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性的一年：1968年·第三十二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越南战争自1954年开始以来，就是敌对双方始终不渝地追求的两种国际目标之间的斗争：一方是要一个独立的不受侵略的南越；另一方则要一个强加以共产党政府的南越，俟时机成熟时就把它并入北越。这些年来双方的目标始终是明确不变的，但各方都一再改变自己的战略以适应新情况。但一般是根据对方的行动改变自己的战略，或按当时的战略出现不适应需要的迹象而进行修改，因而都是必要的。

　　 我方不论在战略、战术或后勤工作的任何改变往往都被美国新闻界贬称为逐步升级，这个具有贬义的名词在习惯用法上大体是侵略的同义语，而且已成为具有谴责性的词汇，被战争批评家们用来描述我们的一切行动，不管这些行动出于什么原因，都可以间接地看成是扩大战争。对方采取的行动显然不能用这个词来表达。实际上，逐步升级的固有含意是战略的逐渐发展论。由于担心过份的反应会把冲突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自1965年以来我们的政府就奉行这一理论。不过，我们谨小慎微的行动，却不能为政府赢得什么好处，因为给敌人增加压力所采取的每一个很小的措施，都为批评家们提供了加以指责的逐步升级的又一例证。接着我们还得花时间去解释我们的动机。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向敌人泄露了我们的未来意图。处于这种情况，我们在这场国际牌局中当然处境极为不利，这本来对于发明扑克牌游戏的国家来说不应引起惊讶。如果我们大胆地出牌，并且严格保密，而不是在出牌时手软，也不同喜欢出点子的看牌人公开讨论手中的牌，那么，凭我们优势的实力，我们定能把弱小的对手打下牌桌去。相反，我们为了能参加这场赌博而不惜让筹码一个一个地输掉。最后坐到巴黎谈判桌上时，实际上已经两手空空了。

　　 我已说明，在越南的对手都坚持各自的目标，同时经常调整各自的战略。第一次重要转折是1959年河内的转折，胡志明宣布对南越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夺回在吴庭艳掌权的头几年中失去的土地。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是由依靠政治颠覆转为从事积极的游击战。在1960年和1961年前，华盛顿对此并没有充分认识，直到局势的恶化迫使肯尼迪总统根据泰勒一罗斯托访问团的建议，改变他的战略。我们的反应是进行短期的军事威胁；但政治局势日益恶化直到吴庭艳被推翻，乃给河内提供了一个干掉南越的大好机会。共产党在北越的陆军战术部队的支援下转入攻势，这是敌人战略变更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不是约翰逊总统决定派出美国地面部队并发起对北越的空中作战以对付这种威胁，那一攻势本有可能使共产党人获胜。

　　 1966年和1967年，双方都大打出手；敌人逐渐败下阵来。就我们现在所知，1967年下半年中的某段时期，河内下决心要使1968年成为决定性的一年。他们决定放弃持久战的战略，而他们曾经希望通过持久战缓慢地拖垮我们，并在1月底春节停火的掩饰下，发动了全面进攻。我从未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定。胡志明显然不同意在本书前一章里介绍的我在1967年底向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对局势的估计。他可能是被自己的情报机构所迷惑，或者是被自己的宣传所陶醉而犯了错误。他似乎相信我军在1967年的损失确实如河内电台和报纸所声称的那种情况，并相信南越人已处于反对他们的“美国主子”的成熟时期。最后，他的军队于1月29日在“全面进攻——全面起义”的口号下发动攻势，并显然相信他们正走向最后胜利。

　　 人们必须承认，敌人上演了一出好戏。这些年来，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越共和北越部队均从未在几个地方同时向我发起攻击，特别是在我军机动后备力量甚少的不利时期。我后来得出结论，用自行车和手推车秘密集结他们必要的供应品，要在相隔甚远的战场上同时发起进攻所造成的后勤困难，对于敌方领导来说，要协调后勤工作确实是无法办到的。因此，春节攻势使我确实感到惊讶，并不是因敌人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计划进攻主要城镇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因他们能几乎同时发起多次进攻。两天中，他们向五座城市、三十九个省会以及许多较小的市镇进行袭击。虽然除顺化外，他们并未获得立足点，但是，他们还是造成了死亡、大火、毁灭的景象，如同美国电视屏幕所放映的以及美国报纸以骇人听闻的大号标题所报道的，这些景象把战争的恐怖深深地打入美国大多数公众和一些官员的心目中：要使他们恢复原状将是缓慢的，而在某些情况下，则永远不能办到的。

　　 当时，在越南和在国内的美国军人把春节攻势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突出部战役相提并论。正如希特勒在阿登地区失去了他最后的有战斗力的师团一样，胡志明在春节攻势中以及在此后——1968年的作战中损失了他的军队的精锐部队。我们估计，直接投入春节攻势的有八万四千多人，战斗的头两周中就有三万多人被击毙。在上半年，敌人在战斗中死亡人数近十二万人。

　　 虽然敌人在战场上失败，但是它却在美国和世界大部地区获得了有价值的心理上的胜利。一般公众均被敌人出乎意料的生命力所震惊，因为许多人均认为敌人已是强弩之末。政治家、战争批评家以及新闻机构都确信那里发生了一场惨败，他们不顾官方相反的声明，提高嗓门叫嚷我们被出卖了。他们还把罪过诿诸文职领导人，说他们与军事领导人共同掩盖越南真相，而军事领导人则由于他们那种惯有的乐观主义而怀着虚假的安全感，从而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分担罪责的还有我们的无所作为的越南盟友，他们甚至不能保卫他们的重要居民中心的安全。来自越南的战斗结束后的官方报道本来可以消除这些误解，但却不被人相信，而且被人攻击为文过饰非或简直得不到理睬。

　　 在一片吵嚷中，约翰逊总统指令我任主席的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调查这一指责：春节攻势出乎美军意料之外。在反复审阅有关文件并与许多官员交谈之后，我们的结论是，没有迹象说明美国的任何部队因缺乏情报而在敌人进攻时未能克尽职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司令官们事先就知道敌人所有进攻的时间、地点和规模。情报简直是从来没有那么明确的，这次，情报提供者曾指出春节前后一段时期是最可能受到攻击的时期。但是，一位称职的司令官并不需要那样准确的预告就可以作好准备来对付可能发起攻击的敌人。幸好，我们驻越的司令官们都是称职的。

　　 甚至就在现在，怎样才能解释美国国内对这些事件的歪曲呢？任何单独一种解释大致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肯定有许多因素在发挥影响。1965年以来，我们在国内的人民从官员、报刊、广播电台、电视等得到大量有关越南问题的消息和谣言。绝大多数报道是、或者似乎是矛盾的，因此，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尽管由于各地的情况大不一样，报道也未必都不准确。面对这种真事，半真半假的事，谣言与捏造等色色俱有的混合情况，国内的读者和听众就不得不自己去分辨自认为是真实的情况而加以接受；如果他不选择吻合自己所预计的事实，那他就不是一位凡夫俗子。因此，绝大多数公民用自己选择的点点滴滴材料和片断新闻，构成个人拼凑的观点，这样综合而成的对形势看法，就远远偏离现实。

　　 电视对形成公众对春节攻势期间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起了主要作用。证明首都遭到破坏的几间正在燃烧的西贡房屋的画面，伴以语调忧伤的解说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样的印象：这就是西贡发生的一切！人类这种凭个别事实作出结论的倾向，常常是形成对越南歪曲看法的主要原因，它肯定对1968年春节攻势后在美国出现的悲观情绪起了作用。

　　 我说过，甚至一些官员们，尽管他们能看到来自越南的官方报告，还参加了哀叹失败的卡桑德拉 [ 译注：据希腊神话，卡桑德拉是特洛伊的公主，能预卜凶吉。 ] 大合唱。他们的思想状态可以部分地解释为因受到那些大叫大闹的新闻报道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但那些往往迟于新闻报道之后才到达的低调官方报告，对他们并未起作用。报纸、电视和广播电台对一次事件可以无须事实证实、也无须作出什么判断，就进行报道。相反，一名负责任的官员，至少要力争在向华盛顿通报之前对事实作某些核实，他常常必须提出判断以帮助他的上司了解所发生的事件。因此，他经常落在新闻机构的后面；新闻机构就占有这样的巨大优势，它在政府的思想中形成了第一个印象，而迟到的官方报告如果与新闻报道有什么出入，也就很难纠正那个初步印象。

　　 另外，来自越南的官方报告在向上送的过程中，要经过好几个领导机关。它们的内容往往在那些机关被修改和加以综合概括再向上呈报。这一过程使消息变得空洞无物，改掉了原作者在真实情况的影响下所写的生动具体之处。我认为这一现象使许多华盛顿官员没能领会春节攻势前来自西贡的有关报告的紧迫性。这些报告本应使每个人都注意到，将发生某些非同小可的事情。结果，华盛顿的许多人在事情发生时，精神上毫无准备，因而很容易就陷入消沉颓丧之中。

　　 2月和3月，总统的当务之急是，判断在一年剩下的日子里南越的军事事态发展方向和如何为此做好准备。我们是否应期待再次发生春节攻势那种形式的进攻并作好保卫自己的准备？或者现在是否到了利用敌人因遭到损失而士气低落的时机转入进攻？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威斯特摩兰都需要有更多的军队，才能获得最大的效果，他也立即指明了这一点。

　　 白宫用了几周时间才对春节攻势后越南的实际情况得出了一幅较清晰的图景。某些事情是很明显的，其中最清楚的是敌人首次向城镇发起了进攻，给居民带来严重伤亡。这样，敌人给了西贡政府的威信迎头一击，说明西贡政府无力保护它的人民。实际上，许多越南部队在各省遭到重创后，撤入城镇，将乡村地盘丢给敌人。也还有一些不甚明晾的事，如绥靖工作失败的程度、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越南部队的战备损失的程度。但是，到2月中旬，有件事是明确的：除顺化外，敌人未能占领任何重要城镇，也未能严重破坏任何重要机场、公路、或其他军事设施。他们没有消灭任何越南主力部队，也未能激起敌人宣传的可以称作居民起义的任何事件。

　　 虽然敌人未能达到其广泛的目标，也没能持续其攻势，但是威斯特摩兰在他的报告中承认共产党有能力发动另一个回合的进攻，尽管不可能达到春节攻势那样猛烈的程度。威斯特摩兰特别担心靠近非军事区的北方诸省可能再次发生战斗。在那里，海军陆战队的溪山据点已有数月处于沉重压力之下。为了准备好对付突发事件并准备转入反攻，威斯特摩兰在2月12日要求立即部署一个空降旅和一个海军陆战队团到越南，并要求两个师的剩余部队作好部署准备以供日后需要。就我所知，这是他因春节攻势而提出的唯一增援要求，这件事立即成为政府内外辩论最多的题目。

　　 因威斯特摩兰要求增援部队而引起的一片混乱，是在春节攻势后总统下令检查我们的战略而产生的副产品，它引起了一些急剧的变化。敌人的战略也同样发生了变化。看来敌人好象要以较小的兵力继续他们的冬季和春季攻势，投入兵力的多少恰好能引起美国报纸当作新闻来报道，这样，他们就可望创造条件以利于在停止轰炸北越的同时开始谈判。河内领袖们绝对不会看不到同面临秋季总统大选的政府谈判的好处。因此，希望同约翰逊开始谈判。相反，他们在北方仍拥有巨大的人力储备，决心力争在外交谈判之前，再获取一次决定性胜利。

　　 我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要实现我们有一个不受侵犯的独立的南越的长远目标，我们有三种值得考虑的选择方案：我们可以提供有限的增援部队，包括威斯特摩兰要求立即投入的部队和来得及参加1968年战斗的额外少量部队。这些部队足以进行一次有限攻势，以利用敌人已经削弱的条件，夺回主动权，从而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条件。第二个选择方案是不派出更多的美军增援部队，在南越进行机动防御，只限于保护居民中心，这样可以建立代价不高的保护屏障，在这一屏障后加强越南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这样会形成一种军事僵持局面，有利于不断发展当地人的力量，尼克松政府称此为“越南化”。第三个选择方案是全面升级，大大超过现有的地面作战限度，把地面战争扩大到边境的敌军庇护所，并撤销绝大部分或全部空中作战限制。不过，既然美国必需的增援部队不能及时在1968年到达越南，那么，即使总统愿意批准这一战略，但到次年以前也不能付诸执行。

　　 再谈谈我上面谈过的几条定义：第一个选择方案可能是坚持战略的变种，第二个是收缩的变种，而第三个则是放手干。不论选择哪一个方案，事实是威斯特摩兰在6月以前得不到任何一支新部队，或是在年底前得不到足够数量的部队，而且那时就得把美国的战略后备力量耗尽。为了获得后备力量以应付世界范围的紧急事件，我认为所有这三种选择方案都需要在国内征召后备役人员。

　　 总统要求在作出新的决定前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研究，类似我这样的研究也在政府高级官员们中传阅。惠勒将军根据总统的要求，鼓励威斯特摩兰制定一个方案，说明当前的最高限额二十五万五千人之外，还要增加多少兵力才符合实际需要。威斯特摩兰最后研究提出的计划，说明了放手干战略(即类似上面概述的第三种选择方案)所需的军队数量。这是一项应急计划，它是以十分悲观的假设为基础的，即：南越军队不能再按原计划扩建，敌人通过进一步的渗透已大大加强，由于最近北朝鲜劫持“普韦布格”号和最近北朝鲜袭击的告警，韩国将在短期内自南越撤出它的全部或部分军队。这项研究报告对于处在极不利的条件下要支持一种富有进取性的战略所需的武装力量，其估计的代价之高乃是不足为奇的。根据这些假设，报告提出，到1968年底，额外需要的步兵、加上空中、海上以及支援部队，总计达二十万六千人，这就要求大量征召后备役人员。

　　 惠勒将军自2月23－25日访问了威斯特摩兰，同他商讨了应急计划，并将内容带回华盛顿供研究。2月28日，总统在白宫早餐时听取了惠勒的汇报之后，指示腊斯克国务卿和将在第二天接替麦克纳马拉任国防部长的克拉克·克利福德在3月4日提供几项建议，其中把惠勒将军所报告的局势以及供选择的行动方针加入考虑之列。大家同意由克利福德在五角大楼负责这项工作。

　　 同日，工作小组在克利福德的餐室开第一次会议。就我所记忆，主要成员是国务院的腊斯克、卡曾巴赫和威廉·邦迪；国防部的克利福德、尼采、沃恩克和古尔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惠勒；财政部的福勒；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白宫的罗斯托和我。我们开了近一周的会，人员有少许变动，提出了一项有关1968年剩下的时间里应采取的行动的建议。

　　 根据克利福德的指示，与会者分成几个小组，分工草拟文件，提出主要问题，供总统在作出决定之前予以考虑。这些问题是：在短期与中期所需的地面增援部队，应对北越进行的空中和海上的作战，需要征集的后备力量，拟议中的各种方案的费用，以及从中作出的决定在国内引起的影响。在提出草案并交给委员会全面审查时，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国防部的某些文职人员正在采取新的方针，这使我大为惊讶。显然，他们正在对春节和以后发生的事件作出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的解释。他们并不认为，如果我们能有足够的力量，我们就可以把春节的事件当作一次可以加以利用的全胜。他们显然认为，春节事件已经证明在越南绝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取胜。因此，我们应该停止派出增援部队，把损失限制到最小程度，尽量只用当前拿出来的力量保持僵局，并希望来一次突破。他们也未分清威斯特摩兰具体要求的二万五千人与应急计划所需的约二十万六千人之间的界线。就在我们商讨的过程中，他们歪曲事实，把这种看法向报界泄漏，并把二十万六千人作为固定要求增加的数字公布出来，用以说明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无止无休的，并急需修改这个耗资大、并无指望的战略。

　　 如果这种混乱看法有什么简单的解释，那么事实是，参与克利福德研究的某些人员连军事计划人员的行话都还没有入门。对军事计划制订者说来，需要多少军队不过是一种力量估计，它是按照某种假定的情况提出对付应急情况的需求作的估计。各种应急计划都包括对军队的需求，五角大楼堆满了这种应急计划和假定的需要。如果把所有这些计划所需要的军队加在一起，就可以用来证明军方即便把身体健壮的公民全部征召入伍，尚不能满足他们所缺的兵力需要。

　　 某些公开评论这些讨论会的评论员，尽管往往从未出席过会议，但他们把与会者发表的意见归纳起来公诸于世的本领看来是很大的，他们的报道技巧真使我感到自己望尘莫及。至于这些会议的性质，都不过是个人意见的交换而已，并未留下什么正式记录。总之，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没有听到有人公开反对给威斯特摩兰派去他所要求立即派给他的二万五千人，也没有人建议派给他在他的应急计划中要求的二十万六千人。真正争论的问题是，我们应否调整我们的战略，如果应该，那就应给它什么方针。

　　 我没有任何困难就决定了自己的立场。我同意立即给威斯特摩兰派去他要求的二万五千人；但仅仅指出，他需要的二十万六千人的应急计划不过是在预防万一的情况下而提出的一种设想。它的主要用意是提醒我们，国内作好准备的部队的储备不仅在应付东南亚，而且在应付韩国，欧洲以及中东地区的紧急需要时，是如何地不足。我有力地支持惠勒将军提出的急需征召后备役人员以增加三个师的力量来加强国内的战略后备的主张。这种征召不仅从军事上考虑是有理的，而且向我们的朋友们和向我们的敌人表明，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不考虑后退的，而这将具有有用的政治价值。它将特别提醒我们的公民，尽管我们严格根据法律来说，并未处于战争状态，但我们却处于一种紧急局势下，这种局势要他们负起类似宣战状态下的义务和责任。

　　 至于南越战争的指挥，我抓住有利时机重复提出我以前的建议，要求向威斯特摩兰将军发出新的战略指示。我在第三十一章中提到过，威斯特摩兰已采取向华盛顿送来一项年度作战计划的具体作法。这项计划说明作为战区司令长官，他打算在第二年如何执行任务。他已于1966年与1967年底提出这样的计划。他在这些计划中的措词向我说明，他认为他所担负的任务极为广泛，因而有理由要求军队的兵力大大超过当前的最高定额，而我则提请总统注意这一事实。然而，就我所知，这些计划均未置可否就被接受了，这就使威斯特摩兰有理由认为，他对有关任务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在1968年危急之际，从他的某些电报的措词中可以看出，根据国家的政策，他有责任把敌人从整个南越驱逐出去，这一点并不会使人惊奇；但这个任务在某种程度上却分明是当前他所拥有的部队，或是他预期能得到的部队所无法完成的。对他公平点来说，我认为应通知他，战争处于这样的阶段，就华盛顿看来，沿南越前线的遥远山区本身并无什么价值；也应通知他，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同意避免在靠近边境的敌人庇护所地区进行战斗，在那里，敌人具有交通线短的有利条件；还应通知他，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认为付出重大的代价来据守暴露在敌人打击下的溪山等据点，实在得不偿失。除了这些不利之处外，诸如此类的边境作战还给敌人提供获得代价小的小小的胜利的机会，敌人的宣传和我们的新闻机构则将把它们夸大成敌人的大胜仗和我们的惨败。我肯定，如果溪山据点一旦失陷，这在全世界将被说成是另一个奠边府。

　　 新的指示应明确规定，威斯特摩兰的任务主要是压制敌人对城市的进攻，恢复春节攻势中遭到进攻的各地区的秩序，并建立机动后备力量以准备在春季气候有利时，发动一次强有力的进攻。至于空中作战，我认为在此期间，除城市中心以及空防严密、能使我们的飞机受到严重损失的地区外，对其他地区应进行最大限度的袭击。

　　 作为一名独立的局外人，我没有参与会议结束时的最后建议的起草工作，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建议同我的主张是一致的。威斯特摩兰应立即得到所需的、可能动用的军队，但二十万六千人的增加数应予缓议。总后备队应予扩充以满足世界范围的紧急需要，满足东南亚地区可能发生情况时的需要。应采取必要行动来征召二十五万后备人员，以便提供所需要的额外兵力。应继续加强轰炸北越，但对于在海防港进行布雷却意见不一致。此外，还承认需要审查以已经批准的战略为基础的政治和军事指导方针。这就是我所记得的会议的全部结果。我的印象是，总统接受了这些建议，但在进一步研究其费用之前没有审批照准。

　　 关于行动本身的内部辩论延续到3月中旬。当人们日益明显地看出春节攻势后的局势不存在失去控制的危险时，克利福德主持的会议作出的建议已大部分失去其紧急意义。我越来越感到，其中大部分将被束之高阁。报界泄露了计划中增加驻越部队二十万六千人的消息，达到了有意煽动国会与公众反对任何升级的目的，使他们认为这种升级挽救不了必然的失败。在这种气氛下，根本不可能征召后备人员。只能采取措施以缓和沸腾的公众舆论并重新让总统扮演和平谋求者的角色。

　　 3月25日和26日，总统再次邀请贤哲人士开会，就越南问题进一步向他提供意见。他们曾在去年11月开过会。与会者主要还是上次那些人。他们听取了中央情报局的乔治·卡维尔博士关于越南总形势的汇报；参谋长联席会议威廉·德普伊少将关于军事形势的汇报；国务院菲利普·哈比卜关于政治形势的汇报。过去我曾听过卡维尔和德普伊的多次类似汇报，这次他们谈的并无异常之处。我不常听到哈比卜发表意见，然而，尽管他对政治局势的汇报比我所料想的要稍微悲观些，但他的发言是稳健而有思想的。

　　 我之所以对这些汇报作出如此评论，是因为总统首先有意就他的客人的意外反应提出责怪。仅在几个月之前，他们都支持他的政策，集中力量使公众对政策有较好的了解。这次他们事先显然就确信政策是失败的，并应予改变。经过两次尖锐辩论之后，他们会见了总统，并极其坦率地表示了他们的意见。总统个别征求了与会者的意见，听到了艾奇逊，万斯和麦乔治·邦迪等稳健派的十分悲观的回答。只有三人——罗伯特·墨菲、阿布·法塔斯和我——主张采取类似最近战略会议所建议采取的行动。大多数人同意修改，但在如何修改问题上意见却远远不一致。其中少数人也认为形势不妙，但对于采取何种行动却怕负责。这么多有声望的朋友的立场这样出乎意料地急剧转变，使总统得到深刻的印象，可能导致他下定决心，退出下届总统竞选。

　　 怎么来说明这么短时间内产生的这一变化呢？我已经提到过，总统怀疑汇报的可靠性，要求把两个汇报向他本人重复一遍。我不能责怪汇报人，在总统面前替他们辩解。我不揣冒昧的解释是根据我估计新闻机构关于春节攻势的报道对我们的客人们施加的影响的结果。他们绝大多数人受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宣传的包围而跳不出来，这两家报纸在越南问题上是强烈反政府的。虽然完全可以相信，东部财团的聪明复杂的头脑，不会受宣传偏见的影响，不论宣传手法是如何巧妙。但是，战前我在日本住过，当时日本政府进行新闻检查，我以后常常半开玩笑地承认，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下，我在离开日本时，已消除对天皇同太阳神的亲戚关系的大部分怀疑。

　　 我也深深怀疑，五角人楼的鸽派——在近来战略会议期间我曾与他们结识——已经串通了某些贤哲人士，并把自己的怀疑向他们灌输。在贤哲人土的数次讨论中，用以说明军事胜利并无价值的论证材料，听起来倒是很熟悉的。当时及尔后，这种捕风捉影的材料，是越南政策的反对者攻讦的有利目标。我从未听到“军事胜利”一词的明确含义，却把它的含义假定为：大部分依靠军事手段，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河内以及按约克郡，阿波马托克斯的投降模式结束战争。在那些年里，我未曾听到过任何一位关于越南政策的权威发言人对谋求的胜利的性质提过如此的概念。相反，我们总是强调需要集中多方面的力量以实现我们的政治目的——一个不受侵犯的独立的越南。

　　 贤哲人士离去后，总统只好作出一个严峻的决定：从公众生活中引退，希望这样能把分裂的国家统一起来，而总统的朋友的分裂就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对于是谁、是什么原因使总统在此一重要关头采取这一方针，我无法回答这一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我曾参加总统在3月31日演讲内容的部分讨论，对于国务卿腊斯克主张把停止轰炸北纬二十度线以北这一内容写进演说中，大为惊讶。在总统的全体顾问中，腊斯克曾经最坚决主张对敌人施加毫不松劲的压力，因此，他在这方面的变化提醒我，可能发生了某些非同小可的事。我仍然不相信这一新的让步是明智的，在当前成败攸关的时刻，我认为，如果暂停轰炸不能使敌人作出什么反应，那么恢复轰炸也不可能。在起草总统讲演稿的工作中，在加上最后的至关重要的章节之前，我阅读过最初的草稿，此外，我未参与任何工作。所以我听到3月31日总统的电视演讲时，对于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毫无思想准备。我深受他为了国家的团结而作出的个人牺牲所感动，但对于因他退出公众生活而使我们的亚洲政策摇摆不定，又大为忧虑。他的继承人中，谁又能在这一困难时刻领导好这个国家？他本人是否能够在1969年1月之前(即新总统就职之前。)的这一段长久的过渡时期中领导这个国家？对他的引退、对他停止轰炸的单方面让步，敌人会作出何种反应？它的作用会是拖长还是缩短战争？显然，我们正进入新的危机时期，预兆不是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