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多尔·日夫科夫及其他人：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信任危机·第三十四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在我被选为总书记之前，我已不止一次到过保加利亚。和大多数俄国公民一样，有许多东西把我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但是最主要的恐怕是历史的记忆了。我和保加利亚人的特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我和德米特里·茹廖夫个人关系的影响下形成的；茹廖夫是帕扎尔吉克州的第一书记，后来任保加利亚驻苏联大使。

　　我第一次访问保加利亚是1985年秋天(10月)，刚刚开过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访问目的是要公开确认双方关系中的连续性。双方都表示要忠于兄弟般的合作。但生活中一切却不是那么简单。

　　“最好的朋友”的阴谋

　　正当苏联领导对改革的方针逐步体现为公开性和国家与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时候，托多尔·日夫科夫方面对这一方针的警惕性却增强了。30多年来他一直领导着自己的国家，从没有人像他那样亦步亦趋地照搬苏联的经验，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应用于保加利亚的环境条件。这种作法保证了日夫科夫个人权力的正常运作与巩固。但是现在他不得不面对两难的选择。要么继续推行习惯了的方针路线，把苏联的一套“扩大再生产”，这就意味着要打破专制独裁制度。要么寻求另外一条非传统的道路和行动方式。

　　应该说，日夫科夫的权力在一定意义上说甚至大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特别是在勃氏执政的最后几年，因为我们的总书记有病，一些加盟共和国和部门便自行其是，不受监督和影响。可日夫科夫呢，他凭着跟勃列日涅夫特别亲密的关系和对后者始终不渝的忠诚(这使他得到了相当有力的回报)实质上他在自己的国家里完全能够当家作主。在决定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他独断专行，当然，在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也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这位保共总书记巧妙地用开明、创新、试验等表面言辞掩盖了自己的绝对权力。为此，他采取吸收年轻有为的人讨论问题和制订纲领的策略。但是他把这些人都控制起来，即他们身后都有一根长长的绳子，只要他们不超过允许批评的限度就不去管他们。一旦超过限度，制裁马上就来了。

　　日夫科夫开始特别留意自己身边那些爱动脑子的人，当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去世，苏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改革势在必行。1983年，保共将亚历山大·利洛夫逐出政治局和书记处，其他许多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一个个被排挤出领导岗位。一个人在观点上只要触及到日夫科夫本人或他个人的亲信所设定的最高限度，他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被废黜，有时是被镇压。

　　也许，这些问题都不值一提，应当让保加利亚人自己去琢磨，问题是不管多么离奇，这中间，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和苏联业务上有着紧密合作关系的伙伴。对这种现象的一个简单解释可能是日夫科夫“妒忌了”，因为他想扮演苏联最亲密最忠实的朋友的角色。看来这种解释也不无道理。但是问题当然远不只是因为“妒忌”。

　　我感到懊悔的是：我没有立即识破日夫科夫对身边的人们和广大人民以及对苏联领导人和其他伙伴们所耍的两面派把戏。

　　同我谈话他总是一个人前来，身边不带任何人。过后我常听说，他把我们的谈话有选择地加以阐释，客气地说，拣对自己有利的说。用他的话说，谈的结果，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他都和莫斯科意见一致，这样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他都能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当我们面对的不单单是不真诚，而是企图背着我们(自己最亲密的盟友)采取一些涉及我们共同利益的特定步骤时，我吃惊的程度那就别提了。何况，一般来说，这种步骤和联系本身是不会引起我们反对的。令人痛心的是，我们不是从日夫科夫那里了解到这些事，而完全是通过别的渠道。

　　这种分离主义倾向有时候采取荒唐可笑的方式，尽管涉及的是双方合作的十分重要的方面。周围有人说服日夫科夫，说和东京建立特殊的关系，把保加利亚变成所谓巴尔干的小日本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有些厂家已经在按照日本的设计和工艺生产微电子产品了。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我要求他告诉我们关于小日本的设想方案，他做出了奇怪的反应。我的询问不是出于一般的好奇，因为我国和保方在电子工业方面要紧密合作的协议都已经谈判好了。最后的结果是：保加利亚人仍然要我们帮助他们建设微型电子元件基地，并且一个劲儿地向我们推销质量相当低劣的原部件。

　　保加利亚人，还有经互会内我们的其他伙伴，他们根据一系列的科学技术参数，眼瞅着苏联落后于西方。因此，这种单方面行事的方针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遭受损失，至少会使我们的伙伴们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滞后状态。他们试图通过发展同西方的科技联系的办法来弥补这一点，这本身也很自然，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事一直在背着我们搞，而遇到困难时却仍然要求我们帮助。

　　多少年来，保加利亚一直是入不敷出。1990年代初，它的外债高达100亿美元，而人口大约只有900万。日夫科夫努力搞好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这样他反过来得到大笔的外汇支持。作为对广为宣传的“兄弟合作”计划的交换，大量的载能体和原料设备、财政资助源源不断地从苏联运来。

　　认真想要把这种单方向倾斜纠正过来，那是在1985年；当时日夫科夫正在莫斯科访问，签订了一个关于苏保经济与科技合作的直到2000年的长期计划。但是世界市场的变化对我们极其不利，这妨碍了计划的实现；石油大幅度降价导致苏联损失了几乎一半的外汇收入。我们被迫压缩了对经互会伙伴的石油供应，其中包括对保加利亚的石油供应。保加利亚，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此感到非常窝火，因为保加利亚方面和民主德国一样，是要把从我们这里得到的石油进行再出口的。

　　这样真相终于大白了：保加利亚，还有经互会的其他一些国家，他们所实行的经济模式之所以能够勉强运转，靠的是“人工呼吸”，是国外的注入。苏联方面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这种模式的经济关系了。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把经济联系转换到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要减少每年支付给保加利亚的4亿卢布的农业生产赞助款。

　　这时候，日夫科夫保证跟苏联继续紧密合作的许诺和他在内外政策上所采取的某些实际步骤明显地发生了脱节。他身边的人给他提供一些新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他们的眼睛现在更多地是盯着西方，而不是东方。去保加利亚著名的黄金海滩休息旅游的苏联公民亲身感受到了这一明显的变化。地方行政机构和服务人员的注意力都转到赚取美元和马克上了。

　　日夫科夫当然感到他必须决定自己对苏联改革的立场。他最初保证支持苏联领导的新方针的许诺在两个重大问题上是非常真诚的。第一，是有关裁军的方针，同西方的合作；第二，保加利亚希望在更有效率的原则基础上改革经互会的活动。

　　日夫科夫明白对经济进行深入改革的必要性。最近几年他常常一个人呆在城郊的别墅里，一门心思地撰写或修改在很小范围内研究制订的报告，然后将其送到自己的政治局。有一些报告也送给我。这些报告的意思不外乎是说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输给了资本主义，因此必须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本身进行认真的改革。

　　正是在这些方面，保加利亚领导人打算欢迎苏联的改革。但是他还是感到害怕，特别是当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楚，即我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议题不是讲一通例行的空话，而是要认真对待、需要走多远就走多远的时候。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对日夫科夫来说是敲响了警钟。决议在保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三次。最初的反应实质上是否定的。提出的说法是，据说保加利亚已经有了自己的改革，它于1956年4月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在日夫科夫担任保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但这种立场没有得到保加利亚社会的理解，社会上早就有一种不满情绪，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他们对总书记独揽大权和他身边的人所享受的特权地位越来越感到不满。

　　日夫科夫当然了解这一切，因此他经常采取各种能够转移人们注意力的手法，定期改组管理机构，取消一些部委，设立一些新的机构，随意调动干部，一会儿将某某安排到自己身边，一会儿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把某某调开。在这方面超过他的只有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而在某些方面，日夫科夫甚至还高出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一筹。

　　自保加利亚开始所谓“复兴过程”后，我们开始从土耳其籍保加利亚公民那里得到消息说，他们反对剥夺他们的土耳其姓名，强迫他们用保加利亚人的姓名。与此同时，保加利亚当局请求我们在联合国和土耳其当局面前支持他们的“复兴”行动。从保加利亚方面来说，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因为当时根据塞浦路斯的先例，保加利亚有被分裂的危险。对于我们来说，对人权的任何破坏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也不想干涉保加利亚的内部事务。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干脆来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做出对这件事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的样子。因此，我们把自己的意见传达给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领导和日夫科夫本人，说他们在对待讲土耳其语的少数民族的态度上至少是不公正的。收到我们的信函后，日夫科夫表示，问题将被纳入公认的文明范畴，但实际上变化不大。侨民源源不断地从保加利亚涌入土耳其。

　　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挑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不可能把高涨起来的普遍民主化压下去的。我们越来越多地收到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代表们的呼吁，他们反对对异己思想的镇压，抗议压制言论自由和限制学术与社会活动。国内开始出现一些非正式的带民主倾向的组织——生态问题小组、维护公开性与改革俱乐部；持不同政见者、哲学家热柳·热列夫就是这个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日夫科夫已经不能做出一副好像改革对保加利亚来说已是过去的事的样子了，他知道，坚持这种立场，他就不可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他又不打算退休，虽然他在谈话中有时自己也提到这个话题。根据我们总的观点，我不和他具体讨论这一问题。有一段时候日夫科夫好像把自己选择的对象放在切斯特米尔·亚历山德罗夫身上了。

　　实际上，日夫科夫对谁也不肯让出权力，相反，他决定绕过所有的人，在党和人民面前，作为倡导者，提出最激进的革新主张。许多人都没有想到他会向保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关于根本改变整个政治体系的报告。他提出一项对全国的行政版图进行划分的彻底改革的建议。而这需要从上到下，将国家机关、经济机构和党的组织来一个总体大调整。这个方案的根本是“自治社会主义”的思想，然而他准备的时间太过仓促，圈子又很小，带有强烈的个人意见色彩。

　　日夫科夫意欲将全国来个大调整，好像他认为，第一，这样可以巩固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甩掉党和国家机构内对他批评最厉害的人；第二，如了解情况的人所说，他可以“从左边”超过戈尔巴乔夫，确立自己作为社会主义首要改革家的权威地位。

　　日夫科夫认为自己关于机构大改组的想法应该送给莫斯科看看。我们看过后有这样一个印象：保加利亚好像打算要搞一次“大跃进”，或者甚至是毛泽东式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家们产生了另外一种联想：日夫科夫的报告是想用革命的方法打碎国家的机器，就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的那样。

　　我们按照坚持原则的精神不愿对保加利亚领导人亲自向我们通报的计划和意向给予正式评价。但是避开它，视而不见，当然也不可能。何况我们很快从保加利亚朋友那里得到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信息，他们说，国内正酝酿一场爆炸性的社会冒险行为。

　　为了更好地弄清楚事态的发展，梅德韦杰夫到保加利亚去了一趟，然后，1987年秋天，我和日夫科夫又会晤了一次。我们谈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次谈话，后来他在保加利亚用自己的话作了阐释，意思是戈尔巴乔夫阻挠了日夫科夫向西方发展的意图。后来保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和日夫科夫的声明说：保加利亚完全拥护苏联的改革，并决意实现自己的改革。因此我特别提醒我的交谈者注意：在提到改革的性质时，决不可以讲要一下子把一切都砸烂，要把经济、党、国家抖落一遍。我又一次警告他不能生搬硬套：因为这样会使改革在保加利亚声名狼藉，威信扫地，对大家贻害无穷。日夫科夫当时对我的话表示理解。总的来说，这是同志之间的一次谈话，没有任何教训人的意思，完全开诚布公，旨在加强相互间的信任。

　　看来，我们所采取的策略以及所持的立场使一触即发的矛盾冲突有所缓解。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的出发点仍然是：涉及党和国家命运的干部问题的解决只有他们自己有权处理，也只应该由他们自己处理。这样提出问题也改变了保加利亚社会中的许多东西。因为上面提及的勃列日涅夫和日夫科夫的特殊关系使后者有了一顶保护伞，在它的掩护下，日夫科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简直为所欲为。当保加利亚人向莫斯科抱怨自己的领导人(而这样的事不止一次)时，我们这里大致是这样议论的：“日夫科夫就是日夫科夫，也许他做事有些过火，但他是我们的支柱，对苏联忠心耿耿，所以毫无办法，只能让其他人做出牺牲了。”

　　为了公正起见，应该说，在特别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方面采取过试图警告保加利亚“可汗”的行为，阻止他们除掉在国内活动中声誉良好、同时对苏联也很友好的领导人。但这些抱怨的言词都很委婉，不至于给日夫科夫带来多大麻烦，但最后他仍然是我行我素。

　　从1985年3月起，我们真的拒绝了对盟友内部事务的一切干涉。但是苏联的变化、历史发展本身和客观上已经不可避免的改革都有利于各种变革。面对这种情况，任何人都无法站着不动，即使像托多尔·日夫科夫这样善于搞宫廷阴谋的老手也坚持不住。

　　他不得不把位置让给别人，让给那些决心真正变革党和国家的人。变革从1989年11月彼得·姆拉杰诺夫的声明开始；他是政治局委员兼外长，他的声明实际上是在坚决反对日夫科夫的独断专行，反对他企图对干部进行大换班，把不同意个人专权制度的人从负责岗位上撤下来。姆拉杰诺夫的声明是一个星火，它点燃了人们早就积压在内心的对独断专行、无原则风气、恐惧、不相信人的愤怒情绪。

　　12月10日召开的保共中央全会解除了托多尔·日夫科夫的一切职务。彼得·姆拉杰诺夫当上了保共中央新的总书记，而1989年12月17日又当上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2月他到莫斯科进行工作访问。我和姆拉杰诺夫已认识多年，所以我们的谈话从一开始就很开诚布公。

　　“戈尔巴乔夫：欢迎您。我当然很想听听您对保加利亚局势发展前景的评价。”

　　“姆拉杰诺夫：从整体上说，我们控制着全国的局势。11月10日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得到人民的热烈支持。我们再次确信，尽管实际上我们一生都在从事政治活动，然而远不是任何时候都了解人们真正在想些什么。

　　“除少数阶层外，所有的人都热烈拥护保加利亚的改革。现在我们国内的人都极其关注苏联的改革。

　　“现在所有人看得都非常清楚，保加利亚实际进行改革的时机成熟了。须知多年来国内的社会—政治气候越变越坏。党失去了威信，领导人言行不一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中央委员会成了一个清谈的地方，会议上大家都夸奖主要领导人，说他如何如何英明，不假思索地支持他的一切讲话，一致表示通过。但一些真正至关重要的问题从未认真讨论过，也未经过政治局集体研究。我当了15年的政治局委员，从未讨论过什么，更不要说决定最重要的问题了。

　　“国内世风日下，表面冠冕堂皇，实际上寡廉鲜耻。大家眼见领导人在任人唯亲。还有其他一些‘说得轻一点’不检点行为也在大行其道，所以老百姓把11月的变革看成是结束多年来积压在我们心头的一切不好东西的努力。”

　　“戈尔巴乔夫：我听说你们政治局不定期开会，即使很少几次开会也是一个人唱独脚戏。”

　　“姆拉杰诺夫：新的思想、纲领源源不断地提到政治局，可实际上从未切实讨论过。现在我们要和那些造成这种工作作风的人分手了。”

　　“戈尔巴乔夫：我很欣赏你们的勇气，深知您写信要求他退位所冒的风险，大家都认为该信是一次大胆抗议。事情总得有人挑头，因此您承担了起来。您亲自制订了积极的路线，这一点很重要。这表明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政治智慧和公民良知的内在潜力。我们拒绝了日夫科夫借口协商前来莫斯科的请求。

　　“我们的原则立场是：保加利亚的事情应该由保加利亚人自己来解决。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对保加利亚的事情无动于衷。完全不是这样！保加利亚当然和我们很亲近。我们很了解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不能干涉别人的内部事务，不能妨碍局势内在成熟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姆拉杰诺夫星火’开创了革新的实际进程，它只是表明，局势客观上已经成熟，甚至已经熟透了。”

　　1990年3月，我会晤了保加利亚部长会议新主席安德烈·卢卡诺夫我们谈话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因此我援引一些最有趣的片断。

　　“卢卡诺夫：我们继承的遗产非常沉重，前领导人执行的政策是：我下来后哪管他人死活！从不考虑现实的可能与后果，搞一些表面稳定和诸事顺遂的假象。现在这一切全露了馅。政治和社会形势严重复杂化。也许最严重的损失是失去了对青年人的影响。许多年轻人感到自己遭到抛弃，受到侮辱，因此变得非常激进，成了极端主义反对派的社会基础。”

　　“戈尔巴乔夫：我们大家不得不对几十年来造成的挫折和失误付出沉重的代价。”

　　“卢卡诺夫：10年前甚至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

　　“戈尔巴乔夫：1968年的捷克事件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次严重的政治警钟，但我们当时的领导人不愿意接受挑战，实际上是在苟且偷安。

　　“卢卡诺夫：而且和世界隔绝了。不过我想，1985年4月开始动手，也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会同心协力地干起来，那样的话，今天的局面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戈尔巴乔夫：遗憾的是，有这样的人，他们不仅不配合改革，而且还要将改革宣布为异端邪说，逐出教门。有位领导人对我们的大使悄悄说：等着瞧，很快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一切还恢复原样。但是如果我们1985年4月开始动手，那么很快形成的全社会不满的压力可能一下子会掀翻我们‘盟友的大锅’，结果很可能比罗马尼亚人还惨：把大家一扫光，改革不容易啊。”

　　“卢卡诺夫：我们保加利亚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即使我们的变革迟半年进行，其后果也是很难预料的。然而我们采取了主动，把事情引入了和平过渡——过渡到现代国家体制——的轨道。但我们感觉到，西方有许多人不喜欢我们这里事情的发展。正因为如此，西方正在利用国家高额的外汇债务竭力卡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很难对抗他们的这种进攻。因为我们实际上已陷入经济依附地位。这一点，可惜有些人不明白。他们指责现领导，说他们似乎对西方反击不力。人们还强烈批评我们不得不作出的各种让步。诚然，我们说，这些让步的性质是各种各样的，如果说的是对于健全理智的让步，那这决不算是耻辱。”

　　“戈尔巴乔夫：我同意您这后一点意见。和反对派打交道，应该从理智出发。当反对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时，显然也应该以建设性态度予以回应。”

　　“卢卡诺夫：我们的反对派五花八门，各种货色都有。左的有前共产党人，或威胁要离开党的共产党员。他们反对党，但又没有公开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纲领。这更像是一种从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对党提出的批评。他们的特点是向往西方。

　　“另外一部分反对派是由前老反对党成员组成。这些反对党40年代末被斯大林的方式粉碎了，他们的人大部分已溶入社会，成为罹难者。活下来的和一些反对党的亲属就是这部分反对派的基础。

　　“我们致力于组成单一党政府这件事大概提高了保共的权威：人们看到我们并没有躲进灌木丛，没有在困难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还在主动承担着克服这些困难的责任。现在一切都要看经济形势发展的情况了。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能力支付这些债务的。问题是：如不宣布国家没有支付能力，我们还可以支撑几个星期或几天。这个情况我告诉了雷日科夫，要求他给予我们以可能的支持。

　　“对于我们来说，哪怕坚持到选举也是很重要的，一定要顶住西方的压力，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压力。”

　　“戈尔巴乔夫：他们也试图在压我们。”

　　“卢卡诺夫：今年第二季度对我们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可他们的情况正在恶化。由于生产回落(最近两个月和去年同期相比回落百分之八)工人的工资降低了。美国企图以自己的方式利用我们国内困难的局势。他们的代表公开在与反对派进行接触。”

　　“戈尔巴乔夫：我们的西方派与反对派组织和他们的接触由来已久。在波罗的海沿岸，侨民和其他西方中心直接操纵指挥棒，试图指挥起地方政治‘乐团’来了。干这种事他们可是行家。我们必须找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现在你们那里民族问题怎么样了？“

　　“卢卡诺夫：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解决了。从土耳其返回约13万人。这大概是出走的保加利亚公民的三分之一。土耳其不急于同我们关系正常化，所以我们也无需着急。我们有75万土耳其人。此外，有近20万土生土长的保加利亚人信奉伊斯兰教，还有8—10万茨冈人。总体上约有100万或百分之十的居民是穆斯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方针是：尊重每个公民确定自己民族和母语的权利。”

　　“戈尔巴乔夫：日夫科夫的亲信们表现如何？”

　　“卢卡诺夫：他们悄无声息地呆在家里。老百姓则要求惩办他们。”

　　“戈尔巴乔夫：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按法律行事。这是惟一站得住脚的正确道路。”

　　“卢卡诺夫：日夫科夫本人表现得非常狡猾。与昂纳克不同，他绝对不愿承担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任何政治责任。尽管他的罪责比昂纳克大概要大得多，但是他好像一点也没有感到自己有罪。”

　　“戈尔巴乔夫：是啊，历史留给了我们极其沉重的遗产。当政者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不过他们不可能不为此付出代价。现在，我们从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一切都运转起来，这时使社会发展进程受到监督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向前走，不要失去平衡，要冷静谨慎地评估局势。”

　　“卢卡诺夫：几十年来，保加利亚还是头一次展开关于对俄国和苏联态度的自由讨论。也有人发表亲西方的言论。但是在老百姓中间(至少目前如此)大多数人对民族利益的理解都是健康的，即保加利亚的利益必须同与苏联的合作紧密联系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老年和中年一代、工人阶级和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较少。”

　　变革的哲学

　　在迅速变革的情况下，许多东西都取决于保共新的领导人。而且，依我看，至少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做事比较谨慎，三思而行，因而也很成功。1990年初临时召开的保共党代表大会强调指出，清除日夫科夫的专制独裁体制，这不是一次领导人的换班，而是党和国家深刻变革的开始。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在保加利亚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宣言，通过了新的党章，成立了党的最高咨询委员会，其中前保共中央委员只占百分之十。亚历山大·利洛夫当选为咨询委员会主席。

　　我知道他是视野非常开阔的人，能够独立进行判断和行动。1983年日夫科夫把他清除出党的领导机构不是没有原因的。1990年4月就党的名称问题宣布了全党公决的结论。根据百分之八十七的投票人的意见，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当然，问题不光是简单更换一个名称。通过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国家法治化的方针。关于党的根本变革、党在社会中的新的定位，1990年5月我在莫斯科会晤利洛夫时他都跟我谈了。

　　“戈尔巴乔夫：保加利亚怎么有这么多的反对派呢？”

　　“利洛夫：我们犯的错误不比苏联少。这正是产生反对派的土壤。”

　　“戈尔巴乔夫：你们避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尼亚所出现的事态发展，这很好。非常重要的是您本人表现了勇敢大胆而理智的主动精神。可是人民土地联盟为什么要跟贵党保持距离呢？我觉得你们跟农民的关系还不错，农村的情况也还可以。”

　　“利洛夫：我国农民情绪的总体倾向比开始在农民党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要好。所以我们考虑到了这个因素。保加利亚社会党正是利用了农民和老一代人的大力支持。而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中，我们的立场观点可惜还不太牢固。我们现在有50多个党。反对派的报纸积极地影响着社会舆论。有一个由热柳·热列夫领导的反对派集团。”

　　“戈尔巴乔夫：反对派的政治纲领实质是什么？”

　　“利洛夫：是一种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是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和其他观念的大杂烩。他们纲领的折中主义特点反映了反对派非单一的社会成分。反对派不光是在索非亚开展活动，他们也到其他城市进行活动，甚至开始到农村一试身手。我认为，低估他们的可能性是幼稚的，有害的。”

　　“戈尔巴乔夫：应该对我们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困难的原因作一个准确的政治分析。我想，必须坚决拒绝他们把一切失败和错误作为集体罪行一古脑儿地扣在共产党人的头上的做法。有人很想重新让大家放手去‘捉鬼’，到处寻找新的人民的敌人。所以，对于那些今天试图把老一代一笔勾销的人，应该宣布他们是一群‘衣冠禽兽’，应该狠狠痛击他们。不尊重人民和他们的事业，就不可能有认真的政策。”

　　“利洛夫：党的立场，党对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态度，——这正是我们的问题的关键。遗憾的是总体上有错误的感觉在党员中传播得相当广泛，它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11月10日以后，当我们开始了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改革的时候，在两三个月时间内党好像完全瘫痪了。直到现在才试图站起来，在这之前前进得非常缓慢。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我们简直忘记了如何工作。一切都按上面的指挥办。可是现在面对反对党的暴风雨般的批评，而有时候干脆是破口大骂，实在是有些顶不住了。我们正在经受一场信任危机，特别是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间。这是很糟糕的事。但看来事情正在往好的方面转变。重要的只是不要错过彻底革新的时间。”

　　“戈尔巴乔夫：部分人要离开党，随他们去好了，重要的是留下来的人行动起来要像一支强劲的政治力量。”

　　“思想盲目，思维陈旧，常常要求对复杂的问题作简单的回答；各种各样蛊惑家和政治骗子都在利用这一点。总之，应该学习政治和许多西方国家善于适应生活要求的能力。看看资本家们是怎样行事的吧。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利用起计划、国家调节、社会保障等等来一点也没感到不好意思。

　　“也许我们应该和你们一道深入研究一下对社会主义观念的现代理解——考虑到过去的一切经验和目前的现实，考虑到整个现代文明的成就。”

　　“利洛夫：是的，生活现实迫使我们今天改变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不久前我读了维利·勃兰特写的一篇文章，他写到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他没有对社会主义进行种种攻击，而是看到了它的未来。”

　　“戈尔巴乔夫：不管人们如何批评社会主义，但现代资本主义恰恰是在它的影响下实现现代化的。”

　　1990年6月，保加利亚进行了第一次真正自由的选举，连西方国家的观察家们也都承认。保加利亚社会党得到过半数的选票，反对派民主力量同盟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票。然而，政治斗争的紧张程度并没有放松。反对派在积极地活动，而他们的极端分子简直就是在进行挑衅。局势继续在白热化，情况极其紧张，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要是在8月份，彼得·姆拉杰诺夫的神经肯定经受不了。热柳·热列夫成了保加利亚第二届总统。

　　1990年9月，安德烈·卢卡诺夫再次对莫斯科进行了工作访问。他对我说，局势变化很快，不久前绝大多数居民还表示积极支持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的改革。党取得了良好的选举结果。而且这是在反对派借助国外相当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的情况下取得的。卢卡诺夫感到惋惜的是：“如果我们哪怕能够早几年采取一些我们后来决定采取的那些重大变革，那么成功是肯定有保障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

　　“戈尔巴乔夫：遗憾的是和彼得·姆拉杰诺夫的合作关系中断了，因为他不得不从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要知道，对他的指控，说他好像想动用坦克来反对人民，真是莫名其妙。”

　　“卢卡诺夫：是啊，我想应该立即直截了当地对彼得·姆拉杰诺夫说，指控他的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他当时显然有些操之过急，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商量。”

　　“戈尔巴乔夫：现在有人说我喜欢独断专行，那么当时我为什么要拒绝所有总书记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呢。要知道，这种权力就其涵盖面而言，那简直是无与伦比的。”

　　“卢卡诺夫：我们的总统权力简直发生了超现实主义的变态现象。要知道，我们是在彼得·姆拉杰诺夫的直接协调下实行总统管理制的。我们了解他的个人品格，所以赋予他以非常广泛的权力。但结果事与愿违，总统权力落到另外一个人手里了。”

　　“戈尔巴乔夫：怎么，热列夫实际成了总统了吗？他说话算数吗？”

　　“卢卡诺夫：热·热列夫以前是保共党员。就他所受的教育而言，他是个哲学家。他读过研究生，对列宁著作和列宁本人很感兴趣。近20年来他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甚至曾被秘密驱逐出了索非亚。但眼下在基本问题上他的表现比其他人要好，我是指在对待议会民主的问题上。从整体上来说，他的立场是积极的，他反对国内冲突，主张和平。在这些非常尖锐的问题上，他和反对派中的强硬分子们发生了矛盾。热列夫劝说反对派参加政府，反对上街对政府和议会施压。”

　　“戈尔巴乔夫：总统在尖锐的政治问题上要立场鲜明，这一点很重要。我想，即使是热列夫，他当上总统后，在评价反对派的活动上也会采取更加负责的态度的。”

　　“卢卡诺夫：我想，他会明白的：我们所维护的民主发展道路一旦失败，归根结底，对总统也是一个打击，也是他的失败。

　　“对于我国的民主发展来说，危险来自极端主义的，说白了，甚至是新法西斯主义的力量。遗憾的是，那些批评我国不久前发展的人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说得在理；他们得出结论说，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会产生大量流氓无产者。”

　　“戈尔巴乔夫：流氓无产者成分是滋生惯于投机的民粹主义的危险土壤。”

　　“卢卡诺夫：对党的最高机构，用老话说，即对中央的选举，是在非常激烈的氛围中进行的。左派、右派都发表了措词激烈的言论。”

　　“戈尔巴乔夫：是啊，眼下开这样的会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很伤脑筋的。我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对此有切身体会，会议过程中我曾不止一次地大力进行干预。”

　　安德烈·卢卡诺夫将热列夫的信转给了我。信里提了一系列关于发展保苏关系的重要建议。我请他转告保加利亚总统，我一贯认为，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的独一无二的关系是非常可贵的。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处境使我很难竭尽全力来帮助保加利亚，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将尽其所能，做出一切可能作出的努力。我对邀请我访问保加利亚表示谢意，同时也邀请他正式访问我国，考虑到我们两国的具体形势，我建议把时间定下来。

　　客观的安排是：热列夫到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了。

　　我对热列夫所知甚少。因此不敢说他在处理自己并不简单的使命(保证和平地过渡到民主化)时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我看到有抨击他的文章，指责他做事优柔寡断，讽刺他是“坐在王位上的哲学家”等。但事实是：保加利亚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议会没有四分五裂、各行其是，管理上没有出现独断专行现象。显然，在这方面总统有不小的功劳，当然，也有革新了的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