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1961年·第十七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一位总统遇到的问题决不是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可以一个时候解决一个、尔后就搁在一边的问题。相反，这些问题犹如汹涌不止的洪流，卷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一起涌到他跟前，有些问题互相有关，有些又没行关系，因此必须按某种格局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以利于研究和说明。因此，当猪湾事件已成为历史以及肯尼迪总统仍在极为关心柏林和北约组织问题的时候，他又不得不同时注意在地球另一面老挝和越南发生的局势。

　　 1961年下半年，受华盛顿官员更为密切注意的，不是越南而是老挝，因为那里的形势极为脆弱。在越南，吴庭艳政权先是遇到了胡志明留下的共产党干部策划的颠覆企图，后来又在1955年和1956年同各教派——高台教、和好教以及平川派——发生冲突，但生存下来了；在这之后，看来该政权还比较稳定。正是吴庭艳在建立比较稳定的秩序方面获得了令人感到意外的成功，才导致河内在1959年宣布对南越发动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我们后来发现这就是开始进行推翻吴庭艳政府的秘密游击战。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巴特寮在北越和苏联支持下，在老挝造成的威胁显然使美国在考虑对越南进行军事干涉之前很久，就考虑对老挝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在老挝，不仅外部敌人的插手可以一目了然，而且由于老挝国内政治领导处于分裂，武装部队又软弱无能，再加上绝大多数人又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因而组织良好的巴特寮叛乱活动的威胁也在增加。

　　 老挝的现状和越南的现状一样，都是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产物。甚至在独立之前，老挝国内就有强大的共产党(巴特寮)分子，他们控制着北方两个省，这两个省后来成了巴特寮采取军事行动的根据地。除共产党这一派外，老挝还有富米·诺萨万将军和文翁亲王领导的反共右翼和梭发那·富马亲王领导的一个中立主义中心这两派。

　　 从1954年到肯尼迪政府上台执政期间，由于这些党派争权夺利并设法争取外援，因而老挝局势的特点在政治上表现为勾心斗角，在军事活动上则显得软弱无力。梭发那·富马在1956年任首相，他得到法国和大不列颠的支持，而华盛顿一开始对他就抱怀疑态度，因为他让巴特寮参加了他的政府，而且他还想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由于这一点，美国最后撤消了对他的政府的支持，转而支持反共的文翁。1960年12月，文翁发动军事政变，曾一度推翻了梭发那·富马。

　　 肯尼迪1961年就任总统时，遇到的正是这种混乱局面。一段时期以来，从北越向巴特寮空运物资的苏联也许伙同共产党集团的其他成员国一起试图推翻文翁，当时这种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警告共产党不要采取任何此类干涉行动，他并指示在太平洋进行某些军事调动以表明在那个地区加强了准备。

　　 在1961年头几个月，巴特寮的反应是恢复了对查尔平原的军事活动，这些活动使文翁的军队暴露了无力击退进犯者的弱点，而且很快就引起了人们对万象以及湄公河谷重要地区的安全的严重忧虑。同时，巴特寮又在加强对老挝狭长地带的控制，那里就是北越用来支援在南越的作战行动的军事供应线、即所谓的胡志明小道。

　　 在对付老挝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时，可供肯尼迪总统选择的办法是有限的，而且前景暗淡。他可以对其听之任之，同时又希望最终将不危及泰国与越南的情况下取得某种力量均势；他也可以采纳他的大多数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我当时还没有参加他们的行列)，以军事教官和装备的形式向老挝人提供新的军援，必要时还可以派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美国的军队去那里补充其力量。若是后一种情况，肯定将由美国提供全部或大部分军队。最后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支持英国1961年3月23日提出的建议，即举行停火谈判，重开国际监督委员会议，以及召集一次关于老挝的国际会议。

　　 肯尼迪总统拒绝采取听之任之的选择办法，他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他也拒绝采用军事解决办法，认为这是危险的，而且大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他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盟国表示不愿提供军队支持；老挝武装部队不想打仗；他的军事顾问们又在美国公开进行干涉的要求和后果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当他5月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向国会领导人说明局势时，没有任何人鼓励他派美国军队去老挝，而肯尼迪本人素来也反对这种方针。4月间，美国一位伟大的军人麦克阿瑟将军不是曾经警告他不要派美国地面部队去亚洲大陆吗？再说，古巴的惨痛经历仍然使他痛定思痛，所以他要公开指责那种在自己家门口都搞得一败涂地时还期望在遥远的老挝取得军事胜利的想法是愚蠢的。

　　 一一排除的结果，他最后选择了第三种行动方针，但也不完全放弃军事干涉的选择。他支持举行一次关于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这个会议终于在1961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一直开到次年7月才结束。不过，在这次旷日持久而且往往又是激烈的日内瓦谈判的过程中，他一再把他的军事力量当作一种手段来使用，以达到他要取得国际上保证老挝成立一个中立的联合政府的政治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命令东南亚举行军事演习，以提醒他的对手，他并不排除把军事干涉作为可能采取的一种行动方针。在他采取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威胁的行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1962年5月就巴特寮春季攻势所作出的反应。巴特寮在南塔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又威胁到泰国东北边境地区。为了使泰国放心以及使敌人不敢发动进一步进攻，总统把一支五千人左右的美国特遣部队派到泰国，并让它一直在那里呆到次年12月。他的这次行动得到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三个盟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象征性的支援。这三国都各自部署了一个空军中队驻在泰国。虽然这种微不足道的支援具有某种政治价值，但它也表明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联盟缺乏军事内容。

　　 在老挝局势和日内瓦谈判桌上经过多次波折之后，1962年6月终于拼凑成立了由中立主义者梭发那·富马任首相的联合政府。7月，美国和其他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协议，规定一切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撤出老挝，禁止利用老挝领土“干涉他国内政”。在梭发那·富马领导下成立的联合政府是一个仓促拼凑而成的极不稳定的政府，没有希望长期存在下去，梭发那后来所以能继续任首相并不表明他有力量，而是反映了日内瓦协议的主要签字国对于推翻他和他的政府不感兴趣。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支持巴特寮的北越军队并没有撤走，也未停止使用胡志明小道给南越的战争运送物资。查尔平原周围的地面战斗在继续，战事随着季节的改变而时起时伏。但是巴特寮占据的地区与政府即中立主义者控制的地区之间的分界线，从1962年起的七年中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双方似乎有一种默契，认为老挝的命运将在越南决定。因此巴特寮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在老挝狭长地带的供应线，并维持把老挝按一条南北线分成两部分的现状，这样就可以防止从湄公河谷对他们的交通线采取任何有效的军事行动。

　　 在对老挝奉行什么行动方针而连续进行的辩论中，我支持总统的意见，即应该避免使用美军，只要有可能就应避免。从纯军事观点来看，如果派美国军队去的话，经泰国和湄公河谷向在老挝的作战部队运送给养的后勤工作是十分困难的，而且修筑一条交通线既慢而又耗资巨大。如果老挝要外国军队来保卫的话，那么应该是把它们用来对付巴特寮力量的来源地——北越，我们的部队从东部的海上和空中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近这个地方的。但是，根据1961年和1962年的老挝局势，我找不到任何情况可以证明采取这种激烈的行动是正当的，因此我衷心同意肯尼迪的努力，争取在时而显示一下军事力量的情况下通过谈判找到解决办法。由于越南局势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我的态度更坚决了。

　　 在研究解决老挝问题这段期间，我首次有机会来思考东南亚条约组织及其对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价值。这个由八国组成的松散的联盟，肯定不符合一个有效的联盟的基本标准——一个有效的联盟应是一个有共同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的国家集团，每个国家都应作出有重要价值的贡献。巴基斯坦和法国对抵制东南亚地区的武装侵略毫无兴趣；甚至连表白支持东南亚条约组织公约原则的话也不说。英国虽然抱有兴趣，但由于马来西亚和香港问题，它宣称除保持挂名的成员国资格外，别无它法。菲律宾也持这种态度，虽然它与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着更直接得多的利害关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承担了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某些义务，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它们派出了象征性的航空部队，对在这个地区显示力量作出了贡献。由于泰国处于共产党在东南亚的任何重大的崛起中首当其冲，所以它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关系极为密切。它的主要贡献是把泰国领土用来作为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后勤基地，并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旗帜下制定重要应急计划的工作。

　　 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弱点，但是，这个联盟还是帮助作了许多有益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让美军驻扎在一些有利的地方以对付可能发生麻烦的地区。该联盟也使总统可以用该条约的名义在该地区采取行动，而无需国会给予新的授权。但是，这种干预的自由如果碰上一位鲁莽的总统轻率地加以利用的话，那么其本身就可能是危险的事。幸好肯尼迪总统在古巴事件之后并不打算在远离本土的地方采取军事冒险行动，而且也不想听取他的顾问们有时提出的大举进入湄公河谷的建议。

　　 如果说1961年初在总统所关心的问题的程序表上，越南问题还是放在老挝问题后面的话，那么，由于后来数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情况开始变了。这些事件中，有爱德华·G·兰斯代尔准将在1月份访问越南之后提出的一个关于越南局势的报告；随后，在春末，美国驻西贡军事代表团团长莱昂内尔·G·麦加尔中将对越南的形势作出了悲观的估计。但是，吴庭艳总统在6月9日写了一封要求帮助把他的军队增加十万人的信，才真正使政府机关开始行动起来了。

　　 兰斯代尔的报告之所以引起注意，是由于他在菲律宾的民抗军叛乱期间，以及在越南吴庭艳政权执政初期所获得的声誉。他在1961年访问越南后，返回华盛顿时深深感到越共威胁在增加，他曾预见到的越南在1961年将遭到的危险正在不断加剧。他发现美国大使馆极为沮丧，而且德布罗大使与吴庭艳总统的关系疏远，后者对美国国务院及其一切工作产生了一种极不信任的情绪。头一年11月，吴庭艳险遭暗杀，这次事件加剧了他对他的许多助手，其中包括一些美国高级官员的怀疑。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兰斯代尔建议美国改变工作方法和更动大使馆人员，但是他最后说，我们必须继续援助吴庭艳，设法使他相信美国的动机，至少在一个更有指望的领袖出现之前要这样做。

　　 关于改进工作方法，他要求我们的军事人员，到战场上去，在战区做更多的工作。他们在那里可以对他们的越南同事起更有效的影响。在政治方面，他只是笼统地谈到了建立一个反对党的必要性，它将把反吴庭艳分子吸引过来，这样它就可以用来抑制在城市人民中增长的具有爆炸性的反吴庭艳情绪。

　　 由于兰斯代尔的报告是在我返回华盛顿之前几个月送到的，所以如何看待这份报告，我并无直接了解。但是，在6月份以后，我参加的有关越南问题的多次讨论会中，我常常听到有人提到它。我在麦加尔将军回到华盛顿时同他谈过数次，并于4月26日请他同古巴研究小组的同事们讨论越南局势。他对河内在1959年宣布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影响所作的说明，第一次使我明白了共产党这个术语的全部重要意义，它是说，在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境外给予秘密支持下，利用游击战以推翻这个国家的政府。他估计吴庭艳总统控制的地方只有南越领土的百分之四十多一点，而且几乎百分之八十五的军队又被叛乱牵制住而不能随便调动。最大的问题是，同老挝和柬埔寨接壤的边界漫长而又没有设防，它几乎无法控制敌人的渗入。因此，南越的防务比马来亚的防务要困难得多，但是，就是在马来亚，镇压那里的叛乱还需要十三年多的时间。尽管越南局势明显的恶化，但是麦加尔对吴庭艳仍抱有信心，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有力的反共领袖人物之一。

　　 我大约是在6月中旬开始积极参加对越南问题的研究，当时我还在研究关于古巴的报告。具体的时间就是在白宫总统办公室门外，我同总统的一次巧遇。他手上拿着吴庭艳总统6月9日的信件，他把信递给我看，并问我如何答复。我尽力要向他提供一个答案，这就是我卷入越南问题的开端。在以后八年中，我大部分精力都是致力于这项工作的。

　　 吴庭艳总统的信写得很好，并预见到了他知道会对他的要求提出的许多反对意见。他列举了他在约翰逊副总统5月初访问越南时曾经向他提过的几个问题，即：由于老挝的局势、柬埔寨的态度越来越暧昧以及越共活动的加剧，越南的局势也日趋危险，为了对付这些威胁，吴庭艳和他的主要将领认为，在今后两年中必须把军队从十七万人增到二十七万人，师的编制由七个增到十五个或十六个。他向总统保证，就人力而言，扩充军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需要美国以钱、装备和军事顾问人员的形式提出新的援助。

　　 对于有人可能会批评他过于依靠军事手段来对付包含许多非军事因素的极复杂的局势，吴庭艳对这些批评所持的论点，同许多美国官员在以后几年被指责谋求采取纯军事办法时所持的论点是一样的。虽然他一方面承认，眼下他必须把解决安全问题看作当务之急，但另一方面他强调他的政府仍然重视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他列举了他的政府自1954年以来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不可否认的成就：在多乐－昆嵩高原人口稀少的地区发展经济；扩建战略公路网；在农业方面鼓励多种经营；增加出口以及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他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进展感到洋洋得意，尽管经常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政治方面，他提到了已经实施的几项改革，诸如村镇官员的选举制度、建立省议会以及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公众事务的其他措施。他表示，他希望能继续执行这些计划；但是，他认为要这样做，就必须首先在各省恢复最低限度的法律与秩序。为此，他需要更多的军人作为后盾，这样就能不断地取得政治和社会的进步。

　　 这是个具有说服力的要求，但是，却难于迅速给予回答。因为它除了涉及到实现我们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目标的政治考虑外，还提出了在军事和财政上是否行得通的问题。我们的军事人员对于能否按拟议中的时间表为这样一支军队训练出必需的军官和士官是半信半疑的。经济情况当时则正由尤金·斯特利领导的一个美国专家小组进行研究，在估计大量增加军队的财政问题时必须考虑到他们的报告。最后，我们对老挝可能发生的事态的估计也将对作出任何重要决定产生影响。因此我向肯尼迪总统建议，他眼下只能给吴庭艳总统一个临时的答复，我谈到最近达成一项关于把越南军队的最高限额由十五万人增至十七万人的协议并指出要达到这个数字将需几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对吴庭艳提出的超出这个最高限额的要求的含意作深入的研究。

　　 在作出这个临时答复之后，我建议总统考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但尚未采纳的把军队进一步增至二十万人的建议，但在收到斯特利的报告之前，不要把数字定下来。与此同时，他应听取我国驻西贡的代表团，驻夏威夷的海军上将费尔特和国防部长等关于对越南军队要达到的最后目标的意见。

　　 总的来说，总统是根据这些建议采取行动的，这些建议同他的大部分顾问的意见是相符合的。8月4日，他批准把吴庭艳的军队增至二十万人，并征求别人对吴庭艳信中提出的更广泛的政策问题有什么意见。沃尔特·罗斯托——他当时是麦乔治·邦迪的白宫班子中南越问题的主要专家——回答说，在我们对越南局势有进一步了解，以及证实我们在越南有一个牢固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可以保证我们可能再给予的任何援助之前，我们不应向南越提供更多的人员和金钱。他建议派我去南越了解在华盛顿搞不到的情报。

　　 7月中，在1961年春接管西贡大使馆的小费德里克·E·瑙尔汀大使，向华盛顿送了一份对形势较为乐观的估计报告，他的结论是，美国的政策总的来说是正确的，虽然将来进展的速度可能如何，尚难断定。他对吴庭艳的目标和治理哲学推崇备至。在瑙尔汀看来，他远不是一个一心为自己争夺权势的独裁者，他是个有献身精神和有高度原则的爱国者，他本来不想当政治领袖而宁可出家当和尚。吴庭艳的坚强信念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了软弱的根源，因为这些信念使他过多地集中大权于一身，从而损害了政府的效能并使他个人作为一个政治靶子增加了脆弱性。然而，瑙尔汀认为从全面考虑，美国应当毫不犹豫地全力支持吴庭艳。瑙尔汀还说，当务之急是继续加强南越人的信心，帮助政府重新获得由于越共不断取得胜利而大为减少的人民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瑙尔汀认为在全国必须有充分的安全，从而使越南人民，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民，能自由选择他们的政治效忠对象。

　　 在夏季和初秋，我自己在越南问题上的任务主要是估计一下政府不仅对越南而且也对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的计划是否适宜。我看得很明白，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东南亚的问题，而不是一些相互无关的国家性质的问题。但是，由于国务院的内部体制是按国家分科的，由于我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是按国家制定的，同时也由于在东南亚条约组织赞助下执行的大多数军事计划都不切合越南的实际，因而就难以作出通盘的规划。这种计划主要是针对北越、中国或者两者共同向湄公河谷，然后又从那里向泰国，可能还向缅甸发动象共产党在朝鲜发动的那种进攻的威胁。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南越则被看成是次要的战场，南越战役大概将会出现北越派若干个师沿越南海岸南下直取西贡的态势。

　　 这种战略思想有它自己的道理，然而对由于巴特寮在老挝采取渐进的战术以及通过老挝狭长地带向南越秘密派遣游击战增援部队所造成的局势却毫无影响。要使老挝的军事行动有助于南越的形势，就必须对保护所谓胡志明小道的敌军进行扫荡。可是这类作战需要至少三个师的协同努力，这三个师必定是美军，因为除了吴庭艳之外，我们的盟国对这种作战行动兴趣不大，也因为吴庭艳需要把他的全部现有兵力都留在国内。诸如此类的考虑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对南越军队最后到底需要多少人作出决定或者对我们的东南亚政策进行任何局部调整之前，我们必须对整个东南亚形势作出一个战略性的估计。

　　 由于我在华盛顿还有许多事情要办，我起初回绝了要我带代表团去越南的建议。我所看到过的对美国政策的最新的说明，是1961年5月11日的一份《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中所谈到的内容。它说，美国在越南的目标是：“阻止共产党统治南越，在那个国家建立一个能生存的和日益民主的社会；并在加快步伐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相互支持的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段话同宣布杜鲁门主义以来历次宣布的对亚洲的政策声明是十分一致的，但是《备忘录》对所期望的援助计划的性质以及希望这些计划所带来的结果，则没有给予什么具体的指导。然而《备忘录》的一些话确实提到，一旦形势恶化就在南越使用美军的可能性。国防部已接到指示，开始为这一情况制定计划。我认为，我率领代表团去西贡，预料将是充实这一政策声明的内容，按照声明提出的广泛但是模糊的目标制定出具体计划。为了确保这样一个代表团提出的报告能受到热烈的欢迎，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在我们所要完成的大部分问题上取得大体一致的看法，并且明确提出供这个代表团要在当场考虑的几个选择方案来。

　　 总统接受了我提出的关于推迟行期的意见，但是，他强烈要求对那些在一个代表团出发之前需要澄清的问题立即加以研究。在他的指示推动下，参谋长联席会议着手分析在执行下列三种任务时需要多少南越人：内部安全、防御北越军队用常规武器发动的进攻以及对防止游击队进一步越过边界渗入南越。对于前两项任务所需要的兵力还比较容易估计，而第三项任务的要求却取决于现在还无法预料的河内作出什么决定和我们在南越采取什么样的反渗透防御行动。如果是在几百英里的老柬边境上建立固定据点来防御渗透的话，则需要相应的一套兵力配备；如果是派遣部队在边界发动攻势进行防御，而且必要时还要进入老挝的话，则又需要有另一套兵力配备。

　　 然而这些任务及其要求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老挝和泰国的形势发展。举例来说，如果西部的友好军队夺取了老挝的狭长地带和湄公河谷的部分地区，如果对老挝的共产党敌人加强空袭和游击攻击，或者如果我方对敌军兵力的主要来源地北越施加军事压力，那么所需的部队就可以大大削减。因此计划工作变化多端，总统在这年夏季和秋初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商讨这一计划。

　　 在这段时间采取的非军事措施之一，是由国务院的威廉·乔登起草了一份白皮书，它揭露河内违反日内瓦协议的行径和向南越进行渗透的程度，这个文件准备提交给国际监督委员会和联合国。另外还准备了其他一些文件，包括有关经济和预算问题的文件，有关作为进一步提供援助的交换条件、美国需要南越采取什么行动的文件，以及有关控制渗透的各种主张的文件。根据总统指示搞出来的文件泛滥成灾，这种状况可能使他大为吃惊，因此他最后终于发布指示，除批准发表乔登的白皮书外，中止一切计划活动，指示中说：“将由泰勒将军赴西贡，探讨各种可以更加奏效的援助办法。”同日，总统给了我一封信，全文如下：

华盛顿     白宫     1961年10月13日

　　亲爱的泰勒将军：

　　我想请您前往西贡审度南越的形势，特别是有关威胁到其内部安全和保卫该国及其邻近地区的问题。希望您同包括太平洋总司令在内的美国和南越有关当局会商之后，能就有关我国政府此时要采取什么行动方针以防止南越形势进一步恶化并最终减少和消除对南越独立的威胁的问题，提出意见。

　　您作出判断时，请注意有效地维护南越独立的首要责任，应由该国人民和政府承担。从上述要求出发，务请估量我们应作的努力并提出建议。

　　南越军事方面的问题固然重要，但其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也具有同等重要性，仅望您对上述诸因素全盘审度以提出建议。

您的忠诚的

约翰·F·肯尼迪

　　 这是一封重要的信件，因为我确信它概括了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大多数顾问对东南亚形势进行了好几个月的研究和争论后，在1961年年底的思想状况。这封信是严格按照5月《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所提出的美国政策声明写的，实际上它是重申了这一声明。不是要我去审核这一政策的目标，而是要我研究为达到其目的而采取的措施。问题是怎样才能扭转败局，反败为胜，而不是拆台收场。信件再次强调了总统思想中时常想到的一条原则，即这场冲突主要是越南人的事情，应当首先依靠越南的人力物力去进行，我们的贡献应仅限于弥补如欲达到我们的目标而不得不弥补的各项短缺。

　　 总统在信的最后还附了一段话，这段话是肯尼迪政府以及还要加上的约翰逊政府的议事过程中所一贯持有的看法，它的大意是越南冲突并不是一场正规的军事对抗。固然必须用军事力量建立某种必不可少的安全，赖以推行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各种措施，然而最终衡量成败的标准却在于非军事方面的国家建设的进展，而不在于歼灭了多少敌人和打了多少次胜仗。总统在私下交谈中极其明确地表明，他殷切期望能由越南人提供必要的军事力量，而无需调遣美国地面部队去参战。我向他保证，我和他的所有的或大多数的军事顾问也抱有这种希望。但是，一个政府为了国家利益，在必要时必须随时准备去做那种自己不愿做的事情。肯定说，杜鲁门总统绝不会对派遣美国士兵去朝鲜这件事感到高兴，他不过是对履行了他认为是应尽的责任而聊以自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