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考验·第六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1970年春天，叶夫列莫夫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他调回莫斯科了。

　　我面前放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4月10日会议的记录。叶夫列莫夫被批准为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因此免去其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关于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建议赢得一片掌声。

　　全票通过。党委委员自然对我十分了解，此外，令他们深感满意的是，多年来这是第一次由自己人、斯塔夫罗波尔人而不是“外来人”担任此职。

　　我当选第一书记后，出现了独一无二的情况。问题在于边疆区党委的所有其他书记和党委委员都比我年长许多。

　　特殊现象

　　我觉得，为了弄清国内原先体制的内部结构和机制，搞明白共和国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特殊作用就十分重要。他们是体制的一个主要支柱。尽管存在机关在部门和行政上的分散性，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都是通过他们连接成为一个统一的体制。他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占大多数，总书记实际上是由他们投票选出的，仅此一点似乎就使他们处于特殊的地位。

　　有必要再提醒一下，正是他们保证了赫鲁晓夫在与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集团的斗争中稳操胜券。1964年将赫鲁晓夫拉下马来的也是他们。

　　今天有人感到奇怪：无论我国近年来的历史是怎样的波谲云诡，许多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竟然能够与新的机构(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商业机构)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其实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体制从四面八方——工农业生产企业、科研单位、各种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中仔细地遴选最积极、最有活力的领导人。它确实在尽量地取其精华(换成俗话就是“刮走奶皮”)。不过只要你登上了官名录，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工厂厂长还是有才气的工程师、杰出的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这个体制中有指定的位置，就应当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最终，体制让干部通过“党的分离器”，将“奶皮”加工成自己的“黄油”。

　　通常，登上巅峰的领导人可说是些麻木不仁、对其行为的道德方面不是特别在意、将良心深藏起来的人。因为评价一个领导人的品质，主要是看他达到既定目的的能力。这叫“胳膊长的人”，就是说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他。至于竞争者的头脑甚至良心，往往都忘记了。

　　在提拔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由第二书记担任，其次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州委的部门主管书记或者诸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哈尔科夫、塔什干之类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担任。由其他人担任的情况很少。

　　党的工作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例外，这个职务由教研室主任、大学校长、报纸主编等人担任。不过其中后来当上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人极少。

　　当时认为，既然党要管经济，要管国家的整个生活，那么一个较大地区的领导人所学专业就应当与国民经济有关。引人注目的是，许多第一书记无论就工作经验还是所学专业而言，都是土地问题专家。这不仅是为了顺应传统(曾几何时，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大部分地区土地部门占有主要的或者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过也有人文科学家，教育专业出身的人。

　　至于说到第一书记的作用，那么只有过去沙皇省长的地位可以与之相比。一切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让全部地区管理机关甚至选举产生的机关都适合他们的需要。任何任命都不可能绕开他们，任何稍微像样的领导职务都上了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的官名录。甚至在企业或者学校隶属联盟部的情况下，部长也不能撇开第一书记、未经第一书记同意就任命什么人。只有军工综合体这个“国中之国”可以例外。然而即使那些单位也都尽量考虑地方领导人的意见。

　　总之，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政权体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职位和巨大权力不是人民给的，也不是差额选举的结果，而是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本人给的。这就是第一书记地位的薄弱环节和自相矛盾之处。每个人都很清楚，只要上面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就立刻失去权力和职位，立刻失去总书记的信任。

　　第一书记人选的最后决定权正好属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组建这个班子，并且仔细进行挑选。在此之前，卡皮托诺夫、契尔年科对竞争者的专案文件进行悉心的研究。我想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是来自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初步的意见。然后候选人与中央书记们一一见面，最后才与“头头”见面。这样的整个程序我也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叶夫列莫夫调走的问题刚刚提出来，就把我叫到莫斯科去。依次与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基里连科、苏斯洛夫谈话。这是所有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在批准之前必定要走的过场。

　　这些谈话都具有奇怪的甚至是荒唐的性质。彼此面对面坐着，面带微笑，慢条斯理地谈话。并且我很清楚为什么叫我来，但是谁也不说，因为“我们推荐您”之类的关键话只有勃列日涅夫可以说。

　　最后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就完全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的。我通过这次和后来的会见，确信他善于让对方对他产生好感，造成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也好，”他说道，“至今都是外地人在干，这一回是自己人了。”

　　然后勃列日涅夫以一种特别信赖的口气讲起战争期间经过顿河和库班撤退到新罗西斯克的情形。

　　“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一路缺水。喝口水止止渴都成了问题。当时我发现人们在下雨时将屋顶上的雨水收集到特制的容器中，”他回忆起1942年七八月份的事情。

　　我证实了他的观察之正确，并讲到斯塔夫罗波尔人比顿河平原和库班平原上的人遭受的灾难还要多。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就转到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上来了……我明白他的意图并不复杂：尽量多听，从中可形成对于谈话对手、对于其分析地方和全国问题的能力的看法。这时我壮起胆子，想抓住机会解决正打算同库拉科夫谈的一个实际问题。问题在于1969年是斯塔夫罗波尔极其难熬的一年：严寒、干旱、沙尘暴，全赶到一块了。200万公顷已播种的冬小麦死掉了一半，多年生草也已枯死。冬天是熬过来了，得挨到新粮下来，眼下才4月份，没有国家的帮助是过不去的。

　　“帮帮我们吧，不然就一切都落空了，”我哀求道。

　　他听得很仔细，然后便哈哈大笑，拿起分机拨通了库拉科夫的电话。

　　“我说，费多尔，”他故作严肃地说，“咱们这是打算推荐一个什么人来当第一书记啊？他还没有选上，就在提要求，要配制饲料了。

　　看来，这样的节目他们已是驾轻就熟了，我听到库拉科夫也学着他的腔调说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取消推荐现在也还不算晚。不过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说得对，边疆区是应当扶一把的。”

　　接下来谈话转向一般的话题：谈到经济——第八个五年计划必将取得好结果；谈到对外政策——缓和的主张已经成熟；谈到随着国内的日益稳定，干部工作起来更加充满自信和活力了。勃列日涅夫谈到这一切时，用的是特别信赖的口气，仿佛正是向我倾吐着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们在他那老广场的办公室里谈了几个小时。我当时能够想到，18年之后这个办公室竟会成为我工作的地方吗？

　　我想指出，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可一点不像时下给他画的漫画。

　　边疆区发展计划

　　斯塔夫罗波尔的首要问题当然是农业问题。在上任之初举行的一次边疆区党委会上，我提出了制定长远方针的问题，执行长远方针的结果，是发展专业化，采用工业工艺，大大改变农业生产配置，最后是斯塔夫罗波尔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第一个发言的是边疆区党委农业部长布德科。

　　此人精明能干，又是我的朋友，他的这一反应出乎意料。会后亚历山大责怪我说：党委会一开始就进行这样的谈话是否必要。

　　在党委会上，第二书记尼古拉·热兹洛夫也不支持我，显然是因为我事先未同他商量而感到生气。执委会主席博先科提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

　　“同志们，大家知道吗，这样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我认为大家都应当考虑考虑，再来继续这个话题。”

　　这件事并未使我感到沮丧，我更加认清了自己的同事，也明白了自己策略上的失误。后来又召开一次党委会，会前我就用书面形式叙述了自己的想法。展开讨论的结果是形成了一致通过的决议。

　　从此便开始了一个集体思考并与学者、专家、实际工作者共同切磋的过程。这样制订出来的边疆区农业长期发展纲要，在秋天举行的边疆区党委全会上获得批准。其要点是农业企业的合理配置，农业企业的现代化，采用工业工艺，发展土地引水灌溉，培养干部，科学研究。我把将近10年的时间都贡献给了纲要的贯彻落实工作，但在离开斯托夫罗波尔时，却发现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主要任务是使农业保持稳定。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作了一个统计：1870—1970年的100年间边疆区有75年为低产年，其中52年干旱。这是个冒险耕作的地区：几乎50%的地域为干旱和极端干旱草原。当强劲的干热风从东部的阿斯特拉罕刮来时，我国的南部就大祸临头了。干热风席卷整个斯塔夫罗波尔，并向西边的远方刮去。

　　从事农业耕作的风险程度是如此之高，只要粮食尚未进仓，一切都难以预料。1974年可望有个大丰收。恰在此时库拉科夫来到斯塔夫罗波尔与选民见面。他驱车前往我们主要粮食的产地——各草原地区。这里是他的选区。

　　驱车走了一天，两天，三天。周围的庄稼……真是前所未有。库拉科夫的反应出人意料：

　　“好呀，我的朋友，好呀，我的骗子手！我还以为你们都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呢，你们都把庄稼藏起来不让我看了”

　　“我们为什么要藏起来？”我回答说。“这不是给您看了吗。”

　　“我知道，我知道，这儿的全都给分掉，”库拉科夫。

　　他回到莫斯科，卡尔洛夫很快就打电话来了：

　　“你为什么不吭气？头儿说了，给你们一万辆车搞收割。今年得好好从你们这儿搞点粮食。”

　　不久，6月29日至7月2日斯塔夫罗波尔先是下雨，然后天气炎热，刮起了干热风。我们每公顷只收获了15公担。短短四天就使得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

　　边疆区的引水方案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也曾出现过，但最初的实际步骤是直到30年代才采取的，当时建成了捷列克—库马系统，并开始修建库班—叶戈尔雷克和库班—卡劳斯两条灌溉渠。1969年年底，两条灌溉渠更名为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并按照南方水利工程设计院皮亚戈尔斯克分院的方案开始了运河的第二期建设。

　　我们在思考边疆区发展前景时曾作过估算，按现有的建设大运河的速度，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都不可能看到明显的效果。而1966年的中央三月全会及后来1970年的七月全会都曾经说到要加速北高加索的水利工程建设速度。我决定加以利用。我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论证了修建一条从库班河沿岸至卡尔梅克草原的全长480公里的运河的可能性。

　　1970年秋天，我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认识了苏联土壤改良与水利工程部部长。我请他看了起草的报告并匀出两三天时间去边疆区考察。

　　叶夫根尼·叶夫根尼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斯基看了报告，后来又把专家请来，向他们提出一大堆问题。不过结果是：答应支持。他建议报告中提出最近5年、而不是15年的规划问题。他开玩笑说：“我明白您是个年轻书记，对您来说这不算什么期限，可对其他人来说就是无法企及的界限了。”

　　现在应当争取受到总书记的接见。天赐良机，巴库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十周年，邀请各共和国的来宾，我以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庆典，勃列日涅夫也去了。

　　我在主席台上曾与勃列日涅夫有过一段短暂的交谈，我要求他接见。我讲了要谈的话题，他表示同意。谈话于12月进行，勃列日涅夫又聚精会神地听我讲，他看了所有的计算和图表，提出了许多问题，并要求将材料留下，其中也包括近百年干旱的图表。不久即举行了政治局会议，并未邀请我参加，因为勃列日涅夫亲自通报了运河建设计划，据说他还指出“应当支持那些从国家的角度提出重大问题的年轻的新领导人”。

　　1971年1月7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关于加速建设斯塔夫罗波尔人运河及引水灌溉系统的决定。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宣布该工程为全苏共青团突击工程，数万青年开赴边疆区，运去必要的设备。特殊任务(修建三条隧道)由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承担。工程进展神速，1974年我们就庆祝了初步胜利：4月份克里木吉列耶夫高地的隧道贯通，11月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二期工程通水。

　　运河全部完工(共有六期工程)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然而远景规划的其他部分也应当考虑了，其中包括选择我们地区的最佳耕作制：我们早在1970年11月的边疆区党委全会上就已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以为一切都很清楚：用水浇地种小麦。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建议：在水浇地上种植饲料玉米，尤其是苜蓿，苜蓿在这里一季可以收五茬。而将小麦生产改为所谓的“旱地耕作”，这就要求采取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其基础便是懂行地使用休闲地。这个观点得到斯塔罗夫波尔科学研究所学者的支持和推进，时任所长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科诺夫后来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这样的试验尼古拉·捷列先科己在自己的农庄内不声不响地搞过了。灌溉水渠刚刚修到农庄的土地，他就将水引过去浇灌苜蓿和玉米，腾出的土地都变成休闲地，使休闲地占到耕地的15%。见效很快。遇上干旱的年份无论谁家的庄稼都全部枯死，捷列先科的农庄却平均每公顷土地收获20公担粮食。在较为顺利的年份一般农庄平均每公顷打20—25公担粮食，捷列先科的农庄至少打35公担。

　　似乎一切都很清楚，我们就应该走这个路子。可只要谈起这方面的话题，就马上有人提醒我们说：这是和中央的方针唱对台戏，中央的决议中就把北高加索称为小麦水浇地种植区。出现了当时简直无法逾越的障碍，任何理由都不予考虑。然而，常言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975年和1976年两年，斯塔夫罗波尔又遭到极其严重的旱灾。两年连续干旱已属罕见，两年干旱再加上严寒和春天的沙尘暴，这在斯塔夫罗波尔的100年间也只有3次。1975年和1976年正好属于此列。1976年最为严重。占播种面积一半的谷物、玉米、豆类、牧草全部枯死。农民们预感到大难临头，纷纷抛弃房屋土地，迁至城市郊区和邻近的共和国。面临着127个农庄停止活动的问题，这个数字占了边疆区的三分之一。

　　5月29日，我从斯塔夫罗波尔飞往阿尔兹吉尔区——干旱地区。我要在当地会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人。我同塔拉诺夫乘坐“玉米机”(安12)作超低空飞行，下面是庄稼枯死的田野，绵延近300公里。只是在有局部性水源的地方，小小的绿洲泛着耀眼的绿色，而绿洲的周围一直到地平线上，则是一片黑色。

　　沉重的思绪始终萦回脑际。给人们说点什么呢？草原居民是一些特殊的人，久经锻炼，谈问题不拐弯抹角。这里出了许多大领导人，这绝非偶然：这里的人只要能取得成就，任何工作都可以交给他做。飞机着陆后即前往文化宫见面；走进会场，人们以审视的目光看着我们。

　　在此之前不久，同俄罗斯联邦农业部副部长加里宁进行了一次艰苦的谈话。他是本地人，斯塔夫罗波尔人，未当部长前任边疆区农业局局长。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也许是想推掉自己的责任吧，不过在去各个干旱地区跑了一圈之后显然是张皇失措了，一再地说得马上把牲畜总头数降下来。

　　办公室里坐着我的朋友——边疆区执委会副主席格奥尔吉·斯塔尔希科夫，此人寡言少语，但内心充实，行为果断，曾是海军的前线战士，他拍案而起：

　　“尤里·彼得罗维奇，你干吗惊惶失措？你是来帮忙还是吓唬人来了？你不来我们就够难受的了。我们对一切负责，全都自己承担。”

　　加里宁一气之下，打道回府，并在中央作了相应的汇报。第二天卡尔洛夫给我来电话。此人坚定沉着，从不惊惶失措，可他的声音里也透着紧张：

　　“听着，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加里宁不知所措了。他认为您对形势估计不足。我看他把库拉科夫也鼓动起来了，所以您就等着电话吧。”

　　果然，库拉科夫很快就来电话了：

　　“你们那儿在想什么呢，米哈伊尔？……”他生气地开始说。

　　这些日子白天黑夜连轴转，神经极度紧张。因此为了不至于控制不住自己，对人家说话的腔调不作任何反应，我回答得特别冷静：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经过反复考虑，而且是认真地考虑。眼下才是6月，还有整整一夏天呢。多少还有些富余时间。要是现在就把牲畜和羊只宰掉，就得关掉将近三分之一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那些迁走的人把一切都扔掉了，他们到城市郊区去买房。把废弃的农庄恢复起来，得用几十年的时间。我是打算尽量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

　　库拉科夫沉默良久，然后说道：

　　“你要是有把握，就把全部责任承担起来。不过要小心……”

　　他把电话挂了。不知道库拉科夫为何对我的论据做出如此激烈的、近乎病态的反应。真该死，我以为他的不满是因为1975年他在全国就像加里宁所建议的那样行事，一下砍掉了几百万头猪。

　　总之，我内心里做出了决定，我的亲密战友都表示赞成。这也就决定了我在阿尔兹吉尔讲话的内容。

　　“大家都知道，”我说道，“灾情很重很重。可是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熟知它的古怪脾气和变化无常，这不用多说了，我们大家全都很清楚。边疆区有一半的地界上庄稼都枯死了，但另一半情况正常。我们就来考虑一下，如何保住农庄，拯救牲畜吧。”

　　会场里响起了赞成的声音……

　　“把一部分牲畜、特别是肉畜赶到山上牧场去。在那儿养肥宰杀。储备饲料的工作马上发动边疆区全体居民人人参加，无一例外。给草原居民在风调雨顺的地区拨出种饲料的土地。不这样做，就一切都毁了。总之，边疆区支持我们：相信国家也会支援的……”

　　饲料是在峡谷和林带、道旁水沟和城市草坪、邻近地区采集的。就连到疗养院休养的人们也参与了这场全民运动：储备的饲料均运往干旱地区。我紧急飞往莫斯科，把情况全都对库拉科夫讲了，然后去找勃列日涅夫。新粮尚未下来之前国家就向斯塔夫罗波尔人提供了紧急援助，拨给6万吨精饲料。缺水也是一大灾难，首先是人，牲畜也得喝水。只好从边疆区其他地方运水。这件事也办了：有两个月城市里的运水车、洒水车全都销声匿迹。

　　不久下起了雨。赶快抢种了晚熟青草和玉米做精饲料。粗饲料和多汁饲料的问题解决了。年底从国家资源中给遭受旱灾的农庄拨出了70万吨精饲料。边疆区得救了。

　　1976年夏天，我最终确信：不搞休闲地，稳产问题无法解决。又是捷列先科及其追随者的经验把我说服的：这年夏天他们的小麦虽受点影响，却经住了考验。8月份我起草了一份致政治局的报告，对于在斯塔夫罗波尔的特殊条件下向“旱地耕作系统”过渡进行了论证。我拿着报告去找库拉科夫，明明知道他是休闲地的坚决反对者，因为他的出生地和以及度过一生大部分时间的地方都在库尔斯克州、奔萨州。不过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粮食收购计划不变，让农业工作者有权自己决定如何在土地上工作。库拉科夫尤其感到不安的是谷物种植面积的减少。

　　“种植面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让他相信，“您知道吗：我们的小麦种植面积将近200万公项，其中有25万公顷是在收割玉米和向日葵之后播种的，那已经晚了。麦苗弱不禁风，一碰到寒流就冻死了。我们所提出的方案已在边疆区许多集体农庄作过试验。我还要说，有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汇报说他们播了冬小麦，实际上说的是假话：他们不愿意浪费资源和人的劳动。”

　　“你要是想冒险，”他最后说，“就去找列昂尼德·伊里奇。他要是点头，我不会反对。”

　　勃列日涅夫此时在克里米亚休假。我就把报告给他寄去了。

　　两天过去了……第三天晚上边疆区党委打电话来：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封很重要的密码电报。”

　　我去了。原来根本不对，甚至完全相反：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一批院士致信所有的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他们认为已经具有推广播种冬小麦的有利条件。可我给勃列日涅夫的报告说的是减少播种！当然，院士的信的诞生离不开库拉科夫的参与。

　　又过了一两天。终于接到勃列日涅夫的电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的报告我看过了。我想过，也跟人商量过。你知道吗，我想起了哈萨克斯坦。捷连季·马尔采夫当时对我说，没有休闲地可不行。你就干吧，我支持你。”

　　我明白，勃列日涅夫这几句话是经过长时间的疑虑之后才说出来的，因为反对搞休闲地的偏见实在太厉害了。后来我才得知：恰好当时鄂木斯克州委书记谢尔盖·马尼亚金在克里米亚休养。他是我们边疆区阿尔兹吉尔区的人，几乎天天与总书记助手一起散步，当问起他休闲地的事情时，他回答说：戈尔巴乔夫说得对。有时紧迫的问题竟是这样解决的。

　　我又飞往莫斯科。会同库拉科夫起草了政治局和政府关于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采用旱地耕作制的决定草案。不久即获通过。不过也同关于农业的其他决定一样，马上就有人试图将其封杀。最先表现出“警惕性”的是俄罗斯部长会议的机关工作人员。而令我惊诧莫名的是政治局随后作出的关于在全国所有地区扩大谷物种植面积的决定。但我当时已想好在任何压力面前决不退缩。我们坚持下来了。

　　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收成不错，我们的丰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休闲地的积极作用，归功于使我们能在很短的期限内完成收割任务的“伊帕托夫工作法”。1978年更是获得空前大丰收：斯塔夫罗波尔居民平均每人两吨粮食。旱灾造成的创伤正在结疤，损失的东西正在恢复。就连那些跑到城市郊区的人也纷纷返回家园。这并不是什么情况的巧合所致，而是我们实行新措施的自然结果。

　　斯塔夫罗波尔是个细毛绵羊的饲养地。实际上是家家户户都养羊。其中有250万只分布在卡尔梅克的“黑土地”——冬季牧场上。边疆区不仅生产羊毛和肉食，还在培育新品种。这方面也到了变革的时代。养羊业的粗放式发展已无潜力可挖。现代农民宁愿与新工艺打交道。部门集约化提到日程上来了。

　　我成为边疆区第一书记后，也抓了这个问题。我又得与同事们让中央相信向边疆区养羊业投资的必要性。我们不得不在莫斯科的权力走廊走上若干公里，以证明显而易见的东西。最终结果是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斯塔夫罗波尔良种细毛羊养殖业物质技术基础的决定》。而决定颁布之后则是艰苦的非同平常的工作。因为养羊业在人们的眼里是个一切都可自行解决的部门：把羊往牧场上一放，就万事大吉了。此乃似是而非的看法！有人说得对：从事养羊业须具有职业的广博知识。我们还得再次使自己对此确信不疑。

　　看来我们一直小心谨慎，多年进行试验，探索一种考虑到该部门、边疆区各区、当然还有养羊人劳动特点的工艺方案。可是当我们开始将母羊从牧场转到机械化的养羊综合体、将小羊放到机械化的大育肥场时，立刻觉得不对劲了。原来，羊只的集中是有限度的，没有牧场不行，至少羊只大部分时间都要呆在露天里并且不断地活动。不仅如此，羊只在牧场上可以自己找到药草。关在羊圈里上哪儿去找？！疾病蔓延，大量死亡。总之，老部门给了我们严酷的教训，结果更糟了。我们开始明白自己搞错了。幸好刚刚开始就清醒过来，认清自己的错误。应当尽快地修正计划。我们找到了养羊综合体的最佳类型，搞起了人工培植的牧场，在水浇地上种植苜蓿，生产高质量的干草。不过大概起关键作用的是繁殖优良品种的工作。

　　至70年代末期，养羊业发展的情况已经好转。已向区外出售了数十万只良种羊。良种已出口到印度、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亚洲国家。这带来了不错的收入。产毛更多了，羊毛质量也大大提高，养羊业成了赢利的行业。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的工程进展顺利。1978年8月，由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奥西达克率领的莫斯科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隧道分队将亚历山德罗夫村附近的7公里隧道打通，为库班河水流入斯塔夫罗波尔东部草原开辟了道路。河水流进村庄、田野、牧场。结果是，我们与中央关于水浇地只能种小麦的决定对着干，建立了自己相当有效的系统。由于有了休闲地，边疆区的谷物即使在干旱年份也有较为稳定的收成——起初是将近500万吨，后来更高了。水浇地上的饲料收成也变得稳定了，每公顷将近80公担饲料单位，这是俄罗斯最高的指标 [ 作者注：苏联动物饲养学中，一个饲料单位的营养值等于1公斤燕麦。 ] 。

　　如果说还有使我们不得安宁的，那就是肉食生产了。斯塔罗夫波尔一直背着向其他地区供应肉制品任务的沉重负担。当年畜产品市场的形势极为严峻，供应紧张的不仅是工业中心，而且也有库班、顿河、斯塔夫罗波尔这样的地区，本身就是商品粮、肉、奶、蔬菜、水果等的大生产者和供应者。当年我们边疆区要将收购肉类的75%运到区外，克拉斯诺达尔为80%，罗斯托夫为56%。为了完成计划，甚至用上了花钱买来的农户个人饲养的牲畜。全都收光了：监督很严，而且常年不断。边疆区的肉食供应情况每况愈下。在下城市下农村时，就这个问题向人们作解释的场合愈来愈多。在涅温诺梅斯克化学联合企业，工人们责怪我巴结中央，把什么都给了国内其他地区，忘记了自己在斯塔夫罗波尔居民面前应负的责任。

　　边疆区居民的不满开始具有激烈的形式。我在对形势作了通盘考虑之后，决定给中央写个报告，提出了调整食品资源分配的问题。库班方面也这样做了。中央书记处在苏斯洛夫主持下讨论了两份报告，希望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考虑所出现的情况。在同M.C.索洛缅采夫的谈话中我听到的是：“你们的要求论据充分，但俄罗斯政府爱莫能助。”毫无办法。

　　必须自己想办法了。这时心生一计：一年半至两年内在养禽业管理局建起新的设施，将整个养禽业集中在28个大农庄内。把部分计划采购任务交给养禽业管理局。将所收购的个人饲养的家禽通过合作社供应边疆区居民。于是我决定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H.Ф.瓦西里耶夫见面。他主管农业工作，并且是全国有名的畜牧综合体建设的狂热信徒。我的打算是：得到对发展养禽业计划的批准，饲料就会随之而来，因为养禽业管理局是俄罗斯的特权。这叫什么，是狡猾的手腕吗？也许是吧。但我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斯塔罗夫波尔给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

　　瓦西里耶夫热烈支持这个倡议，斯塔夫罗波尔在两年时间内实现了这个计划。边疆区党委实际上暂停了所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一切生产建设，建筑单位的设备都用于修建养禽综合体了。边疆区各城市也参与进来：到我前往莫斯科就任新职时，禽肉产量已从11000吨增至44000吨：与此同时，开始实施支持个人副业、在城市周围建立园艺合作社的计划。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用来供应边疆区居民。局势缓和了，而且可以管许多年。

　　当年曾扎实认真地致力于边疆区的工业化，致力于城市和区中心的发展。斯塔夫罗波尔成为电子工业、电力设备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地区。新发电厂的建设和旧厂的改造使边疆区摆脱了常年缺电的困扰，后来电力还送到了邻近的州。此外，给居民点安装煤气设备，修建道路，不仅将各城市和区中心联结起来，而且大部分村镇都通了公路。完成了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现代化计划。

　　生产建设使社会领域的问题变得尖锐了，尽管也提供了新的机会。如果说在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些问题退居次要地位，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得优先予以考虑了。中央的各个部委纷纷派人到斯塔夫罗波尔来，请求建立新企业、扩大老企业，我们提高了要求，将社会问题作为重点。让集体农庄也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制定专项计划已是刻不容缓，斯塔罗夫波尔的科学工作者参与了计划的制定。诚然，他们的力量尚嫌不足。于是我们又与首都的科学中心携手合作。这提高了工作的整个水平，使我们的地区政策具有了更加充分的根据，避免了工作中的失误。

　　斯塔夫罗波尔拥有一批得天独厚的高加索矿水城疗养地，它们在国内历史最长，享有盛誉。此外还应加上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的旅游招待所，这里冬天和夏天都要接待数十万人。斯塔夫罗波尔人一直为此感到自豪，同时也因此带来不少麻烦：每年有250万持疗养证的人，还有数量多出一倍的私人自费旅游者，要接待他们，为他们提供服务，谈何容易。疗养地爆满。此外，它们也无法满足服务方面的巨大需求，疗养地的基础需要扩大。在柯西金、马祖罗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支持下，终于做出了关于对高加索矿水城疗养地进行改造的重大决定。改造工作完成后，城市面貌大为改观，各种设施也大为改善，随之而来的是真正的“疗养地热”。许多疗养院、汽车旅行者宿营地、旅游招待所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开始形成。耗资巨大的矿水城机场改造工程顺利完成，该机场已成为国内大机场之一。

　　我边写边想，读者该不会对生产细节感到厌烦：收成，干旱，灌溉，道路，疗养地等等。没完没了的计划，制定，全会，给中央的报告，竭力讨好高官，与顽固落后分子斗争……

　　身居“省长官位”者当中，大概也有当官做老爷、把事情统统交给属下去办的人吧。不过据我所知，大部分“第一把手”都干得很苦，并且在这一需要高度紧张和劳神的重要岗位上迅速地衰老。

　　当时我就愈来愈多地想到：这样的制度是否理智，因为几乎一切都取决于“掌柜”打通门路的能力和随机应变。为什么任何好像完全符合公众利益的创举都会受到怀疑，甚至马上就会遭到猛烈抨击呢？体制如此难以接受革新，如此排斥革新者，该作何解释呢？

　　脑子里也还有其他一些“不安分”的想法，却没有空闲时间去认真考虑这些。我日日夜夜都在为如何实现自己的打算、如何使边疆区的发展具有另外一种力度而绞尽脑汁。主要是为将来创造前提条件。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我的努力，然而我孤军作战，打算依然停留在良好的愿望上。

　　提供机会

　　我的干部工作方法(为每个人提供表现自己的机会)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有些人确实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有些人则感到他们无法胜任新的任务，要求换个工作，或者干脆退休。我不敢说事事如意，因为干部更新波及到边疆区的所有生活领域，不过我觉得这项工作进展迅速，并未出现特别的艰难曲折。

　　我与边疆区党委其他书记的相互关系遵循着一条规则，那就是：原则问题上大家商量，其他事情完全独立处理。监督权在我手里。也许有人觉得这是真正的放任自流。不过那只是最初的印象。其实谁的价值如何，很快可见分晓。

　　书记们都明白这一点，每个人都很快体会到了自己的作用和责任，只有热兹洛夫把这个原则当成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为所欲为的机会，依然故我。我开始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怨言。只好直言相告了。我的谈话他觉得难以接受，继续走下坡路：酗酒，打猎，钓鱼。只得免去他的职务，让他退休。由40岁的维克托·卡兹纳切耶夫接替。

　　在新的情况下，伊万·利霍塔的日子也不好过：从前对库拉科夫和叶夫列莫夫百般巴结，从中捞到好处，这一套在我这儿却吃不开。加之年轻干部也逼得他没有办法。他明白这一点，便自己申请退休。由毕业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的阿纳托利·科罗别伊尼科夫接替，比他小15岁。按照所有各州遵循的惯例，我是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执委会又是经边疆区苏维埃公开表决产生的。然而第一书记对苏维埃的影响绝不是由此决定的，而是因为苏维埃内的一切任命均需经边疆区党委认可。这就是那个体制简单而且无所不包的机制。

　　头几个月的工作表明，市委和区委的第一书记不好好更换根本不行。我没有去等边疆区党组织进行新一轮选举。不能说这个过程十分简单，最初也曾影响到工作，不过后来的结果是得大于失。党委书记向我倾诉探索的困难，许多人不仅成为我工作中的台柱，而且成为私交甚笃的人。

　　在整个党内职务等级制度中，市委和区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是最困难和最重要的。它要求一个人既是政治家又是实践家，既是精神教导者又是组织家，既是内行的领导人又是策略家，甚至可说是战略家，尽管是区一级的战略家。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主要的东西——交际心理学、做人的工作的本领从未有人教过。只有指望领导者天生的个人品质，指望这样一种认识：人们如果不是奉命或者被迫地干，就会干得更多更好，不过一是要有兴趣，二是要对他们关心体贴。区委书记应当具有一整套优点。物色这样的人就相当困难。正因如此，我将合适的人选都推到区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采取递补成员的办法。我受到苏共中央的批评，但并未因此止步。这可是关系到事业所迫切需要的人啊。

　　在担任区委第一书记的人当中，维克托·弗拉基米罗维奇·卡利亚金系兽医学副博士，原任国营养羊场场长，而雅科夫·伊万诺维奇·丘马切夫系大集体农庄的主席。格奥尔基·萨维利耶维奇·胡尔塔耶夫和伊万·彼得罗维奇·科舍利此前任区农业局局长，伊万·安东诺维奇·托尔斯泰则是区执委会主席。其中每个人都有着鲜明个性、风格和工作方法。

　　伊帕托夫区委书记卡利亚金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他不仅善于鼓动人，而且会施加压力。他经常表现为一个行政官，他需要下不少功夫，才能放下“场长的架子”。而丘马切夫的力量就在于他使人们可以表现出独立性。他待人温和，不施加压力。科舍利则有另外一种领导才能。我是在共青团边疆区委工作时了解他的，至今仍记得他那沉稳低沉的嗓音，记得我们的谈话。

　　他成为难弄的、与卡尔梅基亚区和伊帕托夫区交界的阿帕纳先斯科耶区的领导人，从旁观察一下卡利亚金与科舍利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取得优异成绩是很有意思的。卡利亚金靠的是激情、气魄、刚毅。科舍利则愈来愈显得沉稳，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没有外在的做作。最重要的是随着这些有文化有经验的人的到来，领导工作、管理工作的新风格便确立了，并确立了新的优先地位。

　　这是一批年轻的新书记。然而老书记中也有出色的组织家，他们忠于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从纯仁爱的角度出发，其中大概最有意思的是格里戈里·基里洛维奇·戈尔洛夫。他曾参加战争，系政治指导员，落入包围圈，身负重伤。他躺在坦克下面进行还击，给自己留下最后一粒子弹，坚决不当俘虏。他失去知觉，已经不记得自己人是如何将他解救，又是如何在医院里锯掉一条腿的。

　　这是一个特别正直而勇敢的人，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当选为伊佐比利内区第一书记，该区离斯塔夫罗波尔市不远。区内百业凋敝，条件恶劣。沙尘暴和土壤侵蚀将当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拖入绝境。戈尔洛夫使这个区得以振兴。想想看吧：拖着假腿、拄着拐杖跑遍无边无际的田野和峡谷！1973年，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卡利亚金、丘马切夫、戈尔洛夫都是农村区委书记。新人与他们一起进入城市党委会，进入边疆区党委会。就其共同的行为风格、文化、扎实的基础教育甚至仪表而言，他们仿佛代表了能够把握时代脉搏的新的一代。

　　我第一批提拔出来的人当中有弗谢沃洛德·绥拉菲莫维奇·穆拉霍夫斯基。我和他起先在共青团共事，后来又开始学习做党的工作。穆拉霍夫斯基先后主持过基斯洛沃茨克和斯塔夫罗波尔市委、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州委的工作，在此期间他的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我完全有理由在我当选中央书记时推荐他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

　　穆拉霍夫斯基调至莫斯科后，由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博尔德列夫接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出身于库班哥萨克。早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前往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出差时就认识他。他当时19岁，担任共青团区委第二书记。博尔德列夫在财政金融学院和党校毕业后回到边疆区党组织，并于1978年根据我的提议当选边疆区党委书记。他很有才干，性格坚强，很难接受苏联解体的现实。他无法接受俄罗斯政府的政策，与我的一些同乡一样不肯拿良心做交易，退休不干了。他至今也不得安宁——那还用说，“仍然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不久前听说他身患重病，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尽力相助，好像已经转危为安。

　　至于另外一个我提拔的人韦尼阿明·格奥尔吉耶维奇·阿福宁，我与他到了某个阶段便分道扬镳了。他是从化学联合企业调来当市委书记的。阿福宁很难进入新的角色，他在新的岗位上就像是大象进了器皿商店。不过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便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为城市和居民办了不少好事。将他调到中央委员会当部长、后来又推选为古比雪夫州委书记，我都认为是对他的才能的一种承认。遗憾的是，随着80年代改革的开展，他竟成为旧体制的狂热捍卫者。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进行的改革工作中，曾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卡拉什尼科夫的十分重要的帮助。他是个知识全面、兴趣广泛的人。我提拔他为边疆区党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后来他成为俄罗斯联邦土壤改良和水利部长，1984年又成为苏共伏尔加格勒州委第一书记。他的事情进展顺利，后来出现了麻烦，他只好下台。卡拉什尼科夫对改革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有一次看电视，我见他置身于正统共产党人同仁中间。

　　在书记班子中

　　我在边疆区的工作不仅与中央、而且与国内其他地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开始与自己的近邻、首先是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书记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佐洛图欢搞好关系。我们是1969年相识的，他随着一个国家委员会一起来到斯塔夫罗波尔，目的是对于经历微冻、干旱和沙尘暴之后的情况进行估量。乍一看，佐洛图欣给人的感觉不是很舒服：个子不高，正方形的、像是用斧子砍削而成的脸膛，见解和用语显得特别刻薄。

　　然而尽管如此，初次相识之后我就感觉到这是个有威望的、独立的、在某种意义上有一贯性格特征的人。这首先是个干事的人，而且并不是呆板地执行，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确系党和人民的真正需要。佐洛图欣做了10年坦波夫州委第一书记，1966年调到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不久我们就听到消息，说他干起工作来雷厉风行。应当说，库班的干部，至少是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岂止是给宠坏了，简直就是行为放纵。佐洛图欣靠着自己的严厉、一丝不苟、个人的清心寡欲生活和谦虚，很快就把这个大边疆区治理得井井有条。

　　我当选第一书记后给他去电话，并且硬要去做客，以便自看看他是如何解决类似难题的。佐洛图欣热情接待，把工作统统撂下，陪我在他那个边疆区跑了三天。我们的关系渐渐从伙伴关系发展成为朋友关系。他比我大20岁却从来不摆出一副教师爷训“学徒”的架势。

　　“年轻脑袋瓜是怎么想的啊？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我们来做点什么呢？”

　　我同我另外一个邻居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邦达连科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于1966年接替索洛缅采夫担任罗斯托夫州委书记。我与邦达连科的关系不是很亲密，然而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这个北高加索三角中建立了卓有成效的联系。这个三角无论在工业方面，还是在向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直接提供粮食、肉食、蔬菜、水果方面，都在国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再加上北高加索那些全苏大疗养地，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个三角始终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了。

　　什么叫好邻居，有多少事情取决于是谁在领导邻近的边疆区，我是到后来才特别明白的，1973年佐洛图欣调到莫斯科担任苏联采购部部长，选举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梅杜诺夫担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第一书记。

　　我们的“等边三角形”眼看着陷于瓦解。定期的电话仍然在打，可是如今梅杜诺夫在打电话时，不惜用最尖刻的话来对付罗斯托夫人，而当邦达连科打电话时，又把克拉斯诺达尔人痛骂一顿。换言之，合作渐渐地被竞争所代替，后来更成了嫉妒，冠冕堂皇的关于竞赛和竞争的话语不过是巧妙的遮羞布而已。

　　我想说的是，出现这样的关系并不是出于对本地区人民的关心，只不过是掺杂了自尊心和最卑鄙的情感。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农庄主席对此类“哲学”的描述，可能有些刺耳，却相当准确和坦率，他是这样说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知道吗，我们当然都是列宁主义者，可是当左邻右舍的情况哪怕是稍微差点的时候，心里毕竟高兴。”

　　梅杜诺夫上台后，佐洛图欣曾经相当顺利地与之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可以称之为库班地方主义的思潮，也开始复苏了。对自己家园的热爱是一种神圣的情感。至于利用这种情感，培植所谓库班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与其他人相比不但有特殊的功劳而且还有特殊的权利与特权的思想，那就另当别论了。尽管诚实、能干、善于工作的库班人并不具有这种思想，地方主义甚至骄傲自大的病毒却在当地领导干部当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若干年之后，当困难时期来临，人们便看得很清楚，此类思潮并不是无害的。地方主义、新老地区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不惜任何手段保住自己权力的意图与民族主义、分离主义交错在一起，将成为国家解体的因素之一。

　　然而这一切都是后话了。而当时，1970年，佐洛图欣主动承担了将我“介绍”给最有权威的(或者如当时所说的)领头的地区领导人的任务，这应该相当于我加入“第一书记班子”的非正式过程。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好意。不过也许是根据他们的要求。我不知道。7月中旬举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在为书记们安排住处时，如上所述，是有一条不成文的却又是严格遵循的规定。他们都下榻在莫斯科饭店。通常第一书记应当住单人间，而领头的住特等间。我与佐洛图欣就住进了一个这样的特等间。不知道这是事先安排好了还是我们来晚了的关系，不过显然当时在场的奥伦堡州书记亚历山大·弗拉索维奇·科瓦连科、萨拉托夫州书记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希巴耶夫、阿尔泰州书记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格奥尔吉耶夫，好像还有罗斯托夫州书记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邦达连科和萨哈林州书记帕维尔·阿尔捷莫维奇，列昂诺夫，正在餐桌旁相当不错地打发着时间。他们全都处于相当兴奋的状态，和往常一样，同时高声地说话，彼此是不大听的。

　　苏共内有“特别”的信息渠道，一些举足轻重的封闭型集团可说是尽人皆知。还有受到总书记特别信任的独特的“快速反应集团”。其中有伏尔加格勒州书记库利琴科，萨拉托夫州书记希巴耶夫，图拉州书记尤纳克，克拉斯诺达尔州书记梅杜诺夫，库斯塔纳州书记博罗金，阿尔泰州书记格奥尔吉耶夫，奥伦堡州书记科瓦连科，萨哈林州书记列昂诺夫。他们大多数均与库拉科夫联系密切。每当勃列日涅夫需要支持或者有个什么阴谋时，“快速反应集团”便立即投入战斗。他们在党的全会或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经他们之口发出对政府的批评或者提出某项建议，那么人人都明白这是从何而来，也明白这样做是为了谁的利益。

　　我与佐洛图欣刚刚走进特等间，当即明白自己到了什么地方，面前都是些什么人。同彼得一世时代一样，见面认识一开始是给我递上一大高脚杯斟得很满的伏特加酒、以此来邀我入席共饮。我呷了两口，将酒杯放到桌上，这引起了大家的警觉。

　　“这是怎么回事？”科瓦连科毫不掩饰其不满情绪。

　　“我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我回答说，“循序渐进，但是持续不断。”

　　大家都因为这个玩笑话而哈哈大笑，不知怎的立刻安静下来。然而我的整套“方式”正好也很简单：我对迷魂汤没有特别的嗜好。不过在心情好的时候喝起酒来并不比别人差。

　　餐桌旁的谈话又在继续了，劈头盖脑给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同列昂尼德·伊里奇 [ 译者注：指勃列日涅夫。 ] 的关系如何？”看来这是在场者的主要信任标准。我讲了勃列日涅夫5月1日的电话、我们的谈话内容，他们的戒备心理便烟消云散了。

　　大家纷纷举杯，欢迎我这个全国最年轻的州委第一书记。接下来就谈到政府，确切些说是谈柯西金，也谈到最高苏维埃，也就是说谈波德戈尔内。于是，因我的到来而中断的谈话大概也就这样恢复了。那正是所谓“埋葬”“柯西金改革”的时期，因此在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中间对政府的批评备受鼓励。

　　书记团中也有其他方面的人。П.M.马谢罗夫、B.И.沃罗特尼科夫和叶·库·利加乔夫明显地与众不同。他们的特点是充满活力的领导风格以及当时不太多见的探索非传统的党的工作新方式的意向。

　　勃列日涅夫定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州委书记们会见。有时会见持续几个小时。但后来这样的会见愈来愈少而且内容也起了变化：勃列日涅夫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

　　在行政命令体制的条件下

　　当年不得不面对面地与那个在行政命令经济和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体制打交道。几乎事无巨细都得跑国家计委，事先得到数十个部委、数百名官员的同意。不断地到首都出差，劝告说服，与官员吵架，官员态度蛮横，弄得你神经都出了毛病。为了讨好莫斯科的官员，想尽各种办法。出差者和求见者满天飞，尽管在计划体制的范围内一切都应当搞得很合理。

　　可以将它称之为计划体制吗？现有的超级中央集权体制，它试图从中央来摆布泱泱大国之内的一切，便束缚了社会的生命力，而稍有偏离和出轨的企图都会受到坚决的制止。

　　战后工业合作社开始发展起来，它在诸如小规模生产、为居民服务、公用事业等国营企业没有什么作为的地方特别有效。许多工业合作社的产品都用于出口。然而这种机动性、灵活性、经营和财务上的相对(！)独立性正好是体制所不肯接受的，于是，联盟中央的一纸决定就取消了工业合作社；许多人都还记得，60年代初哈萨克斯坦垦荒州所进行的计件工资试验令人沮丧地收场了。无论《共青团真理报》的记者、社会各界怎样努力支持新生事物和为先行者辩护(轰动一时的“胡佳科夫案件”)，一部分先行者仍然是锒铛入狱。后来很长时间谁也不敢再重蹈覆辙。晓基诺化工厂的试验也落到同样的下场。化工部容不得扩大企业权利的做法，将这样的首创精神扼杀在萌芽状态。

　　我认为，体制拒绝任何新事物的这类事实是我国经济已患上需立即治疗的长病的征兆。那么上面呢？最高权力集团中许多人也持这种看法，却不想冒风险。在对“可恶的”问题的思考中，我的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起初我倾向于认为，巨额投入不能带来所期待的回报，应当归咎于干部的敷衍塞责和不懂行、某些管理机构的不完善、立法中的漏洞。而且这方面的证据俯拾皆是。不过我渐渐地又形成了一种看法，即：问题不能归结为这些因素，效率低下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时国内出现了独特的情况：现实状况每况愈下，高层领导人却宣布成绩辉煌。中央希望各地提供相应的信息，提供迅速的、非常惊人的成果。上有好者，下必盛焉。每年年初各州都要往中央报刊塞上本地区劳动集体的保证书。保证书公开宣布了，中央和那些接受保证书的人随之将其抛到九霄云外。能说会道的人成了英雄好汉。人们对那些勤勤恳恳的人表示怜悯：老弟，你落后了，没完成计划啊……

　　上面已经提到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运河头200公里走的是无需灌溉的有利地区。广袤的斯塔夫罗波尔干旱草原迫切需要库班的水。在建设这个区段时，斯塔夫罗波尔人经常受到责备：钱投进去了，却看不见明显的效果，而且费用太高。他们举希巴耶夫为例，他在萨拉托夫搞了大型灌溉工程，每公顷花500卢布，顶多1000卢布，而不是斯塔夫罗波尔的5000卢布。当时我就觉得的萨拉托夫数字有问题，时间证实了这一点。若干年后我成了苏共中央书记，土壤改良部部长忽然坚决要求我同意将萨拉托夫州的水浇地一笔勾销。

　　“请问，”我看了送来的文件后大吃一惊，“注销12万公项是什么意思？这可是几亿卢布啊……”

　　这时才弄清，原来所谓的“希巴耶夫灌溉系统”纯属欺骗行为：用临时管道将伏尔加河的河水送到地里，仅此而已。不是灌溉，而是欺骗，却毁掉了土地，并且是好土地。而在萨拉托夫州的左岸地区，灌溉系统不是按希巴耶夫的方式修建的，用的是在行的设计方案，人们使数千公顷干旱土地恢复了生机。但这一切都是后来才弄清的，而在70年代，却将冒牌的革新树为样板。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建设畜牧综合体方面，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修建了造价昂贵的楼房和设施。难道地方上全都是一帮笨蛋吗？当然不是。然而中央对修建楼房贷款的使用情况实行严格的监督，其他用项均不在考虑之列。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弄虚作假和作表面文章。即使没有经验的人也很清楚，不解决干部、饲料、牲畜挑选、建立基础设施等问题，修建楼房只能是无谓的资金浪费。

　　如果是上面出的“主意”，这些不成体统的事情就可以不受追究。如果是自己别出心裁呢，那就得做好最坏的准备。在完全遵循来自上面的决定和指示的情况下，想做点有益的事情实际上是办不到的。难怪有一句口头禅颇为流行，叫做：“独出心裁不会有好下场。”

　　一位著名的农庄主席开车拉着我在农庄的田野里转悠了很长时间。

　　“喜欢灌溉系统吗？”我打算离开时，他仿佛是顺便说了一句。

　　“当然喜欢了。可是水库离得这么远。哪有管子呢？”

　　农庄主席沉吟片刻，他若有所思地仔细观看天上的云彩，不大情愿地说：

　　“这不，在‘自由市场’上买的。”

　　“那没准儿是偷来的吧？”我追问道。

　　“没准儿是的，”农庄主席挠着后脑勺说道。“我没有调查过这些管子的来历。”

　　往往领导人这样做就会遇到麻烦，要求保护。在这种场合第一书记惟一能做的就是对检察官说：

　　“你就别搞形式主义了，抓实质问题。”

　　这些话在当时很有分量。不过往往懂事明理、诚实正直的领导人便处于践踏法律者的地位，甚至走上被告席。一个事无巨细都要由计划、地位来决定的体制，它不给具有首创精神和进取精神的人提供充分发挥的机会。与此同时，“高层”不满足于效率低下，试图通过个别的调动和建立新的管理机构来补救。于是原已臃肿不堪的管理机构就变得更加运转不灵。

　　我愈来愈多、愈来愈深地与生活接触，生活也愈来愈多地促使我进行思考，促使我去探索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答案。我国关于这些话题的著作无甚新意。创造性的思想不仅不受鼓励，而且受到压制。作为中央委员，我可以读到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政治家、政治学家、理论家的著作。至今我图书馆的书架上还摆放着路·阿拉贡 [ 译者注：路易斯·阿拉贡(1897—1982)：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多种。 ] 的两卷本《并列苏联史》，罗·加罗迪 [ 译者注：罗杰·加罗迪(生于1913年)：法国哲学家、作家。1970年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 ] 的《为了法国的社会主义模式》，约·博费的《苏联历史》，后来出版的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关于陶利亚蒂 [ 译者注：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1964)：意大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26年起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共创建者之一。 ] 的书，著名的葛兰西 [ 译者注：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有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化问题的著作多种。 ] 笔记等书。这样的阅读使我有可能了解到关于历史、关于意识形态分界线两边国家的当代进程的另一种观点。

　　周游国内各地

　　在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期间，我的兴趣有了很大的变化。起初感兴趣的基本上是地方性的问题，后来则是全国性的问题，国际和国内问题。我愈来愈感到需要得到更加广泛和可靠的信息，需要与同僚、科学文化活动家交换意见。

　　我渴望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便利用参加会议、讨论、代表会议、庆典等等一切机会，甚至把休假时间也用上了。顺便提一句，我离开边疆区需得到苏共中央的批准。我曾先后去过列宁格勒、巴库、塔什干、阿拉木图、罗斯托夫、顿涅茨克、雅罗斯拉夫尔以及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

　　1975年休假期间，我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起去了乌兹别克斯坦，是应沙拉夫·拉希多夫的邀请。我们在塔什干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特别的照顾，依我看他们甚至使我们的旅游带有半官方的性质。我们抵达的当天，拉希多夫举行晚宴，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常委和中央书记都出席作陪。这令我感到意外。

　　晚宴上大家都围着拉希多夫转，因为他让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坐在他和他夫人的旁边，我们就置身在一片好客的气氛之中。我们第一次品尝了美味可口的乌兹别克饼、新鲜的和风干的水果、咸味花生、乌兹别克抓饭。

　　我对乌兹别克的了解便从此开始。

　　第二天全天游览塔什干。这是个巨大而美丽的现代化城市，它从可怕的地震中复苏过来，正迈向新的生活。宏伟壮丽的现代化建筑群、喷泉，鲜花……“闪闪发光吧，塔什干，你这东方之星，——和平与劳动的希望。”不过当时我听说，还有另外一个塔什干。破破烂烂的房屋。拥挤不堪，缺乏必要设施，无人照管，卫生很差。

　　我们的乌兹别克之行是从访问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开始的。朋友们(其中有我共青团时期的老战友卡尤姆·穆尔塔扎耶夫，时任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古代建筑术的杰作：宣礼楼，清真寺，穆斯林学校。他们抓住这个机会提醒我们说，曾经存在过在沙皇治理下享有特殊地位的独立的布哈尔国家。在撒马尔罕，我们第一次亲眼看见东方的集市：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西瓜和香瓜、葡萄、大个西红柿、杏干、葡萄干、许多其他的水果蔬菜。

　　穆尔塔扎耶夫见到我们很高兴，但他提心吊胆地不时看看拉希多夫派来陪同我们的中央书记。他抓住了一个瞬间，非常惶恐不安地谈起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拉希多夫是个两面三刀的危险人物，对他要有所提防，他和他的帮手对有才华的、表现出独立性的干部进行迫害……时隔不久，穆尔塔扎耶夫本人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乌兹别克领导人把他当成了竞争者。将他调到塔什干，任命为劳动后备委员会主任，从而将他逐出政治领域。后来穆尔塔扎耶夫完全陷于孤立，这一切都损伤了他的精力，他郁郁地离开了人世。

　　随后我们又访问了扎拉夫尚和纳沃伊这两座新城市，这里有国防企业和至关重要的企业。采金联合工厂使建在沙漠中的纳沃伊充满生机。我们参观了工艺作业线和从中提炼“黄色金属”的矿石。我们乘飞机在沙漠上空飞行，后来又驱车穿行克孜勒库姆(红沙)沙漠。一处处小小的绿洲点缀其间，小溪或者水井旁边是羊群，简陋的房舍。

　　那次旅行中我有幸去了乌兹别克人的家中。乌兹别克人生活朴素，一大家人住在一起。通常是两幢房子并在一起，往往用土坯盖成，屋顶铺的是石棉瓦、油毛毡或者粘土。两幢房子之间有过道相连，那是个独特的外廊。一边住老人，一边住年轻人。许多房子都垫高了，仿佛立在木桩上，为的是在白天酷热和夜间闷热时保持空气流通。还记得第一次旅行中与普通人的谈话，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向全国提供了棉花，而向他们供应粮食却常常断档。“我们把地全都种了棉花。就是说，也不应该忘记我们。”

　　斯塔夫罗波尔与库班一样，同顿巴斯紧密相连，而地方当局之间却不往来。我成了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之后，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况且我与当时的州委书记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杰格佳廖夫早有联系。杰格佳廖夫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著名人物，其业务素质和视野都不比谢尔比茨基逊色，曾多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过据我所知，他与谢列斯特关系较近，谢列斯特一倒台他的仕途就快到头了。先是调去搞经济工作，后来就让他退休。

　　我们的每次会见都成了“坦率的”谈话，没有禁谈的话题。他和我担心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对于社会正在失去活力，我们都有切肤之痛。应当采取行动，却让陈腐的教条和指示捆住了手脚。

　　“你知道吗，杰格佳廖夫对我说，“对某些愚蠢的指示我是故意去违反，不然就会完蛋。”

　　他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顿涅茨州实际就是一个国家：500万居民，2300万吨钢，1亿多吨煤，强大的机械制造业，发达的农业、航运业。问题成堆：住房、食品、生态，还有如今以退休者为主要住户的、设备简陋的老矿工居住区的命运。想利用这个实力雄厚地区所生产的哪怕一部分产品来解决上述问题根本办不到。

　　有一次在中央全会休息时间，杰格佳廖夫邀我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我们正谈得上劲，他忽然问我：

　　“我说米哈伊尔，要这些干吗？什么苏维埃、执委会、数不胜数的联盟机关、各共和国机关。反正一切都是中央委员会、共和国和州党委会说了算。应当把权力统统交给它们，其余的机关一律取消。”

　　我何尝不为管理机关的重床叠屋感到气愤：新的机构就像毒菌一样生长迅速，最简单的问题的解决都成了苦难的历程。然而杰格佳廖夫的想法说服力不够。

　　“可是，”我反驳道，“中央委员会和州委的权力都不是人民给的，那又该怎么办呢？这么说，他们是篡夺了权力。如果取消苏维埃，就会提出党的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问题。不然的话，像尤纳克(图拉)、库利琴科(伏尔加格勒)这号人就没法治了，这样的人还少吗。”

　　我所提到的两位州委书记在党代表会议上得到大量的反对票，但书记却照当不误，这就叫党的专政。

　　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库拉科夫

　　对我说来，与安德罗波夫和柯西金的接触非常重要。

　　我是在当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时与安德罗波夫相识的。1968年8月的事件 [ 译者注：指苏联出兵干预捷克斯洛伐克。 ] 看来使他无法在通常的时间休假，他是1969年4月突然来到热列兹诺沃茨克的。因为安德罗波夫委婉地谢绝了叶夫列莫夫的礼节性拜访，叶夫列莫夫就派我去完成这个任务。

　　时任克格勃主任的安德罗波夫下榻在橡树林疗养地的一个三间一套的客房里。我是准时到达，却让我稍等片刻。足足等了40分钟。他终于出来了，与我亲切问好，并对迟迟未出表示歉意，说“因为与莫斯科有个重要谈话”。

　　“我可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在刚刚结束的捷共中央全会上，古斯塔夫·胡萨克当选为第一书记。”

　　照他看来，这说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正在趋于稳定。

　　后来我们又曾多次见面。有两次我们都在同一时间休假，他住在红石疗养地的一处独院里，我则住在疗养地。我们与家人一起在基斯洛沃茨克的郊区游玩，一起去爬山。有时搞得很晚，大家围坐在篝火旁，烤羊肉串。安德罗波夫和我一样，都不喜欢库拉科夫爱搞的那种热闹酒宴。那是妙不可言的南国之夜，万籁俱寂，篝火熊熊燃烧，谈话推心置腹。

　　卫队的军官把录音机搬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安德罗波夫对音乐有十分精敏的领悟。不过在休息时只听60年代弹唱诗人的歌曲。他特别推崇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和尤里·维兹博尔。喜欢他们的歌，而且自己唱得不错，他的夫人塔季扬娜·费利波夫娜也唱得好。有一次他提出跟我比赛，看谁知道的哥萨克歌曲多。我轻率地答应了，结果是大败而回。安德罗波夫的父亲是顿河哥萨克，他本人的童年又是在捷列克河流域的哥萨克中度过的。

　　我们当时是否相当亲近？大概是吧。我这样说带有几分怀疑，因为后来才确信了：高层对于普普通通的人情自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不过尽管安德罗波夫很矜持，我还是可以感觉到他对我不错，即使在他生气地对我提意见时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安德罗波夫不曾完全袒露心迹，他的亲切信任和开诚布公并未超出那个一劳永逸地设定好的框框，他最了解国内的形势，最了解社会正面临怎样的威胁。不过据我观察，他和许多人一样都认为：只要对干部采取措施，整顿纪律，一切都可迎刃而解。安德罗波夫对意识形态性质的现象的反应有多么激烈，他对关于经济中阻碍进步的原因、关于一次次改革为何都半途而废的讨论就有多么漠不关心。

　　我与柯西金的关系就有些不大一样。毫无疑问，这是个大政治家，很有意思的人。我对他的记忆力惊叹不已：他引用起与国内国际形势状况有关的一大堆数字和事实来真是如数家珍，倒背如流。诚然，他对农业的情况不甚了了。尽管如此，他到斯塔夫罗波尔来会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汤的领导人时，对农村的生活仍然饶有兴趣。我觉得他在尽量弄清问题之所在，弄清农业长期落后的原因。

　　他最讨厌的是在边疆区视察时地方领导人的种种纠缠，也不喜欢搞欢迎仪式。他不愿赴宴，不愿参加餐桌上空洞无物的闲聊。把时间都用来会见人，看文件，看书，散步……

　　柯西金始终特别朴素，甚至可以说是刻板，他的禁欲主义令人想起苏斯洛夫。他休假时从来不住别墅，就住在红石疗养地的普通大楼里。这好像也证明了他的朴素，尽管有些独特，因为他本人和随员占了整整一层。柯西金也从不回避与其他休假者交往，举止无拘无束。

　　尽管如此，我与柯西金单独在一起时，他显得比安德罗波夫还更矜持，自我封闭，即使在最开诚布公的谈话中，他与对方之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的这种谨慎和矜持是可以理解的，他在上层呆的时间实在太长，他曾与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一起共事，这两人都因“列宁格勒案件”被处决。柯西金大概是这批著名活动家中惟一幸存下来的。他不爱讲斯大林时代的事。不过我记住了关于这个话题的一次谈话。

　　“总之，我对您说吧，当时活得很艰难。首先是精神上，或者说心理上。因为实际上监视无处不在，首先是对我们。我不管走到哪里，”柯西金伤心地说，“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让我一个人呆着。”

　　这是一个已进入国家最高政治领导班子和斯大林亲信圈子的人所说的话。

　　从最初见面开始，我们之间便开始了一场辩论，而且后来一直在进行。辩论已多次涉及上面提到的话题：经济的运行，人的活动的激励机制。

　　“拿我来说吧，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我却既无权利、又无财政资源去解决最简单的问题。企业和居民缴纳的税收除去极少数，全都给了中央。我甚至无法改变比方说边疆区党委和边疆区执委的编制或者结构，我不可能只要几个办事干练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开高工资，却只能用15个工资低的人，这些人是无法组成好班子的。而且全国各地都是如此，莫斯科给所有的人规定了死框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管理机关愈来愈不懂行，”有一次我感情相当激动地这样说道。

　　柯西金默默地倾听着，有时对我的激昂慷慨微微一笑，却并未表现出解决这个问题的特别愿望。他总是善于以特殊的方式保持沉默。我发现他是同意我的意见，却听不到他的片言只语，我感谢他的理解。

　　我们开始搞水浇地时，朝鲜人光临我区，提出按承包的条件种洋葱。根据合同每公顷土地向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交45吨洋葱，其余的收成归生产队。这些生产队是朝鲜人自己招外来人组成的。整个种植季节他们都住在地里搭起的帐篷，干活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管刮风下雨。他们的工资很高。我们边疆区有些人看着眼热，也想加入这些生产队，可他们连一个星期也坚持不下来就走了。然而苏联检察院和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不久即干预此事，说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损公肥私的行为。我们的某些负责人挨了一顿狠批，受了处分，总之把朝鲜人赶走了，中断了一切关系，我们开始自己种洋葱。

　　正好在这一切都发生之后，柯西金来休假了。他是上午到的，12点左右抵达基斯洛沃茨克。我提出进早餐。我们入座后，上了蔬菜，其中包括新切好的洋葱：

　　“你们的‘洋葱案件’结束了吗？”柯西金突然问道。

　　“顺利结束，”我故意精神振作地答道。“现在我们这里一切正常。”

　　“正常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朝鲜人在的时候，斯塔夫罗波尔不但保证满足自己对洋葱的需求，而且把15—20吨洋葱运到别的州去。如今摆脱了朝鲜人，整顿了秩序。不错，如今洋葱都是乌兹别克运来的。”

　　柯西金久久地吃着洋葱，吃得津津有味，再不提问题了。也无须提问题。他知道，靠禁止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他明白，我并不是对未经认可的“朝鲜生产方式”感到惋惜，而是在考虑如何找到同样富有成效、却较为文明的劳动刺激因素。

　　有时我们的谈话也会产生实际的后果。他想了解涅温诺梅斯克化学联合企业，我们一起到了厂里，四处走走看看，然后与一小部分专家进行座谈。会上，涅温诺梅斯克人向全苏政府总理猛提意见，他们尤其感到不满的是化工部长对推广“晓基诺经验”持消极态度。归途中我又就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继续刚才的话题。

　　“您看看卫生部门吧。上面规定的工资这么低，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卫生员都很缺。病人无人照顾。把权力下放给医院院长，让他在工资总额的范围内自己决定医务人员的工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几个月后，我去莫斯科期间，我有事情去找柯西金。

　　“您知道吗，”他微笑着说，“不久前我的办公室来了两位莫斯科的医生，一男一女，都是大医院的院长。我问他们，你们的部长提出了将中级医务人员的工资提高10—20卢布的问题，不过也有另外一种意见：让负责的医生在工资总额的范围内自己决定定员编制和工资。你们愿意采用哪种方案？女医生马上表示同意第二个方案，男医生考虑一会儿之后，也赞成女医生的意见。原来他们的人员缺编25%，工资总额从未用完过。我已经同市委书记格里申谈过，我们打算在莫斯科实行这个办法。”

　　我发现，哪怕是首都的范围内取得小小的胜利，他也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方面的全国适用的决定却始终没有出台。这还是在卫生领域！至于同有无限权力的军工综合体密切相关的化学工业，就更不消说了。那么全苏政府的无能为力，其根子是什么呢？显然是害怕引起连锁反应。这是体制不能容许的。

　　还记得这么一次谈话。是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我说我在参观法国工厂时观察到：在同样的部门，专家人数只有我国的十分之一。

　　“我们不是输在机床上，”柯西金说。“我有个材料，在对比企业中我国的机床工并不比外国人差多少。但我们差就差在厂内运输组织得不好，差在仓库管理、总体生产水平。主要是辅助劳动和工程管理劳动的机械化。而这需要大的变动。问题就在这儿。”

　　这时我冒出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要让步，听任改革被葬送呢？”

　　柯西金沉默片刻，然后反问我：

　　“那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在中央全会上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

　　“？？”

　　谈话就此结束。此后我不止一次地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它愈来愈吸引我。因此，1977年春天在5个小时的辩论之后库拉科夫建议给政治局写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我就欣然同意，并且选了主要问题——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经济关系。

　　即使与经济工作一点不沾边的人也看得清楚，如果生产者之间不确立价格平价，受到损害的一方就有破产的危险。农业的情况就是如此。收购价格过低，结果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得愈多愈亏本。

　　我记得曾经有过两次改变现状的尝试：一次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一次是1965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不久。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刚刚得到较大的独立性，收购价格也接近实际的开销，农产品的生产就扶摇直上。然而这两次的刺激因素时间都不长。过上一两年，顶多三四年，等价交换受到破坏，农民出售粮食时价格十分便宜，工业品价格却贵得惊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济连年下滑，日益衰败。

　　我在报告中引用了详细的计算数字，从中可以看出，10年(1968—1977年)间燃料价格上升了84%，拖拉机、播种机的价格高出50—100%，甚至高出3倍，农产品收购价格却原封不动。其结果是，尽管产量提高了，以实物支付的劳动费用和燃料消耗减少了，谷物、畜产品的成本却大幅上升，大部分农庄成了赢利低甚至亏损的单位。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并未采取根本性的措施，为了制止农村的人口外流，实行了有保障的货币工资。这彻底摧毁了农村中硕果仅存的经济关系、经济核算关系，破坏了劳动的刺激因素。

　　报告的基点是必须改变根深蒂固的把农村当“国内殖民地”的观点，否则对国家的灾难性后果就无法避免。柯西金对我的报告的反应是意味深长的，他说：“这是一枚炸弹！

　　在起草报告过程中，许多好心人都劝我“别沾上了”“别自找麻烦”。我不为所动。我认为；全会上的谈话应当是认真的、实质性的。希望落空了，最初的构想阉割殆尽。决议仅仅归结为例行的农用机械生产任务，经济方面无人问津。雷声大，雨点小。

　　全会于7月4日闭幕，17日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去世。

　　正好在全会刚刚结束后的7月5日，库拉科夫夫妇在郊外别墅庆祝结婚四十周年。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应邀参加庆典。当天晚上一切如常。每个人都严格遵守等级服从制度，举杯为男女主人祝酒，祝酒词的最后照例要求必须“干杯”。库拉科夫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由此带来的负担(1968年他的胃已部分切除)。

　　他系猝然去世：心脏停止跳动。我听说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家里出了大丑闻。夜间他身边空无一人。早上才发现人已去世。

　　库拉科夫是在年满60岁时离开人世的，这是个重大损失。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没有中断休假去与自己的同僚告别就很令人吃惊。当时我也许是第一次明白：这些被命运之神带到权力巅峰上来的人，彼此之间竟是如此地遥远。

　　我认为参加库拉科夫的葬礼并在灵前致告别辞是自己的人道主义责任。我的要求得到批准，但同时中央书记米哈伊尔·齐米亚宁让我事先起草我的讲话稿，“以避免与其他在会上讲话的人在评价上出现重复或者分歧。”意思十分清楚：我便将自己的发言稿通过速记员交给中央。库拉科夫的葬礼于7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下举行。我是第一次登上陵墓主席台，心情激动地向一位我怀有亲切情感的人致告别辞，向他的亲友表示深切的哀悼。

　　激烈的搏斗

　　在我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期间，我的结交范围扩大了不少。当时我就为自己的许多构想得以实现并开花结果感到满足。当年的最大收获，是同许多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关系。

　　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业已建立的联系中断了——伙伴原来是急功近利的人，而在有些情况下，破裂是因原则性的缘由引起的，例如与H.A.晓洛科夫的关系就是如此。

　　1973年，斯塔夫罗波尔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犯罪的浪潮席卷了城市和乡村。数起残忍的凶杀和强奸案件使形势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人们惶惶然不可终日，理所当然地提出问题：边疆区还有没有政府？对护法机关领导人的任何申斥和批评均无济于事。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数十个调查组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我把已退休的老法律顾问召集起来，这些人很可靠，不必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我请他们来弄清此事。顺便说说，边疆区的违法统计数字还不算太出格。我所建立的调查组却揭发出边疆区内务机关内部极其严重的违法现象。一切都暴露无遗：弄虚作假，隐瞒罪行，执法犯法。

　　这里要估计到以下情况。晓洛科夫在勃列日涅夫的直接支持下，建立了内务机关的庞大组织，干部得到充实，物质状况得到改善。这位虚荣心重的部长急于显示自己的工作成果，然而一个社会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干净”了的，投机者、盗贼、黑帮、流氓也不会在顷刻之间便销声匿迹。于是晓洛科夫决定对犯罪统计数字进行“修正”，并且在运用法律方面明显地量刑过宽。他这样做也经过周密的考虑，务使自己在社会舆论中以民主派、眼界开阔的政治活动家的形象出现。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监狱改造不了人。当然，这话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到他那里就成了一种蛊惑。晓洛科夫设法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就是根据许多条款应判处剥夺自由的，均以其他处理办法代替。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普遍放松了对犯罪现象的斗争。

　　我们根据调查组在边疆区的工作成果，采取了断然措施：将内务局的将军统统免职，对侦讯处、反偷盗财物处、侦查处和其他部门来了个大换班，整顿了党的组织。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侦查处长企图自杀，他犯有严重的执法犯法问题。市区两级民警局长撤换了三分之一。这是确立法制、首先在护法机关内部确立法制的严厉行动。吸收了工人集体、共青团参加维护秩序的工作，一个月下来，居民区的治安状况就得到改善。可是按照登记在册的犯罪数字，边疆区在俄罗斯的排名从第11名降到了第67名。

　　斯塔夫罗波尔人侵害了晓洛科夫的利益，中央委员会机关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苏联检察院、最高法院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小菜一碟。这位部长坐不住了，慌忙采取行动。起初是打电话，后来干脆派自己的副手Б.T.舒米林带了个工作队来到边疆区。我原先了解舒米林这个人，而且了解的是他好的方面。因而他的看法、实际上是讹诈就更让我感到意外，他说：“怎么能这样呢？周围都秩序井然，你们这儿却搞成这样。人们会问，边疆区党委到哪里去了？”我的回答很不客气：“你可要记住，我是不会退出自己的阵地的。把这个话也给晓洛科夫捎过去。”舒米林听了很不是滋味，但他还是继续做我的工作。俄罗斯副检察长亚历山大·奈焦诺夫参加了这次谈话，他对我表示支持。后来库班开展打击犯罪分子的斗争并由奈焦诺夫担任领导，在高层庇护人的压力下，奈焦诺夫被逐出检察院。我当上总书记后，曾建议他主持苏联仲裁法庭的工作。他表示同意，却猝然去世，未能到任。

　　颇耐人寻味的是，俄罗斯检察院(不是苏联检察院)根据我们的经验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进行检查时，当地揭露出了更加严重的罪行，其中包括隐瞒凶杀事件。我听说该市内务局长开枪自杀。从此一个接一个……夸大数字的时代结束了，“晓洛科夫体制”垮台了。但同他的官司一直继续到这位部长下台时为止。后来，当我已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代表委员会根据侦查员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的报告进行调查时，曾顺便查明，晓洛科夫(契尔年科时期)在自己亲信中曾经指名道姓地说要把我这个人干掉。

　　没有来得及。

　　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情况

　　我最初几次出国是在当选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之前的事情。1966年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69年9月去保加利亚，11月去捷克斯洛伐克。

　　将党的工作人员派到民主德国，是去了解搞改革的经验。当时民主德国正在试验经济计划与管理的新方法，调整激励机制，赋予企业更大的经济自主权。东道主给我们作了两天报告，抽空让我们休息休息，参观柏林市容。

　　尽管战争结束已过去了20年，置身于这个城市，我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柏林市容动人心魄，勾起对往日的回忆。满目疮痍的建筑物和纪念碑，旧日旅行社废墟上的一片瓦砾。勃兰登堡门，再过去是四年前修建的柏林墙——战后世界一分为二的象征。勃兰登堡门右边的柏林墙那边，是被攻克的国会大厦那昏暗的建筑物。当时整个城市给我的印象是又阴又冷。科特布斯、德累斯顿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尤其是那些靠近易北河、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地方，即萨克森瑞士山。但是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无论在城市、厂矿还是农村，同人们的会见都是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尽管热度不够。

　　许多东西均已从记忆中消失，有些鲜明的印象却留了下来。我们在德累斯顿参观了这个城市悲剧的见证，它曾在战争行将结束时遭到盟国飞机的狂轰滥炸。而在这一悲剧的背景下，是德累斯顿画廊中的《西斯廷圣母》，一个纯洁无邪、光芒四射的女人形象，仿佛在向我们大声疾呼：人们啊，都来做人吧！

　　在科特布斯区，我们于星期日到索尔布人、即久已居住在南萨克森的斯拉夫人那里做客。当天我们陷入了窘境。我们同所有旅游者一样，都安排去坐游船。船上的划手是清一色的身穿民族服装的索尔布女人。一切都很美丽，却出现了十分荒唐的场面：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成了休息者，由女人来划船。因为正值星期日，许多游船穿梭往来，我们便成为挖苦或嘲笑的对象。人们坚持尽快让我们上岸。

　　波茨坦之行是计划之内的项目。我们游览了桑苏西宫，参观了举行战胜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旧址。讲解员向我们介绍了谁坐在什么地方，没有忘记说有个记者割去斯大林座椅上一块木头以作纪念。当然也讲到杜鲁门在会上的举止，特别是他所收到的关于原子弹已研制成功的电报，上面写的是：“婴儿平安降生。”

　　我们是在昂纳克取代乌布利希的五年前去德国的。当时昂纳克已显示出很强的信心。访问结束时他出面与代表团谈话，对我们十分友好。

　　我们就此次对民主德国的访问向中央写了报告，结论是民主德国进行改革的经验值得密切注意。其实，当时类似的报告又何止这一份。

　　保加利亚我是通过斯塔夫罗波尔和帕扎尔吉克之间地区交流的渠道去的。我们前去参加社会主义保加利亚成立二十五周年庆典。曾有过多次会见、集会和演说。彼此无数次地表达了亲切情感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决心。也没有忘记谈正事，讨论了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原来保加利亚人在区一级有更大的权限，我们却事无巨细均需经过莫斯科批准。此后不久担任保共区委书记并来斯塔夫罗波尔访问的季米特尔茹廖夫对此感到特别费解。他后来成为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我与他私交不错。

　　1974年我再次来到保加利亚，曾去过索非亚、希普卡、普罗夫迪夫以及许多其他城市和村庄。国家面貌明显改观。出现了许多新的住宅小区、尤其是私人住宅，许多新的工厂、温室、道路。还有葡萄园、按照新工艺种植蔬菜的园地，处处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国家眼看着面貌一新。我们以为国家采取了正确方针。当时还不知道，出现了让人忧心忡忡的因素，国家没有做到量入为出，已到还债高峰。

　　最艰苦的大概要算是1969年11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之行了。代表团成员中有时任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利加乔夫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帕斯图霍夫。需要就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运动的前途问题交换意见。我们抵达时该国有17个青年组织，没有一个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在布拉格、布尔诺、布拉迪斯拉发有过多次会见和热烈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当局如何赢得青年的信任。然而，难道可以将这个问题与该国在1968年8月21日行动之后的形势这个大环境割裂开来吗？如果说我们当时感到不舒服、不痛快，那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我们是本能地感到了这一行动受到人民的愤怒谴责和批驳。当然，“冷战”时期相互对抗的双方都是通过集团利益来看待许多事情，而且采取相应的行动，不惜利用极端的措施。在这场殊死搏斗中，整个整个的国家往往成为兑换用的辅币。此话不假。但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我们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看得很清楚。

　　布拉格本身处于半瘫痪状态，也可说是休眠状态。东道主认为还不能让我们到劳动集体中去，他们自己也举棋不定。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听到的回答是：“分析分析情况后再去。”他们不仅不知道如何到群众中去，而且害怕群众。

　　大学生节的前一天，我们来到布尔诺，当地决定安排我们参观一家大型工厂。我们到了车间，谁也不愿与我们讲话，工人对我们的问候置之不理，故意示威性地扭过身去，让人很不愉快。大多数工厂党委成员对苏联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原来，1968年8月该厂职工支持杜布切克政府，为了消除他们的影响，派部队进驻该厂。1969年8月布尔诺频频发生大规模反对现制度和苏联政府的行动。总之，局势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代表团每天24小时都受到武装人员的保护。

　　在布拉迪斯拉发，城市的全景令我们惊讶不已：实际上市中心的建筑物全都留有弹痕，墙上则涂满了反苏的文字。代表团由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拉维克出面接待。起初倒还心平气和，但当我方有人提到列宁赞成国家搞联邦制、却从一开始就反对在党的建设中采取这种办法时，第一书记便拂袖而去。次日早上，领导人无一露面，是中央机关的一个熟人出来圆的场。下午，我们登上德文山，向解放斯洛伐克的战斗中牺牲的苏军烈士默哀致敬。阳光和煦。山下，多瑙河波光粼粼。远方，维也纳的金色轮廓依稀可辨。我们思绪起伏、忐忑不安地告别了布拉迪斯拉发。

　　傍晚，我们来到一个农村居民点(名字记不起来了)。村民用面包和盐、美酒、音乐款待我们。这样一来，心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大家直到深夜才散，我们和主人都是一吐为快。我想起来，父亲就是在这里的科希策山下受的重伤。

　　原来，农民在接受同“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方针有关的自由主义新事物时，怀有一定的戒心和对自己事业的担心。而一年后我再次来到捷克斯洛伐克时，村民与我国军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尽管对苏联的积怨问题依然存在，不过至少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

　　那么，苏联领导人用来为1968年8月21日行动进行辩护的论据究竟是什么呢？一是华沙条约国家受到了外来的威胁，二是内部的反革命在西方的支持下蓄意践踏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然而结果是劳动人民自己不愿这样来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来自外部的威胁是否确有其事呢？1968年年中捷克斯洛伐克报刊上开始出现关于该国可能退出华沙条约的文章，这反映了某种政治势力的立场，换言之，这是国内局势发展的结果。

　　在访问中我听说，苏联领导人对由诺沃提尼取代杜布切克表示欢迎。诺沃提尼要求给以支持，苏方答复说：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新领导人以为这个答复就意味着苏共打算将当初中断的改革继续下去。此外，苏共中央1964年十月全会、十一月全会的公报，次年关于农业问题的三月全会的公报，其中的“柯西金改革”，无不使人产生认真改革的希望。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发展、其倾向和进程使我国领导人吓破了胆，他们立即放弃了自己在经济方面微不足道的改革打算，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自不必说，从此就卡得更紧了。

　　我回来时心情很沉重，我想到我国的事情与1968年8月的直接关系。回国后我与叶夫列莫夫有过一次谈话。他听得很仔细，但反应冷淡，一本正经：

　　“好吧，以胡萨克为首的捷共新领导已经组成，但愿他在我们的帮助下能够使国家走出危机。”

　　70年代我还访问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时是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有时应这些国家共产党的邀请去休假。

　　休假的时间较长一些，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一个国家，了解该国人民的生活情况。第一次是1971年对意大利的访问。

　　我早在中小学年代学习古罗马史时，就留下了具有浪漫色彩的印象。上大学时我钻研了两年拉丁文，读过西赛罗的演说，虽然是结结巴巴的！但我对罗马的法律尤其入迷。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人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能够制定出法律准则，它为后来的欧洲文明缔造者们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又成了对市场和平民社会进行调节的基本原理。而我们到了改革期间、到了20世纪末，却还得去证明这二者的必要性。

　　去意大利之前，我曾见过意大利人，但那都是匆匆的会见。有一次我曾参加某大型机械制造厂工人与卢伊吉·隆哥 [ 译者注：卢伊吉·隆哥(1900—1980)：意大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主席、总书记。 ] 的会见。

　　苏共二十二大期间，我曾参加大会代表与陶里亚蒂 [ 译者注：陶里亚蒂(1893—1964)：意大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26年起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 的短暂谈话。1961年莫斯科世界青年代表大会期间我被分到意大利代表团。当时我还与代表那不勒斯学生运动的奥克托见面认识。我甚感惊讶的是意大利人不愿遵守组织准则：代表大会期间他们从未准时到会过。不过另一方面，他们为大会的成功做了不少工作。我对卡斯捷利诺说：

　　“帮帮忙吧，我简直拿你的同胞没有办法。他们要到快天亮的时候才安静下来，可开会前得拿吊车去搬他们，否则都起不来。”

　　她笑着反驳我说：“米克尔，你有什么法子呢，这就叫做意大利人。你懂吗，意大利人。”

　　这就是全部答案。免不了也出笑话。文化委员会就创作自由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各种观点针锋相对，《青年技术》杂志主编瓦西里·扎哈尔琴科持尖锐批评的观点。他讲道，不久前在巴黎去一位画家朋友家里做客，注意到一幅以抽象派风格创作的女人像。他问画家是否想同这位女人一起上床，画家说，那干吗，我妻子很漂亮。扎哈尔琴科试图拿这个插曲作为批判抽象主义的有力论据。我的客人则回敬道，苏联同志的发言有点纳粹的味道，当初纳粹正是这样对待抽象派艺术家的，许多抽象派艺术家都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积极参加者。意大利人为了给这次讨论最后定音，便说扎哈尔琴科的发言说明苏联没有创作自由，他们的代表团拒绝在委员会联合公报上签字。必须找到解决办法，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列恩·卡尔平斯基找到了解决办法。他建议让意大利人与画家格拉祖诺夫见面。

　　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拉祖诺夫是我们的同龄人，他与出身于伯努瓦家族的妻子尼娜居住在卢日尼基区一套两居室的小单元里。

　　于是，1961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到格拉祖诺夫的家中。屋里几乎每个角落都放满了画，简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设法在这里居住的。如今他们住在另外一套房子里，有个大别墅和画室。但创作道路之初并不平坦，并非人人都理解他，接受他。况且官方并未对他特别关心，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也许正因如此，始终恪守创作自由的意大利人出了几张印有他的作品复制品的明信片。

　　会见是从展示作品开始的。一组以围困为主题的绘画与素描、为俄国经典作家作品创作的插图和俄国历史题材的画作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向我们展示了洛洛布利吉达、卡尔季纳列、玛西娜 [ 译者注：玛西娜：意大利电影演员，曾出演费利尼执导的《路》、《卡比里亚之夜》、《朱利叶和魔鬼们》等影片。 ] 、费利尼 [ 译者注：费德利科·费利尼(生于1920年)：意大利电影剧作家和导演，作品有《路》、《卡比里亚之夜》、《甜蜜生活》等。 ] 、古图索 [ 译者注：雷纳托·古图索：意大利画家、社会活动家。曾获和平金质奖章与列宁国际奖。 ] 的肖像。谈话在餐桌旁继续进行，我们还带了两三瓶格鲁吉亚葡萄酒备用。会见于凌晨结束，当天意大利代表团就在联合公报上签字了。总之，事件就此结束。我们告别时互赠了小纪念品。卡斯捷利诺送我一张米尔瓦歌曲的唱片。10年后的1971年，我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都灵的联欢节上聆听了米尔瓦的作品。

　　这次我们是与许多人一起去意大利的。凡是必需的东西统统带上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准备了笔记本，以便作笔记。在罗马我们受到意共领导人马卡卢佐、米吉尼、科苏塔的欢迎。我们下榻在一家名叫“披肩”的饭店。饭店是私营的，经常租借给代表团使用。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入房间、把门关上，走近窗前，久久地观看罗马。窗外，一大片四层、五层、顶多七层的楼房鳞次栉比，它们已年代久远，墙壁破破烂烂。窗户之间搭着晾衣绳，屋顶都辟为可供休息的小广场，“可进行各种级别的谈判”。多年之后我到意大利旧地重游，想起饭店窗外的最初印象，便问这些楼房现今情况如何？得到的回答是，这部分市区已现代化了，楼房都有了完善的设备，具备了人们正常生活所需的一切条件。

　　我们是第一次游览罗马市区，先后游览了集会场遗址、潘提翁神庙、大斗兽场、卡皮托林、共和国广场、西班牙广场、威尼斯广场。街道狭窄。商店与公共汽车近在咫尺。最美丽的街道是韦涅特街，费利尼经常在这里拍电影。车水马龙，许多小甲壳虫——敞篷菲亚特车穿梭来往。司机们停下汽车，探出半个身子彼此交谈。摩托车和小轮摩托车在汽车之间穿行。空气极其浑浊，简直得戴防毒面罩。摩肩接踵，人人都在运动中，咖啡店就设在人行道和广场上。衣衫不整，完全无拘无束，朴素自然。

　　我们来到斯巴达克 [ 译者注：斯巴达克：意大利大规模奴隶起义领导人，色雷斯人。 ] 及其战友殉难的街道。来到拉斐尔 [ 译者注：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建筑师。文艺复兴鼎盛时代的代表。他创作了许多圣母形象，设计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 的墓前。棺椁上写着：“在你生前，大自然嫉妒你。你故去后，大自然害怕自己也会死亡。”(大意如此)当时的感触是：徜徉在历史的街道上，跨越着一个又一个世纪。我们在台伯河的对岸旧城区一家餐厅用晚餐，在座的还有科苏塔、马卡卢佐、费拉里以及将要经常与代表团一起工作的人。行人停下脚步，听我们谈话，间或向我们表示一下欢迎，然后离去。随便，坦率，友好……

　　次日游览梵蒂冈。来到圣彼得大教堂和圣彼得广场。观赏了西斯廷教堂内米开朗琪罗 [ 译者注：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 ] 的壁画。

　　我们按照日程安排参观囚徒彼得教堂。这里是米开朗琪罗的第二个雕像群——《摩西》。我们站在圣梯的旁边。有一种成了某种奥秘的不礼貌的见证人的感觉。那些跪着沿陡峭楼梯拾级而上、希图得到宽恕的人们，他们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呢？人无完人，都有过失，我们当中也有人到了该祈求宽恕过失的时候。但我们都匆忙而轻快地走了过去。没有时间。而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是天主教徒。

　　傍晚时我们来到城市的高处，加里波第 [ 译者注：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英雄。 ] 及其妻子阿尼塔的墓前。极目望去，罗马城的绝妙景色尽收眼底。整个城市都建在丘陵之上。沐浴着橙黄色的落日余晖。在这个背景下，一处白色建筑物似乎带有某种挑衅的意味，那是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纪念碑。行文至此，仿佛依然置身该处，仿佛又看见身披晚霞的罗马。

　　我们当然对名胜古迹甚感兴趣，不过也很想弄清意大利今天的生活，深入了解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以及休息时间如何安排等情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好奇心，同时也想同自己国家做个比较。

　　以下是“社会学的”观察结果。意大利最好的酒是红酒。一双鞋价值2500—9500里拉，而平均月工资为10万里拉。两居室住房当时每月需付60里拉，三居室90里拉，最便宜的住房30里拉。首都许多区均有闲置房，另一方面却有数以千计的无房户，这在我们看来真乃咄咄怪事。私有业主掌握着价格，因此房屋闲置。

　　然后，我们前往西西里岛。此前意大利朋友从不冒险将客人往这些地方带，因为那是黑手党的天下。行程很短，只用了一个小时。巴勒莫的机场紧靠海边，周围是悬崖陡壁。最难忘的印象是从撒哈拉吹来的灼人的干热风——大名鼎鼎的西罗科风。

　　主人趁等行李的功夫给我们简单介绍了西西里岛的情况。这是个自治区，有自己的议会。人口400万。主要从事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产业。最尖锐的问题是60万人失业。该岛居民大量移民至西德、阿根廷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地方。

　　我们在海滨小城契塔过了4天，住在由国际合作社工作者联合会出资兴建的疗养院里。在西西里，白天出外游览实际上是去酷暑中烘烤。因此我们晚上10点才前往巴勒莫。该城建于公元前8世纪。令我们大为吃惊的是巨大的反差：新洋楼与小破房，设施完善的富人独家住宅区与肮脏不堪的街道，流浪汉比比皆是。夜间旅行别有风趣之处，就是登那座人人趋之若鹜的山。上山的路是沿着陡峭的盘山路攀登。有时会觉得我们正悬停在万丈深渊上方。我想，朋友们正是特意为我们安排了这样的惊喜。我们已登上顶峰。城市静卧在山下的远方，万家灯火恰似繁星点点。月光下的大海波光潋滟艳。这是小渔村旁名闻遐迩的马蹄形海湾。我们伫立良久，深深陶醉于眼前的景色，生怕吓跑了这无与伦比的美妙瞬间。

　　我们从另外一边下山，回到疗养院，在这里遇到一群又一群嬉皮士。他们的模样着实令我们目瞪口呆。大家久久地在街头徘徊，穷人很多，我们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卖各种东西的小孩，因为夜已经很深了。

　　然后我们乘大轿车穿过整个西西里岛前往伊奥尼亚海滨的陶尔米诺。印象是无法忘怀的：太阳烘烤下的山坡，橄榄树林和扁桃树林，椰树，柠檬、桔子、橙子的种植园。走了整整一天，一路歌声。我也在西西里岛天空下唱了自己喜爱的歌曲《俄罗斯》：

　　我漫步在莫斯科郊野，青草芬芳，沁人心脾。

　　大自然充满爱恋，在我耳边，轻声细语。

　　极目远眺，秋日的朝霞映红天际。

　　我熟悉的小白桦，俯身向我，浅唱低吟：

　　俄罗斯，俄罗斯，亲爱的自由的土地，俄罗斯，俄罗斯，我的祖国！

　　我们乘法国的“卡拉韦利”离开西西里岛，从机场乘汽车来到佛罗伦萨。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但丁、比特拉克 [ 译者注：比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化的先驱，他对欧洲诗歌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 、马基雅弗利 [ 译者注：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作家。著有喜剧《曼陀罗花》等。 ] 曾在此生活和创作。为自己故乡增光添彩的佛罗伦萨人无法在此一一列举。游览佛罗伦萨无异于过节。我们参观了乌菲西博物馆、美第奇墓地和安葬有马基雅弗利、伽利略、罗西尼 [ 译者注：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其顶峰之作为《塞维勒的理发师》。 ] 、米开朗琪罗的施礼约翰教堂。我们还去了柴可夫斯基谱写《黑桃皇后》的楼房、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小说《白痴》的地方。

　　9月10日前往都灵，会见了意共领导成员米努奇及其同事。据他们介绍，省内工业的发展、尤其是“菲亚特”的发展激化了矛盾。来到北方的70万工人中，有50万人来自南方。皮埃蒙特区本身就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居民流向了“菲亚特”。都灵市住房短缺，房租占了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我方有人说，其实我国的俄罗斯中部以及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匆忙上工业项目，导致农村破产，城市愈来愈不堪重负，人们沦为贫民。

　　我们参加了《团结报》节的活动。这是一次盛大的政治示威：有展览会，讨论会，群众集会，文艺演出。晚上的演出中，我们听了表示抗议的歌曲，观看了民歌演唱组合和米尔瓦的演出——就是那个米尔瓦！她演唱了布莱希特一首著名的歌曲。米尔瓦身着鲜红色的、像旗帜一样飘扬的连衣裙。

　　在罗马告别时，我们被授予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金质纪念章，上面镌刻着意味深长的字句：“我们来自远方，并走向远方。”晚上在市郊举行宴会，有一批领导人参加。其中有贾恩·卡尔洛·帕伊耶塔，我们当时就认识了。大家在席间和饭后都畅所欲言。总之，这是意共与苏共的关系天弯上偶尔飘过几朵乌云的时候，还不是乌云滚滚，更不是暴风骤雨。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1972年，我率领苏共代表团前往比利时。比利时共产党正在走出危机，这场危机的根由是该党在苏共二十大后分裂为对立的两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甩掉历史包袱的过程是相当痛苦的。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苏联的改革进程让赫鲁晓夫自己中断了，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彻底陷于停滞。我国不仅在努力摆脱赫鲁晓夫的“异端邪说”，而且在让斯大林主义借尸还魂，并使之改头换面，以适应新的形势。

　　我们是在该党主席德留莫去世后来到比利时的，党员们要解决领导人的问题。路易·万·海特当选为主席：比利时人对苏联和苏共的情况、尤其对我们的民主前景待批判态度。我们要消除对方的疑虑，颇非易事。我们说，苏联承担着同帝国主义做斗争的主要重担，这既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条件，又影响到社会的性质。只得牺牲许多东西，不可有丝毫松懈。我们应当做到保持警惕，召之即来，纪律严明。这一切都符合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利益。总之，无非是通常的那套宣传鼓动部门竭力向我们灌输的意识形态偏见。当时，统治我们思想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包围综合症，它是我们对付任何“腐朽自由主义”的屡试不爽的论据。

　　这次出国我遇到许多现象，这有助于认识各个国家所面临问题的共同性。其时比利时正围绕着语言、社会经济发展、瓦罗尼亚和佛兰德权力机关的机构与权限等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当时我们就已看到忽视生态环境会带来什么恶果。比利时的河流完全成了工业与城市废弃物的排泄处，成了疾病的来源。几年之后我听说大部分河流均已恢复生机，又有鱼儿出没了。就是说，人可以阻止日益迫近的生态危机。

　　除布鲁塞尔之外，我们还去了列日、阿登、沙勒罗瓦、安特卫普、根特、布吕赫。有一天主人向我们建议去一趟荷兰。我们清早出发，沿途看见了有趣的情况。一连许多公里，人们都在擦洗道路两旁的房前屋后，清扫柏油通道，在花园里翻地。我想我们离这个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如果说可以达到的话。

　　边界到了。我掏出护照，但谁也没有来检查我们，其实根本就见不到人。有一个兑换处，可以将法郎换成荷兰盾，如此而已。我们的反应不难猜到：“万恶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连边界也没有。”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有多么失真，这是又一例证。

　　阿姆斯特丹有北方威尼斯之称，这里有无以伦比的建筑，纵横交错的运河，港口里停泊着悬挂有各种旗帜的数十艘船只。我们在海滨漫步，前往嬉皮士安营扎寨的著名广场——嬉皮士是西方濒临1973—1974年危机的特有信号。阿姆斯特丹至海牙的这段旅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你仿佛置身于佛拉芒绘画陈列馆中：一片葱绿的平原，枝叶扶疏的林木，排列整齐的风车。

　　率团前往联邦德国参加击溃法西斯30周年纪念活动，对我说来十分重要。同时前往民主德国的党政代表团由库拉科夫率领。我们飞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 法郎注：在波德边境奥德河畔也有一个法兰克福，一般称为“奥德河畔法兰克福”。 ] ，然后乘汽车前往纽伦堡，当地在可容纳两千人的大厅里举行纪念大会。由我和曾参加攻克国会大厦的少将谢列兹尼奥夫代表苏方讲话。据说，这是战后西德土地上第一次出现身穿制服的苏联军人。这需要征得联邦德国政府的同意。举行会议的地方由警察和共产党人实行双重保卫。

　　至今记得与大学生的会见。大家谈到战争的教训，谈到未来。我们并未觉得男女青年和教授有何不友好之处，恰恰相反，他们倒是希望了解关于苏联的许多情况。我们在斯图加特已经碰到了今天德国十分尖锐的问题。我指的是移民的处境(工资、住房、公民权等等)。他们沦为二等公民，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而另一方面，外国工人愈多，当地居民愈不高兴。我近几年到德国时，种族主义的表现已搅得全国不得安宁。不过令我感到高兴的是，企业主、知识界、各个政党都挺身而出，捍卫民主力量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

　　早在那次访问中，法兰克福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游行已令我们叹为观止。参加游行的有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民主党党员、联邦国防军士兵，还有工会、青年组织、老战士组织的代表，达25万人之众。

　　我不能不回想起在曼海姆加油站的一次谈话。汽车加油时，我决定给女儿买个纪念品。加油站老板听到我说俄语，便和我们攀谈起来。

　　“你们都看见了，你们在庆祝胜利，我们却是哀悼日。”

　　我对他说，战争是法西斯分子挑起的，人们为打败法西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方伤心地接着说：

　　“你们都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很好，德国人却给拆开了。这很难受。”

　　“可是这怨谁呢？”我问他道。“这都是战争带来的后果。无可奈何。”

　　“斯大林说，希特勒分子来了又走了，而德国人民，德国这个国家留了下来。可如今却把我们拆成两个部分。

　　我问道：

　　“您是哪年生人？

　　“1926年。”

　　“您大概以某种方式参加了战争，参加了最后阶段，对吗？”

　　“对啊。

　　“那好，您当时已是个有理智的人，您是亲眼看见德国战后进程的发展情况。苏联始终主张德国统一，主张德国的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

　　为了彻底恢复历史的公正，我提请他注意瓜分德国的计划，那可不是在莫斯科制定的。

　　“我知道，当时打算将德国分成几个国家，”他说道。

　　“可苏联是反对这样做的。”

　　“我知道。”

　　总之，这是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我们分手时都已心平气和，希望两国的关系和世界形势都会得到好转。

　　在德国的会见使我能够感受到德国人对我们、对苏联的实际态度。我和我的同事都一致认为，他们的思想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1976年我首次率团访问法国。这是两党市一级和区一级的互访。正值11月中旬，是天气暖和、气候宜人的秋日。

　　我们在图卢兹与一位牧场主相识。大家围坐在一个长形的农民餐桌旁，谈了近3个小时。主人见我们对他们的生活与事业饶有兴趣，感到十分荣幸，我们则想更好地了解牧场主劳动的所有特点。我最感兴趣的则是牧场主如何与包括技术服务、再加工、销售等等在内的极其复杂的系统联为一体。

　　我们参观了批发市场。拥有亲自出售牲畜权利的农民，通常都情愿与再加工企业签订合同。这是较为可靠和有利的销售渠道，同时又将个人利益与利用高级工艺和得到质量较好的产品的机会结合在一起。

　　那次访问中，曾有幸了解放牧式畜牧业的组织情况。我很了解历史形成的经营条件的差异、气候的不同。尽管如此，主要之点在于生产过程的所有细节都贯穿着工作者的个人利益。

　　我第二次到法国是1977年。我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随一个小旅游团去旅游。21天，乘汽车行程5000公里。这是一次绝妙的旅行，它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伟大的国家，爱上了热爱生活的人民。精妙绝伦的巴黎，这里有巴黎圣母院、卢浮宫、荣军院、艾菲尔铁塔、蒙马特勒、圣心教堂、罗丹博物馆、潘提翁神庙，安葬着雨果 [ 译者注：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著有《巴黎圣母院》、《吕易·布拉斯》、《悲惨世界》、《九三年》等。 ] 、左拉 [ 译者注：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著有20卷集的连续长篇小说《卢贡玛卡》。 ] 、伏尔泰 [ 译者注：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启蒙运动思想家，自然神论者。 ] 、卢梭 [ 译者注：卢梭(1712—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著有《民约论》、《爱米尔》、《忏悔录》等。 ] 、郎之万 [ 译者注：郎之万(1872—1946)：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对发展相对论的一系列问题和相对论的电动力学作出重大贡献。 ] ……的大教堂。一切都与永恒交织在一起。

　　我们曾进行传统的夜游塞纳河活动，享受过一次异国风味菜肴宴席，好像是洋葱汤和田鸡腿，配有上好的法国葡萄酒。

　　《人道报》节有上百万人参加。这个场景很难描绘。我们久久地行进在车流之中，后来又步行来到市中心，马歇 [ 译者注：马歇：法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72年起为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 、其他讲演者发表了演说。

　　我们正沿着巴黎—里昂公路干线前进。译员讲到法国有上帝别墅之称。有一天上帝在分土地，分完后，他说：“看来都分到了，谁也不会感到委屈。”忽然听到一阵嘤嘤的哭泣声。“这是谁啊？”天使们报告说：“这是法国人在抱怨说，把他给忘了。”“我们还有没有多余的呢？”“没有了，只剩下您的别墅。”“那就给他吧。”

　　我不知曾多少次听说圣埃克苏佩里 [ 译者注：圣埃克苏佩里(1900—1944)：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南方信使》、《人类的大地》等。 ] 的故乡里昂，好像久已知道这个城市。我们欣赏着市中心的美景，在名闻遐迩的群马雕塑前摄影留念。早上，继续驱车前往戛纳，下榻在该市靠海边的一处小旅社，再去漫游尼斯、摩纳哥和与意大利接壤处。沿途所见，是壮丽的、布局整齐匀称的建筑群，蓝岸，海湾里数以千计的帆艇，明媚的阳光和花的海洋。

　　最后来到马赛，这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它也是个世界主义的城市(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除了法国人之外，这里哪国的人都有：阿拉伯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6万亚美尼亚人。主要街道直达旧港口，我们的旅馆“索菲捷利”就在这里。
在离海岸线不远的地方，分布着风景如画的岛屿，其中一个岛上建有阴森的城堡，后来成为伯爵的蒙特—克里斯托曾在该处受难。乘快艇前往该岛是一大乐事，但在归途中风起浪涌，颠簸摇晃，人们惊呼：“船要沉了！”船长以法国人特有的幽默说道：“有可能，有可能。”我们在屠宰场集中的地区用午餐，饱尝了大名鼎鼎的马赛鱼汤。马赛还有一个名胜：密史脱风 [ 译者注：地中海北岸冬季从法国南部山区吹来的干冷强烈的北风或西北风。 ] 。它可引发许多人头痛。

　　新的印象：在尼姆市观看斗牛，访问保留有尤利乌斯·凯撒时期法国最古老遗迹的阿尔勒市，参观超现实主义画家米罗的画展，参观实验学校、一家农户、莱热和毕加索的博物馆、化妆品工厂、服装业。一次次会见，一次次谈话，内容包罗万象：历史和今日生活，文化，两国和普通人的迫切需要。

　　我们告别戛纳，经过阿尔勒、阿维尼翁、博讷、第戎(途中住汽车旅行者宿营地)，到9月25日天黑时才抵达巴黎。与大使契尔沃年科见面。谈自己的印象，就法国的情况交换意见。主题是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机会如何。

　　次日在巴黎度过。与国民议会议员见面交谈。在市内游览。我们与好客的法兰西告别。

　　感受与思考

　　以上出访无论是出于什么名目，对我都颇有教益，首先是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来自国外的信息少得可怜，而且还经过仔细的筛选。报刊、书籍、影片的来路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广播受到干扰。当时的旅游只扩大到东欧各国，去西方国家需经过对思想上是否可靠的严格审查。因此“铁幕”不仅是个文学上的比喻，尽管“那边”也把“铁幕”拉上了的。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与西方国家彼此都有误解，都害怕对方，相互不信任。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我无论到哪个国家，从未感到人家对苏联人怀有敌意。不错，向我们提了很多问题，但我们提的问题也不少。总之，墙也好，幕也好，都未能将人们彻底分开。主要是双方都希望进行直接对话，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我们甚感惊讶的是，对方的开诚布公、毫无拘束，他们对所有问题的自由见解，包括对本国政府、某些民族和地区的政治家的自由见解。他们在这方面的评价往往也会有分歧，可我们无论在国内(厨房里的辩论除外)还是在国外，都显示出团结统一和对所有问题看法的完全一致。讲话时免不了要左顾右盼，天知道同胞们会生出什么样的想法。

　　与此同时，我们所听到的许多情况又使我觉得无法接受。例如我在进行比较时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现在也坚持这个看法)，即：我国的国民教育和医疗服务所遵循的原则更为公平一些。我国依靠公共交通的方针似乎也优于其他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办法。至于说到平民社会、政治制度的运作，那么先验的所谓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观点有所动摇。大概我从出国访问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人家的生活条件更好、生活更有保障。为什么我们比其他发达国家生活得差呢？这个问题始终摆在我的面前。

　　显而易见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及先进工艺方面的落后情况，并未使我们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老者感到十分不安。领导层不是去探索克服这种落后局面的方法，不是去阻止国家和体制陷入更深刻的危机，他们操心的是如何编造新的、虚假的思想观点，这种观点必须要说明目前的情况，把它说成是历史性的成就。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是生活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教人如何不想起果戈理笔下那个在普鲁士王朝得到充分体现的绝对精神。

　　我明白，我国的变革只能自上而下地开始。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对于调到苏共中央工作的建议的态度。

　　再见了，斯塔夫罗波尔

　　我到斯塔夫罗波尔“交接工作”的时间很短，12月4日边疆区党委全会通过的决议也是言简意赅，其全文如下：

　　“因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已当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现免去其苏联共产党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我感觉到了各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和党的积极分子的不安情绪。“第一把手”的更替，往往会带来干部配备上的急剧变动。因此我和穆拉霍夫斯基商定在第一次讲话时都强调连续性，强调边疆区已开始落实的积极创举要继续进行。为了消除紧张情绪，我公开对全会的成员们讲，在主要的干部问题上，我与穆拉霍夫斯基同志完全相互理解，即使以后出现什么问题，他也会同我商量。

　　穆拉霍夫斯基确实照办了，这是后话。不过我自己尽量避免搞“监护”：承担责任的人应当拥有行动自由。

　　同边疆区委全会成员、机关工作人员的告别是亲切热情的。我决定不搞全边疆区的告别之行，认为那样做太张扬，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到，当时不该这样，大家一起共事多年，经历了不少事情，应当彼此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47岁是成熟的年龄，我明白，离开斯塔夫罗波尔就意味着我生命中一个时期的结束。我完全沉浸在忧伤的离情别绪之中。我不仅在这里土生土长，我的所有记事的年代，我所做的一切，全都与斯塔夫罗波尔密不可分。

　　边疆区也成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倍感亲切的地方。她为寻找切合自己专业的工作找了几年，然后开始在斯塔罗夫波尔农学院经济系教课。她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哲学、美学和宗教问题。她参加教研室的科研工作，对于人们的生活、习俗、情绪进行社会学调查。行程数百公里，走遍村村寨寨，与居民促膝长谈，设法弄清他们的忧虑和问题。这一切都在脑子里留下印记，产生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感觉。后来，这与新苏联社会学学派的复兴和形成正好吻合。莫斯科也对当代农民社会心理问题调查的结果很感兴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顺利通过论文答辩。顺便提一句，我也感到她的调查很有意思，它提示了采取某种措施的必要性。

　　在论文答辩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当了几年副教授之后，有人提出让她当教研室主任，但是家庭会议不予支持。人言可畏，在这个外省(也不仅仅限于外省！)城市里不得不考虑，有人会首先把这个任命同我的地位联系起来。说实话，她本人也并不急于当领导。独立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占据了她的全部时间，也给她带来精神上的满足。

　　我的工作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职业都迫使我们努力提高自己。这成了终生的习惯。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嗜书如命，这已成为特殊的癖好，一辈子都在收集私人藏书：第一书记的特权之一，就是通过中央委员会发行处按照目录订购书籍，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每次订购都要进行讨论，以便考虑到家庭的共同需要和每个人的特殊利益。

　　我看到近年来出版的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一些书籍的摘要，颇感吃惊的是肤浅的见解比比皆是！问题不仅在于对我的生活实际情况一无所知，而首先是对于某种行为和决定的动机做出随心所欲的解释。套用描写前苏联生活方式的刻板模式来描写戈尔巴乔夫的生活道路。

　　在试图解释一个出自普通百姓的人怎么能够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国家首脑时，杜撰出大量令人无法相信的东西。这里某些作者的想象力简直没有节制。为了展开所谓“靠山”的话题，他们一口咬定我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边与葛罗米柯、苏斯洛夫、著名学者等等有亲戚关系。这一切纯属无谓的谎言。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命运，成了今天这样的人，我们是充分地利用了国家为公民提供的条件。

　　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建立在人人积极参加的基础之上的，只是我过问家事愈来愈少而已。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既要从事需要全力以赴的职业活动，又要承担家务，照顾孩子，实属不易。

　　我们的榜样大概对伊琳娜起了决定性作用。伊琳娜是我们惟一的女儿，一直学习很好，中学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学习音乐。我不记得我们运用过什么特殊的教育方法。没有，我们就是过着积极有趣的劳动生活。我们信任女儿。她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独立性。到16岁时，已经读完我们家庭藏书中国内外经典作家的作品。后来成人后，她说自己当时基本上是夜间读书。

　　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生活的最后一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伊琳娜出嫁了。1978年4月15日举行了婚礼。

　　新婚夫妇的结婚旅行是乘轮船游伏尔加河。他们返回时有许多新鲜的感受，而且无比幸福，那正是我们银婚纪念日的前一天。

　　在我看来，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与斯塔夫罗波尔告别时比我们轻松。莫斯科在吸引着他们：从窃窃私语和迫不及待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早已飞到那里，飞到了莫斯科。

　　启程之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决定与城市告别，我们驱车从历史性的市中心前往新的街区，这里斯塔罗夫波尔市越出旧的界限，到了森林边上。再往前走，就到了俄罗斯森林，这是我们的熟游之地。在生活的困难时刻，大自然成了我的避难所。当工作中神经过度紧张到了危险约边缘，我便来到森林或者草原。我带着自己的不幸奔向大自然，正如小时候奔向母亲那温柔的手一样，母亲的手可以保护我，安慰我。我每每感觉到，不安的情绪渐渐消失，怒气和劳累不见了，内心的平衡得以恢复。

　　即使在困难的、大自然本身的悲剧年代，当无情的酷热摧残着一切有生物、美丽的草原变为赤地千里时，大自然也教给我们勇敢和镇定。只要普降喜雨，奇迹就会发生。一两天前还以为草原已经死掉，无法起死回生。它又突然开始呼吸，复活，重现生机。它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在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感染下，人们不禁产生了希望。

　　据说，天山和喜马拉雅山气势雄伟，美丽如画。我对西伯利亚的自然景色赞叹不已：它以其无可比拟的严峻美令我倾倒。然而在我看来，就美丽而言它们都无法与高加索相比。你试经过山口往苏呼米，或者反过来从海边往红波利亚纳、里察湖或阿尔黑兹走一走吧，精美绝伦的景色相继出现，教你目不暇接。

　　高加索，这是终年不化的冰川，雄伟壮丽、默默无语、明智老练的山峰，它们阅尽沧海桑田，远离尘世生活。这又是欢快的、碧绿的山坡，为郁郁葱葱、五颜六色的植物所覆盖。光秃秃的山崖和阴森森的峡谷，这也是高加索。

　　大概谁也找不出比莱蒙托夫更精彩的词语来描写高加索了：

　　虽然命运在我那一生的朝霞时期，

　　南国的巅峰啊，就使我同你们分离，

　　只要到过那里，就不会把它们忘记；

　　正像爱我祖国的美妙的感情似地，

　　我爱高加索 [ 译者注：译文见余振译《莱蒙托夫诗选》，第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我一样，对大自然情有独钟。我们两人前前后后跋涉了多少公里啊！我们跋涉，不分春夏秋冬，无论天气如何，甚至冒着漫天暴风雪。我们就曾遭遇这样的暴风雪，当时以为已走不出来了。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电力线，靠它辨明了方向。

　　我还记得，有一年4月底5月初，卡尔梅茨州州委书记巴桑·巴德明诺维奇·戈罗多维科夫邀请我和博先科到马内奇保护区去。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至今仍经常回忆起这些美丽如画的岛屿，岛上有鹈鹕和为数众多的其他鸟类，还有绵延达数十公里的一望无际的红色和黄色的郁金花海。有个说法：找到黑郁金香就会交好运。想想看，我们居然找到了。

　　然而鹈鹕也好，郁金香也好，那都是异国情调。我们最喜欢斯塔夫罗波尔的草原，尤其是6月底的草原。我们两人驱车前往离城较远的地方。极目望去，麦浪翻滚起伏。可以驱车来到密林深处，融化在这无与伦比的寂静和美丽之中。傍晚时暑热消退，而夜间，即将成熟的小麦地里响起了鹌鹑的啼啭声。这时便出现了无可比拟的幸福状态，那是由于这一切都存在：草原，庄稼，青草的香气，禽鸟的啼咐声，高空中的星星。仅仅是由于你的存在。

　　与大自然结合得如此之紧密，甚至开始觉得我们仿佛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大概一个虔诚的信徒在神庙里祈祷时正是这样的感觉吧。大自然也是神殿，它对我说来并不是什么“周围环境”，也不是城里人采花的“休息区”。我始终感到与大自然之间有着极其有机的联系，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造就我的不仅有人，有社会，还有大自然。我身上的许多东西(性格甚至世界观方面)都是来自大自然，因为不仅我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大自然也存在于我之中。

　　这一切都是从何而来的呢？大概得追溯到我的童年。远在上面讲到的战前时期，外祖父潘捷列伊从普里沃利诺耶派到另外一个农庄——红星集体农庄当主席时，他就把菜园和一个约有一公顷多的大果园留给了我的父母。这也就成了我的天地。

　　在建造果园时显然有个计划。正中矗立着五棵或者六棵其大无比的杏树。树龄至少三四十年，在我看来就一是参天大树了。我还记得，几棵树结的杏子都带甜核。杏树之间长着矮小的樱桃李，树下是柔软的青草。

　　杏树的右边是新辟的樱桃园。人称“什潘卡”，意为西班牙樱桃。记得那樱桃要么是个儿大带点酸味，要么是中等大小，但味道很甜。岂止是记住了味道，难道能够忘记这些樱桃树，忘记那盛开时洁白如絮的花朵！

　　那里还有苹果树和梨树，也是品种各异。具体是什么品种，我当时不感兴趣。我只记得味道很好，主要是成熟期不一样，这样整个夏天和秋天都有的吃。苹果树和梨树过去是李树，有黑色的和白色的。果园渐渐成了叶榆树丛，起初是大树，往后就是一大片灌木丛。那是真正的丛林，几乎占了果园的三分之一。我在那里有自己隐秘的去处，有一次我搞到一本《无头骑士》，就钻进去呆了将近三天三夜。母亲简直都快急疯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不看完是不出来的。她后来把我狠狠地“教育”了一通！

　　原先围着整个园子的深深的壕沟，渐渐地杂草丛生，更像是一条平底的大宽沟。园子的四周长满了樱桃李，结出的果实无论大小、颜色、味道还是和果汁多少都不一样。既够我们吃，也够家禽家畜吃。旁边是栽种的槐树，不是带刺的、可作篱笆的槐树，而是柔嫩的、开白花的、令诗人诗兴大发的那种槐树。记得吗？“一串串白色槐花香气袭人……”五棵最大的老槐树分布在普里沃利诺耶村边上我的最初住所的四周。

　　我至今眼前还浮现出这个果园，然而它已不复存在。1941年那多雪的冬天，只有树梢冒出雪堆，我穿着毡靴，从雪面冰壳上爬过去砍树：需要活下去，也就是说，要设法取暖。德国人1942年在普里沃利诺耶只住了几天功夫，就把许多果园砍了个精光。

　　毕竟还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我们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就是利用了这些树。然而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树，却让“兹韦列夫税”给砍光了(兹韦列夫是财政部长的姓)，按照这个规定，农民宅院里的每棵小树，不管有无收获，均需向国家交税。于是，我家果园的末日就来临了。

　　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父母盖了新房——在村中心，离父亲上班的地方很近。我每年到那里过假期，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与我的父母亲就是在那里初次见面的。旧房卖了，新的房主没有住多久，普里沃利诺耶在搞建设，按新的计划建房，边缘地带都空了。

　　有一次我重返斯塔夫罗波尔，来到村子边上。如今这里全都经过翻耕，长着庄稼和青草。我们的旧房不见了，我童年的那个奇妙的果园也不见了。因此现在它们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

　　我们驱车穿过全城，越过该市界限，来到森林的边缘。那是12月5日的事情。冬天。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下车，向前走去。森林已不像秋天那样色彩斑斓。愈来愈重的暮色使它变得有点忧伤，仿佛它也在同我们告别。心里感到一阵难过。

　　次日，飞机离开斯塔夫罗波尔的土地，向莫斯科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