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战争·第三

作者：迈克·德龙　诺亚·卢克曼·美国

出自————《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

出自————《战争通史》

　　“死亡本身不算什么；而没有荣耀、失败地活着无异于每一天都在死亡。”

——拿破仑·波拿巴

　　乔治·特纳特正在通话，他刚刚致电中央司令部，找弗兰克斯。

　　“我们发现了一个目标，肯定是穆拉·奥玛尔，”他说。“是我们的‘掠夺者’发现的。”

　　掠夺者无人驾驶飞机是我们最新的高端技术武器，能够从千里之外对其进行遥控。近几个月，它已经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因为它可以同时装备两枚地狱火导弹。现在我们已经配备了自己的遥控战斗机，并在中央司令部内安装了录像设备，可以将有关的图像接收并转播在我们的大屏幕上。中央情报局也有几架这样的战斗机(从国防部借用过来的)，直接归他们所管。如果特纳特认为他发现了本·拉登或者其他基地组织高级官员等目标，他完全拥有不向上级汇报，直接实施打击的特权。但他总是先和中央司令部商议一下。

　　“我们认为奥萨玛刚刚上了一辆越野车，”特纳特接着说道。“车队一行大概有六辆越野车。我们的掠夺者现在正在跟踪他们。”

　　奥玛尔在我们的打击名单上名列第二位，仅次于本·拉登。如果奥玛尔被除掉了，那塔利班很可能会俘获并交出本·拉登。那样一来，这场战争很可能就可以彻底避免了。

　　“你希望我采取什么行动？”弗兰克斯问道。

　　“我们希望你能立即调遣你的空中部队。他马上就要跑掉了。”

　　我们打开了屏幕上的图像。屏幕上出现了这个越野车队，正在快速驶进沙漠。我们对他们的监控定位非常好，而且可以进行放大，但是对车里的人却无法确认。

　　“我不能肯定那就是他，”弗兰克斯说，“而间接破坏问题是很棘手的。”

　　“我们认为那就是他，”特纳特说。

　　中央司令部的军事行动准则是非常严格的：你必须有把握。弗兰克斯没有把握，中央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或律师们也都没有把握。奥玛尔的确是条大鱼，但是我们不希望误杀任何无辜的平民。

　　弗兰克斯答道：“我们还是等等看。”

　　我们正在注意观察时，越野车队突然散开了，车辆各自驶向了不同的方向。阿富汗战争就是这样。如果这次事件对后来发生的一切有一定的寓意的话，那它无疑预示着这场战争将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战争，它将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战争，将是一次漫长的猫鼠游戏。

　　“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于2001年10月7日拉开序幕，距离9．11袭击还不到一个月。战斗一开始，我们就对阿富汗全境的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我们击中了清单上的所有目标，包括西部的赫拉特、南部的坎大哈、东部的喀布尔与贾拉拉巴德、北部的昆都士与马扎里沙里夫。我们还炸毁了所有被我们发现的坦克；摧毁了他们的防空系统；摧毁了他们的油库；摧毁了训练营地和营地四周的隧道；我们还将他们的飞机跑道炸得坑坑洼洼，让他们的飞机无法离开地面。(没有任何飞机得以起飞，即使起飞了，他们的飞机也实在太落后了，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它们击落。)我们使用了B－1、B－2和B－52轰炸机，都是重型轰炸机，这些飞机是从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起飞，经过几个海湾国家，飞抵阿富汗的。我们还使用了F－18和F－14战斗机，它们是从我们位于南部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此外我们还动用了来自海湾地区的空军F－16、F－15战斗机。我们还发射了战斧式导弹。战役在午夜时分打响，一直轰炸至凌晨。

　　在接下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再次进行了轰炸。

　　第三天晚上仍然是轰炸。就这样我们接连进行了五天的轰炸。当我们手中已经没有固定目标的时候，我们便开始轰炸“随机目标”。

　　与此同时，我们还空投了上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品。截至第二天，我们已经为饥饿的平民投放了210,000份定量食品。这种做法相当正确，因为大多数国际救援及慈善组织都已经在轰炸开始之前就撤离了阿富汗。英国人参与了我们的空中打击行动以及情报、监督、侦察和燃料补给行动。我们的轰炸行动为地面部队扫除了大量的障碍，在我们轰炸结束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已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们的空袭使他们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集结，也就无法对我们的地面部队发起反击。

　　不过，我们的空袭行动也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在第二天，一枚“杰达姆”(JDAM)联合制导炸弹意外地落入喀布尔附近的一个居住区。这种炸弹非常精确，但是当你接连投下数百枚炸弹时，就难免会出现几次错过打击目标的情况。我们还把一枚上千磅的炸弹错投在喀布尔北部的一栋红十字会建筑上。该建筑遭到了严重的损坏，里面的小麦和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彻底被毁。不过，这一次不是我们的错。我们事先已经让红十字会告诉我们他们的驻地位置都在什么地方，而他们给我们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对此他们自己也承认了。)可奇怪的是，几天过后，我们又开始发动新一轮空袭，而这一次，由于我们的错误，炸弹再次击中了该建筑。出于某些原因，我们没有及时地把它从袭击目标的清单上抹掉。

　　战争中另一个复杂的情况就是战争开始前平民的大规模出逃。在战争开始前的几天里，有100万阿富汗人逃离了自己的国家(几个星期前已经有50万人离开了家园)。对此我们早有准备，在私人志愿组织的协助下，我们提前在巴基斯坦、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设立了难民营，为难民们提供食品、住所以及医疗服务。不过，对我们的战斗机来说，要确认路上的平民是“友方”、保证他们免受伤害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此前没有袭击可疑的“奥萨玛”车队的原因)，这些车队相对比较容易发现，但是要确认车里面的人却是相当大的挑战。

　　10月20日上午，美国特种部队与北方联盟会师，11月5日，他们开始对重镇马扎里沙里夫发起地面攻击。该城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象征性意义上，都是阿富汗北部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它位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以南100英里处，是阿富汗北端最大的城市，而且是北方的道路交通中心。该城内的高速公路交错连接，分别通往西部的赫拉特(并通往伊朗)、东南部的喀布尔以及南部的坎大哈。早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这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如果我们能占领这座城市——而且是赶在阿富汗北部严寒的冬季来临之前迅速占领它——那我们就能拥有一条陆地通道，把食品、衣物和其他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送到平民手中，同时还可以向北方联盟运送军事补给与装备。

　　最为重要的是，占领马扎里沙里夫将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造成沉重的打击。如果我们能攻占该城，塔利班与北方的联系就会被切断。马扎里沙里夫战斗的胜利将对阿富汗战场以及阿富汗人造成极大的影响，自古以来阿富汗人在战争中就自动选择支持胜利者一方。而如果我们战败了，就意味着联军将被困在北方，整个北部战役将全面溃败。

　　北方联盟的杜斯塔姆将军是一个乌兹别克族人，曾经在马扎里沙里夫统治了十多年的时间，1998年被塔利班推翻。这是他的城市，他有充分的动力夺回自己的城池。

　　但是马扎里沙里夫不是一个轻易就能攻破的城市。它是一个军事重镇，四周环绕着层层的防御设施。攻到城市附近和攻占城市一样将经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役。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顽强的抵抗。在这里，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集结了他们最好的武器，最顽强的士兵。尤其是基地组织更是要死战到底。

　　另外，敌人的兵力是北方联盟的八倍。要攻打像马扎里沙里夫这样的城市，攻方的兵力应该至少是守方的三倍。一对一的比例都要输掉这场战役，而一对八的比例更是闻所未闻。不过，在这场战役中，我们主要依靠的还是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和完全压倒对方的火力优势。不过，人力就是人力，地面作战的士兵仍然要以一对八。这显然会对整个局势造成一定的影响。马扎里沙里夫就是无法攻破。一连几天时间过去了，北方联盟的军队根本没法接近该城。他们每前进一英寸都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战争显然陷入了僵局。结果，“持久自由行动”无法迅速开展；我们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似乎也是遥不可及。从几天到几个星期，如果不是我们接连发动空中轰炸，北方联盟很可能会被彻底击溃。

　　批评声蜂拥而至：退役的以及后方的将军、上校和中校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广播电视上——还有一些媒体人士与博学之士，其中有许多人完全没有实战经验——对战争进行评价和预测，而他们的观点大部分都建立在早已过时的或者错误的信息基础上。他们批评我们没有派美国部队参加地面战斗，没有动用大炮和坦克，没有按照另一种方式指挥这场战争。在我们中央司令部中，没有人指望战争会速战速决，但是媒体需要它速战速决，以求迅速满足大众的欲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量的时代，错误的信息四处可见。美国人的愤怒情绪不断高涨。弗兰克斯是不是错了？

　　我们仍在坚持。而且我们知道北方联盟也会坚持下去的。他们很顽强也很忠诚(至少对付给他们大笔酬金的人是忠诚的)，而且很快他们就会得到他们需要得到的支援。特种部队正在奔赴战场。

　　在阿富汗战争开战的第一天，我正坐着飞机前往埃及去指挥明星军事演习，说起来也真有趣，该演习经过了两年的策划，有25个国家的65,000名士兵参加，其规模远远超出了我们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此次出席演习行动的各国领导人比以往每一次都要多——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能完成这次演习。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

　　前来迎接我的是埃及的两星级将军侯赛因·阿明(Hussein Amin)，也是我在埃及的副手。不过，我到埃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他为明星演习的联合指挥官。

　　阿明将军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他有着灰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看上去像电影明星埃尔罗·弗林(Errol Flynn)，并且也很有一种明星气质。可他又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穆斯林，还能说一口漂亮的英文，在此后的三个星期里，我们每天要在一起呆上十个小时。我们每天都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共进午餐和晚餐。在明星演习结束后，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

　　阿明将军把他自己的那本《古兰经》送给了我。他说：“你对《古兰经》读得越多，对穆斯林人民理解得也就越探。”我每天晚上都要读一个小时，每天我们都会拿出两个小时来讨论我所读过的内容。他说得很对：当我们把经文从头到尾讨论过一次后，我对伊斯兰教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甚至对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国家也有了更好的认识。在我服役的这么多年当中，没有什么比这三个星期更能加深我对穆斯林文化以及“责任区”各国的理解。

　　明星演习的地点选在了埃及亚历山大市外围的穆巴拉克军事中心巨大的操练区上。参加演习的25个国家都带来了各自的坦克、大炮、攻击型直升机和战斗机。我们使用的是实弹——真正的子弹、真正的坦克弹药、真正的迫击炮弹、真正的炸弹——因此绝对不允许出错。必须保证高度的协调性。在最初的两个星期里，每个国家都是分开训练，为最后的演练做热身，最后的演练将是一次大规模的、模仿地面战斗的联合演习。

　　明星演习在许多方面都大获成功。它使我们与“责任区”内的25个国家建立了非常亲善的关系，他们对我们投入大量精力来帮助他们深表感激，而且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遭到排斥。演习还在世界各地为我们树立起了强大的形象。我们还成功地将9,000名士兵秘密送抵阿富汗地区。

　　我从明星演习的战场上归来，一下飞机就径直前往中央司令部。我刚回来40分钟，弗兰克斯就从后门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办公室与副司令办公室之间有一条秘密通道。)

　　“我收到了许多有关明星演习如何成功的报告，和你说都说不完，”他说。”谢谢你。你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我很惊讶。在我和弗兰克斯相识的岁月里，他从来就没这样夸赞过我。我想他终于明白了我是站在他这边的，忠心耿耿，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到哪里去。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变了：我们成了朋友，而他对我也给予了毫无保留的、真诚的信任。但是，和往常一样，在中央司令部里美好的时光总是长不了。我重返中央司令部使弗兰克斯终于有机会离开了。我的椅子还没坐热，他就告诉我，他要飞往中东了。

　　他突然提出：“从现在开始，你要每天上下午向国防部长汇报，直到我回来为止。”

　　我和拉姆斯菲尔德只说过几次话，也根本不知道他想从弗兰克斯那里了解哪些情况。我离开了三个星期；还没准备好在几个小时后就向部长做工作汇报。

　　“这也太快了，我还没准备好。”我对弗兰克斯说。

　　“别瞎说了，”他答道。“你肯定能行。加把劲，海军战士。”

不用说，我第一次向拉姆斯菲尔德汇报情况时，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

　　电话线上有拉姆斯菲尔德、新上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级空军将军里查德·迈尔斯以及新上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皮特·佩斯(Pete Pace)，他刚巧是我在海军学院的老同学。

　　我要汇报情况的时间长达40分钟。

　　“好吧，”拉姆斯菲尔德说，“你现在有两分钟的时间。”

　　“先生，两分钟绝对不够，”我说。

　　“你正在浪费时间。”

　　我开始忙不迭地背诵前一天发生的主要情况。他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通常不这么汇报情况。”

　　“这是我得到的情报，先生。”

　　“好吧，接着说。”

　　我又接着汇报起来。

　　“说快点，”他说。

　　我加快了速度。

　　“慢点，”他说。

　　十分钟过后，我已经开始出汗了，我说：“先生，我记得你说我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需要掌握更多的情况。”

　　我继续汇报。

　　“你的动词哪去了？”他问道。

　　“什么？”

　　“我听你上句话里根本没有动词。你和我说话的时候，要说完整。”

　　就这样我不断继续。汇报刚一结束，我的电话就响了。是佩斯。

　　“汇报不太顺利啊。”他说，很显然他觉得刚才那一幕很滑稽。

　　“该死，是不顺利。”

　　“我告诉你部长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我知道这是你第一次向他做汇报，说得要再慢点，只向他汇报备忘录里没有的东西就行了——他自己已经读过备忘录了。只汇报你认为有必要告诉总统的情况，而且在他询问某些问题的时候，只汇报细节问题。如果你是在早上7点前向他汇报，而他表现得不太耐烦，就说明他在赶时间，因为总统让他做一次早汇报。他要根据你的汇报向总统做汇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感觉糟糕透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刚开始做事的时候如此不得心应手。但是我从最初的糟糕状态中走了出来，并且和拉姆斯菲尔德建立了稳固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此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每天都至少要通一次电话。

　　到11月初，我们的部队才刚刚抵达阿富汗。攻占马扎里沙里夫的时间到了。我们派往马扎里沙里夫的特种部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是为高原作战精选出来的，他们都能在海拔10,000米 [ cdhyy注：原文如此，此高度已高于珠穆郎玛峰的高度。估计为10000英尺之误。 ] 的地带作战。在这样的纬度上，人很快就会缺氧。空气比较稀薄。我们的直升机在这个纬度几乎无法运转，而且飞机在降落时非常容易坠毁。此外该地区像冰窖一样寒冷。不出几个星期，山区的气温就会降到华氏零下50度。

　　我们派出去的都是5人或12人的行动小组，身着御寒制服——把我们自己的制服和阿富汗部落制服结合起来。我们希望他们看上去和北方联盟的兄弟部队没什么两样，和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一起骑马作战——我们甚至让自己的士兵也留起了大胡子。没过多久，他们就不分彼此了。

　　我们进入阿富汗作战最害怕的问题之一就是遭遇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袭击。我们认为塔利班很可能拥有化学武器(事后我们找到了他们试图制造这些武器的证据)。我们还认为他们拥有生物武器，而且不排除他们拥有“脏弹”的可能。我们所有的士兵都携带着防化制服与防毒面具，以备不时之需。

　　惟独马这个问题让人头疼。

　　最初我们的特种部队在那里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严寒，不是崎岖的山地，不是化学武器，也不是过高的海拔——而是学习如何骑马。我们没有特意挑选马术精英来参加特种部队，这个条件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我们只能从现有的人员中进行选拔，另外我们也没有时间对我们的小伙子们进行马术训练。他们只能自学，同时向阿富汗人学习。

　　可是不行。阿富汗的马鞍太差劲了，我们特别需要能走远道的马鞍。后来我们在澳大利亚找到了这种马鞍，从那里搜集到100个，通过船只运到了阿富汗。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骑了一两天的马后，我们的士兵得了严重的肌肉酸痛症，几乎无法正常行走。

　　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运去了100瓶凡士林。但是在阿富汗，地面上都是细沙，而且被吹得到处都是；这些细沙一直飘在空中，弄得你从头到脚都是沙子。这种细沙会粘到凡士林上，越积越多；结果涂抹凡士林不仅于事无补，而且由于吸附着沙子，凡士林几乎变成了砂纸。士兵的腿都被擦伤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皮裤，像西部牛仔那样的装束。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为他们量身定做。于是我们决定使用连裤袜。既然它在69届超级杯赛上能助乔·拿马斯(Joe Namath)一臂之力，那它为什么就不能帮我们的队伍解决问题呢？

　　看啊，它的确发挥了奇效。连裤袜让我们扭转了败局。

　　在高科技方面，特种部队的装备有定制的无线电接收装置、雷达指示器以及全球定位系统，能够给出六到八位数的坐标数来确定轰炸的地点，我们的战斗机要想精确地描述目标就必须以此为参照。没有这些全球定位系统，我们的杰达姆联合制导炸弹就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而该炸弹是北方联盟的主要火力。我们的特种部队还扮演着另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为我们提供“地面的真实情况”，他们的情报要比我们从北方联盟那里得到的情报好得多，而且他们在指挥并训练阿富汗军队上也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马扎里沙里夫后面的城墙内，敌人动用了大量的坦克和防空导弹，这些火力部署得非常周密，很难发现。攻打该城的问题就在于这些隐藏的火力——我们一旦进入该城方圆1,000码的范围内就会被炸飞。特种部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全球定位系统明确所有的塔利班主要武器的所在地，将这些大炮和装甲车一举摧毁。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样我们就可以指挥空中打击，冲破僵局。

　　杜斯塔姆将军和他的北方联盟部队缓慢地移到了该城的外围地区。马扎里沙里夫四面环山。杜斯塔姆正在这些小山的一个山顶上与我们的特种部队开会磋商。他身后有数千名士兵骑在马背上列成三队。他们都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看上去就像成吉思汗的兵马。这简直是11世纪与13世纪的一个汇合。攻城日终于来到了。

　　“我希望在我们冲下山的时候，那些坦克和大炮已经被消灭干净了，”杜斯塔姆将军对我们的特种部队说道。

　　我们的人站在一旁，准备就绪。

　　指定的时间一到，杜斯塔姆就发动了进攻。他那上千名士兵大声吼叫着跟随在他身后，冲下山去。我们的特种部队开始调集火力支援。杜斯塔姆的人骑着战马，勇敢地向城墙冲去，他们暴露在空地上，完全依赖我们的空中支援。

　　可是空中支援并没出现。

　　迎接他们的是马扎里沙里夫城墙背后发出来的猛烈攻击：坦克和大炮纷纷开火。杜斯塔姆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了。转眼之间，他的士兵中就有100个人非死即伤。杜斯塔姆意识到情况不妙，把自己的人重新集结起来。最终他成功地指挥着自己的人马掉过头来，回到了山地的安全地带。

　　他不禁暴跳如雷，大步来到我们特种部队的军士和上尉跟前。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先生，”特种部队的人说，“我们叫了空中支援了。”

　　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战斗机接到信号了，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时间搞混了；他们还以为要晚些时候再赶来呢。

　　“再叫一次。”杜斯塔姆说。

　　“什么时候？”

　　“现在!”

　　我们的特种部队人员又开始准备呼叫了。

　　“好的，将军，”他说。“等会儿看这些坏蛋怎么消——”

　　他那句“消失”还没说完，空中就炸开了花。马扎里沙里夫城就像雷区一样被炸成一片火海。

　　杜斯塔姆将军转身对他的人说：

　　“进攻!”

　　北方联盟的部队再次拼尽全力发起了进攻。几分钟后，他们就穿过城墙，冲进了城内。

　　塔利班被惊呆了，不到一个小时，8,500名塔利班士兵就向仅有900人的杜斯塔姆部队缴械投降。但是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却拒绝投降。他们又顽抗了几个小时，直到最后我们把他们全部击毙或俘获。

　　按照阿富汗的传统，战败的8,500名塔利班士兵现在被编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攻打马扎里沙里夫城的时候队伍只有900人，而当我们从该城出来的时候，队伍已经扩大到了9,400人。

　　在那一刻，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我们赢定了。

　　在后方的中央司令部，我们激动不已。对我们来说，这是这场战争的高潮之一。多年来，马扎里沙里夫第一次掌握在了北方联盟的手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落荒而逃。现在我们在阿富汗有了一个落脚点，而且控制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包括通往东部、西部和南部的要道。这对我们自己的部队以及北方联盟的部队来说都是一次重大的胜利。更不要说，我们的部队还增添了8,500人。

　　甚至连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都非常高兴。马扎里沙里夫刚一攻陷，他们就打来电话向我们表示祝贺。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正确的。他们非常欣赏这种新的策略。拉姆斯菲尔德也特别兴奋。弗兰克斯没有辜负他的信任。从那时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直线上升，再也没有出现过波折。

　　但是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来庆祝。阿富汗其余的广大地区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我每天至少要和拉姆斯菲尔德进行两次通话，要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办公厅主任(我的好朋友约翰·阿比扎伊德将军)联系，要和中央司令部几位主要的(驻卡塔尔)空军司令、(驻科威特)陆军司令以及(驻巴林)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司令们沟通。后来，当我们占领了巴格兰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地后，我还要和我们驻扎在阿富汗境内的将军巴斯特·海根伯格(Buster Hagenbeck)与丹·麦克尼尔(Dan McNeil)联系，每天听取他们的汇报。而且每次我和拉姆斯菲尔德通话，他都要给我布置一份家庭作业：“我希望你能和弗兰克斯谈谈”——弗兰克斯一般都在中东——“看看我们的监狱设置进展得怎么样”，或者“卡尔扎伊该如何当选”，或者“该如何支付阿富汗国民军的军饷”，所有这些都不是容易办的事情。而且当他在早上提出一个问题后，他就希望在下午4点以前得到一个全面而明确的回答。一贯如此。他让我们忙个不停。

　　我要工作一整天，在夜里11点左右回家(离办公室只有几百码远)，然后在我家里的办公室里再工作几个小时。军方真是非常聪明，他们在副司令的家里又复制了一个副司令办公室，这样我回到家的时候感觉就像又回到了办公室。这样一来，加班就更方便了。我一回到家，电话就响了起来，而且每隔几分钟就要响一次。当我终于在凌晨1点左右上床休息的时候，它还在响个不停。它就从来没有停过。我们的人在世界各地时时刻刻进行着重大的军事行动，这意味着我整晚都要工作。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的工作就是接他们的电话。我整个晚上都是翻来覆去地接电话。要是能睡上两个小时的觉，我就很高兴了。

　　三年来一贯如此。白天的时候，我非常疲劳，要是我看到自己的电脑屏幕上难得没有什么事情等着我处理，我坐在那里就睡着了。就在椅子上睡。有时候我能抓到10分钟(暂时打个盹)，要是特别幸运的话，能有15分钟的时间。中央司令部的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的“责任区”是个非常敏感的地区；危险性总是很高。许多国家之间彼此仇视。虽然那都是他们的事，但我们很可能会被夹在中间。如果我们想让其中的一个国家做我们的代理，那我们就会一下子被拖入地方冲突的泥潭之中。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冲突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们之间的冲突源于很小的摩擦，可最终却发展成了极有可能一触即发的大灾难。

　　问题出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巴基斯坦一直声称克什米尔的600万穆斯林应该加入巴基斯坦。结果造成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并导致了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长期存在。2002年1月，印度觉得忍无可忍了。两国都在印巴边境囤积重兵，并威胁使用核武器。

　　对我们来说，在阿富汗战争中期发生这样的事情太糟糕了。除了要阻止一场核战争之外，我们肯定也不想让巴基斯坦军队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撤兵，该边界已经漏走了许多恐怖分子。我不断地和巴基斯坦军方的高官进行电话联系。我主要负责和一名巴基斯坦官员进行沟通，他在巴基斯坦国内的职务相当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我们知道，你们很清楚印度的兵力部署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们希望你们能告诉我们。”

　　“我不能那么做，”我说。“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我们正派人做印度方面的工作，努力平息此次事件。”

　　“如果你不能告诉我们，那我可能就不得不从阿富汗边境撤军了。”

　　“这么做对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好处，”我说。“这会增加与印度发生战争冲突的危险。而我们会尽全力阻止你们两国之间发生战争——尤其是核战争。为了反恐战争，你们的边境不能没有军队守卫。而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更不能使用核武器。”

　　“一旦与印度发生战争，我们会被迫采取一切行动。”他说。

　　印度属于太平洋司令部的“责任区”，这样很好，因为印巴双方会觉得他们在美国政府内部都有为自己说话的人，在努力解决这场纷争。

　　“如果你们能阻止巴基斯坦宣战，”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对我说，“我们认为我们也可以阻止印度宣战。”

　　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一天接一天，一周接一周，我们才做到了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最终，巴基斯坦总统帕瓦兹·穆沙拉夫前往印度，拜见了他们的国会议员，让他们接受了自己的和平意图。在相互理解下，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几天之内撤回了各自的军队。又一次危机得到了化解。

　　攻占了马扎里沙里夫以后，我们原以为攻打其余的城市还要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恶战。可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想错了。攻占马扎里沙里夫产生了多米诺效应：阿富汗的城市紧随其后一个接一个地迅速陷落。大部分城市只用了一天或者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攻打下来了。北方联盟往往只需大步走进一个城市，塔利班的人就会马上做好投降的准备。这些城市几乎是在双方握手言和之下被一一占领的。

　　城市中发生的战斗总是由固守阵地的基地组织挑起的。为了巩固我们的有利局势，我们仍然一刻不停地进行轰炸，四处驱赶基地组织。自越南战争之后，我们首次在舍哈山谷(Shir Har)投下了一枚BLU－82(一枚15,000磅的炸弹)，这对他们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在西部，北方联盟的伊斯梅尔·汗将军在对赫拉特城进行了30天的围困后于11月11日攻占了该城。赫拉特是阿富汗的西部重镇，也是通往伊朗的大门。伊斯梅尔·汗将军曾经被塔利班关押了近五年，因此他把这场战争看成了一次复仇。他是塔吉克人，而赫拉特城内大部分是普什图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大部分成员也都是普什图人)。伊斯梅尔·汗将军对普什图人毫不心软。我们接到了大量的投诉，说他统治该城的时候没有做到一视同仁。但是我们需要伊斯梅尔·汗将军。他是西部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反塔利班领导人，拥有忠诚的追随者，对西部施以铁血统治。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才智过人的将军。攻打赫拉特城并不轻松；他在这场战役中耗费的时间不亚于杜斯塔姆将军攻打马扎里沙里夫。但是他取得了胜利，这场胜利加上我们在马扎里沙里夫的胜利以及北方联盟在南部战场上取得的一些小胜利，为我们从四面围歼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南部的据点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1月13日，杜斯塔姆将军与南部的将军会师——他们当中有的是普什图人——并开始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推进。不到两个小时，塔利班就交出了该城。困难接着就开始了。管制这个城市比攻打它可难多了。那里的人们很高兴能获得解放，但是兴奋过度就会引发混乱和劫掠。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在这方面，我们的盟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英国人主动向喀布尔派遣了一个旅，其他16个北约国家也相继派兵，组成了一支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英国人在训练警察以及成立警察局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但是即使以最快的速度，他们也要花三个星期才能把他们的人运送过来。当地的路况非常差，飞机跑道太窄，不允许运输机降落。我们决定在喀布尔北部的巴格兰机场开通一条主要的飞机跑道，供C－130起落。这是我们在阿富汗境内拥有的第一个大型飞机跑道，是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战绩。

　　但是在此期间，喀布尔安全部队还需要5,000人。所以北方联盟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到达之前还要负责维护那里的秩序。我们将自己的部队部署在城外，以防敌人的反攻，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们困在城里扮演保安的角色。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仍然控制着南部地区，冬天很快就来了，我们需要自己的部队能抽出身来攻打其余的城池，包括坎大哈。

　　11月14日，就在喀布尔攻陷后不久，东部的贾拉拉巴德也宣告攻破。不到两周，塔利班在北部的最后一个重镇昆都士也被攻打下来。这场胜利非常重要，因为许多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在我们占领了马扎里沙里夫后都逃到了昆都士。现在北方彻底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大战利品将是塔利班最后一个据点：坎大哈。这将是塔利班最后一个立足点，我们知道这个城市不会被轻易攻破。他们会拼死一战，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可能有化学武器，可能已经准备、并且非常想要使用这样的武器。他们在东部的多拉波拉还拥有连绵数英里的、错综复杂的山洞群，另外在漫长的巴基斯坦边境上还有许多可以让他们轻易钻过去的空洞。这场战争还远没有结束。

　　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是一名普什图族的将军，是集结在坎大哈附近的阿富汗军队的司令，我们把他视为解放后阿富汗的领导人。卡尔扎伊此前一直流亡在外，拥有大批的追随者，他在战争初期，坐着摩托车在没有携带任何安保人员的情况下，穿过巴基斯坦边境，重新回到了阿富汗。

　　一进入阿富汗，卡尔扎伊就迅速地重新确立了自己反塔利班领导人的地位。他向我们寻求帮助，我们向他空投了设备、武器、食物以及补给。

　　他打了一系列的小战役，逐渐靠近坎大哈，但我们想让他避免主要冲突，保存实力。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所遇到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于别人，恰恰是来自于我们：我们的一架B－52轰炸机误投的一枚炸弹就在他附近爆炸，他的脸被炸弹的碎片划伤了。他简直气疯了，不过除此之外，他安然无恙。

　　卡尔扎伊将军12月7日抵达了坎大哈，此时他要做的就是走进这个城市，打上几个小时，然后接受塔利班的投降。从官方意义上说，这就是坎大哈战役。

　　而真正的坎大哈战役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前，也就是11月中旬，是由我们的特种部队协同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完成的。

　　在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就料想到坎大哈将有一场恶战。我们不想从北方发动一场简单的、敌人早有抵抗准备的进攻，然后陷于城市巷战以及有可能发生的白刃战中。如果指挥不当，我们将在坎大哈战役中付出惨重的代价；因此。我们早在几个星期之前就为进攻坎大哈做好了准备。

　　我们派遣了一批人数不多的特种部队进行了一次秘密的军事行动，用飞机把他们运到坎大哈南部60英里外的、沙漠中的一个预定地点。他们在那里建设了一条沙子跑道，后来我们需要不断地对这条跑道进行修整，但是该跑道使我们终于可以用飞机将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运送到我们建成的、代号“犀牛”的军事基地。到11月底，我们已经用C－130和C－17运输机(从阿曼起飞)以及H－53运输机(从我们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运送了上千名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士兵。

　　犀牛基地并不是一个安全的降落地点，其所在区域也不安全。那时，有许多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也恰好逃往那个方向，希望能在开战之前逃离坎大哈。而实际上，这也正是我们建立犀牛基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基地组织成员逃往南方、抵达巴基斯坦边境之前将他们抓捕。我们把自己的士兵运送到他们南逃期间的必经之路上。

　　我们没有坐等敌人的到来——而是主动出去搜寻目标。我们派出的巡逻队从10人到100人不等，他们潜伏着，等待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深夜从坎大哈沿高速路逃奔而来。我们的士兵埋伏在夜色中，配戴着夜视镜，在敌人进入犀牛基地15英里范围时从道路两边发起进攻，将他们的卡车炸得粉碎。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到来，我们也开始向坎大哈周边地区发起进攻。我们在夜间出动(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和其他的联军特种部队)，分为十几个行动小组，散布在不同的位置上。我们的部队从没有进到该城的内部。我们总是在夜间袭击塔利班或基地组织的护卫队，有时候是和我们的攻击性直升机协同作战。我们将所有的出口和所有的主干道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我们夜间用掠夺者来监视他们的行动，白天则派地面部队来完成这个任务。这种战斗要求我们必须使用快速的机动车，并且在战斗过程中不能提供太多的支援。我们必须在夜间分小组完成任务。这具有高度的危险性。而这也恰恰是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专长。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常常打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武装分子措手不及，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这样坚持了一个星期之后，敌人的军心已经严重地动摇了，迫使坎大哈投降的时机已经成熟。

　　12月7日，就在卡尔扎伊接受了坎大哈首领的投降之后，阿富汗所有的城市全部控制在我们手中了。我们在八个星期内就做到了俄罗斯人用了十年也没有做到的事情。表面上看，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可实际上战争还并未结束。阿富汗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相当于一个得克萨斯州——而且基地组织深谙藏身之道，并且他们在阿富汗的藏身条件也非常好。阿富汗是个山洞密布的国家，其复杂程度完全可以和萨达姆耗资亿万美元修筑的地下掩体相媲美。贾拉拉巴德以南20英里处的多拉波拉山洞就绵延数百英里，而且在巴基斯坦境内还有大量的洞穴出口。基地组织在这些山洞里早已配备了饮用水、电力、大量的食物、武器、弹药，甚至还有通风系统。

　　毫无疑问多拉波拉地区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惟一的问题是我们在战斗中是否要派遣我们的地面部队，还是应该依赖大规模的空袭配合北方联盟的进攻。我们选择了后者——此后我们的这个决定招致了许多博学之士的批评。

　　可事实再简单不过了，我们根本不能派遣大量地面部队。多拉波拉山区长期居住着一些对美国以及其他外来人极度仇视的部落。现实情况是，一旦我们把自己的部队派到那里，就不可避免地要和阿富汗村民进行战斗——在敏感的时候导致关系恶化——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让中央情报局和我们的特种部队与态度友好的普什图族将军一同组建一支“东部联盟”军队。该计划的目标是迫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从山区的高地进入山洞地带，然后再把这些山洞彻底炸毁。

　　多拉波拉战役最初打的是地面战(而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空中战)。该地区是世界上地势最险恶的山区，海拔高达13,000英尺左右，终年覆盖着冰雪。由于海拔的原因，我们的直升机无法进入该地区，所以我们特种部队的战士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援。从敌人手中攻下高地的进程非常缓慢——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其中包括拉姆斯菲尔德。

　　“上帝啊，你们就不能让他们加快点进度吗？”一天早上，拉姆斯菲尔德对我说道。“见鬼，我就曾经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滑过雪，而我当时已经是69岁的人了。”

　　“部长先生，我们得客观地来看，”我说，“他们每个人肩上都背着130磅的装备。他们是垂直向山顶进发，一路攀登的都是冰岩。在此期间还要遭到敌人的攻击。他们已经在全力以赴了——再说他们还没有雪橇呢。”

　　他听了之后笑了起来。

　　“是啊，”他说。“有道理。”

　　这是拉姆斯菲尔德的一大优点。他可能表现得很苛刻，但是只要你能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他总是能接受，不再追究下去，

　　我们最终攻占了高地，将敌人逼进了山洞。接着我们就开始轰炸。我们使用的是“掩体攻击”炸弹和其他高级的、能深入山洞内的钻地炸弹。不管此前出现过什么传言，总之再深的山洞我们也能炸穿。我们的袭炸接连不断地持续了三个星期。

　　我们对奥萨玛·本·拉登紧追不舍。在我们轰炸这些山洞的时候，他绝对就在那里。轰炸期间，每天拉姆斯菲尔德都要问我：“炸到他了吗？炸到他了吗？”对此，我不得不回答我们还不知道。对军方来说，找到证据的压力非常大，除非十分确定，否则我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他的活动地带投下数吨的炸药，采取军事行动，然后派遣地面部队冲进去，搜寻干洞穴。据可靠情报，他的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严重受伤。我们相信他至今还活着，而且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现在就在巴基斯坦。问题是这些山洞即使没有上千个也有上百个秘密的出口，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发现并封堵所有的出口——更何况它们分布在长达1,500公里的边境线上。

　　我们知道他有可能逃跑，并且恳请巴基斯坦军方做好准备。我们希望巴基斯坦能把他们的常规军从北部调遣过来，驻守在多拉波拉附近的边境线上，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巩固这里的边防。但是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对此却爱莫能助。巴基斯坦临近多拉波拉地区的边境地带是一片部落聚居的偏远地带，几乎不受政府控制。该地区的部落不喜欢外来人，甚至不允许巴基斯坦军队驻扎在他们的居住地。穆沙拉夫如果把自己的常规部队派到那个地区，就必然会激起一场内战，惟一得到这些部落的允许、可以进驻其居住地的就是已经驻扎在当地的巴基斯坦“边疆卫队”(相当于一支游击队)。我们只能依靠这支队伍在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包括本·拉登在内——穿越巴基斯坦边境准备逃离时将其抓获。更糟糕的是，这片部落聚居区对本·拉登非常友好。他是当地最富有的人，多年来一直为这里的人提供资金救助。

　　我们最佳的选择就是与阿富汗人以及巴基斯坦人合作。这意味着我们要寻求巴基斯坦内务情报局(ISI)的帮助，该部门相当于我们的联邦调查局。问题是ISI长期以来一直和基地组织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穆沙拉夫总统施加了大量的压力，让他清理ISI，将那些对基地组织持同情态度的人清除出去。穆沙拉夫听了我们的劝告，开除了ISI的领导人、与双方都有联系的马哈默德·艾哈默德将军(Mahmoud Abhmad)。在我们追捕基地组织的过程中，这是最具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它将ISI转变成一个有效的力量，能够执行在巴基斯坦城市内追捕本·拉登的任务。

　　我们确信本·拉登就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很可能每天晚上都要换一个藏身地点。不管如何，他一定在东逃西窜，因此几乎无法像战前那样对基地组织进行有效的指挥。虽然我们没抓到他，但是在ISI的帮助下，我们捕获了数百名基地组织的活动者。其实，我们对基地组织的抓捕行动80％都是借助巴基斯坦的援助。不久，我们就接收到了大批的囚犯。问题很快就出来了：我们该如何安置他们呢？

　　我们占领喀布尔的时候，就已经有太多的战俘需要安置了。我们匆忙在喀布尔以北20英里处的谢尔伯根(Sherbergan)成立了第一个战俘营。它是北方联盟管理下的一座监狱，由杜斯塔姆将军负责。谢尔伯根有三千多名囚犯，大部分都是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北方联盟对管理如此大规模的监狱并没有做好准备，而且也缺乏足够的警力。我们让杜斯塔姆将军在处理囚犯的时候务必谨慎从事，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搜查，并在监狱内部加强安全保护措施，但是要落实这些措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战事无常。没有人会想到，监狱里的囚犯竟然会偷偷把武器藏在衣服里带进了战俘营。

　　2001年11月25日，谢尔伯根战俘营中的基地组织囚犯用偷运来的武器袭击了狱警，突袭了我们派驻该监狱的两名中央情报局讯问人员中的一名，杀死了约翰尼·“迈克”·斯潘恩(Johnny “Mike” Spahn)，一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数十名北方联盟的士兵。经过空中打击和24小时的浴血奋战，我们才平息了基地组织的这次叛乱。

　　第二天，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这群基地组织的士兵中竟然有一个美国公民。事后我们发现这些人当中有巴基斯坦人、沙特人、埃及人、澳大利亚人以及来自其他许多国家的人；基地组织的盟友和我们一样多。我们低估了他们的多国部队；没有人想到我们会发现与我们作战的人当中竟然还有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

　　越来越多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囚犯从阿富汗各地蜂拥而至，我们知道自己手上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监狱，不受北方联盟的管理。我们需要一种相对长期的机构设施。弗兰克斯和我希望在阿富汗外部寻求解决方案，但是拉姆斯菲尔德最初却希望把这座监狱建在阿富汗境内。

　　“我们需要在这个国家的内部建立一个长久的地方。”他说。

　　我不同意。“我们必须把他们关在别处。”

　　“在阿富汗境内有什么不好？”

　　“我们要把自己的军队人数控制在小范围内，目前，派到那里的人需要出去搜捕本·拉登，需要出去作战，而不是呆在那里看守囚犯。”

　　从一开始，我们的阿富汗作战计划就明确了，我们需要采取小规模的军事介入；要想赢得民心就必须淡化我们的军事介入。如果我们派遣更多的士兵(我们需要数千人才能对所有的囚犯进行安全管理)，就会增加我们的军事介入，就会引起民众的反感，而且会让我们的部队成为基地组织自杀性爆炸袭击者极其容易得手的攻击目标。另外，把基地组织囚犯关押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显然不够明智。这样，他们很容易受到叛乱者的挑唆，试图越狱，而且他们很轻易地就能挑起监狱内的暴动。

　　“那么你想把他们关押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盟国会同意把这些家伙关在自己家的后院里。”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头疼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说得很对——没有一个盟国愿意接收这些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并没有被判死刑。我们必须保留施行死刑的权力。如果我们抓到了曾经参与9．11恐怖袭击、科尔号爆炸或其他暴行的恐怖分子，那我们不排除使用死刑的可能性。

　　最终，我们选择了关塔那摩基地，这是美国的一小块领地，与古巴之间只隔了一道篱笆和几个岗哨，距离中东非常遥远，因此非常安全。在关塔那摩基地筹备设施期间，我们在坎大哈和巴格兰附近建了几座监狱，将每个战俘营的人数控制在100以内。但是有的囚犯极度危险，或者影响力很大，我们希望立即把他们押送到国外。于是我们决定采取一个短期的、暂时的措施。该措施可是前所未闻。我们把一些“特别危险”的基地组织囚犯关押在一个流动监狱里——一架直升运输机内。这种关押的时间不长，因为运输机在别处还要派上用场，此外，值得庆幸的是，关塔那摩基地很快就向我们开放了。

　　我们终于把这些囚犯押送到关塔那摩基地，让他们接受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审讯，从他们那里我们得到了大量宝贵的情报，我们和盟国分享了这些情报，断然阻止了基地组织的多次恐怖袭击行动。

　　我们在关塔那摩基地关押的囚犯不是战犯。他们是恐怖分子——非法的武装人员。战犯可以享受《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权利，而恐怖分子则不能。关塔那摩基地属于南方司令部的“责任区”，所以此事由他们协同中央情报局来负责处理。

　　2001年12月22日，由卡尔扎伊将军统领的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了，但是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部落军阀的手中。我们必须统一这个国家，制定国家策略，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让他们彼此依存。我们的第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成立阿富汗国民军。我们需要25,000美元来为它训练出第一批军队。让人吃惊的是，我们竟然拿不到这笔钱。我们先后找到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他们都很尴尬，却又不得不说没有办法。从法律上讲，我们不可以向阿富汗提供资助。和许多前9．11时期的法律一样，这条法律早该修改了，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修改。当我们必须发动战争的时候，可以轻易从美国政府那里筹集到数十亿美金，但是我们战后如此迫切地需要25,000美元，却根本不可能申请到这笔重要的资金。

　　于是我来到了中央司令部盟国村中的法国联络处，问他们是不是可以提供这笔资金。他们二话没说就划拨了资金。法国人在成立新的阿富汗军队上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帮助，他们不仅提供资金，甚至还负责操练了三分之一的军队。不过，他们可是指望我们知恩图报的。在那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美国有人公开批评法国，我就能接到法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打来的电话。

　　他会说：“你们还记得我们曾经在阿富汗战争中给你们提供的帮助吧？”

　　我会答道：“是的，先生，我记得。我们非常爱你们。”

　　他听了就会哈哈大笑。

　　为了帮助阿富汗重建，我们给盟友分别指派了管辖的地段，让他们对分派的地区拥有绝对的管制权，此外我们还派遣了临时的重建小组，满足各地的需要。每个小组都由专家组成——医生、律师、工程师——负责我们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此外，数十个人道主义组织还向中央司令部派遣了代表，这样我们就可以针对重建项目展开合作了。

　　重建工程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医院的设立。我们一清理出一片地方，就立即派一个工作组成立一所医院，通常都是将一栋原有的建筑改建为医疗机构。我们在马扎里沙里夫就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很快就在当地建立了全面的医疗队伍，包括从约旦引进了20名外科医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让阿拉伯人来管理这些医院，并成立一支阿拉伯人的医疗队伍。)阿富汗人急需医疗服务，他们甚至从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徒步赶来就医。妇女和儿童多年来一直没有接受过医疗服务，他们迫切需要救治。我们不得不额外搭建帐篷，为他们提供过夜的住宿。我们前后共接待了数万名前来就医的民众。

　　而且，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也终于满足了法国人请求派遣地面部队的愿望。他们为这些医院提供安全保障。当然，他们派来的部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请求，但是他们得到了上镜的机会。俄罗斯人也不断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派兵的机会，我们不得不同意他们在喀布尔附近成立了一座医院。我们在阿富汗重建上大获成功，其中一个有力的见证就是到12月22日为止，已经有将近750,000名阿富汗难民重返家园。这么多人当初迅速逃离家园，如今又同样迅速地跑了回来，这样的情形实不多见，这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弗兰克斯亲临了阿富汗，他发现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但同时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展也深感高兴。他刚回到美国，就被召往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Crawford，Texas)。布什总统想和他面谈。那是2001年12月，总统想全面了解一下我们的伊拉克作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