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戈尔巴乔夫和冷战的结束(1981年-1991年)·第七
作者：约翰·W·梅森 ·英国
出自————《冷战1945-1991》
出自————《战争通史》
里根总统和“第二次”冷战(1981年-1985年)
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标志着美国政策的一大变化，他上任时苏美关系正处于20年来的最低谷。里根毫不留情地痛斥美国70年代的对外政策，他对缓和以及军备控制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三个话题上：第一，华盛顿决无可能与一个极权国家保持稳定关系；第二，苏联打着军控(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幌子实际上已取得了领先于西方的军事优势；第三，美国军事优势的丧失并非不可避免，相反，美国恢复其军事“安全限度”是可能的。
里根是一位充满自信的政治家，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是他的本能。1983年他斥责苏联是一个“罪恶帝国”，所幸的是，这一对抗态度并没有演化成对抗政策。1982年被任命为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要求与莫斯科一起对军备实行控制，里根本人在发表苏联是“罪恶帝国”讲话仅一年后也表示：“我们准备与苏联进行建设性谈判。”苏联新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推行军事优势政策，那么两国将继续斗下去。
在未取得军事优势地位以前，里根是决不会恢复军控谈判的。为此，里根政府制定了一项五年计划，打算花费1800亿美元实现美国战略部队的现代化。但是，欧洲日益高涨的反核运动和美国国内的“冻结”行动迫使华盛顿回到了谈判桌旁。
首先要谈的是欧洲中程核武器问题。1971年以来，苏联一直在部署一种针对西欧的更为精确的新型中程核武器SS-20导弹，而北约却没有任何导弹能与之匹敌，因此，华盛顿迫于西欧领导人的压力，不得不在1979年接受著名的“双重决定”：首先，在联邦德国部署潘兴-2弹道导弹，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其次，向苏联建议只要苏从欧洲撤出所有的SS-20导弹，北约也不在欧洲部署任何核武器。在1981年进行的关于中程核力量问题的谈判中，里根提出“零点选择”建议，但遭苏联拒绝。当北约于1983年11月开始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时，莫斯科立即中止了会谈。1983年是苏美关系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糟糕的一年。1982年开始的讨论战略核力量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与中程核力量谈判同时中止。1983年3月上旬，里根宣布了战略防御计划(SDI)，这一计划将在太空部署一个由激光武器和粒子束武器组成的保护罩以对付弹道导弹。这个“星球大战”讲话不只是解决美国易受来袭导弹攻击的另一个建议方案，这个讲话把进攻性武器描述得一无是处，从而把整个战略图景变了个样。对于“相互确保摧毁”这一观点，里根始终耿耿于怀，而“星球大战”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劳伦斯·弗里德曼所说的“从核困境下大逃亡”的机会。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要在太空建造一个完全有效的保护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将会看到里根的继任人乔治·布什上台后就放弃了这一计划。然而，苏联却在80年代把“战略防御计划”看作是决心为军备控制另辟蹊径的总统做的一场恶梦加以认真对待。苏联认为，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那么美国就可以免受苏联的攻击，如真是这样，那就打破了基于“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均衡。
里根对缓和与军备控制的指责以及他对建立一个强大的核防御体系的执着使美国的西欧盟友们深感不安。1983年部署的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不但没有给欧洲人带去安全，反而产生了负面影响。接着，里根单方面宣布战略防御计划使众多的欧洲人看到最大的战争威胁不是来自苏联的所作所为，而是来自军备竞赛本身和美国的霸道行径。西欧仍热衷于单独与苏联寻求缓和。1980年在波兰出现了一个反共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第二年，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政府实行军管，团结工会遭到取缔。当华盛顿对波兰和苏联实施经济制裁时，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
1981年里根上任时就断言“苏联是引起世界不安的起因”。里根政府作出了保护中美洲萨尔瓦多右翼政府，打击左翼游击队的选择；里根政府派驻联合国的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独裁”专政和左翼“极权”专政之间划了一条著名的界线：前者对美国友善，可以逐渐进化为民主国家，后者绝无此可能。里根希望尼加拉瓜停止向萨尔瓦多游击队提供武器。当美国国会拒绝向尼加拉瓜反革命武装(Contras)提供援助时，里根却把这一决定搁在一边，继续向“自由战士”提供秘密资助。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1985年-1989年)
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内，苏联由于在3年内三位领导人先后逝世正经历着一个过渡阶段：1982年11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接着是1984年2月尤里·安德罗波夫和1985年3月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先后病故。那几年里，克里姆林宫一直被说成是老人病房兼殡仪大厅。更糟糕的是，由日益显示出的僵化经济而引发的政治危机给苏联带来阵阵剧痛。20年内，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降，从60年代的5%多一点下降为80年代初的2%。苏联在微电子和计算机等主要技术领域的颓势更为明显，与西方的差距正在扩大。
苏联是一个畸形的超级大国：军事上，它与美国并驾齐驱，但经济上，它远远落后于对手。按人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很低，产品质量差，大部分人口还从事着农业生产，而且连年歉收。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经济状况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极为相似，与西欧或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相比。到80年代初，“各种相互关联的力量”(常用来形容竞争国力量的一句马克思主义术语)正向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着。
1985年3月11日契尔年科逝世数小时后，苏共中央全会选举米哈伊·戈尔巴乔夫为党的总书记。54岁的戈尔巴乔夫属于不了解斯大林的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一代，所以，他才可能制订出一套革命的对内对外政策。这些政策实施的后果尽管不是出于本意，却造成了在东欧的苏维埃帝国的崩溃、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自身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两个俄罗斯新词汇进入了政治语言，这就是perestroika，意即新思维，和glasnost，意即公开性。公开性的概念标志着与一个先锋队政党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决裂，这是一个掌握着“正确”路线，领导着一大群落后人民的党。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公开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被一群人用来反对从未受到过挑战的共产党的统治。公开性可能在两个方面发挥它的作用：它既有可能吸纳来自党外的新思想去鼓励政治上不同意见的辩论，同时它也有可能破坏共产党的权威。开始时是一场改革，而结束时可能变成了一场革命。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事务上提出了“新思维”，他说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赢家”，他声言这个世界是相互关联的，他把所有的人比喻为被一条绳索捆绑在山腰上的攀援者。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标志着冷战开始结束，确实，他一上台就着手去结束这场冷战。军备控制实质上是为了寻求与美国的政治妥协。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1985年至1988年间一共举行过4次首脑会谈，到80年代末，苏美两国关系从冷淡与交恶变成了信任与和解。
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首次首脑会谈上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结果，但两国领导人在公报中一致同意“核战争赢不了，不能打”的观点。这一声明代表了苏联在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并暗示了苏联有可能考虑削减它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然而，苏联对战略防御计划所持的反对态度成了军备控制谈判中达成任何实际协议的一个主要障碍。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第二次首脑会谈是1986年10月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的一所怪屋 [ 投笔从戎注：霍弗迪宫，一座小型政府宾馆 ] 内举行的。在核外交的历史上，这是一次最为奇特的会谈。雷克雅未克会谈的议事日程与美苏两国的期待背道而驰，既不是谈什么军备控制问题，甚至也不谈削减武器的问题，而是把核时代里最没有意义的问题——完全裁军——作为首脑会谈的话题。在最后一轮会谈中，里根呼吁在10年内销毁所有的弹道导弹，而戈尔巴乔夫则坚持美国必须把战略防御计划的研制限制在“实验室”内，里根对此毫不让步，首脑会谈终告失败。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编织的无核世界的美梦只是一个梦想。虽然首脑会谈失败了，但却为日后在三个领域内的稍低层面上达成一致奠定了基础，这三个领域分别是：销毁美苏两国的陆基中程导弹、大量削减战略防御武器和共同承诺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或只在一段商定的时期内推进战略防御计划。雷克雅未克会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削减战略武器和中程武器的协议有赖于就太空武器是否能达成协议。这是一个要么包罗万象，要么一无所有的一揽子计划。1987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次首脑会谈上，戈尔巴乔夫给这一揽子计划解开死扣，提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关于销毁陆基中程和短程导弹的建议。
在削减美苏两个大国核武库的问题上，中程核力量条约(INF)的签署是重要的第一步。在军备控制谈判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就一个广泛的核查程序问题达成了协议，授权在搜集数据和目睹导弹销毁的国家之间进行相互监督。中程核力量条约表明，军备控制不仅有可能简单地加以限制，而且有可能加以逆转，正因如此，它在核武器谈判过程中树立了一块里程碑。
第四次首脑会谈于1988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但未能就如何削减各自的战略核武器问题达成一项协议。障碍同样来自对战略防御计划的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然而，尽管第四次首脑会谈没有任何结果，但它并没有阻止削减武器谈判的势头。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几乎一手抹掉了美国关于苏联是一个“罪恶帝国”的看法。
尽管戈尔巴乔夫代表自己的国家把他的公共关系演绎得相当出色，但是，把他的对外政策的本质说成是“衰败外交”也许是相当准确的。他与华盛顿达成的一些军备控制的协议没有使美国倒是使苏联作出更多的削减；在反对北约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方面，苏联已形不成什么宣传攻势；1988年4月，莫斯科同意从阿富汗分阶段撤军方案，而置他们选定的喀布尔领导人的死活于不顾；在东欧，政治和经济改革所聚集的动力促使那里的苏联帝国于1989年整个崩溃。如把它放到一个帝国最终衰败的大背景下去看，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的“胜利”至少是卓有成效的。
里根在1981年至1989年间的总统任内，其对外政策让评论家们感到困惑不解。一方面，不断有人强烈指责里根政府在中美洲的对外“侵略”政策，还批评里根相信一个现代化的核导弹的防护罩，即战略防御计划的可行性。1986年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销售武器，向尼加拉瓜反共的反政府叛乱武装提供援助一事被揭露，所谓的“伊朗门事件”对里根总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另一方面，因他完全改变了与苏联进行的核辩论的本质，里根又应该受到赞扬。在里根的努力下，关于武器限制的毫无成果的谈判进程变成了关于武器削减的一系列创造性谈判。在80年代初开始的新一轮冷战中，里根担当了一个主要角色，到80年代后期，他又成了推动与苏联真正和解的原动力。
1989年：东欧革命年
这是欧洲战后历史上不可思议的一年。在短短几个月内，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所有东欧共产党政权就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了。英国记者蒂莫西·加顿·阿什在捷克革命中途的11月23日到达捷克，并对后来的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说：“波兰花了10年，匈牙利花了10个月，民主德国花了10个星期，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只花10天时间。”
东欧各国各自都有推翻共产党政府的理由，但是对所有有关国家来说，以下三个方面是共同的：第一，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发挥的作用。他公开宣称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勃列日涅夫曾经说过，为了把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苏联有权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因此当一个东欧共产党政权受到革命威胁时，苏联不再主动出兵保护，从而使一场革命成为可能。第二个理由很简单，这就是共产党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第三，在过去的10年内，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当西欧正自信地阔步向前之时，东欧却因低增长、高外债和人均国民产值低而止步不前。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5年-1982年)，苏联的影响几乎是消极的，换言之，来自东欧共产党政权内部的改革都是不能容忍的。大海啸开始于1980年夏的波兰，结果出现了一个“团结工会”这样的工会运动。在格但斯克列宁船厂一名电工莱赫·瓦文萨的领导下，团结工会进而向政府提出要求，要政府真诚接纳独立的工会组织，停止新闻检查并释放不同政见者；1981年，波兰实行军管，团结工会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在80年代中，它的力量不断壮大，到1988年波兰经济一团糟时，它迫使政府承认团结工会为合法，并于次年举行大选。1989年6月，大选的结果导致整个共产党领导的垮台，团结工会赢得了国会100个席位中的99席。12月，国会正式从政府中把共产党领导排除出去，并且恢复战前的国名——波兰共和国。
与波兰不同，匈牙利的改革动力来自共产党内。1956年以来一直领导着匈牙利共产党的亚诺什·卡达尔被党撤换，1956年革命中被处决的领导人伊姆雷·纳吉被重新安葬，恢复名誉。1989年10月，新的匈牙利共和国宣布成立，并于1990年3月举行自由选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况都不相同。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政权，它存在的惟一原因就是维护社会主义：什么时候社会主义失去信誉，民主德国政权就要垮台。民主德国政府不是垮于改革后的一段时间，而是垮于拒绝改革，这一情况与波、匈不同。借助于柏林墙的保护，自1961年以来的整个60年代，民主德国经济得以复苏，但到80年代，它的经济却停止不前。当匈牙利在1989年5月开放了它与奥地利的铁丝网边界后，民主德国再也无法阻挡它的难民潮水般地背井离乡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群众示威导致了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这一事件注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寿终正寝。
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从11月17日发生到11月27日结束仅10天时间。捷克改革运动是政治外行们的所为，为首的是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他曾因支持不同政见者坐了多年的牢。11月在布拉格发生的示威游行要求共产党放弃统治，导致了政权的巅覆。1989年12月30日哈维尔当选为总统。
保加利亚托波夫·日夫科夫的共产党政权也在1989年11月被推翻。罗马尼亚是东欧最后一个爆发革命的国家，1989年11月25日，当群众与国民卫队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发生暴力冲突后，齐奥塞斯库总统被推翻。
除了罗马尼亚，所有这些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不流血的，这与1848年的欧洲革命不同，1989年在欧洲没有反革命。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共和国”是外界强加给人民并靠苏联的力量支撑起来的政权。当戈尔巴乔夫清楚地表明苏联不再给予支持的时候，它们就垮台了。那么，在1989年的一系列革命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在起主导作用呢？拉尔夫·达伦多夫在题为《欧洲革命的反思》的书中坚持认为，不能简单地把198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理解为推翻共产党而赞成资木主义。诚然，它们是选择自由的宪政革命，但1989年死亡的，用拉尔夫·达伦多夫的话说，“是对一个‘真理’被独家统治着的封闭世界的信念。”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1989年-1991年)
在西方，几乎没有哪一位观察家能事先预料到苏联会在80年代末崩溃。在这里，回想一下戴·托克维尔在19世纪提出的一个论点还是很实用的，他说，革命不是发生在专制政权大肆镇压的时候，说得更确切些，革命是发生在它们正寻求改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正是如此。当戈尔巴乔夫1985年掌权时，苏联还没到崩溃的程度，苏联开始解体是执行他的一系列政策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最严重的弱点之一，是他不懂得民族问题的革命潜力。在1988年和1989年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要求脱离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要求从中央控制下独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也主张独立。戈尔巴乔夫愿意给这三个共和国以更大的自治权利，但是其他保守的反对派担心他的改革政策可能导致苏联的分裂，这就是1991年8月发生反对他的政变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相信“苏联人”这个概念，换言之，他相信存在着一个可以超越民族特性的苏联。然而，正如我们已经在东欧看到的那样，革命吞噬了他的改革。在1989年这个历史性一年的年终，戈尔巴乔夫与布什总统在马耳他会面时宣称：“我们再也不把你们看作为敌人了。”马耳他首脑会谈成了冷战结束的象征。
冷战的结束对欧洲以外的世界产生了影响。古巴军队1991年撤出安哥拉，从而结束了自1975年以来在那里的内战；1989年，越南迫于苏联的压力从柬埔寨撤军；在中美洲，苏联停止对古巴的支持，导致古巴削弱了对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叛乱者的支持，从而促使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在1990年举行大选，产生了一个联合政府；在非洲之角，继苏联停止对埃塞俄比亚的支持后，美国也停止了对索马里的支持，埃、索两国间的战争随之结束。
冷战结束后一年半，苏联才宣告解体。1990年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并，结束了欧洲分裂的局面。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以及丧失东欧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国内受到指责，他那来自左翼的主要挑战者是在1991年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鲍里斯·叶利钦。而推翻戈尔巴乔夫的八月政变的策划者是一些强硬路线分子，八月政变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叶利钦没有动摇，军队拒绝参与。不过，这场未遂政变的结果使执政了74年之久的共产党遭到取缔，苏联本身在之后8月至12月的4个月内终于解体。
美国的政策对苏共垮台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遏制政策的建筑师乔治·凯南在1992年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对苏联内部的变化，美国实在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但是凯南提出遏制政策的初衷就是设想遏制政策将可能鼓动苏联内部发生爆炸。而苏共的崩溃确实来自内部，这一崩溃也确实是在里根和布什两位总统任内美国推行一条对苏强硬政策的时候发生的。但是，必须牢记的是，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始终在产生着改革和革命的动力，而这个进程的快慢并不是主要由它与美国的关系来决定的。
结束语
冷战根本上就是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对峙，双方都被一种信念所激励着，这就是对方的意识形态必须被摧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赌赛，一方的胜出是以另一方的牺牲为代价，绝不可能共存。前苏联坚持列宁的信念，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美国相信，只有把共产主义恶魔从世界上驱除掉，才能有和平与稳定。每一方都向对方发起无数次的攻击。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莫斯科的摩尼教共产主义世界观把资本主义纯粹视为一个恶魔，这种世界观与华盛顿的摩尼教世界观是水火不能相容，后者同样把共产主义绝对视为一个恶魔，因此，各方都想千方百计地来证实自己的预言。
我们已经知道，1946年乔治·凯南在8000字的长电报中概述的有关遏制的教义成了1945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凯南争辩说，美苏所采用的方法和设定的目标是不能调和的，因此，美国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在将来，什么时候前苏联这个“非法”政府从内部崩溃了，什么时候这场斗争就会停止。这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前苏联发生的事情。然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不是美国取得了“胜利”，而是美国懂得了在冷战时期如何构想自己的对外政策。
遏制政策想极力维持现状，强烈反对美国对共产主义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式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冷静而精明，甚至有点消极的思想；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它不是把追求力量均衡而是把追求前苏联社会的转变作为终极目标，这又反映了美国的一种乌托邦思想。从伍德罗·威尔逊开始，美国外交的传统一直把自己的利益限定在普遍的原则和价值上，而不是在领土和国家安全上。美国对外政策上的这种道德倾向在杜鲁门主义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位总统以威尔逊的口吻谈论自由和极权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并发誓说他的国家将支持自由。就是在朝鲜，确切地说，美国不是根据地缘政治上的意义，而是根据原则——即不能容忍共产主义进行入侵却不遭反对——履行对韩国的保护。美国对外政策的试金石不是国家利益而是自由。
正因为用这样一种思想方式去观察世界，美国把任何一个独特事件都看成是全球共产主义的威胁，甚至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于是，捷克政变(1948年)、柏林封锁(1948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1949年)和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在冷战后最初几年中，对加固美国的反共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欧洲，很难把共产主义与前苏联的强权区分开来，但是在亚洲，共产主义往往体现在一种间接的力量上，越南就是例证。美国不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看越南问题的，而是设想越南北方受制于北京，而北京又受制于莫斯科。因此，保护越南南方就成了一个高于利益的原则问题，一直到很晚的时候，美国才发觉要想体面撤出已没有可能了。
尼克松是较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思考冷战问题的第一位总统。在越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抓住1969年中苏发生边境冲突的有利时机打开了与中国对话的大门。当美国士兵正在越南战场上丧命之时，尼克松正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欢迎，这等于是抛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使苏、中、美之间的三边外交在70年代成为可能。而在里根总统任内，事情发生了逆转，由于把前苏联说成是“罪恶帝国”，美国对外政策的很多方面与威尔逊的道德传统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到80年代，前苏联发生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而美国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在结束冷战方面，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前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戈尔巴乔夫还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放弃了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这样，他从根子上改变了美国的遏制政策，尽管这一政策实质上是对来自前苏联真实的或虚假的威胁作出的一种反应性姿态。在这一进程中，1989年的一系列革命是有决定意义的。冷战开始于东欧，也结束于东欧。一旦苏军撤出东欧，通往结束欧洲分裂的道路就通畅了，随之而来，冷战也就宣告结束。冷战是两种敌对制度之间的一场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斗争，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斗争发生在核时代第一个50年内，核武器的存在极大地改变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在整个冷战时期，虽然核决战的黑云高悬于天空之上，但是苏美两国自1945年以来谁也没有因愤怒而使用核弹，核武器确实对莫斯科和华盛顿发挥了制约作用，防止地区性冲突发展成为一场全面大战的危险。不使用的“传统”从此确立，随着冷战每10年的一次推移，这一传统越来越光大，新型武器既造成危险，也带来制约。
尽管美苏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意识形态的对抗，然而，事实上冷战也包含着强大的稳定因素。整个冷战时期，也就是20世纪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这一事实使一位历史学家将冷战重新定义为“长期和平”。核武器使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战争看作是不可思议的，这一态度的根本变化影响了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不论前苏联与西方之间有多大的分歧，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核时代，危机取代了战争。那么，在一个没有任何超级权威的世界体系内如何规范秩序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显然，联合国在发挥一个超机构的功能，以维持和平方面无能为力。看起来，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已默默接受了涉及如下一些方面的某些不成文的规则：即尊重各自的势力范围，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以及不使用核武器。关于势力范围问题，美国从未一本正经地想把前苏联驱逐出东欧，而前苏联虽没有公开同意却也容忍了美国在西欧、地中海、中东和拉美发挥影响作用。事实证明，哪些地方残存着的影响未被清除干净，哪些地方必然会出现严重的危机或者说真正的冲突，在1948年的西柏林、1950年的朝鲜和1960年的古巴，情形都是如此。
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是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悉心追求的目标。1945年后由各方参与的主要的三次有限战争是：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以及前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但是其中没有一场是美苏直接的军事对抗。双方都想通过代理人或以间接的方式扩大或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前苏联赞同朝鲜于1950年进入韩国，而自己却不直接卷入；70年代前苏联借助古巴军队将自己的利益推向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美国通常是通过暗地里的影响(中情局)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
至于核武器问题，双方都发扬了自我约束的传统。双方虽然都曾不时扬言，它们打算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但实际上做的又是一回事。1955年以前，当只有美国独家拥有核武器的时候，它就开始确立了一个不使用的习惯。杜鲁门不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决定在核时代的国际关系史上划下了一道分水线。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使用核武器取得胜利的要求在1951年遭到拒绝，从这个时刻起，美国和全世界都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核时代下的一场全面战争中，胜利不是惟一的选择。
在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内，无论国务卿杜勒斯如何地好战，如何地能言善辩，不使用核武器的传统终于得到了确认。1954年，艾森豪威尔拒绝了海军上将拉德福德提出的用原子弹去解救在奠边府被围法军的建议。在1954年的台海危机中，艾森豪威尔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表示，如有必要，美国将以核武器保卫台湾海峡，但与此同时，他也向蒋介石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他进攻大陆。艾森豪威尔并非不想造成一种核威胁的明确态势(例如，在寻求结束朝鲜战争时)，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总是发现使用核武器的后果是弊多利少。
前苏联又如何呢？1958年至1962年间，冷战最危险的时刻莫过于苏联在柏林和古巴问题上的对抗。1958年，赫鲁晓夫向占领西柏林的西方三国发出最后通碟，要求改变柏林的现状。当西方拒不让步时，赫鲁晓夫就收回了最后通煤。有迹象表明赫鲁晓夫只是想吓唬一下西方，让西方就柏林现状作些改变而已，他根本不想冒核战的风险。4年后，在古巴问题上又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对双方来说，核战的风险是一个主要的制约因素。前苏联谨慎小心的态度在1969年与中国的边境危机中再次显现出来，那时中国只有少量的核弹头。
在70和80年代中，苏美都承认有必要在首先限制，然后削减各自的核武库上达成协议，这一趋势主导了两国关系的走向。在维护核和平方面，双方都有各自的既得利益。正如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所说的，“不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也不论是正义者还是犯罪者，核旋风都将把他们一扫而光。”果然不出所料，冷战没有在一场核爆炸中宣告结束，而是随着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的垮台降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