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济岛·第十一
作者：沃尔特·G．赫姆斯·美国
出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出自————《战争通史》
战俘营里的形势直到1952年5月才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但是在此之前就有大量迹象表明战俘营里存在着潜在的危险。骚乱、示威和暴力现象在关押共军的战俘营里已经司空见惯，但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得过且过，敷衍了事，通过谈判很快就能达成停火协议，因而无须采取严厉措施的想法促使联合国军司令部执行了拖延政策，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缺少强硬手段，致使共军俘虏愈发得寸进尺和更加蛮横，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放松了控制，敌军俘虏在那里计划发动一次突然袭击，使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全部战俘问题上来。
战俘同俘获者进行一系列争取平等权利的交涉。这些转变是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开始的。
一、播下种子
突袭仁川以后，第8集团军继续向前推进，北朝鲜陆军开始溃退。在高速行军中，大批敌军被俘押往后方。从1950年8月，俘虏从不到1000人上升到同年11月的13万多人，遗憾的是事先对此几乎毫无准备，一时没有地方关押这么多的俘虏，也没有被服和粮食。更糟糕的是没有足够的兵力看押这些俘虏，被派出执行这项任务的士兵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治安部队数量不足，素质不高一直是使战俘营司令头痛的问题。
战俘被关押在釜山附近时，在北朝鲜被强征入伍，又被联合国军俘虏的前韩国人往往在临时战俘营里充当各级领导。这些前韩国士兵宣誓要反对共产主义，一般都赢得了韩国看守的好感，并能获得有实权控制的地位。
1951年1月战俘总数达到13.7万人。联合国军司令部决定将被俘人员隔离到朝鲜南部沿海的巨济岛。但是在转移之前，南、北朝鲜战俘被分别关押，许多战俘营里因此突然失去各级领导，出现了权力真空。
治安问题在巨济岛上比较好解决，但是要在岛上施工必须克服大量困难。岛上几乎没有天然水源。第一任战俘营司令哈特利·戴姆上校不得不修筑水坝，积蓄雨水，为11.8万本地居民，10万难民和15万战俘提供生活用水。联合国军司令部于1月开始修筑第一道战俘营的围墙，月底就有6万多名战俘从大陆转移到巨济岛。
顷刻间在该岛北端石砾遍野的两座山谷中就建成了各含8个战俘营的四道围墙。原定每个战俘营关押700到1200人，但是各战俘营很快就被塞进了5倍于设计关押量的战俘。岛上可以利用的土地极为有限，战俘营之间的空地不得用来关押战俘。这样做虽然不必增建各种设施，也不必增加看守人数，但是却使拥挤不堪的战俘营里的管理工作复杂化。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块窄小的地域里，各战俘营之间仅仅用刺铁丝网分隔开，他们能够自由地交换思想，有机会策划和举行大规模的示威和暴乱。守卫部队人数有限，战斗力一般都不强，难以在事端初起时恰当地加以控制，事发之后就不可收拾。即将停火，很快就能解决战俘问题的希望时隐时现，联合国军司令部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纠正这个错误。
应该指出，在巨济岛战俘营成立后的第一个月中，岛上时有骚乱现象而且爆发了几起抵抗运动，这些早期发生的问题多数都可以归咎于大量使用了韩国卫兵。他们和北朝鲜战俘互有怨恨，动辄就谩骂威胁大打出手。出现这种紧张局势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一开始战俘领到的给养比卫兵的好。但是后来对此进行了调整。美军治安部队不懂或几乎不懂朝语，而且不愿意干预这种两败俱伤的争端，他们是在不利的条件下采取行动。然而，卫兵与战俘之间的流血冲突还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虽然没有签署有关战俘问题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但是自愿遵守该公约的各项规定。然而日内瓦公约旨在保护战俘的权力，完全没有预料到象1951年到1952年间巨济岛战俘营中滋生出的这种战俘集团。他们有组织，顽固不化，它没有为俘获国处理战俘抵抗这个棘手问题提供保护。各签约国在条约中详细地写出了对战俘的优惠条件和对俘获国的限制，热心地保护战俘，使他们不吃苦，免受不公正或野蛮的待遇。但是他们明显地无法想象出战俘组织起来对俘获国构成威胁时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军司令部每次以武力对付战俘的暴力行为都使自己倍受指责。尽管战俘一再寻衅闹事，但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却似乎成了虐待毫无反抗能力的战俘的武装暴徒。共产党人借此大做文章。
开城谈判之前，战俘公开的抵抗活动和大吵大闹的行为都是无计划的。谈判开始后，战俘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途取决于谈判结果。很多已经公开表示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害怕再回到共产党那边去，而其他期待着被遣返的战俘则明显地倒向战俘营里的共产党组织。被派到前线的北朝鲜特工人用故意让自己被俘，以便潜入战俘营。他们能通过难民、当地居民和游击队与总部保持联系，随意计划、组织和制造战俘事件。战俘在营地里使用可视手段传递消息，在各营地之间，他们或是投掷石块或是口头联系。战俘营医院成了情报交换所，是共产党人的一个抵抗中心。北朝鲜特工人员在战俘营里握有实权，但是他们通常都隐蔽在徒有虚名的指挥者背后，小心行事，力图隐瞒自己的身份。在幕后指挥这些特工人员的不是别人，正是出席停战会谈的北朝鲜首席代表南日中将和李相朝少将。板门店与战俘营之间的密切联系再次证明共产党人是无休止地以各种手段向谈判施加压力。
正当共产党人力图夺取对战俘营的控制时，非共产主义者发动了一场防卫性的反抗斗争，原中国国民党士兵和北朝鲜反共产主义者同他们的对立面发生了流血冲突。一旦他们不能互相说服对方，双方立即诉诸拳棒，甚至使用自制的武器。战俘组织了“袋鼠法庭”，审判不听调遣的战俘。他们审判的速度很快，一般都是判处死刑。出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人员在夜间不进入战俘营，战俘往往不是不敢揭发就是不愿揭发，所以，打人凶手和杀人凶手都逍遥法外，不受惩罚。应该提到的是，即使有时被殴打的战俘愿意出庭作证，战俘营司令也无法起诉凶手，他们在华盛顿的上司不允许用司法手段对付战俘中的罪犯。战俘营司令部被剥夺了这个整顿纪律的手段，被迫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管理战俘。
上级机关不自觉地加剧了战俘营里的不满情绪。为了让战俘进行有益的活动，1951年执行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即是一例。方向课成了共产党人攻击谩骂的对象。尽管这些讲座完全是自愿参加，但是它们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使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与共产主义的谬误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人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而教育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战俘学习职业技能，掌握获释后的生活手段。共产党人乐于学习金属加工技术，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制造各种武器，而不是生产卫生器皿、火炉或花匠工具。一有机会，他们就用这些武器夺取战俘营内的控制权。
一个自封的人民法庭在1951年9月杀害了15名战俘。当月19日，78号营地发生暴乱，有3人死于非命。为了恢复秩序，转移面临死亡威胁的200名战俘，必须立即调来紧急增援部队。由于战俘营里的骚乱与日俱增，负责所有战俘营的第二后勤部请求范弗里特增派保安人员。第二后勤部参谋长指出，由于旷日持久的监禁，前途不测和共产党人的反宣传和对教育计划煽动，战俘营里的紧张局势日趋严重。他还提请范弗里特注意，守备部队的素质还远不符合要求。
范弗里特在9月的动乱之后视察了战俘营，重新组织并加强了保安力量。从1月战俘营成立到9月中旬小莫里斯·菲茨杰拉德出任司令，其间共有8位司令，几乎是一月一换。正如菲茨杰拉德事后所说，“巨济岛是司令官的坟场。”范弗里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0月组建了8137宪兵大队。除已派遣到岛上的3个营外，又有4个警卫连被调入该大队。11月步兵第23团的一个营到达巨济岛。到12月岛上已驻有9000多美军和韩国人员，但是这仍然比所需要的人数少大约6000人。
争斗的双方——共产党人和反共产主义者，在12月里大打出手，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夺取对战俘营的控制权。12月18日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石块战，紧接着又发生了骚乱和示威，有14人丧生，24人受伤。
暴力事件增多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咎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战俘营里并始进行甄别。负责第二后勤部的杨特将军事后对远东司令说：“在开始执行甄别计划之前，美方人员可以随时进入战俘营，他们对战俘营的管理虽然不无有待改进之处，但是还能使人满意。”
有3.7万多名战俘在11、12月间受到甄别，被划为被拘留敌侨。当有更多战俘暗示不愿意被遣返或者表明他们同情反共产主义者时，战俘中的共产党人对甄别活动更加敏感。巨济岛战俘营司令于1952年1月初决定再次甄别已被定为被拘留敌侨的战俘。这时战俘营里已经是危机四伏，冲突一触即发。韩国地方工作人员再次单独接见战俘的目的是为了纠正第一次单独会见时造成的差错，把不愿被遣返的战俘和忠诚的共产党人分开。
尽管战俘营里冲突事件屡见不鲜，但是除了62号战俘营里的5600人外，从1月初到2月中旬，所有战俘都受到了甄别。共产党人在这个战俘营里控制严密，拒绝甄别工作队进入战俘营。这个战俘营里的领导人声称62号战俘营里的所有人都期望着重返北朝鲜，在这里搞甄别毫无意义，纯粹是浪费时间。韩国甄别工作队要完成自己任务的决心也不亚于共产党人。2月18日凌晨，第27步兵团第8营被调来，在该战俘营正面进入阵地。四连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横穿战俘营，将其一分为四。但是共产党人面对武力警告，拒不低头。他们从临时营房里鱼贯而出，手握镐把、利刃、斧头、链枷和帐篷杆，将步兵团团围住。其他人一面投掷石块，步步逼近，一面大声嘶叫挑衅。约有1000到1500名战俘参加了进攻，士兵们被迫使用气浪手榴弹，当气浪手榴弹不能阻止他们的进攻时，联合国军司令部部队不得不开火射击。55名战俘被当场击毙，22人死在医院里，另有140多人受伤。美军有1人被打死，20多人被打伤。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人的生命在他们眼中微不足道。无论如何，共产党人总算赢得了他们的胜利。步兵撤走了，这个战俘营没有受到甄别。
联合国军司令部担心这一事件在被传到共方的过程中会受到歪曲，就此发布了官方声明，公正地将责任归咎于该战俘营的共产党领导人。陆军部指示范弗里特要讲清楚，参加暴动的只有1500人，他们中间没有战俘，都是被拘留的敌侨。鉴于共产党代表必将在板门店就此提出抗议，专门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被拘留的敌侨可以看作韩国政府的内部事务，不是停火谈判的内容。
但是62号战俘营里那场战斗的结果并不仅仅是共产党人在板门店的抗议。2月20日，范弗里特任命弗朗西斯·多德准将为战俘营司令，以整顿纪律。一周后范弗里特收到东京发来的指示：
关于对巨济岛战俘的控制。第62号战俘营最近发生的暴乱有力地说明，许多战俘营可能是由共产党人或反共产主义者的暴力领导所控制。这种颠覆性的领导极为危险，尤其是你如果命令下级在近期内大规模地甄别或隔离战俘，会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停战谈判中遇到更多的麻烦。我希望你亲自制订这项计划。兹指出再次发生暴乱的严重后果和对战俘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管理措施的迫切性。
李奇微的命令包括共产党人和反共产主义者双方，但是后者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员之间有合作关系，他们只是在战俘中遇到同情共产主义者时才变得残酷无情。3月15日在这两个相互仇视的集团之间又发生了一场流血冲突。狂热的共产党人用石块攻击一队途经他们营地的反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韩国卫兵。韩国卫兵没有接到命令就开枪还击。当他们被控制住时已有12名战俘被击毙，26名被击伤，企图劝止这场枪击的一位韩国人和一位美国军官也被打伤。
对巨济岛上的战俘来说，4月是个重要的月份。4月2日共方表示希望得知如果进行甄别，愿意回到他们控制中的战俘的确切人数。这表明敌人也许愿意打破谈判自愿遣返问题的僵局。为了获得确切的数字，联合国军司令部于4月8日开始执行新的甄别计划。在此后的日子里，除关押在7个战俘营里的3.7万北朝鲜人拒绝甄别队进入外，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工作队会见了所有战俘。正如上文所述，甄别结果让最乐观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士也感到惊愕。17万军方和非军方战俘中仅有7万人表示愿意重新回到共产党方面。敌人一直期待着甄别结果会是比这高得多的遣返率。他们先是惊惶失措，继而恼羞成怒。板门店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共产党人重新开始全面攻击甄别。共产党人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甄别所得出的不利结果非常忧虑，考虑到敌方谈判代表与战俘营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忠于共方的战俘营里迅速出现了同样的情绪就不足为奇了。
范弗里特在甄别战俘的过程中就通知李奇微，他正在隔离反共的战俘，把他们转移到大陆上去。他认为疏散战俘可以减少发生骚乱的可能性，虽然这意味着要增加管理人员监督和组织新建的战俘营。隔离和疏散战俘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巨济岛上由亲共分子取代了被转移走的反共战俘，这非但于事无补，反倒加强了共产党人对战俘营的控制。他们现在不必再进行两败俱伤的争斗。在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斗争中，他们确信能够得到同营战俘全力以赴的支持。主要敌对力量被转移到大陆上以后，岛上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共产党控制的各战俘营比以前更容易采取一致行动，发动一场诋毁甄别计划的有力运动。
除了共产党人控制的战俘营里普遍存在的政治上的不安定外，4月初一个引起战俘不满的偶然因素又使局势复杂化。在此之前，韩国陆军一直负责按战俘定量供应各种粮食。但是韩国政府在8月通知第8集团军，他们无力继续承担这一重负。因此，范弗里特告诉第三后勤部，今后将不得不通过美国陆军这条渠道保证粮食供应。不幸的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提前定货，联合国民助总部无法按规定的大米和其它粮食各占50％的比例供应粮食。4月配给战俘的定量是大米、小麦、大麦各占1／3。战俘营里因此一时怨声载道。
到4月底，在关押共军战俘的17座战俘营里，已经甄别了10座，其它7座战俘营拒绝接受任何单独谈话。范弗里特几乎确信不疑，只有使用武力，引起伤亡，才能甄别这些顽抗的战俘营。4月28日，他在制定使用武力的计划时报告李奇微，一旦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部队进入顽抗中的战俘营，已经受到甄别的战俘可能举行暴力示威。范弗里特预计会碰到麻烦，将步兵第9团3营调到巨济岛，加强步兵38团，并且命令步兵第15团1营和韩国的第20团在釜山集结。他采取了防范措施，打算过了5月1日就开始进行甄别。
面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暴力冲突，李奇微决定请求允许取消这次强行甄别：
这些战俘营里组织严密，必须使用近乎野蛮的武力手段才能有效地控制它们，这可能导致大量战俘伤亡。虽然我可以进行这种强行甄别，但是，我认为由于有在战俘和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员之间引起暴力冲突的危险，这将是不明智的做法。而且，不利的宣传报导可能引起……，立即为共产党人提供可以充分利用的材料……
这一要求和李奇微提出的，将未甄别的战俘营里的战俘都列为希望被遣返者的计划都获得批准。由于没能同这些战俘营里的战俘逐一谈话，很可能有些人无法表达自己不愿遣返的愿望。但是，李奇微的上司认为，如果这些战俘坚决不愿回到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他们总会设法让人知道自己的愿望。
巨济岛上的紧张局势理应随着强行甄别的提法被人忘却而出现缓和，但是，远东司令部宪兵主任罗伯特·卓别林上校5月初视察战俘营后汇报说，在共产党人控制的战俘营里缺乏秩序，非常危险，那里的战俘甚至拒绝领取自己的给养食品。由于有可能再次发生使联合国军司令部陷于窘境，尤其是在板门店陷入窘境的骚乱事件，李奇微提醒范弗里特，无论是否进行甄别都一定要维持正常的秩序。实际上最使范弗里特担忧的不是战俘营里的局势，而是卓别林上校没有首先向第8集团军报告他对战俘营的印象。他在6月5日告诉李奇微，对于巨济岛的形势不必“大惊小怪”。
实际上第8集团军的将领坦率地承认，联合国军司令部官员不能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进入共产党人控制的战俘营检查卫生，监督医药供应情况和管理战俘，他们只是从外部控制这些战俘营。就此而言，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保安部队倒的确防止了战俘外逃。这样到5月7日忠于共产党的战俘和联合国军司令部之间似乎已形成了对峙。前者在战俘营里有控制权，但是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走出战俘营；后者在战俘营外有控制权，但是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进入战俘营。取消强行甄别后，联合国军司令部表示宁愿接受现状也不愿再在战俘营里引起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态的发展将取决于共产党人的行动。
二、时机成熟
没过多久共产党战俘就开始行动了。事后的调查表明，他们已经熟悉了战俘营司令多德将军的习惯，整个春季都在密谋一项计划，到6月初计划已经修订完毕。他们不仅非常清楚多德急于缓和战俘营里的紧张局势，而且知道他经常不带武器来战俘营的出入口同战俘中的领导人谈话。多德通过这种私下接触详细地了解到战俘营里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也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在巨济岛上只有卫兵携带武器。因为总有工作队进出战俘营，所以各营门都不上锁。保安人员除非是出于自卫，或是在极端紧急的情况才许开枪射击，他们的弹膛里也不许压子弹。共产党人已经成功地绑架了几名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员。尽管事后当地们的要求被反映上去以后，共产党人没有伤害就释放了他们，但是这种做法已不是新鲜事了。由于以前的几次绑架证明这种做法有利可图，敌军俘虏显然决定要撒开他们的大网，捕捉一条最大的鱼——战俘营司令。他们利用他乐于接近战俘的弱点，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5月6日傍晚，第76号战俘营的一队战俘劳工拒绝进入战俘营，他们要求见该战俘营的指挥官第74宪兵营营长威尔伯·雷文中校。这些战俘对雷文说卫兵殴打了该战俘营的成员，并对他们搜身，寻找禁运物品。雷文答应调查此事，战俘们似乎很满意，但是他们要求在第二人见多德将军，讨论一些重要问题。雷文对此未置可否，因为他不愿让战俘觉得他们可以随意召见战俘营的司令官，但是他答应向将军转告此事。
战俘们表示如果多德前来同他们会谈，就愿意登记自己的姓名并按手印。他们在陷阱里狡猾地放了一块诱饵。多德刚刚接到命令，要他编造一份包括所有巨济岛上现有战俘的准确的花名册，并弄清楚他们的身份。这样一个不流血就能获得成功的机会太诱人了，不能错过。
5月7日，刚过14时雷文就结束了同76号战俘营中的战俘领导人的谈话。几分钟后，多德驱车前来。他们同往常一样，隔着没上锁的大门交谈。共产党人先是就他们认为应该发放的食物和被服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然后转到政治方面，打听有关停战谈判的情况。他们反复邀请多德和雷文到战俘营里去坐，说是为了在更轻松的气氛中会谈。雷文以前曾经遭到战俘绑架、关押，所以，直截了当地回绝了邀请。与此同时，许多战俘凑到出入口周围，多德允许他们走近来听这里的对话。会谈期间，一队上交救援帐篷的战俘来到出入口，为了放他们出去，守卫打开了外面的那道门，事后也没有关严。战俘们向多德和雷文身边靠拢，似乎是要结束他们之间的谈话。突然，他们一拥而上，将两位指挥官往战俘营里拖。雷文抱住一根柱子，死不撒手，卫兵赶来用刺刀驱退了战俘。但是多德很快就被拖进了战俘营，三下两下就被搡进了一座为他准备好的帐篷。战俘们对他说这是有计划的绑架，别的战俘营如果有同样的机会也要试图抓住他。
共产党人完成第一阶段的计划后立即着手执行第二阶段的计划。多德被绑架后仅几分钟，他们就升起一面大信号旗，宣布“我们抓住了多德。只要我们的要求得到解决，他的安全有保证。如果发生开枪射击这类野蛮行为，他的生命就危险”。接着，多德传出他的第一张便条，说他没事儿，要求在17时以前不要派部队营救他。显然多德将军认为他能在此之前说服战俘放他出来。
One of the most humiliating events for the UNC in the Korean War took place on May 7, 1952, when camp commandant General Dodd was trapped, taken prisoner and put on trial by the communist leaders of compound 76.
与此同时，多德被绑架的消息立即传给了第二后勤部部长杨特将军，并通过他传给了范弗里特。范弗里特当即命令杨特，没有第8集团军的允许，不准以武力营救多德。杨特派遣他的参谋长威廉·克雷格乘飞机去接管巨济岛战俘营。杨特重申范弗里特禁止使用武力的命令，他对克雷格说：“我们要说服他们。当然，如果有人组织大规模的暴乱，我们毫无疑问要反击……。除非他们企图暴乱，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用武力征服他们，要等待他们的屈服。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冷静地对待这一事件，如果我们刺激他们，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次谈话处处体现出对战俘可能集体越狱和由此引起伤亡的担忧，反映了多德的上级对可能出现暴炸性局势的最初态度。大规模的暴乱意味着使用武力，产生可以被敌人利用的不利舆论。
多德在76号战俘营里同意为战俘做中间人，向外界传达他们的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他安装了一部电话。根据多德的建议，其它各战俘营的代表被带到第76号战俘营，商讨即将提交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各项要求。克洛格上校试图让一位北朝鲜的高级将领李汉其说服76号战俘营的战俘，释放多德。但是李一获准进入该战俘营就呆在里面不出来了，成了战俘的代言人。
共产党代表在7日晚开会，多德极力主张不要派部队来营救他，他认为自己不会受到伤害。这是有根据的推测，因为如果多德受到伤害，共产党人就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本钱。在这一点上，多德的请求与杨特和范弗里特的希望不谋而合。克洛格上校正在拖延时间，他同意坐以静观。5月7日夜晚格外漫长，联合国军司令部部队彻夜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有一点似乎很明显，共产党人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他们不但设法绑架了多德，而且成功地利用他开始了谈判。狡猾的战俘利用联合国军司令部唯恐发生集体越狱和多德的生命受到威胁，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战俘代表第二天再次开会时，交给多德一份他们的要求。战俘提出的当务之急是成立战俘联合会，并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承认这一组织，在几个战俘营之间架设电话，提供两部汽车以解决各战俘营之间的交通问题。尽管多德无权签署协议，但是他还是同意提供大多数战俘坚决要求获得的器材设备。会议结束后，各战俘营的代表要回去向战俘传达会议内容，因而又拖延了一段时间。杨特将军拒绝让战俘代表离开76号战俘营，直到当天下午范弗里特否决了他的这项提议，他才放行。各位代表同他们的同营战俘商议后返回时，暮色已经降临在巨济岛上。
在战俘们开会期间，克拉克将军正在调来训练有素的机枪射手，调运手榴弹和防毒面具。步兵第9团乘坦克登陆艇由釜山向巨济岛开来，韩国海军舰艇包围了该岛，以防发生集体越狱。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的飞机都处于戒备状态。从步兵第8师调来的第64中型坦克营B连，直奔釜山。范弗里特调美国第1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管战俘营，搭救多德。选择一位作战部队的指挥官解决这场危机，意味着现在将要试图以军事手段解决这场危机。科尔森在接到任命之前对巨济岛的形势一无所知，对板门店正在讨论的各项问题也不甚了解。
科尔森出任司令坚定了范弗里特的信念，现在将要采用武力手段。他给杨特的第一道命令明确地指出将要采取的各项步骤，给76号战俘营发布一道正式书面命令，要求他们立即释放多德。与此同时，通知战俘们多德已不再担任战俘营司令职务，无权做出任何决定。如果他们拒绝释放多德，杨特将确定一个最后限期，警告共产党人，一旦使用武力，他们要为多德的安全负责。最后限期一到，杨特就将强行进入该战俘营，营救多德，’夺取对战俘营的全面控制权气。5月8日晚，杨特向科尔森转达了范弗里特的命令。
在这一戏剧性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其它必须考虑到的因素。多德在76号战俘营里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战俘们竭尽全力为他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允许给他送治疗胃溃疡的药物，没有对他使用任何刑罚。但是他们明确表示要毫不迟疑地用暴力回击任何以武力营救多德的企图，多德就会成为第一个伤亡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期望多德会与他们合作，帮助他们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协定，多德决定唯命是从。
5月9日凌晨，科尔森签发了第一道正式命令，要求安全释放多德，6小时后他又签发了第二道命令。李汉其上校终于有了回音，他拒绝执行命令，说多德已经承认他有行凶暴行，“惨无人道地屠杀战俘”。李认为科尔森是新上任的战俘营司令，要求他在战俘营的会议上与多德见面。显然共产党人在同联合国司令部取得一致看法之前，不打算释放多德。
战俘拒不执行命令本应导致科尔森发出最后通牒，但是科尔森决定从大陆上运来坦克后再使用武力。这批坦克要到9日晚才能运到，所以第二天早晨才能开始解决战俘营的行动。杨特和第8集团军参谋长奥兰德·穆德少将一致同意推迟行动。科尔森决定，在此期间不再对战俘进一步妥协。他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制止战俘代表在他们的营地与76号战俘营之间自由返往。
科尔森的态度逐渐强硬，联合国军在战俘营周围公开准备采取行动，共产党人对此焦虑不安，露出了紧张的神情。他们让多德问科尔森，是否可以继续会谈，有无中断的危险。他们再次保证，会议结束后，如果不发生意外事件，他们将释放多德。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6月10日以前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所以战俘们可以继续放心地开会。
战俘们9日开会时对俘获多德又有了新的看法。他们告诉这位人质，他们不但要讨论成立战俘联合会，而且要讨论在会上提出的迫害战俘的野蛮行径，以及遣返和甄别问题。我们很难确定共产党人提出自己的要求，是因为他们利用多德获得了成功，联合国军司令部又愿意谈判刺激了他们呢，还是一个事先计划好的行动——很可能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给他们壮了胆，要试试自己的运气。
战俘自己成立了人民法庭，列举了19条伤害战俘的罪行，要求多德逐一解释这些战俘死伤的原因。虽然他们通常都愿意接受多德的解释，并倾向于撤回他们的控告，但是在被关押在重兵包围下的战俘营里审判被绑架的战俘营司令，在现代战争史上还是个绝无仅有的奇观。
在共产党人审判多德期间，科尔森派步兵第38团加强了各战俘营的看守力量，并在每个重要的位置上都设置了两件自动武器。他命令28团团长小威廉·克南制定一项使用坦克、装甲车、喷火器、催泪弹，50毫米口径的短筒防暴枪等武器强行进入76号战俘营的计划，预定的进攻时间为5月10日10时。
当天下午范弗里特乘飞机来到巨济岛召开会议。他此行之前与李奇微和刚到远东的他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军讨论了局势，他们一致同意对这一紧急事件不做任何报道，禁止拍照。他们要求科尔森在攻打战俘营的战斗中要尽一切努力，确保不参战的战俘有和平投诚的机会。范弗里特补充说，他认为美军应首先从战俘营外用火力压服战俘，把他们赶进小型战俘营，然后再进入。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批准战俘的要求，同意他们成立战俘联合会，并为其提供器材设备。但是他提醒科尔森，为营救多德，整顿纪律，确保对战俘营的正常控制，他有全权使用各种必需的武力手段。无论这一事件的后果如何，范弗里特要求疏散战俘。他让科尔森确定对76号战俘营采取行动的时间，但是谈判阶段应于5月10日10时终止。
由于翻译过程费时耗力，对多德的审判拖了整整一个下午。黄昏时，多德见当夜显然已无法结束审判，就打电话请求科尔森将时间延至次日午时。他觉得他们会遵守诺言，会议一结束就释放他。但是第8集团军拒绝改变10时这一最后期限，科尔森将此转告了多德。正是在这时，共产党人宣称他们原打算这个会议要开10天，但是考虑到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他们将争取在次日上午结束自己的工作。
5月9日晚至次日晨，有20辆坦克到达巨济岛，进入阵地，其中5辆装有喷火器。通讯兵架设了备用线路。为容纳76号战俘营的战俘，准备了16座小型战俘营。各种枪炮都已进入阵地，并且给士兵发放了防毒面具。最后的准备工作全面就绪后，部队稍事休息。多德和科尔森在当晚最后一次通话时互相告别，他们两人都认为这次军事行动结束时，多德将已经不在人间。
天黑不久就下起了大雨，持续了一夜没停。天刚拂晓，浓雾又笼罩了整个战俘营。科尔森不顾天气恶劣，决心开始行动。他向杨特表示，对于共产党人会释放多德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愚蠢”的行为，他不相信他们的诚意。
但是，就在阳光冲破迷雾照射在这座局势紧张的岛屿上时，科尔森收到了共产党人的最新要求。由于多德和他都已经基本上同意了有关成立战俘联合会的11条要求，共产党人没有就此再耗费时间，而是将攻击矛头指向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俘政策，要求遣返战俘，反对甄别。下面是战俘提交的译文(译得很草率)的全文；
1．立即停止你们军队的野蛮暴行，侮辱、拷打、强迫写血书声明的做法，威胁，监禁，大规模屠杀，枪杀和机枪扫射，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对战俘进行原子弹实验，你们应根据国际法保证战俘的人权和个人生活。
2．立即停止对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毫无道理的所谓自愿遣返。
3．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调查甄别。
4．立即承认由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同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代表组(委员会)，你方司令部要与它密切合作。这个代表组在收到你方宣布对上述各款令人满意的解决后将交还美国准将多德，我们将等待着你方热情、真诚的答复。
共产党人的目的现在已十分明显，联合国军司令部若承认头三条要求的合法性，甄别工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在板门店坚持的遣返政策都将信誉扫地。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是象战俘指控的那样，在战俘营里违返日内瓦公约，实行恐怖统治，那么世界各国又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它所公布的甄别数字呢？
科尔森已经向76号战俘营发出最后通告，要求他们释放多德，但是由于收到了这4条要求和另外两份情报，他又变得踌躇不前。情报表明，其它所有战俘营都已做好准备，一旦他发动进攻就集体越狱，似乎是为了证实这条情报的可靠性，战俘营附近的村庄也都空空如也。双方都将可能遭受重大伤亡，多德将军的性命难保，促使科尔森下定决心。由于战俘提出的指控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他和杨特通话，告诉他科尔森可以直接通知多德，这些控告与事实不符。科尔森愿意承认战俘联合会，但是他无权决定遣返问题。科尔森认为，如果杨特能够获权取消战俘注册登记甄别，他可以做出战俘所能接受的答复。穆德将军觉得可以停止战俘注册登记甄别，批准杨特自己酌情处理。
共产党人自然要求科尔森做出书面答复，这样就绝无可能在十点钟以前结束谈判。由于某种原因，科尔森所能找到的译员翻译得又慢又不准确。延长了谈判的进程。科尔森不顾一切地推迟采取行动，答复战俘提出的要求：
1．关于来函之第一条。我必须告诉贵方，我们现在没有，也从来没有犯过任何你们捏造的过错。我可以向贵方保证，我们将继续执行这项政策，战俘在这个战俘营里可以期望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
2．关于贵方提出的第二条，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自愿遣返一事。这是板门店谈判正在讨论的问题，本人无权对此做出决定也无法施加影响。
3．关于贵方提出的第三条，强行甄别一事，我可以通知贵方，在多德安全获释后，这个战俘营里将不再强行甄别，也不试图进行任何核实花名册的甄别。
4．关于贵方提出的第四条。我们不反对由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组成一个组织或委员会，并且愿意在多德获释后，尽快讨论有关细节。
科尔森又补充，必须在12点以前释放多德，不准拖延。
科尔森的答复除了第3条中“不再”一词外，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共产党人拒绝接受这个答复，拒不释放多德。共产党人决心从联合国军司令部获得更多的好处再交出他们的王牌。双方从早到晚讨价还价，战俘对科尔森答复的措辞咬文嚼字，争论不休。
巨济岛上双方围绕具体措词唇枪舌剑，不善罢干休，李奇微和范弗里特越来越难于搞清正在发生的情况。在上述4条传到联合国军司令部总部之前，李奇微曾企图制止科尔森做出答复，但是已经为时过晚。他意识到承认战俘提出的指控将带来的舆论后果，但是范弗里特向他保证，科尔森的答复不带有任何承认犯有不合法行为或应该受指责行为的暗示。天色渐晚，东京还没有接到有关科尔森与共产党人谈判的报告，李奇微变得烦躁不安。他抱怨没有从巨济岛发来的消息，指出一旦科尔森接受了战俘的要求，将给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事业带来无法计算的损失。“我至今仍未能得到一份你战俘营司令对共产党人的最新要求采取了什么措施的及时准确的报告。我因此极为不便进一步下达命令。”
实际上范弗里特所了解的情况并不比李奇微多。科尔森忙得不可开交，就连杨特也无法完全了解事态的每一步发展。最后期限12点钟到了，双方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多德给科尔森打电话陈述战俘的理由。他争辩说过去有过战俘被杀害的事件，但是科尔森的回答对此一概予以否定。多德承认最主要的困难是怎样措词。但是这些困难不解决，共产党人是不会释放他的。多德在电话上将自己的想法和坐在他身边的战俘领导人的建议告诉科尔森，以便他以战俘所能接受的形式做出答复。他又主动要求写进战俘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改动部分。科尔森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将战俘的反对意见向杨特做了大概汇报。
科尔森在第二稿仍不能满足共产党人的要求后，企图明确地同意他们的要求，以杜绝任何进一步拖延的借口：
1．关于贵方信中第1条。我承认发生过联合国军部队打死、打伤战俘的流血事件。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将根据国际法原则，在本战俘营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我将在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杜绝暴力行为和流血事件。如果今后发生类似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2．关于贵方来函之第2条，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自愿遣返一事。这是板门店谈判正在讨论的问题，我无法控制或影响和平谈判将做出的决定。
3．关于贵方来函之第3条，强行调查(甄别)一事。我可以通知贵方，多德将军安全获释后，这座战俘营将不再强行甄别战俘，不再征集战俘入伍，也不进行任何核准花名册的甄别。
4．关于贵方来函之第4条。我们同意根据被我批准，由多德将军同意的各项细则，成立由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战俘代表小组或委员会。
由于翻译和讨论这些修改部分耗费了大量时间，释放时间被推到晚上20时。
到傍晚时战俘才研究完最后的译文。共产党人企图在这出被杨特称之为“喜歌剧”的事件上再最后添上一笔东方色彩。他们想再扣留多德一夜，以便第二天早上举行一个小型仪式。为了表示感谢多德所做出的努力，他们要用花朵装扮多德，护送他到战俘营出口。但是科尔森已经受够了，不愿再做任何退让。他要求根据协议，当晚就放多德出来。共产党人已经达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他们认为可以做出这个让步。20时30分，多德走出了76号战俘营，他当即被带走，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这出充满悲剧泛音的喜歌剧因释放多德而达到高潮，但是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也同样引人入胜。然而简要地分析一下该事件也许有益于我们讨论它所造成的影响。
毋庸置疑，在这次绑架发生之前，李奇微和范弗里特清楚地了解巨济岛上的形势。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员已有几星期被禁止进入许多战俘营，这里可能发生暴力事件已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远东司令部和第8集团军都清楚，巨济岛象一位慢性阑尾炎患者，迟早都必须接受彻底治疗，可是他们宁愿等病情转为危急时再动手术。
既然战俘已经明确地制定了绑架多德的计划，他们也许最终总是会抓住他的，他要保持与战俘之间的联系就难免要遭他们绑架。除非他使用武力把战犯领导带出战俘营，他要么自己找上门去向他们谈话，要么断绝与他们的联系。考虑到多德命令对所有战俘造册登记并按指纹，但是他又不愿意使用武力，他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如果加强保卫措施，在大门上锁，谈判期间在多德与战俘之间设置一道卫兵隔离层也许能防止发生这次绑架事件。但是多德却对此掉以轻心，过分信任战俘的真心诚意。
事实上绑架多德事件本身也许并不重要。共产党人完全是由于巧妙地利用了多德这个人质，并且威胁要举行集体越狱，为绑架做后盾才得以如此大胆地敲诈勒索。尽管岛上有11000多名受到坦克和其它武器支援的武装部队，尽管李奇微和范弗里特有指示，如果不释放多德就使用武力，共产党人还是胜利了。一个已开始用军事手段解决的军事问题变成了按俘虏条款解决的政治问题。共产党是从不放弃他们所取得的主动权的，他们以大规模抵抗作为威胁的武器，成功地制止了动用武力，并且利用了科尔森想用不流血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
在谈判的最后一天里，多德作为中间人的作用变得更为举足轻重了。由于推迟行动带来了新的生机，他热情地帮助制定接受俘虏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他极力主张科尔森在有争议的条款上做出让步而同意共方的立场。时间紧与翻译的匆忙则加大了含混不清的程度。很显然，共方知道他们想要得到什么，知道多德和科尔森对防止伤亡要比对否认政治和宣传有利于敌人感兴趣得多。
遗憾的是，这种匆匆进行的继续谈判使上级司令部得到的情报减少了，很可能被对方抓住了某些易被歪曲和曲解的谈话。结果证明，科尔森以多德的生命作为宣传武器，这对共方来说，要比其战俘的生命有价值得多。
如果不提与多德事件相联系的两个问题和随之而发生的事件，就此结束那将是不公正的。要是动用了武力，显然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第一，共方很可能对控制的联合国军俘虏采取报复行动；第二，共方在这些谈判中达到的目的很可能会削弱战俘集中营后来的抵抗。虽然很难对上述可能情况之重要性做出判断，但也不应忘记或忽视它们。
三、苦果
尽管范弗里特想贬低科尔森之来信的价值，但克拉克及其在华盛顿的上司们对此则非常重视。他们意识到，共产党肯定会利用不利于美方的种种解释。例如象“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将受到人道的待遇”这样的话，意味着战俘在过去没有受到人道的待遇。“不再对本战俘营中的战俘进行强行甄别或不予重新武装”的保证将给人留下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因为从来就没有重新武装过俘虏和已经停止了强行甄别。
由于新闻界急于发表这方面的消息，克拉克决定发表对该事件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谈到了战俘的要求和科尔森的答复。多德还同新闻记者见了面，简述了自己被俘及被释放的经过。对事件及信件的反映对我们很不利，而共产主义者在板门店的代表又抓住联合国军代表的窘态大肆宣传。
杨特在第二后勤部建立了一个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组，结果发现，多德和科尔森是无可指责的。但范弗里特并不罢休，他认为多德指挥不利，他当时对科尔森的建议也不适宜，因此范弗里特建议对多德采取行政措施，对科尔森应给予处分。克拉克更加严厉，他建议将多德和科尔森降为上校，给杨特行政处分，因为他未能发现科尔森声明中的各种错误说法。国防部采纳了克拉克的建议。
虽然对与事件有关的主要人员都及时作了处理，但并没解决如何处理科尔森声明本身的问题，也未触及存在已久的集中营战俘问题。尽管华盛顿的头目不想否认科尔森信件这一事实，他们却指使克拉克否认信件的确切性。原因是：首先信是被迫写的，其次科尔森无权接受共产党违反原则的各项要求。第一点是事实，而后一点很值得研究。
柯林斯知道只是否认应付不了新闻界，于是他在5月27日授权克拉克发表了一条简短、纯报道式的消息。柯林斯参谋长认为联合国军一贯遵守日内瓦公约，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定期进入战俘营。他指示克拉克在报道中强调这一点，还应着重指出事件是由狂热的共产党顽固分子引起的，报道的结尾应说明远东司令部正在采取的各项措施。
巨济岛骚乱后，联合国军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一贯态度强硬的联合国军司令部首次披露釜山的第10战俘营为战俘医疗地，当谈到病人和其他细节时还透露，对第1、2、3战俘营的3500人尚未进行甄别隔离。为了抢先行动，战俘营司令约翰·博斯蒂克在5月11日通知战俘，只在新的战俘营供给水和食物。他打算在新的战俘营对战俘进行全面审查，将病人隔离起来。第3战俘营的战俘无视布置在三个战俘营周围的三个步兵营，提出了先经过谈判才能接受审查和转移。博斯蒂克拒绝会见第3战俘营的代表，其他两个战俘营对他的命令未提异议。
一个似乎安静的夜晚之后，战俘们开始行动了，他们写了标语牌，挥动着旗子，高唱着爱国歌曲开始了示威。15团的士兵手持刺刀枪包围了战俘营，坦克也出动了，但并未进行大搜查。
示威者不顾其他战俘的反对，拒不服从博斯蒂克的命令。5月12日晚，第3战俘营里有人准备了沙袋，但事态并未扩大。第二天，扩音器里反复叫喊着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命令，并说明已在新的集中营里为战俘准备了饭食、香烟，但战俘们对此置之一笑。
14日，一些士兵放了几发流弹，战俘们向他们投掷石块，但僵局并未打破，为此，范弗里特同意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会见战俘。第1战俘营的战俘首先要求会见红十字会的代表，其他集中营随即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同红十字会的代表见过面之后，战俘们略有稳定，但仍不想服从博斯蒂克的命令。5月15日，杨特征得博斯蒂克的同意后，决定暂不进行审查，先控制局面，在板门店达成协议前，对未经审查的战俘先不予登记。于是，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5月17日，博斯蒂克与第1战俘营的代表达成了协议，该集中营的战俘同意在不经审查、不附带其他条件的前提下转移到新的战俘营。
范弗里特原指望其他战俘营的战俘会按照第1战俘营的方式同意转移，但事实并非如此，5月19日，范弗里特决定使用武力。第二天早晨，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接着步兵进入了第3战俘营，准备镇压战俘的反抗。战俘们手持石块、链枷、削尖的帐篷杆、钢管和大刀边喊边骂着迎敌。士兵们表现了良好的战斗素质，他们用催泪弹冲散了战俘的队伍，把战俘驱赶到一个角落，然后强迫他们转移。结果11名战俘死亡，29人负伤，联合国军中只有1名美国士兵受伤。策2战俘营的战俘慑于第3战俘营的情况，5月21日当他们转移时没进行反抗，双方均无伤亡。
多德事件后，对战俘是否进行审查成为次要问题，范弗里特最关心的是如何重新控制各战俘营。5月中旬，他让参谋部认真分析了形势，5月16日参谋部提出了三条建议供选择。一，将全部战俘转移出朝鲜。二，将战俘在朝鲜内疏散。三，将第1、2战俘营合并，把多余的战俘疏散。如果把战俘全部撤离朝鲜，第8集团军司令便可以腾出手来把精力集中在主要工作上，同时还解除了后顾之忧。如果采纳第三条建议，部分转移战俘后至少可以减轻第8集团军的压力。开始范弗里特打算采纳第一条建议，后来觉得第三条更合适，因为在朝鲜境内将战俘疏散更容易控制，当然，这会增加后勤和安全部门的负担。克拉克也不同意将战俘撤离朝鲜，他指示范弗里特尽快实行疏散方案，并表示愿意派遣187空降团的战斗队协助，如果需要还可增派坦克支援。
除了加强巨济岛的武装力量外，范弗里特还打算在战俘转移之前在各战略要塞设置路障和关卡。新的战俘营将设在巨济岛、济州岛及大陆上。范弗里特计划建24个战俘村，每个村容纳4000人，各村之间至少相距1英里半。村内每个战俘营不超过500人，各战俘营之间设双层栅栏或铁丝网。整个工程完成后，范弗里特将设法诱使战俘代表带领其他战俘转移进去。一旦遭到战俘的反抗，范弗里特觉得情况很可能是这样，他将断水断粮，宣布只有在新的集中营内才供给水和食物，万不得已时他将使用武力。克拉克及其同伙知道整个计划可能会招致恶名，需谨慎从事，但为了打破共产党人控制巨济岛的局面，必须如此。
范弗里特接受了建议，决定尽量多使用国际红十字会的人员，同时把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其他分队派到巨济岛。该岛上已有荷兰的一个营，还将调英国、加拿大、希腊各一个连到岛上，以显示“联合国军”的招牌。对于新闻界一般性的报道也将提供方便。
为了确保战俘能顺利转移，范弗里特任命原第2师副师长海顿·博特纳为巨济岛新的司令。博特纳决定士兵和工程技本人员并用，还命令施工部队实行两班工作制，每班12个小时，他还把6000多名居民迁离该岛。
6月初，博特纳经过各项准备后决定检验一下能否全面控制战俘营。战俘们并不把他的命令放在眼里，第85、96、60战俘营的战俘还不顾多次警告，挂起了共产党的旗帜。6月4日，38团的步兵在两辆坦克的援助下很快进入了85战俘营。坦克车撞倒了旗杆，士兵们捣毁了标语牌，火烧了共产党的旗帜，并解救了10名被共产党人捆绑的战俘。半小时后，他们在96战俘营取得了同样的胜利，还发现了75名不愿参加示威的战俘。唯有第69战俘营仍挂着共产党的旗帜，对此士兵们没借助坦克，仅用催泪弹就冲入战俘营，砍倒了旗杆，结果双方均无伤亡。虽然第二天战俘们重新树起了旗杆，这次行动的经验还是有益的。
博特纳对此很满意，他决定下一步就实行整个计划。6月10日清晨，他命令李·黑克·库把第76战俘营的战俘按150人一组集中起来准备迁移。战俘们手持大刀、长矛、帐篷杆守在壕沟内准备反击。精锐的187空降团战斗队随即赶到，他们未发一抢，用几颗手榴弹、催泪弹、刺刀、拳头把大部分战俘从壕沟里驱赶出来，接着，6辆坦克开进战俘营，机枪对准在壕沟里坚持战斗的300名战俘，结果战俘的反抗被摧毁了。克鲁耐尔被捉后不得已也出了战俘营，还有两名战俘被推入卡车带到新的战俘营，然后按了指印，发给了新的衣服。在这次两个半小时的战斗中，21名战俘死亡，139名受伤。美军方面1人被长矛刺死，14人受伤。清理第76战俘营后，发现该地共有3000支长矛，4500把刀，1000发汽油弹，还有不少棍棒、斧头、铁刺连枷和锤子，这些武器是战俘用废料或在帐篷杆上装上金属头制成的。
其他战俘营的战俘很快接受了教训，第77、78战俘营的领导目睹了76战俘营的战斗，很快同意服从博特纳的命令，当局还在第77战俘营发现了16具尸体。看来显示一下武力对消除共产党的核心作用是很有效的，并为巨济岛其他战俘营以后的转移铺平了道路。
疏散方案胜利实行以后，克拉克决定取消第8集团军管辖战俘的任务。7月10日成立了朝鲜战区后勤地带部，隶属于远东司令部，接管了第8集团军的后方管辖权。巨济岛事件的一个教训就是军方长官不应承担后勤地带的行政事务，因为分散精力必然会妨碍主要任务——与敌作战的工作效率。
这件事还有其它深刻的教训。一般说来士兵被俘后最多不过是想逃跑，至于共产党战俘，他们的服役期不因被俘而结束，往往是随着被俘开始了另一种“服役”。在战俘营里，共产党战俘的责任由单纯军事的变为军事加政治的，这些忠诚的共产党分子善于组织自己，又具有良好的纪律，对他们要严加控制，否则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地位进行宣传活动，如果认为值得，他们愿随时准备去死。因此任何软弱只会使他们更加无礼和不顺从，唯一可考虑的只能是武力，因为他们也知道武力的厉害。显然要控制共产党战俘，需要各种高水平的工作人员，领导和防守人员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否则共产党人会利用每个机会制造麻烦。另外，当时缺乏战俘营内部的情报也是一个教训，今后应选派经过训练的情报人员潜入战俘营，了解战俘的活动，给司令部提出适当的建议，防止发生象多德被扣押那样的意外事件。
在评价巨济岛事件时，一个明显的结论就是事件极大地妨碍了国际援助。联合国军总部一直打算实行审查方案，并试图将战俘遣返回国。事件发生后，英国有人在国会里提出4月份的审查工作进行得很不得力；日本报界舆论也反映出人们日益怀疑美国当局已无力进行审查工作，并怀疑美国怂恿朝鲜共和国直接或间接地阻挠遣返战俘，正象詹金斯将军6月初对柯林斯说的那样：“积蓄已久的感情作用可能会使联合国军关于不使用武力遣返战俘的原则黯然失色，同时使能否停战的关键取决于那不光彩的审查方案，而该方案的结果如何是大可怀疑的。”
在釜山和巨济岛的行动中，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的介入并未给联合国军司令部带来好名声。虽然他们对如何重新控制局面提不出建设性的意见，虽然他们承认战俘有许多非法活动，但是他们对联合国军的作法坚决反对，他们严厉指责暴力行为，拒绝向战俘提供食物和水(尽管我们在新的战俘营里提供这些东西)，他们还谴责对生病的战俘使用暴力。他们给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总部的报告肯定会引起各方面的不良反映。
尽管将战俘从巨济岛集中转移的结果确使共产党战俘处于更严密的控制下，但在巨济岛事件上仍然笼罩着令人疑虑不安的蘑菇云，从而使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在板门店的任务更加复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