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防御”·第九
作者：沃尔特·G．赫姆斯·美国
出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出自————《战争通史》
1951年底，在板门店重新恢复停战谈判时，第二条款——军事分界线仍在争论之中，解决第三、四条款谈判中出现的棘手问题亦无多少眉目。但根据以往的经验，要想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停战协议，看来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
第8集团军慢慢向敌人阵地推进时所发起的攻击无疑严重削弱了共产党方而的攻击能力，并且迫使他们回到了谈判桌上。但他们是准备缔结协议还是继续进行辩论尚难预料。
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联合国军司令部面前的有两种行动方案：(1)由第8集团军继续保持夏季战役对敌人构成的压力，直至达到满意解决为止；(2)可以将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视为他们现在愿意结束战争的一种迹象。如果后者证明是正确的，如果是沿着前线划分分界线，那么继续战争和承受严重伤亡将是一种不必要的消耗。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想利用谈判来赢得喘息时间，补充他们的战斗力和加固其防御工事，从长远观点来看，第一种方案具有某些优点。这样，在签定协定前，继续维持目前这种有限的攻击力量和主动性，其代价就要少得多。但决不允许共产党恢复其元气并决心打一场长期消耗战。
一、作出选择
10月27日，恰好是重开停战谈判的第三天，范弗里特将军提出了进攻西部铁三角和越过东部金城的计划。他打算使用美军第1和第9军夺取铁原－金化铁路以北的高地并沿着平康以南金城以北的德卢思防线建立稳固的屏障。第9军夺取金城周围的制高点后，将沿着东北方向向通川推进。与此同时，韩国第1军将沿着东海岸向通川运动，以便在通川南面与美第9军会合。
称为“日规行动”的通川作战计划，排除了一度准备在东部沿海实施的两栖作战的“牧马者”行动。但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切断受到双重包围的北朝鲜军队和建立一条新的防线。而事态发展的结果是，“日规行动”是短命的。10月31日，范弗里特受命推迟向德卢思防线的攻击，直到他接到李奇微的进一步命令时止。对非军事分界线的争议是推迟行动的原因。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最终不得不改变它的立场而向南撤退数公里。要是果真如此，那么，就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以极大的伤亡去夺取一块很快就要撤离的领土。
11月5日，范弗里特想再次争取被批准向德卢思防线推进，但没有成功。李奇微一直到11月11日才取消这次行动。由于没向德卢思防线推进，所以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日规行动”。联合国军司令部正制定一项取消“德卢思－日规行动”的新的观望政策。
如果分界线对战场产生了影响，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和第8集团军指挥部的计划就可以应付意外情况。如果谈判破裂或变得毫无希望，就可以发起攻击并重新提出向元山平壤或鸭绿江推进的计划。但李奇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以很大的伤亡去发动这种攻势是不值得的。
11月12日，李奇微命令范弗里特采取“积极防御”。这明显地反应出，在讨论分界线时，他并不热衷于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根据目前的整个战场态势，范弗里特将夺取最有利的防御地形。因此，他准备只用不超过一个师的兵力发起攻势去夺取前哨阵地。同时，第8集团军司令准备根据有利的机会给对方以沉重打击。
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行动方案。他们认为，可以接受以当时的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而且下月的接触对此不会有什么影响。可继续进行地面活动，因为胜败对确定分界线都没有什么重大影响。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李奇微一致同意在前线不采取大规模进攻行动而只采取有限行动，所以前线的战斗又恢复到小规模的行动和巡逻。
显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李奇微都认为，共产党准备同意达成协议，或者说我们主观上是这样希望的。不管怎么说，李奇微向参谋长柯林斯报告时说，他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攻势使共产党遭到了严重打击，并希望尽快停止敌对行动。他特别提到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11月8日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和在板门店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的报告。因为前者在讲话中建议10天内停止朝鲜战争，后者在报告中指出，敌人似乎希望立即实行事实上的停火，这表明共产党方面希望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华盛顿的陆军情报机构亦倾向于接受他的看法，尽管比较谨慎。
根据东京和华盛顿这种总的乐观看法，第8集团军产生一些自满情绪是不足奇怪的。11月27日，刚就分界线达成协议，范弗里特就通知第8集团军的各军长，要他们使每个联合国军士兵都知道签定停战协定之前，战争仍将继续。然后向他们作了如下指示：
第8集团军应明确表示愿意达成协议。但如果谈判无限期地延长，则必须做好发动进攻的准备。并将采取以下行动表明我们是愿意达成协议的：把作战行动减少到仅能保持目前态势的最低限度，而不管已经商定的军事分界线。除非接到司令部的其它命令外，进攻仅限于收复被敌人占领的主要地形，而且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范弗里特的命令实际上限制了对敌人的作战行动，基本上等于敌人要求停火就停火。由于范弗里特的命令规定只许小股部队出击，所以几乎没有指挥官愿拿他的士兵的生命去冒险，除非是绝对必要时。但当朝鲜的战地记者了解到范弗里特的命令后马上予以了披露，指控这个命令“结束了朝鲜地面战争，至少是暂时结束了这场战争”。
由于指控基本属实，所以使华盛顿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美联社指出，停战命令可能是来自白宫本身。因此，总统于11月29日发布了严正声明以消除影响。另一方面，李奇微很快解释说，第8集团军的命令完全超越了他们的职能范围，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消除由此而产生的不良影响。于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线上又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李奇微于29日报告说，他已派出68个巡逻队，并以两个班到一个团的兵力发起了11次攻击。由于披露这一新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不但使实际上的停火宣告终止，而且必须在口头上公开保证，敌对行动将持续到停战协定签署之时。
由于华盛顿的领袖们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同意在30天的期限内完成分界线的划分，而且一致认为，除非共产党中断谈判或使谈判陷入僵局，将不会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所以很快做出了抉择。只要敌方同意继续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重新在战场上施加强大地面压力的可能性就不大。但不限制从空中和海上施加压力。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所以不会造成多大伤亡。目前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可以根据停战协定最终结束真正的战争状态。因此除非是划分分界线后马上在板门店签定停战协定，否则在即将来临的整个冬天，地面部队可能会遇到一系列挫折。
二、阵地战
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部队对入朝后的第一个冬天及其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历历在目。1950年底向北朝鲜的快速推进和随之而来的快速后撤打乱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补给线，造成前线一些部队的冬衣和装备的严重不足。1951年秋，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我方完全掌握了局势，比较容易地解决了供给问题，并且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使服装和装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和与改善。
隆冬季节的到来似乎略有利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部队，因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占据的大都是高地和山岭的南面，很少积雪，加之阳光充足，所以气候比较暖和。而敌人在山的阴面，根本见不到阳光。在后方地区，联合国军的膳食供应也要比共军好得多。
但是敌人战胜气候和地形条件所造成的严重困难的能力终于抵消了联合国军所具有的上述有利条件。由于大部分共军士兵已经适应了北朝鲜和中国北方的气候，所以他们在1950年至1951年冬季所忍受的痛苦要比联合国军方面的少得多。在艰难的条件下，他们凭着野菜、树皮以及不及大部分美军部队最低配给量的食品充饥。虽然饥肠辘辘，但仍英勇战斗。
虽然联合国军部队获得了足够的服装和防冷设备，但其作用如同使用他们的人一样。因为要想在极其寒冷的朝鲜高山上停留一会儿，就需要进行特别严格的耐寒训练。如果士兵没有备用的干鞋垫与袜子和不经常换洗，发给他们绝热靴又有什么用呢？据华盛顿派遣的冬季环境考察组报告，许多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部队都害怕发生冻伤，而且缺乏如何预防冻伤的知识。因此，冻伤的发生率很高，并不得不缩短巡逻和埋伏的时间。冬季环境考察组还报告说，甚至连地下掩体和前线掩蔽部的设计也是极不合理的，缺乏最起码的防冻常识。
随着地面冰冻的发生，又给步兵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地面冰冻未超过3公分时，还能用一般的工具挖战壕，但已经相当费劲，要克服许多困难。因此，最好是用镐和铁锹，但其太重，部队带不走。所以每个步兵单位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只好配给每个士兵一个两磅重的梯恩梯炸药包，以爆破被冻的地层表面。
联合国军部队对冬季作战的厌恶情绪是地面战争的另一种因素。当然，最重要的是双方都不愿彻底打破谈判期间的现状。寒冷的气候加上非正规的地面演习，使整个战场在7月呈现出一派平静景象。“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马上在人数大大减少的伤亡报告中体现出来。
在11月27日达成分界线协议之前，双方为争夺有利的阵地确实在前线发生了一系列的小规模战斗。主要是为了争夺一些高地，战斗进行得很激烈。韩国第9师11月的经验是反复越过战斗的经始线，在争夺美军第1军防区铁原西北的395高地(白马山)的战斗中，韩国第9师于11月5日失守，但第二天又重新夺回了这个高地：11月16日再次失守，11月17日再次夺回。贯穿着整个冬季的主要命令是：反攻！夺取395高地！坚守395高地！
第8集团军白天派出巡逻队和发动小规模的袭击，但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截击。另一方面，敌人主要是在夜间采取行动。由于夜色的掩护，空中侦察不起作用。共产党方面的行动主要限于巡逻和侦察联合国军的防御阵地。
11月的主要冲突发生在第9军防区的金城东侧。11月17日至18日，韩国第6师和配属于它的韩国第21团战斗队在美军第24步兵师的两个坦克连的配合下，开始从正面向7公里宽的新防线推进。尽管受到了中国第68军所属部队的激烈抵抗，该师仍向前推进了2公里。18日进入新的防线后，便开始挖战壕以对付中国军队的反攻，并且成功地击退了他们。
当11月底分界线的讨论结束时，中国方面改变了他们的策略。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他们已开始改变根据初秋流动作战特点而制定的那套惯用战术。12月的平静局势使他们有条件从流动战转为固定的阵地战。由于采取了纵深防御形式，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开始加强他们的防线。他们一方面补充枪炮，一方面在山上挖战壕、交通壕及供给壕相通的个人掩体。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如木料、石块和沙子覆盖在掩体的顶部，以避免部队受到任何直接打击。并在掩体后面斜坡上挖了5－6英尺深的壕沟，每隔15－20英尺在其后壁挖一个单人掩体。他们在整个山顶上挖满了类似的战壕，有的通到前沿阵地的机枪和步枪火力点，有的通到后方的炊事班和弹药补给点。有时，他们在高地之间挖通了地道，并修筑起巨大的地堡。他们充分利用地形特点配置火力网，并常常利用个人掩体改变他们的射击位置。用大炮很难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更不要说用迫击炮丁。
联合国军司令部对敌人加强其防御的种种努力很少进行破坏。这倒不是因为限期30天确定分界线标志着敌对行动的结束，而是由于我们自己限制在12月采取大规模行动排除了有重大战术意义的任何推进。第8集团军“在本月减少了攻势，以此表明我方的诚意”。共方军队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前哨阵地主要是发起连、排规模的进攻，很少发动营规模的进攻。
为了不使第8集团军完全失去其优势，范弗里特命令其各军军长通过伏击战加强他们抓获战俘的计划，使其部队在与敌人打仗的火药味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如果和谈失败，将在12月20日左右制定1月发动一系列有限攻击的计划，目的是巩固我们的防御阵地。由于共产党方面在不断地完善和巩固他们的阵地，如果要象8－10月那样向前推进，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至于为了从俘虏口中获得情报，我们在12月份通过伏击战抓获了一些战俘。
当解决分界线问题的30天限期于12月27日期满时，李奇微要求范弗里特提出恢复攻势计划的报告。第8集团军司令的答复清楚表明，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打算在近期采取任何攻势行动，因为他手下的指挥官认为，以小规模的进攻来巩固联合国军司令部目前的阵地不但会付出很高的代价，而且起不了多少作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防线很巩固，可以顶住敌人的进攻。很明显，共军方面有着牢固的战壕的保护，根本不怕一般炮火的轰击。因此，只有采取大胆的出击，才能把敌人赶出阵地。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很大的。范弗里特最后说，以如此大的伤亡代阶去赢得胜利是完全不值得的。
向平壤－元山线推进的计划也遭到类似的反对。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认为，虽然这种行动是可行的，而且可以得到后勤保障，但它可能意味着联合国军将近要增加20万名伤亡人数。远东空军司令韦兰将军也不赞成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线延伸到离共产党满洲里空军基地太近的地方。因此，他建议有节制地向前推进。海军司令指出，如果敌人从北朝鲜的空军基地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海军舰队和两栖部队可能受到很大损失。在目前的条件下，要考虑在1951年底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因为这样做的损失太大，而且不知道苏联会作出什么反应。只要继续存在着通过谈判解决战争的希望，除了允许小规模的地面活动外，其它行动都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战场上的平静确实更加引起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注意。这是联合国军司令部自朝鲜战争以来就一直感到伤脑筋的问题。因为在南朝鲜战线的后方有8000名游击队员活动。据说其中5400名有武装，他们主要在朝鲜西南部崎岖的智异山中活动，使韩国政府长期感到焦虑不安。虽然他们主要是进行骚扰性活动，但在发动大规模攻势时，他们常可以对补给线、交通线和战线后方造成真正的严重威胁。
在11月的突击行动的高潮中，游击队对铁路沿线和军事设施发动了多次非常协调的进攻行动。幸运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兵力，这种袭击未能持续下去，我们才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失。范弗里特认为，消灭这种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11月中旬，他命令韩国陆军成立一支机动部队，由韩国首都师和第8师组成，但不包括这两个师的炮兵部队。范弗里特希望尽快将这个队伍组织起来，以便在12月1日前扑灭游击队的活动。由于智异山是游击队活动的中心，范弗里特决定，机动部队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是控制晋州西北连绵20公里的智异山区。
12月1日，韩国政府采取的第一步是宣布在朝鲜西南部实行戒严。这项命令限制了老百姓的行动，实行了宵禁，村与村之间安起了电话。以其司令员朴顺玉中将命名的“朴顺玉机动部队”开始了反游击战役，即所谓的“灭鼠者”行动。朴顺玉所指挥的机动部队包围了方圆为163英里的智异山。韩国第8师从南面朝山顶推进，首都师向北推进与其会合。由当地国民警察、青年团和警戒部队组成的阻击部队被部署在战略要地以切断敌人的逃跑路线。当袋口越收越小时，游击队员被迫以10－500名为一组地向外突击，但他们的抵抗并不激烈。经过12天时间，朴顺玉中将所指挥的机动部队于12月14日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共击毙1612人，俘虏1842人。
第二阶段是向北面的全罗北道省锲索，以全州周围的山区为主要目标。从12月19日到1月4日，韩国第8师和首都师在山里进行搜索，追剿隐藏在山里的游击队员。至12月底，估计击毙了4000人和俘虏了4000人。
第三阶段作战行动于1月6日开始，机动部队返回智异山追剿第一阶段行动后又返回到该地区的游击队员。1月19日，首都师进行了一次意义非常重要的作战行动。当韩国第26团占领山北的阻击阵地时，韩国第1团和骑兵团从南面发起进攻，以形成对敌人的双重包围。虽然有小部分敌人突破了第一道包围圈，但仍被第二道包围圈上的部队俘获。我们确信，在这次大规模行动中，已将南朝鲜境内的主要抵抗力量消灭或俘获。当第三阶段作战行动即“灭鼠者”行动于1月底结束时，有19000多名游击队员被击毙或俘虏。因此，最后阶段的作战行动荡涤了各种分散的抵抗力量。韩国第8师于2月初返回前线，首都师的机动部队继续追剿游击队的残余力量。
当朴顺玉指挥的机动部队在南朝鲜进行作战时，前线的行动仅限于巡逻中的冲突和小规模的袭击。这是防御战和阵地战的特点。1月初，中国军队向分池里附近西线上的韩国第1师的阵地发起了攻击，企图将韩国军队赶走。1月下旬，由麻芳里南侧的美第45步兵师所属部队发动的袭击遭到了敌人的激烈抵抗，但接触线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变化。
虽然战场上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但在冬季几个月中进行了几次有意义的试验。范弗里特对其炮兵部队没有什么起色而感到相当失望。他在12月写给李奇微的信中说，直至10月初，还一次没用155毫米自行火炮以近距离的直瞄射击摧毁敌人的工事，虽然这是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创并被广泛用来摧毁齐格菲防线的一种方法。
因此，美第1军的炮兵于1月开始实施“高脚柜计划”。重型火炮和装甲车被布置在山顶，因此，能够直接摧毁用普通炮火不能摧毁的敌人阵地和工事。范弗里特发现，这对摧毁敌人修筑在陡峭山坡上的堡垒体系有一定效果，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第二次试验更富有迷惑力，但效果要比第一次小得多。为了迷惑共产党和使他们中计，从2月10日至15日沿前线实施保持沉默的“沉默行动”。沿20000码长的前线，不派遣一支巡逻队，不打一发炮弹，不进行任何空中支援。使用这一战术的目的是为了使敌人捉摸不透，并使他们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部队已经从其阵地上撤出。当敌人派出巡逻队进行侦察时，联合国军通过伏击可以抓获大批俘虏。事实上，敌人并未中计，并利用这个喘息期加固他们的防御工事。当第8集团军在这一行动结束重新恢复全面巡逻时，只抓到了少许俘虏。以后再也没有使用过这种战术。
第三战场的战果要可观得多。朝鲜的复杂地形证明最适于使用直升机。容易操作的轻型飞机可以降落在面积不大的空旷地，既可以后送伤员，又可以为一些独立的作战部队提供急需的补给。在朝鲜，第8集团军还很快发现了直升机的另一种用途。11月11日，海军第161直升机运输中队将950名士兵空运到前线，又从前线运回了950名士兵。12月通过空运完成了一个营的换防任务。
海军直升机的出色表演使李奇微将军相信，在朝鲜特别需要多用途的飞机。他建议将4个陆军直升机中队增编入远东司令部的海军直升机中队。为了确保飞机的不断补充，他建议马上批准飞机制造厂开始大规模扩大飞机的生产。
海军和空军的直升机在12月创造了新的记录。1951年夏季，在医院船“美国安慰号”上设置了直升机的着陆甲板。圣诞节期间和1月初，“安慰号”停泊在三八线附近的朝鲜东海岸的一个小港里，共接收了从前线急救站运来的245名伤员。他们全是急诊病例，救治的早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关系到是失去还是保留一个肢体的问题。直升机从船上到急救站往返一次需5分钟，从飞机上卸下伤员到再次起飞只需要45秒钟。即使是在波浪滔滔的大海和不能使用小船时，直升机也能执行任务。“安慰号”的船长对这次行动的成功非常满意，因为这是几年来处理战伤伤员的最大进展之一。
虽然紧急后送伤员到医院的设备有了改进，但仍有许多伤员得不到医疗救治。巡逻和侦察任务既单调又害怕。单调是指每天都要执行例行巡逻；害怕的是每天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多。不管指挥官怎样千方百计地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敌人的大炮和迫击炮常常发现它们的目标。而且敌人的伏击和侦察造成了更多的伤亡。这是一个战争受挫的时期，即板门店的谈判陷入僵局，前线处于僵持阶段。1952年。朝鲜的地面战争在许多方面都显得反常，人们好象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而不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战场的平静、带有铁丝网的纵深防御工事、交错的战壕，主要使用大炮和迫击炮炮击，长期的巡逻和袭击，所有这一切都使人回到了1914－1918年的年代。当然，有许多不同点，因为后来飞机变得特别重要，而毒气弹已不再时兴了。良好的卫生设施和滴滴涕的发现在朝鲜的价值比其在法国时的重要得多。但对下面这些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相似之处，部队和军官在运动战中受到了锻炼，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需要一个调整时期，要重新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教训。
在大多数情况下，谈判的拖延和前线的平静都可能引起士气的低落。但在3月，陆军作战与训练参谋詹金斯证实，范弗里特公开宣称第8集团军的士气是高昂的。当他沿着战线视察时，发现各级指挥官和部队信心百倍，相信他们有能力抵抗敌人发起的任何攻势。范弗里特认为，他的部队之所以处于健康的精神状态，是因为在1951年初采取了自由轮换政策的结果。
为了能在1951－1952年冬天轮换，每个士兵必须在朝鲜战场服役9个月，或者是得到36分。在前线服役一个月得4分，在朝鲜其他地方服役一个月得2分。从1951年夏季开始，符合轮换条件的人数日益增多。从1951－1952年秋季和冬季开始，每月轮换15000－20000人。这是保持部队士气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轮换大大地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只要经常保持部队的流动，就难以达到训练标准和难以形成很强的战斗力。因此，对补充人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和考察，直到他们具有作战经验后，才吸收新的一批补充人员。幸运的是，当时的战争形势并不需要太多的老兵，所以轮换工作完成得相当顺利。
前线的平静并不意味着不进行部署。相反，在1951年冬季和1952年初春，范弗里特的参谋人员向李奇微提交了若干份准备实施的各种有限行动的计划。2月初提交了第一份计划，称为“棍棒行动”。目的是破坏共军以市边里为基地的补给系统，第8集团军的左翼向礼成江推进。在推进过程中，夺取开城，击溃中国的4个军。估计联合国军要付出11000名以上伤亡人数的代价。根据目前的能力，大约可望在4月15日开始实施“棍棒行动”。为了取得成功，可由第1海军陆战师在东海岸发起登陆佯攻。
在华盛顿诞辰那天，范弗里特提出了第二个建议，即称为“返校节行动”的有限行动，并只准备使用韩国部队。“返校节行动”的目标与“棍棒行动”的相似，即都是向礼成江推进，向市边里进攻，但不进行登陆佯攻。将重新夺取开城，因为范弗里特认为，收复朝鲜的昔日首都对韩国军队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如果“棍棒行动”被取消，范弗里特准备在4月1日左右实施“返校节行动”。
由于2月底板门店谈判取得了某些进展，李奇微不赞成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伤亡的行动。他在3月初通知范弗里特“处于待命状态”，“进攻行动将限于侦察。为了确保你部的安全，可进行必要的反击”。
尽管他的进攻计划没有得到李奇微的积极支持，但未能阻止范弗里特在4月1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他仍然想用他的两个韩国师发动一系列有限目标攻击，并提出了“6号筷子计划”和“16号筷子计划”。前者是准备用韩国的一个加强师实施对平康南面高地的包围，后者是由两个师发起攻击，将朝鲜东部南江东南两侧的敌人击溃和赶走。在这两个计划中，韩国军队将得到有力的空中和炮火支援。还可以趁这种越野作战的机会使部队得到非常有益的训练。由于李奇微对实施“6号筷子计划”之防线的地形不满意，所以没有批准这个计划。李奇微于4月16日批准了“16号筷子计划”，并同意由范弗里特实施，条件是不动用美国部队和接到通知后才能开始实施。但象过去经常发生的一样，范弗里特于4月29日即在板门店提出一揽子建议的这一天决定无限期推迟“16号筷子行动”。谈判再次对战场产生了影响。
二、夜间巡逻
联合国军司令部决定在1952年春放弃有限目标的进攻，这意味着在共产党改变战术之前，第8集团军将通过巡逻和袭击继续与敌人接触。从侦察的角度看，巡逻和袭击常常证明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不但抓不到多少俘虏，而且不会和敌人发生遭遇。但部署和实施这些行动能使前线部队保持警惕和取得有益的实战经验与受到实战的锻炼。
1952年4月，在前线的第8集团军各团一般每天夜间至少要派出1支巡逻队和进行几次设伏。由各团的营、连轮流担任日间巡逻任务。通常是提前2－3周确定出担任巡逻任务的官兵名单。因此，在3月底，K连、第15步兵师和第3步兵师得知，他们将从4月16日开始担任巡逻任务。威廉·T．穆尔上校指挥的第15步兵师占领了铁原西南和涟川以西的防区，西尔韦纳斯·史密斯中尉指挥的K连被布防在涟川以西的大约8英里宽的前沿阵地上。这块阵地正好位于临津江转弯处的大马蹄形之西，其地形特点为中间是许多小山，西翼是种上水稻的平坦谷地。
由于巡逻任务是抓俘虏，因此，目标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在K连的巡逻范围内，中共军队仅坚守了三个阵地，而且双方都很熟悉通向这些目标的道路。结果是，第3营营长吉恩·R．韦尔奇选择了位于主要抵抗线以北1500米之处的由中国一个加强步兵排防守的阵地。敌人的前沿阵地位于一座高约150米的称为意大利山的马蹄形山上，因此，可以严密监视位于其南面的我第3步兵师的活动。意大利山之东500米处是希腊山，它因其外形酷似希腊半岛而得名。这两座山的中间是一片开阔的稻田地，井有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小溪流过。
史密斯中尉拟定了巡逻方案，并且得到了营部和团部的批准。该方案准备由两个步兵排和M连的一个加强机枪班分三路向意大利山出击。由加强机枪班和一个步兵班组成的警戒组将夺取意大利山和希腊山之间谷地上的128高地，担任火力组的一个步兵排向意大利山推进和阻击中共军队前沿阵地上士兵的火力。一旦火力组进入阵地，突击排将从西南面向敌人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每个战斗小组都配有一部EE－8型电话机和一部SCR－300型电台：以便互相联系和在必要时请求营部支援，或借巡逻路线按预订计划进行炮击。电话机的摇柄已被卸下，以免它发出的响声暴露巡逻队的位置。虽然准备了信号弹，但在巡逻期间没有使用。为了提供炮火准备，在火力排进入意大利山上的阵地后，将由两个155毫米的炮连和一个105毫米的榴弹炮连炮击5分钟，接着由两门105毫米榴弹炮继续炮击，直至突击排准备对目标发起攻击时止。
由于准备在夜间进行巡逻，所以被选来担任这一任务的步兵将继续接受严格的夜间射击技术的训练。我们利用小电灯泡模拟敌人的火力，训练步兵如何瞄准和掌握跳弹射击技术。仔细研究了巡逻路线和目标的沙盘模型，使巡逻队队长熟悉整个地区的地形特点。由于大部分人员都已多次到过这个地方，所以在4月16日傍晚向巡逻队员下达了明确的命令，并同时通知他们一个团巡逻队当夜将在希腊山进行伏击。
大部分步兵配备了M－1式步枪、140发子弹和2－3枚手榴弹。火力组配备了轻机枪、1000发子弹，还每人配备一支卡宾枪，每个人都穿着防弹的尼龙背心。警戒组在最后将重机枪换成了轻机枪，因为准备用它们完成固定支援任务，加之轻机枪的枪架较重，便于进行准确的超越射击和间接射击。
4月16日一场大雨把大地变成一片泥海，夜间一片漆黑，刮着大风，使人感到透骨的寒冷，气温只有零下25度左右。由史密斯中尉指挥的警戒组于21时穿过连队阵地前面的铁丝网和布雷区，后面跟着由军士长乔治·柯里率领的突击组。该组由第二排的26人和3名卫生员及连部2名通讯员组成。由约翰·A．舍泽少尉指挥的火力组通过泥泞的道路进入下面的谷地，火力组由舍泽少尉所在的第1排中的26人、1名卫生员和2名通讯员组成。随突击组和火力组一起的还有由12名朝鲜人组成的担架队，以应付发生伤亡。
史密斯中尉率领的警戒组很顺利地占领了128高地并架好了机枪。但在前面的连阵地上的地雷区突然响起爆炸声，阻止了突击组的前进。军士弗雷德里克·O．布朗和威廉·厄普顿返回去侦察时发现一名卫生员和一名朝鲜担架员出发晚了。由于天黑迷路，误入地雷区而绊着了地雷。幸好地雷滚进了前面的一个散兵坑，爆炸点离他们较远，因此并未受伤。由于布朗发现了地雷爆炸的大致位置，所以通知营部去营救他们。
半小时以后，布朗和厄普顿两人回到了等待他们的巡逻队。当突击组继续前进和向128高地迂回时，由于发生了另一件事，又不得不停止前进。正当他们转身向西向通往希腊山和意大利山的谷地前进时，从1营防区的右侧升起一颗颗的照明弹，正好照着我们两个排。每次照明弹升上天空时，巡逻队都必须匍匐在地，一直等到照明弹熄火。要求营部停止发射照明弹亦毫无结果。
由于遇到房子被烧坏的地方，部队都不得不停下来，使前进速度本来就慢的巡逻队越发变慢了。下士威廉·奇尔奎斯特带领的先遣班仔细搜查这些房子，直到确信没有敌人潜伏在这些被烧坏的房子中。由于照明弹的关系和对沿途的三排房子进行搜索，所以巡逻队一直到当夜23点才接近意大利山脚下。
由于突击排要穿过一片比较宽的开阔地才能到达预定的意大利山脊，所以火力组沿着穿过谷地的小河两岸架起了4挺轻机枪。奇尔奎斯特带领的先遣班走在前面，中士柯里带领的班跟在后面，成一路纵队沿着最上面一条不太泥泞的田埂越过开阔地带。突击排人员之间保持3码的距离开始登上意大利山的第一个小山丘。当先遣班登上山丘顶上时，一个中国人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几秒钟后便响起了激烈的冲锋枪枪声。当中国军队跃出其伏击地点时，希腊山脚下面的机枪和步枪火力象雨点般地射向他们。显然，敌人在意大利山和希腊山之间的谷地的南北两面设下了埋伏，一心等着巡逻队从这条路线接近他们的前沿阵地，因为美国军队过去许多次都是选择的这条路线。正是由于巡逻队选择了山脊而没选谷地作为到达山顶的路线，才没有发生重大伤亡。
敌人的突然射击，使突击排的4人受伤。一颗步枪子弹穿透了一等兵约翰·L．马斯纳里的防护背心和胸腔。他是一名白朗宁自动步枪射手。由于他受了致命伤，所以他告诉他的伙伴们不必对他进行急救。他用微弱的声音呻吟和祈祷上帝，没有几分钟便牺牲了。在穿有防弹背心的士兵中，他是在朝鲜最先丧命的。其余三个人分别是头部、手臂和大腿受伤。虽然疼痛难忍，但伤势并不严重。
当中共军队的猛烈攻击暂停下来时，突击排义愤填膺，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向敌人开火。中士柯里想用电话报告其它小组和营部他的处境，但电话机失灵了。无线电台也失灵了，因为天线被中方军队的子弹打断。当时，突击排只好完全独立作战。
回到营部时，韦尔奇上校才知道出了问题。但在确定巡逻队的位置之前，他拒绝炮击，否则，会炸伤自己的人。同时，当敌人向我火力组的人射击时，他们就跳入齐大腿深的水中隐蔽起来，因为附近没有岩石、篱笆，只有一棵树可以掩护身体。一名机枪手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他的大腿中弹4－5发，是舍泽所率领的排里的唯一伤员。
K连参加战斗的两个排与中共军队激战10分钟后，敌人便撤退了。柯里率领的排里有4人伤亡，联络中断，弹药所剩无几。因此，决定撤回加入舍泽小组。由于战斗开始后朝鲜人担架员丢下担架，转身向联合国军前线一方跑去，所以柯里率领的排不得不自己抬着死伤者。他们用M－1式步枪和野战短外套做成临时担架，开始轮换抬着伤亡者下山。敌人再也没有向我们射击。
午夜刚过，两个排会合在一起，并与指挥部重新取得了联系。不管中士布朗如何强烈要求停止发射该死的照明弹，1营仍继续发射。这意味着每发射一颗照明弹，巡逻队和其它伤员就不得不马上停止前进。这不但减慢了巡逻队的返回速度，而且更增加了伤员的痛苦。另外，火力排的人员站在水里，因衣服湿透而觉得寒冷。但他们终于一步步地回到了L连的阵地，在这里抬着担架通过铁丝网比较容易。在凌晨3点半钟，疲惫不堪的巡逻队员终于进入了第3营的防线，喝着为他们准备好的可口的热咖啡和狼吞虎咽地吃着炸面饼。
同时，在希腊山上设下的团伏击队向前移动，夺取了中共军队用来伏击K连巡逻队的伏击区，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敌人。第二天早晨，营袭击队在希腊山上发现了一顶带有血迹的帽子和许多有血的绷带。这说明第三师巡逻队向敌人射出的8000发子弹打伤了一些共军。
头天下午对巡逻路线进行侦察时，发现中共军队显然每天傍晚都在这个地方设下了埋伏。舍泽少尉建议，以后在派出主要巡逻队之前应先派出掩护部队，以防止受到敌人伏击。营长决定，以后巡逻时，白天将沿巡逻路线派出掩护部队，直至夜间巡逻队开始行动后方可撤下。
第8集团军在1951年冬和1952年春经常遇到K连的这种情况。有些巡逻行动比较成功，抓回了一些俘虏，而另一些巡逻行动除了与敌人接火和造成一部分伤亡外，没有和敌人真正接触。许多人回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他们没有抓到俘虏，甚至未开一枪。共军和第8集团军一样，同样采取了巡逻、偷袭和伏击行动。因为这是这一阶段地面战斗的一个特点。
从整个形势来看，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4月的地面战斗并没有使双方控制的防御阵地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军队白天固守在山洞和各种工事里，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而美军主要是依靠空军在白天进行搜索。随着地面战斗压力的减轻，重点将转向空战。因此，在漫长的冬季将主要由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的飞机发起攻击。
四、封锁与袭扰
就朝鲜的空中封锁战役来说，使用攻击力量这个术语可能会使人产生某些误解，因为这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行动，目的是为了阻止共产党军队得到发起总攻势的足够补给和军火，而不是为联合国军发起攻击做准备或提供支援。空军和海军从1951年夏季和初秋就开始注意破坏敌人的补给线，并且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因此，当10月重新恢复板门店停战谈判和地面作战处于基本上停止时，将封锁行动或“绞杀战”置于首位是不足为奇的。
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充分利用它对北朝鲜的空中优势和以空军为代表的机动火力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补给站。破坏敌人的装备和作战物资可以阻止敌人增加持续攻势所需要的预备补给物资，破坏敌人的运输线将使共产党方面所面临的后勤问题更加困难。只要联合国军的飞机不停地在他们头上盘旋，即使是按最低标准，近40万共军的吃饭和补给就是一个令他们非常头痛的问题。
1951年11月到1952年4月，远东空军平均每月出动9000余架次封锁和武装侦察飞行，每月出动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架次不等，最低为339架次，最高达2461架次。虽然范弗里特赞同实施封锁战役，但远东空军司令韦兰将军对其则持有不同看法。关于这个问题，他后来在制定防御部署计划时重申了他的下述看法：
“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记住，我们的空军及其力量是有限的。沿着平静的前线连续给于近距离空中支援需要对定点目标实施散射和持续的射击；而使用常规武器对付敌人的重要据点又没有机会发挥空军的机动性和火力。当形势比较平静时，近距离空中支援比炮击的代价要大得多。要用空中封锁和武装侦察削弱敌人持续作战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切断敌人的后勤补给和制止敌人的活动，则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只有大规模的近距离空中支援配合以坚决的地面行动，才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因此，在1951年秋季不集中我们的主要力量摧毁敌人战线后方的遮断目标将是十分愚蠢的。否则，就不能有效地发挥我们的全部火力去摧毁敌人前线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目标。这样敌人就可以任意集结用来发起和坚持总攻势的所需物资。如果有足够的补给和弹药支援这种总攻势，就完全有可能发展为一场决战。不了解或看不见这些事实就会对给于陆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意义产生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1951年底和1952年初”。
就这个时期的地面战争的形势来看，韦兰将军的上述意见无疑是比较正确的，因为所有重要的地面攻势都没有超越试验性计划或应变阶段，而且自1951年11月后很少对有限的目标发起攻击。由于敌人有上乘的堑壕和坚固的掩体，除非准确的直瞄射击和被炮弹直接击中，否则不会有任何效果。飞机不能进行平伸射击，因此对这些经过精心伪装的小目标很难进行准确的轰炸。只要战争继续停留于平静阶段，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空中力量的最有效使用似乎就是实施空中封锁。
问题的另一面是封锁战役对敌人所造成的影响。自11月加快“绞杀战”的速度后，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便企图破坏北朝鲜的铁路。战斗机和轰炸机频频起飞攻击敌人的载重汽车、火车和各种车辆运输，但共产党的空军却没有作出反应。轻型轰炸机(B－26型)在夜间对敌人的主要补给线进行轰炸，中型轰炸机(B－29型)的轰炸除使敌人的机场陷于瘫痪外，而且还对编组车场进行了轰炸和完成了近距高空中支援的任务。11月18日，舰载飞机开始实施破坏桥梁和铁路的联合计划。海军喷气式侦察机在战争中首次用1000磅重的炸弹定期轰炸敌人的铁路设施，结果证明对切断敌人的交通非常有效。到12月，这种轰炸常常要使敌人用3天时间才能修复被炸坏的铁路，而过去他们只需要一天时间就可以修复。尽管如此，敌人的铁路运输并没有中断。虽然共产党方面不得不常常用人力一点一点地运输，但他们仍成功地给部队发放了冬衣。封锁虽然给他们运输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并不能中断他们的运输。
“绞杀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诡计多端的敌人所采取的对抗措施使封锁计划失去了效果。据空中侦察报告，位于平壤东北的顺川主要铁路枢纽的铁路桥尚未投入使用，因为有两个桥墩之间的桥面被炸断了。直到通过夜间照相侦察后，联合国军司令部才发现共产党军队每夜都在这两个桥墩之间搭上了活动桥，而且在一直不断地使用这座铁桥。
1月初，李奇微将军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他对封锁计划的评价。他认为，空中战役减慢了敌人的补给行动，延长了敌人将补给送到前线所需要的时间，迫使敌人从前线抽调一部分人力物力去维持和保卫交通线。由于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烧毁了敌人大量物资，从而加重了共产党中国和苏联提供设施的负担。所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李奇微接着又说，但处在一种稳定的防御形势下，共产党仍能够为其部队提供充分的物资需要；而联合国军司令部空军的现有能力则无法阻止他们继续提供这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敌人将设法在前线储备物资和集结部队。因此，联合国军司令认为，随着共产党军队之对抗措施和修复能力的提高，必然会进一步削弱今后封锁计划的效果。换句话说，虽然封锁计划使敌人遭受着损失和阻碍了其人力物力的集结，但李奇微认为，除非战场上的形势发生变化，迫使共产党军队增加其补给和弹药的消耗，否则他们最终会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并将这种攻势持续下去。
但与事态的一般发展相反，不但未向坏的方向发展，反而向好的方向转化。1月，“安提坦号”、“埃塞克斯号”和“福吉谷号”航空母舰集中火力切断敌人的运输线。每艘航空母舰负责2－3个12哩的防区，海军飞机的活动范围为1500－4000码，这种集中轰炸几乎摧毁了全部路基。接着进行不断地侦察飞行，以阻止其很快修复。这一战术的变化显然使敌人措手不及，被破坏的地方十天之后尚未修复。在1月的后两周，从高原－元山的铁路线一直处于瘫痪状态。
为了应付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挑战，敌人将其高射炮调到受威胁的地区，并开始不断击落我方的攻击机。海军飞机则集中轰炸敌人的高炮群。他们用喷气式战斗机轰炸敌人的高炮群，用螺旋桨飞机轰炸铁路线。这种办法证明是有效的，尤其是预先对敌人的高炮阵地进行了空中照相侦察时。
共产党方面除了增强其高射炮的火力外，还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人力资源。北朝鲜铁路局投入三个编制为7700人的旅昼夜抢修铁路，给每个大站派遣50人处理技术难度较大的问题，每隔4哩有一个10人的小队。只要铁路巡视员发现什么地方被破坏，这些部队便立即进行抢修，而且民工也马上被运往现场填补弹坑和修复路基。夜间，这些有着丰富经验的部队便开始铺设枕木和铁轨。据空军5师估计，在反击“绞杀战”中，共产党方面一次可以投入500000士兵和民工。
共产党部队和民工效率的日益提高在2月得到了海军飞行员的证实。他们说：“共产党部队总是能在12小时或更短的时间之内抢修好被破坏的重要铁路线。有时我们发现他们能在我们进行轰炸时抢修铁路”。虽然他们使用的工具和方法很原始，但总是能设法很快恢复铁路的运行。这就是这场以机械化对人的战争的全部奥秘所在。
共产党军队白天充分利用山中的许多隧道隐蔽他们的火车，他们将弹药车厢和油料车厢挂在火车的中间部位。因此，即使联合国军将炸弹丢在隧道口，也仅仅能起到暂时封锁洞口的作用。由于共产党利用当地的民工，所以能很快清除隧道口的碎石，并能在黄昏时继续通车。
面对共产党军队的反击措施，“绞杀战”的效果越来越差，而代价则越来越大。似乎连天气都变得越来越对敌人有利。随着地面冰冻的开始，联合国军投下的许多炸弹从冻硬的地面上弹起来后才爆炸，因此一点作用也没有，甚至有时向上飞起的弹片击伤了低空飞行的联合国军飞机。最后，3月地面开始解冻之后，远东空军决定实施一次新的行动，即所谓的“饱和行动”，它是根据1月的海军作战经验制定的。远东空军希望通过投入其全部力量在24小时内不停顿地对敌人的某一特定地段铁路进行轰炸而使其受到彻底破坏。但3月25、26日对清川至新安州铁路线的密集轰炸使人大失所望。虽然出动了307架战斗轰炸机、161架战斗机和8架B－26型轻型轰炸机进行轰炸，但共产党方面仅用了6天时间就抢修好了。与此同时，敌人铁路系统的其他部分却一点未受到干扰。
攻击敌人铁路期间的致命弱点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未能想出在夜间和气候恶劣的条件继续这种轰炸的有效办法。尽管白天对敌人的铁路和桥梁不断地进行破坏，但敌人已经组织起来对付这种空中攻击，而且能在夜间和不适合飞行的气候期间很快修好被炸坏的铁路和桥梁。到4月底，封锁战役已陷入绝境。根据以往的经验，李奇微将军所掌握的空军显然无法继续这种旨在使敌人铁路瘫痪的行动。另外，要在此时得到充分完成这一任务所需要增加的大批空军也显然是不可能的。
3月中旬，第8集团军对这次封锁行动的作用进行了评价。下面这段经过认真推敲的文字是他们呈交给李奇微将军的报告中的部分内容：
“评价这次封锁计划是否成功的最好办法是假定没采取这次行动。要是没有采取这次‘绞杀行动’，现在敌人在市边里的附近就一定铺上了很好的双轨铁路，而且还会在平康与洗浦里之间铺上另一条重要铁路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炮和迫击炮炮弹的消耗就会增加若干倍以上。
虽然空中封锁计划未能在平静的局势下阻止敌人将补给物资送往前线，但它在阻止敌人发挥其前线大炮和其他武器之火力优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也削弱了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能力”。
对这次空中封锁行动尽管越来越议论纷纷，但海军的水面舰只确实在这次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北朝鲜的东部沿海一带。在遇到不适合飞行的气候时，海军驱逐舰一直用五吋口径的大炮轰击沿海的铁路。虽然其拦阻性炮击并不能使铁路受到严重破坏，但其扰乱性炮击有助于切断火车的运行。
海军的重型舰船集中攻击了东部沿海一带的军事目标。在11－12月期间，支援位于轰炸线附近的韩国第1军的有战列舰“新泽西号”和“威斯康星号”，重型巡洋舰“托莱多号”、“洛杉矶号”、“罗彻斯特号”和“圣·保罗号”以及轻型巡洋舰“曼彻斯特号”。12月英国皇家海军登陆袭击队对谈川和元山港进行了多次袭击。与此同时，共产党军队却在西部沿海一带变得十分活跃起来。他们利用夜间的掩护不断派遣袭击队登陆对韩国部队控制的三八线以北的沿海岛屿进行袭击。由于这些岛屿很容易被敌人夺占，所以海军上将乔伊不得不设法加强游击队的力量。乔伊希望通过派遣韩国海军陆战队增援游击队来加强他们的防御能力。因此在1月6日，将守卫三八线以北沿海岛屿的任务移交给海军，第95特混舰队负责为守卫前沿阵地的韩国海军陆战队和游击队提供支援。
由于加强了海岛上的守卫力量，共产党军队在两栖作战中遇到了比较强大的抵抗。2月，共产党军队对东部沿海城津东北20哩的羊岛发起营规模进攻时，韩国海军陆战队和游击队在美国与新西兰海军水面舰只的支援下击退了他们的进攻，海军炮火击沉了11只舢板，75％以上的进攻部队被击毙。经过这次沉重打击后，敌人的攻击又移回到西部沿海地区。3月，他们出动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夺取了位于镇南浦以南20哩由韩国海军陆战队守卫的虎岛。虽然敌人在3天之后撤出了此岛，但由于该岛离大陆太近，以后容易受到袭击，所以我方未重新占领该岛。
当海岛之战尚未结束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战争形势可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2月初，他们建议空军和海军对中国沿海实施一次战斗巡弋，以迫使中国恢复和平谈判。但国务院不愿给丘吉尔首相造成尴尬的局面，因为英国反对党领袖一直在攻击丘吉尔1月访问华盛顿时同意在朝鲜战争中采取新的行动方针。因此，国务院认为，这种时候对中国沿海实施战斗巡弋就等于证实了英国反对党领袖的上述怀疑。
3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阿瑟·W．雷德福再次主张对中国沿海实施战斗巡弋，但李奇微仍感到犹豫不决。他对雷德福将军说，一方面他赞成在适当时机采取这种行动，但另一方面他觉得如果要在当时实施这一行动，将会产生不利于美国的政治反响。面对这种情况，李奇微将军宁肯继续等待板门店谈判的进一步结果。
航空母舰战斗巡弋的延缓使海军作战步伐直到下月才出现改变。4月中旬，航空母舰“拳师号”和“菲律宾海号”对重要交通枢纽清津市进行四次攻击，投下重磅炸弹200吨。巡洋舰“圣·保罗号”和另外3艘驱逐舰用其5－8吋口径的大炮对清津市炮击了一整天。这次行动不但严重破坏了该市的各种设施，而且使海军飞行员从单调的铁路封锁战役中解脱出来。
1951年11月至1952年4月的海上作战没有取得什么特别令人鼓舞的战果。北朝鲜的元山港天天受到轰炸，并有扫雷艇定期通过其沿海。几乎每月都有共产党的海岸炮兵连的炮弹落在联合国军的舰船上，但损害一般都不严重，伤亡人数亦很少。由于封锁战役投入了绝大部分舰载飞机，所以海军陆战队航空中队的绝大部分攻击都是执行近距离的空中支援任务。但仍如过去一样，继续执行一般的封锁和侦察任务，以严密监视敌军的集结。虽然这段时间里共产党的空军力量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可能突然发生猛烈攻击的危险性是始终存在的。因此，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海军部队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准备对付敌人空军的行动。
五、兵力对比的变化
停战谈判对战场的严重影响在1951年冬和1952年春不时表现出来。虽然在一片混乱之中对一个又一个进攻方案进行了审议，但不是因其伤亡太大遭到否定，就是因其可能对谈判进展产生不利影响不了了之。虽然实施“积极防御”的部分细节问题已与地面、空中及海上战役一起进行了讨论，但还有另外一些问题值得进行审议。
战争一进入稳定阶段后，伤亡人数即开始明显减少。据估计，1951年10月共产党方面的伤亡人数是80000，11月下降到50000，12月和1952年1月份别下降20000，1952年2月至4月停留在11000至13000之间。联合国军的战斗伤亡人数1951年为20000，11月下降到11000，12月和1952年1月份别下降3000，1952年2月至4月停留在2500以下。
随着伤亡人数的日渐减少，需要处理以下几个问题：即扩大补充兵员集中待命处，确定每月需要的补充兵员人数以保持前线部队的战斗力，开始实施前线部队换防的轮换计划。共产党方面为改变其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态势，决定采取第一种，行动方案自11月1日，共产党方面的部队，只有377000人，到12月1日大约增加到了570000人，到1952年1月1日其总数已达到642000人。在195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北朝鲜的部队显然只维持在225000人左右。
另一方面，联合国军司令部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在1951年11月1日至1952年4月30日，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的美国地面作战部队则从264670人减少到260479人。每月有16000至28000的补充兵员从美国送往朝鲜，在前线服役时间达到轮换标准的被送回美国。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一政策虽然有利于保持部队的士气，但也相应地削弱了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对共产党部队的作战实力。虽然其他联合国成员国派出的部队人数只有很少增加，即从33258人增加至35912人，但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4月在韩国的地面部队差不多增加了60000人，即从原来的281800人增加到341113人。因此，敌人在数量方面仍继续占据着优势。
自7月开始谈判以来，敌人在其军事态势上究竟有多大好转，1952年4月底陆军作战与练参谋亚历山大·R．博林少将作出了比较明确的估计。在这10个月中，敌人的兵力从502000人、72个师增加到866000人、82个师，炮弹从8000发增加到40000发，整整增加了5倍，中共的炮兵部队加上部分装备不完善的北朝鲜炮兵部队已从4个师增加到8个师，另外还有4个装备精良的北朝鲜炮兵旅。1951年7月，中共还基本没有装甲部队，目前已有了2个装甲师，1个北朝鲜装甲师，1个机械化师。大约有52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俄国设计或制造的。在谈判中断期间，中共部队的补给问题得到了缓和，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共产党方面充分利用了停战谈判带来的喘息机会。只要于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继续保持这种僵持局面。
空军方面也出现与上面相似的情况。据博林估计，共产党在满洲里空军基地的飞机已从1951年7月的500架增加到1952年4月的1250架左右，其中约有800架俄国喷气式战斗机，另外又增加了75架运输机。实际上，共产党空军力量的增加速度和其地面部队的差不多。虽然他们的空中力量增加得很快，但在1951年冬和1952年春并没有向联合国军司令部进行认真的挑战。在12月，他们的喷气式战斗机最多只起飞了4000架次，而到1952年4月其起飞总架次已降至2300左右。从1952年1月1日起，他们基本上没有使用北朝鲜的飞机场，仅有极少几架敌人战斗机越过新安江以南。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一样，在战争处于平静阶段时，似乎只是一种潜在的而不是一种明显的挑战。
尽管敌人处于一种平静的状态，但李奇微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正担心着敌人空军力量的增长。他在12月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说，他认为，他需要8个F－86式佩刀式战斗机联队，才能在数量上与敌人的战斗截击机保持平衡。但华盛顿对其电报未作出什么反应。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指出，李奇微已经拥有5个F－86战斗机中队或一个多联队。要另外给他提供6个多F－86战斗机联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责成美国每月生产13架飞机，加拿大每月生产20架飞机。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他们无法答应李奇微的要求，但他们将设法制定一项少量增加的计划。1月初，一艘航空母舰受令驶向太平洋，如果李奇微需要，可交由他指挥；另外还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喷气式飞行中队将在1月飞往西太平洋，亦可受远东司令部调遣。
虽然采取了上述临时措施，但空军参谋部经过一番调查后，又马上提出了下面几项建议：①可以从美国防空司令部抽调3个F－94式星火全天候战斗机中队。但这意味着将已完成了在朝服役期的飞行员再次派往朝鲜；②空军准备与国务院商量，如果有飞行员，将在英国的75架F－86战斗机和在加拿大的75架F－86战斗机用船运拄朝鲜。但这等于将加拿大的防空力量削减到了最低限度和延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空军力量的充实。在这种情况下，陆军计划参谋部同意空军参谋部的意见，支持李奇微关于迫切需要增加空军力量的要求。
上述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同意适当增加李奇微将军的空军力量。由于涉及到种种复杂的因素，所以这种结果仍属比较满意的。2月，一个F－94飞行中队被派往远东司令部。美国政府也和加拿大政府达成了购买60架F－86战斗机的协议(每月10架)，加上美国自己生产的，到7月李奇微即可拥有两个F－86战斗机联队。
航空母舰“菲律宾海号”于2月驶抵远东，从而完成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另派一艘航空母舰的许诺。但海军作战部长成廉·M．费克特勒将军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说，由于当时正在实施过渡计划，航空母舰面临退役问题。因此，除非让海军保留2艘航空母舰，否则是难以长期保持这种局面的。但空军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海军可以从大西洋地中海上抽调两艘航空母舰听候临时调遣。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未就这个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最后国防部长洛维特裁定，只要未出现解决远东问题的迹象和继续存在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海军坚持在远东保留2艘航空母舰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如果削弱美国在欧洲地区的海军力量，就会产生非常不利的政治反响。总统同意了洛维特部长的裁定。因此，李奇微得到通知，他一直可以保留其航空母舰，直到达成停战协定或其空军力量增加到不再需要航空母舰时。
李奇微请求陆军参谋长增派高炮营未获得批准。我们都记得，柯林斯将军曾答应过李奇微在1951年中期给他增派6个营，有4个营已于11月份到达远东战区。但由于敌人的空军力量增加了，加之联合国军司令部又新修建了好几个机场，因此对防空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远东司令在1月份要求尽快给他增派9个营。在这种情况下，他碰壁了。柯林斯通知李奇微说，鉴于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承担着义务，因此一个高炮营也抽调不出。
由于在战场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所以联合国军司令部要想大量增加兵力的前景很暗谈，但容许司令部作了几次调整。毫无疑问，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调整是将美第45和40步兵师从日本调到朝鲜接替第1骑兵师和第24步兵师。
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一次正常的轮换，实际上却有着相当的背景。第40和第45步兵师是1951年4月被派到日本进行训练的两个国民警卫师，并附带担任日本的警戒任务。鉴于国会对国民警卫师投入战斗很重视，所以陆军在7月得到李奇微的肯定答复，他不打算将其中任何一个师投入零星的战斗。
8月，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李奇微，这两个师完成训练任务后，他们准备让其参加朝鲜战争，联合国军司令同意这一安排。但夏季攻势的发展使李奇微改变了原来的意见。只要存在着敌人发动反攻的危险，他就不愿让未受过训练的部队接换其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调动开始时，他还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这种调动至少在3个月内将削弱他保卫日本的能力。
在华盛顿，陆军作战与训练参谋詹金斯不同意李奇微的意见。他认为这两个师调离日本使日本的防御受到的暂时和部分影响要比朝鲜受到的威胁小得多。他向柯林斯进一步指出，40和45步兵师中的，许多国民警卫队员到1952年8月都将服役期满，届时将不得不送回美国。因此，他建议将一个国民警卫师派到朝鲜，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可以撤离一个作战师轮换到日本。以后可按此法轮换第二个作战师。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于9月中旬批准了这项建议。
但李奇微的思想仍未通。他认为，至少在11月15日之前苏联对日本采取行动的危险是仍然可能发生的。苏联对日本和平条约的反应还不清楚，德国的形势亦难以预料。因此，他坚决主张将一切调遣活动推迟到11月重新复议这个问题之后。根据李奇微的复议申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征求总统同意后最后取消了对国民警卫师的调遣命令。
11月初，李奇微终于改变了反对将这个师调到朝鲜的主张。虽然第8集团军这时已完成其秋季攻势，但李奇微不想减弱部队的战斗力，因为有可能采取其他行动以便在谈判桌上向敌人施加压力。因此，他坚决主张取消使用国民警卫师替换的限制。
柯林斯将军不愿插手这件事情。他认为，不使用这两个师肯定会引起国会的激烈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国民警卫师经过一年训练之后仍不适合于参加战斗。他通知李奇微说，在其训练期满之前，看来非得尽快按作战部队使用这两个师不可。
参谋长的上述意见终于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11月20日这天，希基将军通知范弗里特，第45师将在12月开始接替第1骑兵师。
实际调动开始时，远东司令部采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使用过的一种方法。1944年，用船将38师运到夏威夷后让其上岸接管第6师的全部营房、装备和武器。待第6师的全体人员登上这些装运过38师的船只后再驶向西南太平洋。用这种办法装运轮换和被轮换部队而不带走其各种重型装备和补给，轮换部队就只需携带各自的武器和个人装备。由于不装卸师的装备，因此不但经济，而且加快了整个轮换过程的速度。
第45师和第1骑兵师于12月初开始其轮换。第一梯队是第180步兵团，12月5日到达后被编入美第1军，两天之后第5骑兵团驶往北海道被编入美第16军，第179团于12月17日到达仁川，第7骑兵团第二天便离开朝鲜开赴日本。最后一个梯队是第279团，于12月29日进入朝鲜，第8骑兵团于12月30日离开朝鲜。轮换至此宣告结束。这时第180团已进入前线阵地接受炮火的洗礼。
总结这次轮换的经验后，远东司令部便开始为第二步做准备。第40师和第24师轮换的预备命令于12月下达，1月初便开始了行动。第24师将其第5步兵团留在朝鲜，原因是在日本训练的第34步兵团本属第24师的编制，因此应重新归其指挥。2月初，第40师被编入美第9军，接替了原24师在金城附近担任的任务。一位从事射击任务的炮手的一篇关于第2师炮兵部队的报道反映了这次行动的顺利。他庄严地将拉火绳交给前来接替他们的第40师后，在一排礼炮声中走向正在等待着他的汽车。
总的说来，这次师的轮换进行得非常顺利，基本上没有影响第8集团军的战斗力。在4月评价40师和45师的作战能力时，第8集团军的作战与训练参谋指出，经过短期实战锻炼后，这两个新师的战斗力并不亚于第24师和第1骑兵师。
虽然在这半年中只进行了这4个师的大规模轮换，但还利用战争的平静阶段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轮换。韩国第8师在3月完成反游击战后便接替了在前线的美第10军的第1海军陆战师。范弗里特于3月25日将第1海军陆战师调到西翼接替韩国第1师。他认为，这不但可以发挥海军陆战部队的两栖作战能力，还可以更好地保护汉城。
轮换计划还涉及了部分入朝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联合国部队。11月，范弗里特确定了在朝的非美国军队的轮换方式。法国政府希望在3个月内将它的一个营从前线撤离下来，在此期间它派出补充人员，重新组建一个营。但范弗里特表示坚决反对，他坚决主张参战国家派遣到朝鲜的轮换部队必须是经过训练的，这样，一旦他们到达后，便可在直接战线后方进行轮换，因此不会削弱第8集团军的战斗力。范弗里特的建议获得了批准。因此，今后将按他提出的这种方式轮换联合国的部队。
3月底，埃塞俄比亚的第一批轮换部队一个营到达朝鲜，被轮换的埃塞俄比亚士兵乘坐同一批船只回到埃塞俄比亚；4月，澳大利亚政府送来了另一个步兵营，即皇家澳大利亚团的第1营，被编入了该团的第3营。
战场上的平静，为范弗里特将军在4月初重建韩国第2军提供了机会。原韩国第2军经与共产党军队两次遭遇后已经覆灭，一次是在1951年秋，另一次是在1952年初。新组建的韩国第2军包括韩国第3师、第6师和首都师，由朴顺玉将军担任军长。重新划分了韩国第2军和美第9、10两军之间的防线，韩国第2军是控制金城至金城东南15哩一带的防区。
毫无疑问，由于没有地面行动，部队的轮换和重新组合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但从其总的效果来说，至多只能是维持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现状；如果从最坏的角度来说，它可能会削弱李奇微部队的力量。因为轮换使他失去了有经验的作战部队，而补充进来的是一些来经战争锻炼的士兵。
与此同时，敌人却改进了他们的防御工事，增加了部队，储存了补给。历时半年之久的“积极防御”只不过是一场敌人固守在其经过精心准备和构筑的防线后面的阵地战而已。巡逻和伏击如同19世纪的印度战争一样，主要是进行地面活动，而且即使这类遭遇战也被限制在很小规模。
由于双方都谨慎地限制了地面部队的活动，所以注意力转移到空战。但由于封锁战役严重破坏了共产党方面的运输和补给网，敌人的战斗力严重受挫，因此他们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似乎不太大了。
虽然到1952年4月，敌人比过去强大了，准备亦比较充分了，但他们仍不急于改变战争的进程。只要谈判不破裂和战场上不出现严重压力，共产党方面似乎会继续维持前线的目前这种态势，而在谈判中和宣传上发起攻击。而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除了继续沿所有前线进行防御外，还可能进行空战和海战，因此可以称为攻守兼备。但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战线的后方，因此而出现了战争平静阶段而带来的其他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