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升级·第七
作者：S．辛格少将 ·印度
出自————《喋血孟加拉》
出自————《战争通史》
当巴基斯坦驻东巴军队中的孟加拉官兵起来反抗及蒂卡·汗镇压富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民的消息不断传来时，印度人民纷纷要求干涉，支持孟加拉独立的运动。设在新德里的印度国防研究分析学会主任克·苏布拉梅耶在起义爆发前六天，即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召开的印度世界事务理事会座谈上发表了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他宣称：“印度现在必须认识到，巴基斯坦的解体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此后的讨论中，人们称当时为“本世纪的最佳机会”。这些观点得到了相当部分公众舆论的同情，也得到了一些退休将领和一、两个在政治事务委员会中起关键作用的内阁阁员的支持。由于一些地方指挥官的盲目热情，边防保安部队在全面暴动初期进行袭击时所取得的一些轻而易举的胜利，或许也助长了这些观点。幸运的是，总理和她的军事顾问并不持这种观点，因为战争事关重大，不能仅因群众的要求而发动。如果找不到一个正当的理由，至少也应有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甘地夫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她必须听取公众的意见，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满足其要求。但同时，要进行军事干涉，她又必须有一个国际上可以接受的借口。此外，为了保证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她还要加强或重新装备印军。她的父亲尼赫鲁由于一九六二年的惨败而从总理宝座上掉了下来的事实，犹如一面镜子，使她无法对此次事件掉以轻心。对她说来，要发动战争，就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取胜把握，差一分也不行。因此，在顾问们的协助下，她通盘考虑并协调了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的政策。她计划并具体指挥实施了在行动和时间安排上一环扣一环的方案，并且很快使之完善。
三月三十一日，她作出了强硬而又庄重的反应，亲自在国会提议，要求立即停止使用武力和“对东孟加拉手无寸铁的百姓的屠杀”。她说，“我们勇敢的邻邦在欢庆大选胜利之后立即遭到了不幸，这使我们大家都对他们的遭遇感到悲伤，对肆意毁坏他们美丽的田园表示关切，并对他们的前途深为担忧。”
国会的决议说，“国会坚信东孟加拉七千五百万人民历史性的起义定会胜利。国会谨向他们保证，他们的斗争和牺牲将得到印度人民全心全意的同情和支持。”当回答议员们的问题时，甘地夫人说：“我们深切地认识到这一运动的历史性意义……。刚才几位尊敬的议员们问，我们是否会及时作出决定，我愿向他们保证，这显然是我们应当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放马后炮是毫无意义的。”
在镇压起义时被赶出达卡的三十多位外国记者，控诉了军队对手无寸铁、无力自卫的民众进行屠杀、强奸和掠夺的残暴行径。这些报道犹如野火点燃枯草一样，更加激起了人们的义愤。好战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在白封的战略问题专家的怂恿下，开始一叫嚷立即进行干涉。但他们丝毫没有认识到这一要求是多么荒唐。
在当时，如果印度草率行事，这将意味着对一个邻国内部事务的干涉，而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一九六六年印巴两国在塔什干签署的互不干涉内政的协议的。任何违反这一国际义务的行为，都是难以找到借口辩解的。有人曾经提出，巴基斯坦一直在积极支持那加兰的叛乱，而这个问题正是印度的内政，那么，值此事态如此密切地关系到自己国家利益的时候，印度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呢？
诚然，巴基斯坦一直在积极支持那加兰和米佐拉姆地区的叛乱活动，向他们提供装备、资金和在东巴基斯坦的训练设施。那加兰叛乱分子领导人A．Z．比佐曾经持巴基斯坦护照前往英国，并被巴基斯坦驻外官员用来作为反印宣传工具。同样，巴基斯坦还为米佐族反叛头目拉登加提供庇护，并为他们的叛乱活动提供了种种方便。每当印度保安部队追击米佐族叛乱分子时，他们总是可以躲到巴基斯坦吉大港的丘陵地带里去。总之，巴基斯坦一直在暗地里支持和怂恿印度共和国境内的叛乱活动，但是，迄今还未曾公开进行干涉。
支持军事干涉的人们没能认识到的另外一个限制因素，就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采取军事行动，军队就必须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尤其在事先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则更是如此。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掌握了能够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现代化军队，更何况是印度呢！
原因很简单。由于缺乏资金，扩充军队时应增加的武器弹药，就无法购买；只有在应付紧急情况时，才能购买一些武器。由于重新装备一支战斗部队需要提前几个月着手采购，由于现汇短缺，国家就只能听凭几个军火垄断商漫天要价。另外，印度当时正忙于应付西孟加拉的大选以及那加族破坏大选的威胁。通常准备用于应付东巴威胁的部队，现在也已全部用于维持因大选而引起的内部治安了。
一九七一年的冲突后，一些事后诸葛亮说，当巴基斯坦劫持和破坏印度航空公司的友谊号飞机的时候，印度完全可以借口报复，在一九七一年二月向西巴边境调动兵力，这样就可以使巴基斯坦无法向东巴增援。他们争辩说，印度在西巴边境集中兵力，将是对巴基斯坦在西线日益削弱的军队的一个牵制。他们认为，巴基斯坦东线部队中的孟加拉族人，在当地居民的积极、全面的支持下，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收拾被围困的、士气低落的、不足一师的西巴驻军。
由于西巴边境附近地区缺乏合适的营房，预定用于应付这种紧急事件的印度部队都部署在离边境相当远的地方；要想形成一支可靠的威慑力量，就需要三至四周的集结时间。而届时，巴基斯坦将能轻而易举地把两个师调到东巴。实际上，到了三月份的第一个周末，他们已经完成了这种调动。他们绕道科伦坡运进这些部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印度却是无可奈何。话又说回来，在那时，谁又能预见到东巴正在出现的起义活动的规模是如此之大呢！
受到军人政权缴酷镇压之后，惊恐万状的人们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进印度，初期犹如小河流水，逐渐就汇成了每天六万多人的洪流，而且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预计到十月底。总数将达到一千万。为维持这些难民的生活，印度在行政和财政上受到了沉重的压力。除此之外，川流而入的人们给已经困难重重的西孟加拉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财政专家们估计，按当时流入的难民数量计算，维持难民生活的费用将高达四十五亿卢比。
鹰派建议，与其背上这样一个包袱，倒不如打一场战争更省钱。当财政部长Y．B．恰范提出追加预算、增加税收，但却不能制止物价继续上涨的时候，鹰派的主张就更加强烈了。要求立即解决难民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外交部向伊斯兰堡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说印度保留要求赔偿难民救济费的权利。照会中用了这样的语言：“印度政府认为巴基斯坦负有完全的责任来为难民返回家园创造有利的条件。”
蒂卡·汗迅速而严厉的镇压使整个东巴惊慌失措。人们只能俯首听命。这种气氛给人以虚假的正常感。轰轰烈烈的起义火焰被力量强大的残酷镇压慢慢地扑灭了。起义者被巴基斯坦守卫边境的部队驱散，他们有的含恨转入地下，有的躲到印度这边来准备进行新的斗争。难民和起义者都面临着严峻的困难。此时此刻，甘地夫人作为一位坚决、果断的领袖人物的形象已经开始动摇。而叶海亚却占了上风，胜利地使东巴展现出一片正常的迹象。他还攻击印度插手所谓“巴基斯坦内部事务”。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甘地夫人在国会为自己的立场申辩，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国正准备迅速发展经济，向多年遗留下来的贫困发起进攻。正当我们着手进行这些新的工作时，我们却遇到了另一个新的巨大的困难。这个困难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流入如此众多的难民，这是前所未有的。在过去的八周内，已涌进了三百五十万人。按目前的估计，六个月的救济费用将超过十八亿卢比。
在反驳叶海亚·汗的攻击时，她说：“说印度参与了孟加拉发生的事情，那简直是胡言乱语。这是对孟加拉人民的愿望和献身精神的侮辱，是巴基斯坦当权者想把印度当作替罪羊的阴谋，同时也是企图欺骗国际社会的拙劣手段。”
甘地夫人再三向几个大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呼吁，希望它们敦促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者停止在东巴基斯坦的残暴行径，不要让自己的人口外流。不然的话，她警告说，“巴基斯坦的内政问题就会逐渐变成印度的内政，并进而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在国会讲演时，她说：“国际社会对这一赤裸裸的悲剧迟迟不作出反应，我与国会都感到失望。”
她还说：“不仅印度，每个国家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我相信，当我大声疾呼，反对巴基斯坦军人统治者以残忍的行径肆无忌惮地破坏和平、睦邻关系和人道主义这个基本原则时，我是表达了国会和我们人民的感情的。”她进一步要求“创造条件，制止任何更多的难民外流，并在他们的安全和福利得到可靠保证的情况下尽早使他们返回家园。我敢断言，不然的话，我们次大陆上将不可能有持久的安定与和平。”
代表新德里鹰派观点的苏布拉曼亚，强烈主张巴基斯坦的解体符合印度的利益，而东巴事态的发展为印度肢解巴基斯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显然是对总理声明的答复中，他说：“我们必须以富有建设性的方式行事，而不要去做任何有可能增加那里的人民的困难的事。”他还说，“所谓的国际舆论没有能够制止任何一个大国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应采取果敢行动帮助孟加拉的斗争迅速取得胜利。”
在蒂卡·汗的镇压中，穆吉布·拉赫曼被捕，他的命运无从知晓。其他一些领导人或是被捕，或被悄悄处死。有几个在东巴转入地下，置身于巴基斯坦军队之中。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是这样描述这场悲剧的：“对持不同政见的政治领袖、学生和民众肆意杀害，草菅人命。人们受苦受难，正在死去。行政机构受到彻底破坏，使得已经很困难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千百万人面临饥饿、传染病等灾难的威胁。”
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人民同盟的领导人残缺不全，舵手亦已不复存在。这些掌握东巴命运的一部分人，于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七日成立了一个临时流亡政府。穆吉布在缺席情况下被任命为主席；T．阿哈迈德被提名为总理，处理政治事务。临时政府获得了种种方便条件，以便继续进行为把孟加拉从巴基斯坦军队镇压下解放出来而开展的斗争。政府所在地定在穆吉布－纳加尔，并建立了一个电台，向留在东巴的组织游击活动的人们播送自由之声。
与此同时，印巴外交关系恶化。巴基斯坦要求印度关闭它在达卡的副高级专员办公室，巴基斯坦则关闭了它在加尔各答的代表处。要求印度承认孟加拉政府，承认孟加拉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在印度东部。在纳拉扬支持下，一些小有名气的政界人士嘲弄英迪拉·甘地拒绝承认已经成为“政治现实”的孟加拉政府是软弱无能的表现。但总理在这个问题上坚定不移，并且明确声明：“现在不！要等到恰当的时候。由政府来作决定，别人不要管。”
印度此刻为何不给予承认呢？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个独立的孟加拉应当首先在国内和国际上显示出它的活力，才能给予正式承认。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印度一手策划的。尤其在叶海亚·汗和他的驻外代表们煽动国际社会反对印度干涉巴基斯坦内政的时候，这一点更值得注意。如果印度承认孟加拉政府，就可能会导致印巴断交，加速两国的武装冲突，进而带来难以估量的国际影响。
当时，国家的精神状态和军事能力也不允许这样仓促行事。人们认为谨慎的做法是：在政治战线上，对外交承认问题保持低调；但同时逐步加强起义队伍的力量，利用雨季、泥泞地带和群众的配合等对敌不利的环境，进行持久的、破坏性的游击战，以削弱巴基斯坦军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新德里可以广泛宣传难民的流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困难，使人们承认这是一个国际问题。所有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救济机构，都在为国际上承认这一点而工作。
有鉴于此，甘地夫人发表了如下意义重大的声明：“我们确信东孟加拉问题不是用武力所能解决的。必须寻求政治解决办法。那些有能力这样做的人们，应当这样去做。世界舆论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它可以影响最强有力的人们。几个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如果它们正确地、迅速地运用它们的力量，我们就能期待在次大陆出现持久的和平。不然的话一我真诚地希望不是这样一，对人权的压制、人民的流离失所及大量人民继续无家可归的情况将会威胁和平。”
在取得反对派的充分信任之后，内阁向国际社会宣布，印度绝不允许难民在它的领土上永久居留。目前对难民的临时安置完全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并且已经给印度的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使他们重返家园的责任，应由整个国际社会，而不能仅由印度一方来承担。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在全一世界开展了一次宣传运动。印度驻外使馆广泛宣传，难民问题很大，已不再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内部事务。
其他大国必须说服巴基斯坦认清形势，为难民返回家园创造合适的条件。不然的话，印度就别无出路，只能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宣传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能期待印度独自承担难民的巨额费用。由六、七个部长以及纳拉扬以私人身分率领的各类官方和非官方代表团访问了世界各国首都，“把那些对东孟加拉事态发展持冷漠态度的大国置于被告的地位。”
在国内，为筹集救济款项和物资组织了几次运动。这些活动使难民的惨境得以家喻户晓，人人旨知。纳拉扬在访问了四十六国回到印度后，发表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声明，呼吁积极支持孟加拉的自由战士，并对政府的无动于衷，感到痛心疾首。
由于蒂卡·汗的镇压，起义部队在“马克蒂－巴海尼”战役中受挫之后，建立了几个营地，来对部队进行武装和正规训练，并且协调、计划和更好地指挥并控制游击战。他们经过了好一段时间才恢复到“马克蒂－巴海尼”战役时的势头。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六日召开的有关孟加拉问题的比哈尔邦的两天会议上，纳拉扬发表了讲话，强烈呼吁支持孟加拉。他宣称“我们的国家、政府和人民如果不准备进行战争的话，他们是一钱不值的”。这句话包含了这样一个意思：为了解决孟加拉问题，印度应当准备与巴基斯坦作战。他强调说，“孟加拉的失败就等于印度的失败。”意味深长的是，这个要求开战的呼声是在雨季开始时发出的，而在雨季，无论在西线或东线都是不可能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的。
国际社会从来没有正确地看到难民问题是如此之大。它们袖手旁观，在印、巴提供的互相矛盾的事实和数字面前不知所措。甘地夫人的劳工和安置部长克吉尔克尔五月六日告诉新闻记者，约有一百五十万难民已经抵达西孟加拉、阿萨姆、梅加拉亚、特里普拉和比哈尔，并被安置在一百五十所难民营里。政府预计还将有数百万难民到来。很显然，“救济费用绝不是印度所能独自承担得了的。”当时，印度已经在难民身上花了一亿卢比，最终的费用将会高得多。因此，印度政府请求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大米、小麦、菜籽、奶粉及菜油等紧急援助。
印度同时也呼吁“世界民主力量，不要囿于正常的外交和政治考虑，而应尽快找到一个消除这一巨大人类悲剧的令人满意的方法。”包括“世界粮食组织”、“世界佛教大会”及“联合国几童基金会”在内的各种国际援助机构均雪中送炭，慷慨支援。联合国秘书长五月十九日代表所有联合国机构向各会员国、私人机构及其他人士发出呼吁，并且希望他的呼吁能够得到积极的、慷慨的响应。
他说，“鉴于情况不断变化”，一时无法确切估计难民的人数和他们的需要，但“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在印度有大批东巴基斯坦人”，需要向他们提供食品、衣服、住所、药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援助。他还说，他与整个国际社会一样对难赚的处境表示严重关切，并希望“这些不幸的人们能尽早地志愿返回家园”，但此前应给予印度大量的紧急援助。
由查尔斯·梅斯率领的一个联合国观察团访问了难民营，以便获得难民问题的第一手材料。访问之后，他说：“看到难民们来到印度的情景，我很难过。然而，印度尽管本身也有困难，却待他们很好。”甘地夫人则向有关各方严正声明，东巴的“惨境正在损害着印度的经济、社会和心理。这不是宣传，也不是哪个人幻想出来的情景。那里发生的事情已经不是印度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她呼吁国际社会要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不然的话，就将导致灾难性的结局。她强调对巴基斯坦的任何帮助，都会被用来镇压孟加拉人民。
肯尼迪参议员早已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正是我们的军事装备——我们的枪炮、坦克和飞机在那里加重人民的苦难。而这是在违反关于使用美国军援协议的情况下做的。”甘地夫人已经清楚地表明，印度不会再象以往那样默默忍受巴基斯坦蓄意驱赶难民带来的负担，印度不会不要求赔偿。她还要求巴基斯坦停止其军队的恐怖行为。在给巴基斯坦的一份有关要求赔偿的照会中，印度援引了“世界人权宣言”中关于保障人民返回祖国的权利等有关条款，并提醒巴基斯坦说，它对难民的命运一直是漠不关心的，而这些难民都是巴基斯坦的国民。
甘地夫人对国际社会的无动于衷气愤不已，雨季的来临也给她一些喘息之机。这些都使她的讲话再次强硬起来。她反驳了叶海亚·汗关于印度干涉巴基斯坦内政的攻击，重申了印度有进行报复的权利，并说她不惧怕威胁。她说，“如果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就准备战斗。”她对叶海亚·汗关于东巴正在恢复正常的说法提出挑战，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巴基斯坦应立即召回它的难民。”
此时，涌进印度的难民仍然有增无减，使国家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并且更加激起人们的义愤。公正的外国人士如肯尼迪和梅斯等理解印度的关切，并且想利用世界舆论说服叶海亚·汗。当时的联合国难民救济专员沙鲁丁·阿格海·汗王子尽管有点偏袒巴基斯坦，但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访问了印度难民营之后，立即前往巴基斯坦，说服叶海亚·汗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沙鲁丁王子驳斥了巴基斯坦关于印度阻挠难民返回东孟加拉的说法。，蒂卡·汗曾对一个前往访问的英国议员小组说，如果让难民自己决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回来的。一位英国议员在此之前曾经说道，难民充满恐惧，毫无信心，而且也看不到形势能有很快地重大改进的迹象。他主张从政治上解决东巴问题，认为这是促使难民返回的唯一真正的动力。
费萨尔·穆吉姆对巴基斯坦方面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总结：“就武装部队而言，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以前，军事行动的目的性是明确的，这就是要建立政府的权威。在此之后，本应采取政治解决的方法。不幸的是，却未能做到这点。因此，六月以后的军事行动便失去了目的性，战斗显然也就失去了作用。单纯使用武力，而没有采取政治和外交行动作为后盾，是达不到任何目的的。仅用武力是不能把东、西巴捏合在一起的。如果有人依然错误地认为，仅有少数极端主义分子怀有孟加拉民族主义情绪的话，那么，过去几个月的情况应可使他们认清真相了。”但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仍顽固地把东巴置于他们的铁掌之下。
费萨尔·穆吉姆进一步描述了叶海亚·汗的困境：“总统在政治上把自己置于一种极端困难的境地。他宣布穆吉布·拉赫曼为叛徒，并解散了人民同盟上层指挥机构，却无法填补这一真空。不管有什么困难，他都必须尽快拿出政洽解决的办法。但是，总统似乎没能认识到形势的紧迫性。后来，他确也半心半意地企图在该省建立中央政权，但人选不能为人民所接受，况且也为时过迟。”
作为对总理呼吁的反应，并慑于国际和人道主义的压力，叶海亚·汗提出让难民返回，但有一些条件。他说，对于真正的巴基斯坦公民，“由于动乱和其他原因”而离开国家的均欢迎他们返回东巴。据他称，那里的法律和秩序均已恢复，“生活也在恢复正常。”他指责印度散布夸大和歪曲了的消息，致使难民外流；而且印度把西孟加拉的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也计算在内，结果夸大了难民的人数。
叶海亚·汗坚持说，来自东巴的真正难民仅有两百万，他只准备接受这些。这样，印度就要担负起养活八百万难民的责任。叶海亚·汗建议，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应在东巴和印度的国际边界上派驻一个联合国观察员小组，名义上是为了监督难民的返回，其实是为了了解和报告印度介入马克蒂·巴海尼战役的情况。
关于政治解决的问题，他许诺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国民议会。这不过是个骗局，因为大多数议员不是被杀害，就是已经被赶到印度。另外约有一百名议员按照总统指令被非法拘留，他们空缺的席位，通过蒂卡·汗统治下的“专横的选举”而填补了。伊斯兰堡任命了一个傀儡总理及一个东巴总督来取代不得人心的蒂卡·汗。但叶海亚·汗作为总统仍是权力的中心，在东巴仍是蒂卡·汗，后来则是军事管制长官尼亚齐掌权。
这些遣返难民的条件是印度不能接受的。对新德里来说，遣返的先决条件是创造有利的政治气候，这就意味着，把政权交给穆吉布·拉赫曼和人民同盟这些孟加拉人民正式选举出来的领导人，而不能是其他。把联合国观察员派到印度是荒唐的，因为国际新闻机构可以自由来往于边界，全世界都可看到或听到他们的报道。还政于拉赫曼的先决条件，只能由叶海亚·汗创造。如果他自己做不到这一点，世界大国应说服他做到。
通过马克蒂·巴海尼行动来解决问题的希望已日趋渺茫，因为这显然需要经过多年的斗争才能把孟加拉从军人的绞索中解放出来。而叶海亚·汗却威胁要对印度发动总体战，如果新德里决定以武力遣返难民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激烈的公众舆论迫使政府不得不考虑在其他途径全都失败的情况下采取武装干涉这一极端步骤。各军种司令得到命令为应付突然事变开始制定计划并进行战斗准备。
最初，多数外国政府，包括美国在内，对新德里采取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反应是良好的，但他们只是在他们觉得印度的要求是“温和的”(即：制止蒂卡·汗的镇压、释放穆吉布·拉赫曼以及给予东巴某种自治)的情况下才作出了这样的反应。一当他们发现印度同意孟加拉流亡政府的要求——争取彻底独立——时，这些政府便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了。尤其是当印度因为联合国观察员认为印度肯定干不了不可告人的事情而拒绝了他们的时候，这些政府更从原来的立扬上后退了。
国际压力越不起作用，印度就越发被迫考虑发动战争；而越准备打仗，就更被国际舆论疏远。叶海亚·汗在其主要支持者尼克松总统的积极鼓励下，在许多国家首都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再次提出原来的建议，这些建议表面看起来满足了印度的要求。美国公开支持他。尼克松的特别顾问亨利·基辛格访问伊斯兰堡，并接着秘密飞往北京，这充分说明了华盛顿和伊斯兰堡之间达成的谅解。对这一事态的发展，印度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叶海亚·汗在与伦敦“金融时报”记者的谈话中宣称，“如果印度有妄图侵占东巴任何地方的举动”，它将被看成是对巴基斯坦的进攻。“我将会宣战。全世界都应当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巴基斯坦不会孤立无援。”对于这一战争威胁，印度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回答说，巴基斯坦一直企图欺骗世界舆论，把它自己的问题说成是与印度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与孟加拉人民的问题。巴基斯坦军人政权的残暴行为使它自己泥潭深陷。巴基斯坦必须认识到，只有同孟加拉的代表达成协议，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只要巴基斯坦认识不到这一点，马克蒂·巴海尼行动就要加强。如果巴基斯坦借此进攻印度，“我们将要自卫”。
友好的外交人士建议印度应当自己寻求一个解决办法，而不要等待别人解决她的问题。遭到美国冷遇之后，新德里在困难中转向了苏联。达尔和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进行了一轮戏剧性的互访之后，于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签订了印苏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消息受到了印度各政治阶层的热烈欢迎。在当时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它带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
条约的第九条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规定：“任何一方遭到战争或战争威胁时，双方应进行磋商以消除这一威胁”。这一条约注意到了印巴一旦发生敌对行动时中国干涉的威胁，同时保证了军队能够更好地获得急需的武器和其他装备。巴基斯坦和中国对这项条约反应极为强烈。俄国人提出，他们愿意与巴基斯坦签订一项类似的条约，如果巴基斯坦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话。但是，巴基斯坦拒绝了这一建议。
条约给甘地夫人壮了胆。在独立节，她在新德里红堡的城楼上向全国发表讲话：“我不要战争。我们也不挥舞刀剑。但是印度已经做好应付任何事变的准备。”这一警告已非常清楚。此刻，雨季已近尾声，大约再过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印巴边界两侧的局势正日趋紧张。在九月一日与巴黎《费加罗》报特派记者皮埃尔·布瓦的一次广为流传的谈话中，叶海亚·汗宣称，“如果印度幻想它们可以侵占我的一部分领土而不会挑起战争的话，那它们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我警告你和全世界，那将意味着战争，全面的战争。尽管我不愿意打仗，但我将毫不犹豫地保卫我的国家。”
九月十八日，叶海亚·汗在向全国广播中假惺惺地宣布把民权移交给所谓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这是他做给国际社会看的。他表示愿意考虑新当选的国民议会对他拟定的宪法所提出的修正意见。但他有言在先，他将保留否决修正案的权利。他的计划还包括一项由他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起草一部宪法。
这部宪法将提交国民议会讨论。但是，人民同盟的一些议员已经被叶海亚·汗取消了资格，因此，必须通过补缺选举，国民议会才能召开。他规定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九日进行选举。这是他有意识地想拖延向当选的人民代表移交权利。巴基斯坦人民党取得了议会中西巴一百四十四个席位中的八十五席，成为人民同盟被取缔后国内第一大党。该党领袖布托警告叶海亚·汗：“推迟移交权力，将会导致混乱。”
更有甚者，总统办公室于九月二十八日声明说，在对穆吉布酋长的秘密审讯中，听取了二十个起诉证人的证词，并警告人们不要妄加猜测，以免对案件产生不利影响。这是第一次官方关于审理该案的声明。这一单方面操纵的审讯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审讯引起了印度和孟加拉政府各界的严重反应，进而激进了外部难民的义愤。印度和巴基斯坦一步步走向非动手不可的地步了。
特尼参议员带来了更多有关东巴的消息。他指责军事管制政权滥用美国援助。十月四日，他在众议院说，美国援助资金显然在被用来贿赂人们，使之服从军事管制当局；在一些人不服从时，就用饥饿来使他们屈服。“我们的援助有一大部分都被那里的政府和军队占用，而不是用来帮助挨饿的人民”，他接着说，美国“让军事管制当局分配美国提供的食品，是一个错误。”他问道：“几个月来一直屠杀、强奸、劫掠和蹂躏东巴人民的军队，人们怎么能够期待他们突然以人道主义方式分配食品呢？”
他说，美国官方的政策是“非建设性的”，而且“也未能带来和平。”它未能带来一个防止即将来临的饥饿的前景。“它所带来的仅仅是残酷、流血和恐怖。美国的军事装备被用来运输部队，美国的武器被用来屠杀孟加拉人，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尼克松政府亲巴政策的恶果。
到了九月，已有必要采取防范措施，以抗击巴基斯坦对印度敏感地区的入侵。任何有责任感的政府都不得不防备叶海亚·汗这样一个无中生有的人，他可能会挑起事端，不惜把两个国家抛进战争中去。此前驻扎在印度内地的部队，已经集中到与东、西巴交界的国境线附近，尤其是那些可能的入侵地点。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把军队及物资调到与巴基斯坦相近的阵地上所需要的时间。由于巴基斯坦的兵营距边界很近，它在反应速度上比印度占了优势。
到了大约十月十二日，叶海亚·汗已经完成了他的军队在西巴的部署，而印度却仍在调动部队。叶海亚·汗的宣传机器攻击印度接连不断地进行武装挑衅，并宣称这可能随时都会导致战争。一经这样宣传，巴基斯坦就成了受害者，印度却仅成了一个以战争威胁弱小邻国的恶棍。尽管巴基斯坦攻击谩骂，至十月的第三周，印度的陆军和空军只是勉强完成了防御部署。
在十月十二日对巴基斯坦人民的谈话中，叶海亚·汗对印度企图分裂巴基斯坦的做法及印军咄咄逼人地集中在巴基斯坦边界，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诬蔑印度领导人越来越好战。他完全知道印苏条约加强了印度的力量，因此他向巴基斯坦人民保证，他们并不孤立。为此目的，他过分夸大了美国和中国这两张牌的作用。
军事上有了保障之后，甘地夫人开始最后一次要求国际社会劝说叶海亚·汗认清形势，并为难民重返家园创造“有利条件”。她首先到了莫斯科，在正式宴会上表达了印度对东巴事件的关切。她说：“东孟加拉人民日益加剧的痛苦并没有能够感动任何政府。我们的忍让仅在口头上得到欣赏。但内中涉及的问题和对亚洲和平与稳定的真正威胁，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忽了”。她进而申诉说：“邻居失火，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东孟加拉发生的事情，已不能再被认为是巴基斯坦的内部事务。九百多万东孟加拉人已经进入了我们国家。我们无法把他们接受下来。我们自己的问题已经无法胜数，我们肯定不需要再增加已经很大的人口。”这番话捎给全世界的信息是清楚的。
返回新德里之后，一个外国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问她对叶海亚·汗关于进行对话的建议如何答复时，她说：“没有人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预言。我们只能说，我们过去并且将继续尽最大努力来避免冲突。但形势严峻。双方的部队都距边界更近了。我们当然要保卫自己的利益。”然后，她用嘲讽的口气说：“人们都称誉我们的克制。我们得到的是口头上的赞赏，而别人并不克制，他们得到的却是武器。”
十月二十三日，总理开始对几个西方国家进行为期三周的访问，其中包括美国、法国、西德、英国、比利时和澳大利亚。她解释说，“在目前条件下”，有必要“进行这次访问”以便把次大陆形势的真相向世界领袖们讲清楚。”当问及在此关键时刻离开国家是否合适时，她争辩说，“最后的决定最终将由我们来作。正是因为形势是严重的，印度才不应怒火中烧，仓促行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她走访的西方国家首都，她主要呼吁为难民提供援助，因为印度已难以承受养活难民的重担。她强调必须让他们尽早返回家园。在这方面，她敦促各国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以尽快寻求东巴问题的政治解决。
她表示愿意会见叶海亚·汗，并讨论面临两国的问题，但任何解决东巴问题的办法都必须与那里的人民和他们选出来的领袖来谈判。这意味着与当时仍被关押的穆吉布酋长谈判。如不释放他，就不可能进行谈判。不然，任何解决办法都可能被误认为是被迫达成的。但叶海亚·汗怎么可能与一个叛乱份子谈判呢？”在巴黎两次重申她的提议时，甘地夫人有以下评论：“你们是知道他的立场的。和一个握紧拳头的人，怎么能握手呢？”她向全世界保证印度不会扮演侵略者的角色。但印度已被巴基斯坦及其支持者逼到一个它可能不得不战的地步。
甘地夫人也努力减轻西方对印苏关系的担心。她重申印苏条约并不针对任何具体国家，也不会损害印度的中立和行动自由。她使难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国际化了，并且成功地为实现东孟加拉人民的意志以及印度关心这一问题的公正解决赢得了同情。
但在华盛顿，尼克松没有被说服。在基辛格出谋划策下，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提议双方从共同边界撤军，作为印巴为解决东巴及其有关问题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同时，印度和东巴的边界两侧均应派一个联合国观察组。
尼克松向甘地夫人保证叶海亚·汗正着手进行东巴的民主化，因此，为找到一个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应当给予一些时间。尽管总统没有明确说明叶海亚·汗所需要的时间，人们可以想象他的建议是为了以下三个目的。首先，“马克蒂·巴海尼”在东巴的行动将被削弱；第二，有联合国观察组的保护，巴军可在不受外来干扰的情况下，给“马克蒂·巴海尼”行动以粉碎性的打击；第三，中国在寒冷季节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冬季一过，印度就错过了武装干涉的机会。这样，印度就可能要再等一年，届时，形势将会大不一样。世界舆论和印度不辞辛苦发动政治攻势所取得的国际同情，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显然，这些建议的提出完全是为了把叶海亚·汗这一尼克松的坚强朋友从他作茧自缚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它们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印度继续承受难民的压力，直到叶海亚·汗创造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有利条件”为止。他所策划的那种假民主，孟加拉领导人是绝对不会满意的。尼克松的这些建议是印度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甘地夫人除了得到西方领导人的一些口头同情外，只得空手回国。
尼克松后来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声称，他曾经提出一个政治解决东巴问题的时间表。但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记者间甘地夫人，“美国是否提出过一些你可以接受的方案？”她回答：“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行动方案。”甘地夫人的回答从未遭到反驳。
美国政府。根据其亲巴政策，继续向巴基斯坦运送已经成交的武器。这与一九六五年印巴冲突时美国的做法背道而驰。当时，美国立即中断了对印巴两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尼克松借口说，如果停止提供武器，将会被叶海亚·汗误认为是有意影响巴基斯坦的国内政策。他争辩说，美国继续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便能在与巴基斯坦交往中有一些发言权，而这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然而，印度对这种两面的政策却看不到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美国对当时的形势采取了灵活的对策，使其有广泛的选择余地可以支持取胜的任何一方或派别。当叶海亚·汗似乎要取胜时，美国便支持他，而当他失败时，便轻易地把他放弃了。直到三月二十五日，华盛顿一直劝说他与穆吉布酋长谈判解决矛盾，因为他们担心武装冲突将会导致东巴的丢失。对美国来说，当时支持穆吉布的中间偏右的政策是比较稳妥的。而且甚至有谣传说在一九七○年的议会竞选中，美国向人民同盟提供了资金。当叶海亚·汗不顾美国的反对继续留在东巴时，美国官方对此表示不悦。但随着巴基斯坦军队镇压行动取得初步胜利，这一态度逐渐改变了。
但蒂卡·汗的野蛮镇压和残酷屠杀遭到了美国公众舆论的抗议，雨季的来临又使得军队围剿“马克蒂·巴海尼”游击队的活动更加困难。在这一阶段，美国在政治上的支持是低调的。但雨季一结束，军队开始加强行动之后，华盛顿的支持又积极起来。美国反应的起伏变化在十二日的孟加拉之战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尼亚齐不是这么早地放弃战斗，美国第7舰队很有可能进行干涉，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而冲突也不会这样迅速地结束。
在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叶海亚·汗对中国的帮助寄予厚望。自一九六二年印中冲突以来，北京外交政策的天平一直是摆向巴基斯坦方面的。为了从具体行动上表现这点，中国源源不断地提供军事武器方面的援助以武装巴基斯坦军队，尤其在一九六五年冲突后美国停止援助时更是如此。阿尤布总统与中国对喀拉昆仑山区及巴占克什米尔地区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及随后修建的中国新疆至巴基斯坦吉尔吉特的公路，都保证了巴基斯坦在需要时将会得到北京的照顾。四月十三日，周恩来总理保证帮助巴基斯坦维护其“领土完整”，反对“外来干涉”及东巴的“一小撮人。”
在十一月九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叶海亚·汗说，“如果印度进攻巴基斯坦，中国将会干涉。”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以布托为首的强大亲华派的支持。叶海亚·汗在充当了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诚实的掮客之后，和他的谋士们期待着中国发挥比一九六五年更积极的作用，如果不是在军事方面，至少也是在政治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亲华派越是鼓励叶海亚·汗这样思考问题，巴基斯坦的战略就更加依赖中国积极支持。巴基斯坦军事计划人员设想中国至少会在印度北部边界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就会牵制印军，使其忙于抗击中国而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对付东巴。但无论如何，在中国可能干涉这一潜在威胁上大做文章，对巴基斯坦是有利可图的。这就足以使得印度不敢从面对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边界调回军队。
直到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底，布托还率领了一个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北京，以期与中国签订一项防御条约。作为对付印苏条约的筹码。他向报界说：“中国将提供我们需要的任何帮助。我们要什么它就给什么。”当记者追问时，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全面和热情地支持巴基斯坦。我们将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援助……。印度不应对此存有幻想。”这全是空谈。其实，如果有任何人抱有幻想的话，那就是布托和他的亲华派。因为实际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与布托谈判结束时，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
再者，自从一九六九年与苏联发生严重边界冲突以来，中国一直担心它的北部边界上的虎视眈眈的苏联四十个师可能会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正当其边界面临如此巨大威胁之时，中国对在印度－西藏边界进行任何冒险行动之前不得不再三思量，尤其要顾虑到已经签订的印苏条约。驻巴基斯坦的外国记者报道说，布托的中国之行没有得到任何具体保证。在回答一个记者的提问时，布托说：“关于中国是否会在北部采取牵制性行动，这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
尽管中国领导人继续向巴基斯坦保证“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他们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却表现出极大的实用主义。费萨尔·穆奎姆在他的《巴基斯坦的领导危机》一书中，攻击叶海亚·汗过分地玩弄了“中国牌”。据他说，一位中国外交官在被问及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积极支援的可能性时，回答道：“你知道苏联是不害怕中国的。”但中国人在过去表现得太令人捉摸不定了，印度不得不加以提防。
在这场冲突中，苏联的立场又如何呢？自从英属印度分割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后，两国一直互相对立。在一些重大争端中，尤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它们都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如果一方转向华盛顿，另一方就会倒向莫斯科或北京。导致他们采取这种对立态度的决定性因素，是双方都害怕对方使用武力使两个国家重新统一起来。
巴基斯坦在经济和军事上是弱者，东巴和西巴又互相割裂，因此，它确实害怕它的强邻将会吞并它。巴基斯坦工业基础薄弱，也没有其他必须的设备，因此，它清楚地知道在建立一支自力更生的军队方面，是无法与印度竞争的。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欢迎杜勒斯提出的关于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建议：这两个组织是为限制苏联和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的扩大而于一九五○年成立的。
印度也曾接到类似的建议。但尼赫鲁由于执行不结盟政策，就断然拒绝了。他博得了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尊敬。当时，莫斯科和北京与印度的关系十分友好。美国的军援源源不断地运进巴基斯坦，增强了它的军事力量，而印度却把希望寄托在“潘查希拉” [ 注：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上。在五十年代，在印巴次大陆上，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在质量方面逐渐地但确实地占了上风。由于这一原因，加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的出现，使得巴基斯坦在国际政坛上更加趾高气扬，咄咄逼人。巴基斯坦持这种态度是得到了西方集团的全力支持的。但印度却从苏联和中国的支持中受益非浅，尼赫鲁登上了第三世界领导的宝座。巴基斯坦军事力量和印度外交成果之间这种奇特的力量平衡本来可以再持续一段时间而不致导致武装冲突的；但是，一九六二年中印武装冲突破坏了次大陆的均势，并且开始了力量多极化的新进程。
面对着中国在喜马拉雅山一手制造的军事威胁，尼赫鲁除要求提供武器和装备外，还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公开呼吁美国空军对中国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于次日宣布单方面停火，非常小心地撤回了部队。在这场危机中，莫斯科始终保持中立。赫鲁晓夫把它说成是一个兄弟——中国，和一个朋友——印度之间的吵架。把中国说成是兄弟，清楚地表明了苏联的倾向性。
冲突发生之后，印中关系非常冷淡。巴基斯坦更多地出于对印度的敌意，开始拉拢中国，并于一九六三年与中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把巴占克什米尔的相当一块地方割让给中国。接着又开始修建新疆－吉尔吉特公路，以便把中国作为提供武器和装备的另一个来源。布托及巴基斯坦的其他好战份子攻击阿尤布·汗没有利用印度与中国的矛盾，以军事行动强行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冲突时，美国人及英国人曾经获得阿尤布·汗的许诺：他在这个危机关头，将不再给印度增加困难。美、英则向他保证，待危机过后，将以巴基斯坦满意的方式解决克什米尔争端。
尽管两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克什米尔问题的政治解决仍然遥遥无期。巴基斯坦因无法满意地解决这一问题而感到失望，并对军事力量对比日益有利于印度的情况感到惊恐，于是一九六五年在中国的积极赞同下，对印度发动了战争。尽管阿尤布·汗对中国寄予很高的希望，但中国却仅仅在口头上威胁说，“如果印度不在三天之内拆除其所有的进行侵略的工事，并归还所有误越中国－锡金边界的羊群，印度必须对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印度没有理睬这一警告，也未发生任何严重后果。后来，伊斯兰堡的亲华集团说，“中国说话是算数的”，如果阿尤布·汗能再坚持一些日子给中国一些时间来集结兵力，中国本来是可以给巴基斯坦以很大援助的。阿尤布不愿也无力进行一次长时间的军事行动，因而冲突也没有扩大。苏联在塔什干协议谈判中作为调解者及签署国的作用，曾使中国和巴基斯坦一度疏远。
一九六五年美、英停止了向印度提供武器，加之印度又缺乏资金难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武器，结果，印度便更多地转向苏联这一来源。尽管苏联也准备向巴基斯坦提供同样的帮助，但巴基斯坦却更多地倒向中国。中国当时正帮助巴基斯坦在塔西拉建立武器生产基地。在印巴冲突时，中国一直通过新疆－吉尔吉特公路向巴基斯坦运送武器，这一事实本身就可能使得巴基斯坦作出了这种选择。苏联继续对印巴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中苏因边界冲突而导致关系破裂时为止。
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亚洲集体安全计划。该计划设想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其目的是孤立中国，并进一步限制它在东南亚的影响。苏联提出这一建议，正值尼克松抛弃杜勒斯的屡遭非议的政策而从该地区撤出之际。从那时起，苏联尾随美国之后，迅速进入该地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向印巴两国提出了勃列日涅夫计划。
巴基斯坦断然拒绝了此建议，因为它无意伤害自己可以信赖的朋友——中国，而受益于苏联。当时，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主要的武器来源。印度也没有加入这一组织，但它理解苏联的用心，因此准备在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情况下支持苏联的建议。这样一来，苏联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变得强硬多了，新德里也就与莫斯科相应地靠得更近了。在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本应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苏联与印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但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苏联继续企图把巴基斯坦从中国的怀抱里拉出来。因此，莫斯科对巴基斯坦拒绝参加勃列日涅夫建议的地区性组织，没有作出强烈的反应。在外交上，门还是敞开的，巴基斯坦可以随时走到苏联阵营里来。巴基斯坦受到的这种几乎是情妇式的待遇，使印度感到迷惑不解。
对巴基斯坦在东巴的镇压，莫斯科最初的反应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给叶海亚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告诫巴基斯坦领导人对东孟加拉事态的发展要谨慎从事。但这封信根本没有提出东巴自治的问题，更不用说独立了、对东巴的滥杀无辜、难民外流、反对自由的残酷缉压，苏联领导人袖手旁观，显然是在等待对他们有利的结局。
同华盛顿一样，莫斯科以为叶海亚有能力粉碎叛乱，在东巴重建他的权力，并最终与穆吉布的政治继承人达成某种解决办法。他们一直认为穆吉布是美国的走狗。直至印－苏条约签订时，苏联一直劝告叶海亚·汗和甘地夫人“不要让形势不可收抬”。这一态度在九月初的一次议会联盟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甚至到十月，波德戈尔内还在重弹老调，说：“我们认为必须避免事态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莫斯科或许感到政治解决仍有可能；如能做到这一点，便能在不得罪“忠诚的”朋友印度的情况下，把巴基斯坦拉到自己一边。然而，苏联领导人丝毫没有认识到东巴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叶海亚·汗安排了基辛格七月对北京的秘密访问，从而加速了事态的演变。苏联对由巴基斯坦牵线的美－中轴心的发展极为不快。这或许加速了印－苏条约的签订。条约鼓励了印度在对巴关系上采取比前更强硬的姿态。印度外长宣称，根据这项条约，印度可以指望苏联提供援助。尽管他没有用很多言辞，但人们知道他指的是苏联将在中国干涉时提供援助。
苏联派了一个军事小组到印度估量其需求，这件事使得有关国家清楚地认识到这项条约包括的范围。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叶海亚·汗挑起战争时止，莫斯科始终劝说新德里不要对东巴进行军事干涉。现在人们得知，甘地夫人在十月访问莫斯科时，苏联领导人就告诫她不要这样做。据报道，勃列日涅夫提醒她，“要记住越南前车之鉴”。使苏联领导人忧心重重的是，如果印度深陷战场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苏联将在何种程度上卷入这场冲突。中国有可能利用印度军事上的困难，出兵干涉。
如果中国干涉，华盛顿将作何反应呢？美国有可能与中国这个新结交的朋友勾结在一起来解救巴基斯坦这个盟友。那样的话，印度就会指望苏联提供援助。这就可能导致世界大战。而这正是莫斯科希望避免的。然而，就中国而言，他们在等待多年之后，此时刚刚赢得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他们不会轻易做有损自己形象的事，匆忙与苏联发生冲突。尤其是在它的北部边境上，苏联驻有作好充分准备的四十多个师的情况下，中国更不会如此。在印巴冲突中，中国是不会轻易出兵干涉的，除非它能马到成功。
以军事行动解决孟加拉问题的关键是要速战速决。在事实证明之前，苏联领导一直怀疑印度在军事和政治上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此，直到最后，它始终主张克制，避免战争，争取政治解决。然而，叶海亚·汗在中国和美国唆使下，正一步步把印度引向战争，而印度的朋友苏联却捆住印度的手脚，以期能保留对叶海亚·汗的一点影响。这就置印度于极大的困境。最后，印度决定独自行动，希望在其他大国援助巴基斯坦时，苏联会出面干涉。印度在此关头的自信心使朋友和敌人惊愕不已。
为应付任何事变，印巴双方除各自开展政治攻势外，还在进行军事准备。至一九七一年五月底，蒂卡·汗已经通过强硬手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同政见者被赶跑，其余的人只得屈服，并期待着恢复正常秩序。政治解决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叶海亚·汗和他的谋士们却偏偏要置东巴于恐怖之中。事实上，他在政治上已是进退两难。他取缔了人民同盟，称穆吉布·拉赫曼为叛徒，把反叛领袖全部驱赶到印度，结果制造了一个难以填补的政治真空。
叶海亚·汗的困境是，他越是拖延政治解决，就越为游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活动条件。由于缺乏一个能够填补真空的政治领袖，他就无法有力地解决东巴问题。象这类形势中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他任情况自行发展，希望问题能自行解决。一九七一年八月，办法来了。东巴退休文职官员阿·穆·马利克博士取代蒂卡·汗任东巴省长，这就给人以文职政权已经恢复的印象。
经过初期残酷的军事镇压以后，蒂卡·汗已经着手处理东巴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他现在被召回西巴担任其他职务。据信，他的调动是迫于国际压力和公众舆论对他的残暴行径的不满。由他掌权，东巴形势的全面紧张是无法缓和的。
然而，由尼亚齐取代蒂卡·汗，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不幸的。蒂卡·汗是有政治眼光和胸怀国家目标的人，而尼亚齐只是身穿将军服的营长。他接过了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很棘手的任务，但又身处远离伊斯兰堡决策中心的地方，同时还要指挥反叛乱的活动。东巴的形势已非同一般，对一个普通军人来说已经是太复杂了。尼亚齐的位置应当由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来担任，他能当机立断，并在没有上级指挥和监督下实行自己的决策，因为上级离得太远，不可能了解形势的发展。
尼亚齐则全然不是这样的人。他尽管得到了下级的爱戴，但处理形势的办法证明了他的目光短浅，只知道部署几个连和排。这一点不幸是印巴高级陆军军官的通病。他缺乏想象力，过多地依赖部下去处理问题，而自己却陶醉于放荡的生活。结果。他在担任军法管制官期间，从来未能成为真正的形势的主宰者。
在尼亚齐接管之前，已经下达了保卫东巴的作战指令。这份指令是依据代号为“蒂图－米尔”的一系列部队演习而判定的。计划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东巴的领土完整。部队将组织多道防御阵地，以城镇居民地和江河为依托进行战斗，在无法抗击敌人进攻时，则退守达卡。进行决战。计划设想，运输线能够畅通无阻，部队可以不受干扰地顺利地后撤。但当尼亚齐接任时，据以制订这项计划的情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有报道说，大批游击队正在印度利用雨季加紧训练。因此，雨季过后，这批反叛部队可能会越过印度边界加强叛乱活动。巴基斯坦情报部门估计到那时不仅反叛行动会升级，而且印度也很可能会向他们提供援助。鉴于印度对游击活动的支持，它们建议封锁边界，以挫败“自由战士”的渗透。结果，东巴全省的主要服务行业受到影响，茶叶工业及运输行业遭受打击，也引起了民心的动荡不安。
尼亚齐根据情报报告及他就任后亲自的估价，着手修改作战方案。他于十二月投降后解释说，他没有预料印度会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他认为印度只不过会占领与其领土毗连的一大块地方，以便建文一个孟加拉政府。因此，他设想了一个前沿防御方案，即以强大的兵力占领边境据点，并控制足够的预备队，以期在遭受印度进攻后恢复当地的局势。为了有效地封锁边境，必要建立很多的边境据点，这样原来准备用于纵深防御特别是达卡防御的部队就被抽调一空。尼亚齐为加强前线防御态势而牺牲了纵深防御的力量，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后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起义者在东巴边境及内地逐步加强了活动。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袭击警察哨所及其他政府权力中心以及杀害政府的合作者，使民众无不惊恐万分，并且制造了一种不安全感。叶海亚·汗警告印度政府，如果印军试图入侵东巴，这将被认为是公然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必将受到恰当的还击。尼亚齐表示，他本人和部队支持这一政策，但他没有理解在印度干涉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后果。他不断命令部队“不得丢失一寸领土”。当事态的发展日趣激化时，他开始顽固地认为从前线阵地上的任何战术性撤退对他本人来说，都将是个失败，对他作为一个军人的名誉也是一个污点。
尼亚齐逐渐地受到“马克蒂·巴海尼”运动的进逼。整个边境烽火四起，一些前沿哨所受到预有计划的袭击，企图占领东巴境内一些突出部以用作印度进行全面干涉时的基地的活动也不时发生。从十月初至十一月底，这些越过边界进行的袭击从少到多，越演越烈。此类全线展开的蚕食活动如同众多的蚂蚁攻击一只睡狮一样。到十一月中旬，尼亚齐怒气冲天，以至巴军开始在靠近边界的地区出击，有时甚至越过边境。
“马克蒂·巴海尼”运动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活动总是得到部署在印度境内的印度炮火支援的。如果他们遇到困难，印度边防部队及正规军就为他们解围。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避免在东巴境内使用印度正规军，因为一这是一种战争行为。但是，有时战斗十分激烈，正规军卷入也不可避免，如在巴伊拉、希拉、卡马尔普尔、阿考拉和贝洛尼拉等地。这类游击活动为数之多，范围之广，决不是用个别事件所能解释的。可以说，到叶海亚宣战时，这些蚕食行动的战绩已经相当可观。
最大的战斗是在加尔各答东北杰索尔地区的巴伊拉进行的。印度步兵第9师在一次进攻性防御行动中，奋力越过边界追击巴基斯坦进犯的军队。双方出动了飞机和坦克，在巴基斯坦境内五英里处的加里布尔村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该村几经易手。但印度终于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控制了该村，同时还占领了丘加查镇。
十一月二十四日，甘地夫人就此事件在国会作了如下说明：“十一月二十一日，巴基斯坦陆军在坦克和炮兵支援下，向我东部边境五英里处的‘马克蒂·巴海尼’运动占领的解放区发起了进攻。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巴军推进至我边境，威胁到我防御阵地。他们的炮弹落在我国境内，炸伤了我们一些士兵。当地指挥官采取了适当行动，打退了巴军的进攻。在这次进攻中，十三辆巴基斯坦霞飞式坦克被击毁。
“十一月二十二日，巴空军四架佩刀式飞机对我阵地进行空袭。我们的塘蛾(蚊蚋)式飞机在我国境内进行截击，击落了其中三架，两名巴基斯坦飞行员跳伞后在我国境内被俘。这证实了巴空军侵犯了印度领空。我们认为这纯粹是局部冲突。”
甘地夫人阐述了印度对这种局部冲突的政策。她说：“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一直在炮击我国边境地区，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它的空军已多次恣意侵犯我国领空，有一次竟一直飞到斯利那加。间谍和别动队炸毁了我们的火车和桥梁。自一九七一年三月以来，我们已就八百九十次边界挑衅事件，提出了六十六次抗议。
“但这些抗议毫无作用。为了掩盖他们不断挑衅的事实，巴基斯坦宣传机器一直在散布谣言，说什么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用坦克和飞机向巴基斯坦大举进攻。这全是谎言。事实上，正是巴基斯坦威胁要进行总体战，把全部兵力调到我国边界附近的作战阵地，而且在“粉碎印度”的口号下开展了大规模的仇印运动。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恰当措施，把军队调到防御阵地，以便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我们从来不想恶化形势或挑起冲突。为此，我们已经命令部队，除非在自卫情况下，否则不得越过边境。我们不能无视、一九四七－四八年间及一九六五年八月至九月时的经历”。
十一月二十二日，印度宣布炸毁十三辆巴基斯坦坦克，自己损失六辆；印度空军在支援地面战斗时击落了三架巴基斯坦佩刀式飞机。这一事件使得叶海亚·汗于次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称印度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甘地夫人答复说，“尽管巴基斯坦宣布了紧急状态，我们不采取类似的步骤，除非巴基斯坦进一步的侵略行径迫使我们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不得不这样做。”
与此同时，印度应“镇定自若”。印度在巴伊拉一仗得到的好处是，印军推进到了距杰索尔一半的地方——丘加查至杰索尔公路上的阿尔帕拉镇，并与杰索尔镇西边的巴基斯坦守军发生了接触。
再往北去，解放力量攻占了吉班－纳加尔、乌塔罗及达尔萨那等镇，并向吉班－纳加尔至科塔－昌德普尔公路上的卡利斯普尔旗逼近。在西北区，它的北面和南面的某些地区已被占领，但巴基斯坦继续在希利进行抵抗。这个位于边境巴卢特高地的铁路小镇，由巴基斯坦的边防第4营及其他一些分队防守。这些部队使得印度任何支援“马克蒂－巴海尼”运动的行动不能得逞。印度军队以两个营的兵力向希利发起了攻势，但由于守军顽强的抵抗，攻势进展不大。
这些进攻均为典型的正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正面进攻，所以伤亡惨重一六十七人死亡，九人受伤。十一月二十四日印军开始第一次进攻，战斗时紧时松，直到十二月十一日印军从翼侧进行夹攻才占领了希利。
迪纳杰普尔的南大门——汗普尔和穆坎德普尔已被占领。在桑吉亚至普尔巴里轴线上的伊查马蒂河的两岸亦已为印军控制。同时，在米尔甘吉－迪纳杰普尔公路上向南推进的一支部队已攻下了塔卡尔甘。在巴拉卡培前线，巴拉卡塔被攻占，哈蒂班达被围，守军无法动弹。在纳格什瓦里突出部，达尔拉河以北所有地区全部被占领。
在北部战区，印军大约一个旅的兵力彻底包围了由一个加强连组成的卡马尔普尔守军。但巴基斯坦守军击退了两次进攻，直至十二月四日该地才被攻占。由A．马立克上尉率领的第31俾路支营的一个连，在一些准军事部队支援下驻守在这里。
在东北战区，继塔基甘吉和阿特格拉姆的边防哨所之后，锡尔赫特以北的拉达纳加尔也已占领。在卡林甘杰对面的地区，占领了查尔格拉姆－卡林甘杰干线以东的突出部。同样，卡劳拉地区的加齐普尔也已攻取，而卡劳拉城本身则遭到不断的攻击。沙姆谢尔纳格尔机场落到了印度手中，但巴基斯坦的一些零星守军还在继续抵抗。在东南战区，攻占了阿考拉地区的甘加纳加尔。阿考拉城被围，随时都有可能陷落。再向南，贝洛尼亚突出部的敌人已经全部被肃清。“马克蒂·巴海尼”运动则占领了一些能直接威胁费尼地区康米拉至吉大港的铁路及公路联系的阵地。这一威胁迫使尼亚齐火速向该地区增调援军，从而使得其他有些重要地区的守备力量遭到了削弱。
向兰马加蒂攻击前进的一支特种部队击退了吉大港山区的巴基斯坦前沿据点，正在向兰马加蒂湖区逼近，以期占领拉姆加尔以北的突出部。这支部队靠人驮获得补给，有时也用直升飞机和空投的办法维持战斗。巴基斯坦军队在该地区的抵抗微不足道。显然，尼亚齐认为这个地区在战术上没有多少重要性。
此外，“自由战士”的袭击的目的在于破坏当地的经济。他们破坏了查塔克的茶叶厂和水泥厂以及苏纳姆甘杰的天然气管道。达莱的一家茶园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向达莱防御阵地发动的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伤亡惨重。但第二次进攻终于成功了。在进行这些靠近边界的进攻和袭击的同时，“马克蒂·巴海尼”游击活动在内地，尤其在达卡周围愈来愈活跃。后方运输线广泛地遭到破坏。对车队的伏击和对零星部队的袭击成了家常便饭。为了扼守边境，尼亚齐不得不更加广泛地分散兵力，终于导致了拆散部队和火力支援单位的编制，形成一种拆东墙补西墙、防不胜防的局面。
巴基斯坦军队在内地进行的几次清剿，使局势更加复杂化了。他们组织了三次引人注目的战役。一次是扫荡纳加尔巴里特加至普尔查理加特之间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两岸的敌人；第二次是为了把西迪凯的游击队赶出坦加尔－米尔扎普尔地区；第三次是在达卡市内及其附近。这就使得部队广为分散，而且损失了凝聚力。尼亚齐的部队采取前沿防御的态势，一线式的分散部署在整个边境线上，因此失掉了机动能力和行动的自由。作战计划中规定的预备队至此已消耗殆尽，而最初的据点式的防御原则也已全部抛弃。
与此同时，印度军队却从最初的交战中吸取了一些好的经验，并且据以修改原先的作战计划。印度军队看到，每当进攻坚固设防的阵地时，巴基斯坦军队勇气百倍地顽强抵抗，如在希利和卡马尔普尔那样。而进攻的军队则遭到重大的伤亡，攻占一个阵地也要用很多时间。
显而易见，逐个攻占坚固设防的阵地的传统的战法，不仅大量消耗人力，而且费时甚久，也与印度作战方案中的短期战争的原则不相吻合。因此，不言而喻，若要迅速取胜，绕过设防的阵地是至关重要的。击败东巴的守军，只能依靠优于巴军的机动，而不能依靠阵地战。
在这方面，印度挑衅性地占领一些敏感地区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尼亚齐作出了十分强烈的反应，他不断地而且经常过于匆忙地发动反击，因而部队遭到了重大伤亡，而在战争开始前很久就失掉了士气。例如，在巴伊亚战斗中。尼亚齐损失了十三辆坦克、三架飞机以及大量的人员。鉴于他同后方基地的联系全靠不安全的漫长的海上运输线，这一损失对他来说是难以弥补的。
“马克蒂·巴海尼”游击队在初期的活动帮助了印度军队，使它得以了解巴基斯坦军队作战的方式和原则。在某些地区二。这些早期的活动使得印度军队能够早在双方开始敌对行动之前就越过了前线附近的障碍物。这种从最初的直接接触的作战原则彻底改为间接接触的方法——以后被称为“日益汹涌的洪流”——，对于一支受到传统方法束缚的军队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这种转变奠定了印度最终取得胜利的基础。绕过巴基斯坦军队的防御阵地，完全使得尼亚齐的前沿防御思想漏洞百出，从此一蹶不振。
巴伊拉之战的第二天，叶海亚·汗再次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说“鉴于印度武装部队对巴基斯坦许多地方进行肆无忌惮的大规模的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局势，我以深为追切的心情向你发出这一信件。”印度发言人在回答叶海亚·汗对印度的指责时说：“他把孟加拉游击队说成是印度军队。”
在为来访的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李水清举行的宴会上，叶海亚·汗几乎是预言般地宣称：“十天之后，我可能已经不在拉瓦尔品弟了，我可能在打一场战争。”在十天内，战争果然爆发了。这是由马克蒂·巴海尼运动所施加的逐步增大的压力所引起的。十二月二日，为保卫印度特里普拉郭首府阿加尔塔拉，在阿考拉地区进行了一场战斗。十二月三日，甘地夫人巡视了加尔各答的难民营。她在该城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说：“印度希望和平，但是如果把战争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准备战斗。”她否认印度企图肢解巴基斯坦，并接着说‘“没有一个国家希望有一个不稳定的邻国……但同时，印度也不能忽视巴基斯坦已经三次进攻印度的事实”。她还以毫不含糊的措辞说：“没有任何人能向印度施加压力，迫使它不做符合它的国家利益的事情。”针对美国和其他的国际压力。她宣布：“今天。如果所有的外援都中断了，印度也能独力生存下去。我们不依赖任何人，我们有力量克服所有困难。”
同一天，下午五点，叶海亚·汗选择了向印度全面开战的途径。巴基斯坦飞机出现在印度前沿机场上空，开始采取如同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对埃及进行的先发制人的进攻一样的战争行动。大约五至十分钟后，通过一位正在阿姆则探望双亲的军事情报局军官的眷属，陆军司令部获得了巴基斯坦开始进攻的消息。这位军官眷属生动地描绘了从卧室窗户里看到的飞机扫射一个空军雷达站的情景。总司令接到消息后仍象平时那种无所谓的样子，对汇报情况的那位军官说：“别吓成那个样子，亲爱的，你看我象发愁的样子吗！”
当时，甘地夫人正在访问加尔各塔，国防部长拉姆正在访问比哈尔邦他的选区，财政部长恰范在孟买，而总统吉里于五点四十五分警报拉响时正在议会草坪上参加招待会。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巴基斯坦选择的开战时间是多么出乎印度的意料。甘地夫人在加尔各答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飞回新德里，对全国发表了讲话：“孟加拉的战争已经变成对印度的战争。”她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向全国保证：“巴基斯坦肆无忌惮的侵略将被击退。”当她讲话时，东、西两线的印度军队已经投入了战斗。这就是三月二十五日巴基斯坦开始在东巴进行镇压以后局势逐步恶化所导致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