤眉军所败。刘秀统一全国后,改封高密候。
邓禹知人善任，重视后勤人才。他在辅佐刘秀创建河北基地过程中，极力向刘秀推荐寇恂为河内太守。他说:“昔高租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③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
③《后汉书·寇恂传》。
可见他对后勤基地的作用有着明确的认识,而且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户口殷实带河为固的河内是较为理想的地方,也可见他是很有见地的。刘秀任使诸将往往要征求他的意见，每有推荐皆当其才。他所举荐的寇恂转运粮食马匹兵用器械,前后不绝,有力地支援了刘秀在河北的军事攻势。
赤眉农民军入关,邓禹奉命率领重兵西进,一路上他非常注重因粮于敌,竭力充实自己部队的军需给养。西进中攻破箕关进人河东,首先夺取了敌人的辎重千余乘。在追击更始部下王匡、成丹、刘均的战斗中,又获取敌人的兵器不可胜数,从而大大改善了自己部队的装备。进入关中后,诸将豪杰都劝邓禹直取长安,他说:“不然，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谷充实,锋锐未可当也。”他认为没有充分的物质储备,在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的情况下,是不能向敌人发动进攻的,尤其是进攻大城市更是如此。在缺少粮食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自己部队的给养困难,他主张把部队带到地广人稀物产丰富的地方去休兵就食，他说:“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敝,乃可图也。”①他选定长安北部三郡地方“就粮养士”,补养充实自己的部队的实力,等待敌方力量衰敝的时机，在敌弱我强的形势下再乘势而攻,才具有胜算的把握。当邓禹于关中久不进兵,刘秀便致书切责他“长安吏民,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在这种情况下,邓禹认为进攻长安的条件尚未成熟,为确保西进的胜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非但不攻长安，而且“别攻上郡诸县,更征兵引谷”。但是后来他被征回京，自惭去师无功,于是违背了自己的后勤思想,带领饥饿之卒频频出击赤眉军,结果连遭失败。
①《后汉书·邓禹传》。
3、来歙的军事后勤思想
来歙(?一公元35年),字君叔,东汉初南阳新野(今河南南阳)人。起初在刘玄部下为官,不得志。后投刘秀,任太中大夫。公元35年他率军人蜀攻打公孙述,被公孙述的刺客刺死。刘秀追封他为节候。
来歙是光武帝刘秀的重要谋臣战将,他的治绩与战功主要表现在对西北的经营,而且都与他重视后勤的思想分不开。建武八年(公元32年)来歙率精兵二千余人袭击隗嚣的战略要地略阳。他避开大路,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城下,趁守敌不备发起攻击,一举攻克该城,斩守将金梁。并加固城防,据守该城成为汉军插人隗嚣腹地的一把利刃。隗嚣得报后大惊曰:“何其神也!”连忙增兵万人围攻略阳,又筑堤激水灌城,企图夺回。来歙与将士们固死坚守,箭矢用尽,便“发屋断木为兵”，从春天坚守到秋天。而隗嚣的锐卒久攻坚城不下,疲敝已极。当刘秀发援军赶到略阳时不战而围自解。在平定了隗嚣的割据势力后,来歙又上书陈述攻取巴蜀平定公孙述的方略,书称:“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荡,则述智计穷矣,宜益选兵马,储积资粮。昔赵之将帅多贾人,高帝悬之以重赏。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馑,若招以财谷,则其众可集。臣知国家所给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①其方略的要点集中在招以财谷,饥敌可降。刘秀深以为然,于是大转粮运至西北,并命来歙率征西大将军冯异、建威大将军耿算、虎牙大将军盖延、杨武将军马成、武威将军刘尚人尺水。隗嚣支党周宗、赵恢及天水属县在财谷招诱和军事进攻的形势下皆降服。隗嚣败亡后，原来归附的五谿、先零诸种羌人到处抢掠,州郡不能制。来歙便大修攻具,率盖延、刘尚、马掇等进击之,攻破金城,获牛羊万余头,粮谷数十万斛。当时陇西虽平,但饥荒严重,于是来歙利用夺取来的粮食“倾仓廪,转运诸县以赈赡之”,于是陇谷的局势安定了。
①《后汉书·来歙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