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订计划·第二
作者：萨阿德·沙兹利将军 ·埃及
出自————《跨过苏伊士运河》
出自————《战争通史》
重建工作开始了，而且必然是从最上层开始。从一九六八年秋季起，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每年都举行战略演习，目的是在尽量酷似实战的条件下重新训练总司令部及其下属各大司令部——空军司令部、防空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各军团司令部、特种部队司令部、红海和其他军区司令部等等。（演习持续一个星期，一般由国防部长担任演习总指挥，总统有时也到场。）我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作为特种部队司令，一九七○年作为红海军区司令，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作为参谋长参加了演习。一九七三年的战略演习有点儿言过其实。我们宣布这次演习将从十月一日开始，并象往常一样持续七天。其实，它是欺骗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演习显得不真实。一九六八年，我们显然无力进攻各方面都占优势的敌人，而这些演习却假设我们拥有的人员和器材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冷酷的现实。这种假设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这样一来，在演习中，指挥官的计划和决心虽然可能很少符合当时的情况，但是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将会越来越切合实际。换句话说，我们为一九七三年的进攻制订计划的工作早在一九六八年就开始了，尽管我们当时的进攻能力还远远没有达到计划的要求。在尔后的四年中，我们的能力稳步增长，计划也就愈益切合实际。计划和能力之间的鸿沟在一九六八年时还很大，以后随着每年的演习而缩小。直到一九七三年十月，演习变成了实际行动，计划和能力终于相互吻合。
在早期，力量不足必然影响制订计划的工作，但是我们照样制订计划。然而，事实真相是：我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六日就任参谋长时，我们没有真正的进攻计划。当时有一个代号为“二○○行动”的防御计划和一个代号为“花岗岩”的较有进取心的计划。尽管“花岗岩”计划中含有对西奈实施一些袭击行动的内容，但它远远不是真正的进攻计划。显而易见，我的任务就是制订一个这样的计划。
为了勾划这个计划的轮廓，我在就任参谋长之初，必然要深入研究敌我双方部队和能力的对比。我得出的结论令人泄气。为了理解这些结论，有必要象我所做的那样，逐一审查各军种的状况。
空军：空军是我们最弱的军种。在进攻中，我们应能召唤空军执行四项任务：（1）为在西奈开阔地上推进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2）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打击敌方目标；（3）迅速而准确地侦察敌军部署——这在开阔地战斗中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4）空袭敌人的深远后方，打乱其指挥、通信、补给和增援。我们的空军那时所能提供的支援微乎其微。
空军曾两度被消灭在地面上：一九五六年被英国人和法国人，一九六七年被以色列人。我们的飞行员损失极少，但是士气几乎完全垮了。我们在工程兵的劳力方面付出惊人的代价，使用大量混凝土，为飞机修建五百个掩体，从而减少了再次惨败的危险。在二十座主要机场上，一切设施——作战室、飞行员宿舍、医院、维修车间——都设在拥挤的混凝土地下室内。为了进一步防止突然袭击，大部分主要基地的周围都配置了足够数量的萨姆导弹。
但在空中，我们的飞行员仍然只能依赖他们自己的技能和尽量发挥其飞机的性能。在一九六七年以来的多次空战中，我们的飞行员显然不是敌人的对手。问题是技术差劲呢，还是飞机低劣？我们的飞行员总是埋怨飞机，而苏联人则指责我们的飞行员。我认为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首先，我们的飞行员比较少，而且远不如敌人的飞行员经验丰富。我方大部分飞行员的飞行时间还不到一千小时，而敌方大部分飞行员的飞行时间都在两千小时以上。我们的飞行员需要加紧训练。然而，即使是较新的飞行员也不得不挑起消耗战的重担。到一九七○年，飞行员疲劳过度，训练事故惊人地增多。我们放松了训练压力，但这只会将训练工作拖得更长，
敌人还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空战往往在他们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他们的飞机突入我方空域，我们的飞行员升空拦击。但是我们知道，敌人培训了大约五十个机组专门执行渗透袭击任务，他们是以色列空军的精华。他们的战术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我们的飞行员则是值班人员。他们来不及商定计划就紧急起飞，并在爬升过程中受领任务。（而且我们的空军控制员，象其他任何一个行当中的人那样，技能参差不齐，有的很好，有的则很差。）这就难怪我们的飞行员有时在空中遭到伏击，或者令人不能原谅地上当受骗，穷追不舍，结果在远离基地的地方燃料告罄。我们的飞行员经常赌咒发誓地声称击落了一架或几架敌机。但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以前，被击落的敌机从未掉在埃及人控制的领土上。
我们的飞行员抱怨其装备不佳也并非毫无道理。问题不是缺乏装备。一九七一年，我们拥有的米格-21飞机比能够驾驶这种飞机的飞行员还多。但是，它们的航程短，有效载重有限，这就限制了它们所能携带的武器和电子器材。敌人的飞机则比较先进，装有新式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电子器材也比我们的飞机多得多。我们的飞行员无论多么英勇，都面临着对方空军的难以战胜的优势。事实上，敌人的空军比我们的空军领先了十年。
防空：有效的空防需要具备四个相互联系的要素：（1）探测和监听远方来袭敌机的能力；（2）航程及速度和机动性占优势的截击机；（3）萨姆导弹网；（4）电子设备。入侵的敌机携有迷盲守方探测器材和干扰萨姆导弹与空对空导弹的装置。防空配系要有对付这些装置的电子手段。
缺了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防空配系就易被摧毁。然而，这样一个配系极其昂贵，而且要有高超的技术。担任参谋长后，我发现埃及半数的工程师都在武装部队内，其中大多数人虽然不一定直接操作防空武器和有关的电子设备，但是都在从事与这些武器装备有关的工作。在苏联人到来之后，作为防空配系改组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开始建造数以百计的新萨姆导弹发射场。到一九七○年底，这项工作己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又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大功告成。
到一九七一年年中，当我审查我军作战能力时，我们的防空配系显然正在臻于完善。俄国人替我们驾驶着大约百分之三十的米格-21飞机，并且操纵着百分之二十的萨姆导弹和大部分电子设备。在这期间，我们利用他们的帮助（以及由于他们的存在而使我们获得的暂时免遭袭击的喘息之机），对我们自己的防空部队进行了重新建设和重新训练。此时，我们有了较好的装备。在消耗战的开始阶段，我们的萨姆导弹——西方称之为萨姆-2型——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低空入侵飞机可以避开它们。苏联人一九七○年带来的萨姆-3型导弹加强了我们的力量。
但是，我的结论是：虽然防空配系正在臻于完善，但它基本上是防御性的。这似乎是大实话。不过，我的意思是指我们的萨姆导弹不是那种装在卡车或履带式车辆上进行机动的导弹。它们笨重的雷达和电子装备若在运动过程中被发现，那么不管位于何处，都很容易成为敌方空袭的牺牲品。它们只有藏在地下，才能确保安全。对于阵地防御说来，它们可能是合适的（尽管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萨姆导弹连去保护每一个目标），但是它们不能对进攻作战提供对空掩护，在西奈开阔地上则尤其如此。
地面部队：我们约有八十万名武装人员。可是，与敌人在国际上不断进行的宣传相反，我们在前线兵力方面并不占有真正的优势。在我国庞大的总兵力中，有不少于百分之五十八的部队不是野战部队。
力量对比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敌人享有空中优势。我们必须估计到，在未来的冲突中，敌人会再次采用消耗战的战术，并且派遣直升机机降分队深入埃及内地实施袭击。这就给我们的防御带来了许多问题，因为我们有：尼罗河及其支流上的数以百计的孤立的桥梁，作为农业命脉的纵横交错而又易遭摧毁的灌溉系统，在沙漠上蜿蜒数百英里、沿途设有许多水泵站和蓄水池的输水管道，延伸数百英里的电话线路，输油管道，以及诸如铁路、公路、发电厂，政府大厦之类的战略目标。
为了掩护上述设施和红海海岸线而留下的少得不能再少的预备队，就占用了数十万人。（另一项占用人力的活动是扩充武装部队。我们的军事学校和训练中心正在加班加点地工作，必须抽调官兵——而且要优秀的官兵——加强它们的工作班子。）结果，我们可以实际用于跨过运河实施突击的地面部队，至多只能与敌人保持均势。我们在炮兵方面的确稍占优势，但是敌人隐藏在巴列夫防线上的地下堡垒内。我们知道，这些堡垒上一层层的积土和混凝土可以抗住我们拥有的任何一种炮弹。更有甚者，苏伊士运河本身，加上以色列人沿河岸设置的障碍物，构成了大多数军事专家都认为坚不可摧的障碍。
一旦进入远处的沙漠，我们的地面部队就会面临另一种危险。大部分部队将不得不搭乘非装甲车辆（卡车，而不是装甲输送车）行动，而大部分非装甲车辆又只有微不足道的越野能力，或者根本没有越野能力。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战争已经证明，在沙漠中对享有空中优势的敌人作战是危险的。车辆离不开公路或土质坚硬的小道。只要一辆被击中，公路就会堵塞，后面的车辆挤成一团，形成几英里长的交通阻塞地段；即使没有必然会到来的空袭，问题也已经够严重的了。
海军：我们的海军比敌人的海军强大。但是，我们在空中力量方面的弱点勾销了海军的强点。
在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中，我们的海军是各军种中受损失最小的军种。仅仅四个月之后，在塞得港以东巡逻的以色列“埃拉特号”驱逐舰驶至距该港六点五海里以内的海域时，被我方海军击沉。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海军的士气和声望。在这之前，总司令部曾批准派遣一中队苏制“蚊子”级导弹艇，在“埃拉特号”下次侵入我国的十二海里领海线时予以击沉。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埃拉特号”在例行巡逻中闯入离我国海岸只有九海里的领海。于是，我们的海军发射了一枚舰对舰导弹——这是战斗中首次发射舰对舰导弹。接着又发射了第二枚。“埃拉特号”迅速沉没。
世界各国的海军都研究了这次事件，但是没有哪一国的海军比以色列海军研究得更深入。敌人得出结论，其海军的主要打击力量今后应以装备舰对舰导弹和鱼雷的攻击快艇组成。他们从法国购买了十二艘“萨尔”级快艇，并且开始在海法造船厂建造他们自己的“雷谢夫”级快艇，每年建造两艘。（第一艘于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九日下水。）与此同时，他们设计了一种更轻的快艇——“达布尔”级。“雷谢夫”级和“萨尔”级均装有以色列制造的“加布里埃尔”式舰对舰导弹。四百一十五吨的“雷谢夫”级装有七枚“加布里埃尔”式导弹，航程一千五百海里，最大速度三十二节，乘员四十五名。与此相比，“达布尔”级只有三十五吨，乘员六名。它可以装上鱼雷发射管或机枪。一辆坦克运输车就可以把它从地中海经由陆地运送到红海。（我们估计，在十月战争以前，敌人已经建造了二十艘“达布尔”级快艇。）
尽管改变了重点，以色列人还是认为，如果没有空中力量的支援，其海军仍然不能向我们的海军挑战。因此，在整个消耗战期间，他们的合乎逻辑的对策就是以其空军对付我们的海军。敌人在苏伊士湾中游弋，袭击我们的航船，而我们的排水量大得多的舰艇，却不能在不招致毁灭性空袭的情况下向他们的舰艇挑战。即使在港口内，我们的海军也容易遭到袭击。我国有限的防空力量已经拨给苏伊士运河前线的部队，以及用于保护主要的城市和工厂。我们在红海的海军停泊地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袭击之下。因此，毫不奇怪，我们的海军虽然远比敌人强大，但是几乎无能为力。一九六七年以后，总司令部决定在能够提供空中掩护之前，放弃发展海军并使之现代化的想法。这一决定并不出人意外。
根据上述惨淡的现实，我得出了就任参谋长以后的第一个结论：我们无力发起大规模攻势去歼灭西奈半岛上的敌军重兵集团，或者迫其撤出西奈和加沙地带。我们的力量只允许我们发起有限的进攻。我们的目的可以是跨过运河，摧毁巴列夫防线，然后采取守势。任何更加富有进取心的进一步行动，都需要更新装备、改革训练和加强准备。
有四大因素促使我得出了上述结论。首先是我们的空军力量弱。这是一个根本的弱点，因此在整个制订计划的过程中，我都极力不使我们的空军与敌人的空军发生直接冲突。从一开始，我就采纳了两条主要原则。第一，避免发生空中遭遇战。第二，在敌人极少可能获得空中掩护的地方，使用我们的空军突然袭击地面目标。我的意图主要是让敌人的地面部队和地面目标领略一下我们的空军造成的心理影响，同时又使我们的空军避开空战。我确信，除非我们谨慎地、深思熟虑地使用空军，否则我们只会第三次失掉空军（这次将在空中失掉）。
导致我得出只能采取有限行动这一结论的第二个因素是，我们的萨姆导弹在进攻中使用时具有局限性。在消耗战的后期，我们的萨姆导弹阵地显示了它们的效用。以色列飞行员千方百计地避开这些阵地。敌机只要从射程以内飞过，萨姆导弹就击毁了它们。我确信，即使在抗击我们的突击时，敌人的飞行员仍会小心翼翼地避开萨姆导弹。如果他们胆敢碰一碰，我们就能让他们付出代价。可是不能忘记：我们的萨姆导弹是配置在固定阵地上的。
我们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中获得了痛苦的教训：若缺乏有效的空中掩护，暴露的地面部队很容易被打垮。而从消耗战中，我们也明白了在打击据有坚固工事的部队时，空袭的效果有多差。从逻辑上讲，我军向运河以东推进必然需要以萨姆导弹为基础的防空配系的支援。我的判断是：经过充分的准备，我们能够跨过运河并且向东推进大约六至八英里，同时仍处于我们紧挨着运河西岸部署的萨姆导弹的保护伞之下（我们可以将萨姆导弹部署在战时迅速构筑的野战发射场上）。但在到达那条地线后，我们必须停止前进，挖壕据守，并且重新组织我们的防空配系。如果让地面部队超过那条地线，而又没有机动萨姆导弹跟进掩护，那就会招致灾难。
我考虑的第三个因素是需要迫使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只有三百万居民的以色列，战时要动员其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它不能长期维持这种动员水平而不损害它的经济和使其服务行业陷入瘫痪状态。因此，以色列人始终优先考虑两点。第一点是避免伤亡。不管损失了多么先进和昂贵的装备，他们都会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的后台老板总是会火速供应更多的装备的。但是损失一兵一卒，就会使他们受到伤害。他们优先考虑的第二点是打闪电战。对他们来说，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冲突是最讨厌不过的了。因此，如果我们跨过运河之后，能在河东六至八英里或者稍远一点的地方巩固阵地，我们就可以迫使敌人选择最艰难的行动方案。敌人将不得不对我们的阵地发起冲击，使我们有机会从空中和地面打击他们，给他们造成沉重损失。我们只要花最小的代价，就可以随意延长冲突的时间。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最简单，那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参加过五次战争，因此深信。平时的演习不管多么逼真，都不能对部队产生战争带来的那种心理效果——在战场上支配士兵行动的恐惧与勇敢、谨慎与莽撞交织在一起的心理状态。为了训练官兵进行势必要到来的大战，我们首先需要一次小战，亦即采取一次有限的行动，以便获得我们的大多数士兵所缺乏的战斗经验。此外，这种行动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这一胜利对于恢复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内就被打败过三次的武装部队的士气说来，将大有裨益。在我看来，仅凭这一条理由，我们的头一仗就应当是一次只冒适当风险的行动，而不是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冒险行动。
“四十一号行动”和“高尖塔”
到一九七一年七月初，我就任参谋长不到两个月，就向当时的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萨迪克将军提出了采取有限行动的计划。他断然拒绝了我的计划。
他说，这一行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毫无价值。从政治上讲，它将一无所得，因为西奈仍将处于敌人的占领之下。从军事上讲，它给我们造成的难题将比给以色列人造成的麻烦更多。我们目前的防御阵地得到了运河的屏障。运河对于敌人的突击或袭击说来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我们将防御阵地移过运河，不仅会失去运河这个屏障，而且会形成穿过运河上的桥梁的脆弱补给线。萨迪克确信，到我们真正发起进攻的时候，那就必须是没有限制的强大进攻，干净利索地迅速横扫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歼灭敌军重兵集团。
我说，他的主张如果有可能办到的话，我可以同意。但是，我们怎能办到呢？我们没有必要的手段，而且我也看不出在近期内会获得这些手段。萨迪克说，如果苏联向我们提供所需的装备，我们就能够在一年或许更短一点的时间内发起攻势。我没有附和他的这种乐观的估计，而是再次说明了导致我提出比较有限的计划的那些分析结果达对此，萨迪克置之不理。他要我拟制一份解放所有失地的计划。
我不能表示同意。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们需要大量的装备，但是许多装备尚在研制之中，有许多装备苏联又不准备给我们。即使苏联人向我们提供，我们也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掌握这些装备，使之完全纳入我们的空军和防空配系。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萨迪克将军接受了折衷方案。实际上，他是极其秘密地接受了两个折衷方案。公开的折衷方案是，他同意发起有限的进攻，但是这种进攻至少要夺占运河以东三、四十英里处的西奈各主要山口。我们称这个计划为“四十一号行动”。事实上，它的唯一优点就是所需的装备比横扫西奈的大规模突击要少，因此向苏联人提出的补给清单将不那么吓人。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制订“四十一号行动”计划，要同苏联顾问充分合作，使之能对我们在武器装备方面的需要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这种计划工作不妨被视为继战略演习之后的富有教益的练习。
与此同时，萨迪克和我达成了真正的妥协，亦即在制订“四十一号行动”计划的同时，在对苏联人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计划另一项行动——“高尖塔”行动。此项计划将比较注意从我国武装部队的实际能力出发，而不是以尚待获得大量武器供应才会拥有的空想的能力为基础。其目的就是我所规定的有限目的——突至运河以东五、六英里处。到一九七一年九月，虽然在参与制订计划的极少数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这项计划，甚至连计划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但是“高尖塔”的大纲已经拟妥。这是埃及第一个现实的进攻计划。
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四十一号行动”计划也已拟妥，并附有所需武器装备的冗长清单。吸收苏联顾问参加，依然未能防止发生长时间的老调重弹的争论：苏联人指责我们夸大了需要，埃及人则指责莫斯科迟迟不供应进攻性（不是防御性）武器。直到萨达特总统和萨迪克将军一九七一年十月飞往莫斯科，同苏联做成了迄今最大的一笔武器交易，“四十一号行动”的需要也没有全部得到满足。尽管这笔交易可使我们获得一百架米格-21MF飞机和一个萨姆-6机动地对空导弹旅，如果我们挥师向东，越出了固定的萨姆导弹保护伞，我们的防空力量仍将太弱，无法挫败敌人的空中袭击。
但在那时，我更担心的是萨达特总统的举止。除了技术上的限制以外，另一个抑制因素是：即使新装备马上到达，我们也要花六个月的时间——亦即直到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能使之完全编入部队并为部队所掌握。掌握一种新的武器系统不象拿起刀叉那么容易。可是，总统却不断地擂动战鼓，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说中将一九七一年称作“决定性的一年”。他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就宣布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他说，这是为了显示其年前就开战的决心。在埃及宣传工具欢欣鼓舞地作出的猜测中，就差发动进攻的日期和时间了。
我感到十分不安，于是去找萨迪克将军。我说：“总统使我们很为难。如果今年真的开战，他就使我们失去了任何可能达成的突然性。如果今年不开战，他就是在给以色列制造打击我们的借口，至少也是让以色列得到了要求美国提供更多武器的借口。”萨迪克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已经同总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还说：“我认为总统是在搞政治讹诈。”
我不那么喜欢这种讹诈。仅仅是为了保证在政治当局迫使我们发动进攻时不会措手不及，我着手准备实施“高尖塔”计划。但是，“决定性的一年”无声无息地消逝了。一九七二年，我们的两个计划不断完善。“四十一号行动”改称“花岗岩二号”行动，但是除一些细尾末节之外，其他一切——目标、部队、进攻方向等等——依然照旧。“高尖塔”计划同样也无多大变更。
进入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后，我的判断仍与一九七一年的判断相同。“高尖塔”是唯一可用我们现有的力量实现的计划。“花岗岩二号”仍是纸上谈兵，以现有的手段不可能实现。诚然，“花岗岩二号”具有一定的魅力，攻占山口将是十分辉煌的胜利。然而，此举不可能办到的三条理由依然未变：我们的空军实施侦察、提供空中掩护或支援地面作战的能力有限；我们缺乏弥补上述弱点的机动萨姆导弹，我方地面部队的交通运输易遭袭击。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就向沙漠地区推进四十五英里，这无异于再次自寻死路。
“巴德尔计划”之形成
一九七二年十月底，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接替了萨迪克将军。年初，伊斯梅尔·阿里在担任国家情报局局长期间写过一份报告。这是一份对中东局势进行政治和战略估计的报告，专为总统所写，但也发给上层极少数人。我从这份报告中知道了他对战争的一般看法。伊斯梅尔的结论是：埃及尚未作好战争准备。他警告说，在目前情况下，埃及发动或领导的任何攻势，均有可能导致灾难。因此，当我谒见新国防部长，向他汇报我们的计划及其产生经过时，我提醒他勿忘他曾经写过的东西。
我说：“自从您写过报告之后，武装部队的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空军和机动防空配系的情况则尤其如此。”然而，我接着说道：“尽管如此，我确实相信我们能够发动一次目的有限的进攻。”在我向他呈示了“花岗岩二号”和“高尖塔”这两个计划并且陈述了我对这两个计划的分析之后，伊斯梅尔同意我的看法：用目前的力量不可能实现“花岗岩二号”计划；我们应当执行“高尖塔”计划。一九七三年春季——六个月之后——被定为可能发动进攻的日期。
此时，若欲定妥最后的细节，就必须让更多的军官讨论计划。在这些讨论中，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很突出：“我们预期敌人将在何时以及如何发起反击？”这个问题触及了计划工作的核心。敌人发起反击的规模和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它要花多长的时间进行准备，以及我们向它提供了什么样的目标。
在一九六八年以来的历次战略演习中，亦即在最初的不切实际的“花岗岩”计划仍然生效的岁月里，我们曾经设想在渡河后十五至三十分钟内遇到分队规模（从几个坦克排到一个加强坦克营）的反冲击。巴列夫防线上的敌军及其部署在防线后方不超过五英里处的前方装甲部队将组织这些反冲击。两小时内，敌人配属于巴列夫防线的三个装甲旅的其余部队（部署在巴列夫防线后方十至二十英里处）大概会投入战斗。然而，即使仅仅抗击这些部队，我们的突击部队也应当具有足够的规模。敌方用于防守西奈的主力部队——另外的四个装甲旅和四个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的步兵旅，从东边的基地出发，越过西奈去投入战斗，显然需要一些时间。至关紧要的问题是：要花多少时间？“花岗岩”计划设想，在这些部队发起协调一致的反击之前，我们将会争取到三十六至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我们能有这么多的时间吗？
这将取决于敌人能有多长的警报时间。我们对这段时间的估计不断加长。起初，我们的作战部估计：我们的欺骗计划有可能在足够长久的时间内保住准备活动的秘密，因此可以防止过早地引起敌人的警觉。但是，他们认为，以色列肯定会在三天前有所察觉。该部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可在我方发起突击后仅仅二十四小时，就发起大规模反击。后来，我们的国防情报部又作了更加悲观的预言。它估计，敌人将在我方发起进攻的整整十五天之前发觉我们的意图，这就给了他们充分的时间，使之可以在我们发起突击之前动员部队并把不少于十八个旅的部队调到西奈。根据这种灾难性的预测，大规模反击可能在H+6小时至H+8小时之间发生。（H时是发起冲击的时间，H+6是发起冲击后六小时。）坦率地说，国防情报部部长是在为自己留后路。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不会背上黑锅。尽管如此，国防情报部的观点依然反映了技术专家们所谓的最严重的危险。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危险。
实际情况是，我们的计划设想头几波步兵只带轻便武器乘橡皮舟渡河。门桥将在H+5小时左右开始载运装备过河，桥梁将在H+7至H+9小时左右架通。根据门桥的载运能力和桥梁的通行能力，我们可以计算出坦克和重装备需要多久才能大批抵达第一线步兵分队的所在地。结论是：桥头阵地上的各个师不能指望在H+10小时之前获得装甲支援去抗击敌人的反击。这是最乐观的估计，其实很有可能在H+12小时之前都得不到装甲支援。按照国防情报部预测的时间计算，我们面临着四至六小时的危急时刻。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设法弥补这段空隙。我们想出了以下办法：
一、增加配备给先头步兵部队的轻便反坦克导弹。为了加强先头步兵部队，不仅战略预备队，而且所有不参加最初渡河行动的部队或兵团的建制反坦克导弹都抽调出来了。这是一着险棋，然而却是使先头部队能够击退装甲进攻的唯一途径。（我们还设想，一旦我们的坦克渡过运河，就将这些额外的反坦克导弹归还原部队。）
二、加紧敌后活动，尽量迟滞反击部队之到达。
三、缩减步兵突击群原定的推进距离。现在，他们将奉命在运河以东大约三英里处挖壕据守，两翼折向河岸。在继续推进之前，他们将在那里等待重型支援武器。通过收缩各个桥头阵地，我们就可以集中防御火力，提高每英里正面上反坦克导弹的密度，从而增大击退反击的可能性。这些范围有限的新桥头阵地还可以得到运河西岸我方炮兵火力和反坦克火力的支援。此外，步兵亦将完全处于萨姆导弹的保护伞之下。（我们的想法是，萨姆导弹将留在运河以西，位于敌方野战炮兵的射程之外，直到敌方炮兵被歼或被逐退为止。起初，在萨姆导弹艰难地向前转移之前，运河以东萨姆导弹保护伞的纵深将十分有限。）
对于在尽可能宽的正面上跨过运河的计划，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过疑问，即使在那次重新审查时也是如此。早在一九六八年，这已经就是我们的基本思想了。
首先，如果集中在狭窄的正面上发起突击，那么，我们的部队在渡河前的集结期间以及在渡河过程中，就会成为敌方理想的空袭目标。第二，我们的几个步兵师目前在运河西岸进行防御，各自负责运河上的一个地段。让它们在原先的地段投入进攻，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了。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我们的突击部队可以呆在他们的防御阵地内。每个地段内的防御工事——堑壕、掩蔽部、掩体等等，均可用作突击前集结兵力的场所。（构筑新的集结地域会引起敌人的警觉。）我们可以减少突击部队的运动，从而减少敌方先发制人的可能性。第三，如果敌人随后决定在整个正面上发起反击，他们的力量就会分散，我们的坦克、反坦克炮和反坦克导弹击退敌军反击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在对付敌方密度较低的机群时，我们的萨姆导弹也会收到较好的效果。在这些情况下，敌人摧毁某个师的桥头阵地的可能性就会极小。第四，如果敌人转而决定集中力量攻击个别地段，一、两个桥头阵地可能失陷。然而，我们可以从幸存下来的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桥头阵地出击，收复暂时丧失的桥头阵地。
事实证明，我们为了适应国防情报部对反击速度的悲观估计而作的一些改变，是对计划所作的最后的重大修改。当我们投入战斗时，进攻的计划如下：
一、用五个步兵师（各加强一个装甲旅以及从其他部队抽调来的反坦克导弹和轻便萨姆导弹分队）在五个地段上突过苏伊士运河，每个地段宽三英里。
二、目的是逐步摧毁巴列夫防线和击退敌人的反击。
三、到H+18至H+24小时，五个师桥头阵地的纵深要扩展到五英里左右，每个桥头阵地的正面约宽八英里。
四、到H+48小时，这些师应弥合五个桥头阵地之间的空隙，形成两个军团桥头阵地。到11+72小时，这两个军团桥头阵地要连成一个武装部队桥头阵地，伸入运河以东六至九英里。
五、部队构筑工事，并在新阵地上实施防御。
六、大规模使用空降部队和海上登陆部队，以便摧毁敌军司令部和迟滞其预备队之开进。
将近一九七三年四月的时候，伊斯梅尔·阿里将军要我扩大计划，以便突至各山口——这实际上是使“花岗岩二号”计划复活。在比上次为时更久的讨论中，我再次历数了各种困难。伊斯梅尔无法从我的分析中挑出毛病来。最后，他说了实话。这是一项政治指令。萨达特总统正与叙利亚政府接触。显而易见，如果叙利亚人发现我们的计划只限于占领运河以东不足十英里处的一条地线，他们就不会与我们并肩战斗。我的回答是：从军事上讲，这次我们宁愿单干。我们的胜利将会促使叙利亚人同我们一起参加尔后几个回合的战斗。伊斯梅尔拒绝了这个方案。他们已经认定，同叙利亚结盟是政治上的主要行动。我重申了目前的军事力量不可能实现“花岗岩二号”计划。
最后，伊斯梅尔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让我在渡河计划之外，再拟制一个向山口发展进攻的计划。他说，这样就可以让叙利亚人满意。但是他答应，除非情况十分有利，否则决不执行这个计划。伊斯梅尔说道；“假如在我们渡河的过程中敌人的空军遭到了沉重损失，假如敌人因此决定从西奈撤军，我们能说‘呆在原地不动，因为没有计划’吗？”
我讨厌多此一举。但是，我只得服从，并且保守秘密。即使在这部回忆录里，我也不愿泄漏这个计划，但是我必须说出事实真相，而不管这些事实有多丢人。因为，象人一样，国家也是吃一堑长一智的。我们奉命拟制和分发了一个进攻山口的计划——“花岗岩二号”计划的最新修订本。但是，至少对于自己的部队，我们没有隐瞒真相。各军种和军团司令部均被告知。这两个阶段——渡河和向山口推进——是完全独立的。在他们向下属军官下达指示的时候，应当详细说明渡河计划，对于向东发展进攻，只能极其笼统地提一下。事实真相是，我和我的部属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会执行第二阶段的计划。我们使用的词句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说：“经过一段停顿之后，我们将向山口发展进攻。”这是军事上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是说．在采取第二步行动之前，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一下整个局势。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保证完成第二步呢？这个问题也使伊斯梅尔担心。不过，他那时对什么都担心。一九七三年九月的一天，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要开战了。如果一切顺利，没有人会把功劳记在我们的账上。如果出了毛病，那就要寻找替罪羊了。”他十分担心我们的计划失灵，因此我力图用我对计划所抱的信念去安慰他。伊斯梅尔回答说：“那很好，但是最好由总统下达一个授予我们明确任务的指令，这个任务应是我们的武装部队力所能及的任务。有了这个指令，我们就不会面临力不胜任的新任务了。”
伊斯梅尔曾经两次被纳赛尔撤职，精神上的创伤很深。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他首先想到的是为自己留后路。他坚持要求一切都要以文字为凭，不仅对上级如此，对其部属亦然。但是这次我支持了他，因为我们都明白他的言下之意。我说：“我认为不管总统是否下达那样的指令，我们都会开战。不过，搞到一份这样的指令，倒是个好主意。”
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将近九月底的时候，伊斯梅尔将我召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他已经得到了指令。除一句话之外，这份指令都是官样文章。这句话是：“武器部队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和遂行战斗。”这样，从理论上讲，武装部队就可以拒绝接受任何力所不及的任务了。我祝贺伊斯梅尔得到了这份指令。他要我在指令上签收。我毫不迟疑地拔出钢笔，在指令的下端写上“我们必胜”，并且签了名。
最后几乎就剩下给这次行动命名了。显然需要一个比原先的计划名称——“高尖塔”更能鼓舞人心的名字。就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亦即发起突击前不到一个月，最后选定十月六日为D日（进攻发起日）。按伊斯兰历法计算，那是一三九三年斋月第十天。在公元六二四年的斋月里，先知穆罕默德的部队在巴德尔之战中赢得了第一次胜利。于是，“巴德尔行动”这个名称就应运而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