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的战争：1961～1963·第四
作者：莫里斯·艾泽曼·英国
出自————《越南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尽管约翰·F．肯尼迪总统从未明确地作出派遣美国军队介入越南战争的决定，但美国还是越来越深地卷入了这场冲突。他希望，通过派出规模有限的军事顾问以及数量有限的武器装备能够扭转南越反共运动的败势。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越共一年比一年强大，一年比一年活跃。相反，美国支持的吴庭艳政府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却无能为力，而且也越来越不得人心。如果南越人手中的美国武器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也许美国人手中的美国武器就得就位了——或许华盛顿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这样想了。
当20世纪50年代结束的时候，冷战的特征已经有了很大变化。1961年，约翰·F．肯尼迪向美国民众警告说：“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潜在的巨大危险来自于穿越自由边界的共产党军队，这一点我们在朝鲜(半岛)已经看到。”现在，威胁却出现了新的形式——“局部战争”，共产党能够通过游击队、暴动者或颠覆活动而获得利益。美苏两个拥有核力量的超级大国都具有在全面战争中完全毁灭对方的能力。华盛顿的领导人们感到，在他们面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战争”时，这种巨大的破坏力量实际上缚住了他们的双手。结果是，每次当苏联人或中国人支持的游击队企图推翻美国友邦政府的时候，华盛顿都不能以向莫斯科或北京扔原子弹作为威胁。那么，简直不可相信——或者用决策者喜欢的词语“不可信的”——美国会冒险使用核武器去解救南越这样的国家。所以，为了打败共产党并因此维护美国国家实力的“可信度”，美国就得学会运用一种新型的军事反应——“反暴乱”——去打败游击队。
当约翰·F．肯尼迪就任总统时，他对南越问题的想法受到了爱德华·G．兰斯代尔的影响。兰斯代尔在1961年1月向肯尼迪呈送了一份关于越南问题的形势报告，强烈要求新政府继续支持吴庭艳政府。兰斯代尔向这位新总统警告说，越南的政治、军事形势正在趋于恶化。而且，他绝不是在夸大其词。1961年，越共大大加快了其游击战的节奏，清除了1400多名南越政府官员，并暂时攻占了位于西贡以北40多英里处一个名叫福平的省会城市。当肯尼迪读完兰斯代尔的这份报告后对他的一位顾问说：“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份最坏的报告，不是吗？”
同时，约翰·F．肯尼迪还受到了被他任命为政府高官的一帮出类拔萃且非常自信的顾问们的影响，用美国著名报人大卫·哈伯斯塔姆的话说，他们是一帮“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在肯尼迪的主要顾问中，多数是常春藤名牌大学的 [ 译者注：指美国东北部哈佛、哥伦比亚、耶鲁、鲁林斯顿、康奈尔、布朗、达特茅斯、宾夕法尼亚等八所以学术成就及社会地位著称的名牌大学 ] ，特别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或教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他被肯尼迪任命为国防部长时已经升为著名的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麦乔治·邦迪直到被选定为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时，还担任着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系主任职务。沃尔特·W．罗斯托在赴华盛顿履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之前，是马萨诸塞技术学院的一名经济学教授，肯尼迪的最高级顾问中唯一一位具有作战经历的是退役陆军上将马克斯韦尔·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泰勒和他的部队一起实施了伞降，他因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那种他认为守旧的军事政策不满而于20世纪50年代末辞职，他先被聘为肯尼迪政府的高级军事顾问，而后于1962年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些人最后作出了导致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决策。
肯尼迪总统在白宫会见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约翰·F．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提供)
约翰·F．肯尼迪总统明白这样一个普通的道理，即对美国来讲，介入在亚洲(除朝鲜战争以外)的另一场地面战争是不明智的。但是，他从未考虑过放弃美国对保护非共产主义南越的承诺。肯尼迪总统不可能忘记白宫最后一位民主党总统哈里·杜鲁门因1949年把中国“丢”给了共产党，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等共和党政敌攻击的情景。正如他在1963年私下对一位助手发牢骚时说的，“如果我试图从越南完全撤出，我们将遭到另一个约瑟夫·麦卡锡的攻击。”国际问题也加深了他对国内问题的这些看法。约翰·F．肯尼迪感到，他必须向赫鲁晓夫和毛泽东证明美国不是一只纸老虎，并且有决心也有能力保卫美国的利益和海外盟友——总之，美国要具有很强的“可信度”。
把“可信度”当作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全部理由是一种本身自会成为事实的预言。然而，美国越是宣布越南是其建立“可信度”的地方，那么当事实出乎预料的时候，它所谓的“可信度”就越遭受怀疑。曾任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总统副国务卿的乔治·鲍尔曾经提醒肯尼迪，加深介入越南问题的程度将导致部署数以万计的美国部队，结果将一发不可收拾。肯尼迪听完鲍尔的话后大笑，告诉他说：“乔治，你被认为是城里最精明的人之一，然而你却比地狱中的人更荒唐。你说的那种情况绝不会发生。”
约翰·F．肯尼迪的信心基于他对反暴乱这一新战术的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曾教诲他的追随者们说，在游击战中保持同当地百姓的密切关系至关重要：游击队和人民是鱼水关系，人民是水，游击队就是游于人民这个海洋中的鱼。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战略家们分析认为打败游击队的办法就是使为游击队提供广泛支援的这个海(指支持游击队的人民)干涸。这就意味着要说服百姓拥戴政府而不要支援游击队，这就是常说的“绥靖”或“安抚”战略。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这一战略中被赋予了特殊任务。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哥堡的特种部队是为遂行非常规作战任务而于1952年组建的：敌后作战、水下及空中生存，以及招募并训练进行游击战的当地百姓。然而，这支特种部队在越南却发现自己被运用的目的较以前有些不同——同掌握类似游击战术的游击队作战。第一支特种部队于1957年被派往越南，任务是向南越军队传授反暴乱战术。约翰·F．肯尼迪认为，美国特种部队集中地体现了“灵活反应”能力，而美国需要具备此能力以在越南这种地方对抗共产党，他命令扩充这支部队并允许他们佩戴与众不同的头盔，从此他们便有了自己喜爱的绰号——“绿色贝雷帽”。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反思
1995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此时距他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恰逢越战正酣之时——而就任世界银行总裁已有28年。在过去那些年中，他对20世纪60年代那场被称为“麦克纳马拉战争”的冲突一直缄默不言。
今天，当他回顾越南战争时，却坦率地承认他与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中的同事们“错了，彻底地错了”。发生在越南的那场战争原本是一场内战，而不是一场侵略战争。美国在越南的敌人最初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向开战的，并非出于一种超越越南国界传播共产主义的愿望。南越政权的垮台对美国安全利益并不构成严重威胁。然而，美国的领导人，无论是军界的还是政界的，都毫无根据地相信运用技术先进的武器一定能打败游击战。美国能够也应该在1963年撤出越南战争，当时美军的伤亡数字还不足100。而且最终，美国并不拥有“天败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
然而，麦克纳马拉的“反思”并没有说服多少人。他认为那些参加越战的老兵们是为了一场根本不能打赢的战争而牺牲了自己，这个表态激怒了那些老兵们。一位退役空军少校写道：“麦克纳马拉应该每月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住上几天，然后他就会明白他所谓的‘错过的诸多良机’是如何耽误别人的啦！”《纽约时报》则评论说，这位前国防部长的“忏悔不足以结算那些在越战中死去的士兵们的生命之债，他们的幽灵就萦绕在麦克纳马拉先生的身边”。
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左)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D．泰勒上将受约翰·F．肯尼迪总统之命，在南越进行实情调研。1963年9月28日，保罗·哈金斯将军(右)陪同两人穿过西贡的一个战地指挥部。(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在1961牛春天到来之前，约翰·F．肯尼迪又决定向越南增派400名特种部队人员。美军第五特种部队大队于1961年被派往南越协同“绿色贝雷帽”部队的行动。他们的任务不再是训练南越军队，而改做南越民间游击自卫队的军事顾问。南越民间游击自卫队从南越边远的山区部落——如居住于越南与老挝、柬埔寨交界的西部边境地区的蒙塔格纳德人部落——中招募兵员，并编为准军事力量。他们擅长于在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区遂行小规模作战行动，如突然袭击、伏击或骚扰越共军队，甚至刺探情报等等。特种部队的这些顾问居住在近乎原始生活条件的偏远乡村。他们与部落的人们吃住在一起并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这些被其他越南民族蔑视的蒙塔格纳德人对待给他们武器装备和工资的美国人，要比对待南越政府更加忠诚。
截至1964年，美国特种部队共建立了18个民间游击自卫队监视营地，到1965年的时候，共装备了近2万名民间游击自卫队武装人员。自成立之初，美国公众对特种部队都寄予了特别关注，一份美国杂志甚至把他们誉为“哈佛大学的战争学博士”，而且这首《绿色贝雷帽之歌》——巴利·萨德勒上士1965年的成功之作——因此成了来自越战的流行歌曲。由于受过良好的训练并且士气高昂，特种部队中的许多人都主动签约，要求赴越南战场服役。但到60年代中期的时候，由于更多的美军常规部队被派到越南战场，特种部队的努力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美国陆军的高级军官们从未像肯尼迪那样对反暴乱行动感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特种部队从其他陆军部队抽走了太多的有经验的老兵。于是，在1970年底的时候，最后一支特种部队撤出越南。
1961年10月21日，南越军队的受训官兵观摩美国军事顾问团成员的训练演示。(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1961～1963年美国的军事战略具有双管齐下的特点：一方面，“绿色贝雷帽”部队在野外的丛林地区进行非常规战争；而另一方面，美国却向南越提供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帮助他们同越共部队打更有效的常规战争。1961年8月，美国军事顾问受命伴随南越营规模甚至连规模的分队遂行野战任务。不久以后，美军飞行员开始展开轰炸行动以支援南越军队的作战。
1961年10月，约翰·F．肯尼迪委派马克斯韦尔·泰勒和沃尔特·罗斯托赴南越现地评估那里的军事形势。他们于两周后返回华盛顿并向总统作了专题汇报。泰勒在汇报中竭力劝说肯尼迪向南越军队提供更强大的后勤支援，包括向北越军队实施空袭以保护南越军队和重要设施的安全，向南越军队提供直升机运送部队等等。他还请求派遣8000名美军作战人员保护美国驻越南军事基地的安全。政府可以派他们到任何地方，只需说那儿的水灾控制救援行动需要他们；一旦他们被部署到越南，当作战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随时调用。对于美国也许“正在无意中酝酿一场大规模的亚洲战争”的可能性，泰勒只是简单地说“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肯尼迪总统对派美国人到越南打仗的建议却是犹豫不决。关于这件事，他告诉历史学家、(总统)演说辞撰写人阿瑟·施莱辛格：
部队将会开进；乐队将会演奏(欢送)；人群将合欢呼(送行)；但四天后每个人都会忘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会被合知必须增派更多的部队(到那儿)。这如同喝酒一样，酒劲过去以后，你还须再喝。
作为对泰勒计划的首肯，肯尼迪总统增加了派驻南越的美国军事顾问人员，并且还逐步加大了对南越军队的支援力度。尽管肯尼迪总统在这方面比泰勒表现得更谨慎，但在两年之内美国派到越南的部队数量却是泰勒在报告中要求数量的两倍；而且许多本不需要亲自到一线参加战斗的“顾问”们也被深深地拖入到战斗行动中。为满足战争规模扩大的需要，美国政府于1962年2月决定对驻西贡的美国军事指挥结构进行重组，并在此基础上组建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由保罗·D．哈金斯将军指挥。
尽管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1月份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断然否认美国部队卷入了越南战争，但那儿的美军遭遇伤亡却是事实。分配到一个研究单位监听越共无线电广播的专业技术人员詹姆斯·戴维斯于1961年12月22日遭越共军队伏击而死，他是“官方承认的”第一位死于越战的人。
在战争初期的那些日子里，直升机飞行员和其他机组人员看到了一些激烈交战的场面。1961年12月，第一批直升机及其机组人员抵达南越，不久就开始运送南越军队上战场。直升机为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空中机动”能力，可以从遥远的基地迅速运送部队并增援到正在战斗的前哨基地，或直接攻击敌人的据点。越南那种错综复杂的高原地形对美军构不成障碍。虽然直升机在与越共军队初期的作战行动中取得了成功，但最后的结果证明它并没有成为一些美国军事战略家们所期望的魔力武器。
海军陆战队中尉肯尼思·巴布斯回忆说，当他到达越南的时候，从技术上讲，美国军事仅仅是顾问性质：
我们的工作只是在前哨基地运进或运出补给物资；疏散伤员；用直升机运送南越军队。我们没打算参加作战。但开始接火后，我们知道必须准备保护自己，于是我们开始装备我们的直升机……刚开始时，越共军队被直升机吓怕了，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这些机器(指直升机)多么脆弱……如此多的电缆和软管穿过(直升机)旋翼减速器，即使一颗步枪子弹也能让我们发生故障、退出战斗……现在，当我们(的直升机)再来的时候，越共的军队不是逃跑，而是就地进行还击。
不久以后，巴布斯中队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们正式卷入了同游击队的地面交火。他总结说：“我们像童子军一样发起进攻，但不大会儿就像地狱天使一样溃退下来。”
1962年2月，越共军队第一次击落了美军直升机。于是，美陆军又派遣了更多的重装直升机作为反击，如UH－1型直升机(美军称之为“蟪”式直升机)。“蟪”式直升机装有机关枪和火箭发射器，可用于空降突击过程中压制敌地面火力。但是，经过认真伪装并躲藏于坑道的游击队能够对付直升机的攻击，这一点在1963年2月的北邑战役中得以证明。当时，在湄公河三角洲一个名叫北邑的村落，美军一个空降突击分队和南越地面突击部队进入了越共精心设计的伏击圈。尽管越共面对着敌我比例为10：1的不利情况，但他们还是击落了5架美军CH－21型武装直升机(“飞行香蕉”)并使南越军队遭受惨重伤亡——美军3名直升机机组人员丧生，10人受伤；南越军队61人死亡，100余人受伤。但在战场上只找到了3具越共士兵的尸体。战役结束后，一位美军将领飞抵现场，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错误导致了这次惨败，但没想到，他差点死于“友军”(指南越军队)炮兵的一次不合时宜的拦阻射击。
美国陆军CH－21型武装直升机(“飞行香蕉”)的密集编队正在支援南越军队攻击位于西贡北部的越共丛林基地。图中美军士兵正用直升机舱门处的机枪向地面射击。(美国国家档案信提供)
北邑战役的灾难性结局激起了一些驻越美国记者的愤怒，他们纷纷写文章批评南越军队的战斗力。约翰·F．肯尼迪总统对发自越南的负面新闻报道深为恼火，他要求《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将其驻越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派到别的地方去(但遭到报方拒绝)。与此同时，大量的源于南越军队和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的乐观报告又使他们比较欣慰。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在1962年他的首次越南之行后宣称：“我们具有的定量的统计数据表明，我们正在赢得战争。”为什么美国人对这些统计数据先入为主？一位南越将军对此的解释逗乐了他们的盟友：“我们越南人能够给予(麦克纳马拉)一切他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想让它们(指统计数据)增长一些，它们就增长一些；如果你想让它们降低一些，它们就降低一些。一切都随你的意。”
南越人不是唯一的统计泡沫制造者。根据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司令保罗·哈金斯给他们(指南越军队)的简报，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马克斯韦尔·泰勒在1963年9月共同访问西贡、返回华盛顿后，在他们10月2日联名给总统的报告中宣称(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000名美军人员可望于年底撤回，至1965年我们有望取得充分的进展并“届时撤回绝大部分美军人员”。
副总统林登·B．约翰逊在1961年5月访问西贡时把南越总统吴庭艳称为“亚洲的丘吉尔”。事实上，当时的美国官员已经越来越关注吴庭艳的领导能力了。吴庭艳对华盛顿向其再三提出的进行旨在使其政府更得民心、军队更有战斗力的改革要求置若罔闻，因为他觉得不论其推行什么政策，都得依靠美国人的援助。
吴庭艳的兄弟吴庭儒掌握着南越的秘密警察力量，帮助吴庭艳用高压手段镇压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在那些不满吴庭艳统治的非共产党组织中，有许多信仰佛教的南越人。他们长期不满占南越总人口少数的天主教徒控制政府。在吴庭儒的竭力主张下，吴庭艳决定对1963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动摇南越政权的佛教徒抗议运动采取强硬措施。1963年5月8日，佛教徒在顺化举行纪念佛祖诞生的庆祝活动时，因陈列佛教旗帜遭到政府拒绝而双方发生冲突，造成9名佛教徒(其中7名儿童)被杀。1963年6月11日，一位法名光度的和尚当着记者的面往自己身上泼洒汽油，然后划着火柴，点燃身上的汽油自焚而死，以抗议南越政权的宗教迫害。这位僧人身体燃烧的照片马上出现在全世界各大报纸上，吴庭艳政权的威信一落千丈。更糟糕的是，吴庭艳的弟媳儒夫人在评论自焚事件时竟将那位僧人的自焚称为“烧烤”，并声称愿意为计划自焚的任何抗议者提供火柴和汽油。光度和尚的殉教事件在南越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流行队伍挤满了南越城市的大街小巷。1963年夏天，又有6名佛教徒自焚而死，这对动荡不安的南越形势如同雪上加霜。美国驻南越大使弗雷德里克·诺尔汀竭力劝说吴庭艳向佛教徒让步，接受他们的条件，然而在8月末，由美国训练的南越特种部队(即防暴警察)突然袭击了南越各地的佛教寺庙，逮捕了1400名和尚，并对佛教庙宇进行肆意破坏。美国公开谴责了这次袭击行动，严厉指责了吴庭儒，并要求吴庭艳将其逐出政府。
当吴庭艳拒绝罢免吴庭儒的时候，约翰·F．肯尼迪的一帮高级顾问们(包括接替诺尔汀任驻西贡大使的卡伯特·洛奇)都转而反对他，当一帮打算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吴庭艳统治的南越将领在8月下旬与他们(指洛奇等人)联系的时候，他们回应赞成政变。洛奇于8月29日就此向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发了电报，强调指出：“我们开始准备：推翻吴庭艳政府。一旦开始，就不可能体面地走回头路。”但那些南越将领们在将要发动政变的最后一刻退缩了，可美国官员们希望他们能再试一次。白宫于10月6日给洛奇发电报指示，尽管它不想“促成”一场政变，但它也不想“给人留下一个美国想阻止(南越)政府变更的印象”。华盛顿最关心的是这件事对于各方面关系的影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于10月25日给洛奇大使发电报称：“尽管我们谨慎地避免直接介入，我们还是特别关心一场不成功的政变将使我们面对怎样的舆论批评。”
当最终确信美国人支持政变以后，那些南越将领们于1963年11月1日发动了政变，占领了西贡的主要军事设施。吴庭艳总统府外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吴不明就里，给洛奇大使打了电话，这位大使却假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孤立无援的吴庭艳和吴庭儒兄弟只得逃离总统府，但最后还是在他们准备寻求政治避难的天主教堂里被抓获了。抓捕者向他们开枪，并在装甲运兵车的后部将他们刺死，这一点却不是华盛顿那些支持政变的领导人所期望的。
当肯尼迪得知吴庭艳被杀的消息后，脸色变得灰白并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房间。尽管对政变人员杀害吴庭艳兄弟事件心存芥蒂，但美国还是在三天以后承认了南越新的临时政府。三周以后，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1961年1月，当肯尼迪就任总统时，大约有900名美国军人驻在越南；到1963年11月他遇刺身亡的时候，驻越南美军已超过16000人，并且有120名美国军人在越南战争中丧命。现在，决定如何——而且需要多久——在越南进行下去就是新总统林登·B．约翰逊的责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