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与侵略交替使用·第一

作者：安东尼·萨顿著 ·美国

出自————《悄悄的自杀》

出自————《战争通史》

　　今天，对于西方世界说来，俄国仍然是个谜，而且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是更大的谜。头脑简单的美国人以为，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的真相。他们错了。我们对俄国迷惑不解，并不是由于我们缺乏了解，而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所看到的俄国真相。

美国国务院原俄国问题专家，

一九五二年前的驻莫斯科大使乔治·凯南

一九四四年九月给国务院的备忘录

　　 读者一看到本书的标题，很可能大吃一惊：美国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简直不可能！

　　 要了解美国和西方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范围和方式，就要首先了解西方和苏联之间贸易的实质，特别是向苏联军界工业界集团输送西方的工艺技术所起的作用。苏联出现军界工业界集团要比美国早得多。凭良心说，苏联的军界工业界集团是举世无双的，因为它实际上包括了全部苏联工业，就此而论，西方不能匹敌。苏联军界工业界集团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必要时可使每个工业部门转入军工生产。

　　 在这种背景下探讨问题才有特殊意义。

　　 “和平贸易”的历史

　　 美国同苏联人“搭桥”始于一九一八年威尔逊总统时期，当时布尔什维克还只控制着俄国部分地区。

　　 显然，“搭桥”是出于当时的战争贸易委员会委员、后任哈佛商学院院长并长期担任对外关系理事会理事的埃德温·格雷的推动。从国务院一九一八年的档案中可以找到他的观点 [ 注：一九一八年战争贸易委员会会议记录。 ] 。

　　 “格雷先生认为，对布尔什维克控制下的俄国地区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对于促使俄国建立一个合适而稳定的政府说来是不是上策，值得怀疑。格雷先生对委员会说，如果俄国布尔什维克地区的居民有可能在较好的经济条件下生活，那末他们自己就会建立一种合适而稳定的社会秩序。”

　　 美国早期的许多为援助辩护的人认为：给一个处于困境的社会提供走向繁荣的物质手段，就会使民主习惯自行建立起来，而不论是否有此传统。

　　 但是，在强大的民主传统尚未扎根的地方，无论是在非殖民化社会或非工业化社会，还是在那些某个政党散布不民主理论的地方，这些试验已全部以失败告终。

　　 五十年的对苏贸易，五十年来企图用物质利益软化苏联政府的不断尝试，只不过造成了一个到处同西方为敌的可怕的经济和军事大国。

　　 这一切在华盛顿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官方的宣传回避了美国对苏政策遭到失败的历史事实。

　　 真实的历史已在别处十分详尽地谈到 [ 注：参见附录。 ] 。一九四四年六月，W·艾夫里尔·哈里曼 [ 注：当时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 ] 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到了他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

　　“斯大林赞扬战前和战争期间美国对苏联工业的援助。他说，苏联所有大工业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 [ 注：美国国务院档案，033.1161约翰斯顿，埃里克／6－3044：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电报。 ]

　　 斯大林本该补充一句：苏联其余三分之一的大工业企业和军事工厂，是在德国、法国、英国、瑞典、意大利、丹麦、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日本的帮助下建成的。

　　 华盛顿官方同样知道，苏联的工业化和军事化从一开始就是携手并进的。就在美国公司到苏联去帮助搞五年计划之前，当时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一九二九年既委婉又明确地描述了其目标：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使工业尽快适应军事需要……。(为此，)必须周密地拟制五年计划，以保证军用和民用工业之间最大限度的合作。必须准备多搞几种工艺流程，并且接受外国援助……。这些就是基本目标。” [ 注：《真理报》，莫斯科，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

　　 但是，时至一九七二年，美苏签订进一步加强苏联军事机器的范围很广的商业协定之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还说，协定创造了一种“和平气氛”。殊不知，这是在重弹五十四年前格雷的老调。格雷所期待的结果一直没有出现，看来还要继续期待下去，因为所有历史证据都证明，实际情况正好与他的愿望相反。

　　 什么是“和平贸易”？和平贸易只能是和平世界的产物，这种老生常谈往往被人遗忘。贸易本身并不能创造和平，那是因为“和平贸易”的本义只是指在和平情况下贸易，而不是指这种贸易方式能“创造和平”。没有创造和平的贸易。

　　 特别是开放性社会制度同封闭性社会制度之间的贸易不能创造和平。实行国家计划的封闭性社会，不论是希特勒德国还是苏联，只能创造战争和对内压迫。

　　 人们或许可以抛弃贸易创造和平的神话，但却坚持认为的确存在某些与军火工业毫不相干的物资。这样的物资确实有一些，但很少。食品(不包含工艺技术)即属此类，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也要小心谨慎。例如，“莫洛托夫鸡尾酒” [ 译者注：即燃烧瓶。 ] 就是一种神通广大的大杂烩：三分之二的汽油和三分之一的糖；另一种配方是三分之一的洗涤用肥皂粉、三分之二的汽油、少量其他油料。众所周知，一切都取决于拥有这些物资的人的意图。

　　 商品倒不是主要问题。最主要的是制造这些产品的知识——工艺技术。这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们经常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出口许可证，随同每件西方技术产品一并落入对方手中。

　　 西方对苏贸易最主要的是提供工艺技术，说得确切些，是提供名为民用(发货者的想法)，实为军用的工艺技术。我们几乎不再向苏联出售机枪了，但是苏联人却宁愿要能够制造机枪的机器。

　　 历史表明，专制政权生来就有侵略性，但在经济上却没有自力更生地持续发展工艺技术的能力。它们利用工艺技术首先旨在提高威望和加强军备。向它们提供的任何新的技术知识，都很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或压迫别人。这些技术未能用于推陈出新的研究活动，因为不具备进行此种自由研究的前提——开放性社会。

　　 美国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得到了明显的报应：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和国际社会主义者(苏联人)用美国提供的工艺技术在战场上对付美国人。这是现代史上一个被人忽视的简单明了的悲惨教训。

　　 焦点是提供知识

　　 在根据现有材料提出证据之前，我们必须先把概念搞清楚。对苏联的军事援助与“和平贸易”有何关系？

　　 美国对苏联的军事援助历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提供军事情报、武器和工艺技术而进行直接援助；第二种是转让为建立庞大的军工体系所需的工艺技术。当前以后者为主。

　　 在由开放性社会组成的世界中，进行自由贸易是十分合宜的。但是，开放性社会同推行高压政策的封闭性社会之间的自由贸易却不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与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进行贸易会导致我们的社会自我毁灭，那末在这种情形下，“自由贸易”——亦即毫无阻碍的贸易——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

　　 诚然，西方在美国的领导下，已就一系列禁止向潜在敌人转让技术知识的法律和法令达成了协议——今后将会有更多的诸如此类的协议。但是，这些预防措施实际上毫无作用，首先是因为美国政府的决策人和官僚们无视这些法律，或者把它们当作隔年皇历。

　　 这不是轻率的结论，也不是作者的武断。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尔后的章节中还将非常明确地加以论述。

　　 关于莫斯科有意识地用西方转让的知识来反对西方，有足够的证明材料，而大部分证明材料都在华盛顿的保密档案里。它之所以不公诸于世，部分原因显然是为了维护这些贸易——有影响的金融和商业集团的买卖在那里起着主导作用，而另一部分原因简直不得而知。

　　 如果不是各商业集团在利益均沾方面做得太公平的话，有人就可能将与莫斯科的交易斥之为叛卖行为。从表面上看，在商界、政界和各种参与外交决策的组织中，似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有影响的人物。诸如外交关系委员会或经济发展委员会等机构，在制定指导路线和竞选政府高级职位方面扮演着谨慎而重要的角色。这些人往往以不同的党派标记出现，但是一旦在政府中就职，他们彼此就没有区别了。结果，五十年来在东西方贸易问题上的美国国家政策基本上依然故我。

　　 这些组织在幕后影响美国商业巨头的思想，并给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定调子。为了不违反它们自己的理论，它们的报告喜欢过分地抬高或贬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大商业”和国家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商界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商界所表达的转让工艺技术知识与政治关系不大的观点，在美国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以亵渎神圣的神秘主义作为一种政策的基础

　　 评论家时常把华盛顿制定的外交政策斥之为“神秘的政策” [ 注：“神秘的政策”，在这里是指不以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政策。 ] 。然而，商界各阶层的巨大兴趣却不那么“神秘”。这种兴趣可以从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对共产党国家的新贸易政策》中看出来。

　　 这份报告没有抓住向苏联转让尖端工艺技术的主要问题：其一，僵硬的苏联国家计划制度已经证实它无力掌握西方广泛的尖端知识的内在联系。这个政权诞生已近六十年，仍然不得不进口西方工艺技术，这显然证明它是无能的。其二，苏联人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完成的工业项目立即首先用于军事方面，并用来反对西方。这就证明他们敌视西方。

　　 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仅仅确认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问题”，然后用下述说法又回避了这个问题：“工艺技术的转让将加强潜在敌人的经济，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构成不准转让的充足理由。” [ 注：《对共产党国家的新贸易政策》，经济发展委员会报告，第二十八页。 ] 接着，这份报告就没有再提这个“非常令人不安的问题”，反而提出建议：“我们建议美国撤销对共产党国家的一切出口限制，军事装备和对生产军事装备特别有用的先进工艺技术除外。”

　　 这个建议毫无意义，因为美国在同共产党国家的贸易中几乎没有能够废除的重大限制。经济发展委员会看来是想禁止出口导弹弹头，但却同意出口卡车或滚珠轴承厂成套设备。因此，必须审查一下，工艺技术的转让对苏联的整个工业和军工体系的建设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存在着进行审查的科学办法，经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班子知道这些办法。对众所周知的“非常令人不安的问题”进行科学的检验似乎是值得的。作者将在原有的工作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在本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在经济发展委员会编写该报告时，只有一名委员——纽约的菲利普·斯波恩持另一种意见。在结论中，他对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总是带来好处这一点表示怀疑，并补充说：“这个报告使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一批精明的商人竟轻易地被一些浅薄的哲学口号所迷惑。” [ 注：《对共产党国家的新贸易政策》，经济发展委员会报告，第四十六页。 ]

　　 列宁曾经说过，资本家提供了绞死自己的绞索。这句话对于审查西方同苏联的贸易是一个忠告。

　　 “缓和”与侵略交替使用

　　 在判断东方和西方——在这里西方首先是指美国——的状况时，必须首先清楚地看到：头脑简单的美国商人往往不了解苏联人认为矛盾是根本要素。

　　 在这方面，西欧人持一种中间态度，他们比美国人想得复杂些，内部矛盾对他们并不陌生，但是他们在思维过程中没有把它系统化。这种内部矛盾，这种在俄国文献中清楚地提到的对立状态，被苏联共产党用来为其目的服务。具有另一种思维方法的美国人要花很大力气才能理解它。美国越来越倾向于把不符合自己想法的东西推在一边，以为无关紧要，并且按照适合自己的想法和偏见的主张行事。

　　 二十年代初，苏联当局的无能给该国带来了饥荒。当时的总统胡佛组织美国救济总署向苏联运去了大量的食品和被服。与此同时，苏联人却输出小麦去支援德国的左派革命者。尽管此举使知道此事的美国观察家迷惑不解，人们对此仍然讳莫如深。这一行动表明，布尔什维克有用一只手向用得着的朋友乞求援助，同时用另一只手策动反对西方的斗争的卓越才能。

　　 同样，美国的援助未能阻挡莫斯科在美国建立间谍网，武装中国革命者，以及成立列宁大学，在第三世界散播革命火种。

　　 在三十年代，又是美国公司援建了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中最大的一批工业联合企业。罗斯福总统同苏联签订了一项协定，尔后发现，对方在数月后就违背了他们的政治诺言，但是美国的援助照旧继续进行。

　　 美国的援助被苏联用于支持西班牙内战。这场内战在美国大学界引起了反对法西斯和纳粹干涉西班牙的巨大抗议；但却没有人反对苏联人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组成国际旅进行同样大规模肆无忌惮的干涉。相反，美国当局同苏联搞缓和的思想是如此强烈，致使斯大林和罗斯福签订了一项交换军事情报的秘密协定。这项协定在美国仅限于四个人知道，协定的前提是承认民主的美国和极权的苏联之间有共同利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把对苏援助放在最优先地位。对苏租借援助的三分之一是战后恢复工作所需的工业品。直到一九四六年底，还提供为期二十年的贷款，利率只有百分之二又八分之三。

　　 租借援助扩大了苏联的军工体系。苏联人利用其扩大了的军工体系来武装自己及其盟友，并为历时三年的北朝鲜对南朝鲜的侵略战争提供后勤保障。

　　 在斯大林的晚年，缓和一度冷却。随后，赫鲁晓夫发表了愿意恢复缓和的声明。但是，在他执政的十年里，苏联继续对外进行干涉，迫害俄国的犹太人、浸礼教徒、立陶宛天主教徒，并企图在古巴部署导弹——凡此种种均未使美国的“神秘主义者”泄气。

　　 批评者出于片面的感情冲动而反对美国出兵越南，但却忽视了苏联对北越的源源不断的大规模援助。这种援助使河内有可能把这一冲突继续下去，而南越却根本没有吞并北越的计划。

　　 格雷时期以来，对苏提供经济援助的理由是，促进苏联的繁荣幸福将“软化”苏联人及其极权政权。经过多年观察，未见这种好转。相反，经济援助变成了维护和加强苏联军事机器的工具。必须指出，苏联政府仍然进行镇压和侵略，毫无被“软化”的迹象。

　　 阿纳托里·马尔钦科一九六九年出版的《我的证词》 [ 注：法兰克福(美茵河畔)，费舍尔出版社，一九六九年。 ] 以及索尔仁尼琴的被译成世界各种语言的《古拉格群岛》进一步指出，苏联政治犯集中营的变化充其量只不过是关押人数的变化，但待遇不变；不再是斯大林时期的几千万 [ 译者注：原文如此。 ] ，而是几万，也许是几十万，他们由于政治偏见的原因被剥夺了自由，遭受非人待遇。

　　 一九七三年，瑞典资料估计，在苏联的约三百万囚犯中，“大部分”是因其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的。此外，还有足够的文件——从G．M．西马诺夫到数学家普柳希奇的稿件(由苏联地下出版物传播)——公布了精神病院的细节，全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被当作精神病患者来“诊治”，通过审讯造成精神病；用药剂摧残人身亦往往奏效。

　　 遣返立陶宛海员库迪尔卡的可耻事件，证明了美国人对苏联是多么曲意逢迎。库迪尔卡于一九七一年到美国海岸警卫队某部寻求政治避难，而当地的海岸警备区司令却使用暴力用美国船将此人运走，交给了苏联人。由于在美国领海发生了这一事件，该海岸警备区司令随后被解除了职务。近来，还没有哪一起事件能如此鲜明地刻画出这类决策人 [ 译者注：指决定遣返库迪尔卡的人。 ] 的不负责任和昏庸。

　　 一九四五年，美国和英国共同采取行动，把反苏或逃亡的俄国人交给苏联当局。此举是以往“拖刑” [ 注：“拖刑”是以往对海员的一种刑罚：受刑者在船上被系上绳索，从甲板上抛下去，拖行一段后，从另一侧拖上甲板。 ] 的再现。强迫遣返之事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事隔二十七年之后，《华尔街日报》才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首次报道了细节。

　　 一九四五年，美苏签订了特别协定，强制遣返四百万作为流亡者移居西方的反共苏联公民，其中有同德国人打过仗的志愿兵、普通的政治流亡者以及被拉到德国服劳役后来又不愿回国的人。

　　 即使是世界政治舞台上比较审慎的观察家，也不总是能够看透苏联人交替使用缓和与侵略的巧妙手法。

　　 一九六二年，苏联试图在古巴设置远程导弹，从而导致了古巴危机。翌年，在绝大部分密切注视古巴危机的政治报道员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签订了美国向苏联供应小麦的协定，使苏联在其慢性农业困境中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援助，从而减轻了整个经济的负担。该协定使美国纳税人花费了七千五百多万美元。

　　 正如美国情报机关忧心忡忡地指出的那样，减轻苏联的经济负担，有助于它在一九六四年向北越提供大量的后勤补给。

　　 一九七二年，北越用苏联物资发动了对南越的首次大规模常规攻势。就在这一年，美苏又做了一笔小麦生意，打乱了市场价格，使美国纳税人付出了比一九六三年更大的代价。一九七二年七月，意识形态头子、政治局元老苏斯洛夫提醒苏联共产党，美国仍然是苏联的主要敌人，鉴于此种危险，内部的不同政见是不能容忍的。

　　 这些事例——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进一步详谈——却未能改变“和平贸易”鼓吹者的想法。作为真正的“神秘主义者”，他们成了自身臆想的俘虏，而不去正视现实。国务院里“和平贸易政策”的代表人物顽固地认为，苏斯洛夫的话只是对内宣传而已。

　　 在此期间，苏联海军扩建了，苏联空军能到达地球上的每个目标，尽管其航线是漫长的、暴露的。莫斯科煽动其卫星国四处活动，特别是古巴人在第三世界的活动今天已众所周知。它对非洲的兴趣已在安哥拉清楚地显露出来。

　　 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使西方更乐于向苏联提供它想要的一切，并以特别优惠的条件提供贷款。这些交易的负责人每次都同样宣称：繁荣幸福和物资丰富将软化东方国家的决策人；至于西方会因此而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说法，则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