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的思念·第二十五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只有死者看到过战争的结束。
——柏拉图
德浪河谷地的枪炮声终于静了下来。流血死亡已经结束，但是痛苦才刚刚开始。第一骑兵师的官兵尽了自己的义务。陆军的野战陈尸所里摆满了士兵的尸体，共计230具，都用他们的绿色橡胶雨衣包裹着。240多名终身残废者和伤员被缓慢地从战地急救站转到医疗站，再转到野战医院，然后转到救护运输飞机上。
伤势能够很快痊愈的轻伤员，康复后就要回到越南履行战斗任务，所以这些轻伤员只被飞机送到日本的美国陆军医院；伤势较严重的伤员被飞机运到菲律宾，在克拉克基地的陆军医院等伤势稳定之后，就乘飞机飞回美国住在离家较近的军方医院。
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的罗伯特·杰米森士官将在几个陆军医院里住32个月。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詹姆斯·杨一等兵头颅的一侧被子弹打了一个洞，他在丹佛的陆军医院康复后，向别人借了衣服，办理了出院手续，手里拿着退伍证书回到密苏里的老家，刚好赶上跟家人一道欢度1965年的圣诞节。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的克林顿·波利四级专业士官身上带着三处可怕的子弹伤疤，被判定为百分之七十残废，退伍回家后正赶上春耕播种。
然而在1965年11月18日，噩耗已经陆陆续续从华盛顿传到寂静的南方城镇——佐治亚州的哥伦布。通知阵亡者家属的电报将把那些天真无邪的妻子和子女的生活彻底搅乱。这场战争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还是新战争，到目前为止伤亡人数极少，因而美国陆军甚至尚未考虑建立伤亡通知小组。到了战争后期，将有小组成员亲自报丧，而且他们会暂时留下来安慰年轻的寡妇或者上了年纪的父母，直到他们的朋友或亲戚能够前来。在1965年11月和12月时，哥伦布的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甚至干脆把报丧的电报交给计程车司机送交死者家属。
第七骑兵团一营一连的比利·R．爱略特士官死后，给他的妻子莎拉送报丧电报的计程车司机酩酊大醉，步履摇晃。当爱略特太太站在她那小平房的门口，手持黄色电报纸时，传递噩耗的那个计程车司机竟然醉倒在她家门厅外面的花坛上不省人事。然后陆军在将她丈夫的遗体运回美国的途中，又把遗体丢失了几天，幸好后来找到了。
当一个计程车司机凌晨2点钟叫醒第七骑兵团一营一个士兵的年轻且已怀孕的妻子，并把电报递给她时，这位操西班牙语的妇女当场昏倒。那位司机连忙跑到隔壁把邻居叫醒前来帮忙。这位新寡妇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读英文，但是她晓得电报上说的是什么。
给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的杰里米亚·(杰里)·杰文斯中士家里递送的报丧电报的计程车司机在凌晨4点钟叩响他的家门。当时他的女儿贝蒂·杰文斯·莫普森才14岁，她说：“以前我曾经对朋友们讲过计程车司机给失去亲人的家庭送报丧电报的故事。今天，我却觉得这使人无法接受。幸亏我的姨妈跟我们住在一起，计程车司机凌晨4点钟敲我家的门时，姨妈正陪着妈妈。这个陌生人把电报递给我们时，我母亲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当时我想，这种送信的方式多么冷酷，多么没有人性。”
既然在那个可怕的秋天陆军无法在哥伦布妥善处理阵亡官兵的后事，那总得有人去做善后工作。对于第七骑兵团一营阵亡者的家属来说，那个做善后工作的人就是我的妻子朱莉·康普顿·穆尔，一位陆军上校的女儿，一位未来将军的妻子，5个小孩的母亲——其中两个儿子将踏着我的足迹到西点军校受训，然后在陆军服役。
朱莉一谈起那些日子，就说那是一段充满恐惧的时光。那时只要一看到黄色的计程车在军眷所在街区的路上行驶，在越南服役的士兵的妻子儿女们就惊恐万分。每当计程车和电报带着痛苦和悲伤抵达家属面前，朱莉也马上来到活动住房集中地——墙很单薄的公寓和像盒子一样的一幢幢小平房——尽她最大的努力安慰那些生活被摧残的孤儿寡母们。有两位寡妇她永远不会忘记，一位是杰里·杰文斯的遗孀，尽管悲伤无比，她仍以高贵的人格和镇定的态度接待了朱莉；另一位是吓坏了的西班牙年轻寡妇，她已经怀孕，那个遗腹子在3月份来到人世间，一出生就没有父亲。
当一口口棺材相继抵达国内后，我妻子参加了安葬在本宁堡公墓的第七骑兵团一营阵亡人员的全部葬礼，只有一次例外。一连的杰克·介尔士官的葬礼是本宁堡为一营的死者举行的首次葬礼。朱莉打开电视机收看晚间新闻，从电视上她看到了她目睹过的最令人悲伤的情景：我手下的一个士兵正在下葬，可是本宁堡却没有通知她。她打电话给幸存者援助会，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一营每个死者的消息都必须通知她，在本宁堡公墓为每个一营阵亡士兵举行的葬礼也必须事先通知她。
朱莉回忆道：“当我拜访那些寡妇时，我非常担心自己将不受欢迎，因为是我的丈夫命令她们的丈夫去打仗的。我想到了上百万个我不应该去的理由，但是我的父亲打电话敦促我去，所以我就去拜访她们了。她们见到我很高兴，而且为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那是她们的些许精神寄托。当时一营士兵的寡妇中仍有13人居住在那个小镇上。”
第七骑兵团二营副营长弗兰克·亨利少校的夫人和营士官长詹姆斯·司各特的夫人也为二营死者的家属尽了同样的义务。当时二营营长鲍勃·麦克代德中校还是一个单身汉。
考内利亚·司各特首先拜访了马丁·纳普的家，对马丁的身亡表示哀掉，并提供帮助。马丁·纳普是二营四连的一名士官。
司各特夫人说：“死者家属们极悲伤而又愤愤不平。一位寡妇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她的丈夫阵亡了，而我的丈夫只负了伤。泪水模糊了我们的视线，看不清死者的姓名、地址和面孔。在11月下旬和12月上旬，我们开始参加本宁堡为死者举行的葬礼后，大家更觉得伤心。”
第一骑兵师师长哈利·金纳德的夫人和其他许多夫人们公开批评让计程车送报丧电报的残忍做法，陆军迅速组织了伤亡通知小组，每个小组里包括一名随军牧师和一名陪同军官。并没有谁故意使这种残酷的伤亡发生，美军在“X光”着陆区和“阿尔巴尼”着陆区战斗中遭受如此重大伤亡，使包括美国陆军在内的每个人都大为震惊。
然而，在陆军组织了伤亡通知小组，改变了报丧的方式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军人家属在哥伦布街上看到黄色计程车仍然感到害怕。我妻子仍然记得：“12月份一辆载着几位年轻尉官的计程车停在我家的门口。我躲在门帘后面，心想我如果不去开门，就不会听到坏捎息了。然后我打定主意：‘打起精神来，朱莉，你要挺住。’我把门打开，司机向我打听某个地址，我几乎要晕倒。我对他说：‘请你以后别再来找我问路！’那个可怜的人对我说他理解这点，所有的计程车司机都恨那份可怕的报丧差事。”
远在美国北部康涅狄格州的雷丁——一位上了年纪的乡村信差——犹豫地敲了敲约翰·J．乔希根夫妇的家门。电报上收报人是芭芭拉·乔希根夫人，即约翰·兰斯·(杰克)·乔希根中尉的妻子，但信差知道电报的内容，也知道杰克·乔希根是那家的独生子。
当乔希根夫妇读着电报时，信差失声哭泣了起来，浑身颤抖，一遍又一遍地问他能帮助他们做些什么。乔希根夫妇还未来得及控制自己的悲痛就先安抚信差，他们拥抱信差，安慰他，帮助他振作精神，使他能在天黑后安全走回遥远的镇上。
那天芭芭拉·乔希根正巧不在家，她到约纽州的新罗歇尔去陪伴她丈夫上了年纪的姑母。姑父在两年前的这天去世，乔希根一家觉得应该有人在这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去安慰姑母。当乔希根夫妇打电话告诉芭芭拉不幸的消息时，她正在写给杰克的第93封信，跟往常一样，这封信里写的主要是他们的女儿卡蜜莉的成长情况。次日早晨，她在家门口的信箱内发现了杰克给她写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有一个休假的机会，但是我排的士兵即将上战场，此刻我不能也不愿离开他们。”
1965年8月汤姆·梅特斯克尔上尉离开美国赴越南时，他的妻子凯瑟琳和14个月的女儿卡伦搬回到印第安纳州靠近她娘家的地方。汤姆的父亲在美国的驻外机构工作。凯瑟琳回忆道：“我终于得到一份教学工作，这不但可以打发我的时间，还可以存一些钱。我应该在11月15日(星期一)开始上班教书。在那个星期天(11月14日)晚上，我因感冒而发烧。我怎么开始我的新工作呢？电话铃响了，是我叔叔打来的。他说：‘这里有给你的一封电报。’我心里想这很可能是汤姆在外国的父母亲打来的电报。我对他说：‘把电报拆开读给我听。’陆军部长很遗憾地通知您……汤姆死了。”
已经这么久了，然而那个秋天的痛苦和悲伤，对于德浪河谷地阵亡官兵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来说，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他们之中有些人同意把他们失去亲人的遭遇写下来，希望他们的经历对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其他家庭有所安慰。
贝蒂·杰文斯·莫普森现在42岁了，她自己的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但是1965年11月15日她父亲在德浪河谷地阵亡这件事对她造成的精神创伤一直萦绕在她心头。她说：“收到通知爸爸死亡的电报，经历初次震惊之后，我们几个小孩不得不回到学校去，因为两个多星期以后父亲的遗体才会运回家。好像每一个人都朝我们看，相互低声耳语。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说我们的爸爸在那边死了，多惨啊。”
莫普森夫人继续说：“他们不管我们。没有援助小组或者类似的人员帮助我们承受打击，我们一家人独自忍受悲痛。我的兄弟们一点儿也不吐露他们的心情，我母亲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在学校读书时，她和爸爸是一对情人，但是后来他们分别跟别人结了婚。当他们俩大约在同时离婚后，他们再次相会结了婚。爸爸常常带着我一起乘坐灰狗巴士，多半是回萨凡纳的家。每次他和母亲外出之前，总要坐在椅子上让我给他梳头发。他的头发剪得很短，但是他认真坐着让我梳头，似乎我真的为他下了一番特别的功夫一样。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告诉我们他不得不到越南去时的情形。我们开车把他送到本宁堡。我记得一辆辆陆军的卡车上载满了士兵，听到爸爸说他也许回不来。我当时还年幼，并不真正懂得他的话的严重性。他是一位好父亲，一位严父，当时我和兄弟们认为，他离家那么长时间，那我们每天就可以在外面多待一些时间，玩得更痛快。父亲死了我责备自己，因为他离家时我有那些自私的想法。我的父亲是个好人，一个牧师的儿子。他的名字是杰里米亚。”
她补充说道：“接到第一封报丧电报之后两个星期，我们收到另一封电报，通知我们何时到火车站接父亲的遗体。我们到达车站时，灵车已经停在那里了。一会儿，一辆载着一口灰色长棺材的木手推车被拉到了我们身边。我的爸爸！他就是这样回到我们身边。悲痛再一次涌上我们的心头，而且我们比刚听到他阵亡时更加伤心，因为现在他到家了。我当时嚎啕痛哭，你在3个州以外都可以听到我的哭声。我记得在家乡举行的葬礼上，我在很近处细看了他好长时间，以便弄清楚那确实是他。然后我看到了他脸颊上的那颗痣，我确定了那是父亲的遗体。
“我为父亲感到非常自豪，但愿他能晓得他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有好长时间我觉得他似乎只是跟往常一样在执行陆军的勤务，总有一天他会回家的。我等待了多年，注视着我家门前的车道多年，因为我非常盼望他再回到妈妈、兄弟和我的身边。我想看看德浪河。这是我为了自己必须做的一桩事情。我必须知道，必须亲眼看见这个地方确实存在。我需要看见并且亲临我父亲死的地方。也许这样才能了却我的心愿。我多希望当时我们不用独自承受如此巨大的悲痛。当时我们需要某个人来到我们身边，向我们解释，帮助我们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母亲现在已经辞世。她没有再结婚，她非常爱爸爸。”
现年50岁的凯瑟琳·梅特斯克尔·麦克克莱述说她如何跟潇洒的年轻陆军军官汤姆·梅特斯克尔邂逅，又怎样跟他结婚的故事，而似乎都发生在前世。“当时我不知道他早年的情况。他简直快把他的父母气疯了——总是忙个不停、常常出事、从来坐不安稳。然而他们对儿子的体育成绩感到骄傲，他在中学时代就是州冠军足球队队员，在城堡军校荣获南方撑杆跳高联合运动会的冠军。汤姆在日本和朝鲜长大，他的父亲也叫汤姆，在美国国务院任职，为国际开发署工作。由于要读高中，汤姆和母亲柔依以及姐姐伊比回到印第安纳波里，在这期间他的父亲正在国外从事一桩艰苦的差事。他的父母亲都是印第安纳州人，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
“然后汤姆离家到城堡军校求学。他在那儿读书期间，他家搬到了华盛顿特区。我是迪波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学校放春假，我和我的朋友贝蒂·奥克特决定在我父母亲家中度过一星期的春假。我的父亲是驻在华盛顿五角大楼空军部的一位上校。我经由别人安排认识汤姆，在1962年10月5日我们结了婚——我们私奔了。10月8日汤姆离家赴德国，他将在德国服役6个月。我待在家里直到从德波大学毕业。在他回到佐治亚州的本宁堡以后，我就到那里跟他一起生活了。
“我记得我一生中在本宁堡的日子过得最兴奋。他在一支随时准备战斗的部队里，有时我们会在凌晨4点钟接到电话说部队要集合并且从本宁堡出发。军人的妻子们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外出一天或是一个月。那是古巴导弹危机和出兵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日子。我记得我常常坐在我们山茶花园公寓的房间里，房间里都是灰色和粉红色金属家具，厨房里只有一个电线插头，在电冰箱的后面。如果你把电冰箱移到外边去，就可以烤面包。我学会了耐心和勇敢，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思念汤姆。他在家时，我会彻夜不眠，盯着他看，庆幸自己如此幸运。1964年5月31日，4公斤350克重的卡伦·道兰·梅特斯克尔出生了，汤姆欣喜若狂。汤姆本来想要个儿子，但是生了一个女孩他也很高兴。卡伦生下10天以后，我们搬家到华盛顿特区，因为汤姆要到语言学校学外语。我们尚未找到住处之前临时寄宿在我父母亲家的地下室里。在那所学校学习期间，汤姆接到了要他去越南的命令，他很兴奋。他学习的正是越南语。这是他的分内事。
“我不像他那样兴奋，这并不是因为有危险，而是由于我们将天各一方。我们被送回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以便他做好去越南的准备。我将带着婴儿住在那里。训练很快就结束了，他们收到一张部队的照片。汤姆开玩笑说我们可以把阵亡的人员从照片上划掉。我们所有的朋友也都被调到各个部队，在布拉格堡我没有任何熟人，而且我又怀孕了。所以，他在越南的这段期间，我打算搬回印第安纳州我娘家暂住。
“1965年8月，汤姆从埃文斯维尔飞机场离开美国。我痛哭了一场。我们每天互写一封信。我每天带着卡伦到邮筒去寄给爸爸的信。汤姆的父母亲在国外，因此我看不到他们。10月份我流产了。
“11月14日(星期日)夜里电报来了。汤姆死了。我不得不做出安排。我以前甚至从未参加过葬礼。除了我们住的汽车旅馆的房间，没有别的地方能够让朋友们聚在一起。我们在陆军中的朋友都来了，他们都接到了赴越南的命令。站立在两旁的是我们在华盛顿期间汤姆当教练指导过的摔跤队队员。他很受他们的敬重。
“当时我想死，但是不得不为了卡伦而活着。我认为是她救了我的命。我从华盛顿一回来就开始教书。医生让我服用镇静剂。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心理咨询，也没人把这当作一种解除精神痛苦的办法。当汤姆的遗物被送回来时，我把它们统统扔掉。我想那样可以避免睹物思人。但是这个办法也不见效。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精神麻木状态，而且还要强装笑脸，痛苦难以言状。多年来我一直把它压在内心。20年以后我接受了心理治疗，在专家的帮助之下，我终于把汤姆从记忆中淡化了。现在我对失去他这件事已经可以平静接受了。我想念汤姆时，心中就会出现一位面带笑容的年轻人。我将永远思念他。”
卡伦·梅特斯克尔·鲁德尔现年27岁，已经结婚，是一位有两女一子的母亲。她说：“在越南发射的亿万颗子弹中的一颗改变了我这一生的道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活由于一颗子弹而发生剧变。我才17个月时，我的父亲托玛斯·梅特斯克尔就在战场上被打死了。尽管我看到我们父女俩在一起拍摄的照片，但是我的记忆中没有他的印象。我们长得很像。他是一位职业军人，1961年毕业于城堡军校。我花了很多时间问：‘为什么？’他既然知道自己可能回不来，为什么还要去越南呢？他为什么非要去送死不可？为什么竟有人会说他应该去越南为国捐躯呢？为什么我偏偏遭此厄运？
“我4岁的时候母亲改嫁了。他是一个离过婚的律师，跟前妻生了两个孩子。迈克尔·麦克克莱把我收为养女，所以我的名字卡伦·道兰·梅特斯克尔改成了卡伦·梅特斯克尔·麦克克莱。在我过5岁生日之前我的同母异父弟弟出生了，一年之后，同母异父的妹妹也出生了。
“由于我们的家庭是重新组合的，我经常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我猜想像这样的处境我不比任何别的儿童应付得好些，也不比他们应付得差些。谁来教会我如何应付呢？我开始拼命要求自己达到我能力所不及的目标。我拼命想适应环境，但是从来没有弄清楚如何适应。不管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里，我总不免有孤独感。
“我从来不提父亲的名字。在我认识的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之中，没有一个在年纪还很小时就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合适的话题。我经常悄悄地到地下室翻那个存放我父亲遗物的箱子。出于某种原因，我父亲死后我母亲把他的许多东西都扔掉了。我清楚记得一面长方形旗子的霉味。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为我父亲举行的葬礼上，那面旗子覆盖着我父亲的棺材。箱子里有许多东西：吊唁簿里夹满了若干毫无意义的官员发来的唁函；我婴儿时我父母亲为我买的能发出音乐声的白色玩具熊；一大串勋章，其中包括一枚紫心勋章；还有一些照片，对于我来说这些照片就是我的爸爸。我曾发现一张贺卡，那是我爸爸过他的第一个父亲节时，我妈代表我寄给他的。我不记得贺卡外面是什么样子了，但是贺卡里面说：‘我将永远是爸爸的小女儿。’我翻那个箱子时伤心痛哭。1987年4月25日我跟司各特·鲁道尔结婚，那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4天中的第一天。其他3天是：1988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女儿爱莉森·伊丽莎白出生；1989年10月11日爱比盖尔·凯瑟琳出生；1991年3月1日托玛斯·亚力山大出生。
“1990年秋天发生了一连串令人惊讶的事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描写了我父亲在越南的死亡。文章中谈到我爸爸如何中弹，而正在等待撤送到后方时，他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帮助把伤势更重的战友雷·莱费布上尉弄上直升机，就在此刻他受了致命的伤。我母亲给文章的作者写了一封信，作者帮助她跟哈尔·穆尔取得了联系。为了纪念德浪河战役二十五周年，参加过战役的老兵们举行了一次联欢会。联欢之前他们跟我进行过几次电话长谈，我还给莱费布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参加联欢会。跟曾经和我爸爸在一起战斗过的这些人见面我感到很激动，很紧张。参加联欢会之前，我本以为会碰到一批捶胸顿足、自高自大的狂人，好战、杀人成性，以及这些年来我所听说过的所有其他的情况。
“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我觉得必须见见这些人。我对这些人的成见是荒唐的。我遇到的这些人其实是一批玩具熊，我希望他们对这个比方不介意。我觉得这像是另一个家庭，甚至我的丈夫遇到他们都喜出望外。
“雷·莱费布收到我邀请他参加联欢会的信时，正值他女儿婚礼周之中。他没有迟疑一秒钟。他告诉我他所负的几处伤，并且说如果不是我父亲救他，今天他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童年时常常痛恨被我爸爸弄上直升机的那个不知道姓名的人，也就是我家箱子里那封信中提到的那个人。我总觉得我爸爸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那个人的命。对于我来说，能够亲眼看看那个人是意味深长的。现在我晓得如果两个人换一下位置，雷·莱费布也同样会抢救我爸爸。
“那个周末我第一次去参观‘越战阵亡将士纪念墙’。我沿着墙步行时，它的艺术力量感染了我。以前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被任何艺术作品感动过。我想我永远不会再像这样被感动了。我觉得事物已经经历了一个轮回，我可以继续前进。我将永远悼念我死去的爸爸。我以前感到受了伤害，心里愤怒，觉得自己受了欺骗，不知道自己的全部身世。可是我现在觉得我可以消除这些不正常的心情了。现在我了解自己了，我终于喜欢我自己了。我只能希望我们已经从越南吸取到某种教训，所有代价不能白费。”
爱德华·丹尼斯·蒙瑟威茨的父亲劳埃德·乔尔·蒙瑟威茨1965年11月17日在“阿尔巴尼”着陆区阵亡时他才7岁。他说：“我的故事开始于法国，在那里，我父亲跟母亲相遇，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我们来到美国时，我才1岁。我记得我们住在密苏里州的列昂纳德·伍德堡。几年以后，他接到赴朝鲜的命令。他把我们搬到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居住，那儿离他的家人较近。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然后又搬到了佐治亚州的本宁堡。这时我有3个弟弟，我母亲仍在学习讲英语。关于我父亲的事情，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很喜欢在院子里干活，常和我们在一起玩，有时会听马蒂·罗宾斯的音乐。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到桑德希尔的教堂做礼拜。我总是希望礼拜仪式快点结束，因为我知道找将得到饼干和牛奶。
“在他离家赴越南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我记得他一直为履行使命而训练，训练结束就回家，把他的衬衫染成绿色，整理他的野战装备。在他离家之前的最后几天里，他花很多时间跟我们待在一起。他离家的前一天，他把我放在他的轿车顶上，尽最大努力向我解释发生了什么情况。他对我说他不在家期间，我必须肩负起父亲的义务，要照顾几个弟弟，帮助妈妈。多年来他的话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上。我妈妈一人在家独自承担起抚养4个男孩的重任。我记得收到过爸爸寄自越南的好几封信。在那些信里爸爸多半谈天气，以及他是多么想家。在一封信中他谈到了不得不到安溪去，而且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究竟谁是越共。他说他在丛林里比在营地里感到更安全一些，因为他可以隐蔽在浓密的树叶中。我们耐心地过日子，盼望着他回家。
“计程车送来的第一份电报说他在战斗中失踪。一个星期以后来的第二份电报说他被敌人的火力打死。又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本宁堡。当时我7岁，现在我34岁了。多年来我思忖着为什么这个悲剧非发生不可。在过去的两年里，我终于得以跟其他越战的老兵谈论这场战斗了，而且我仍在期望有朝一日能找到一个了解我父亲当时情况的人，或者在我父亲阵亡时跟他在一起的一个人。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我的两个男孩分别是4岁和19个月，我还有一位13年来跟我同舟共济的漂亮妻子。我母亲仍然健在，我的几个弟弟都成家立业了。
“这些人为他们的国家而战斗牺牲，这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无数的人。布什总统在电视上说，越战在人们精神上遗留下的创伤已经愈合。但是对于我和许许多多其他人来说，这个创伤并未愈合。我们根本无法补偿那些参加过越战的老战士。但愿上帝保佑和保护至今仍受这场荒唐战争影响的亲人们。”
杰克·乔希根从1959～1963年在宾夕法尼亚军事学院受训。他在这段时间里的成绩可能会使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将才。三年级和四年级时，他是班联会的主席；三年级时是学员大队的士官长；四年级时是学员大队长。他荣获了学院颁发的每一枚奖章和优秀奖项。为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的硕士学位，杰克·乔希根延后履行他的陆军预备军官义务。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他跟大学时期的女友芭芭拉·威瑟尔兹结了婚，然后杰克和芭芭拉到东非去了，他俩在坦桑尼亚的村庄里为天主教救济组织工作了近一年时间。1965年5月他以少尉军衔到本宁堡报到服役。他的女儿卡蜜莉·安就是在那儿出生的。7月份他被分配到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8月份他随自己的部队乘运输舰开赴越南。芭芭拉·乔希根·约翰斯讲述的故事如下：
“我从不认为他会死。当时我23岁，从未尝过人生痛苦的滋味，甚至把我丈夫送上战场都没有动摇我的信念，我认为他会活着，上帝会为他安排一切。杰克会在陆军中圆满履行自己的义务，然后再回到坦桑尼亚，这是一个适合他的地方，我们结婚后第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他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并不好战。他的人生目标是帮助贫困者，甚至在越南他都自告奋勇率领他的排去帮忙重建一所学校。他是在帮助他手下的一名士兵时身亡的，那个人名叫威利·高伯德。在越战纪念墙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刻在一起。
“当杰克离家到越南时，我选择搬到康涅狄格州的雷丁，这样我和卡蜜莉就离他的父母亲近一些了。我们将在杰克离家的一年里互相支持和关照。他们在一片6公顷土地上有一幢小房子，并正在附近另建一幢大房子。在大房子建成之前，我们母女俩跟他们住在小房子里。他们搬进大房子里去住以后，我仍然住在那幢小房子里。他们给他们的家取名‘风脊’。我给小房子取名为‘安宁窝’。卡蜜莉的父亲离家赴越南时她才出生2个月，因此她成了我们全家人的焦点所在。她使我们经常笑逐颜开，而且由于她长得像她爸爸，看到她使我们感到杰克一直在我们身边。
“1965年11月17日晚上报丧的电报来了，我的世界倾倒了，我感到自己被抛进了另一种状态，好像在梦中似地。我坚信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我对此无法理解。婆婆打电话给我时，我正在我的姑妈帕特那儿。我记得我朝窗外望去，惊讶地看着人们驱车路过，一切跟婆婆打电话之前一样。我想朝每个人大声呼喊，让他们停下来。我跑到楼上看着安然熟睡的卡蜜莉，她哪晓得她的生活已经急剧改变。在最后一封信中杰克曾经说过：‘我回家后给卡蜜莉一个小弟弟怎么样？’从今后不可能有小乔希根了。我抱起熟睡的婴儿，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仍然不相信我们所希望、所梦想和所打算的一切已经到此完结了。
“噩耗是11月17日传来的，那天恰巧是杰克父亲的62岁生日。12月2日杰克被安葬在康涅狄格州的贝瑟尔。葬礼弥撒在纽约的佩勒姆举行，因为杰克是在那儿长大的。教堂里挤得水泄不通，那个星期宾夕法尼亚军事学院的报纸辟出三个版面颂扬杰克。
“后来杰克的母亲写了下面这封发表在1966年1月13日《佩勒姆太阳报》的信：
佩勒姆亲爱的民众：
11月17日，通知我们兰斯在越南德浪河战斗中身亡消息的可怕电报来到了。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他是芭芭拉的丈夫、小卡蜜莉的父亲、我们唯一的孩子。
在我们等待他的遗体运回之际，我们竭力从极度伤心中振作起采。我们自我安慰说，这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最晓得如何安排每个人的命运。偶尔我们也能想得开，但有时突然看到一件旧毛衣、一个保龄球、一张照片就会使我们想起他，那个满头鲜红头发的男孩又浮现在我们眼前。他一步三级台阶地跳上楼梯，或者在住宅区环形道上开车时按喇叭告诉我们他从学院、或从非洲、或从本宁堡回家了。一回忆起这些情景我们的心情就难以平静。他已经死了，再无复活的可能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那可爱的面孔了。
我们开始安排葬礼。我们心里想，既然兰斯中小学时代的朋友们居住在佩勒姆－新罗歇尔地区，我们就该把他的遗体运回老家举行葬礼。我们给佩勒姆的殡仪馆打了电话。我们不想把自己的悲痛加在别人的心头，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在其他人的内心深处也许不会对此感兴趣。因此我们请弗洛德先生为我们在报纸上登一则简短的通知，并为我们的儿子安排一个简短的葬礼。
飞机把兰斯的遗体从越南运了回来。我们强打起精神来到了殡仪馆。当我们端详他那熟悉的面孔时，我们觉得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他参加了战斗，但是那并没有被称为战争；他死在远离自己亲爱的祖国万里之外的地方；他的鲜血和他所热爱的士兵的鲜血已经渗透了越南的土壤。殡仪馆没有乐队，没有迎枢仪式，什么也没有，只有我们三个伤心的人伫立在他的棺材旁边。我们以前从未感到如此孤独。
我们背后的一扇门轻轻地开了，有个人走进了停枢间。这是一个男人，他哭泣着，跪了下来祈祷。他走到我们跟前，讲了我们儿子不少好话。他离开了。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他是‘自发地表示对一个男孩的热爱’的第一个人。门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人们络绎不绝地涌进停枢间。他们以前认识兰斯，毫不害羞地为他流泪，对他表示关注。他们都是一些上帝保佑的大好人。
通过我家的一位朋友鲍勃·克赖明斯的帮助，我们在纪念碑下为兰斯举行了葬礼。不同信仰的神父们顶着夜晚的严寒，朗诵了他们的悼词。美国退伍军人团的代表也来了，还有参加外国战争的老战士组织的人，正是这些人的牺牲使我们的儿子能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成长起来。数百人涌上街头举行庄严的降半旗仪式，美丽的旗子在微风中轻轻地飘拂，酷似给所有的人赐福一样。
我们哭了，泪水从我们的脸上缓缓流下，我们衷心感激佩勒姆的每一个人如此纪念我们的儿子。安葬的那天，警察们默默地为送葬的行列开辟了一条穿过城里的街道。在每个十字路口他们挺胸而立，举手敬最后一个礼。圣·凯瑟琳教堂里挤满了人。兰斯的棺材上覆盖着国旗，棺材安放在他的上帝脚下。
这孩子非常热爱人民。不管黑人还是白人，他对他们都充满了爱心。如果他们需要他，他总是跑过去帮忙。他在非洲帮助过他们，关心过他们。他到越南是因为他听到了同样的召唤，并且响应了召唤。突然我们领悟到兰斯是在越南的所有美国男儿们的代表——疲劳不堪，英勇顽强，负伤的和阵亡的。佩勒姆的民众曾经说过：我们爱你们，张开我们的臂膀，把你们全都搂进胸怀，让一个年轻人做你们的化身，他就是兰斯·乔希根中尉。
我们谨代表我们的儿子、他那二排的士兵以及在越南的所有美国的年轻人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上帝保佑你们。
他的家人”
芭芭拉继续讲述她的故事：“杰克死后好一阵子，我在邮件中看到两个破盒子。它们是从越南退回来的，上面盖着‘确证去世了’的字样。其中一个盒子里装的是两个月之前我寄出的巧克力薄片饼干，盒子里还装着杰克要的一架照相机，但是他收不到了。另一个盒子里是杰克的个人物品，其中有个钱包，钱包里珍藏着一张他盼望回归的康涅狄格州老家的那座小房子的照片。钱包里还有他母亲写给他的信。信中说道：‘爸爸睡着了，我正坐在小房间里想念你、爱你、祝你平安、祈祷你早日回家、感谢上帝保佑我们的好儿子，我和爸爸不停地为你和你手下的士兵祈祷，我们每时每刻都念念不忘你。’
“如果不是杰克父母的支持，我不知道我的日子要怎么过。多年以后，他们对我和卡蜜莉讲了同样的话，我俩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我想我们是相依为命，一个脆弱时，另一个则坚强。
“杰克死后不久，我收到了杰克的营长哈尔·穆尔中校写的令人感动的信。他也给乔希根夫妇写了信。他的信越过迢迢万里，对杰克充满了颂扬之辞，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和勇气。在其中的一封信中，穆尔中校表示他打算前来看望我们。在1967年，这一天来到了。哪怕他只跟我们在一起5分钟时间我们也会感激的，而他跟我们在一起足足5个钟头。他先来到我住的房子。我抱起了卡蜜莉走到房子外面迎接他。他慢步登上石阶朝我们走来，他那带着悲哀的犀利目光注视着我们，把我们母女俩搂在他的怀里。这个人在万里之外把我丈夫的遗体抬离血腥的战场，此刻他来到了我们的家中。到一个这样幽静的环境里讲述战争中的流血牺牲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我们急忙登上小山丘，来到乔希根夫妇的房子前，一见面我们又相互拥抱，伤心落泪。然后我们坐下来进行了长时间交谈。我们坐在一起分担压抑我们大家的痛苦和悲哀确实起了宣泄作用。然后穆尔中校问杰克安葬在何处。当我告诉他在3公里之外的圣·玛丽公墓时，他说他想到那里去，所以我就带他去了。我们步行到杰克的坟前。我们站在那儿一会儿以后，穆尔中校问他是否可以一人独自待在坟上一些时候。他在坟上时，我坐在轿车里。我朝他那儿看了一跟，看见他跪在坟旁，双手捂着头。我连忙扭头朝别处看去，不想侵扰他独自的时刻。那次拜访对于我的公婆乔希根夫妇来说具有愈合心灵创伤的效果，这种效果安慰了他俩的有生之年。我也会永远铭记穆尔中校的拜访。
“杰克死后大约两年，婆婆选择了一个时刻告诉我，她和爸爸都觉得有件事该让我知道。他们想让我知道他们希望我改嫁，不要因为我们之间亲密无间而感到难舍难分，也不要以为我跟别人结婚就是背叛杰克。我无法想象我能爱上别人。我非常爱他们俩。1968年12月，一位邻居征求公婆的意见，问是否可以让他把一位老朋友介绍给我。他们欣然同意，并请他在约翰·约翰斯中校从西点军校来访时，把他带到我们家喝鸡尾酒。中校当时人在西点军校。1968年12月21日我和约翰见面，我们在1969年4月5日结婚。约翰非常喜欢孩子，立即爱上了卡蜜莉，她也很喜欢他。我们结婚时她快4岁了。以后多年里，我们母女俩常谈论我们跟爸爸结婚时的情形。1970年5月我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又添了一个女儿。公婆乔希根夫妇终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是我孩子的第三对祖父母，我们的三个孩子都热爱他们。我们的家就是他们的家。
“美国参战了！在最近的波斯湾战争期间，每天晚上全国广播NBC的新闻节目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一场战争，不是一次小规模冲突，也不是一次警察行动。这是一场战争。在美国国内举国上下热烈支持，旗帜公司的生意打破纪录，成吨的慰问品运送给参战部队，儿童们书写了成千上万的信给不知名的士兵。这种情形跟越战相比差别何等强烈！这是内疚吗？美国应该对它不公正地对待越战老战士感到内疚。我们的政府，或者说越南冲突期间那些当权者们应该感到内疚。他们甚至不愿把在越南的长期围困称为战争，因为从来不曾宣战。
“杰克原来的死亡证书上说他‘因在对敌人的地面作战中头部和背后受枪伤而死’。1978年为了人寿保险我不得不写信给有关部门，请求重发一张死亡证明。证明随邮件到达后我大吃一惊。在‘死亡状况’的‘非战斗’栏里打了一个勾。我查看了家里剩下来的一份死亡证明。那一部分全被涂掉了。我吓呆了，我心中纳闷是不是那些人以前对我撒谎了。也许杰克是被己方的火力打死的，谁也不想告诉我实话。我丈夫在五角大楼工作，他查清了真相。一份书面回答当天就寄来了：‘1965年的政策是把被敌人打死的人当作非战斗死亡对待，因为在越南的冲突没有被承认是战争或战斗。由于受到了无数的批评，该政策改变了，在战斗中死亡的人员都理所当然地当作阵亡者。’
“甚至过了26年，一幕幕往事仍然历历在目：我会从卡蜜莉的脸上看到一丝能够引起我遐想的表情。或者说这可能是一场梦。在梦中门铃响了，8岁的卡蜜莉在我身旁，3岁的鲍比在我的另一边，1岁的巴比在我的怀里。我打开门见到杰克，他身穿棕褐色的军装。他透过玻璃防风门注视着我们4个人，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孩子们围着我，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他的脸上浮现出了微笑，然后他消失了。我醒来时，先是感到深深的悲伤，然后一阵内疚。我曾经认为我将永远不会再幸福了，恰恰在这时我的生活出人意料地幸福了。但是杰克消逝之际，我注意到他的微笑。我知道如果杰克能在我身边，他会为我的幸福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们是阵亡将士的亲人，是战争的无辜受害者，他们的痛苦历经岁月都未减退。他们度过年华，却缺了父爱，父亲应该活在他们的心中，爱护他们，朝他们开怀大笑。
他们一生中都在倾听那永远不落地的脚步声，盼望知道可能发生但又没有实现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