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中央司令部·第一

作者：迈克·德龙　诺亚·卢克曼·美国

出自————《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

出自————《战争通史》

　　“如果军事艺术只在于安全自保，那荣耀就只能属于平庸之辈。”

——拿破仑·波拿巴

　　中央司令部副司令的职位不是凭你个人就能争取来的。首先必须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名，然后经国防部长同意，接着由总统亲自批准。最后提名要交给参议院，必须经过正式的投票选举才能最终通过。要得到推荐，你必须从数百名战绩卓著的将军中脱颖而出。在全军当中，这是最难得到的要职之一。

　　中央司令部是负责美国国家安全的非常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而对个人而言，成为中央司令部的司令或副司令则意味着晋升。当选副司令是从两星级(少将)晋升到三星级(中将)。而当选司令是从三星级晋升到四星级。在军队中，这是极少数名为“文案工作”，实则根本不具备文案性质的工作。和其他职务不同，在中央司令部工作意味着你很多时间都要亲临战地。尽管如此，司令或副司令一职仍然是全军当中最令人向往的职位，是许多军人毕生追求的目标。

　　我本人是由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将军托尼·基尼推荐的——有趣的是，我第一次遇到基尼将军的时候，和他相处得并不融洽。

　　那是1992年，我们在索马里，那里的战斗后来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事后被记入《黑鹰坠落》一书并被拍成了电影)。基尼将军当时负责联军的联合军事行动中的地面作战指挥工作，而我负责指挥空中作战行动，这对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来说着实是个特殊的职位。实际上，这是海军陆战队人员第一次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空军指挥职位。

　　我第一次遇到基尼将军是因为一场争执。当时的空中作战计划书是在海上的航空母舰上制定的，然后由飞机空投到我们驻扎的营地。这些计划非常关键，我们每天都要连续数次把这些计划书从船上运到岸上。我们使用的是S3海盗战斗机(S3 Viking)，这种小型双引擎的战斗机通常用于反潜艇作战，而当时我们就是用这种飞机把计划书从船上运过来，空投到我们的使馆院内。海盗战斗机必须在高速飞行中空投作战计划书，因此空投的准确性很低。为了增加计划书的重量，他们还特意打上了橡胶包装。飞机空投的时速为每小时150到200英里，所以橡胶袋的下降速度非常快。我们把使馆院内整个停车场都划出来，以供空投使用，但他们总是错过投放目标。一天又一天，这些橡胶袋子接连砸在军用帐篷上，砸出了无数个大窟窿，还砸坏了许多卫星天线，就差没砸到人了。它们已经成了一件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让人头疼的事。

　　终于有一天，其中的一个袋子砸在了一个士兵的头上(幸好他戴着头盔)，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冲进了基尼的帐篷。

　　“这简直是混蛋!”我说。

　　屋子里有好几名军官，他们一定觉得我疯了。上校不可以这样对将军说话。实际上在军队中，这很可能是最愚蠢的行为了。它有可能意味着你的晋升算是到头了，而这就等于宣告了你军旅生涯的结束。

　　可我就是不在乎。只要我觉得有的事情不公平或者做得不对，我就一定要站出来说话，完全不计后果。海军陆战队中向来有许多人总是做出这种错误的(也是令人骄傲的)举动。

　　屋子里悄然无声。

　　“出去。”基尼吼道。

　　他把我从众目睽睽中带了出去。

　　我们一出来，他就冲我大吼：“你以为你是谁，敢这样和我说话!”

　　“有份作战计划书今天砸在我手下的头上了。这很危险，很愚蠢。你必须让他们停止这样的空投。”

　　“你以为你是准，敢对我指手画脚？”

　　“你不需要动用飞机。”

　　“去你的。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可以用直升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就能满足你。”

　　“它们的速度不够快。”

　　“我可以让它们早起飞，晚降落。两班轮流。可以保证和现在一样的空投速度。”

　　“纯粹是瞎说。”

　　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他不愿意妥协，我也不愿意妥协。

　　最后，为维护纪律，我说：“我已经说了我要说的话。你比我高两个级别。你可以做你选择去做的事情。这样僵持下去也没有什么结果。”

　　他的态度马上变了。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们不该这样争论。”他说。

　　“的确，”我说。“我根本不可能赢得这样的争论。”

　　他叹了口气，看着远方。

　　“那些该死的飞机，”他说，“它们简直要把我逼疯了。”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知道吗，你可能是对的。我们可以另想办法。”他又停顿了一下，说：“我准备采纳你的建议。”

　　我们施行了我提出的方案。我安排直升机空运作战计划书；我按照当初做出的承诺制定了日程安排，我们再也不用为此烦恼了。我们照样可以迅速地拿到作战计划书，而空中的威胁也就此解除了。

　　基尼把这一切都记在了心上。他意识到我不是要让他难堪，也不是要证明自己的匹夫之勇。我只不过是又一个顽固的、一心为军队着想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从那以后，我们合作得非常好，比我在军队中和任何人的合作都要愉快。

　　一年后，我成了一星级将军，而他成了三星级将军，并当选为驻潘德顿营(Camp Pendleton)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司令，负责指挥5万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他让我担任他的副司令。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不久，基尼出任中央司令部副司令，一年后他升任司令，是中央司令部有史以来第一个从副司令升任司令的人。他退役后，必须推荐一名新的司令和一名新的副司令。此时，我已经是一名两星级的将军，指挥着驻加州米拉玛(Mirama)的、世界上最大的海军陆战队空战部队。在我的麾下有420架飞机，53个空军战斗中队，17,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对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位了。我在军中服役33年，其间两次前往越南作战(在那里我曾三次被击落)，我对自己如今能在米拉玛拥有这样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

　　基尼推荐了陆军上将汤米·弗兰克斯担当新一任的中央司令部司令，推荐我担任副职。副司令一职当然也需要得到总统和参议院的批准，但首先必须由即将上任的司令来提出推荐。所以，决定权掌握在弗兰克斯手中。

　　我认识弗兰克斯，但不太熟悉。我们过去曾经一起工作过，主要是在战地训练演习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中，这种演习需要各个军种进行配合(当然也并非每次都这样)。弗兰克斯当时是驻佐治亚州麦佛逊堡(Ford McPherson)的陆军第三集团军司令，演习中他负责指挥所有的地面力量保卫假想中的科威特。我负责空中支援。

　　弗兰克斯问我可以给他提供哪些支援。我告诉他我可以让我的固定翼战斗机在他的军队上方飞行，让我的眼镜蛇直升机在他的前方提供空中保护。我的计划让他感到吃惊，因为他此前从未得到这么多的空中支援。演习结束后，他对我说他从没碰到过这么好的合作伙伴。

　　不过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而且从那以后我也没再和弗兰克斯打过交道，不知道他心中是不是另有人选。中央司令部是极少数强调联合行动的部门。诚然，每个在中央司令部就职的人员都要当着参议院的面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站在我们面前，你是否能够不考虑你个人的职务以及国防部的特殊利益，对我们实话实说？”不过，在实际运作中，弗兰克斯是陆军的人而我是海军陆战队的人；很可能他更倾向于选择自己这边的人。

　　后来有一天，电话响了。我的助手对我说是弗兰克斯将军打来的电话。我拿起了电话。

　　“喂，你这个家伙，你就要担任我的副手了。”弗兰克斯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当选的)三星级将军。我开始前往中央司令部走马上任，迎接我的将是我这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36个月的时光。

        中央司令部是一个“地区司令部”——致力于关注世界某个地方的事务，具体包括：中东地区、东非地区和中亚地区。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前，还有另外三个地区司令部，负责关注与欧洲、太平洋和南半球的地区有关的事务。此外还有联军司令部，负责冰岛和大西洋地区。每个司令部的“责任区”(AOR)从90个国家(如欧洲司令部)到25个国家(如中央司令部)不等。当然，这些数字并不说明问题：欧洲司令部关注的90个国家中几乎没有几个“热点”；而中央司令部关注的25个国家大多数都是热点地区。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包括非洲东角、埃及、约旦、黎巴嫩、也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海湾地区、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所有其他中亚地区的国家。

　　所有的地区司令部都要负责保证“责任区”的安全，制止敌对行为，运用外交手段保证军事力量平衡，同时确保国际援助履行到位。如果一个地区司令部“责任区”内的某个国家成为潜在的威胁，那么该司令部就要制定应急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司令部成立于1980年，当时伊朗国王刚被推翻，中东局势不再稳定，而霍梅尼支持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开始抬头。中央司令部的成立是美国政府为应对上述情形所采取的直接措施，因此中东地区一直是它的重点关注对象。

        我上任的第一天，驱车拖着辆四匹马拉的拖车来到了中央司令部。我和妻子凯西带着我们的四匹马、四只狗从加利福尼亚州赶了三千英里的路，每隔几百英里就得停下来喂马。卫兵见到我很高兴，尽管他们不太清楚该怎么处理这些马。狗是不允许进入基地的临时住处的——更不要说马了——所以这让他们着实慌乱了一阵子。

　　我看了自己的新住处。这是我所住过的最好的地方了。和司令一样，副司令在中央司令部也有一栋很大的房子。房子在基地里面，距离中央司令部大楼不到一英里，这样我上下班就方便多了。我妻子也很高兴，20年来她一直在为我无私地付出，如今她能感到高兴对我而言太重要了。

　　中央司令部坐落于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麦克迪尔位于半岛的最顶端，因此进出只有一条路。我们的船只在周围很大的海域范围内持续巡逻，司令部四周是装有带刺铁丝网的重重大门，由空军警察把守。麦克迪尔还是半英里以外的特种部队司令部的所在地，它是美国空军最安全的基地之一。

　　中央司令部大楼本身的安全系数也很高。首先，你不可能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靠近它。在它周围75码的范围内没有任何其他建筑；每个门都有卫兵把守，所有的随身物品都要经过检查。这栋大楼的墙壁非常厚，窗户很少，其中许多房间拥有金库一般的安全性能，可以用来召开机密会议，存放机要文件。这栋建筑最初是矩形的，建成后又经过多年的加盖，内部结构很复杂，走在里面很容易迷路。

　　我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三星将军、前副司令迈克·道森(Mike Dotson)，他要向我介绍一下这里的工作内容以及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我们坐在一间会议室里。

　　“中央司令部分为六个职能部门，从J1到J6，”他说道：“J1是人事部，J2是情报部，J3是作战部，J4是后勤部，J5是战略策划部，J6是通讯与信息技术部。这和五角大楼的部门设置是一样的。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人员，由一名一星级或二星级的将军领导。全部人员在九百到一千之间。所有这些人现在都要向你汇报工作。

　　“每天早上你要听取简要的汇报，了解我们关注的25个国家的近况，了解前一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所有的军队、飞机和船只目前的状况如何，以及我们将来的行动方向在哪里。你必须对这些情况一一做出分析，判断出有哪些事情需要处理。通常每天都有大量需要处理的、轻重缓急各不相同的问题。你还要应付所有和这些国家有关的外交以及政治问题——与国务院合作——这就是说你几乎每天都要和大量的驻外大使或使馆副领事进行电话联络。你每天还要和许多不同的国防助理秘书交谈。我们还经常要到国会那里去述职，有时是例行的，有时是特殊情况，所以你的一部分工作内容就是随时准备向某个人做职务陈述。另外就是热点地区，我们关注的热点地区似乎比任何人都要多。针对每个热点地区的作战计划和应急计划都要不断地更新。弗兰克斯通常负责和四星级以上的人打交道，而其他所有人就由你来负责。”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这是你要接触的华盛顿的人；这是你在军中要接触的人；正常的工作时间是每天10到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他领我四处参观了一遍，把我介绍给工作人员。我很快就发现中央司令部有着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道森准备离开了。他走之前，送了我最后一句话：“但愿你和弗兰克斯合作愉快。”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回答，但是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夹杂着畏惧和痛苦的神情。

　　我接下来要见的就是弗兰克斯。我们的见面很短暂。他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我希望能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开展工作，”这就是他的开场白。他十分清楚他想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他想要的目标；他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是我所见到的精力最集中的人之一。他就像一只猎犬，一旦抓住一个问题就不肯轻易放手；要是你试图转移话题，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他说，一旦他想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就绝对无法容忍任何人偏离主题。

　　我们的会谈结束后，他踌躇了一下。

　　“迈克，”他反省道：“我的特长就是在工作上表现得格外刻薄。”

　　这是一句很奇怪的话，在此后的岁月中我与这句话着实地斗争了一番。弗兰克斯是个让人很难琢磨的人。他话很少，不太喜欢别人围在他身边。他可以表现得很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我喜欢幽默；而弗兰克斯则很少表现出幽默感，除非是在私底下。说起来也真有意思，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但是他只有在他想要幽默的时候才幽默。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冷峻的人，和我截然不同。他很少信任别人，而且要赢得他的信任需要很长的时间。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向我简要地汇报了他们的工作。我去了他们的办公室，这样我不仅能看到我手下的这些军官，而且还能看到他们的手下。有数十名将军负责向我汇报工作——其中有许多都是两星级将军——分别代表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当然，我已经习惯了指挥工作，但此前，我从来没有指挥过这么多将军。

　　我接触的人越多，就越是发现，弗兰克斯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完全令这里的人手足失措。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们一直在基尼将军宽松的管理方式下工作。弗兰克斯是在我来之前两个月刚刚上任的，显然他已经给了这些人当头棒喝。有传言说弗兰克斯非常、非常难对付；一切事务都要处理得当，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寻找任何借口。这些军官觉得自己整日处在炮口下。

　　我在海军陆战队中也曾经碰到过一些最严厉的上司，但从没有被任何人吓倒过，这一次也不准备被弗兰克斯吓倒。再说，是弗兰克斯选择了我，我们曾经合作得很好，彼此很欣赏，而且在我上任的第二天，就选择让弗兰克斯为我“上”第三颗星。通常一个人在晋升时，都会选择与自己同属一个军种的军官来为自己“上”星(将星别在你的军装上)。但是我想着重表明自己的合作精神，所以特意选择让弗兰克斯在这个盛大的仪式上为我“上”星。

　　然而，这种玫瑰色的美好时光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一份备忘录，我们之间出现了第一次激烈的争论。每天都有数百份需要呈递给弗兰克斯的备忘录要经过我的办公桌。我的职责就是要减轻他的工作量，尽可能多地对这些备忘录进行签字处理。我可以签署后勤备忘录，但是他提出要亲自签署政策备忘录。有一天，我签署了一份政策备忘录，并告诉我的工作人员，这份备忘录在发出去之前必须让弗兰克斯过目。备忘录传递过去了，上面有我的签名，但是在发出去之前并没有经弗兰克斯过目。第二天，他在一个“发送”文件夹里发现了这份备忘录，顿时大发雷霆。

　　当着一大群将军和上校的面，弗兰克斯出其不意地开始攻击我，问我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司令，是不是觉得自己就能签发政策了，等等。我让房间里其他的军官先离开，他们正巴不得走开呢。接着，我转向弗兰克斯。

　　“你以后不准这样，”我向他回击道。“如果你想训斥我，那是你的特权，但是你不许再当着别人的面这么做。如果你想让我支持你，想让我继续得到其他将军的尊重，你就不许当着他们的面说这样的话。”

　　弗兰克斯瞪着我。我想从来没有人敢对他这样说话。

　　“去你妈的吧，德龙。”他说。

　　我离开了房间。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得很清楚了。而他再也没做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弗兰克斯对工作人员丝毫不宽容。问题不在弗兰克斯或是工作人员的身上——一切都是变化引起的。要改变上千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弗兰克斯和基尼都是出色的管理者，但是他们的工作方式非常不同。基尼比较容易相处，但是他在决策过程中也更自我一些。中央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对他来说只是信息的提供者，他让每个部门将信息提交给他，然后他独自一人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并做出决定。而弗兰克斯虽然个性独断，却是一个注重团队合作的领导者；他希望中央司令部的人能一起整理信息情报，共同制定决策。

　　和许多出色的人物一样，弗兰克斯也是个很矛盾的人。他对下属非常严厉，但他又很关爱他们、尊敬他们。他个性孤独，但他又很少独断专行。他对人缺乏信任，但又大量地指派他人做自己的代表。弗兰克斯是少数几个我无法理解的人之一，但是话说回来了，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地了解他。

　　我努力在弗兰克斯和其他工作人员之间扮演缓冲的角色——当然不能保证每次都成功。许多一星级和二星级的将军希望有机会和弗兰克斯面谈，而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和他会面，于是我就尽量打消他们这个念头，因为我知道弗兰克斯不喜欢人们围着他转。他可以马上看穿别人的心思，对于无备而来的人来说，就只能求上帝保佑了。一旦将军们坚持要见他，我就只能放行。而每次当这些人从他那里走出来的时候，都后悔当初实在不该进去见他。

        我们的担子可不轻。那是2000年的8月，伊拉克几乎每天都在向我们的战斗机开火。“南部监视行动”(Operation Southern Watch)要求我们在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禁飞区”和“禁行区”内巡逻。这是国际公认的、由联合国负责管辖的地带，旨在阻止伊拉克再次入侵科威特。可是伊拉克人几乎每天都违反规定，向我们执行巡逻任务的飞机开火。我们的军事行动准则允许我们在遭到火力攻击的情况下予以还击，所以那里几乎每天都要出事。早在2000年的时候，伊拉克的挑衅行为就在不断升级。

　　同时，伊拉克还企图违背联合国的制裁决定，将数百万桶石油偷运出境，公然嘲弄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计划。几乎每天我们的船只都能拦截到一艘来自乌姆卡斯尔港(Um Qasr)、满载着石油的伊拉克船只。我们通常需要处理的事务就是这些。

　　2000年10月12日，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当时弗兰克斯在中东，所以由我来负责中央司令部的所有工作。我刚刚结束一次例行的会议，就接到了海军上将、第五舰队总司令威利·摩尔的电话。摩尔说我们位于也门亚丁港的一艘舰艇发生了爆炸。爆炸舰艇是美国军舰科尔号(USS Cole)。他知道的只有这些。美国海军拥有四百多艘舰艇，偶尔发生事故及爆炸也是正常的，因此我们都没有急于就此下定论。但是很快，更多的报告向中央司令部蜂拥而来。第二份报告中说共有17名美军水兵丧生。第三份报告说舰艇正在进水，很可能会沉没。接着，第四份报告又来了，提出这很有可能是一次恐怖袭击。

　　此时我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既然科尔号已经遭遇了恐怖袭击，那我必须设想在全球范围内很可能还会发生同步的恐怖袭击行动，我们的其他船只很可能即将遭到又一次袭击。在和弗兰克斯将军通过电话后，我在威利·摩尔的协助下决定发布一份区域命令：“位于中东地区所有港口的所有船只立即驶入深水。”我们的船只在港口里很容易遭到袭击：机动车和武装分子有可能埋伏在码头，火箭推动榴弹(RPG)可以在岸上向舰艇开火，快艇也很容易靠近它们。而在海面上，我们的船是很难接近的——在数英里以内的海面上，任何可疑行动都可以被及时发现并阻止。

　　在接下来的数个时辰以及数天内，我们搜集到的情报表明，科尔号此次显然是遭到了和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的袭击。据估计，一艘快艇满载着约七百磅的炸药撞到了舰艇上，发动了自杀性袭击。这是美国军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遭到的最严重的袭击，也是有史以来美国军舰所遭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此前采取了大量的预防措施，就是要避免这样的袭击。首先，我们认为亚丁港是中东最安全的港口之一——而在中东地区安全的港口可是为数不多。我们延续了基尼将军制定的政策，让我们的舰艇在该港口加油(并致力于推动与也门的友好关系)，我们觉得这个港口很不错。科尔号可以从一个距离港口很远的漂浮加油码头加油，这里离海岸有两千英里远。该加油码头设有大马力的加油泵，每分钟加油量达到近2,200加仑，整个船只加油仅需六个小时，暴露在危险之中的时间可以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内。我们在科尔号的甲板上还安排了射手，观察是否有可疑的船只靠近。另外，我们还采取了一个预防措施，一向是不定期地到也门加油，两次加油的时间间隔向来都是不固定的；比如在事发的那一年，我们一共也就在也门加了几次油而已。

　　我们安排在科尔号上的射手当时也发现了附近有快艇，但是这艘快艇看上去似乎是正常的港口巡逻艇。当我们的射手鸣枪警告时，这艘快艇并没有减速，但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自杀袭击者使用的塑胶炸弹被浇铸在快艇的船身当中，根本就无法发现。我们的士兵采取了他们职责允许范围内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却不足以挽回科尔号最终被吞没在火海中的命运。

　　在这次事件中，船上的士兵严格遵循了海军的军事行动准则，该准则要求他们首先在船头鸣枪警告。可问题是他们受时间所限，仅能鸣枪一次。他们按照自己所接受的训练执行了任务，但是他们的规则却不适合应付海湾地区的恐怖主义行动。在这次事件当中，如果科尔号上的士兵执行的是中央司令部的军事行动准则(这是一套不同的、更适合反恐作战的准则)，而不是海军的准则，那结果很可能会截然不同。但是在当时，海军的军事行动准则是所有海军人员必须遵循的准则。在科尔号爆炸之后，我们改变了这项规定：从那时起，所有进入中央司令部辖区的舰艇都必须执行中央司令部的军事行动准则。

　　事发后不久，科尔号开始下沉。它是一艘长达505英尺的船只，是现役舰艇中最大的舰艇之一，舰上有固定船员249人以及44名妇女。它是“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Arleigh Burke – class guidedmissile destroyer)，价值一亿美元。它的彻底毁灭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毁在了中东恐怖分子的手中，他们会因此而吹嘘美国是如何地不堪一击，就连她最大的舰艇之一都能被一艘快艇给击毁。科尔号不能沉没。

　　我们召集了该区域内的所有舰艇以及工程师和特别护卫队，让他们紧急前往科尔号出事地点，那里的水兵正在竭尽全力挽救自己的舰艇。他们使用水泵、绳索，连续工作28小时，连睡觉都是站着，他们没有电力，一连三天几乎没有新鲜的食物，而且只有一个厕所可以正常使用。甲板上的温度高达华氏113度，甲板下面的温度也有130度。我们调来士兵替换他们，但是科尔号的水兵坚决拒绝离开他们的舰艇。但是船体上巨大的洞口所处的位置太深了，他们的水泵见效甚微；他们眼看就要失去自己的舰艇了。最后，他们急中生智，大胆地在船体上又开了一个洞，认为这样可以提高水泵的效率。果然如此。这些英雄挽救了科尔号。

　　尽管如此，这次事件还是让美国备感尴尬，同时也再次警告我们，基地组织是我们面临的一大威胁。我们提醒也门总统要提防恐怖袭击，而当时正在该区域主持工作的弗兰克斯将军于第二天便飞往也门。我们与美国驻也门大使芭芭拉·布迪恩(Barbara Bodine)取得了电话联系，她是我遇到的最出色的女强人之一。我们告诉她，我们需要加强大使馆、大饭店和其他“美国所在地”的安全保卫力量。布迪恩大使同意我们派遣一支中央司令部特种部队，一个由八名精英人员组成的、直接听命于中央司令部的行动小组。这支行动小组负责保卫建筑物的安全，在房顶安排射手，在入口处设置障碍，尽其所能保证也门的美国人处于绝对的安全之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海军修改了它的军事行动准则，要求所有船只必须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加油，这意味着要在该地区增派许多油轮和加油船——这是一笔相当大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开支。

　　在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批评家不断将矛头指向我们，说我们接到过“可靠的情报”，完全可以避免这次灾难。事实是，我们事前的确接到了一份情报，警告我们“在世界某地的一个港口有可能发生针对美国舰艇的袭击”，因此我们才让我们的舰艇保持警惕。大量情报显示，此次袭击有可能发生在地中海东部、红海、印度洋或海湾地区。而且无法确定袭击的时间。在这份“情报”出现六个月后，才发生了科尔号爆炸事件。我们不可能就这样模糊的情报采取任何行动，所以我认为迪克·克拉克在《反击一切敌人》(Dick Clarke, Against All Enemies)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我见过迪克·克拉克，当时他来中央司令部为我们传达资料。他特意告诉我们，他非常认同布什总统就反恐战争所采取的行动。但是，他不是内部人员。我和布什总统一道参加了无数次电视电话会议，而他从来没有出席过这样的会议。我认为就中东地区传来的情报而言，我们要比迪克·克拉克更知情。我每天都要收到一份来自于关注区25个国家的所有情报的明细表——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我们的情报部门所提供的全部情报。当然，我们有大量笼统的情报，告诉我们“在某个地方会发生某种事件”。我们的情报人员总是在不停地做“蜘蛛图形分析”，力图把这些模糊的情报变得精确一些，但是分析结果几乎总是缺乏明确的指向。整个过程让人失望，而且非常耗时。

　　谈到情报，最根本的一点是，你和你派往战场搜集信息和技术情报的人相比、和你任命的情报分析人员相比，并没有什么超长之处。情报在本质上无非就是分析专家所做出的专业的猜测与推断——而且总会在某个地方有某个分析家，就像迪克·克拉克一样，在事后站出来指责我们当初忽视了某些情报。在分析有关恐怖袭击的情报时我们发现，一旦有关恐怖袭击的情报大量涌来，这就等于是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格外强烈的警报信号。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得到的情报还是太笼统，让人失望，但是有关基地组织要在某地发动大规模袭击的情报数量剧增，这个信号表明袭击随时可能发生。我们自然认定此次袭击会发生在中东地区，在2001年的9．11事件前几个星期里，我们的“责任区”都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戒的状态。

　　那年夏天我曾经和连续四次当选坦帕市市长的迪克·格莱科(Dick Greco)一同出席一次晚宴。他问我是否担心出现恐怖袭击。

　　“我们对此十分关注，”我回答道。“根据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认为基地组织正企图在某个地方对美国人制造伤害。”

　　餐桌前的人们停止了交谈。

　　“你们认为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他问。

　　“我们估计会在中东发动袭击。可能是美国的大使馆或者酒店，也许目标会更出奇不意，比如埃菲尔铁塔。”

　　“你个人认为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他又问道。

　　客人们都看着我。我犹豫了片刻。

　　“如果是我，我会追到美国本土来。我会采取一种袭击行动，彻底瓦解美国人的精神，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某种可以影响到金融市场的袭击行动。

　　“但是这也是他们最不明智的选择，”我继续说道。“目前，美国人基本上过得还都很惬意，对这些事情不太关心，所以，我们的敌人低估了我们。但是上帝会让人来唤醒我们。美国人、包括我们所有人在内就是这样的，一旦有人做出了伤害我们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生改变。它能让我们团结起来，它能唤醒美国最伟大的凝聚力。”

　　我愿上帝保佑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在几个月以后，我惊恐地发现我的看法是多么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