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底总攻开始之日·第五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八十二师调驻英格兰之后不久，由于一个十分不幸的原因，我成为意外幸运的得益者。2月，比尔·李将军，这位被当作偶像崇拜的第一0一空降师师长突患严重心脏病，使他退出了现役，最后被送回了美国。要大大地感谢布莱德雷将军及李奇微将军的过问，我被选中来接替他，并于3月14日在伯克郡的纽伯里师部正式接任师长之职。

　　 李将军于1943年秋率一0一师抵英格兰西南部，该师的第四团，即第五○一伞兵团于1月间在那里编入序列。在我到职时，为准备参加未来的战斗，部队紧张的训练和发起总攻的参谋计划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了。在李将军的领导下，正在形成一支从事非凡事业的非凡部队，然而命运的安排残酷地夺去了他亲自率领这支部队参加战斗的权利。

　　 我知道在一0一师中，对于未从该师内部挑选李的接替人这件事而引起的一些失望情绪，尽管如此，我在到职时还是受到热情的欢迎。如果在高级军官中有什么妒忌不满情绪，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不过，当我知道我超越了一些完全有资格继任的人而得到提拔的时候，就不象刚接任师长时那么高兴了。按道理说，本来应该由后来在巴斯托尼出名的师炮兵司令安东尼·麦考利夫准将接任，而我则该留在八十二师等待机会。

　　 为了适应新任务的需要，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我必须熟悉我的军官们，特别是团长和营长，他们在未来战斗中是首当其冲的。还需要监督训练计划，检查它们的质量和实用价值。在这方面，我得到了许多能干的军官的帮助，诸如托尼·麦考利夫、副师长唐·普拉特准将、参谋长希金斯上校以及作战副参谋长莱蒙德·米伦纳中校等。我还必需代表我师出席在伦敦及其周围地区的上级司令部召开的许多计划会议，并根据上级司令官们不断改变的决定调整我师计划。

　　 我非常有幸地在我最尊敬的两位高级军官的领导下工作，一位是第七军司令劳顿·柯林斯中将，一位是第一集团军军长奥马尔·布莱德雷上将。柯林斯是从太平洋调来的，在那里他担任第二十五步兵师师长，参加了瓜达卡纳尔岛战役，并赢得了“闪电乔”的绰号，他调来是为了给第七军配备有经验的领导，该军将在犹他滩头第一批登陆。他在当少校时，是我在陆军军事学院时的教官之一，当时他就以思想清晰，表达清楚，以及对战争科学和艺术具有深刻研究而深得我们班同学的好评。

　　 我最早认识布莱德雷将军还是我在西点军校当学员的时候，当时他是个少校。就是由于他在1942年调离八十二步兵师师长一职引起一系列连锁的调动，终于使我由华盛顿经过地中海而到了英国。布莱德雷在西西里任军长期间，证实了他在和平时期享有的领导艺术盛名，现在，他即将率领美国陆军和蒙哥马利的英国部队一起开赴诺曼底。

　　 布莱德雷和柯林斯都很了解为作战进行艰苦训练的必要性，并尽一切努力确保未来作战的胜利。他们和我一样都坚信，任何在战争中值得采取的行动都是值得在事前演习的。为了准备总攻，柯林斯将军组织了两次全军规模的大演习，这些演习尽可能逼真地模拟在英吉利海峡的犹他滩头两栖登陆的实际情况。两次演习一0一师都参加了，伞兵们乘卡车到滩头，演习自诺曼底的降落区向滩头挺进以接应在犹他登陆的美国部队。在我的坚持下，5月9日到12日，一0一师和空运司令部联合进行了代号叫“鹰”的演习，训练我们空降部队开赴英国起飞机场的运动、空运中队在空中的集合编队，以及我们伞兵部队夜间在同诺曼底空降区相似的地区空降活动。演习的最后阶段是部队在黑夜中集结，然后向和法国相似的地形目标运动。

　　 指挥官和士兵们都从每次演练中学到很多东西。有些教训是很大的，有些虽相对小些，但也是重要的。代号叫“鹰”的演习，使我认识到，在黑夜中如何找到空投的装备以及如何识别敌我的问题没有解决。后来，我们收到了从美国发来的急件，运来了用以捆扎装备的夜光绳索，以及几千个玩具蟋蟀，只要一捏就会发声，以便夜间识别。这些小玩意当然不能赢得战争，但常常是有助于赢得战争。

　　 自然，在我们准备阶段的最后几周内来了不少客人，其中最显要的人物是丘吉尔首相，他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陪同下于3月底来访。当天下午，我们师为客人们作了跳伞表演。首相和艾森豪威尔则在他们的专列上设宴招待驻英国这个地区的美国师长们。我们到专车上时，丘吉尔刚午睡起来，看来疲倦，有点心绪不宁。但是，喝了一点饮料之后，他拿起了一大杯法国白兰地酒。顷刻之间，他的脸颊泛红，眼睛闪光，开始大谈布尔战争 [ 译注：布尔人是非洲南部荷兰移民后裔。布尔战争指二十世纪初英国同布尔人的战争。 ] 的旧事，当正餐开始时，他还只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晚上他始终情绪很高，使我们这些起得早的军人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正常就寝时间。但是对于客人们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不过我怀疑艾森豪威尔将军恐怕不太好受，他非得忍受这种时间拖得很晚的许多交际性宴会。然而，这个晚上的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大家看到了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不拘礼仪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是战争期间盟国事业的无价之宝。

　　 进攻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如何保守登陆地点和时间的机密。至于地点，只有两个可能的选择，即瑟堡和勒阿弗尔，只有这两个港口周围才足以展开这样规模的战斗。在选定瑟堡以后，我方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给德军最高指挥部造成主要登陆方向是在勒阿弗尔的假象。据我们所知，这种迷惑手法获得出人意外的成功。至于这到底是由于我们的机智还是希特勒早就认定我们必将在勒阿弗尔登陆，我就不清楚了。

　　 不管怎么样，当离D日越来越近时，我们确实没有那种以为一切都很顺利的自满情绪，特别是当我们在伦敦的书摊上发现了一个名叫米特斯基的捷克斯洛伐克上尉写的题为《伞兵部队》一书以后。这本书概述了到当时为止的德国空降作战活动，其中有一部分论述盟国在进攻欧洲时可能使用空降部队的情况。书中还确实提出了在横渡海峡的作战中使用伞兵在瑟堡半岛降落的一个假想计划，该计划中规定的降落地区几乎和我们师在D日预定降落地区几乎完全巧合。

　　 为了保守总攻时间及地点的机密，关于这两方面的情况——这在一个时间内几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机密了——最初只限于极少数高级军官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专门登记在一个称之为“盲从者”的名单上。过后当D日越来越接近时，根据“需要了解”的原则，知情的人数逐步增加。直到5月中旬，我才能向我的团、营长们透露师的计划，但是还不能透露时间。他们只能对他们的少数参谋人员作简要的交待，然后由他们在严加保密的作战室里根据计划进行工作。部队只有在进入开赴法国的机场或港口附近的集结地区时才知道本单位的任务和计划。在此地区，发给他们整个瑟堡半岛的沙盘及地图，要求每个士兵加以研究，特别要求他注意自己要进行战斗的地区，但也不局限于此。鉴于我们伞兵们在西西里降落时的分散的情况，我坚持我们的士兵不仅要了解本单位的任务，而且也要了解周围的友邻部队的任务。还要求他们根据沙盘记住整个瑟堡半岛上的主要地形特征及战术目标的位置——一种对他们在D日将极有帮助的预习性训练。

　　 有人或许会以为这种保密措施可能要妨碍我们的最后准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我们不断根据上级司令部改变了的决定修订师的计划。例如，对分配给我们运载重型装备的滑翔机的数字直到5月中旬还有争论。英国利－马洛里空军上将从一开始就对空降作战的结果持极为悲观的看法，而且到了5月30日，他还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了他的怀疑。他特别对在灌木丛生的诺曼底村野使用滑翔机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并施加其全部影响削减批给我们使用的滑翔机数字。结果，我们在D日的滑翔机运载能力仅能运送三百来人，我们滑翔机团——第三二七团的大部分不得不由海路运送滩头。

　　 最后确定的进攻计划要求一0一空降师组成一支约六千六百人的伞兵部队，在黑夜的掩护下，在海上攻击发起前先行着陆，夺取由犹他滩头通向内地的四条堤道的出口，以供登陆的先头部队步兵第四师使用。指派给我们这个任务，是由于估计到登陆部队向内地运动时越过在滩头后的一大片水区的困难情况。这大片水区是德国人制造的，并在那里设了布雷区。这样一来，他们使得这三英里的滩头只有四条登上堤道的通道，这四条狭窄的通道，他们就极易防守，而我们的部队却非得走这四条道不可。因此一○一师伞兵们在降落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抢占并守住这些通向内地的狭窄通道。然后，我们将向南挺进，抢占瑟堡半岛底部的交通中心卡伦丹镇，并在第七军的部队登陆后向北攻占瑟堡时掩护其南翼。

　　 我们伞兵部队将在滩头后方三至四英里处的三个降落区降落，滑翔机也在此有一个降落区。伞兵侦察兵将携带灯光及雷达导航器材略先于大部队降落并标明着陆区。他们的任务是不令人羡慕的，在黑夜中降落在一片满布敌人的土地上，并以灯光和雷达讯号向德国人宣布自己的到来。这些侦察兵是D日的真正英雄的一部分。
进攻时间确定于6月5日之后，我就于5月28日起出发巡视我们分散在威尔士和南英格兰南部的十七个集结区的部队，他们都被严格限制在这些地区内接受给他们的最后指示。我站在吉普车上对我师的每一个单位都讲了话，设法向士兵们表达我对我们将在这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戏剧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想法，说明我们在有朝一日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讲起我们曾参加过诺曼底总攻的自豪感。虽然亨利五世在圣克里宾日比我说的要好得多，但我还是从士兵们聚精会神、闪闪发亮的目光中，从他们明显地迫切希望投入这场艰险战斗的毫无畏惧的神情中受到了鼓舞。

　　 在整个战争期间，我的士兵都是这样的；这对于那些命里注定要以毕生精力制定并作出同士兵们的命运生死攸关的决策的高级军官来说，是一种用不完的财富。据我的经验，史书把将领的作用说成：他们是激励士兵们勇敢作战的人物。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觉得自己每次上前线去多半不是为了督促部队，而往往是为了躲避呆在指挥所里的烦恼。在指挥所里，所有战斗的嘈杂声都好象敌人在行动，指挥官很容易陷入可怕的幻觉之中。到火线上去看一看一0一师的士兵们，总使我满怀信心地回到指挥所，感到局势完全可以控制，无须担心。

　　 在向部队进行战前告别活动的过程中，我被召赴布里斯托尔，布莱德雷将军在此也要和第一集团军的军长和师长们举行一次类似的临战前告别聚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我曾谈到过巴顿将军在进攻西西里的前夕所召集的一次类似的集会，布里斯托尔的集会是一次学习活动，同穆斯塔加奈姆的完全不一样。这里，布莱德雷这位西点军校和步兵学校的老教官亲自主持这个将官班。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到法国的作战地图面前，手拿教鞭，详细讲述自己的军或师的作战方案。当轮到我的时候，我发现布莱德雷对我的各营将如何行动和我一样了解得一清二楚。我象一个新学员一样坐下来暗自思忖，我的复述要扣“几十”分，今天我是否能及格。

　　 讨论结束后，布莱德雷也象巴顿将军在北非时一样，感到需要讲一点适合这种场合的话，对他的集团军赖以取胜的这些指挥官们讲一点鼓舞的话。不过，布莱德雷将军虽然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出色的善于激励部下的将领，但他也是沉默寡言、不善词令的人。看来他也意识到自己在这种紧要时刻，拙于词令，两手背着，眼睛有点润湿，没有发表演说，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祝你们好运气，伙计们！”离去时，我们没有那种象被巴顿尖酸刻薄的临别赠言所刺痛的感觉，我们感到有一位值得为他鞠躬尽瘁的指挥官。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将军，正如士兵们所说的那样，正在和那些现代司令官的算命者们——气象学家一起，汗流浃背地确定D日的日子。登陆原已定为6月5日，但天气变得极为不利，以致艾森豪威尔在听取全部情况和所有有资格提出意见的人的意见以后，决定推迟二十四小时，改为6月6日。传达此改变的密码电报6月4日早上发至我们师部。

　　 这个推迟颇令人失望，因为我们早已整装待发，而这意味着对锐气的一个挫折。它对我提出一个不寻常的问题——如何打发这个没有安排工作日程的日子。这种强迫的闲散几乎成为我倒霉的缘由。从伦敦来为我们送行的客人当中有一位老朋友，弗朗克·里德上校，熟悉的人都称他为“蛙人”，因为我们过去经常在一起打网球，所以我就提出到附近机场的一个空军的网球场去打一盘。当我们一交手，我大吃一惊，发现“蛙人”打英国式的网球比我要高明得多，看来似乎要剃我的光头，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在我正以最大努力避免败局的时候，突然听到轻轻的咔嚓一声，我的腿筋拧了，于是不得不停下来。虽然我因为中途退场而避免惨败的耻辱，但代价却是很高的。到晚上，我已几乎不能行走。次日晨，我在诺曼底跳伞时，我本能地收起那只伤脚，而让全身的重量都落在另一只脚上。这条腿并没有断，但却使我在法国的第一周内行走极为痛苦，不断骂自己自讨苦吃，骂“蛙人”球打得太高明。

　　 6月5日下午，我们师部挤满了客人。其中最重要的是艾克 [ 译注：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 本人，他和几个参谋人员是我们在师部食堂提前举行的晚餐上的客人。晚餐后，我们驱车到临近的几个机场。在那里，我们的伞兵们正在登上飞机，许多人脸上都仿效印地安人抹上油彩，头发也搞得奇形怪状。艾森豪威尔将军简述当年威灵顿公爵 [ 译注：威灵顿公爵(1769－1852)，英国名将，曾在滑铁卢之役击败拿破仑。 ] 对他的半岛部队的深情后，轻声地对我说，他们不会吓倒德国人的，但确实吓他一大跳。他依次从一架飞机到另一架飞机以极其友好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同士兵们谈话，这种态度正是他的品格中的一种力量所在。士兵们因为最高统帅亲自来为他们送行，都引以为自豪，洋洋得意。巡视一圈后，在英国夏天的长昼中，他和我握手告别，祝我好运气，即返回设在格林汉康芒机场内庄园领主宅邸的师指挥所。他站在屋顶上，观看着空运中队编队，排成纵队，飞向海峡及诺曼底方向。

　　 客人们离去后，我所属的那一批伞兵的领队劳伦斯·莱杰少校，帮我背上降落伞，并在我身上挂好全部随身用具，这些用具使得伞兵们象一头驮满东西的骡子一样，诸如：备用伞、手枪、伞兵刀、手榴弹、干粮、水壶、急救包、防毒面具、地图以及系在腿上的一只口袋，里面我小心地装着一瓶爱尔兰威士忌。一切就绪之后，一位结实强壮的中士过来为我收紧降落伞带，一直拉到我感到喘气都困难的地步，并提醒我说，收得越紧，离机后伞张开时的冲击就越小。

　　 一架飞机载一组伞兵，共十二名，由一位领队负责，领队大抵都是经过挑选的有跳伞经验的老兵。这时，他是一位拥有不容异议的权威的独裁者，有点象船上的船长一样。不论他组内的人员有多高的级别，在整个飞行期间，他是他们的负责人，并可以为执行他的任务而向他们发出任何必需的命令。拉里 [ 译注：拉里是劳伦斯的昵称。 ] ·莱杰，四年前的西点毕业生，担任我们这组的领队。他检查我们的装备，提醒我们离机程序，并安排我们坐在自己活动凹背座位上。与我同机的有：我的副官、警卫员、几名通讯人员，以及路透社记者罗伯特·鲁宾。我们的驾驶员弗朗克·麦克尼斯中校是部队空运司令部的最有经验的驾驶员之一，我完全相信，只要有人能把飞机开到空降区的话，那他也一定能够做到。

　　 晚上十一点整，我们的飞机开到即将起飞的中队的领头位置。麦克尼斯加大油门，飞机冲上跑道；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对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是最大的一次冒险行动。对我来说，因为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准备之后终于开始了行动。此刻有一种宽慰之感，我感到心满意足，我以为为确保胜利而必需做的事，我们都做了。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本着蒙特罗斯 [ 译注：詹姆斯·格雷厄姆·蒙特罗斯，十七世纪苏格兰著名保皇派政治家、军事家，也发表过一些诗作。 ] 诗中的精神投入战斗，蒙哥马利曾在盟军司令官们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引用过这首诗：

　　若不疑虑命途恶，

　　就恐功小赏无多；

　　哪敢贸然去尝试，

　　不胜则败奈君何。

　　 我们的飞机在英格兰黄昏的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等各中队都陆续起飞，在空中会合，编成空降机队。这时，空降编队不仅包括一0一师的飞机，还包括自英格兰中部机场飞来的八十二师的飞机；在飞向法国时，编队中共有八百架运输机，载着这两个师的约一万三千名伞兵。

　　 我的飞机到达英吉利海峡上空的时候，夜幕低垂，月色朦胧。我们是以紧密的V字形编队低飞，以躲避德国人在法国海岸上装置的雷达的视线。我站在打开的飞机舱门的旁边，觉得离下面闪烁的海峡的水波很近很近，似乎一伸手就可摸到似的。士兵们都出奇的平静，有些人似乎竟不顾身上沉重的装备，坐在硬邦邦的金属椅子上打起盹来了。看来，他们已把一切置之度外。

　　 我们的航线是自朴次茅斯横过海峡，进入西边的格恩西岛及泽西岛和东边的瑟堡半岛之间的空中走廊，然后转向东通过半岛的底部到达我们的空投区。当我们飞到海峡群岛一线时，从我在门口的位置上，可以看到应该是瑟堡半岛所在地的东南方有一大片灰白色的墙，那是一片没有意料到的雾，航空兵的死敌，它将是我们精心制定的计划的第一个破坏性因素。

　　 此时，仍然保持队形低空飞行的机群，最后转向，向东飞行，进入了雾中。开始的时候雾非常浓，连近在我们翼尖附近的邻机都看不见了。顷刻之间打乱了飞行队形，侧翼的飞机由于担心碰撞向左右两方急转，有些则爬高。但是，在我们的飞机上根本没有时间去担心雾的事情。很快就发出了挂钩信号，莱杰让我们站到通道上，把伞上的固定开伞索挂在头盔上的金属线上，这样在跳伞时它就会打开我们伞上的开伞装置。我们检查了自己的装备，排成单行，每个人都紧贴着前面的人以保证在跳伞时迅速跳出。我几乎是骑在我们这批人中第一个跳伞的莱杰的背上了。很快，雾渐渐散了，当我们飞过梅尔德尔雷特河时，我们时时可以看到一块块的地面。到我们进入降落区时，雾几乎全散了。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火箭把天空烧得通红，地面上飞机在燃烧，四面八方都是高射炮火。绿色信号灯——跳伞信号——亮了，我们跳了出去，同时高呼“比尔·李”，以纪念我们的前任师长，代替呼喊原先伞兵的传统战斗口号“盖罗尼莫”。

　　 飞机飞走之后，我向地面飘落，四周比较静寂，只是偶尔有几声来自地面的轻武器射击声打破静寂。我们是在约五百英尺上空跳伞的，这样可以缩短降落时间，避免敌人射手在这段时间把我们当飘浮的鸭子打，所以，几乎没有时间来让我们选择着陆点。在最后的时刻，一阵大风把我吹离了我那一批伙伴们，而且只是在猛力拉住吊伞索的情况下，才得以避免被缠在一株大树的顶上。然后我砰的一声降落在一小块由一种有名的灌木树篱围起来的诺曼底田野上，这种树篱把整个田野一块块隔开来。大部分地方，这种树篱是由栽在土堤上许多行树木组成的，这种树篱加上一些大树形成对各种军事行动的巨大障碍。那天早上，不少伞兵都被挂在大树上，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希望赶在德国步兵发现他以前，赶紧用绳子从树上降下来。

　　 终于降落在诺曼底的土地上了，我开始费劲地脱去降落伞，希望我的士兵这时能跑来几个帮助我。但是，环顾四周，一个兵的影子也没见，只有一圈好奇的诺曼底奶牛在注视着我，我认为它们对我很不满，似乎对这个侵入它们的牧场的外来人很恼火。当我还在努力挣脱降落伞的时候，不太远的田野里响起一支德国自动手枪的枪声。这使我加紧设法把自己解脱出来。在这凌晨潮湿的草地上，要解脱这么多皮带扣真是一件烦难事，最后我放弃了这种努力，用伞兵刀割断带子脱出身来。然后，十分不情愿地抛掉绑在腿上的口袋和里面装的东西，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识别用的玩具蟋蟀，我这个失掉了部队或至少找不到部队的孤零零的师长，开始找寻部队。

　　 在树篱的阴影里，我闻到了一股刚翻过的泥土的气味，而且很快就碰上了一些新挖的壕沟，这预警德国人可能就在附近，行动必须谨慎。我确实是这样做的，沿着树篱的阴影向田野的尽头爬去。我听到有一个人在灌木树篱的角落里，我转过来对着发出声音的地方准备射击。但是这时却听到了令人高兴的蟋蟀叫声，我很快就以同样信号作了回答，并跑向那个角落。在朦胧的月光下，那里站着第一个迎接我的美国兵，他光着头，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显然随时准备应付任何情况，一派英勇威武的气概。我们沉默地拥抱了，然后一齐去集结正在陆续出现的其他伙伴们。

　　 在这个纬度上，夜间只有约五个小时左右。现在约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集结降落在附近地区的部队了。应该有三个伞兵步兵营在我之前到达这地区，但是，空投显然太分散了，这些部队中只有少数人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不过，我很快就碰上托尼·麦考利夫，格里·希金斯，以及第五0一伞兵步兵团的一位营长朱利安·尤厄尔，他的营是预定在本地区降落的。我们一起在附近的田野里搜索，到天亮的时候，我们收拢了约九十名官兵，但是单位不同，兵种也不同，军衔从将军直到列兵，专业则从报务员、炊事兵、文书、宪兵一直到步兵、工兵、炮兵，还有战地记者鲁宾。收集拢来的这些人中，军官多，而真正作战的兵少，特别是步兵少。后来我曾就这种情况这样谈过：“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人领导这样少的人。”

　　 尽管在英国我曾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诺曼底这一地区的地图，但是，直到天亮以前还是弄不清我们所在的确切位置。后来，我认出了东北方向的圣玛丽－杜－蒙特教堂的塔尖，这表明我们差不多是在师司令部的预定着陆区。但是，我们手中的兵力只是原定执行夺取犹他滩头南边堤道重要任务的部队的一个零头。

　　 由于开始认识到部队的高度分散——我们伞兵中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降落在一片长二十七英里宽十五英里的长方形地区内——于是我决定派师炮兵部队的托马斯·舍伯恩上校率领一个小分队向西至我们计划设立师指挥所的耶斯维尔，而我则带领剩下来的人去执行抢占最南端的堤道路口的任务。我任命尤厄尔担任这支部队的指挥，并命令他向鲍普维尔前进，占领并坚守该地，直到第四师的先头部队能够通过堤道。然后，麦考利夫、希金斯和我随队前进监督。

　　 我们向东前进的道路上，碰上了第一个农家。四处战火纷飞，这一家把大门紧紧顶住，躲在里面，但是当我们敲门的时候，房主人还是答应了。我和这位农民谈了话，并向他询问最近的德国军队的位置。他指出就在圣玛丽－杜－蒙特。然后我又问他为何在一块田里竖起杆子来阻碍空降。还是在英国没有出发的时候，我们就对当时在诺曼底普遍在田里竖杆子的事感到很大兴趣，认为我们也许能从竖杆子的格局中推断出德国防御计划中的一些东西。但是，直到我们起飞时刻，我们也没有从这种竖杆子的行动中看出什么计划和方法来。现在，我遇到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的人了。

　　 因此，我就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小的农场上，只在一块田里竖杆子而在其他田里又不竖。他的回答证明假设人类的行为全都是合理的，那是愚蠢的。“德国人告诉我们农民，6月15日所有田里都要竖杆子。我的奶牛老是不喜欢西边那块田，所以我就先在那里竖了。”在这件事上起主导因素的是一头法国奶牛的癖好，而不是德国总参谋部的计划。我要走的时候，这个农民要我稍等一下，他跑进屋里去，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步枪子弹，他把它给了我，并用法语以命令的口吻说：“去，为我杀一个德国佬！”

　　 我们向东挺进时，天已大亮。犹他滩头登陆已经开始。我们是这场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表演的享有特权的观赏者。海上一大片登陆艇，天空中战斗机和轰炸机飞翔蔽日。炸弹倾泻在犹他及奥马哈滩头防御工事上，海军也用重炮轰击岸上目标。海军发射的炮弹，弹道低平，速度高，射向滩头常常形成跳弹，发出令人心惊胆战的呼啸声从头顶上掠过。我们克制了停下来观看这场表演的欲望，继续穿过村庄，以两路纵队向滩头前进，前方及侧翼都派出尖兵。前进中我们又收集了一些人。

　　 我们接近鲍普维尔时，同德国人发生了第一次接触，尤厄尔组织对这个镇的攻击时，纵队停在镇外。抵抗很轻微，但搜索每间房子和消灭狙击兵是很花时间的。正当我们这些高级军官不得不按捺急于参加战斗的心情而在一旁观察的时候，尤厄尔正在以一种职业的彻底性进行工作，快到中午才把这个村镇搜查完。在搜查过程中，抓到了约四十名俘虏，我方二十人受伤。其中之一就是拉里·莱杰，他的臀部受了重伤，被送回美国长期住院治疗。

　　 占领鲍普维尔后不久，我们就听到了从滩头向前挺进的第四师部队的枪声。为了避免两支部队可能发生冲突，我派出了一组尖兵去迎接他们，向他们通报鲍普维尔一带的情况。很快第八步兵团的先头部队就在我们伞兵的欢呼声中出现了。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计划了很长时间的对希特勒的堡垒——欧洲——的空中和海上联合攻击终于实现了。利用第四师的通讯设备，我将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发给了离海岸不远的布莱德雷将军的司令部。

　　 在完成了这个地区的任务后，我带着这个小纵队掉过头来向内地进发，奔赴耶斯维尔，准备在那里建立师指挥所。这次行动相当困难，这并不是因为敌人的缘故，而是因为我的腿，在D日前那次打网球时所造成的后果。就在耶斯维尔的东边，我们碰上了第五○六伞兵步兵团 [ cdhyy注：《兄弟连》所在的团。 ] 团长罗伯特·辛克上校。那天早上他曾在附近地区进行了激战，并缴获了德军一个野战炮连的全部火炮。对此，他非常自豪并说，今后他的团也将有自己的炮兵了。不过，他警告我们，这附近还有很多“敌情”，我们必须作好应付一切的准备。

　　 耶斯维尔仅仅只有一些农舍，我们在英国时就根据地图把它选作师指挥部的地点，因为从我们师的任务来考虑，它地点适中。傍晚我们到达时，舍伯恩上校已使指挥所开始了工作，同一些下属单位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并安排了防备德军突然袭击的防御措施。他把指挥所的大部分单位都安置在一座有高高的石围墙的农舍里，石围墙十分坚固，构成了一个强大的防守阵地。我一到那里卸掉行装后，便立即与希金斯在这“最长的一天”快结束的时候，着手研究我师当前的状况。

　　 在我师所负责的地段的大部分地区中，情况还很不清楚。堤道已被我方控制，第四师在登陆中不会有困难，这是最令人振奋的消息。不过，根据各单位给耶斯维尔的报告，统计的结果，在这天早晨，跳伞的六千六百人中只有约两千人有下落，而且他们都混合组成大小不同的单位，其中还包括紧挨着我师的第八十二师的士兵。这一天中，士兵表现了突出的主动精神，在碰巧遇到的军官或军士的领导下，他们组成小型的特遣队，就象我们在鲍普维尔所做的那样，向最近的师的目标前进。许多装备都在空投中散失，空投的火炮差不多全丢了。有两个滑翔机分遣队已着陆，一个是在上午，运来了伞兵；一个是在傍晚，他们运来了重要的重型装备，包括一台能与英国通讯的远程无线电台，防空和反坦克武器以及医药器材。但是，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副师长唐·普拉特在上午滑翔机着陆时失事牺牲。

　　 如果从滩头方面来的消息是好的，但是北面和南面的情况却一无所知。第八十二师在我们西边，遇到了相当多的德国军队，正进行激烈的战斗。我在D日结束时可以直接使用的兵力仅辛克上校手下的约一千人。因此，在夜色降临前，我只有指示辛克带领他所能搜集到的全部兵力向南前进，同多佛河沿岸的我方部队建立联系，并着手进行我们的第二个任务——掩护向北夺取瑟堡的第七军及其所属各师的南翼。此外，我别无他法。

　　 我们花了三天时间把分散的伞兵收集拢来，把经海运到滩头的第三二七滑翔机步兵团调到我左侧阵地，并清除了多佛以北的零星抵抗。在这三天中，我主要担心德军的反攻。自D日以来，我每夜都在担心，但是，除了偶尔的小规模轰炸以外，敌人并未作出其他反应来骚扰我们。

　　 6月9日－10日晚，我们对卡伦丹发起钳形攻势，约瑟夫·哈珀上校的三二七滑翔机步兵团在近河口处渡过多佛河，未遇抗阻，五0二团则跨过瑟堡－卡伦丹铁路向南进攻。这一路在前进时受到了严重的障碍，因为通向堤道的通路被路南边德军壕沟里的火力所封锁，只有一条小小的隘道能通过。在这里进行了在整个战争中我可以见证的唯一一场真正的白刃战。在这次战争中，刺刀本来更经常地用于挑开食物罐头而不是对付敌人。这场白刃冲锋是由罗伯特·科尔中校领导的，在进攻封锁多佛河堤道路口的德军阵地上展开。科尔由于他的勇敢精神而获得国会授予的荣誉勋章，但他后来在荷兰作战中牺牲。

　　 这时，五○二团由约翰·米凯利斯中校指挥，因为该团团长乔治·莫斯利上校于D日跳伞中跌断腿了。莫斯利是一个老资格的伞兵，为了他的团作好诺曼底登陆的准备，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命运真是捉弄人，这位经验丰富的伞兵居然会在跳伞中受伤，而我的作战副参谋长米伦纳在D日是生平第一次跳伞，却安然无恙。真是很难开口叫莫斯利离开团队到英国去。D日后的第二天，我看到他坐在一辆临时征用来的手推车里在火线上来来去去，用一根手杖指挥部队。后来还是我亲自下命令把他送到了滩头的急救站。

　　 卡伦丹战斗持续了三天，这几天中，我经常坐着吉普车从我师一翼跑到另一翼。我们两翼形成的钳形于6月12日在卡伦丹合拢，我从东边随哈珀的滑翔机部队进入该城。13日，我们遇到了我一直在等待着的反攻。这是由党卫军第十七装甲掷弹兵师及第六伞兵步兵团在卡伦丹市郊西南部向我部发起的。一个空降师拥有的反坦克武器是很不充足的，如果不是布莱德雷将军未经我请求就派来第二装甲师中由约翰·科利尔上校指挥的一个战斗指挥部来加强我们，我们要击退敌人进攻会有相当大的困难。我们那些受到很大压力的步兵欢呼这些坦克的到来，他们亲热地轻轻拍打钢铁的车身，然后跟随这些坦克冲向灌木树篱，追击那些被坦克撵出掩体四散逃跑的德兵。到这一天结束时，德军的威胁全部消除，我部也组织了保护卡伦丹的防御部署。防御阵地一直保留了几个星期。在这段时间内，从犹他滩头登陆的美国部队占领了这个半岛以及北端的瑟堡港。

　　 卡伦丹战役结束了我们在诺曼底大战中的战斗任务，我们在攻占瑟堡以后并在盟国自滩头向前突破之前即撤返英国。在此战役中，我们共伤亡约三千八百人，约占抵达诺曼底的总人数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很惨重的代价，但仍远远低于我们在英国所作计划时的估计。如果说一0一师在撤出时比到达时的人数少了些，但是战争已经把它锻炼成一支具有高度自信心的老练的部队，足以担当未来的任何任务。

　　 对于高级空降指挥官来说，这次战役有着许多经验教训。大规模空降作战是可行的这一点得到了证实，不过伞兵空降时散乱着地，再一次证明必须提高空军在夜间导航的准确性。在明显证明具有这种准确性以前，我还是认为，伞兵指挥官应该预料到这种分散的情况，并在制定计划时就提出相应的措施。如果某一项任务需一个营的兵力在夜间去执行，那么计划者就应规定派出约三倍于此的兵力以补偿跳伞时可能发生的分散情况而造成兵力的不足。

　　 在完成巨大的军事目标时，集中兵力并用奇袭，密集队形和机动战术所获得的奇迹般的效果得到重新确认，这使诺曼底登陆中的空降作战经验退居次要地位。盟军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效果正是敢于不顾一切得失，“全力以试”，而结果是得到了一切。希特勒帝国的命运就是在这一周的战斗中决定了。在这过程中，欧洲堡垒打开了缺口，盟军在大陆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