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求对策·第二

作者：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正是1967年6月遭受的惨败，使阿拉伯民族的骄傲、自尊和荣誉备受耻辱(以色列领导人始终对此认识不足)，从而使得下一次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此外，苏联应承为埃及人重建军队，并为此提供一切可能的必要援助，增强了纳赛尔“用武力夺走的，必须要用武力夺回”的决心。因此，1967年战争一结束，纳赛尔便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以色列人胜利的原因。以色列人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所有师一级的指挥官都在电台广播各自的战斗成果。纳赛尔将这些广播全部录制了下来。他独自一人关在屋里一连几天反复播放，以便从中找出使以色列军队成为一支如此有效的打击力量的主要因素。以色列军事领导人从未象现在这样感情奔放，他们几乎无所不讲，为所有愿意坐下来搞研究的人提供了大量思考资料。

　　 纳赛尔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重建埃及军队。但这次重建并不限于更新装备，而且对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端正服役态度也作了充分的考虑。以色列在1973年确实注意到了埃及军官和正规军部队人员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是由于埃及制定了提高军队水平的周密计划和不再把士兵当作炮灰的结果。为此目的，各种专业(如工程学、农艺学、教育学等)的大学毕业生都被动员入伍，派去接受军官训练，服役期限不定，但他们都明白，需要继续服投，“直到战争来临”。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俘获的埃及俘虏中有许多人是完全合格的院士，他们未能获准从事自己的专业，而被动员去接受军官训练。这样动员来的埃及人接受了他们的命运，因为动员他们服役的最终目的——解放西奈，被解释为一种爱国主义行动，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从不相信会要“打仗”。经查明，埃及高级军官中许多人是30多岁上校军衔的年轻军官。以色列军官在与埃及战俘的接触中注意到。在陆军正规军中受过训练和教育的军官的知识水平，要比从大学毕业生中征召的军官高得多。

　　 在埃及军队中进行了极其深入的政治教育。鼓励军官们学习希伯来语，了解敌人，以及研究六天战争中各方面的点滴教训，使埃及军队处理问题的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埃及军事情报局出版了一种希伯来语月刊，综合报道以色列的重大事态，给初学者教希伯来语，介绍(例如)以色列在非洲大陆的活动，以色列空军的历史，还向埃军土兵介绍以色列的一般情况等。埃及军队主管思想教育的部门还经常出版许多时常带有明显排犹主义色彩的有关埃以冲突的材料。

　　 六天战争后，纳赛尔宣布了要为埃及雪耻和收复失地而再次战斗的计划。这是一个只因有了苏联才有可能作出的决定。正如纳赛尔后来历透露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于1967年6月11日曾打电报劝他不要屈服，并向他保证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以夺回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苏联——1967年战争的祸首，这时又准备插手中东了，它尽可能从赔钱买卖中捞取好处，乘阿拉伯人惨败之危。到6月底，由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和苏联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率领的代表团抵达埃及。这一代表团的目的是考察埃及由于战争而产生的问题，以及制定重建埃及军队的计划。在这次会晤中，纳赛尔总统正式要求苏联承担埃及的全部防空任务，并建议由一名苏联指挥官负责指挥(埃及空军在战争中已被摧毁，因此，埃及领导人看到了这一问题的迫切性)。虽然波德戈尔内主席当时同意了埃及的建议，但在当天晚上他又通知纳赛尔说，苏联不能承担埃及的防空任务，即使是由苏联将军指挥也不行。纳赛尔将这一决定用电话告知了萨达特。当时萨达特怀疑苏联所以拒绝，是由于柯西金总理这天恰好在美国葛拉斯堡罗与林登·约翰逊总统举行最高级会谈的缘故。后来，萨达特又去莫斯科重新提出要求，但遭到拒绝。

　　 尽管苏联拒绝承担埃及的防空任务，但他们同意重新组建和装备埃及的武装部队，并在创记录时间内做到了这一点：半年内，在苏伊士运河对岸，面对以色列人的埃及军队又大致恢复到了1967年6月5日早晨以前的态势。这种迅速恢复只不过是埃及最终要建设一支80万大军的开始。埃及人在得到足够的装备后，即于1968年开始进行有限的骚扰战，最后逐步发展成为消耗战。

　　 1969年1月21日，埃及《金字塔》报发表了纳赛尔总统会见记者时的讲话，他阐明了埃及的军事政策，报纸引用他的话说：“在这场战斗中，优先的优先，也就是要绝对优先考虑的，是军事战线。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通过战斗才能迫使敌人撤退，否则他们是不会撤退的。只有当敌人认识到我们有能力通过战斗来迫使他们撤退时，才确有可能取得政治解决的希望。”

　　 两个月后，《金字塔》报主编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在1969年2月7日的《金字塔》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埃及军政领导人的思想。海卡尔是一位经常在文章中反映纳赛尔总统思想，后来是反映萨达特思想的作家。海卡尔在该文中明确讲到，以色列由于国土狭窄、人口有限、战备状况良好、训练有素和资源缺乏等原因，闪击战是最适宜的战争形式。而阿拉伯国家则必须准备打持久战，因为他们的领土纵深大、战争准备不足、经济实力雄厚和人口众多，在持久战中埃及即使损失5万军队也无足轻重，而以色列如损失1万人就会被迫要求停火。他的结论是，将来与以色列进行战争必须持续七、八周，因为不管以色列在战争初期占领多少领土，但战争打到那样久他们就会输；此外，他还详细阐述了开辟东方战线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就会迫使以色列面临两线作战。

　　 1969年12月，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提出了所谓“罗杰斯计划”。这个计划设想在以色列、埃及和约旦之间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条约规定以色列全部撤出所占领土，而加沙地带和沙姆沙伊赫地区的问题则留待以后解决。以色列表示不欢迎此项建议，纳赛尔总统也加以拒绝；开始对此项建议似乎表示赞同的苏联则处于矛盾状态。与此同时，各种建议在埃以之间抛来抛去：1970年5月，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表示，为了真正的和平，以色列将作出“震惊世界”的让步；还有，以色列将不仅愿同埃及直接谈判，而且愿意通过中间人谈判。纳赛尔则回复表示，如果以色列撤退，埃及将承认以色列国。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第二个罗杰斯计划，计划旨在停火，恢复埃以谈判，要求埃及承认以色列人的主权，以色列从占领的领土撤走。

　　 起初，纳赛尔的反应是持否定态度。在估量当时的政治形势时，极为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双方在不断加剧的消耗战中都伤亡惨重。毫无疑问，最终还是消耗战带来的严重损失，对双方的政治决定产生了影响。纳赛尔总统于1970年6月29日前往莫斯科，并在那里停留到7月17日(当时他身患重病，前往莫斯科治病并同时进行政治商讨)。这次莫斯科之行最终对埃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1974年4月26日贝鲁特《事件》周刊发表的萨达特总统会见记者时谈话的报道，纳赛尔是在莫斯科的一片支吾搪塞的气氛中遭到一连串挫折后才作出决定的。他坐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室的椅子上，面对着苏联领导人，改变了自己的决定，而接受了罗杰斯计划。

　　 早在6个月前以色列实施纵深轰炸后，即1970年1月纳赛尔访问苏联时，苏联人曾同意承担埃及的防空任务。此外，他们还同意埃及人的一再要求，向他们提供能在以色列深远后方遂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他们力争这样一支力量本身就能成为遏阻以色列向埃及进行空袭的威慑力量。埃及人除等待着由苏联人操纵的萨姆地空导弹系统外，还等待着飞机。但是，当导弹和操纵人员抵达埃及时．却没有飞机。纳赛尔变得非常不耐烦起来，他随即玩弄起挑拨离间、从中取利的惯用手段。他在1970年5月劳动节的讲话中，向尼克松总统作了愿意和解的姿态。在6月访苏返回埃及后，他已变成了一个灰心丧气的人。虽然纳赛尔在苏联进行了治疗，但看上去似乎老了20岁，仍然象是一个患有重病的人。萨达特描述了他在机场迎接纳赛尔和询问他与苏联人谈判结果的情况。纳赛尔仅用英语简单地回答了一个词：“无望”。之后，他又加了一句：“我已接受了罗杰斯的建议”。

　　 纳赛尔曾把1970年1月成功地说服苏联在军事上介入埃及的防御看作是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他随后在1970年6月的莫斯科会议上突然认识到，苏联把部队运往中东保卫埃及的同时，并不准备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以色列就范，因此，纳赛尔认为埃及如要圆满解决问题，唯一的途径是通过美国，实际上，当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于4月抵达开罗时，纳赛尔已安排了与他进行第一次实质性接触。然而，尽管如此，纳赛尔还是决定要再看看苏联人到底会给他些什么。但他6月份的访问令人失望，在返国飞行途中，他考虑了一个通过美国来实现的政治行动计划。此时，他就着手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了。

　　 纳赛尔总统于1970年9月28日逝世。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庞大的随员队伍的伴同下匆忙飞往开罗，并在那里停留了将近一周。他们竭力活动，试图影响埃及新政权的方向，并加强亲苏副总统阿里·萨布里集团的地位。参加纳赛尔葬礼的另一位稍次的显要人物是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先生。他悄悄地会见了萨达特总统。这是美国人与萨达特总统一系列会见中的首次接触。

　　 1970年底，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将军提出了一项解决埃以冲突的暂行办法，即以色列从苏伊士运河稍向后撤，从而使埃及能重新开放运河，并容许埃及派遣必要的运河管理文职官员到运河东岸。达扬认为，开放运河会给埃苏双方都带来利益，从而确保运河的继续开放。此外，他还相信，运河东岸地区的非军事化，不仅将在以埃军队之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以苏军队之间造成一个缓冲区。在这些谈判的整个过程中，萨达特总统和美国之间曾为此不断进行接触。萨达特与尼克松总统的书信交往，以及埃及派往华盛顿的代表团，都是为了促成部分解决运河问题。

　　 1971年初，萨达特会见了美国《新闻周刊》编辑阿诺·德·博什格拉夫，此人与萨达特非常接近，公认是了解萨达特思想的宝贵来源。在会见中，萨达特第一次说他准备承认以色列，并与之和平相处。阿诺·德·博什格拉夫带着这次采访情况，立即飞往耶路撒冷，会见了许多人士。这一新的发展给这些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接见了他，他向梅厄夫人转述了萨达特谈话的详细内容。梅厄夫人听得很不耐烦，打断他的话说：“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你是来采访我的，那就请提出你的问题吧。”采访结束时，阿诺·德·博什格拉夫说：“总理夫人，我担心你的谈话发表时已经过时，因为萨达特与此同时也将对雅林特使的提案作出答复，并将宣布他准备进行和谈。”对此，梅厄夫人嘲讽地回答说：“但愿有这么一天！但我不相信这一天会到来。”阿诺·德·博什格拉夫在返回纽约途经苏黎世机场时，有人广播指名要他接电话：是美国《新闻周刊》代表找他，转达耶路撒冷请他把果尔达·梅厄夫人的讲话送回修改的要求，因为事情正如博什格拉夫所预料的那样，萨达特与此同时发表了声明。实际上梅厄夫人并没有修正谈话内容，只是把它改得更适应当时的形势而已。这证实了德·博什格拉夫的看法，即梅厄夫人在这里错过了一次制止战争的最好机会。

　　 1971年2月4日，萨达特宣布了他的部分解决方案。其中许多观点都与达扬的建议相似，但在允许埃及到运河东岸的部队(警察或是军队)的性质问题上有分歧。另一个分歧是个主要问题，即是象以色列坚持认为的那样，部分解决本身就是协定，对最后协定的进一步商谈不产生影响；还是如埃及坚持认为的，局部解决就是最后协定的一部分，应包括以色列部队首先从西奈全部撤军的内容。由于埃及坚持要以色列先从西奈撤军的先决条件，所以和谈毫无进展。被派来执行安理会242号决议的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冈纳·雅林博士提出了另一项动议。他个人的这项建议与埃及的苛刻要求非常接近，但以色列完全无法接受。经雅林插手后。以色列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

　　 1971年，双方有关部分解决的谈判持续了好几个月，但毫无进展。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个人与创造历史的关系，人们可以从中认识到，如果派一位比雅林博士更有能力、更加果断的人谈判，可能在1971年就会有所突破。因为归根到底，1973年战后在有关脱离战斗的协议中，埃及就同意了以色列在1971年提出过的许多建议。

　　 1971年3月1日，萨达特总统在内务部长沙拉维·戈马和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法齐将军陪同下对莫斯科进行了一连串秘密访问中的首次访问。当时他上台伊始，缺乏魄力，而陪同他的两位部长却掌握着埃及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控制着埃及安全部门的内务部长。在访问期间，萨达特提出了苏联曾经许诺过纳赛尔的远程飞机问题，由于未能交货而促使纳赛尔同意了罗杰斯计划。萨达特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这种飞机，条件是使用前必须征得莫斯科的同意。”萨达特后来报告会谈的情况时说，当时他很震惊，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萨达特开始明白苏联军事卷入的真正含义。这时一种完全新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逐渐形成，终于导致他于1972年7月向苏联提出将其全部军事顾问和部队撤出埃及的要求。萨达特一回埃及便召开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会议，详细报告了莫斯科会谈经过，他说：“在这种条件下，我绝不能接受苏联的飞机。因为我决不能容许在埃及的土地上，除了我和埃及的政治领导人外，还有人发号施令。”

　　 1971年5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助理国务卿西斯科的陪同下来到开罗，以进一步商讨局部解决的办法(罗杰斯在访问期间声称，他对萨达特1971年2月所宣布的方案再没有另外的要求)。在这次会见中，萨达特明显地向他的美国客人暗示，埃及可能会发生某种变化。果然，一周之后，即5月14日，他清除了他的反对派，这些反对派由纳赛尔的心腹人物组成，其中包括领导层中亲苏分子的头头阿里·萨布里。这个集团之所以选瓦尔·萨达特为纳赛尔的继承人，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平凡的，比较易于驾驭和会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的挂名负责人。但几个月后，他们发现他根本不是一个易于指挥的人，他对国内外政策均有自己的看法。因此，他们策划了一次具有中东特色的夺取权力，推翻萨达特的阴谋。然而，对阴谋者的企图了如指掌的萨达特率先下手，全部逮捕了他们，并随后交付审判，判处了长期监禁。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怀着极为惊恐的心情注视着埃及这一事态的发展。多年来美国国务卿第一次访问开罗，现在，又遭到这样沉重的打击，连苏联在军事上介入中东和埃及的坚决支持者之一阿里·萨布里也被清洗掉了。苏联立即迫不及待地派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赶往开罗。他一到埃及便与埃及签订了苏埃十五年友好合作条约。条约保证苏联支持埃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缔约双方同意不加入联盟，不采取任何行动反对对方，或缔结任何与本条约相抵触的国际协定。罗杰斯和西斯科在与萨达特会见时曾暗示，美国将准备牺牲以色列部分利益来换取埃及牺牲苏联的部分利益。然而，突然出现的苏埃友好合作条约使美国的希望破灭了。他们要求萨达特对此作出解释，萨达特的回答是，埃及有作出自己决定的自由。

　　 当1970年8月7日开始的停火第三阶段于1971年3月结束时，萨达特没有象前两次那样再次续约。因为正如萨达特所宣布的，1971年是“决定性的一年”。

　　 7月6日，另一名美国代表迈克尔·斯坦纳先生以国务院埃及科科长的身分抵达埃及。根据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阿诺·德·博什格拉夫随后采访的报导(该刊报导了萨达特关于1971年埃美会谈的详细谈话)，斯坦纳曾告诉萨达特，尼克松已决定要在中东危机中发挥积极作用，但他首先想知道埃苏友好条约是否改变了埃及的立场。萨达特的答复是条约没有改变任何情况，它只不过是既有关系的新形式而已。萨达特同意在以色列根据部分解决方案完成第一阶段撤兵后，恢复埃美外交关系。他告诉斯坦纳，他打算在以色列第一阶段撤军后，即送苏联人回国，“因为我和你们一样巴望他们走”。

　　 尽管西斯科被派往以色列，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动静。萨达特就此认定，亲美路线不会得到好处。因此，他于1971年10月11日又飞往莫斯科，与苏联的三位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晤中，萨达特设法消除误会，并根据埃及要求达成了一项武器交易协议。苏联定于1971年年底交货，这样才能如同萨达特所说的作出“有关战争的决定”。埃及人期待从10月就能开始交付武器，但直等到12月中旬仍未收到(由于1971年12月8日爆发印巴战争，苏联要履行对印度的义务)。萨达特通知苏联，他希望立即去莫斯科举行会谈以澄清问题。使他恼火的是，苏联邀请他于1972年2月而不是1月去莫斯科。

　　 萨达特的2月之行毫无结果。两个月后，即1972年4月，在尼克松总统预定于1972年5月到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前夕，萨达特再次应邀访问了莫斯科。苏联当时处境微妙。它一方面要与美国搞缓和；另一方面又受到埃及的压力，要采取与缓和根本相对立的行动。萨达特在会上坚持认为，只有采取军事行动才能打破中东僵局，尽管他看到苏联对此持反对态度。然而，苏联领导人毕竟同意了必须让以色列意识到埃及的力量，为此目的答应提供武器。他们向萨达特保证，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在5月间的会谈结束后，他们就开始实施一项加强埃及军事潜力的重要计划。双方都认为，鉴于1972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因此，美国政策在11月选举之前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因此，埃及必须随后立即作好参战准备。据萨达特说，苏联对此表示同意。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后宣告，双方同意在中东实现“军事缓和”，然后保持现状。这对萨达特来说，意味着以色列将处于军事优势地位。此外，这次谈到的军事缓和以及随之苏联不履行在4月会议上同意帮助埃及作好临战准备的任何诺言，促使萨达特作出了要求苏联政府于1972年7月将其军队和顾问撤出埃及的决定。他的结论是，如果苏联顾问驻在埃及，而且苏联政府仍象去年那样耍弄他，他便无法发动战争。

　　 萨达特的这一行动恰巧顺应了埃军中对苏联军事顾问不满的情绪。在埃军广大官兵中，要求解除苏联顾问的呼声大增。苏联顾问的粗鲁和蛮横行为引起了强烈的敌对情绪。他们自高自大，瞧不起埃及军官，用一种毫不掩饰的蔑视态度对待他们。苏联军人的整个作风和观点，是随和友好的人、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的商人以及中东地区露天市场的小贩们都无法容忍的。即使有埃及指挥官来领导设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各营、旅和导弹连也已无济于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埃及军官痛恨他们，因为连他们的宗教也经常成为苏联顾问取笑的对象。埃及战俘在战后曾谈到，有一次在某旅的讨论会上，当许多埃及军官批评苏联武器时，苏联顾问大发脾气说：“要是我们的武器不好，愿真主给你们更好的武器。”这在旅里引起了骚乱和罢工。事情传到了集团军司令那里，这个顾问被撤换了。苏联人的蛮横行为在埃及人中造成的仇恨在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所撰写的一系列专文中都有生动的描绘，这说明了埃及与苏联决裂的原因。他指出，苏联人没有认识到，在与埃及人打交道时，他们不是与某个次等民族，而是与一个在世界史和文明史上一度起过先导作用的民族打交道。

　　 萨达特的反苏行为，虽然引起了赞成苏联人留在埃及的分子的恐慌，但是得到了埃及军队的热烈拥护。虽然萨达特的反苏目的与以色列的想法并不一致．但是以色列对此还是感到很满意。以色列的各种言论都对苏联从以色列对面撤走深感欣慰。由于并不了解萨达特反苏行动的真正原因，这些言论对此举的动机所作的各种分析，可谓离题万里。以色列的这一曲解，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使以色列走入歧途的错误想法。

　　 萨达特政策的中心指导方针，仍然是要使美国直接卷入中东争端。他的所作所为都没有脱离这一方针，虽然他此刻已逐渐相信，只有采取军事行功，才能在与美国的合作中有效地推行他的政治主张。然而，他并不愿意同苏联彻底决裂，他仅仅想使自己在制定政策时摆脱苏联的影响，并阻止苏联日益干涉埃及内政的趋向。他要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包括在今后发动战争的自由；但要采取这种行动，又必须依赖与苏联继续保持不断发展的实际关系。如果苏联不继续向埃及输送大量武器，他的计划就要落空。

　　 因此，1972年10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前往莫斯科调解埃苏关系。不久，埃及总理阿齐兹·西德基也到达莫斯科，他显然成功地使苏联领导人确信，埃及不想匆忙地投向美国怀抱来损害苏联的地位。他们同意不使两国关系继续恶化下去。不久，苏联的军官即返回了埃及(此外，尚有1972年7月以后留在埃及的苏联顾问和教官)。苏联人在埃及建立了出色的战争机器，而且显然不打算放弃它；相反，他们使自已适应于埃及人那种自负态度的新环境。

　　 在此期间，萨达特的个人地位已逐渐削弱。他由于未能使1971年成为“决定性的一年”而在他自己的国家中成为人们谈话的笑柄。尽管萨达特把未能发动战争的原因归咎于印巴战争以及其它各种原因，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借口成了开罗有识之士的尖酸刻薄嘲笑的话题。他形同笨蛋，他领导的埃及社会踌躇不决，在很大程度上人心涣散，政府威信极为低落。给国外的印象是，这个政权完全在为保住自己而拼命挣扎。政治观察家们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以便分析有谁可能来代替萨达特。他们认为，萨达特之所以能留在台上是由于没有更合适的人选，而且问题在于埃及的经济对于这样沉重的军事负担和“不战不和”局面所造成的紧张能承担多久？

　　 根据五年期满后又于1973年3月续约的协定，苏联的地中海舰队在埃及港口享有使用某些设施的权利。这些设施可用于管理和维修苏联舰艇，对于苏联海军过去10年在地中海日益频繁的活动，显然具有重要的作用。1972年12月，根据协议规定，双方必须重新协商。埃及新任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与苏联驻开罗的军事当局接触，提出埃及愿意续约。接着，他于1973年年初继萨达特顾问哈菲茨·伊斯梅尔之后访问了苏联。由于苏联同意向埃及提供武器的要求，从埃及人的观点来看，这些访问是成功的。苏联人决定充分利用这一形势，提供埃及正在寻求的技术装备。伊斯梅尔返回埃及后，苏联立即开始把物资运向埃及。

　　 1973年初，美国政府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政府商谈向两国空军提供“鬼怪”式战斗轰炸机问题；这一事件较少为人注意，但无疑应被认为是引起这一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一个因素。这是美国第一次表示准备向以色列以外的阿拉伯国家提供高级技术装备。这使苏联对美国产生了疑虑，怀疑美国正在这一方面进行竞争，而苏联人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占了上风，而且已使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依附于他们。的确，美国人与阿拉伯人的商谈，似乎对苏联准备升级和愿意向阿拉伯国家提供从未向外国提供过的武器装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多年来，埃及领导人一直对以色列的空中优势感到不安。以色列已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中最富有戏剧性地证明了它的空中优势。而以色列在1970年1月突入埃及深远后方的空袭，更加突出地说明了这一优势。埃及的军事决策人始终认为，埃驻军在未获得如米格-23型、“鬼怪”式、“美洲虎”式或“海市蜃楼”(“幻影”)式等能够危及以色列人口中心和压制以色列机场的高级中程轰炸机或战斗机之前，是不能发动战争的。以色列是了解这一情况的。以色列的一份情报估计，埃及在1975年以前不会具备这一先决条件，因此在这之前不会发生战争，其理由：埃及人在得到一支足以同时对付以色列所有机场的轰炸机力量之前是不会感到自足的。然而，萨达特明白，他不能等到1975年这支力量建成。从国内形势看，如果萨达特不采取任何行动，他能否继续执政如此之久是值得怀疑的。他执意要求苏联或是提供装有苏联某些最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米格-23”型攻击机(而这正是苏联最担心在战争中可能落入以色列或西方手中的飞机)或是代之以地对地中程导弹，一旦埃及部署了这种导弹，就能遏止以色列突入埃及国土深远后方的轰炸。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在1973年3月初的莫斯科之行是个转折点。

　　 1973年3月，在一个相当高级的军事代表团访问开罗后，苏联便开始将“飞毛腿”式战场支援地对地导弹交给埃及陆军。这种导弹既能携带高爆弹头也能携带核弹头，射程约180英里，能从埃及打到以色列的人口中心。苏联满足了埃及人发动战争的主要要求。萨达特认为，他手中掌握了这支威慑力量，就可以代替本来必须用中程轰炸机构成的威慑力量。据档案记录，萨达特自己说，他作出发动战争的最后决定是在1973年4月，也就是第一批“飞毛腿”式导弹运抵埃及时。但实际上，发动战争的最后决定，是克里姆林宫那些决定向埃及提供“飞毛腿”式导弹的人作出的。

　　 与此同时，1973年3月(在尼克松总统就职后)，萨达特派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哈菲茨·伊斯梅尔前往华盛顿。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说服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尼克松接见了伊斯梅尔，据说，他愿意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但埃及必须作出较罗杰斯计划更大的让步。萨达特由此得出结论，除了发动战争打破僵局外，别无其它选择。战后，海卡尔在《明镜》周刊发表的一篇访谈中解释说：没有人对哈菲茨·伊斯梅尔访问华盛顿的失败予以足够重视。毫无疑问，正是这次访问失败，对以后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3月底，萨达特宣布，他除了担任总统外还兼任总理，其目的是为埃及对以色列全面对抗作准备。4月9日，萨达特接受阿诺·德·博什格拉夫采访时，抱怨尼克松在会见哈菲茨·伊斯梅尔时，拒绝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而要求(埃及)宣布以色列的合法地位以及西奈地区的非军事化。他说：

　　 “你们美国人总是用计算机来解地理政治论方程式，而计算机也总是让你们犯错误。你们就是忘了将(埃及人的)心理学输入电子计算机。现在该是下决心的时候了……震惊世界的时刻到了。无论战前、战时和战后，外交将继续进行……现在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为再次作战而认真地动员起来了——战争现已不可避免……俄国人现在正向我们提供他们可能提供的一切，现在我很满意。”

　　 德·博什格拉夫带着采访记录返回华盛顿。尽管他向参、众两院和国务院的许多人物叙述了会见萨达特的详细经过，但没有人肯相信他。所有人都认为萨达特是在吓唬人。据德·博什格拉夫说，当时在华盛顿唯一相信这一谈话的人是亨利·基辛格博士，他对萨达特的意向不是掉以轻心。基辛格的反应是：“我也预感到有某种严重的事情要发生”，接着他发麦意见说，在即将来临的中东战争中，石油将是一大武器。博什格拉夫在访问萨达特和基辛格后，发表了他的至今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

　　 一个热衷于战争的国家领导人，向世界以及各方如此明确地宣布其意向是罕见的。虽然以色列情报人士注意到了萨达特的讲话，但仍用老框框来进行判断，认定埃及人在未建立一支必要的轰炸机攻击力量之前，萨达特是不会将其威胁付诸行动的。以色列情报机构继续认定，这是萨达特的典型的边缘政策，他绝不会出边。

　　 或许，萨达特最大的成功是他在阿拉伯世界取得的成就。他由于“决定性的一年”而备受攻击、辱骂和冷嘲热讽，然而他不动声色，也不与任何一个阿拉伯领导人发生争执。他成功地不使自己受到阿拉伯兄弟的怀疑，这正是纳赛尔毕生所处的局面。他强调传统、宗教和伊斯兰，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搞好关系，同时他又与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及其怪脾气很合得来。当卡扎菲提出与他建立联邦时，他又转向费萨尔国王，问他该怎么办，是否应该投入一个变化无常和鼓吹反对中东一切传统政权的疯子卡扎菲的怀抱。费萨尔的反应是更进一步拉拢埃及，并发展他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在阿拉伯世界力图以石油作为武器的六年之内，费萨尔国王一直认为，与以色列作战是一回事，而利用石油为武器又是另一回事。然而，逐渐围绕石油问题造成了国际上的紧张心理，这是随着石油生产国不断增长的金融财富产生的，特别是由于较少的石油能获得更多的钱，这些国家必要时可以放弃支付油田土地使用费的巨额金钱中的一部分。1973年5月，沙特阿拉伯对其政策作了审查，并与埃及逐步联合起来使用石油武器。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萨达特使费萨尔相信，没有一支统一的作战力量是不可能发展石油武器的；为了使石油武器成为推进阿拉伯战争事业的武器，首要的是发动战争。费萨尔拉拢了科威特和波斯湾的各石油酋长国同萨达特采取一致行动。以色列情报机构观察到了这一政策上的新变化，但却没有把它与这个地区的军事动向联系起来。

　　 同月，即5月，埃及外交部长访问了莫斯科。在他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保证苏联尽力帮助埃及消除“侵略的后果”。公报并未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然而一个月后，尼克松总统和勃列日涅夫举行了第二次最高级会谈。萨达特认为这次会谈所作的决定，反映了想要冻结中东问题和倾向于军事缓和的意愿。尽管如此，就在致全力于缓和事业的最高级会谈在举行时，苏联的导弹和武器却大量运入埃及，一项向叙利亚人提供他们在发动战争前所必需的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应急计划也在进行中。

　　 在此之前。埃及至少已有两次提出了进攻以色列军队的计划，并准备付诸实施。1971年底，埃及制定了一项用50架轰炸机轰炸沙姆沙伊赫的计划。但是爆发了印巴战争，于是萨达特取消了这一计划。他的推断是，正当亚洲在进行一场大战时，世界上是不会有人注意中东战争的。1972年10月计划实施第二次行动。萨达特命令当时的国防部长穆罕默德·萨迪克将军在西奈空降一个伞兵旅，并据守一个滩头堡一周至10天。在那段时间。联合国安理会将召开会议，利比亚将停止石油供应，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迫使以色列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走。但是萨迪克将军反对这一行动，他不愿意牺牲他的精锐部队，因为这支部队很可能会被以色列国防军消灭。他坚持说，埃及国内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在发动战争之前，埃及的防御还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

　　 两个月后，萨达特解除了萨迪克的职务，萨迪克在埃及是一个颇孚众望的将军，并是赶走苏联顾问的主要创议人之一。据博什格拉夫报道，萨达特知道，他也许经不起再次败在以色列人手下，然而他确信埃及在再次作战中已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了。他认为，就算埃及遭到惨败，也将与越南共产党于1968年和1972年的两次攻势所遭受挫败相同，即一次军事上的失败，但又是一次精神上的胜利。

　　 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受命接替萨迪克的职务，并奉命进行战争准备。他曾在(埃军)惨败后，于1967年7月担任苏伊士运河前线指挥官，因此他熟悉该战线所面临的军事问题。他反对恢复消耗战，因为他很清楚，以色列不会让阿拉伯人支配战场，到那时，以色列的反应必将比以往更为强烈。在考虑过其它各种可能性之后，他得出结论，埃及的最初进攻必须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一次埃及确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进攻。数日内，他被任命为阿拉伯联盟(名义上包括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总指挥，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将对埃及和叙利亚的部队进行协调。

　　 伊斯梅尔在分析他所面临的问题时，认识到以色列有四个有利条件：空中优势，技术能力，训练有意并有他认为的由美国保证的补给。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以色列又存在一些基本的不利条件：许多战线的交通线长，人口少，经不起重大伤亡；经济基础薄弱，不能长期作战；此外，还有由于过分自负和优越感带来的不利条件。阿拉伯人过细地研究了1967年战争的教训，分析了以色列的各项优势，以便找出对策。他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1967年让以色列人先下手是错误的，1973年他们应先下手。以色列在1967年进攻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使他们吃惊，这次埃及将全力投入首次进攻。1967年，他们没有同时在数条战线上作战，因而使以色列能够对各种情况应付自如；这次他们要使埃、叙两国的重大攻势行动彼此协调，并使用其它阿拉伯国家的部队，其中包括约旦部队充当预备队。显然，首先要考虑的是战争所需的一切武器的供应问题。1973年初伊斯梅尔将军访问莫斯科和苏联高级代表团访问开罗期间对此已做出确实的安排。

　　 埃及与叙利亚的合作是在伊斯梅尔访叙后，于1973年2月开始的。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越过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进行的活动实施反击后，三个月来叙利亚前线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军事对抗。以色列实施了猛烈的大规模反击。在以色列1973年1月发动的战斗结束后，前线突然平静了下来，甚至没有一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行活动。以色列把这一事态发展看成是他们必须进一步增强信心的根据，因为他们显然认为，由于他们的行动，叙利亚才被迫撤出战斗；实际上，边境平静的真正原因是叙利亚人在准备战争。

　　 与此同时，伊斯梅尔将军已作出原则决定：埃及一旦发起进攻，将沿全长110英里的苏伊士运河全线发动进攻，并要作到不让以军察觉主攻方向，从而使以军不能集中力量抗击，并使他们由于不能判明主攻方向而不能及时反击。此外，这一计划还将用迫使以色列的空军分散在广大正面上的办法来对付以色列的空中优势。

　　 1973年1月，阿拉伯国防委员会制定了一份抗以军政行动的全面统一计划。同月，萨达特总统访问了铁托总统(南斯拉夫在赎罪日战争后解释说，他们在战时允许苏联飞机飞越其领土是出于萨达特总统而不是苏联的要求)。2月，萨达特命令提出横渡运河最佳日期的报告。作战部长贾马斯将军向他提交了一份亲自手书的报告，提出了三个时间：5月下半月、9月和10月。

　　 在哈菲茨·伊斯梅尔1973年3月出使华盛顿失败后，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立即访问了大马士革。萨达特此刻作出了发动战争的最后决定，计划于当年5月发动战争(他已于1月间指示埃军总参谋长沙兹利将军制定横渡运河的计划以及其它作战计划)。然而到5月，他又命令将进攻推迟到10月。后来，他为推迟日期解释说：“实际上我计划在5月发起作战，但当时俄国人决定于5月份与尼克松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最高级会谈，由于在此问题上毋需披露的政治原因，我决定将日期推迟到9月的那个时间或10月份的第三个时间”。

　　 当时在5月份，埃及陆军作了大量横渡运河的准备工作。以色列情报机构注意到了这些准备，但仍坚持认为这是萨达特的老手法，先搞战争边缘政策，然后不战而撤。以色列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不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判断，下令进行局部动员，大约耗资1,100万美元。但是埃及的进攻并未实现。以色列情报机构宣称——也许不是专门对此而说的：“我是这样对你说了的嘛。”他们对5月情况的判断正确，后来成为以色列10月判断错误的主要因素。埃及国防部长于5月8日再次访问了大马士革。整个夏季，埃及与叙利亚高级领导人不断举行会谈。6月，萨达特飞往大马士革与阿萨德举行会谈，并在9月初制定了两国军事合作计划的全部细节。

　　 与此同时，埃及人还向约旦国王侯赛因试探，表示愿意与之和解。侯赛因自1970年9月约旦内战和1971年7月把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从约旦的最后一块土地上消灭后，实际上已被排斥在阿拉伯世界之外。约旦总理和侯赛因国王的密友瓦斯菲·塔勒在开罗被一伙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杀害后，情况就更进一步复杂化了。萨达特没有追查凶手，侯赛因认为这是萨达特不可宽恕的失职。1972年3月，侯赛因提出一个约旦联邦计划，即以色列撤离后，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地区联合。这一计划意味着与以色列讲和，埃及对此的反应是与约旦断交。因此，约旦国王侯赛因急不可耐地要抓住埃及1973年初的试探机会是毫不足怪的，因为，他确实急于打破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结果是约旦于当年夏季派遣特使访问了开罗和大马土革。

　　 8月，萨达特的私人代表哈桑·萨布里·科里访问了安曼，开罗电台在他回国时引述他的谈话说：“我们讨论了我们上上下下正在从事的事业，那就是战争。”叙利亚国防部长穆斯塔法·塔拉斯8月29日在安曼露面，本应引起各方面特别是以色列的注意，因为约旦与叙利亚实际上已经没有关系，而且剑拔弩张，极不友好。

　　 9月12日，前线国家埃及、约旦、叙利亚的领导人在开罗举行会谈，并公布了侯赛因国王、萨达特总统和阿萨德总统围坐在一起友好交谈的照片。约旦和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之间的外交关系恢复了，同时还讨论了产油国恢复对约旦的财政援助问题。在这次会谈中，侯赛因并未被告知有关进攻的机密(后来他才说明，在战争爆发前没有人和他磋商过)，但曾得到过一般的暗示，说这类进攻已有计划，并为了保障叙利亚部队的南翼，必须与他取得协调，以防以色列通过约旦北部打击叙利亚。由于饱尝了1967年与阿拉伯结盟的痛苦教训，侯赛因的反应是谨慎和犹豫的。当时他们曾舍他于危难而不顾，使他丧失了他的半个王国。他深知巴勒斯坦人痛恨他，但他还是从监狱里释放了一些巴勒斯坦俘虏。根据已发表的有关侯赛因战时的态度来看，他积极参与反对以色列作战看来是有条件的，首先要叙利亚人征服戈兰高地。退而求其次，为了使自己免遭阿拉伯人的批评，他在战时派两个装甲旅编入叙利亚军队参加战斗。

　　 8月，萨达特与亚西尔·阿拉法特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首脑们在开罗举行会谈。他在这次会谈中告诉他们，他已决定发动战争，并提出对他们的要求，建议他们向他提供部队来驻守运河一线。巴勒斯坦领导人并没有认真对待他的建议。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在谈论战争迫在眉睫，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返回贝鲁特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在一次长达9小时的紧急会议上，对萨达特的宣布进行了讨论。会议得出结论，萨达特的最终目的是促使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有关萨达特与巴勒斯坦会谈的报告被泄露出去了，不久便成了贝鲁特咖啡馆中传为笑谈和表示怀疑的话题。9月21日，有关会议的报导又刊登在贝鲁特的主要报纸《今日报》上。尽管这篇报导被美联社采用并传遍了世界，但没有人给以多大注意。

　　 与此同时，在整个夏季，在阿拉伯的计划制定者和苏联顾问的心目中对发动战争至关重要的两种主要武器，正源源不断地从苏联运来。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已得到能打击以色列非军事目标的地对地导弹。叙利亚的“蛙”式导弹已作好战斗准备，埃及的“飞毛腿”式导弹与苏联的操作人员也都作好了同样的准备。此外，苏联认为能在前沿一线压制以色列空中优势(这是阿拉伯人的主要烦恼)的地对空导弹系统，也已在7、8月间作为应急计划项目运往叙利亚。在沿前线和通向主要城市的道路上空，以色列的空军都将遭到地对空导弹的打击，这些地对空导弹将对挺进中的阿拉伯军队起到保护伞作用。而对准以色列腹地目标的地对地导弹，则将使以色列空军不能突入埃及深远后方实施轰炸。

　　 应付以色列空中威胁的对策，与沙特阿拉伯协调使用石油武器，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协调以保证得到额外的增援，约旦对叙利亚南部的保障，苏联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和政治上声援的安排等等，全都作了精心安排。萨达特的设想已具体成形，这次战争肯定要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