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丸地狱·第十九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战争是罪恶。问一问步兵，问一问阵亡者。
——欧内斯特·海明威
北越当时的战场指挥官是阮友安中校，他一直观察着美国人撤离“X光”地区的整个过程。他和他的主要下级指挥官第六十六团的团长罗玉州中校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念头：即武元甲将军的格言“初战必胜”。对于阮友安中校来说，11月14日在“X光”着陆区开始的那场跟美国人的战斗尚未结束，只不过是转移到另外一个不远的地方而已。
阮友安说：“我认为11月17日的战斗是整个战役中最重要的。我给我的几个营下达了这样的命令：碰到美国人的时候，最好把你们自己分成若干小组，从各个方向攻打他们的队伍，把他们的队伍分割成许多段。钻进他们的队伍，胁持他们作为人质，这样就可以避开他们的炮火和空袭，以减少伤亡。我们有一些优势，我们从两侧攻打你们的队伍，而且在进攻的时候，我们是以逸待劳。这支部队是我们的预备营，他们在等待时机投入战斗。在这次战役中，还没有使用过第八营。他们是生力军。”
从美军方面来看，枪战是从第二营队伍的前头开始的，然后沿着美军行军路线的右侧或东侧迅速扩散，很快战斗就全面展开了。
迪克·阿克尔曼四级专业士官是侦察排的右侧尖兵，而侦察排则是整个营的尖兵队。阿克尔曼说：“我们向左朝一个林间空地走去。当听到几声枪响的时候，我们才刚走出约30米。然后又听到更多的枪声，最后好像地狱门打开了一样。敌人的主攻方向就是我们几分钟之前站的地方。我们立即卧倒在地上。我伏在一块空地的中央，子弹溅起的尘土飞进了我的双跟，横飞的子弹甚至把草都打断了。”
侦察排里的部分士兵集中在阿克尔曼前面的一排树下。他说：“我不想背着那个笨重的背包跑过去，所以我把背包解了下来以后再朝树丛那儿跑去。我们看到北越士兵正在悄悄地挪过来。我们开始向他们逐一瞄准射去。我相信他们之中谁也不晓得我们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有人从一个树丛那里喊我们，我们立即起身穿越草地往回跑。我倒在一棵小树的背后。我侧着身子，一边肩膀抵着那棵树，这时我听到啪地一声，而且感到树在摇晃。原来一颗子弹打在树上，正好在我肩膀的对面。我决定将身子伏在地上。”
阿克尔曼的连士官长站在那儿，大声喊叫着下达指示。“他脱掉了军装上衣，身上穿着衬衫。他举起左臂指示方向，我看到一颗子弹撕破了他胳膊的内侧和左侧胸。他仍然在下达命令。然后我们奉命转移到树丛的一个防守薄弱的部位。这里面对着敌人的主攻方向。到处都有人在跑来跑去。我们不能朝那个方向开枪，因为我们的兄弟们在那儿。我们把步枪设定在半自动击发状态，只有看准了敌人、确有把握的时候才开枪。”
阿克尔曼的侦察排长裴因少尉已经把该排大多数士兵带过了第二个较大的空地，并且进入了“阿尔巴尼”西边(最远的那边)的树林里。一连分成了两股，一个排被派到空地的东北边，另一个排被派到了空地的西南边。帕特·裴因正穿过空地跟他那个排的士兵会合，他说：“就在此刻，着陆区的北边顿时枪声骤起。我转身向右看到一些美军士兵正朝西北运动，似乎要前去设立阵地。在一阵弹雨中他们倒下了。几分钟时间之内，我们都遭到了敌人的猛烈攻击。敌人的火力把我和我的无线电操作员压制在着陆区的中部。敌人的火力主要来自空地的北边和西北边。”
当一连的排长们报告战况激烈的时候，裴因少尉的无线电里呼叫声不断。裴因说：“迫击炮弹开始落下来。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新经验，因为到此时为止，敌人从未用迫击炮火对付过我们。爆炸声令人难以置信。我记得我紧紧地贴在地面上，我有生以来从未把自己压得那样扁过，我当时心里想，现在我全身最高的地方肯定是我的脚后跟了。迫击炮弹还在不停地落下来，轻武器和重机枪继续猛烈地射击。我的心情终于镇静下来，我再次开始思考着战况和该怎么办。”
裴因抬头一看便明白，北越部队是跟美军偶然遭遇，并不是早有准备。他说：“我要我的无线电操作员伏在原地不动，我跃起身来跑了20多米，回到了设在两块空地之间一个树丛里的营指挥所。在那儿，我找到了营作战参谋杰姆·斯帕艾斯。我向他解释了战斗形势，并且建议把我的侦察排撤回到着陆区里面设立阵地，这样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射界。在‘X光’着陆区我看到一营设立的宽阔射界的优点，正因为有射界，他们成功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作战参谋同意我的建议，我连忙跑回着陆区中部跟我的无线电操作员会合。”
裴因跟全排的班长们都联络上了：“我在无线电上向他们解释了我们将怎么办，然后我们协调了行动。我倒数计时出发的时间，然后我们立即同时穿过着陆区开阔地飞快地往回跑。真是奇迹，我们只有一个人阵亡，那是一个吓坏了的新兵。我们一到达树林边马上设立一个环形防线，转过身来就迎击北越人发动的两三次攻击中的头一次。他们从西边穿越空地向我们进攻。我们刚刚从西边撤回来。敌人的头一次进攻我记忆犹新，我们打退了他们。我们的火力极其猛烈，他们感到惊愕。”
侦察排长补充说：“当他们重新组织进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北越军官在队伍前后跑来跑去，给士兵们鼓励壮胆。他一定是个连长。然后他带领部下发动第二次进攻。我佩服他的勇气，因为我们这里至少有20个人想把他击毙。第三次进攻被打退之后，北越人就不再企图通过着陆区向我们进攻了。他们开始绕到北边去了。”
此刻，一连的连长苏格迪尼斯上尉正在树林里，并且朝他看到营指挥小组消失的地方走去。他说：“就在我发现前头有一个小空地的时候，我听到后头有一两声枪响，枪声来自我连一排和二排的地方。我回头看了一下。停顿了几秒钟之后，枪声慢慢开始密集起来。由于我在我连人员的前头，所以在初次敌我交火时我没有遭到敌人射击。我继续向前朝‘阿尔巴尼’奔去。我知道我必须建立一个能够让直升机起飞降落、有较好射界的环形防御阵地。这个阵地应该是一块独特的地形，便于部队开进去。”
敌军对第七骑兵团第二营进行突击
“阿尔巴尼”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着陆区——四周长满树木的空地。事实上，苏格迪尼斯上尉以为是“阿尔巴尼”的那块空地仅仅是两块空地中的一块，一个树木稀疏的高地把它跟前头较大的另一块空地分隔开来了。在那片小树林里至少有三座大土丘：一个在树林边上，靠北边，另一个在西边，还有一个在树林中间。矮树林四周并不全是开阔地，东西两边跟大树林之间有一些孤立的树木，这些树木相隔6米左右。
苏格迪尼斯上尉说：“当我们的行军队伍开始遭到密集火力袭击的时候，我和拉利·戈文抵达了阿尔巴尼的边缘，即那片空地的东北边。敌人开始零星地朝我们放冷枪。侦察排的部分士兵已经到达树林高地。此刻我在无线电上呼叫我连的一排和二排。我几乎立即跟一排失去了通信联系。二排的副排长在无线电上回答了我的呼叫。那是威廉·A．法雷尔士官长，38岁，田纳西州斯坦顿人。他是一个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老战士，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俘过，他本来可以选择留在美国国内，不必到越南跟我们一起打仗。大家都叫他‘老爹’。”
法雷尔不断问苏格迪尼斯上尉他在哪里，并且告诉他，他们排跟北越人交战了，已经有好几个人负伤和阵亡。苏格迪尼斯说：“我无法准确判断他的位置。我知道他应该在的地方——在我们所在的树林高地的正东方向。后来‘老爹’从无线电上报告说他中弹了，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三四个人，全都受了伤。从无线电里我可以听到他那个地方的枪声。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老爹’的声音。中弹后他没有幸存下来。
“我连一排的幸存者和侦察排在阿尔巴尼组织了最初的防御。营指挥小组安全地抵达环形防御阵地。鲍勃·麦克代德和弗兰克·亨利能够幸免于难很可能全亏那两个北越俘虏。如果他们没有到队伍前头来审讯俘虏，并且继续留在前头，那他们的位置应该是在队伍的后面，很可能在敌人从侧面攻击我们时难以幸免。在阿尔巴尼的某个时刻我问那两个北越俘虏到哪里去了。别人告诉我，枪战开始时，他们企图逃脱，被击毙了。”
麦克代德中校自己回忆说：“战斗开打之际，我和一连进入了着陆区。我竭力想弄明白战场形势。我的行动很快，我心里只是想着：让我们到这片树林里来，让我们全集中到这里来。树林里好像到处都有敌人似的。我们牢牢地控制住了附近地区，正设法弄清楚其他人的位置。我所担心的事情之一是，官兵们一开枪之后就很难控制，会一直朝草地里猛烈扫射，这样极易误伤自己人。我告诉他们：‘看清了敌人再开枪，因为我们营的部认被冲散了。’”
杰姆·戈登士官是二营的助理作战士官，他跟着营部小分队走在行军队伍的后面。他说：“我们遭受来自三个方向的火力。敌人从树上和两边朝我们开枪。我身旁的一个伙计中弹了，我一把抓过他的机枪，牢牢地伏在一个土丘上。然后我们遭到迫击炮火的袭击。敌人的迫击炮瞄准了我们。我环顾四周时看到每个人都死了。麦尔文·耿特通信士官脸部中弹后倒在地上死了。炸死耿特的同一发迫击炮弹的弹片钻进了我的背和肩膀。敌人向我们包围过来，准备发起最后的冲击。我用机枪向敌人扫射，企图从他们中间打开一个缺口，但是我并不知道该打向何处。我走错了路，一头栽进了敌人火力的杀伤区。我发现成堆美国士兵的尸体。”耿特28岁，阿拉巴马州温森特人。
二营的作战参谋斯帕艾斯上尉认为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战斗爆发时各连的连长都不在自己的连队里。“我认为这对三连的影响最严重。他们的连长斯吉普·弗斯梅尔上尉到我们队伍的前头来了。三连的副连长唐·考内特在战斗开打后不久就阵亡了。所以三连的官兵在没有连长的情况下溃散了。”
斯帕艾斯也记得枪战是从队伍的前头开始的，然后一直延伸到队伍后头。“我觉得敌人的那个营一头撞上我们的侦察排和一连的部队，后撤以后又兜了回来，直接朝三连发动攻击。他们也袭击了四连的一部分。二营的指挥小组刚好在四连队伍的前面。我手下的4个人也在那里，其中包括我的作战助理士官，3个人阵亡。”
麦克代德的无线电操作员杰姆·爱普尔森四级专业士官说：“我们把几部无线电安放在一个土丘后面。炮兵的无线电操作员们正在他们自己的无线电上向我们呼叫。老实说，我们对全营行军队伍的情况不甚了解。一些无线电操作员已经阵亡了。我们跟所有的人都隔绝了。麦克代德中校得不到后面部队的任何报告。三连、四连和营部连没有向营长报告情况，因为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连无线电也没有，比如营部连就没有无线电。”
此刻已经是下午1点26分。侦察排，一连的连长苏格迪尼斯和他的副连长戈文，以及麦克代德的营指挥小组都在两片空地之间的小树林里。苏格迪尼斯和戈文在一个土丘旁，裴因的侦察排在另一个土丘附近，麦克代德和他的指挥小组在第三个土丘后面。
拉利·戈文中尉回头朝南看看几分钟之前他和苏格迪尼斯上尉从树丛里出来的那个地方。此刻整个地区到处都有北越士兵，显然他们已经切断了二营的行军行列，把二营的头和身子割开了。戈文看到3个美国兵从草丛里跑来，他们正逃离那个充满了敌人的区域。戈文说：“我跃起身来，挥舞着胳臂朝他们叫喊。他们看见了我并且直接向我们的阵地奔来。第一个人是一位上尉，他是我营的空军前进空中管制官，他已经精疲力竭了。营指挥小组蜷缩在我们后头的另一个土丘旁，我向上尉指了指他们的位置，他就朝他们爬了过去。卧倒在我身边的营士官长詹姆斯·司各特也跟着他爬了过去。跟在司各特后头的是一个个头很小的年轻一等兵，他的神志已经失常，子弹打穿了他的腹部，他用双手捂着肚子防止内脏流出来。他不停地问：‘直升机来了吗？’我说：‘飞来了，坚持一下。’
“起初营长以为朝我们飞来的子弹是己方的火力。他一直大声喊叫，要我们停止射击。他的命令通过营指挥通信网传达下去，但是不起任何作用，因为环形阵地上的部队可以看见北越兵了。当我听到一个很响的爆炸声时，我和士官长朝后头看去。突然士官长惨叫一声：‘长官，我中弹了！’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后胳肢窝，在他的右臂下方有一个大窟窿。我对他说，包扎一下就会好的。他撕下了自己的上衣，自己包扎了伤口。然后他捡起他的M－16步枪朝一个土丘走过去。此后我看到过士官长好几次，他像魔鬼一样作战。”
司各特士官长说：“战斗开始后不超过15～20分钟时间我就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胸部。我可以看到我的左边、右边和前方有成排成连的敌人。树上有敌人、土丘上有敌人，高草地里也有敌人。我们还没有组织好。我们没有时间，一切都是立即发生的。那天晚上8点钟之前，我没有看到任何散兵坑。我们用树木和土丘作掩护。开战后半个钟头之内，我们在一个连的区域内企图组织人员进入一个防御阵地。这是士兵们的自发行动，并不是某一个人在发号施令。我认为这种各自为战的行动挽救子我们。”
戈文中尉回到了矮树丛西部边缘的一连指挥小组。他说：“乔尔·苏格迪尼斯告诉我，在我们右边的一排全完了，在我们后头的二排也被敌人切断了，全排人不是死了，就是负伤。我站起来以便更清楚地看看空地北边的树林，我看到大约20个北越人弯着腰朝我们的阵地冲了过来，离我们仅约50米远。我大叫一声：‘他们来了！’说着就跃身向前射击。我听到营长高声喊‘撤退！’我觉得那个命令莫名其妙，因为当时那里似乎无路可撤。
“几乎每个人都跃起身来跑回第三个大土丘。其中有连士官长弗兰克·米勒、乔尔·苏格迪尼斯、火炮前进观测员汉克·邓恩，以及无线电操作员戴尼斯·威尔逊一等兵。我待在原地消灭了所有的北越兵。我的第一个点射就打倒了3个敌人。我记得瞄准了带头的那个带着一枝AK－47步枪的敌人。我的第一发子弹就打中了他，我看到他栽倒在地上后就开始向前爬。我怕他朝我扔手榴弹。我再次非常仔细地瞄准后扣压扳机，他被我的第二发子弹击中，抖动了一下身体，但是他继续向前爬。我于脆从隐蔽处走了出来，把弹夹里剩下的子弹全部扫向他。他距我们的土丘约20米。这次敌人的冲锋被打退了，可是我们仍然看见空地的另一边有无数的敌人在团团转。”
一连的指挥小组现在回到了他们原来的阵地，面对着他们第一次从树林里出来的地方，也就是说面朝西南。戈文中尉说：“乔尔·苏格迪尼斯和我打定主意就在那儿坚持战斗。转移是毫无意义的。北越人已经在我们连和全营行军纵队之间了，那片丛林里到处都是敌人。他们正向我们开火，而且继续朝我们的纵队袭来。”
苏格迪尼斯和戈文都说此后不久，一连失踪的二排的排长戈登·格洛夫少尉从东边摇摇晃晃地走到了美军阵地上。拉利·戈文说：“我看见戈登·格洛夫和两个伤员穿过空地朝我们走来。他们三个人是排剩下的人员中能够走动的。格洛夫惊恐不安。我们把他和他的两个士兵接到我们的阵地上，并且让我们的军医为伤员包扎伤口。然后戈登要求我们派人跟他一道回去把他排里的人救出来。乔尔·苏格迪尼斯说：‘戈登，我不能派人到那里去。’显然离开这个环形阵地就是死亡。不管你朝哪里望去，都可以看见北越人。戈登请求让他去跟营长谈一谈。苏格迪尼斯同意他去见营长。他跌撞着走过去请求麦克代德帮助他营救他手下的人，结果得到了否定的答复，所以他只好回到我们的土丘。”
戈文补充说：“在我们进入那块林间空地的地点附近，和在那边的丛林里正在进行一场激战。陷入敌人伏击圈杀伤区域的三连正在拼死战斗。迫击炮火停止了。敌人的迫击炮显然被三连摧毁了，因为第二天我们发现了敌人的全部迫击炮。但是在我们观察的那个区域仍然有数百名敌人镇静地到处打转。现在放冷枪的阶段开始了。我之所以称之为放冷枪阶段，是因为好长时间内，我们仅仅朝在我们环形阵地周围走动的敌人开枪，直到我们得到空军的支援。至此，战斗还进行不到30分钟。”
戈文看到副营长弗兰克·亨利少校仰卧在地上对着无线电呼叫，拼命地请求战术空中支援，而且成功了。他说：“空军的支援正在途中，但是没有炮兵和空中火箭炮火的支援。营作战参谋杰姆·斯帕艾斯跑到我们这边来向戈登·格洛夫询问二排环形阵地外面的情况，因为他刚从那儿回来。格洛夫告诉他，那里还有我们的士兵，挤在一个小阵地上，全部负了伤，有的已经气息奄奄了，所有的无线电都被打坏了。斯帕艾斯上尉再次问他是否认为还有人活着，我们谁也没有吭一声。”
戈文爬到了土丘的顶上，用他的M－16步枪朝空地以南树林里的北越人放冷枪，看清楚一个就瞄准射去。“目标很多，我记得我从我的阵地上打死了10～15个北越人。被我打死的敌人倒下的各种样子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有些敌人扑通一下栽倒在地上，有些敌人还作出反应，好像被卡车撞着似的。有些敌人没有被我的第一枪和第二枪打中，他们继续走动，直到我最终击中他们。当时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是，他们在高草丛里走动是为了要寻找仍然活着的美国人，然后将他们逐一杀害。”
在一颗敌人的子弹呼地一声从戈文的头上飞过之后，他把他的制高点让给了格洛夫少尉。格洛夫损失了一个排的士兵，因而急于报仇雪恨。戈文和他的上司苏格迪尼斯上尉在土丘后面放松了一会，躺在地上，抽起了香烟。戈文说：“那根香烟使我们恢复了理智，就在其他人在我们周围向敌人开火之际，我俩讨论了战斗形势。我们知道在战斗的起初半个钟头时间里，我们一连损失了两个步兵排，大约50个人。乔尔情绪沮丧。”
二营纵队前头那些人中的幸存者们现在还在树丛里防守着。他们可以听到树林的可怕战斗枪声。二营纵队中其余的部队也被卷入了战斗。北越人沉重打击了二营队伍的前锋，并且阻止其前进。他们打死了苏格迪尼斯手下两个步兵排中的大多数人之后，立即跑到美军队伍的侧面，化整为零对美军发动进攻。
敌人开始进攻的时候，麦克代德手下所有的连长都到队伍的前头去了，跟自己的部队分离了。他们把自己的无线电操作员也带走了，有的甚至把连士官长和火炮前进观测员都带在身边。除了一名连长外，其余所有的连长在整个战斗期间一直待在麦克代德的阵地上。
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连长乔治·福雷斯特上尉在高中和大学时代是运动员，体魄健壮。从无线电里接到麦克代德召集连长会议的通知后，他朝纵队的前方走了450多米。他那个连在全营纵队的最后头。他的两名无线电操作员也陪他前去开会。
麦克代德刚要开始对他们几位连长讲话，几发迫击炮弹就打了过来。福雷斯特立即转身跑回自己的连队。他说：“我没有等他宣布散会就立即离开了。在跑回连队的路上，我的两个无线电操作员都中弹身亡。我毫发无伤。我返回到我连的时候，发现我的副连长倒下了，他的背后中了迫击炮弹的弹片。我对整个战斗形势不太有把握，所以我把全连官兵调离行军的小路，在东面设立了环形防御阵地。有一阵子似乎敌人的火力来自各个方向，所以我们也朝四周的敌人还击。我觉得那阵子枪战持续了三四十分钟时间。除了拉利·L．赫斯少尉以外，所有的排长都正常履行职责。20岁的赫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战斗开始后几分钟就中弹身亡了。我的重机枪士官也负了伤。”
乔治·福雷斯特在敌人火力的夹击之下跑了550米距离，而且奇迹般地安然无恙。他回到连队后就设立了防御阵地。这一举措使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免遭纵队中部其他几个连队的厄运，那几个连队是二营的三连、四连和营部连。
美军行军纵队中部的骑兵部队陷入了高草丛，北越的士兵爬到树上和长满灌木的土丘顶上朝草丛里的美军猛烈开火。敌人的密集火力包括来自美军纵队左右两边的迫击炮火力。敌人刚刚袭击了纵队的前头就立即包围攻击队伍的中部，全盘战斗几乎像是同时爆发一样。
毫无疑问，麦克代德那个营里的一些排是保持戒备的，并且在高草丛里保持了较为安全的队形，但是，草、灌木和浓密的矮树使保持队形变得相当困难，而能见度问题也使保持队形更加麻烦，其结果之一就是美国士兵相互靠得太近了，这在战术上是不妥的，因为这样他们会成为手榴弹、迫击炮弹和AK－47步枪点射的好目标。在战斗开打后的头10分钟之内，整个美军纵队里有几十名排长、士官、无线电操作员和步兵阵亡或负伤，迅速影响了通信、集结和管制。
枪战开始时，斯吉普·弗斯梅尔上尉在“阿尔巴尼”空地的附近。他认为他的三连的几个步枪排离着陆区比较近，如果他让部队开得快一点，并且够幸运的话，他们就可以顺利对付敌人同时到达着陆区空地。弗斯梅尔在无线电里向营作战参谋杰姆·斯帕艾斯报告了自己的方位，并且告诉斯帕艾斯他正在回他的连队。其实，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连队。
弗斯梅尔记得：“枪战变得相当激烈。我的火炮前进观测员(西德尼·C．M．史密斯少尉，23岁，纽约州曼赫塞特人)头部中弹后身亡。我跟考内特中尉(弗斯梅尔的副连长)保持着无线电联系。他告诉我敌人的火力很猛，尤其是敌人的迫击炮火直接轰击着三连。我指示他沿着四连的右侧把三连带向前，敌人的进攻就是来自这个方向。我觉得有必要设法巩固二营的部队，帮助保护四连的侧翼，并且使三连离开敌人迫击炮火的杀伤区域。”
弗斯梅尔上尉补充道：“当我朝东南方向返回我连的时候，我看到空地那边的树林边上有北越部队。他们跟我朝同一个方向前进，即奔向三连。此刻考内特中尉已经下令三连前进了，他们跟敌人第六十六团一个营的部队迎头相撞，并且寡不敌众。那是一场激烈的单兵肉搏战。在混乱之中，我丝毫不知道三连的确切位置。考内特中尉死后，我完全无法和连里任何人讲话。显然这场战斗变成了单兵的你死我活的搏斗。我和连士官长富兰克林·汉斯，以及我的两名无线电操作员发现我们回连队的归途被阻断了。我们所在位置是一片开阔地的边缘，我们能够看到的全是敌人。”
杰克·P．史密斯四级专业士官以前曾经是三连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这项军事行动前一个星期左右他被调去担任军需工作。11月17日的事件铭刻在他的心头。史密斯的连长弗斯梅尔上尉跟其他连长一样被麦克代德中校召到队伍的前头去了。“后来许多人指出这一点是个重大失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这确实是个重大失误。在我们周围，枪声响成一片。我连的副连长名叫唐·考内特，他是一个优秀的军官。他跃起身来，并以步兵学校的最佳风格大喊一声：‘跟我来！’
“我连一排和二排的部分士兵向右奔向那些土丘。我们看到敌人的机枪射手在他们背后三四米处的近距离内向他们扫射。我周围的人开始像被割草机割到的草一样纷纷倒下。以前我从未看过人被枪打死，此刻他们像苍蝇一样倒下，并且就在我面前死去。我只有这些朋友，而他们正在我的周围死去。”
在“阿尔巴尼”着陆区作战的所有美军单位中，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三连遭受到最惨重的伤亡。在跟北越人激烈交战之前，该连有112名士兵。第二天(即11月18日)日出时，这些人之中有45人身亡，50多人负伤。下一次点名时仅有十几个人答“到”。
战斗开始时，四连的连长亨利·索普上尉在其连队前90米处。他和他的连士官长，以及无线电操作员听到枪声就冲向前面“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中间的小树林里，他们加入了营指挥小组，帮助他们组织并控制了一个防御环形阵地。无线电操作员约翰·C．布拉特兰四级专业士官的小腿中弹负伤。他们在队伍的前头该算幸运了，在二营纵队后头的四连被敌人打散并各个击破了。这天四连26人阵亡，还有很多人受了重伤。
詹姆斯·H．萨顿一等兵属于索普的四连的迫击炮排。萨顿在负担很重的迫击炮兵行军几个钟头之后疲劳到极点。他们躺倒在行军路上暂时抽根烟休息一下。他回忆说：“我扛着迫击炮炮盘走了好长的路。阿莫迪阿斯士官果然守信用，他接过了炮盘，把瞄准具交给我提，他在我前面走。当敌人突然伏击我们时，阿莫迪阿斯立刻被打死。在敌人的第一阵齐射中没有被打死的人迅速卧倒，只有我们的无线电操作员邓肯·克鲁格例外。我们卧倒后几秒钟我看到他仍然站在那里，直到被敌人的子弹击倒。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卧倒。”邓肯·克鲁格一等兵18岁，威斯康星州的威斯特阿利斯人。他在他站着的地方被打死。
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烈，过了一会儿，除了枪声之外萨顿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他说：“托恩·约翰逊爬到我身旁，他的面颊和手背中了弹。树上爬满了北越人，但是要发现他们几乎是不可能。他们伪装得很好，跟树木融为一体了。我不断抬起头来，企图找一个好打的目标。卧倒在我身旁的马修斯·谢尔顿看到我抬头就猛然使劲把我往下按。当我再一次抬头的时候，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钢盔，从前到后钻了两个窟窿。我低下头去。我再次抬头时，一颗子弹从后面飞来，打在我头旁边的一棵树上。
“我不知道我们是被敌人包围了还是我们自己的人在乱开枪。他们疯狂地开火，只要有东西在动就有人朝它开枪。一个士兵爬到我的身边，他朝我们自己人卧倒的草丛里开枪，子弹离地面仅仅几厘米，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提醒他不要乱开枪。”
枪声终于开始稀疏了。萨顿一点儿也不知道有多少时间过去了。在这样的战斗中谁也无法顾得上时间。“我们的人在那个地区不是被打死就是负了伤。我知道有6个人还活着：奥瑟尔·泰勒士官、A．C．卡特一等兵、托恩·约翰逊一等兵、马修斯·谢尔顿一等兵、劳伦斯·库恩斯一等兵和我自己。泰勒下了一道我在整个战斗中听到的唯一命令：‘在他们消灭我们之前设法后撤。’谢尔顿赖在地上不肯动(马修斯·谢尔顿一等兵，20岁，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人，那天傍晚身亡)。我们5个人开始准备后撤，但是敌人的狙击手仍然隐蔽在树上。很快我的右肩就中弹了，右肩一时不能动弹。大约在同一时刻泰勒的颈部中弹，他在我的身旁死去。临死之前他请求我们叫军医威廉·普赖曾特四级专业士官给他包扎伤口。其实普赖曾特已经死了(普赖曾特23岁，新泽西州泽西市人)。泰勒最后讲的话是：‘我要死了。’奥瑟尔·泰勒士官，35岁，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人。”
讲话时声音较低的萨顿说：“我内心无可奈何的感觉难以言状。几分钟之后我再次中弹，左膝受伤，剧痛难忍。库恩斯的双脚和足踝受了伤。我们全都负伤，陷入包围。我意识到我们快要被敌人消灭了。一个伙计帮助我包扎了伤腿。他从一个越南兵尸体上解下了绷带。我爬到了一根木头后面，那里有一个越南人的尸体，血肉模糊。这位置在我们的背后，因此我知道我们被包围了。”
鲍勃·陶尔斯四级专业士官在四连的反战车排里，他听到队伍前头的枪声和迫击炮弹爆炸的声音，但是他看不见任何人在那儿。当队伍的前头爆发激烈的枪战时，没有任何资料传递回来，陶尔斯更加感到着急：
“我们右侧翼的枪声迅速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全都朝那个方向看去。几个士官也走向前加入士兵的行列。我们组成了一道约20步战斗队形，共计12个人。子弹嗖嗖地从我们的头上飞过，但是我们仍然看不见任何动静。我们等待着，希望我们的侧卫从隐蔽处走出来进入我们的防线。他们始终没有出来。枪声更近了。几秒钟时间里，树林边缘的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北越人把树叶打得纷纷落下，并且朝我们奔袭而来，一边冲，一边用AK－47步枪扫射。我朝离我最近的那个家伙开了两枪。我打中了他，但是他拒绝倒下，继续朝我走来，继续开枪。我把我的M－16步枪调到全自动状态，一个点射就把他打倒。我又瞄准另一个目标，紧扣扳机。枪没有响。我先是害怕，瞬息之间变成了恐惧万分。我看到一个弹壳卡在枪膛里。排除了弹壳后，我重新装弹击发。他们源源不断地从树林里冒出来，我们不停地射击。他们终于停止前进了。在我前面的地上除了我用胶带捆在一起的三个弹夹外，还有另外一个弹夹。我共计打了80发子弹。”
战斗间歇很短。陶尔斯从土丘后探出头来朝迫击炮排的位置看去。“看起来就像地上裂了一个大洞把迫击炮兵吞了下去似地，他们很快就全完了。”萨顿回忆说：“褐色死神征服了他们，并且继续朝三连袭来。越南人跟他们混战在一起了。然后现实摆在了他们面前：敌人控制了土丘那边的地段。二营的纵队被切成两截！
“飞进来的火力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回树林的边缘。火力迅速变猛。我们看到哪里有敌人的枪口冒着火舌就朝哪里还击。我听到我身后一声爆炸。我回过头去，看到一枚手榴弹落地爆炸了。只有火光和烟雾，没有造成伤亡。火力猛烈得简直使人无法忍受。子弹把树皮都掀掉了。植物被打得稀烂。我转向詹姆斯·劳伦斯中尉求助。我看到他的头猛然向后一甩，然后就倒在地上了。
“一秒钟以后，我被一颗子弹打得旋转了起来，然后一头栽倒在泥巴里。我用双手和双膝撑起身子，沿着防线向前爬，浑身鲜血直流。迫击炮排副排长的点四五手枪走火打伤了自己的手，他的右手从腕上垂了下来，血流到地上。有人想办法给他包扎了伤口。有人把劳伦斯中尉扶了起来并且企图使他站稳。射击还在继续。”
陶尔斯的严密的12人防线正在迅速缩短。他说：“我回头朝树林边望去时，发现有人在活动。我朝那个方向转过身去，在矮灌木丛里看到了北越人。敌人正在从我们的侧翼包抄过来，我们的阵地再也守不住了。我转身发出了警告。现在杰里·贝克中士负责指挥，他意识到我们需要撤出去。他指定没有受伤的人和轻伤员帮助重伤员。过了一会儿，他就下令撤出阵地。
“我带领了这次撤退，因为我在阵地上的位置在最外头。我站立起来就朝没有敌人火力的左后方跑去。跑了三四十米之后，我出了树林，进入了一个大空地，那里的草齐腰高。阳光刺痛我的双眼。进入开阔地大约20米以后，我发现紧跟在我后面跑的那个人倒下了。我扑倒在地上，回头看见马林·克兰伦比克一等兵正因腿伤而挣扎’”
此时乔治·福雷斯特上尉已经回到了在行军纵队后头的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士兵之中。他说：“我失去了我的两个无线电操作员。当我回到连队得到另一部无线电时，我发现麦克代德的通话大约两次，然后就失去了联络。但是我们绕道联络上了。我的原编制归属营跟我连的无线电通信网联络上了，我跟第五骑兵团一营二连的连长布兹·塔利上尉通了话。我从来没有像此刻在无线电上听到并且听出一个人的声音如此感到宽慰。我知道关心我们的人就在附近。”
在11月17日下午3点钟左右，越南战争是什么样子？下面就是福雷斯特上尉那个一连的两个步兵目睹的景象。一个士兵是戴维德·A．(普尔普)·拉文德尔一等兵，伊利诺斯州墨菲斯伯勒人，另一个是詹姆斯·杨四级专业士官，密苏里州斯蒂尔雅尔人。
拉文德尔说：“我的排当时殿后。我们开始变动位置，朝纵队前方移动，以便帮助前面的部队。我们每动一下，就会遭到迫击炮弹的袭击。这种情景真是难以言状。人就像死苍蝇那样纷纷倒地。第一发迫击炮弹炸死了一个名叫温森特·洛可太利(一等兵)的年轻士兵。
每次我们动一下，他们就向我们打迫击炮。我知道我们排里至少有12个或15个人受了伤，其中包括我们的排长。
“这些人是我参加陆军两年以来朝夕相处的朋友。我们全营大多数人是在21岁时应征入伍的，服役时间超过了18个月。我们所有的士兵都快23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成了我的兄弟。这些兄弟们的惨叫声，以及被打死的情景，从那时以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这场战斗的最关键部分是开始阶段。这是一次突然袭击。他们使我们陷入一个马蹄形伏击圈。他们还用迫击炮把我们相互隔断。”
步兵吉姆·杨说：“我坐下打了一下瞌睡。我们左右两边90米处都有侧卫，所以我以为可以安全地瞌睡一会儿。队伍前头的射击越来越猛烈，枪声把我惊醒了。然后我们的一排遭到迫击炮炮火的轰击，5个人受了伤。我听到他们喊军医。迫击炮弹不断地落下，我听到他们命令一排撤出那些迫击炮弹轰击的区域。”
杨那个排奉命组成防线，向敌人进行还击。“当那些迫击炮弹打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卧倒在地上。他们要我们朝敌人那里挺进。我们排成战术队形，径直走进了敌人的伏击圈。他们隐蔽在树木和土丘的后头，或伏在地上。我们周围有齐腰高的草，还有很多树木。草地里有敌人士兵，但我们很难看到他们，因此我不得不朝我认为是他们隐蔽的地方开枪。军医忙得不可开交，但仍无法为所有的伤员包扎伤口。我右边的一个人足跟中弹，他名叫哈罗德·史密斯。
“我左边二三十米以外是一片草地，我的右边有一个敌人的狙击手。我看不见他，但是我看到一颗曳光弹从我手边飞啸而过。我感觉到那颗子弹掀起的一阵风。这同一颗子弹从史密斯的头上飞过，他很幸运，他的头低着。我们的连长福雷斯特上尉沿着队伍跑了回来。他跑跑停停，告诉每个人该到哪里去。他那副样子好像敌人的子弹打不着他似的。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避开敌人的子弹的。”
走在一营一连前头的是第七骑兵团二营的营部连，该连是个大杂烩，其中有行政管理和军需人员、军医和通讯人员。在这个连的队伍里行军的有二营的医官威廉·苏卡特、医务排的约翰·霍华德少尉和通信排的排长巴德·艾黎中尉。
苏卡特说：“战斗之前我闻到香烟味。越南的香烟。我说：‘我闻到敌人香烟味！’紧接着迫击炮弹就落在我们的周围，然后轻武器的火力朝我们打来，很快一切都乱成一片。我以为行军纵队的前头被敌人打垮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遭到自己部队的射击。我们周围的士兵纷纷倒下。好像在很短时间内我就发现我附近没有人了，我们都被打散了。我拿着我的M－16步枪到处跑。我有一枝点四五口径手枪，但是毫无用处，因此我拿起别人的M－16步枪。
“整个战斗期间我一直在敌人直接火力的威胁之下。我的后背中弹负伤，但是伤势不重，子弹一擦而过，后来伤口处只留下一个小疤。我一生中那一次吓得最厉害。有人送给我一枚圣克里斯托弗章，我就把它戴在脖子上。我心想：“现在是跟上帝妥协的时候了。”然后我又转念一想：“我从来就不是虔诚的教徒，上帝不会对我特别保佑。”所以我就起身开始找人，找谁都可以。我找到我们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但是他死了。我在他的无线电上呼叫，企图找到什么人。我记得我要求他们施放一点烟，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他们。
约翰·霍华德少尉回忆说：“紧接着战斗之初的枪声，迫击炮弹和手榴弹不停地落在我们周围。然后轻武器的火力变得非常猛烈，士兵们中了枪弹或被炸弹弹片炸伤之后，纷纷倒下。战场上出现了混乱，有些人认为他们遭到了在该地区的其他美国部队射击。当北越部队向我们发动攻击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敌人离我们这么近，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听到他们说话。
“他们突然从土丘后面和树上出现了，谁动一下他们就朝谁射击，我们也从各个方向朝他们射击。当我们在高草地里爬行的时候，很难弄清楚谁在那里，也弄不清楚他们是自己人还是敌人。我发现了一个情况：北越士兵们用敲AK－47步枪木托的方法在高草地里相互传递信号。”
巴德·艾黎中尉仍然清楚地记得侦察排遭敌人袭击的消息传回来时的情景。“当时那个侦察排中了敌人的埋伏。上级命令我们前头的三连列队前进，并且对敌人进行侧翼攻击。我和约翰·霍华德并肩坐在一起，突然我们前面20米处响了几枪。我们都站了起来，非常害怕。前面有人喊：‘军医！军医！’我们前面的第一批军医立即出发，约翰·霍华德跟着他们一道出发了。三连的步兵们在大声喊叫：‘列队！’我赶紧把我排的士兵列好队，离树林的边缘约20米。突然间，好像魔鬼出了地狱一样，到处都在射击，难以保持队形。
“一个家伙中弹后惨叫。我和我的无线电操作员跑向他，把他拖到一棵小树后面。他的手腕被打穿了，痛得惨叫不止。然后他再次中弹。我把我的M－16步枪设置在全自动位置后向树上扫射子一阵子，有个东西从树上掉了下来。我爬到了一个土丘旁，那里有几个士兵。我待在那里，并且发现了一个士兵带着无线电。我在无线电上呼叫了一阵，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约就在此刻，通信网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可能是有人中弹身亡时手指头按住了发信按钮，或者是其他原因。我在通信网里听到的最后消息是五号鬼魂中弹了。五号鬼魂是三连副连长唐·考内特的代号。”
第三旅的旅长蒂姆·布朗上校此刻乘坐他的指挥直升机飞抵战场上空。他有权派增援部队到战场上来。他在直升机上询问地面指挥官鲍勃·麦克代德中校战场上形势有多严重。在布朗那架直升飞机上的另一个人是该旅的火力支援协调员达德利·托迪密上尉，他急于使用他所控制的炮兵、空军支援和空中火箭炮兵。
布朗和托迪密刚刚离开“哥伦布”着陆区。“阿尔巴尼”着陆区的战斗开打时，他们俩正在跟塔利中校交谈。跟麦克代德通话之后，布朗上校飞回了设在卡蒂卡茶园的旅指挥部。
托迪密上尉回忆道：“突然我听到跟随麦克代德那个营的火炮前进观测员乔·普赖斯说：‘我们遇到麻烦啦！我需要支援！’普赖斯在无线电台里大喊大叫，各种火力支援他都要：空军支援、炮兵支援和空中火箭炮支援。我们终于让他冷静下来慢慢说，这样我们才能听懂战场上发生的情况。我通知布朗上校‘阿尔巴尼’那里出事了。他通过指挥通信网跟麦克代德谈了话。我一直守候着炮兵通信网，设法给他们一些支援。过了一会儿，我们飞抵他们阵地的上空，我们看到一股浓烟自树林中冒出来。当乔·普赖斯用无线电呼叫时，我从无线电里听到很响的枪声。”
空中火箭炮兵直升机的指挥官罗杰·巴塞洛缪少校一边跟托迪密上尉保持无线电联络，一边在树林上空沿一条S形航线飞行，以便弄清楚己方部队的确切位置，这样他的直升机就可以支援他们。但他运气不佳。托迪密上尉只好让地面炮兵试射烟雾弹来校准防御火力。但这样做也不管用。“这样没有用，因为当时地面上的每个人都跟敌人搅在一起了。我们有战术空军、空中火箭炮和地面炮兵，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使用它们来支援地面部队。这是我所目击过最令人束手无策、令人绝望的事情。”
蒂姆·布朗上校的直升机上燃油所剩不多了，不得不返回卡蒂卡加油。布朗说：“我知道他们正保持着联络。我并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其他也一无所知。当我在无线电上跟麦克代德讲话时，我可以听到步枪声，但是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我问：‘你的先头部队怎么啦？’他不知道。‘你的殿后部队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其余任何单位发生了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究竟形势如何。我们不能朝那里开炮或实施空袭，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往哪儿打。”
此时卡希上尉正待在卡蒂卡茶园的旅指挥部繁忙的作战中心，他回忆布朗上校返回时的情景：“布朗站在那儿，对着我们的无线电问麦克代德情况怎样，他大吼道：‘他妈的，那里情况到底如何？’麦克代德回答说：‘这里有几个人阵亡，我正在设法摸清楚形势。让我过一会儿再向你报告，通话完毕。’托迪密上尉当时在旅战术指挥中心里，他站在布朗的身边，他说：‘我听到麦克代德讲话了，布朗不断地问他情况如何。在无线电里通话的人都大声吼叫。我所听到的是麦克代德那个地区的情况不太妙。”’
布朗的指挥直升机加油之后，又飞回德浪河谷上空。他说：“当我在无线电上跟麦克代德通话之际，我突然听到枪炮声四起。他开始大叫：‘他们跑啦！他们跑啦！’乍一听我还以为他说的是他的营的部队跑了。其实当时是空军朝一个连规模的北越部队投了凝固汽油弹，所以是他们在跑而不是美国人在跑。大约就在那时，我开始判定麦克代德真的陷入了困境。”
直到这时，布朗上校才开始集中增援部队送进“阿尔巴尼”着陆区帮助麦克代德的二营。布朗第五骑兵团一营的营长弗德瑞克·阿克尔森中校派一个连从“哥伦布”着陆区经陆路到“阿尔巴尼”着陆区。阿克尔森派遣瓦尔特·B(布兹)·塔利上尉指挥第五骑兵团一营二连行军3公里赶到麦克代德那个被打垮的纵队的尾部。同时布朗通过无线电发布命令，通知麦克代德营里一个没有随营行动的连(即迈龙·迪杜里克指挥的第七骑兵团二营二连)做好准备，等着从哈洛威营地空运进“阿尔巴尼”着陆区。
布朗承认这点增援力量太小、太迟。他说：“多年来，我对这场战斗思考了很多，我认为绝大多数伤亡发生在第一个钟头的战斗里。我认为战斗开始时伤亡最重。他们在丛林里行军缺乏像样的安全保护。”
麦克代德中校自己也证实，他未能向布朗上校提供四个连中三个连队的详细情况报告，当时全营的纵队行军受阻，大多数部队他看不见，也联络不上。麦克代德说：“在战斗开始后的头一个钟头左右时间内，形势变幻莫测，我觉得我所执行的是排长的任务，而不是营长的任务。我们拼命设立并防守防御阵地。我自己也竭力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全营的人，谁也不可能准确地告诉你形势怎样。当时我未能向蒂姆·布朗报告战场情况，因为在形势明朗之前，我自己也弄不清楚。”
那位营长补充道：“我当时也可以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掉进了死亡陷阱，和诸如此类的废话，然而我那时并不知道形势如此之糟。我也没有办法离开那个防御阵地亲身到现场看一看，所以我能做的只有祈祷赶快再跟部队联系上。我也不会叫喊天掉下来啦之类的废话，尤其是在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那样做于事无补。”
副师长诺尔斯准将的师前线指挥所设在波来古。约翰·A．罕弗尔中校是师前线指挥所的作战官。他回忆说，11月17日他和诺尔斯乘直升机飞越了德浪河上空，观看了B－52飞机对朱邦山的轰炸。然后他们飞回波来古。罕弗尔说：“我们回到波来古以后，蒂姆·布朗来求见诺尔斯。我把他带到诺尔斯那儿。他说：‘我还没有听到麦克代德的报告，也没有跟他联络上，所以我不放心。’因此我们离开前线指挥所，傍晚我们再次乘直升机出去。我认为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战场上形势不妙。”
虽然诺尔斯没有回忆起罕弗尔描写的布朗拜访他的指挥所一事，但是他初次听到麦克代德那个营跟敌人激战的消息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在波来古的支援指挥部里有一个我派往那里的准尉，他的职责是看管炮弹、子弹、油料和伤亡人员。他有一部直通热线电话跟我联系。那儿有任何问题我都要立即知道。下午2点钟或3点钟左右，他打电话告诉我说：‘我这里运来了麦克代德那个营的14个阵亡人员尸体。’所有的铃一起响了起来。我叫来了我的直升机飞行员威因·克纳德森和我的空军联络官约翰·斯托纳，然后我们飞去见麦克代德。在飞往‘阿尔巴尼’途中，我在三旅停留了一会儿。蒂姆·布朗没有向我报告任何情况。”
诺尔斯补充说：“我们飞抵‘阿尔巴尼’上空，麦克代德深陷困境。我想着陆，但麦克代德说：‘将军，我不能让你降落。我甚至无法请医疗运送直升机飞来这里。’因此，我无法着陆。我想到那里的地面上组织一些攻防措施。我对斯托纳和师炮兵指挥官比尔·贝克说：‘这个家伙竟然不知道自己有些什么。让我们在他周围投放一圈钢铁。’我可以用火力帮助他，而且确实这样做了。然后我回去见蒂姆，他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我恼火了，这真是一团糟。”
第七骑兵团二营以纵队行军时有一整营的力量，现在只剩下两个小环形防御阵地，守卫其中一个阵地的是一连的幸存者、侦察排、三连和四连的几个离队人员和营指挥小组成员，他们的阵地在“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里。另一个小环形阵地在第一个阵地以南450～600米处，坚守在这里的是乔治·福雷斯特上尉指挥的第七骑兵团一营一连。在这两个阵地之间是麦克代德那个营的主体：两个步兵连的部分单位、一个重机枪连和营部连。这些人非死即伤，有的隐藏在高草丛里。
在那个战场上每个仍活着的人，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北越人，都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在高草地里，除非离得很近，否则双方的士兵要辨认清楚敌我几乎是不可能的。穿橄榄绿色军服的美国人和身着暗黄褐色军服的北越人短兵相接地交战，然后死在一起。也许在开始时这场战斗是遭遇战、一次仓促的伏击、一次突然袭击、一场运动战——事实上这场战斗兼有上述所有这些因素——但是，几分钟以后成了一场大混战，一场混乱枪战，射手们不仅打死敌人，有时也误杀几米以外的战友。
今天，双方都不可能在这里取得廉价的胜利，而其实这里也根本无胜利可言，有的只是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