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改革·第十七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苏联共产党开始变革
在有倾向性的改革史编纂学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提法，似乎苏共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变革的反对派，而且尽其所能地干着阻挠改革事业的勾当。也许，党内确有不愿见到任何变革的阴鹜的保守分子，还有那些预感到改革对他们的利益会构成威胁的党僚们，对改革抱着十分警觉的态度。但大多数共产党员意识到必须对现行制度进行深入的改革。正是作为一个组织的苏联共产党，才是变革的首创者。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反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群有民主化情绪、充满批判意识的人。这样的人在各个阶段都会出现。一部分遭迫害，另一些人则遵从游戏规则行事。二十大使体制经受过一次重大的变革，但并未完成；随后又着手对体制搞过一些革新的尝试，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初始阶段。但有一件事实，即党内不断成长起一批或者一个阶层的潜在的革新者，这个阶层一次比一次行动更加大胆，而且能得到苏共党内更加广泛的支持，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证明，苏共作为执政党尽管保守主义甚重，意识形态僵化，但终归还是经受住了这场伟大的变革。
在“最高层”有那么几个人坚信必须实施变革，而且准备亲身去冒这巨大的风险：他们开始了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针对高度集中、官僚主义盛行、意识形态僵化，且成功扎根已有70年历史的那个体制的根本性改造。同我一起开始这一事业的那些党的领导成员与各地区、各社会阶层、政治流派、党内的许多派别都有联系。他们知道，在苏共党内和社会上有利于革新的情绪相当强烈。据此他们信心十足，因为我们着手的并非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会得到支持的，总之，改革不是一天两天的宣传活动，也不是中彩摸奖的口号。我国是历尽艰辛才得到这个机会的。
还应当看到，“改革运动”只有在发端于党内的条件下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任何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其他组织，想发挥类似的主动精神，那是注定会徒劳无功的，会遭到社会“政治核心”的排斥，也会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对现行制度的蓄意诋毁。
这就是说，只有兴起于党的怀抱之中、由党的领导人来推行的事情，正统派人士才能勉强地容忍下来，不过总还得小心谨慎才是。而要是这样的事从一开始便发韧于旁门别路，就会寸步难行，必将被扼杀于萌芽状态。
这时候，社会就已经像是一口蒸汽锅炉。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党自己给已逐步把社会的其他阶层全都卷了进来的变革过程定调子；要么保留原来的体制，不作任何变动，任其存在下去。到那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强力大爆发。应当关切的还有这样的情况：改革体制，也就是将其逐步重建，只有手中握有权力的杠杆才做得到。
我们是从变革观念起步的。重要的是开动“改革的发动机”，并且要“行驶到”已经无法再掉过头来走回头路的那个点位，在这个点位上我们是有着以前变革尝试的教训的。我指的是赫鲁晓夫、柯西金；我没有忘记“60年代人” [ 译者注：60年代人：指其世界观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即“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一代人。他们主张尊重人权、个人自由和公开性。 ] ；我给予萨哈罗夫、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应有的评价。所有这一切都可算是由我们发端的改革的各具特色的准备阶段。它们无不留下了自己的印痕，即使不是在结构方面，至少也在思想方面。
可以说，指责我行动迟缓，把按照“进一步、退两步”的原则而造成的一切摇摆不定都归到我的头上已成时尚。而如果我们严格地回忆一下事态的进程，那么从1985年四月全会起，我们还从来没有变更过政治方向，始终都是沿着变革的道路向前推进的。当然，也并不一直都是同一个速度，是有张有弛的。但从未有过从民主化改革的既定目标上后退的事。
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就挖得很深，最初不过松松土罢了，想是能够得些先前所不曾有过的好苗苗。当时已经涉及所有制、商品货币关系、经营管理的新形式等问题。改革的构思，随着运动的进展，加之积累了一些经验，其轮廓更加明晰了。运动不是自发地、也不是按照总书记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在辩论以及执政的共产党正式机构作出的决议的基础上推进的。
如果照这些“党的里程碑”来看，改革的历史大体如下。
第一阶段，从1985年4月到1986年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万事开头难。我们摆脱了渐渐地已习惯的意识形态的模式，初步地尝试着分析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这个社会与列宁的设想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它在世界上占有怎样的位置。我们回顾了自己的历史，尽量剔除对历史的扭曲。开始制订一份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之内的革新社会的计划。
在这一可说是哲学阶段之后，是组织阶段，这阶段已在制定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改革的规划，并采取将其付诸实施的措施。而此时每前进一步都要由党、由其领导机构的决议来安排。我记得，1987年的一月全会上提出了必须重新审视关于社会主义的过时了的观念，并建议采纳一系列社会和国家民主化的激进措施。同年的六月全会，批判了管理经济的行政指令方法，并明确表示支持彻底的经济改革。1988年的二月全会是在“让革命性的改革具有革新的思想”的口号下召开的。最后，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成了改革事业从哲学思想和第一批按照“在实践中摸索的工作方法”进行的实际行动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入推进过渡的基础；首先是向实施1917年之后第一次自由选举议会过渡。
于是，任何一个公正无私的研究者都应当承认，党不仅曾经是改革的发动机，而且事实上还在人民代表大会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之前就已经同意放弃自己在社会上的垄断地位了。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政权便开始转交到苏维埃手里。党就像在民主社会里那样，已经不再能指令性地决定国家的发展，而是应该通过政治手段行动了。但它仍然是惟一一支拥有全联盟范围的组织规模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不过，许多党的委员会在失去习以为常的指挥职能之后自我感觉失常。
对党来说十分沉重的阶段开始了，它要寻找自己在革新中的社会里处于怎样的地位。广大共产党员面临着名符其实的决定党的命运的问题：它有没有能力改革好？能不能从一个与国家同生同在、在许多方面官僚气十足的结构改变为群众性的按民主作风组织起来的左派力量的政党？一场全党范围的大辩论自发地启动了，矛头针对领导的批判浪潮掀起来了，脱离党的队伍的人数急剧增长。苏联共产党的团结统一因各共和国的分离运动而开始逐步削弱并遭到破坏。
即使在这一十分艰难的时刻，苏联共产党仍继续在对事态的进程发生重大的影响。在1988年的七月全会上，讨论了落实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的问题。九月全会的议题是完善党的机关结构。1989年1月，中央委员会核准了苏共参与选举的政治纲领。3月，发表了新的土地政策，其主要目的为恢复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地位。同年的九月全会因通过了《关于党在当代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而成为瞩目事件。1990年2月5—7日举行的全会，又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我希望读者不要埋怨这份“党的大事记”。提到党的这些会议，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党的生活并未止息。作为苏联的当选总统，我根本不准备像现今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让党听凭命运摆布”。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意图，那就照此办理，离总书记的职位而去，而且这不也正是民主派那么坚决地要求我的么。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可正因为我意识到面对苏联共产党、面对几百万共产党员，我对改革的命运应该负起责任，而我还认为，竭尽所能，使党能经历内部民主化的道路，并在新的政治结构里具有应有的地位，也是我的责任。是成功地解决这项任务，还是让机关的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应该由提前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回答，而俄罗斯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则是它的特殊的前奏曲。
俄罗斯共产党之复临
自1990年春天，各共和国首次自由选举议会以来，党就有一种脱离开社会和国家中正蓬勃发展着的各种事态而置身其外的感觉。改革者对苏共中央的活动的不满情绪增强了，人们对改革产生疑虑；加之经济领域困难重重，供应紧张、抢购成风。于是，当雷日科夫宣布物价将上浮时，党内保守派高层认定：报复的最佳时机来临了。他们之间围绕一个问题展开争论：怎样做更有利、成功的机会更多，是强使总书记放弃改革的方针，使一切都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好呢，还是甩掉他，另找他人取而代之好。当然，有关此类图谋不宜张扬。老练的政客不想有顽固分子的名声，他们也感觉到人民不会接受重返旧体制的口号，因此，每跨一步都要竭力证明他们是在更积极、更有效地从事改革。
正好在这时，激进民主派的俄罗斯“独立”的口号取得了成功，借助这一口号，在共和国新的最高苏维埃里赢得不少代表席位，他们的领袖也当选为议会的主席。显然，党的某些领路人把这看做是对他们自己很不错的例子：如果民主派善于打“俄罗斯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也这般做呢？
起初，在党的会议上，后来又在区委和州委的全会上、在报纸上开始提出俄罗斯共产党员成立自己的党的必要性问题。理由十分充足：既然所有的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共产党、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那俄罗斯人为什么就不能有呢？这就将他们置于不平等地位了，是不应该的。苏共中央既然操劳全党的事，又为何不能关心关心共和国的事呢？真够行的！开始是提出问题，后来则成了“党员群众”的要求，差点儿就是最后通牒了。
我决不想说，这整个想法只是投机。尽管其领头者把这视作有点像是建立与改革中心相抗衡的强有力的组织的合法的方法，但许多普通党员对于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想法的反应，就像他们对独立的俄罗斯联邦的口号一样。简而言之，这是实际存在的、而不是臆断出来的问题。
对此，我想得很多，也跟我的同事们在小范围里讨论过，终于回到了问题的历史方面，回到了列宁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立场上。我们大家都明白，决定在某个时候成立这样一个党的组织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也绝不是自生自长的。俄罗斯领土上的共产党员(占到全党的2/3)单独的自主的领导中心的存在，这就始终孕育着分裂的危险。与此同时，党被想象成国家的一支最强大的导向统一的力量。它的族际主义思想应当是反对衰变离散的依据，也是维持完整性的保障。这也就是当年列宁在建立联盟、也就是从观念上说建立联邦国家时，曾坚决反对把这一决议也照搬到党内来的原因。
实质上，我们已经处在应当重新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刻。这一次我们已经积累起长期的历史经验，在这段经历中我们保持着联邦国家的形式，实际上甚至还不能简单地算作单一制的国家，而是超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现在的问题是要消除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脱节，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据此看来，成立俄罗斯共产党已成客观之必然，但是，眼下是否已是实施此举的合宜时机，是否应该在新的联盟条约基础上、在国家体制改革之后再行解决这一问题。最后，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重新成立的俄共会不会成为反改革势力的工具，成为反对苏共中央的独特的堡垒？不管怎么说，坏也罢、好也罢，苏共中央毕竟还是坚决主张深化改革的总书记及其支持者定调子、指方向的所在地。
当时，政治局里不同立场的分野已经明朗化了。凡持有必须深化改革意见的人，在其他人眼里都是自由派；另一些认为改革已到了可以容忍的极限的人，则被算作保守派。在许多问题上，双方争执相当激烈，尽管最终还是能够通过共同的一致的决议，但观点上的分歧无法弥合。
这样的分歧几乎也立即在关于俄罗斯共产党的问题上反映出来。利加乔夫是成立俄共的坚定的支持者，他的理由是赞成此事的运动已经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符合实际的，不过我得重复一遍，至今我仍然怀疑，赞成恢复俄共的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是有人授意煽动起来的。
大家都还记得，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曾经试图着手解决“俄罗斯问题”。当时成立了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事务局，还有自己的一套机构。后来承认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建制，会造成党的领导的职能发生不必要的重叠，但也已经存在好几年了。由于什么好事也没有做成，只好决定有机会时再发挥它的作用，并寄希望于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取得成功。到1989年12月的全会上成立了由总书记主持的苏共中央俄罗斯局，成员有：沃罗特尼科夫、弗拉索夫、马纳延科夫、普罗科菲耶夫、吉达斯波夫，以及许多别的人。不过，这些人很少聚集到一起，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这里面有我的责任，事情太多，无法分身。
而主要的是在党的组织里成立这么个局，受到了公开的非议，人们把这一做法看做试图采取敷衍的办法，实质是想把建立俄罗斯共产党的运动扑灭掉。这种情绪的浪潮在汹涌起来，对领导的攻击主要来自“原教旨主义” [ 译者注：新教中的极端保守派别，反对自由派所主张的新教理性主义。 ] 那批人。纯实用主义的兴趣也是由他们推动起来的。许多苏共中央委员，因改革打乱了他们原先的习惯，又无力去“适应”新的条件，这时候却都在盘算着利用这次的机会，要东山再起了。
问题曾多次在政治局讨论过，考虑到来自下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同意让俄罗斯共产党分立出去。而在通过这一决议之后，实际上也就等于让事情放任自流了。“俄罗斯运动”已经控制在党的领导层中此前形成的反改革一派手里。这一点在中央俄罗斯局和筹备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已经表现得很清楚。我在开幕词里毫不隐讳地谈到了成立俄罗斯共产党可能带来的危险性。马纳延科夫的报告说的比较含糊。发言者都同意，不能容许新成立的俄罗斯共产党变成站在教条主义立场上与苏共分庭抗礼的反对派组织。同时，大家还谈到，“共产党员的想法一致”、“很难顶住压力”，这中间有民族的怨气，也有因与其他共和国相比党组织的地位受到压制而引起的苦恼。还有人暗示，俄共会有助于捍卫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而所指的实际上也就是恢复党的垄断统治。
我在总结这次辩论的时候强调指出，俄罗斯问题是改革的中心问题，其他的一切都与此有关。这个问题并非产生于荒漠之中，而是产生于俄罗斯发展中的现实困难的土壤里。这其间与所犯的错误有关，也与其他共和国里民族主义运动甚嚣尘上有关。有人想要利用它，通过它进行投机，比如科索拉波夫、叶利钦等都是。一旦我们走上俄罗斯孤立主义的道路，那苏联也好，俄罗斯联邦也好，就都将被葬送掉。
总之，我对这件事没有好感，从一开始我就预感到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鉴于当时要顶住这么大的压力事实上也无可能，我想，那就力争将不良后果控制到最小限度吧。
俄罗斯共产党员代表会议于1990年6月19日开幕。由于这次会议离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只隔两个星期，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决定不进行单独的选举，仅授权于俄罗斯各地党组织选举出来的代表。这就即刻提高了代表会议的地位，使它具有了代表大会的独特的总预演的意义。而正像我所提到过的，俄罗斯共产党员占苏共党员数的大半(62%)，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会议也就预定了代表大会的结局。
会议特邀国家领导人的代表进入主席团，联盟方面有卢基扬诺夫、雷日科夫；俄罗斯方面有叶利钦、西拉耶夫。代表会议办事机构的组成进行得很平静。诚然，当开始讨论会议议程时，克麦罗沃州苏共基谢廖夫斯克市委第一书记阿瓦利阿尼发言，建议改变代表会议的规格，将其变成俄罗斯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成立大会。
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实质上问题都是事先预定好的。简单地交换一下意见，决定先聆听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报告，然后再谈下一步的工作程序；同时商定了让此前业已形成的苏共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代表发言。这件事本身说明，党内的民主化已经推进得多远了。类似的情况从1921年以来，党内从未有过，因为从那时起一切异己思想，不管是有组织背景的，还是个人自发的，都是被禁绝的。
有人提议，邀请一些工人作为来宾出席代表大会；这项建议引起争论。问题是代表中工人的数量少得可怜，名额都被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占了。代表会议，当然还有代表大会变成了党的干部大会，主要是区、市两级党的干部大会。这也就是选举的结果。选举过程中，党的机关干部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简直就是自我选举当选为代表。我原本主张给工人阶级的代表颁发有发言权的代表证，总的来说也是这样做出决定的。顺便说一句，这些工人代表不管在俄罗斯代表会议上，还是在苏共代表大会上都“给折腾得够呛”，甚至还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小组。
报告的事也很有意思。早在代表会议之前很久就已组成了准备材料的一个小组。后来政治局做出决定，应当由总书记来作这个报告。坦率地说，我也只是在各代表团代表的会议上才知道还有可供选择的另一个报告。起初我同意了以书面形式在代表中间散发这份报告，可我有所警觉。我把报告拿回家去。读过一遍之后，我确信这完全是从另外的立场出发写成的。于是，就不得不放弃了“散发”的想法。我说，我只想把这份材料作为我起草自己的报告的素材之一。
我认为，我的任务就是在代表会议上讲与在苏共代表大会上大体相同的话，要明确规定路线，以便使代表们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当时有人在报纸上“抱怨”：戈尔巴乔夫“颇圆滑”，他宁肯说一些笼笼统统的话，甚至谈到改革的敌人时也不点名。我们就是这样的文化嘛，首先是在党内：任何人，只要跟你有不同意见，那就可以宣布为敌人，弃之如敝屣，甚至再拿砖头砍。
我一开始就说，从近来整个的辩论中可以得出结论，组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合理的，但我当即又强调指出：
“应当杜绝俄罗斯联邦采用任何形式对抗苏联、杜绝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对抗苏联共产党的事情发生。我们的一切想法和行动都应当用历史的实际来比较衡量，都应当经得起严格的考量。当我们提到‘俄罗斯’这个词时，在我们的意识中始终应当有‘苏联’这个满含衷情的字眼。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在我们党的代表会议工作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讲清楚，从而也就确定了会议建设性工作的重要条件。
“……我坚决不能赞成那些要从独立、封闭，甚至退出苏联的办法中去寻觅拯救之道的人的意见。也许，有人会想，俄罗斯要是脱离苏联会发展得更加顺利。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我们要很好地区分俄罗斯周围的一切躁动，要分清哪些是对建立俄罗斯共产党有利的，哪些是以共和国的实际问题和需求为出发点的健康情绪，为达到与俄罗斯本身、与党、与全国格格不入的目的而利用俄罗斯问题的行径。”
报告叙述的第二个问题是改革。
“二十大说了真话：真相使我们国家、使社会主义大家庭、也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震惊。当时我们知道了斯大林现象，这件事是对理想的亵渎，几代人曾受到理想的鼓舞而投身革命、参加伟大的建设事业、捍卫祖国、恢复遭受破坏的国家。震动是巨大的。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改革似乎应该是极其自然的后果。虽然不能说从那时以来什么也没有变，但很遗憾，对于深刻改革的期望却是落空了。更糟糕的是，犯罪被称之为错误，改革被偷梁换柱成了对于官僚体制的完善，意识形态方面的探索也不过是把斯大林的教科书改头换面一下而已。所有这一切既在社会上、也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口，毒害了思想意识，恶化了国际关系。继而，政治斗争的逻辑便是从羞羞答答、吞吞吐吐，到闭口不谈、讳莫如深；从谴责斯大林，到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反复，乃至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政治上软弱无力，在各个领域中停滞不前，便是这一切所招致的必然结果。”
在谈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之后，我又简单地叙述了在过去的时间里做了哪些事，也不回避所犯的错误及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时出现的拖拉现象。其中心是朝社会趋向的市场经济过转轨。
“对这件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尤其在期限、形式、策略方面，我们应当对任何建议敞开大门。不能接受的只有一点：恢复到行政指令体制的老路上去；这完全是灾难，对国家来说是死路一条。
“由于过去我国的历史和当今的改革事业是直接同党的活动相联系的，因此，党处在社会上正在开展的大辩论的焦点之上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有人高声叫喊：苏共应该忏悔，从政治舞台上下来。这种要求的挑衅性显而易见。共产党员对此的最好回答便是将由党主动启动的改革大业继往开来。”
关于这个问题，我公开、直接、坚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
“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残。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作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
至今我还记得在就报告和补充报告展开的辩论中许多人的发言。
代表民主纲领派作补充报告的李森科表示支持党，但指出应该摒弃任何政治特权，并通过自身在人民中的工作赢得威信。而在所谓的成立大会的补充报告里，最充分地表露出教条主义和复仇主义的情绪。外贝加尔铁路局机务段司机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拉德金的发言怒气冲天，能感觉到这篇发言稿是经有经验的宣传人员花大力气加工过的。他在掌声中提出问题，苏共中央必须在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五年来改革失败的工作汇报(“过去的事就让历史学家去操劳吧，我们所需要的是对现今的事业的汇报”)。他在这篇发言稿里还提出一个主意：在代表大会上要听一听政治局委员们个人的述职汇报，这个主意后来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得到支持。
最有意思的是，拉德金代表必须履行自己同志的意志，宣读赤塔州党组织第二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指令，其中包括有向代表大会发出的这样的呼吁：摒弃个人的和小团体的狂妄自尊、讲团结、提倡相互理解、各民族间要忍耐和重友谊、建立起一个法治的民主的社会，能以保障人性得到全面的发展、尊重人权、尊重基本的自由。我来逐字引用：“你们的责任不是要燃起激情；而是要寻找一致的、而不是对峙的途径；不要抹黑历史，而是要了解并尊重历史，以便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以及与生活水平相称的成就。”这位代表宣读了为他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把州代表会议的指令文本交给了主席团。原教旨主义者利用了拉德金，而他却把自己的同志给忘掉了。
克麦罗沃州委第一书记梅利尼科夫是利加乔夫提拔起来的人，他的发言的特点是，非常尖锐地表现出无法认同改革的政策。他的评价明显地引起全场强烈的反应。
“离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只剩下两个星期了。党沸腾开了，国家已濒临社会爆发的边缘，而苏共中央和政治局负责俄罗斯联邦事务的领导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生活在另一种氛围里。在我们的纵容下党被指责罪孽深重，历史上的一切污点和疑点、毫无人性的黑社会、贪污受贿等等的责任，全部都推在现在的共产党员头上。在总书记周围最亲密的一批人的目标明确的共同行动下，我们渐渐地陷入了一种新的、姑且说以尚不习惯的民主形式表现出来的个人崇拜。在不贬低深得世界舆论赞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并给予他的个人品德以应有的尊重的同时，我有责任以党内同志关系的精神，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和伟大的终极目标，提醒并防上他患上此类可惜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毛病。”
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州委第一书记经过协商之后的立场。这支合唱队里有指挥，失败的目的已经确定。波洛兹科夫显然完成了“射击”的使命：“我们的许多困难，不仅是在个人崇拜、唯意志论和停滞时期社会主义走样的结果，而且也是改革过程中的错误，特别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并无恶意地称之为确定的不确定性的党内思想混乱所造成的。现在我们大家看清了，这种状况让我们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思想和行动缺乏一贯性、在原则问题上迁就让步、一个又一个的许愿、需要采取决断措施时迟疑不决、不善于消除失误，这一切说明，我们党的领导缺乏明确的革新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
但是也有另外的声音。卡鲁加州奥布宁斯克市委书记斯克利亚尔驳斥了那些他所谓想“把一切都记在戈尔巴乔夫账上”的人。他强调指出，“应当看到我们工作中正反两面的东西，在共产党员中有许多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我深信，在其他党组织里这样的人也少不了”。
当然，问题不仅在于、而且也并不在于对待总书记的态度，而在于普通党员能否理解变革之不可逆转性和从根本上改造党本身的必要性，不如此党就有被挤出政治生活之虞。我已经讲过，代表的构成并未适当地反映当时党组织内大多数人的情绪。大多数代表证书都操纵在党的干部和其他“高官阶层”手上。即使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党内高层领导中的保守分子和顽固分子要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代表会议以至随后的代表大会，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选择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成了各种力量的第一次较量。我们在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与各地区的党委书记们进行磋商。同成立俄罗斯共产党这一事实相反，大家的看法是，领导这个党的应该是苏联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选择的余地不大。在一次应当协调一致提名第一书记人选的代表团代表的会议上，我首先提名瓦连京·亚历山大罗维奇·库普佐夫，他当时任社会组织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和俄罗斯事务局成员。我对他的印象：这是一个有明确信念、乐意坚持民主改革、对新生事物极富敏感并身体力行的人。
我也提了O.舍宁的名，因为我觉得，当时他是改革事业的一位真诚的支持者。被提名的候选人还有波洛兹科夫、巴卡京以及另外几个人。波洛兹科夫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示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他说，原因是他没有在总书记提名的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所以他就不能不放弃了。他的语气里不仅含有委屈，而且有一种暗示：对他的看法有成见。事实上，不久以前他跟叶利钦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还真差一点就获胜了，那怎么能再成为俄共的领导人呢！可以说，对他是有怀疑的，自然，当时倒并没有想到，大多数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投波洛兹科夫票的人，未必真是支持他，他们的本意在反对叶利钦。
鉴于问题已经摆出来了，我对我的立场也做了一番解释。我说，我赞赏波洛兹科夫的毅力、他对事业的忠诚、领导克拉斯诺达尔党组织的经验。但据我考虑，如果提名他出任俄共中央第一书记，他那些大家都知道的观点将无助于团结，而会分裂共产党。眼下，我们可要把团结放在第一位。
商定由库普佐夫来当候选人。次日，我向代表们作了汇报，另外还提了几位。开始讨论。库普佐夫本人表现不错，平静、谦逊，不过，可能“激情”欠缺些。O.И.洛博夫也不坏，那时候他任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舍宁在讲台上的表现缺乏色彩。重新又被提名作候选人的波洛兹科夫说，既然党组织给予他信任，他认为再坚持自动退出就不能允许了。首轮下来，没有胜利者；到第二轮时，书记们还是都投了波洛兹科夫的票 [ 作者注：他的得票数为1396张，洛博夫为1056张。 ] 。
于是，力量的分野已经清晰可见了。实质上，这是出自总书记并得到各代表团代表支持的建议第一次遭否决。库普佐夫之落选不是因他本人的关系，未必有人能对他提出什么站得住脚的不满。在现时的情况下，也不过是达官贵人们决定有一名能坚定地保护他们利益的人出来掌舵而已。
我所最为担心的事终于应验了。俄共代表大会的结果对社会产生了沉重的影响。出现了“离心反应”，特别是在科学文化、工程技术界的党组织内。纷纷声明不愿进入俄共组织、退党、不交党费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也只能说明是“波洛兹科夫的”俄共了。领导人的保守派名声落到了整个组织的头上，也就自然而然地使组织的声誉扫地。“波洛兹科夫现象”这一概念已成为独特的具有典型的概括意义的称谓。
这对波洛兹科夫本人当然也是一种折磨，但我很难再给他以支持，其实他本人几乎已经不再指望能得到总书记的支持了。在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时，他说：“我很遗憾，没有听你的话，现在我应当离开了。”他承认，是利加乔夫“在那一夜”力劝他不要放弃候选人资格的。
其实，究竟谁在操纵达官贵人中的上层，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秘密。显然，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即在那时，有人就在政治局提出，是不是这次会议推迟召开，而且对此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意见一致，雷日科夫支持他们。有一点还需要一些时间，就是要做代表们的工作，要他们站稳俄罗斯代表大会的立场。也有些人顾虑会重蹈俄罗斯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事态的覆辙——这会儿可要在全党的范围内了。
我倾向于按原定的时间召集代表大会。对这一次大会人们已经期待很久了，现在已迫近按党组织的要求召集会议的日期，推迟将引起广大党员的愤怒。但主要的还在于不能让不确定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了，那样会有苏共自行瓦解的危险。只有代表大会才能在新的纲领的基础上把党团结起来。当然，也有风险，事情也可能以分裂告终，但选择的余地不复存在。决定同最大的一些党组织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在1—2天时间内了解他们的意见。意见是一致的：代表大会不能延期。
俄罗斯代表大会已经把螺丝拧到了何等的程度！但正像俗话所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首先，已经明朗，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会碰到些什么。其次，党内和国内对新成立的俄共领导中的顽固的和反改革的倾向极其反感，这将使许多代表严重警觉起来。
也许，各共和国共产党员们的顾虑也会起作用，他们担心在人数上占苏共大多数的俄共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总的来说，俄共自立门户在苏共命运中所起的致命作用，跟俄罗斯的独立宣言以及整个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俄罗斯”后来的反联盟政策在苏联命运中所起的作用如出一辙。
分歧在增大
党内两大流派——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起初围绕着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展开。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纲领获得通过。
再细读那个时段所写的札记，我深信，尽管在党的领导层中还没有显露出直接针对我们所发起的改革事业的反对派，但是分歧在增大，营垒对立今后将不可避免
举几个可以说明政治局有关成员情绪的细节。雷日科夫的主张实际上认可了多党制，建议由他主动承担起修改宪法第六条一事。利加乔夫坚持维护苏共的先锋队作用。克留奇科夫反对把党变成议会党，他维护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主张“把阶级利益和社会民族利益结合起来”。就当时萌生的根据苏联所面临的改革变苏共为各共产党联盟的想法展开的争论如火如荼，文件草案总算还是通过了，而且照例责成有关人员根据讨论情况对其作最后的加工。
与此同时，报纸上已经出现了其他一些方案，像莫斯科党组织和列宁格勒党组织都提出了方案，还有苏共民主纲领派的方案，等等，不一而足。有一个想法：给党组织发一封信，建议在组织范围内以政治局起草的文件为基础进行一次全党性的大辩论。政治局委员再次聚集起来座谈。雅科夫列夫表示反对：“又要把大家都赶到同一个思想意识的栏里去呀。”其他的人，特别是利加乔夫认为，领导有责任制止“思想无节制地泛滥”并对党内已形成的派别进行“清理”。这指的大概是民主纲领派，不过，表现更加活跃的倒是尼娜·安德列耶娃、秋利金等人的原教旨主义派。实质上，提出派别纲领的是由Ю.A.普罗科菲耶夫领导的莫斯科市党委会。
这倒促使我开始支持发信的想法了。但这封信的第一稿是从党的组织部里出笼的，挺伤人，30年代的风格：建议各级党委开除一批共产党员，并解散一批党的组织，如果他们不愿意跟随中央的路线走的话。实际上，这也等于是“清党”的一道指令了。这种想法，我们的正统派过去就有过，他们认为现在时候到了，是把持不同观点的人赶出党去的合适时机了。
在这种形势下，我委托梅德韦杰夫和我的助手们来起草这封信。最后这封信写得相当有分量，不是用镇压和开除去威吓，而是大声疾呼在这艰难时期务必要加强团结。在4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甚至提出也许不要发信、而发一份电报的想法，但大多数人还是主张发信。利加乔夫仍然坚持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讨论纲领。他们所指望的显然是要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摆脱掉内部的反对派，并确保一党统治免遭意外。
我的结论很简短：发出这封信，公之于众；全会不必召集，不必让中央委员会受攻击，也不必再安排“捕捉巫婆” [ 译者注：基督教把施巫术的人看做“魔鬼的仆从”，对其进行迫害。此处意为迫害异端。 ] 了。看来对立已是不可避免，但首先还是尽一切可能在纲领的基础上团结尽可能多的党员吧。
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可结果是，怎么说呢，无论正统派还是民主派人士都觉得“不满意”。前者叫嚷：这算什么“信”呀，根本没有必要去说服民主派分子，应该把他们撵走。知识界人士则认为，这封信是号召将持不同政见者镇压于萌芽状态。又是政治局在搞老一套，这些人怎么也不能把脸转向普通的党员大众。总之，在社会上的民主派眼里这又是一个败局，不过，这封信的方向总还是取了两害之中较小的一害吧。至少中央特别全会是不开了，一旦真要开成这个全会，那肯定会通过针对“异教徒”的一些严厉的措施。
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上，当时的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利济切夫认为有必要报告“揭发出”了多少民主纲领派的支持者，又有多少人被开除出苏共。也还有些其他的人汇报说未用过这些方式。同时，在社会的知识界对苏共纲领的反应相当地“发怵”，他们说，尽管这个文件也说明在探索理论和政策方面的新方法，但它已经不适应时代精神，党是注定要落伍了。
可是，在代表大会的准备过程中，对纲领进行了彻底的加工，原始初稿中没有一个段落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提交代表大会的完全是另一个文件，自然连标题都是改换了的，这份文件被看成是党的代表大会自身的一份纲领性的声明。
当时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对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整个准备工作影响甚大。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总统制和选举总统。
那时重又提出不兼职的问题，不过，这已经不仅是反对派的要求，我周围的许多人也都坚持说服我，但我总还认为放弃领导党是不合理的。我对他们说：
“朋友们，你们要理解，光是一个职务的工作已经够我晕头转向的了。可如今还必须保证将合法政府和苏共作为执政党地位的两种体制协调起来，否则就说不了出现两重权力并存的问题；尔后又会像我国历史上那样，党的高官们再度渴求将国家机构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新的总书记又想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一切又将恢复原状。”
我最后说：
“简而言之，从总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的时间还没有到。为此需要具备两个基条件：国家政权应当强固到一党垄断专政已无复辟可能的程度；苏共本身的改革也已经达到永远放弃类似的意图、并只作为议会党行事的地步。”
有的人被我说服，有的则不是很信服。但至今我还是认为，当时没有犯什么错误。另外一个引起很大争论的问题是：怎样选举总统。从我个人来说，我当时是希望全民直接投票选举的，我对结局并不担心。我想，尽管来自左右双方的反对派已经在煽起反戈尔巴乔夫的情绪，但我还是会当选；使我深感不安的是社会的不稳定。在各共和国的选举已经确定下来的条件下，再来一次选举运动很可能会最终搞乱原有的管理体制，实际上在政治局里、部长会议里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见，各共和国的领导人也都持有这种看法。
如今，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不走取得人民的委任状的路子？他们说，叶利钦就是靠这个反败为胜的。但我没有缺陷综合症，我觉得有代表大会选举足以保证具有相当程度的合法性。许多国家的国家元首都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
在联盟变革的范围内发生的事情，对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也有影响。其中像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的事该如何处置便是一个问题。他们的这个决定对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来说具有先例的意义。由此，重要的问题是要确立新党章的原则：一方面，苏共不能变成政治俱乐部，不能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活像一条七拼八凑的棉被；另一方面，其各共和国的队伍的独立性，整个体制的民主化应当得到保障。实质上，党在其掌权的整个时期一直就是“圣剑骑士团 [ 译者注：1202年为攫取波罗的海沿岸东部地区而建立的德意志天主教僧侣骑士团，因其白斗篷上绘有红宝剑和十字架而得名。 ] ”。如今她应当从这样一个团体变成社会主义支持者的真正的民主组织。
党中央机关的体制改革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辩。有的说要设主席团，有的建议成立执行委员会，但大多数人还是坚持要政治局。人们总是竭力不惜任何代价保持传统，还不是赫鲁晓夫的传统，而是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的传统；总还是以为只要保持名称，似乎就预示着保持了职能，事实上已经完全是另一种内容了。
接着便是领导人的问题了。我的意见倾向于设“主席”，但还是不得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让步，他们希望保留总书记的称谓。但有一点我是不能同意的，那就是提出仍然要按照由中央委员会来选举总书记的程序办。要想使总书记对自己充满信心，那他就应当由共产党员的代表、由代表大会的代表亲自来选。这样才能将党内发生任何“宫廷政变”的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
党实际上是联邦性质的新结构，使政治局的组成具有了另一种性质：非个人性质的，而是代表性质的。各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都是政治局的当然委员，其余的便是总书记、其副手，若干名领导各部诸如组织部、意识形态部、经济部、国际部的主管书记。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一个代表机构。
在许多方面，今后也应当按同样的原则架构起中央的编制。这反映出各地共产党的新的作用，它们的独特性。同时，我还争取在此之前代表大会能理解全联盟范围内提名总书记的候选人应该有限额。
早在代表大会之前，已经提前决定一批政治局委员要离职，其中有同我一起走过了自1985年以来的全部路程或者后来由我推荐而当选的人。坦率地说，这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中的民主力量，但也没有办法。
6月28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政治局会上最后做出结论。我说，有一些同志请求退休，其中扎伊科夫、斯柳尼科夫、比留科娃、沃罗特尼科夫、梅德韦杰夫和雅科夫列夫自己表示，不准备再留在中央领导部门了。也许，惟一不清楚的就是利加乔夫的未来动向了。我在通报情况时不曾触及这个问题，利加乔夫本人也没有谈及这个题目。但他认为，现在已到了划分总统和总书记职务的时候了，并建议我留任总书记，而把国家元首职位空出来。坦率地说，我没有立即想清楚这背后有一个怎样的意图。要知道，从有利于党的观点出发，让自己的领袖从总统职位上退下来是不明智的，我当选总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利加乔夫不会不知道，对于他的建议会有怎样的第一自然反应。就是说，他提出这样的建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人们会说戈尔巴乔夫不能放弃总统职位，不过总书记的位子倒是可以让给利加乔夫的。并不算十分巧妙的办法。不过看来，他是的确很想掌党的舵把了呢。既然这一着没能得到我的赞赏，也没能取得即将离任的领导的举荐，他就冒险到代表大会上去天马行空了。他的自信和对“书记班子”给他的机会估计过高使他陷入困境。以往，他们确实是一支很强的势力，他们的支持能起决定作用。但如今时代不同了。
原教旨主义者无法压垮总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和雷日科夫被选进中央。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马斯柳科夫由我邀请到总统委员会和机关、到部长会议任职共事。
给革新的社会一个革新的党
在政治局的同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我的报告的中心思想。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其影响下，我们周围的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理论概念崩塌了，党的活动的整个思想基础需要作根本性的革新。
我跟我的亲密战友一起准备这份报告，力求以最大的客观性分析我国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有一种精神上感到自由的气氛，当然也免不了冲突，我只好“劝和”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双方。不过，整个说来，大家在一起工作得很友好，而且我觉得还是成功地、相当准确地给社会状况提出了一份诊断书，确定了党的新的领导作用。让我从报告中摘引几个段落，从中可以看出我在这决定苏共命运的危急关头的立场。
“五年来，我们在生活各个领域里都实现了革命的飞跃。这使我们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关口。今天的问题是：要么苏联社会沿着已经开始的深刻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样，我相信，我们伟大的多民族的国家就会迎来美好的春天；要么反改革势力占上风，真那样，怒我直言，国家和人民就将陷入暗无天日的时代。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正在为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所取代。
政治体制正在得到根本的改造；真正的民主，包括自由选举、多党制、人权等正式确立；实实在在的人民政权正在复兴之中。作为劳动者同所有制、同他们的劳动成果发生异化的根源的生产关系在解体，社会主义生产者自由竞争的条件在形成。把一个过分集中的国家改造成为建立在自决和各族人民自愿统一基础上的真正的联盟国家，这项工作已经开始。对意识形态的专制统治已经为自由思考和公开性、为社会信息开放化所取代。新政治思维有助于我们对周围世界刮目相看并进行现实的评估，有助于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放弃对抗的做法。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对世界开放、愿意合作的国家，一个不会引起恐惧、只会受到尊重和支持的国家。
“……一方面，我们所做的事情正在改变着我国的社会，而且还将继续决定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内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令人民的日常生活不堪重负的一大堆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进程开始时还顺利，而且按历史标准衡量已经给社会那么多的实惠，却未能使它的许多弊端得以根除？
“……现在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说是我们现在的种种不幸都是改革的过错。请容我说句刺耳的话，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荒芜破落的农村、农业和加工工业，这是昨天、是1985年以后出现的吗？这可是决定着今天的食品形势和农村中农民的境况，决定着他们今天的生活状况的啊。我们的森林和河流的惨状，过去的能源政策所造成的几百万公顷肥沃土地之被淹没，这难道都是几年内的事吗？生态状况严重：有100多座城市处于受害地区内；1000多家企业因此而停工；贝加尔湖、咸海、拉多加湖、亚速海都有悲剧发生；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和其他许多灾难；铁路运输和天然气管道的重大不幸事件——这一切难道不是近几十年来推行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吗？工业生产基金中只有1/7用于消费品生产，这样一种经济结构难道不是早在30年代就已形成，而且从那时起一直沿袭下来的吗？还有库兹巴斯、顿巴斯、秋明、沃尔库塔的问题，要知道这里面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领域的那种状况都是经过几十年的积压而形成的。而今天在族际关系方面爆发出来的种种事态，难道不也是由来已久的吗？至于吞噬掉大量的、而且是最好的物资资源和智能资源的军事化经济，因阿富汗战争而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人员伤亡，我就不再提了。
“……早在80年代之初就已很清楚，我国的表面富足是靠着野蛮地、毫无节制地滥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支撑着的。为什么许多事情我们做起来那么困难，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机构中的官僚主义阶层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社会力量对改革的抵制。当然，我们很清楚，改革不可避免地会触犯到手中握有实权、以人民的名义支配着社会财富的那些人的利益。有一部分领导干部习惯于老一套做法，他们怎么也无法适应改革进程，而且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接受不了改革进程；他们现在所持的立场我们是清楚的。我们应当看到，如果不扭转这部分人的立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样的人在各个层次的管理机构中都有——那改革进程将变得更加尖锐……现在，当我们进入生活各个领域变革的决定性改革阶段时，还应当注意最极端的派别、各种破坏势力、极端主义势力相互勾结这样一种现象。他们甚至会联合起来，以使人们不辨真伪，使我们脱离改革的大方向。
“……应当竭尽全力使改革以和平革命的方式发展，使国家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转向新质状态时避免出现动荡，因为动荡的主要受害者始终是人民。应当创造一切民主条件，让那些忠于改革，体现时代精神、理解群众情绪、能办实事的真正能干的人来掌权。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社会的高度和谐，而不是发表最后通牒、闹冲突和采取轻率行动的时候，那样做只会使人们离心离德，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我们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情况，真诚地谈了所犯的错误和失算，并且做出结论，即使各种危机现象十分尖锐，我们也应当力避回复到行政指令方式，要更迅速、更坚定地沿着根本转变经济体制的道路走下去。问题涉及要形成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即多方位的、具有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态的、具备现代市场基础设施的新模式，而且还将开辟发挥人们务实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的广袤空间，并为富有成效的劳动创造强有力的动因。
报告再一次表明，改革的思想并不是某一人群瞬时之间的领悟，而是苏共二十大以后长年累月实施探索的结果。1985年的四月全会为理论探索提供了强大的冲动，也为自由讨论社会生活的弊端开创了机遇。我们的基本构想就是这样诞生的：在坚持社会主义选择的前提下，使社会深刻地民主化和人道化，创造人所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
这些见解之成为定论是由于承认苏共纲领已失去效力，通过了纲领性的声明，并开始起草新的纲领。
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乃至全社会都在等待对苏共本身究竟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党，其革新的意义何在这一问题的答案。
我谈了我对于革新后的苏共的看法：
“它是忠于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的理想的党，是关心民族的传统和宿愿，同时又不向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不向任何形式的反动思想和黑暗势力妥协的党；
“它是摆脱了狭隘思想和教条主义，努力在政治和思想进程中起倡导作用的党，采取说服的方法，发展同一切进步的社会政治运动之间的合作关系和伙伴关系的党；
“它是把自己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建立在党内同志关系、尊重每个成员的意见、承认少数人保留自己观点的权利、有充分的讨论自由，但人人均须服从多数人通过的决议等原则的基础上的党；
“它是在党内生活中确认自治原则、党组织的行动自由，确认由统一的纲领目标和党章条款联合起来的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党；
“它是敞开大门，愿意同各个国家的和具有不同目标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同当代政治与科学思想其他许多流派的代表进行接触和相互协作的党。”
也许，报告中最大的、也是最原则的革新是对苏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的论释。在不否定“先锋党”概念的同时，我强调指出，这种地位是不能强加于社会，而只能通过为劳动人民的利益积极斗争、通过实际行动以及自身的整个政治道德面貌去赢得的。
在代表大会之前的辩论中，对派别问题的争论富有生气。我主张谴责对异己思想采取压制的任何企图，但同时强调，凡事都有界限，越过这个界限，那就是损害党了。这就是说，成立派别必须有自己的特别的内部纪律。一部分党员对某些问题形成了有别于大多数人的立场的观点，那可以就此展开讨论，也可以宣传他们的观点，公开宣布这些观点，直至召集党的代表大会。
光明正大
关于第二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意义我已经谈过了。这是党内的改革派和正统保守势力之间的一场搏斗。党在经历了将近90个年头之后，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并未放弃自己历史遗产中正面的东西，但谴责了极权主义，还宣誓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
这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裂，也是苏共改革大业中意义重大的第一步。可跨出这一步是相当沉重的，有过好几次千钧一发之险。代表大会之后留下了令人不安的感受，因为所取得的进步是脆弱的。如今的苏共，一只脚已踏上“彼岸”，另一只脚却仍留在“原地”。在这样一种过渡状态中，她遇到接踵而来的暴烈事件，这在她的命运中起着决定的作用。
在代表大会工作的头4—5天，实际上整个争论都是围绕着政治报告展开的，那时保守情绪显然占据优势。代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和机关的发言人的言语中，没有任何新的和建设性的内容。他们根本不想稍微客观地对形势做出分析，不想说党应该亲自来恢复自己在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中的作用和威望。实质上，他们是把总结报告当作耳旁风，只是就某些个别问题作一些形式上的引用罢了。
这些发言的基调是，集中揭露并咒骂使苏共失去了垄断统治地位的领导人。许多人从心底里抱怨经济、文化、族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一点也看不到自己的过错，把全部责任都推到“热心的改革者身上”(称他们为“破坏者”)。总之，这是统治者阶层对改革的极端敌视的反应，无非是因为改革大有动摇他们权力之虞吧。
奇怪之处在于，党的领导挨了批评，事实上，挨他们咒骂的只是领导层中的民主派。指名道姓的有：总书记、雅科大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有些人还想起了拉祖莫夫斯基。但没有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科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似乎与没有利加乔夫无关。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决议都是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的，何况也是得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赞同的。发言者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在争辩中保守情绪占上风，他们丢开报告不顾的做法，说明他们是有充分准备的，我甚至说，是经中央组织部安排进行过多次协调行动预演的。正当我们在认真思考所发生的事、并为党制订政策得出必要的结论时，领导层和机关里的顽固分子却“长时间坐在电话机旁”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联营社会议”，接见党的干部。当然，这是代表大会之前的通常做法，但这一次通常做法却是被利用来按照反改革一派的方案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
我得到的消息说，代表们得到的是决不符合“新思维”精神的训导。利加乔夫和与他持同一立场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O.巴克拉诺夫(过去事实上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头头)活动特别积极。当然，他们的立场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使人无法理解的是，对改革路上的每一步都有自己一份责任的人，居然会与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搞起幕后活动来了，还唆使他们起来闹一场独特的“反改革的骚乱”。我对人类的灵活性资源显然估计不足。
在代表大会上参与组成好斗的“原教旨主义”多数派的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C.古连科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E.索科洛夫等人。
我还会见了各区委和市委的书记们，同他们聊了四个小时，觉得他们都在为生存、为保持自己的权力而斗争。而这只能驱使他们去设法捞回老本、让党返回到原有的立场，最终以葬送掉改革事业收场。
现在再来谈谈另一翼——苏共改革运动中偏左的一翼。报告为他们提供了指明辩论方向，展示自己论据的可能性。但他们不善于利用这次机会。
在李森科、绍斯塔科夫斯基、布兹加林、卡尔加诺夫的发言中使人感到过分的谨慎，他们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也许，这些民主纲领派的领袖都被原教旨主义者吓坏了。如果说他们曾充分考虑了率领党内五分之一的人前进的构想的话，那么在代表大会上甚至连认真的划清界限的打算都不曾有过。这一派的某些发言人呼吁自己的同伙：万一他们的意见没有真正受到重视，就砰的一下关门走人。可这些人立马遭到拒绝。其中绍斯塔科夫斯基还声称，他的一伙人不会离场。在这里原则也向利益让步了。左派不愿意放弃自己那一份党的遗产：知识、报纸、财政资金等等。
所有这一切并不说明争辩中完全听不到改革派思想的声音。应当公正地说，叶利钦的发言有这种精神，而且相当尖锐。他说，未能削弱党内保守势力的活动。
关于苏共的命运，他说：“要么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党的机关下决心在党内进行根本改革，要么抓住注定灭亡的形态不放，并成为人民的对立面，成为改革的反对派……我们把生命的几十年都交给了党，认为有责任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要说一声，苏共总还是有出路的。尽管很困难，很艰巨，但有出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向多党制转轨势所必然。必须有组织地把苏共已有的纲领都记载下来，给每个党员以自己做出决定的时间；更改党的名称，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党应该摆脱任何国家职能。”
我立即说：这些论点和政治报告的精神相近似，也与改革派的立场相接近。但叶利钦的主要目的绝不是要改革党，而是要破坏党。
他的所谓现在来讨论党纲和党章为时尚早的说法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当时党尚处于并无纲领目标的深刻改革阶段，从普通党员、基层的组织到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都要求的党的结构民主化尚未实现，在这个重要关头将党丢下不管，这无异于促使它迅速垮台。怎么可能在不讨论纲领、不决定苏共政策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原则基础上的情况下形成新的领导呢？
总之，叶利钦并不愿意加入改革派一边真正帮助拯救党，以求对之进行适时的改组。我想，这中间不仅仅是出于不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他多半是不肯以二流角色参与到苏共里来；他急切地要掌权，认为自己已经是另一个党、他自己的党的领袖了。
阿巴尔金的发言很有内容。他公正地指出，对党来说，主要的是革新思想理论基础。“经验证明，建立在经济全面国家化、否定多种形态的所有制和经济活动、否定市场基础之上的模式，是不能保证高水平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当阿巴尔金院士开始提出有利于市场的论据时，他的发言不时被会场里的喧嚣声、砰砰的关门声打断。但他并不离开讲台，就在这种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讲完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应该摆脱神话般的空想：一种表现是，似乎不做出牺牲、不经历苦难、不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转轨到繁荣昌盛的经济；另一种表现是，似乎这种转化在保持对价格的行政监控、不触动价格形成体系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实现的。
中间休息时，我试图找到阿巴尔金。我已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来我这儿的，就在当天呢，还是次日。我对他所作的很有意思的发言表示感谢，接着我们谈起了改革价格体系的问题，我们还回想了他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取得何等的轰动效应。当时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都对阿巴尔金所谓经济正走向崩溃的见解感到愤慨。要知道，他注意到了政府的极度胆怯，以及改革起动时拿不出一套系统的办法来的情况，这是对的。他的发言受到保守分子的猛烈抨击，激进分子则诬蔑院士偏爱受调控的市场思想。
在确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时，就已经提出过关于政治局委员个人作述职报告的问题。这个题目，事实上成了整个代表大会前半部分的基本主题。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可以说打了个平手。这场斗争采取的方式是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抱着把那些使他们丧失权力的罪人“抹黑”的强烈愿望，坚持要“作述职报告”(诚然，基本上是在分组会上)。本来还设想了那么一道侮辱性的程序，作为让坚持改革方向的活动家“当众出丑”的方法，但他们无法操纵对这些报告提出评估这道程序。
我在准备阶段以及代表大会的多次会议上曾坦率地说过，整个这种想法没有什么意思。政治报告，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机构所作的述职汇报；更何况党的某个方面的活动都要受到它的监督，所有原则问题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并做出决定的。
当然，如果情况正常，有人建议听听每一位领导人员的工作汇报，这本也没有任何不体面之类的问题可言。但是，在剧烈的政治搏斗情况下，这种所谓的“自我述职汇报”的方法，显而易见是企图给总书记及其周围的人以打击，给我以压力，迫使我改变立场，而一旦得逞，那便是政治上的胜利，进而再由此引出“组织结论”。
最后，所有的领导成员都作了汇报，成绩各不相同：有人“一炮”打响，因为事先精心作了准备的发言，极善从光明面着力表现自我；有的人回答问题时“神志不清”；还有人脸色苍白，显得平庸。
述职汇报以及有计划地对领导的革命路线实施猛烈的抨击之后，“家宴食谱上的美肴”已近耗尽。活儿就转到分组会去干了。在稍有建设性味道的气氛中举行了全体会议，会上各分组会的头头汇报了各组的情况，某些政治局委员回答了有关问题。
问题是各式各样的，有嘲弄挖苦的，也有善意关怀的。我的同事都能选定恰当的语气，列举颇有说服力的论据，由会场上的气氛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此是满意的。代表们情绪上的转折明显地反映在他们所写的建议停止对个人述职汇报作出评价的字条上。哈里托诺夫代表写道，不应该对政治局委员进行审讯。“也许，这样做会使有些人满意，但每个人都应该放聪明一点，不要把代表大会搞成没完没了的审讯。要知道我们正在朝着更加文明的社会发展，有人却在召唤我们回到1937年去。”这一席话赢得了掌声。
我抓住情绪的转折，提请大会对中止听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述职汇报的议案投票表决。投赞成票的计3078张，反对票1113张，弃权票50张。如果把这一次同三天前的投票结果相比较，那时候主张要对个人述职汇报做出评估的有2557位代表，反对的1393位。看，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多大的“摇摆”啊。理智逐步压倒了狂热，普通代表受到“强制”的影响减弱了。
关于就政治报告辩论作总结发言该怎么说，我想了很多，也常和同事们议论。原先经过深思熟虑、精雕细琢的文本我手头没有，于是只好干坐了大半夜。7月10日凌晨，我发了话，想要核实几处要点。
“改革的政治方针、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革新整个我国社会的政治方针，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大多数代表都明白，这一方针是由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尽管有错误、失误和延误，尽管国内局势充满矛盾冲突，但业已发生的变革的总的结果是可观的、进步的。
“主要成果是：社会获得了自由。自由解放了人民的力量，使千百万人得以投入政治生活，并使迫在眉睫的改革大业开始启动。没有自由，就没有这次代表大会的那种气氛。
“另外一个问题是，无论党也好，整个国家也好，无论旧有的还是新成立的运动以至我们的新政权机关，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学会运用已经获得的自由。党的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不善于、也不愿意去弄明白：我们已经生活并工作在一个新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具有广泛的、实际上是无限的公开性和史无前例的自由。需要有另外一个经过革新的党；不搞民主化，不加强同人民的直接的联系，不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就会丧失阵地。”
当谈到在改革的主要方向上下一步该怎样做的时候，我提出要把经济改革战略摆到首位。我说：
“我国的全部历史证明，通过对指令性体制的修修补补来摆脱国家和公民所处的困境的做法是毫无成效的。如果硬要这样走下去，我们会把国家搞垮。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证明，现在的问题只是，在市场条件下能否有完备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制度所特有的东西能否得到保障。答案是：不但可以，而且正是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才可能大大地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宣布打算向市场经济过渡一事使人民感到恐慌。市场是以商品货架空无一物和物价昂贵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从价格开始不是办法，不改革价格形成，也就无所谓市场了。总之，我们要扭转这个印象，并在9月份以前向最高苏维埃、向社会提出经过反复斟酌的建议，以便让它们确定立场，并做出选择。”
对于改造党而言，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确定其纲领目标。
“全部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认为，只要我们现在在纲领性声明中写上仍然忠于老的观点，那么一切就都到位了。到什么位呢？我们不是又要回到我们60多年来一直呆着的那个老地方了吗？那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尽人皆知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一部什么都按照章节、条条、规则和原则分别写好的教科书。它将随着社会主义本身一起形成，将随着我们促使国家变成一个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文明、精神生活丰富、自由幸福的国家一起形成。随着我们重新掌握全人类的价值观念，不是把它作为某种阶级方面异己的东西，而是作为正常人应有的正常的东西来掌握。这些价值观念可是历时好几百年才锤炼出来的啊，对它们采取轻视态度已经给我们带来众所周知的后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将在使国家参加到共同推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形成。正因为如此，广袤的范围是由新思维决定的，而新思维已经在全世界作为我国新的国际主义被接受下来，这种国际主义是要把世界团结起来，而不是把它分裂成为互相对抗的阵营。
“我们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继承高级的思想方法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这将是我们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但是我们决不允许把经典作家创作的一切变成例行的简明教程，看来，有人对此感到遗憾。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它对于改革、对于社会都极其有害。”
坦率地说，我对于这些话能受到掌声欢迎感到高兴。这说明，人们已开始思考，开始怀疑那些原以为不容怀疑的基本原则了，他们不愿意再次受制于仅仅享用一份可怜的精神口粮了。
我还不得不出来维护我国的对外政策，当时原教旨主义者将其作为攻击的对象，指责领导“丢失了”东欧(就好像那是我们的殖民地一样！)，在西方国家面前“屈膝投降”，还“出卖了”阿富汗。其实，“维护”这个词用得未必合适。我是竭力想证实，只有顽固不化的“鹰派人物”才会咒骂能够结束国家的超军国主义化、使世界避免核毁灭、为我国进入世界经济结构和世界政治结构的一体化创造前提的方针。
我的最后一个题目是：党和政权。
“许多代表都对苏共丧失威信，党受到其他政治力量所排挤，在某些地方共产党员被迫转入反对派，深表忧虑。这可是实际情况。如果党的干部仍然打算回复到过去那种可以从中央得到管理一个区、一个市、一个州、一个共和国的委任状，不管你工作得如何、人们对你有何想法，你都可以在这个岗位呆上一辈子的时代，那就不会有任何好转的可能。昨天是无论如何拉不回来的了，而且无论怎样的专制(如果有谁脑子里还有这种梦呓般的想法的话)也都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要我们大家还不懂得苏共对政权和管理的垄断已经结束，党就不可能得到改造。即使我们能够在选举中赢得多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为赢得执政党地位而工作)，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同非党代表合作，同其他真正关心国家命运的、法律上承认的政治流派的代表合作。要同宗派主义情绪、同这一垄断彻底决裂，并从党的工作人员和全体共产党员的思想上根除这些东西。”
我以这一思想结束了我的发言。
宣布中间休息。我刚从讲台上下来，代表们就把我围住了：有人想跟我谈谈印象，有人急于利用机会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人就只是想让我记住他。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性自然的表露。记者们也蜂拥而至，要求进行简短的采访。我摆脱羁绊之后进了休息室，政治局全体人员都已聚集在大桌子旁。大家纷纷表示祝贺，真诚的程度参差不齐。我记得很清楚，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利加乔夫的嘉许。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今天情绪极好。一篇提纲挈领的演说，一个准备充分的纲领……”
我不敢担保每个字都那么有分寸，但总的意思确是如此。我很感激，但自忖：莫非我真的相信这些说法了？然后立即想到，他是在耍滑头，是想解除对他的盘算的怀疑。最近以来，我不止一次不得不在政治局“开导”利加乔夫。的确，他是右翼的领袖，这一点对谁说来都不是秘密。我们面临选举，他已经“试着坐上了”党内的第二把交椅，而且还对能赢得总书记的祝福寄予希望。
接着，开始起草决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对这一工作如此认真(我这样说是把列宁时期排除在外的，当时根据速记记录，即使是最简短的文件也总要对草稿进行讨论，而且气氛活跃)。至少在我所曾经参加过的代表大会上一切都纯粹是走形式而已，工作简单化到了粗俗的地步。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干脆决定无须故弄玄虚，因为“列昂尼德·伊里奇 [ 译者注：指勃列日涅夫。 ] 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那里面无所不包，就让我们通过一项简短的决议：一切照总书记总结报告里的原则办。”
是的，这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也与历次大会有着很大的差异。当组建文件起草委员会时便出现了尖锐的争论。比如，有不少代表对奥托·拉齐斯参加其中的一个委员会(党章起草委员会)表示抗议。尽管我认为他当时的观点还是相当有分量的，但对他发表在《消息报》上的文章不满意。有人把改革派人士排挤在外，与此同时却大量吸纳秘书班子里的代表。
我觉得，这两种人参加委员会都是理想的对象。委员会略为大一些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给人以印象，似乎有人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也不能因有各种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观点而设置人为的障碍。当选举各委员会的主席时，角逐就尤其激烈了。候选人拉祖莫夫斯基在竞争党章起草委员会领导人的职位时落选了。当时我就提议由我亲自出任，结果当选了。
起草纲领性声明的委员会由梅德韦杰夫主持。觊觎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职位的人多达11名。有人以戏剧性的基调提出由利加乔夫来领导这个委员会的问题。这说明，担任这一职务的活动家似乎就领到了一张“通关资格证”，是取得了代表大会之后仍能留在党的领导成员之内的一种独特的保证。这是利加乔夫的支持者全力维护他们利益的代表人物的做法。顺便提一下，在投票表决他时场内一片掌声；而赋予阿巴尔金领导经济政策问题委员会的提案，则被持有保守情绪的代表否定了。
我想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转述一下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气氛。一般说，如果由总书记来担任某个委员会的主席，那他似乎总会把实际工作中的全权托付给身边最亲密的人员中的某一位。这一次，尽管争论很激烈，加之我必须经常出席代表大会，但我还是不得不亲自召集好几次党章起草委员会的会议。
我就经常在代表大会主席团和我那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之间“来回穿梭”。我结识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人，我把其中有些人列入了“中央调入名单”中，并通过这张名单将他们调进了苏共中央领导机构。
我想，既然当时在党章里已经把党的民主化问题确定下来，那就总会有比较积极的结果，没料到民主化的历史到1991年8月居然中断了。这里我所指的首先是扩大共产党员和基层组织的权利，以及各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削弱中央集权、下放职能有了保证，而吸纳各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政治局又保证了行动的统一。
每天都有人向我汇报其他委员会的工作状况。经济问题委员会里改革派和保守势力双方之间的观点严重对立。关于所有制形式的交锋以“劳动者私人所有制”的提法取得一致而获解决。正统派分子自始至终为反对市场而战。最后，委员会坚持了符合已由社会认可、且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得到确认的立场。这段时间内，政府已在为采取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提出建议做准备了。
这是一场持久而紧张的斗争。直到第13次会议之前，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才出现转折，我在这次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往后还有激烈的争斗，那是同选举新的领导有关的争斗，但主要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不能容许使党偏离既定的改革方针，我们已经为党的改造奠定下基础。
三幕政治剧
在我的结束语之后立即开始了总书记职位的候选人的提名。克麦罗沃“化工”联合公司一位班组长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科柳奇受各代表团主席会议的委托发言。他通报了四位候选人的名字，他们是：古连科、伊瓦什科、洛博夫、戈尔巴乔夫。古连科和伊瓦什科放弃了各自的候选人资格，洛博夫号召大家投戈尔巴乔夫的票。主席会议提议：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
我听着这个通报，一边在想：党内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人们的想法又有了多大的变化呀。选举总书记，现在已经有了竞争对手，也有了选择的余地；谁也不必害怕有人会打断他的手，或者将他发配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说到我的前途，我承认，我倒是有过那样的想法：他们要是真的突然把我的候选人资格“砍掉了”，那该有多好呀。对此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而且会平静地接受下来，甚至会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确实有许多人劝我不要再担任党的领导了。但是，这样做的时机尚不成熟，顺便再说一句，当时已经展开的争论说明了这一点。
阿塞拜疆代表、宇航研究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总设计师、科学博士伊斯梅洛夫说，戈尔巴乔夫当政时，建立了新的国家体制、经济体制，新的政治制度；他高度评价了我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他还补充说，我竟然很快地使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兴起了改革之风，但“对社会的承受力和成熟程度估计过高了”。因此，他希望我今后要更多地注意始终一贯，注意深思熟虑。
“北方”矿井挖掘班组长(属克麦罗沃州)雷巴科夫声称，同志们委托他投票反对兼任两项职务的做法。“这会直接引起感情冲动，更何况明天我们就要在各矿区举行罢工了”。他的意见受到莫斯科出租汽车车库司机博尔托夫斯基的支持，后者提议选举基谢廖夫斯克市委书记阿瓦利阿尼为总书记，阿瓦利阿尼作为苏联人民代表、库兹巴斯罢工委员会主席负有盛名。
于是，又引起了一场关于兼任两项职务是否合理的辩论。军人弗洛罗夫和党的干部比布拉托夫表示“赞成兼任”，理由是这既是党自身的需要，也是总统的需要。而军事学院教员叶菲莫夫说，戈尔巴乔夫从1971年起担任党的多项领导职务，自1978年起出任中央书记。
“现在我们是不是还要把他再次推上在党的高层机构持续工作下去，就像是要与勃列日涅夫、齐奥塞斯库、昂纳克以及其他许多声名狠藉的领袖人物较劲儿似的。兼任两项职务会败坏总统制政体思想本身的声誉，因此我建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放弃自己的候选人资格。”
尤苏波夫代表支持我当选，理由是我开创了改革事业，“表明自己是教条主义的敌人”，而且可以利用得到国际公认的优势。来自巴什基尔的叶列平的逻辑很新奇，兼任两项职务可以解释为意在某种高级的政治，而这种政治就像高等数学一样，可能无法完全理解；或者是意在清醒的理智，而清醒理智是反对这样做的。他提名洛博夫为候选人。
来自巴什基尔的另一名代表，乌法石油学院教授斯塔尔采夫这样对我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为了维护我国人民历史新纪元的首创者、你的神圣的名字，我请求你放弃竞选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候选人资格。”
支持我重新当选的发言同样慷慨激昂，也还有另一些请求我放弃候选人资格的呼吁。另外也提名了几位可供选择的候选人，其中既有党内的知名人物(巴卡京、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也有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很少有人知晓、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听说过的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
科米自治共和国乌辛斯克市委第一书记戈利科夫诙谐地说，他建议申报打破吉尼斯大全中的一项纪录：“我们是拒绝自己的领袖出任总统的惟一政党。”
最后，表决名单上只剩下两名候选人：戈尔巴乔夫和阿瓦利阿尼，而两人的票数分别是：投我的票一共3411张，投我的对手的票共计501张。表决结果应验了预先的估计，因为有1100人(“回避”倾向任何一方)从代表大会一开始就对总书记持否定态度。不难猜透，这一千多人中大多是党的和管理部门的达官贵人。
但一切都是符合民主化原则的。我们能够将这些原则也包括在极权制度的这一禁区之内。这就很自然地使人想起，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当选为总书记之后，有280多名投反对票的代表“被开除出党”。为了“不使漏网”，决定把这个数字再增加两倍，以至几乎把全体代表都绕了进去。
选举总书记直接的后续工作便是选举他的副手。这个职务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我身不由己地必须用很大的精力去关注自己的总统职责，所以如今的整个组织工作便都会落在副总书记的肩上。除去职能方面以外，还有政治这一方面。代表大会是不是想让领导人在以党的领袖为首的组织的一个指令下行事？或者相反，由于不敢撤换担任最高国家职务的总书记，才有意要把苏共党内的第二把交椅托付给执行另一种方针的活动家？就好比是给戈尔巴乔夫设置一个监督员。
我们已把各共和国党的新作用写进了党章，因而选择这些党之中的某个党为代表便成了首要标准。既然总书记来自俄罗斯，副总书记自然应当选一位乌克兰的代表。我选定了B.A.伊瓦什科为候选人。他是改革的支持者，能坚持温和的政治观点；不沉溺于“理论上的空想”，而宁愿保持平常的清醒理智；待人谦逊、朴质。
他在讲台上从容自若，举止透出自信，外带些许乌克兰的幽默，给我留有深刻印象。
伊瓦什科的不幸在于命运让他经受考验，这是一次要求具有坚强意志、有能耐对一切担起责任的考验。这在他说来确然是力不从心的。于是，他迷惘而不知所措了；于是，他只得屈从于领导层中较他更加说一不二惯了的那些同事们的影响，终而在那1991年8月的不幸日子里他彻底地灰心丧气了。
不管怎么说，彼时彼地，用一句时兴的话来说，他在代表中间是成就率极高的易位。在协商会上被提名的还有利加乔夫、季亚科夫(苏共阿斯特拉罕州委第一书记)、洛博夫、巴卡京、亚纳耶夫、雅科夫列夫、纳扎尔巴耶夫等，总共9人。其中大多数人表示放弃候选人资格。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时最终确定提名的是伊瓦什科和利加乔夫。
乌克兰代表团代表声称：“我们知道许多正直的老者统治我们的事例。今天让我们按原则办，提到这个岗位上的人，年龄不要超过60岁。”居然还要求订出年龄条件。
我就不得不讲上几句，我说：
“我们大家都担心，苏共领导在某个阶段变成一大群老人，这是出现停滞现象的原因之一，导致了严重的扭曲变形，加重了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该得这方面的综合症，因为我们已把差额选举领导人确定为一项重大原则，而且限制当选者的任职期为两届。从另一方面讲，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一个35岁的人，也许已是衰弱不堪了。让我们来定一条规矩，要提供候选人的健康状况证明书，必要时还要实施体检制度。”
有关这一内容的正式决议没有通过，关于年龄条件的提议遭代表大会否决了：总共不过几百张赞成票。
来自巴什基尔石化联合公司的工人布拉特尼科夫请求利加乔夫放弃他的候选人资格。他想起了当年总书记契尔年科让人搀扶着上讲台时共产党员们的感受。塔什干国立大学校长尤苏波夫声称：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需要一位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头脑清醒的副手。利加乔夫70岁了，他易怒，且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因此最好还是请他隆重地、备受敬仰地光荣退休为好。”
也有人建议不要接受古连科、马洛费耶夫以及其他几位早先被提名的人士的自动撤消候选人资格的申请。得到副总书记提名的还有：И.T.弗罗洛夫、A.鲁比克斯，而彼得格勒工艺学院院长A.C.杜德廖夫是自我提名候选人，并通告说，他45岁，准备拿现在的工资去工作。最后，他与伊瓦什科和利加乔夫一起被列入候选人名单。
随后还发现，我们违反了规则：没有作出解释，便接受了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的事。那么，在当时，对候选人资格是否有异议呢。这其实是一个信号：许多代表生怕利加乔夫当选，他们不希望他留在候选人名单里。争论再度激烈展开，对利加乔夫的理由充足的异议纷至沓来，响起一片喧哗声和争吵声。这个题目显然有使代表大会出现分裂的可能。
最后，候选人名单中保留了他的名字，但已经可以预料，他当选的机会不复存在了。
事实上选举的结果是：杜德廖夫得赞成票150张，反对票4268张；伊瓦什科，赞成票3109张，反对票1309张；利加乔夫，赞成票776张，反对票3642张。这就是说，就连平时经常投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反对票的那部分代表，也不再支持利加乔夫了。右翼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之所以遭致失败的原因，也在于他们没有找到一位强有力且富有威望的领袖人物。不过，这也许并非出于偶然。坚持维护一个业已破产的体制会得到怎样的威望呢！
利加乔夫的失败还说明，他所代表的政治路线遭到了打击。同时，这也是一个信号，说明今后党内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决意要公开行动了，以党团身份或者作为针对改革派领导的右翼反对派。我得承认错误，当时我对这个危险估计不足，尤其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让舍宁在政治局里占据了关键地位——监管组织部门。由于观念上的谬误，我把他看成真心诚意支持改革的人。莫非这里的问题在于他具有看风使舵的本事，而且善于扮演先进分子、创新者的角色，而内心却是一个十足的顽固分子？不管怎么说，我记得，在代表大会之后，我曾同他有过一次谈话，我还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奥列格 [ 译者注：指舍宁。 ] ，你要注意，我们党的高层领导和机关内部存在官僚主义分子的霸气，他们仗着这种气势无视改革事业，无视国家的命运。对他们说来，根本一条便是紧紧攥住权力。跟这帮人打交道，你会很不轻松。应当把他们轰走，要物色并提拔有勇往直前精神的，有思想的年轻人。舍此，改革会受挫，党也要完蛋。”
舍宁听着，热烈地表示赞同，叙说着他的更新干部的计划。实际上，一转过身去，整个一个投机分子，净是嘴皮上的功夫。
如果说，选举总书记是原教旨主义分子和改革派之间在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喜剧性冲突的第一幕，选举副总书记是第二幕的话，那么，第三幕便是酝酿候选人和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问题了。
说实在的，起先一切都还算平静。由于绝大部分未来的中央委员都由各共和国的党代表团提名，争夺这些位子的斗争早在代表大会之前便在各地拉开序幕了。而要是说还有某些余音回声在投票选举前夕传到代表大会上来的话，那也只是在各代表团范围内作些“清理调整”而已。
这场交锋是围绕着所谓的“中委人选名单”展开的。曾有过统一的协议，到中央任职的证书要有一部分“名额”划拨给具有“联盟级”的党员，即他们应该是属全党性领导的知名人士、苏共著名的思想家、在联邦政府任职的有威望的共产党员、高级军事首长、有创新精神的干部，等等。这张名单在我的监管下制定，所以也有人称它为“总书记的名单”。
这里涉及75份任职证书，而得到提名的人选是85人。其中俄罗斯新领导人的代表被提到的有：叶利钦、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刚宣读完名单，叶利钦便要求发言。他的声明的意思是，鉴于他已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并考虑到社会正向多党结构过渡，他将不能仅仅执行苏共的决议，他有责任服从人民的意志及其全权代表们的意志。据此，按照他在选举前所承诺的义务，他将退出苏联共产党。接着又补充说，他本来想在代表大会之后再发表这项声明的，由于提名他进入中央委员会令他无法再延缓这一举措之实施了。
我毫不怀疑，叶利钦的盘算是要引发其他人如法炮制，发表类似的声明。可是，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他所说的退党的理由并不是建立在与党的路线不一致、与代表大会不一致的基础之上，而完全是建立在表面的看法的基础之上的。这很有意思。看来，代表大会的工作没有为此提供足够充分的理由。在右翼竭尽一切努力的条件下，很明显，党对于世风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虽然又费劲，又艰难，但还是转而承认新的现实了。
我记得，这是他第二次发言。第一次发言像是“纲领性的”，他谈到了党应该干一些自救的事情：应该与什么东西划清界限啦，要走上怎样的道路啦。而要是代表大会的进展，恰如人们所说“辜负了期望”，那就没有什么能拦阻他在第二次发言中说：我看，党是不想改变了，如果再继续坚持她那危害极大的方针，那我也就无法再执行她的决议，我要从她的队伍里撤出，并号召其他人随我而退。但叶利钦没有这么干。
从我这方面讲，因为我是主席，决定让这个问题带有一些保守的性质，我大体上是这么说的：“由于叶利钦已声明退党，我想，代表大会理应向任免委员会提出有关取消他的任职证书的提案：至于其他事宜，这要由叶利钦同志自己做出决定。你们都听到了理由，我们只是知照办理就是了。与此有关的也只是撤掉将他列入候选人名单的提案一事。
我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能观察到叶利钦离开会场时的生动情景。他走得不慌不忙，也许还在想，人们会鼓掌，还会有那么几个人尾随他而去。可是，这场戏的导演所预期的效果没有出现。
随后，看来是这次党的大集会上的主战役打响了。正统派要求从“总书记的名单”中除去13人，这些人不只是使正统派人士感到不快，而且简直就是因为其自由派的观点而招致他们的暴怒。更何况，此时此刻，他们居然还会受到在其他方面持中间立场的许多代表的相当强烈的支持。我担心，这下子又会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的那种传统的不信任来了。
就当时而言，在这张名单中保留下这“13名人士”是个原则性的重大问题。我也不得不多次参与到辩论中去，场辩论双方的嗓门都提得很高，有时甚至近乎歇斯底里发作。最后，做出一项声明，有人后来把这项声明和列宁在讨论布列斯特和约时所持有的立场相比较。事实上，这是代表大会进程中的转折点，是很独特的一次高潮。自此之后便开始了相对平静的终场阶段了。诚然，中委人选名单在表决时被好好地“清理”了一番，但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成功地坚持将一批具有坚定的民主化信念的共产党员选进了中央委员会。
这大概便是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最根本之所在了。它是从俄共(布)到联共(布)到苏共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并没有解决党的命运问题 [ 作者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之后得到复原，俄共在Г.久加诺夫领导下成功地在1993年12月12日的选举中赢得许多席位，成为国内主要的政党之一。但这已是议会政党了。至于由舍宁领导的独联体各国共产党联盟，由它所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给人留下了压抑的印象。这倒并不是因为参加的人数太少，而是因为它那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的方针。根据报界披露的信息判断，那里隐隐可以察觉到一种“复仇的情绪”，而没有认真地试着去清醒评估改革的结果，没有克服意识形态方面的教条主义作风。 ] 。
总还是有根据认为，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是党向前发展中跨出的一步。尽管保守派费尽心机，许许多多普通党员仍然响应了时代的召唤。无法用任何别的缘由来解释，为什么代表大会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不支持正统派和原教旨主义分子，却通过了标志着苏共实质性的彻底变革的党纲和党章。党走上了这条道路，并有了把这条路走到底的机会。
这里，我还要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即关于苏共实施变革的可能性问题。时至今日还在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从那些坚持党的改造不可能的论点的人身上，我看到了生硬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熟悉的“印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可能的。
正是如此，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恰恰展示出，党内一切开始动起来了。尽管步履维艰，引力小，阻力大，但毕竟已经动起来了。下一个更具决定意义的证明是：我已经提出要召开1991年的中央七月全会，苏共要变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