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第五

作者：迈克·德龙　诺亚·卢克曼·美国

出自————《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

出自————《战争通史》

　　“我们不妨套用苏联人的一种说法，那就是战争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决策周期’。我们的军队实际上已经剥夺了敌人的反应能力。伊拉克军队即将采取的行动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而伊拉克军队要等到48到72小时之后才能反应过来自己在做些什么。” [ 译者注：决策周期理论又称“波依德理论”或“OODA周期理论”，是20世纪末的军事战略家约翰·波依德提出的观察、判断、决策和行动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战争中一方能够缩短自己的“OODA周期”，进入敌人的“OODA周期”，就会延长敌人的决策时间，剥夺敌人做出反应的能力，使敌人无法及时地采取新行动，做到始终“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

——汤米·弗兰克斯将军

　　两架F－117隐形轰炸机开始起飞，三个小时后它们就能穿过伊拉克边境，但是它们接到指令，除非接到命令，否则不能进入伊拉克领空。它们各自携带着两枚两千磅的钻地炸弹，威力巨大，足以穿透萨达姆最深的地下掩体。如果萨达姆的确藏在那里，那他至少是要大吃苦头了。

　　在卡塔尔的中央司令部基地内，弗兰克斯身边的所有人都很紧张。尤其是中央司令部的空军将领们对这次任务更是焦虑万分。可是，弗兰克斯一直镇定自若。

　　“用你的鼻子呼吸。”他说。

　　这是典型的从弗兰克斯嘴里说出来的话，而这话最终让他们镇定了下来——毕竟这不是什么不情之请。

　　终于，我们的飞行员接到命令，可以进入伊拉克领空。他们开始向萨达姆的掩体飞去，在他们前方还有两个小时的飞行路途。就在它们行进之时，我们从数百英里以外的海军航空母舰上发射了数枚战斧式导弹，旨在摧毁轰炸机沿途经过的伊拉克防空系统。导弹在极其完美的时间极其准确地击中了伊拉克的防空体系。双方配合得天衣无缝。在隐形轰炸机飞临某地上空前几分钟的时间里，导弹就将该地的防空体系彻底摧毁了。飞行员可以看到一次接着一次的爆炸，仿佛是他们在身后甩下了一连串的炸弹。战斧式导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那天晚上，我们的轰炸机没有遭到一枚伊拉克导弹的袭击。

　　最后，隐形轰炸机到达了萨达姆·侯赛因当晚选择的就寝地点。这是一个简单的、没有任何标记的民居，在它的下面就是一座德国制造的用水泥加固的掩体。隐形飞机在48小时的最后期限过后、黎明破晓之前的几分钟时间里投下了飞机上所携带的炸弹。炸弹引起了巨大的爆炸。

　　中央情报局当时有人在场，他目睹了这次袭击。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无法确认萨达姆是否已经死亡。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派人前往此地，搜索废墟，找到DNA样本，但是我们的人无法立即赶到现场，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设想他仍然活着。

　　一大群爱唱反调的人第二天便跳出来，说这次“斩首行动”破坏了整个作战计划。但是他们错了。我们对意外情况是有所准备的，动用隐形轰炸机并没有对整个计划带来任何改变。这种弹性正是弗兰克斯计划中的一个特点。

　　不过，轰炸该掩体很可能促使伊拉克对南部油田采取行动。我们有情报称，五支伊拉克常规军正在调集。我们知道南部的1,500口油井是伊拉克的攻击目标。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掠夺者显示，有三口油井已经起火了。这很奇怪，因为伊拉克的军队还没有到达那里。据我们所知，它们都被预先埋置了地雷。他们是准备把所有油井都炸掉吗？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坐等24小时，就很可能会失去抢救油井的时机。

　　我们最终的作战计划要求我军首先进行24小时的轰炸，接着发动地面进攻。这会给地面部队一丝安慰，但仍然会让伊拉克人大吃一惊，因为通常在我们的地面部队到达以前，要持续进行几个星期的空袭。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挽救这些油井——我们别无选择——就必须立即派出地面部队。我们的计划关键在于灵活：一旦地面部队必须首先投入战斗，他们就能立即出发。

　　“告诉海军陆战队提前24小时采取地面行动。”弗兰克斯向地面战争总司令陆军中将大卫·麦克南(David McKiernan)下达了命令。就这样，地面战争正式打响。

　　在南部，攻占1,500口油井是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任务，英国的一支突击队负责助攻。他们急速行军赶到巴士拉，要在油井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将其攻占。这是一项近乎苛刻的命令；许多地方都有可能出错。如果我们在油井附近展开枪战，就很可能意外地引燃油井。即使我们将完好的油井攻占下来了，士兵们也要按照正确的程序将复杂的油井操作系统逐个关闭；只要转错了一个高压系统上的阀门，就有可能导致所有的油井发生爆炸。一旦油井被毁，就将造成一场环境灾害，而美国的纳税人就要再拿出数亿美元来收拾这片残局，重建油井。

　　伊拉克在科威特边境线上用沙子修筑了上千个大规模的防御障碍，从沙漠的一端绵延至另一端。我们的地面部队在真正开始行进之前，必须炸开这些路障。伊拉克人在这些路障后面都设立了岗哨，并用大炮瞄准前来的部队。他们认为美国和联军的坦克不得不从这些路障上穿过，这样一来，他们就很容易用大炮来对付这些坦克。

　　但是我们早有准备。在战争打响之前，我们就派战事工程师(拆除障碍的专家)赶到那里，准备用炸药将它们炸开。地面战争一开始，我们就把它们炸开了一个个大洞，然后长驱直入。与此同时，我们的飞行员也来到空中，对所有的伊拉克岗哨以及大炮所在地进行轰炸。

　　海军陆战队赢得了时间，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就赶到了油井所在地。我们原以为他们一路上会遇到顽强的抵抗，但他们只遇到了零星的抵抗。我们原以为油井周围会有重兵把守，但是它们几乎没有设防。我们打了伊拉克人一个措手不及。我们的士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按照正确程序将油井保护起来并逐一关闭。到战争第一天结束时，我们已经控制了油井。这让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3月19日，我们的空中部队和特种部队在伊拉克全境发起了进攻。在北部，我们开始实施空中打击。我们重创了他们的防空体系，重创了伊拉克常规军的11个师以及共和国卫队的两个师，并狠狠打击了其他几个主要目标。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土耳其不允许我们从其境内发动地面进攻，这样一来我们的地面部队要想进入北部就只有空中这一条路线了。我们不能在伊拉克防空体系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将他们空运到那里，而且我们需要他们尽快到达目的地，去抢救那里的1,000口油井，去阻止库尔德人卷入武装冲突，不然的话，土耳其就很可能要向他们宣战。

　　我们在北部不停的轰炸也更加有助于迷惑伊拉克政府。正如我们所期望的，伊拉克13个师都按兵不动，认为我们会在北方发动进攻。我们持续进行轰炸，并将搭载美国陆军第四步兵师的船只驶离了土耳其海岸，同时我们还一连数月有意向伊拉克传达错误情报，这一切都蒙蔽了萨达姆。

　　库尔德人保持了克制，与媒体所做的报道相反，土耳其当时没有向库尔德人的居住区派兵。事实是，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一直驻扎着一部分军队，而这些军队并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在西部，我们的特种部队不断发动快速突袭，摧毁了所有的伊拉克岗哨和飞毛腿导弹。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由于他们的努力，萨达姆始终都没能向以色列或者约旦发射一枚导弹。后来我们发现，萨达姆在伊拉克的西南部还藏匿了一些飞毛腿导弹，并且向科威特发射了其中的20枚导弹。我们的爱国者导弹轻而易举地就把大部分导弹拦截了下来。我们没有进行拦截的导弹最终都落入了科威特的沙漠中或者落入了海湾，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科威特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我们的特种部队还成功地摧毁了伊拉克西部所有的岗哨。失去了这些岗哨，伊拉克在西部就完全失去了耳目，而我们的部队就可以自由出入了。在南部，萨达姆没有用大水淹没平原，这又让我们如释重负。他也没有使用任何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总之，在战争打响的第一天，我们减少了大量的压力。由于策划出色、行军神速、出其不意、执行有力，我们最害怕出现的情况都得以避免了。萨达姆本可以开展大量的破坏行动，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其原因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被我们俘虏的伊拉克士兵在审讯中坚持说是我们打得萨达姆措手不及。尽管布什总统发出了48小时的最后通牒，萨达姆还是不相信美国会发动攻击——他认为我们顶多会对伊拉克进行连续几天的空袭。他认为美国没有发动全面进攻的欲望，尤其是我们没能在土耳其建设起进攻的前沿。他就要看到他犯下了怎样的一个大错误。

　　在“自由伊拉克”行动开始不出两天的时间里，我们的部队就已经向伊拉克境内推进了150英里，几乎跨越了前往巴格达的一半路途。如此庞大的军队以如此快的速度行进简直是史无前例。巴格达是我们的行动目标，我们的军队沿不同的路线向那里进发。

　　我们派遣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MEF)和位于东北方向的一支英国军队共同朝着乌姆卡斯尔和巴士拉的方向推进。他们不仅要占领那里的油田，而且还要保护第三陆军师的右翼，击败企图对我们发动侧面进攻的伊拉克军队，保证第三陆军师能够快速从中路直奔巴格达。我们将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和英国军队部署在乌姆卡斯尔地区还有另外几种考虑：萨达姆已经在巴士拉部署了好几个师的兵力，我们必须与他们交战。否则的话，我们的侧翼就会洞开，极易遭到攻击。另外，乌姆卡斯尔是一个港口城市；如果我们能将它牢牢地控制在手里，就可以打开水域，我们的海运补给，尤其是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就可以直达伊拉克。

　　在南方的主要战线上，第三陆军师正往北迅速逼近巴格达。他们行至南部城市纳西里耶(An Nasiriyah)的外围时遭遇了一路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抵抗。我们最初企图包围该城，但遭到了伊拉克军队异常猛烈的反击。后来我们从部队中调出几支分队继续战斗了几天的时间，而大部队则继续向巴格达推进。

　　我们发现，我们在前往巴格达的行军中遭遇的主要抵抗多是在主要城市的外围以及河流的渡桥处。要到达巴格达，就必须跨过伊拉克境内的两条主要河流——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和所有战争中必经的桥梁一样，这两条河上的桥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好在我们早有准备。在战争打响的几天前，我们就派侦察部队前往，尽可能多地将这些桥梁控制在我们手里。他们攻其不备，将那里的伊拉克士兵全部歼灭，夺取了许多桥梁。在战争开始之前，伊拉克人在大部分桥梁上都安装了地雷和炸药，但是我们的行动很迅速，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炸桥，就这样我们将大部分桥完好无损地夺了过来。由于侦察部队提前采取了行动，第三陆军师在需要过桥的时候就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这样一来就保证了我们的行军速度。

　　但是部分伊拉克桥梁有重兵把守，侦察部队无法将它们全部攻占。要想夺取这些桥梁，我们就必须等待常规部队来进行强攻。动用如此大量的部队来发动一场战争，问题之一就在于：所有行动都是大范围行动。你不能只夺取一座桥——你必须夺取一百座桥。有时候，我们还要自搭桥梁。我们的军队中有一支工程部队，他们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在一条较小的河流上搭建出一座桥梁。但是这需要时间、人力和货车。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余地。我们希望尽可能地节省时间。

　　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里，伊拉克各地爆发了数百场小规模的战斗，其中有大量战斗发生在渡桥处。我们的士兵英勇作战，他们的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为他们赢得了许多枚勋章。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为桥梁附近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火力支援，但是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以防误炸了桥梁。我们希望大部分桥梁能保存下来，留给我们自己使用。

　　有批评家说，我们的行军速度太快了，后勤部队无法跟上，很容易出现敌众我寡以及补给、燃料和弹药不足的情况。随军记者抱怨说，我们不得不丢弃一些燃油不足的坦克(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的批评家们都错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就是刻不容缓，绝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喘息之机，要让他们没有任何时间做出反应，没有任何时间调整到更好的防守位置上来，没有任何时间撤退到巴格达或其他主要城市，与我们进行城市巷战。我们准备了军用运输车向前线火速运送燃料和弹药。我们知道这并非易事，事实上确实很不容易。我们知道这会使我们的部队后方兵力不足，尤其是在我们和补给部队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这段路上我们的兵力确实空虚。但我们的计划就是要将伊拉克军队打得自顾不暇，无法趁人之危。

　　不过，萨达姆敢死队出现了，这是一支准军事编制的萨达姆的秘密警察队伍。我们知道有这样一支部队的存在，但是我们还以为他们会守在巴格达。这是我们在此次战争初期遭遇的一个意外情况。萨达姆敢死队并非如媒体刻画的那样，具有恐怖的杀伤力。他们只是行踪诡秘。他们总是从侧面袭击我们的车队，在迅速跑动中主要袭击我们的油罐车和后勤部队。他们是训练有素的杀手，残忍地杀害了许多逃往城外或向联军投降的伊拉克平民。但是媒体显然不明白，他们并不是优秀的军人。他们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不知道该如何与一支军队作战，其作战能力也不及正规军。他们非常擅长恐吓城市里的平民，但是在战场上，他们的能力还比不上伊拉克的常规军。而且他们既懦弱又愚蠢。他们白天战斗后，就四下散开退回城里——纳西里耶、纳杰夫、卡尔巴拉——把他们的军用车就停在总部外面。我们只要用直升机和固翼战斗机对它们进行轰炸就行了。自那以后，敢死队就开始威风不再了。

　　早些时候，陆军中将大卫·麦克南就有了“奔雷行动”这个构思。该行动开始于小城市，是让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在一个敌对城市里进行封锁，并全速穿越各个街道。他们必定会遭到小型武器甚至是火箭推动榴弹的袭击。一有人向他们开火，他们就立即予以还击，歼灭袭击者。艾布拉姆斯坦克(Abrams Tank)是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即使被火箭推动榴弹击中，仍能毫发无损。这些坦克在行动中不会做片刻停留，甚至绝不会减速。他们一边奔走，一边通过扬声器向敌人喊话，让他们缴械投降。几次行动下来之后，伊拉克人不再还击，我们的军队相对迅速而安全地将这些城市里的敌人全部清剿了。

　　到3月21日，也就是地面战争的第二天，有着8,000名士兵的伊拉克第五十一师便在南部宣布投降。我们一直在关注着第五十一师的一举一动——在战前，我们就通过情报部队接连几周做他们的工作：利用我们的情报人员建立联系，瞄准他们的高层将领，空投传单告诉他们该如何投降(我们在伊拉克全境均开展了类似的行动)。战争进入第十天的时候，已经有九名伊拉克将领投降，向我们寻求安全庇护，这表明我们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

　　我们的空中打击开始于第二天。我们重创了伊拉克各地的主要目标，包括领导人、军事目标、防空体系以及伊拉克常规军与共和国卫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萨达姆在过去的12年里一直在禁飞区内向我们的飞机开火，而这却为我们帮了大忙——给了我们12年的时间来研究他的防空体系。我们的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轰炸机在轰炸中准确率非常高。他们能够在几千英尺高的高空中将炸弹投到一个特定建筑的特定窗口里，而全不伤及周边的建筑。一两天过后，伊拉克平民逐渐明白了这一点。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打到他们，所以也就不再害怕了。我们的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会看到伊拉克人在外面四处走动，和往常一样去市场买卖，他们相信自己不会遭到我军的攻击。

　　在北部，我们的特种部队与库尔德人一道控制了北方的上千座油田。我们接连不断地发动空中打击，击中了摩苏尔和基尔库克这两个主要的石油生产城市中的关键目标，为我们等候在意大利的空降部队扫清了障碍。

　　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里，让记者随军的决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些记者给后方的美国人带来了大量人性化的报道，讲述了士兵中许多儿女与夫妻间发生的亲情故事。他们给这场战争带来了人性化的色彩，而这正是我们想要取得的效果。我们需要美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

　　在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上，总统难掩兴奋之情，这种情绪也很快感染了在线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伤亡远远低于我们的预计。至此，一切仍需认真地运筹帷幄。我们不会停歇下来，但可以相对轻松地应战了。巴格达就在我们眼前，局势正在好转。

　　可随即天气便发生了变化。

　　在战争开始的第三天，我们遭遇了强烈的沙暴。在伊拉克沙暴随时都会出现，但一般是夏季出现的频率最高，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沙暴袭来之时，我们的直升机无法起飞；它们有全球定位系统，但是却根本不具备能见度。我们的部队无法行进；而我们的坦克，和我们的直升机一样，有全球定位系统却不具备能见度。甚至连我们的飞机也受到了影响：它们携带的炸弹都是激光制导的炸弹，但是激光要通过光线来引导，而沙粒会折射光线，因此当沙暴来临时，激光就会将标点分散打到一个地方的各个点上，准确率大大降低。沙暴持续了几天的时间，我们也只能徐徐前行。

　　当然，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也立即出现在广播电视上。他们声称我们是被后勤问题绊住了手脚，而不是天气的原因。更糟糕的是，许多已退役的将军和转行做评论员的退役将军(甚至包括少校和上校们)——如后来的总统竞选人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和前“毒品沙皇”巴里·迈卡弗里(Barry McCaffrey) [ 译者注：曾担任白宫美国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ONDCP)主任，“毒品沙皇”是美国“毒品战”的反对者对主要负责政府毒品管制政策者的一种谑称。 ] ——提出的观点和做出的推测往往都是错误的。他们不是圈内人，有的人都退出许多年了，他们的话只能成功地对美国的民意造成误导。比如，当说到“震慑行动”时，电视评论员警告观众要做好心理准备，说他们即将看到一次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和军事力量的全面展示。美国人民还以为我们将动用太空时代的高科技来打一场成吉思汗式的战争呢，但我们的意图并非如此。我们是要通过可靠的、准确的轰炸对伊拉克当权者造成震慑，让他们感到随时都会有一枚导弹从他们的窗口飞进来。所以，当“震慑行动”开始时，人们感到极度失望。我们告诉所有听得进去话的人，“震慑行动”是指在我们需要进行打击的时候、在我们需要进行打击的地方进行集中火力的打击。我们可以炸毁一栋建筑，却让隔壁建筑的门窗都丝毫无损。它的准确性让人“震惊”，它的可靠性给人“威慑”。但是你从那些退役的将军那里是无法了解到这些实情的。而一旦公众听信了他们的话，就会突然毫无理由地与我们形成对立。

　　有时候，媒体想要节省聘请评论员的费用，或者他们实在缺少专家，甚至不惜把退役的少校和上校都请到演播室来——而同样，这些人当中良莠不齐。他们都是在向美国公众散布一些混乱不清的信息(有时候还做出危言耸听的预测)，这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难度。我们经常不得不分派一些人员去应对或驳斥这些不实之辞。而一旦他们“猜”中了，情况就更糟糕了：他们无异于在向敌人透露我们的战略，给我们的部队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媒体的评论员们给我造成了着实不小的麻烦，让我苦恼不已。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曾经无上荣耀地维护过我们国家的利益，都是些功勋卓著、受人尊敬的人。站出来批评他们不懂得这场战争往往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们也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他们理当受到这种保护)，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并不是纯粹地在泄嚣国家机密，他们只是在进行猜测。可实际上，他们当中有的人就是在泄密，在伤害我们的利益。拉姆斯菲尔德和迈尔斯被这些家伙弄得怒气冲冲。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迈尔斯对这些人进行了谴责，指责他们当天在根本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就妄加评论。事后，我给他打去电话，说：“谢谢你，将军，我想告诉你，你让我总算过上了顺心如意的一天。”

　　其实，迈尔斯应我们的请求联系了所有四个军种的参谋长，让他们给自己的退役将领打电话，请求这些人对自己的言行更加负责。这一举措对我们有所帮助，但还是不够。这件事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我很清楚，情况必须有所改善。必须就这种行为制定并实施一种衡量尺度与标准。

　　就在这时，我们接到消息称伊拉克警察正在逃跑。他们知道我们反对社会复兴党，而在萨达姆统治期间，伊拉克的一切事务都是由社会复兴党一手负责，其中包括警力部署。他们不想在战后为此受牵连。这又是一个我们事前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在战争开始之际出现这种情况，预示着维护当地秩序与法制的前景不容乐观。但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正在战斗期间，所能做的也只有期待他们在冲突结束后能重返工作岗位。否则，我们手里就多了个大问题。

　　不过，另一个更急需我们处理的问题是，伊拉克的士兵都打扮成了平民(甚至包括一些妇女)，或者假装投降，然后突然向我们的部队开火。他们还躲进了医院、清真寺、学校和其他民用建筑、宗教建筑和古建筑当中，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愿意攻打这些地方。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正在面临着一批不同以往的抵抗者。

　　我们有情报称，萨达姆预先设定了一条“红色警戒线”，一旦联军跨越了这个界限，他就会下令其军队使用违禁武器。这一情况非常严峻，尤其是我们还得知萨达姆已经为他的共和国卫队每人发放了两套新型的防生化服以及阿托品(一种解毒药品，用于保护释放化学武器的士兵)。要阻止萨达姆运用“违禁”武器，关键就是要与他们保持近距离。如果我们距离他的部队非常近，他就不能对我们使用毒气，除非他想把自己的士兵也都杀死。我们每在沙暴中坐上一个时辰，就会增加一分危险，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靠近敌军了。

　　我们在巴士拉开始也遇到了麻烦。在战斗进行了两天之后，巴士拉的居民只剩下很少的洁净水和电力了，战争带来的间接破坏和敢死队的蓄意破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他说得很对。要帮助巴士拉人民关键是要占领乌姆卡斯尔港，这样我们就能用船只将大批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抵当地了。问题是萨达姆已经在港口处安放了水雷。我们必须将它们引爆，否则我们的船只就无法进港。于是，我们开始清扫水雷，其间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故事，我们在排雷过程中使用了海豚。我们训练这些海豚去寻找掩藏的水雷，它们做得非常出色，总能按时完成任务。港口清理完毕后，我们运来了数十万瓶水，再用运输车将它们送到沿岸地区。

　　这时，我们又接到报告，说我们有12名士兵在纳西里耶城外被伊拉克游击队员俘虏或杀害了。他们是派到第507维修连和第三步兵师的后勤保障人员。他们搭乘一辆护航车在夜行军中迷失了方向，进入了敌控区。其中包括19岁的二等兵杰西卡·林奇。

　　事发不久，阿拉伯电视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便播放了美军被俘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图片背景中有很多尸体，头部中弹，身穿美军制服。我们知道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才能救出其余的人。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所在位置，我们首先强调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但是这次事件对我们打击非常大。弗兰克斯在对全军发表讲话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能采取迅速、缜密的计划来解救美军人员。我们一得知具体位置就将立即执行该计划。”

　　如果这场战争存在一个低谷的话，那此刻便是低谷。战俘，沙暴，再次浮现的化学武器威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迟迟不能抵达巴士拉，同时情报预计，伊拉克警察的逃离将给我们留下一个法律真空的城镇。接着，沙暴就像当时从天而降一样又突然消失无踪了。于是，我们继续向巴格达快速推进。经过连续几天的激烈战斗，我们占领了伊拉克南部重镇巴士拉的大部地区，不过那里仍然存在一些主要的抵抗力量：伊拉克军队中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力量仍然囤积在巴士拉地区。另外，我们终于结束了乌姆卡斯尔港的排雷工作，让我们的船只满载着人道主义补给物资进入了港口。我们迅速将这些物资分发给了巴士拉的平民，从而避免了一场危机。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我们还部分修缮了巴士拉的供水系统，这样它们就能自行供水了。到3月25日，它们已经恢复了40％的功能。

　　可是敢死队就没有这么慈善了。当巴士拉的公民最初企图逃离时，敢死队的人不惜杀害了他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将对他们进行报复性打击，首先轰炸敢死队在巴士拉的总部(其中有两百多名集结在一起的敢死队员)，然后将目标对准小批的伊拉克士兵和敢死队员，他们正沿着巴士拉南部的公路向乌姆卡斯尔港前进。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企图逃离巴士拉还是要前往乌姆卡斯尔港对我们发动进攻，但这都无关紧要。我们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接近目的地时就在路上对他们进行了轰炸。英国的轰炸机摧毁了一个由70辆伊拉克装甲车组成的车队。

　　英国军队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我们将他们部署在巴士拉，负责监管该城(事实上，他们要负责击退那里的主要反击)，以便让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得以脱身，继续向纳西里耶推进，并为其他部队提供支援。

　　在纳西里耶发生的战斗很可能是这场战争中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战斗。该城有伊拉克军队重兵把守，城里有许多横跨幼发拉底河、通往巴格达的重要桥梁，所以我们不能对它进行围攻。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和伊拉克的士兵在幼发拉底河两岸对阵。经过了将近九天的艰苦战斗，我们攻占了该城。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仍必须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推进，消灭效忠于萨达姆的准军事力量。

　　在此期间，第101空降师正在朝纳杰夫方向进发，该城市在巴格达正南方100英里远处，而第三步兵师正在飞速赶往费卢杰，这是位于巴格达正西30英里远的一个战略要镇。海军第一陆战队刚刚在南部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如今也加入到向费卢杰推进的队伍中，从侧翼支援第三步兵师。我军从各个地方向该城包抄而来。

　　在纳杰夫和巴格达之间坐落着另一个战略重镇卡尔巴拉。卡尔巴拉位于巴格达南部约50英里处，是两支共和国卫队——麦地那师与巴格达师——的大本营，这并不奇怪，因为该城与首都非常临近。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对这些军队发起了猛烈的空中打击。我们势必要保证避免“巴格达战役”，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给萨达姆一丝机会，不能让他把部队调入巴格达，在自己四周建立一道保护圈。共和国卫队是伊拉克能拿出来的最好的军队。如我们能将他们歼灭，就可以摧垮其他伊拉克军队的军心。

　　在北部，我们持续进行的轰炸已经摧毁了大部分伊拉克防空体系，为我们的空降部队提供了充分的作战条件。我们从驻扎在意大利的第173空降师中调出了1,000名伞兵，用飞机将他们运送到约旦东部，绕过了土耳其的领空。我们将士兵和物资运抵伊拉克东北部的飞机跑道上，这些跑道是我们的特种部队和库尔德军队一同提前占领的。他们安全地降落了，他们的降落意味着我们可以打开北方战线了。有了他们，我们就具备了地面部队，就可以接受伊拉克人的投降，避免库尔德人参战，控制油田，并向南部的提克里特及巴格达进发。他们的任务还包括摧毁一个位于北部的、由伊拉克资助的恐怖主义营地，该营地是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的联络处之一。

　　3月30日，我们得到了陆军士兵杰西卡·林奇的确切位置。事后大家得知，是一个来自当地医院的伊拉克人告诉了附近的一支美国军队，说他觉得医院有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位美国女兵。我们一得到消息，就开始行动。弗兰克斯下达了一道命令：“调集一个行动队，把她从那里救出来。用你们所要用的一切手段。”

　　解救战俘是最难执行的军事任务之一。敌军士兵一旦发现你们，就很有可能会杀死战俘——尤其在伊拉克这样的地方，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处决了一些战俘，并痛殴了其他的战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试图营救战俘的行动将使战俘面临很大的危险。成功地解救一名战俘要求采取非常复杂的行动。你必须遵循一些规范的程序。首先，你必须保卫并封锁相关地区，不让任何人出入。你必须切断通讯，这样外面的人就不能向里面的人告密。你必须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入目标地点，以保证敌军士兵没有机会及时返回到战俘身边。你必须提前对战俘关押地点进行监控，窃听他们的通讯联络，了解对方如何行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情报非常模糊：有的说敌军离开了，有的说他们还在。我们无法确认，所以必须做最坏的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设想敌人还在那里。

　　要执行如此复杂的行动任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一支军队中抽调一组士兵。这样，大家彼此都相识，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行动方式，队伍容易保证同步。但是在杰西卡·林奇的事件中，我们没有时间做这样的安排。如果我们想立即将她解救出来，就必须采取联合行动。这就是说在我们派出去的营救小组中有特种部队士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海军直升机、空军固翼飞机和陆军的直升机。另外，我们还必须在11个小时内将这个联合行动小组集结起来。联合部队的协同行动总不能尽如人意、一帆风顺——尤其是计划的时间如此短暂。但是在营救杰西卡·林奇这次行动中，他们的行动整齐划一。

　　海军陆战队封闭了该区域。特种部队在半夜来到事发地点。我们有一张手绘地图，上面指示了她的位置，他们就使用这张地图，冲进了医院。那里除了她之外空无一人。二等兵林奇抬起头来，迷迷糊糊地说：“我也是美军士兵。”

　　得到了林奇获救的消息——以及两周后其他战俘也相继获救的消息——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战争的高潮。自从9．11事件以来，我们惟一一次彻底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也是自那以后惟一一次允许自己对某件事情着实感到欣慰。作为少数的知情人之一，我自始至终目睹了整个的营救过程。从我的角度上看，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出色的营救行动之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媒体发表了大量的说法(其中还有杰西卡·林奇自己写的书)，说整个营救行动不过是在做戏，说我们是在借用这个机会大肆招摇，说林奇是军方制造舆论的一个产物。但是这些说法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的心是纯净的。参与此次行动的人没有一个是为了赢得名声——我们如此行动是为了解救我们当中的一员。执行该行动的士兵们自行决定要将此次行动拍成电影(不是我们下达的命令)，这很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它成了营救行动的典范，而且这部片子还可以用来训练其他的士兵。

　　解救杰西卡·林奇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抛去营救本身的意义不说——就在于，它再一次表明，我军如何成功地从以单一军种为行动基础的军队转变成了一支以联合行动为基础的军队。这是弗兰克斯的一大功劳：他从不允许单一军种的利益来左右由谁或者该怎样来完成一项军事任务。从来到中央司令部的第一天起，他就为建立一支联合行动队伍制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逐步渗透并影响了每一支部队中的每一个士兵。他们很清楚，自己应该与其他兵种协同作战。

　　有一点媒体从未报道，这就是有一股来自内部的压力督促我们为杰西卡·林奇颁发奖章。这股压力来自于她家乡西弗吉尼亚州的政客们，他们以最初的军事报告为由提出了这个请求，该报告称她在被俘虏之前，对前来袭击的伊拉克人曾予以反击，打光了所有的弹药。

　　政客们的请求逐级呈递上来，最终来到了我面前，我给他们的答复是不行。最初的报告往往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等到最后报告出来时才能确认她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这些政客通过一个议员代表与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多次致电，给这个议员施加压力，让他促成此事。他便给我打电话，而我坚持告诉他，“必须等等看”。

　　“这是一件大事情，”他们对他说。“这对军中的女性非常有利。”

　　“这和军中的女性问题无关，”我答复道。“它只关系到真实的情况。”

　　如果有证据表明她的确是个英雄，我们会按章程办事的。可是我们一开始就认为这些报告有误。拉姆斯菲尔德也知道这件事情，他完全支持我的立场。政客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事后表明，最初的报告确实有失实之处。她的武器经过了弹道检测，结果表明她根本一枪未发。她只是搭乘了一辆军车，在路上行驶时迷失了方向，遭遇了敌军火力，发生了车祸。车祸非常严重——坐在车内的一部分士兵因此丧生，而杰西卡身受重伤。她没有还击——她当时的情况无法进行还击。她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我可以肯定她本人也会同意，她的行为和其他任何与她一道被俘的战友都一样，没有任何突出之处。

　　伊拉克境内的其他战役都进展得相当顺利。到3月26日，尽管曾经受到天气影响，我们还是在伊拉克境内推进了220多英里。到了3月27日，我们驻扎在波斯湾地区的29万名联军士兵中有三分之一已经进入了伊拉克境内，我们还从驻得克萨斯胡德堡的陆军第三军团中调遣了3万人的作战部队。我们正准备发动最后一击。巴格达近在眼前。

　　从多方面看，4月1日都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从那一天起，我们的进攻势头迅速增强。在那天之前，一切都还不确定，而自那天起，我们的绳索已经套住了这个行将倾覆的政权，并且是越收越紧。

　　这并不是说，我们将不再遭遇激烈的抵抗。这样的抵抗依然存在。在卡尔巴拉和“卡尔巴拉隘口”(一条20到25英里宽的狭长地带，位于巴格达南部50英里远处，在幼发拉底河与拉扎扎湖之间)，还会遭遇来自共和国卫队的抵抗。我们对该地区的形势更加关注。4月1日，陆军第三步兵师在经过了一场激战后占领了卡尔巴拉，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攻打了共和国卫队的巴格达师。4月2日，海军陆战队攻占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并跨过了底格里斯河，在当天晚上，又重创了共和国卫队的麦地那师与巴格达师。

　　4月3日，陆军第三步兵师迎着枪林弹雨，冲过了卡尔巴拉隘口。同一天，海军陆战队来到了距离巴格达南部40英里、位于底格里斯河上的军事重镇库特，占领了那里的一个共和国卫队营地和一个伊拉克空军基地。101空降师同时进入并控制了纳杰夫，并且非常有效地维护了该城的秩序。特种部队占领了巴格达以北60英里、位于塞尔萨尔湖的一处萨达姆总统官邸。也是在4月3日，我们在对巴格达西南部的萨达姆国际机场进行了连续多日的大规模轰炸后，开始对其发动地面进攻。这是一个关键的战略目标，只要能占领该机场，我们的军队距离巴格达城就只有10英里的距离了。

　　到了4月4日，机场已被我们控制；伊拉克人进行了还击，但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非常关键，它使我们在首都附近拥有了一个营地和机场。在东南部，海军陆战队已经安全占领库特，继续向巴格达进军。在行军途中，他们接受了共和国卫队2,500名士兵的投降。我们同时还加强了对巴格达的空中打击。经过了14天的轰炸后，巴格达共和国卫队的战斗能力已经被削弱到最低程度，无数个重要的领导人被清除，伊拉克军队的通讯也陷入混乱。

　　数百名平民逃离该城。我们后来才发现，这些“平民”当中有许多都是伊拉克士兵，他们穿着平民的服装，试图逃往约旦或叙利亚。大多数真正的平民都留在城里。其实，约旦早在战前就搭建了难民营，他们原以为会有数以千计的难民穿过边界，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来，结果他们只好关闭了这些难民营。伊拉克人相信我们在进攻中的准确性，很少有人逃离家园。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我们投下了数千枚炸弹，巴格达城内的灯光却从来没有彻底熄灭过。我们的激光制导炸弹以及全球定位系统制导炸弹就是这么精确。这次战役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战役都不同。

　　4月5日，我们开始发起了进攻巴格达的第一轮战斗。陆军第五军团从南部向首都进军，而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则从西南部进军。海军陆战队第七师第一营从东部向其郊区进发。我们遇到了抵抗；战斗是近距离的，非常艰苦，有的战斗更是发展到白刃战的程度。我们摸索着向前，从不同的位置对该城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我们还展开了大量的“奔雷行动”，把我们从其他城市的战斗中学来的经验运用到巴格达的战斗中。结果，我们增强了信心，认为巴格达很快就能攻破，人人畏惧的持久战不会出现。不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确定了敌人不会使用化学武器，看不见的“红色警戒线”确实是看不见的。巴格达不会出现持久的城市巷战。

　　4月6日，我们开始收紧绳索，将巴格达彻底包围起来，切断了它与外部往来的所有高速公路。所有被困在城内的伊拉克军队都已孤立无援。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的第一架飞机——一架满载士兵和装备的C－130运输机——飞抵巴格达机场。巴格达破城之时指日可待。

　　伊拉克的情报部长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Mohammed Saeed Al－Sahaf，我们把他称为“巴格达吹牛大王”)却不这么看。就在我们的军队在他背后不断开枪之际，他还出现在电视和广播中(他在战争中始终如此)，声称在巴格达5英里以内根本没有美国的军队，说伊拉克仍然控制着机场，而巴格达很快就会成为联军的“坟墓”。他说：“美国军队正在巴格达的城墙上自寻死路。萨达姆·侯赛因的士兵将给他们一次毕生难忘的教训。我们实际上会鼓励他们继续自取灭亡。我们给了他们死亡和毒药。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这些惟利是图的人，还有那些仍然坐在华盛顿的人，他们派来的军队将被活活烧死。”

　　有记者问他背后的枪声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伊拉克士兵在歼灭美国士兵。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家伙说：他的牛皮吹破了天。他是放肆的代名词。他是一个满嘴谎言的部长，是萨达姆政权的象征。他实在是滑稽可笑，我们能做的就是大笑不已。他给中央司令部那些灰暗的日子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和轻松的气氛，其实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已经来到了巴格达的门口。

　　我们确实敲响了巴格达的大门。4月17日，我们的坦克再次冲入巴格达，采取了又一次的“奔雷行动”，并攻占了两个萨达姆官邸。到4月9日为止，我们已经占据了巴格达大部，伊拉克平民都意识到了战争已经结束(至少在我们占领的地区)，他们已经开始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愉快地庆祝胜利。他们撕掉了政府的宣传海报，并在海军陆战队员的协助下推翻了一座巨大的萨达姆雕像，这一幕还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在世界各地播出。

　　巴格达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

　　这座雕像轰然倒下的时候，一切都仿佛发生在最佳时刻的最佳一幕，堪称“柯达精彩一刻”，也是我们在开展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后迎来的巅峰时刻。对于饱受萨达姆政权欺压的伊拉克人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壮举。但就在这时，雕像上一时竟出现了美国国旗，从华盛顿到坦帕到位于卡塔尔的弗兰克斯办公室，都出现了小小的不安。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有人做出这种举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的军事行动准则明确规定：我们不是在占领伊拉克。美国国旗不能出现在任何一座已被攻占的伊拉克城市上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国旗没有在那里停留太长的时间。

　　一个问题刚结束，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我们事前也估计到了，巴格达会像战争开始的时候一样出现一些抢劫事件，可是伊拉克平民对自己的首都竟然大肆破坏，着实让我们吃惊。他们洗劫了萨达姆的官邸、政府建筑、医院、银行和博物馆。从油画到现金、长椅和医院的病床，他们见什么拿什么。我们因没能阻止他们的行径而遭到了大量的、强烈的指责。

　　大部分人不明白的是，我们能采取的措施实在有限。我们在巴格达城内的兵力相对较少，而他们还要保持力量进行战斗和巡逻，并保卫一些主要的公共设施。巴格达是在我们手里，但是城内的局势还不稳定，我们需要动用所有力量来和平占领这座城市，同时与萨达姆的支持者以及城里的恐怖分子作战。我们还需要调动所有力量继续进攻提克里特、摩苏尔、基尔库克、希拉和加伊姆。和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情形不同，自由伊拉克行动其实还没有结束。

　　另外，我们只能在科威特开辟一个很小的前线，以供我们的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由于前线太小，我们一次就只能调动这么多地面部队。我们不得不区分优先的次序。只有最重要的作战部队才能首先开拔——这就是步兵和后勤部队。维和部队——军警(MPs)——只能在条件允许时才能进入伊拉克。我们不得不首先作战；我们不能让所有的军警都冲在最前线。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攻占巴格达之后要等上一段时间，我们的维和部队才能赶上来。

　　我们从未想到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抢劫。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破坏我们为恢复秩序而做出的努力，而任何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都会导致我们意料之外的混乱程度。这三个因素是：

　　1、萨达姆在三月底打开了伊拉克监狱的大门，让监狱里的犯人随意逃跑。我们发现这些犯人并不是政治犯；大部分持不同政见者都并没有被关进监狱——他们已经死了，被萨达姆的秘密警察杀害了。这些犯人都是恶人，是渣滓中的渣滓。大约有三万到五万人就这样被放出来肆意进行破坏。

　　2、伊拉克警察的集体“辞职”。这可能是最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对我们的事业所造成的伤害也是最大的。我们需要巴格达市保持秩序，而当警察消失在人群当中时，所有表面上的秩序也随着他们一道消失了。非常痛苦的是，我们真的不敢保证我们自己对此完全没有责任。我们的情报战开展得不错，也许是太好了。我们让伊拉克的士兵缴械投降，可警察却更进一步，干脆连制服也脱下了。

　　3、伊拉克军队也决定脱掉制服，融入普通的民众当中。如果他们继续身穿制服，他们有的人就可以站出来，填补警察留下的空缺；他们本可以转变成一支维和部队，帮助恢复国家的秩序。但是，他们显然害怕自己逃脱不了和萨达姆及其原政权的干系。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在那里帮助我们，而且还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局面，数千名士兵如今成了手持武器的无业青年，在街头上四处游荡，让局势更加混乱。更糟糕的是解散伊拉克武装的政治决定，该决定使他们彻底无法回来帮助我们恢复秩序了。

　　艾哈迈德·沙拉比带领下的几百人的“自由战士”兵团曾被政府中的某些人看好，但是他们并没有像自己宣称的那样为我们提供任何帮助。我们很早便把他们带入了伊拉克境内，因为沙拉比承诺，他们可以当警察、维持秩序，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帮助。他们确实帮了一定的忙，但是都是在一些地方的小冲突当中，而且他们和眼下的伊拉克警察一样，许多人变回了平民，还有的人干脆就混在了普通抢劫犯的行列当中。

　　我们也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这些消息和媒体报道颇有出入，而我们从来没去纠正媒体的错误。比如，媒体谴责我们要为巴格达博物馆无数件无法替代的伊拉克宝物的流失负责，但是大部分人并不清楚，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早有准备，他们在我们到达巴格达之前就已经将大部分珍宝藏了起来，因此那天到最后，大部分珍宝都得到了挽救。

　　我们的部队还发现了大量藏匿的现金、黄金和其他总统收集的财宝。在一次名为“沙漠蝎子”的行动中，我们的部队拦截了1,000名效忠萨达姆的士兵，查抄了9,463,000美元，1,557,000,000伊拉克第纳尔，以及1,071块金条——同时还有数百挺AK－47步枪、大量的手榴弹、火箭推动榴弹、机关枪、手枪、来复枪和大约10,000打子弹。我们派往伊拉克地区的美军和联军士兵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在共计290,000名士兵中，只有极少数士兵试图趁火打劫。这些士兵被抓获并接受了处理。伊拉克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来这里不是要掠夺他们的国家。

　　在巴格达城外以及伊拉克其他地区，战斗仍在继续。在距离巴格达南部50英里远的城市希拉，我们与固守在那里、效忠于萨达姆的伊拉克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北部，我们的特种部队也在进行战斗，与敌人争夺一条连接摩苏尔与基尔库克的高速公路。我们想在攻打这些城市之前切断它们与外界的联系。在南部城市巴士拉，英国军队也在攻打该城仍由敌军控制的20％的区域。在西部，我们的部队在攻打加伊姆，这是一个位于叙利亚边境的小城，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它是地对地导弹发射最为集中的地点(该地点如今可能已经成了一个核武器实验地)。当然最重要的是巴格达北部的小城提克里特。这里是萨达姆的出生地，是多数萨达姆支持者的家乡，很可能萨达姆本人就藏在这里。

　　我们对提克里特发动了夜以继日的轰炸。4月12日，我们将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调离了巴格达，4月13日，他们便向留在该城内的2,500名萨达姆支持者发动了进攻。

　　在北部，第173空降师进入基尔库克，该城市已经向库尔德人宣布投降。和巴格达一样，那里也随即出现了严重的抢劫现象，普通的平民砸碎橱窗，把自己能拿到的东西，从家具到用品，统统搬到自己的汽车和货车里。(他们还彻底破坏了萨达姆之子乌代名下的一家沙发厂。)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赢得了解放，这使土耳其非常不安，而我们对基尔库克的军事介入有助于安抚他们的焦躁心态。

　　4月13日，摩苏尔被胜利攻破。第101空降师从南部进入希拉，击败了最后的抵抗者。在东南，库特的民间领导人制定了一套协议，海军陆战队和平占领了该城市。我们在提克里特的近郊又发现了7名战俘。其中五个人是与杰西卡·林奇同时在车祸中遇袭的士兵，其他两个人是被击落的直升机飞行员。我们的飞机在巴格达来来往往飞行了一天，在这之后，我们在伊拉克上空的飞行便不再面临任何威胁了。

　　4月14日，我们在萨达姆的家乡、伊拉克最后一个据点提克里特打响了最后一次重大战役。该城很快就被攻占下来，其速度实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至此，主要战斗宣告结束。可是仍没有萨达姆的踪迹。但是我们收到了一份报告。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报告称有人看到他的儿子乌代正在巴格达的一家夜总会里举办聚会。我们迅速召集了行动小组，但是在最后一秒钟又取消了行动，因为我们又收到了与前一个报告有出入的消息，因此该报告的可信度令人怀疑。我们不想冒险伤害无辜的平民。

　　在南部的库特附近，海军陆战队又占领了一个恐怖分子的营地，该营地属于圣耶路撒冷，一个激进的反美、反以色列的组织。英国士兵在路过这里的一个仓库时发现了第一个万人坑，我们随后发现仓库里堆满了箱子，箱子里装的都是尸体。在那里我们还发现了刑讯室。伊拉克情报部门的记录以及档案馆内的记录中都有一本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有关的记录本，该记录显示出了明显的挪用痕迹。萨达姆一直在窃取伊拉克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所获得的利润，并把这些钱用来修建更多的官邸，以及送给他的儿子和亲信们任意挥霍。弗兰克斯曾经前去参观了萨达姆的官邸，当他看到那里镀金的水管时，不禁开玩笑说这个计划被萨达姆给腐化了，变成了“石油换官邸计划”。

　　在加伊姆，我们对一处房屋发动了突袭，突袭中我们发现这里藏匿着一个俄制全球定位的干扰发射台。根据这台机器上的地址标签可以看出，它是2003年1月在莫斯科投递给伊拉克大使馆的。换句话说，俄罗斯在战争开始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在为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我们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表示了不满，俄罗斯政府答复说，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这一定是某个公司的独立行为。同时，我们还发现叙利亚也一直在通过海上运输向伊拉克提供军事物资，其中包括夜视镜。拉姆斯菲尔德对媒体说：“我们把这种偷运视为敌对行为。”

　　4月14日，弗兰克斯突然视察了驻巴格达的军队。他事前没有通知任何人，而媒体对此更是一无所知，直到他离开了，他们才得到消息。他此行并不是要制造舆论，而是要来向士兵们表示感谢，并给予鼓励。这对士兵来说是无比重要的。

　　2003年5月1日，也就是在我们宣布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第53天，布什总统发表了全国讲话，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他是在林肯号的甲板上发表此番讲话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件事竟引起了一番争议：媒体指责布什总统在宣布这一军事消息时结论下得太草率，而选择在海外的航空母舰上宣布此事也过于炫耀和卖弄了。

　　说句公道话，如果说，就这次宣告的安排有人应该受到谴责，那理该受到谴责的是我们中央司令部。是我和弗兰克斯做出的安排。我们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安排自有一番道理：有许多国家希望参与我们在伊拉克的维和行动，但是他们的政府却不允许他们这么做，除非“主要战斗”已经停止，因为从技术上说，“维和”必须在主要战斗结束后才能开始。我们敦促拉姆斯菲尔德，让他催促布什发表宣告。声明“伊拉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战斗都已结束，而只是说主要的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不管我们此后在自杀性爆炸袭击中有多少人员伤亡，这种说法当时是、现在也仍然是事实。至于他选择在航空母舰上发表宣告，倒不是我们的主意，但是我们对他的选择感到很高兴。对我们的士兵和水手来说——对这些亲历这场战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林肯号上共有5,000名水手，他们都是刚刚从伊拉克返回的，而布什总统不惜时间地与他们每一个人都逐一地握了握手。

　　伊拉克政权瓦解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伊拉克人民摆脱了世界史上一个极端不公正的独裁统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镣铐，获得了自由。战争在根本上已经结束。而现在，我们要转而关注下一个主要的问题：如何赢得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