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武器·第九
作者：帕特里斯·弗朗塞斯希·法国
出自————《山国烽火》
出自————《战争通史》
阿富汗国内的圣战者虽然衣衫褴褛、装备严重不足，但这些战士是真正的抵抗力量。尽管阿富汗抵抗运动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它仍不失为一场抵御外侮的可歌可泣的战争。
跟圣战者一起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告诉我，他们正在进行的抗苏战争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圣战者就是在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就是站在柜台后面接待顾客的小店主，就是作坊里的手工业工人。参加抗苏斗争，这就意味着扛起挂在卧室墙上的枪，离开可爱的家乡，跟同村的乡亲们一起走上艰难的征途。
在阿富汗，全体人民不分男女老少都在为信仰和自由而勇猛杀敌、流血牺牲。城乡差别使得农民在参战的人中占压倒的多数，而城市居民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可是市民们没有站在斗争之外，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同入侵者周旋。
阿富汗的抵抗运动有自己的特点。它人数极广，但都分割成相互独立的团体，充其量只存在几个区域性联盟。战斗的领导权属于那些因政策、种族、宗教、部落的不同而互不相同的抵抗阵线。设在白沙瓦的几个总部满足于阅读下面送来的报告，有时也为一些地方任命领导人，基本上不下达作战命令。
面对统一指挥下的苏联入侵者——且不提阿富汗的共产党人，圣战者们组成了数百个抵抗阵线。它们的组织程度千差万别，有的互为友军，有的却势不两立。在观察家眼里，他们的活动仿佛是蚁穴里一阵杂乱无章的蠕动，又像是一群人做出的布朗运动 [ 译者注：布朗运动，系指悬浮在液体或气体中的微粒(称为“布朗微粒”)所作的永不停止的无规则运动。 ] 。它使敌人无从下手，同时又为敌人提供了方便，因为敌人可以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将抵抗运动一部分一部分地吃掉。不过抵抗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国，圣战者到处在神出鬼没地出击，使得苏联士兵犹如惊弓之鸟，日夜不得安宁，因而士气低落 [ 作者注：在我看来，抵抗运动分割成无数“团体”在战术上有利这个运动的说法，在今天是难以成立的。阿富汗需要统一，相互间应当协调一致。这并不一定要他们组成正规军，也不是说非设立大规模的参谋部不可。 ] 。
抵抗运动分割的局面是没有“优秀分子”领导这场人民运动的必然后果。从技术角度看，阿富汗国内的抵抗运动还处在历史上扎克雷起义 [ 译者注：扎克雷起义系指1358年法国农民起义。 ] 那种水平，还没有进入有组织的游击战阶段，更没有达到解放运动的高度。某些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组织虽然有了一定的严密性，但仍然掩盖不了上述总的现实。
许多西方人不仅为这场抵抗运动的激烈程度而赞叹不已，也为它的持久性而惊奇。的确，我跟这些西方人一样对阿富汗抵抗运动怀有敬意。然而，最好还是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抵抗运动之所以能保持活力，无疑是靠了阿富汗人的英勇顽强的气概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即红军从来没有真正地“教训”过他们。我们在前几章已经分析了莫斯科选择的策略。因此，如果因为抵抗运动能长期坚持下来就认为它是不可战胜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阿富汗既不是厄立特里亚 [ 译者注：厄立特里亚，东非地区，1890年起成为意大利殖民地，1952年成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那里的独立战争迄今从来未停止过。 ] [ Franc注：厄立特里亚在此书成书后的1993年5月24日宣布独立。 ] ，也不是库尔德斯坦 [ 译者注：库尔德斯坦，属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国的一个地区。库尔德人一直在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 ] ，即使它们之间存在不少共同点也罢。俄国人目前无疑是想将阿富汗置于绝对隔离的境地，然后再作新的打算。
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改变我们基本的看法：阿富汗人民现在是世界上同红军展开军事斗争的唯一的人民。
现在，在阿富汗双方对阵的力量分布在下面几个区域。俄国人占领和统治区，无人管理的所谓“无人区”，圣战者管理的解放区。这三个区域犬牙交错，随着战斗拉锯式地进行而不断地变化着。
民族主义派和基础理论派控制着解放区的大部分土地。阿富汗中部地区是哈扎拉人各党派占领的地方。活跃在普什图人地区的主要是伊斯兰革命运动(到处有这个党的存在)、海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在尼格兰、帕格曼和喀布尔……)、哈勒斯的伊斯兰党(在楠格哈尔和帕克蒂亚十分强大)、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在坎大哈、库纳尔等地)和阿富汗民族伊斯兰阵线(在瓦尔达克、坎大哈等地)。塔吉克人地区主要受拉巴尼的伊斯兰组织控制，但哈勒斯的伊斯兰党和伊斯兰革命运动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尤其是在北部地区(比如伊斯兰革命运动在昆都士省就十分强大)。
如果将同白沙瓦各党有联系的阵线在地图上一一标出来的话，阿富汗的这张地理分布图一定会像意大利喜剧中丑角穿的那种百衲衣一样五彩缤纷。有些地区是受一个党控制的(潘希尔受伊斯兰组织控制，四分之三哈扎腊贾特地区则由团结革命委员会支配)。但一般说来，各个省内都同时存在着好几个党派的影响。甚至还常有这种情况，一个县、一个城市或一个村子里同时有所有的党派的力量在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出现了一个日趋明显的现象，即越来越多的地区团结在一个领导人周围。这个领导人无疑是当地最有能最有力威望的人。
有些观察家认为，阿富汗存在着两个抵抗运动。它们的分界线是由东北向西南走向的连绵不断的山脉。在这条山脉的北侧是第一个运动，主要由基础理论派的塔吉克人组成。其组织严密，攻势凌厉。山脉南侧的是第二个运动，主要由普什图人组成。它的影响较小，据说是因为它沾染了不少部落的“毛病”。
这种观点对试图搞清楚阿富汗现实情况的人来说是十分吸引人的，但除了有关党派和种族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外，这种观点不一定符合实际。对于目前这场冲突来说，阿富汗的部落结构恐怕是有利有弊的。此外，这个国家的所有种族在历史长河中都受到过普什图人的影响，因此今天它们的思想状态同普什图人已没有多大的差别。如果说种族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各自独特的性格。我们不该忘记，赫拉特的塔吉克人跟巴达赫尚的塔吉克人是各不相同的，正如帕克蒂亚的普什图人跟库纳尔的普什图人有很大的不同一样。
在战争初期，抵抗运动主要由普什图人组成，其活动地区集中在阿富汗东部和南部(库纳尔、帕克蒂亚、瓦尔达克和楠格哈尔等地)。五年来，战斗的中心逐步转移到塔吉克人居住地区。库纳尔和帕克蒂亚已不再有激烈的战斗，而潘希尔成了抗苏战争的焦点，1983年初和1984年春的情况更为明显。抵抗运动在地理上趋向集中，这就使普什图人和塔吉克人在战斗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塔吉克人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们中出了马苏德这个领袖，同时还由于基础理论派具有丰富经验和较高的办事效率。至于普什图人部落缺乏真正的组织机构这一点，倒不是主要的原因。部族制的主要弊端是，一、普什图人经不住苏联克格勃的阴谋活动；二、加剧了小集团之间的矛盾。但部族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普什图人在各个地区内部团结成十分牢固的团体 [ 作者注：因此在阿富汗，抵抗运动内部的冲突在普什图人地区远没有其他地区那么激烈和频繁。 ] 。如果说普什图人的不少团体在战争中停止不前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地区受到来自敌人的强大压力，当地的居民被敌人搞得四分五裂的缘故。目前，在阿富汗的难民中，绝大部分是普什图族人。
如果非要说一说抵抗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话，那么我看可以将它分成“进步派”、民族主义和基础理论派。总之，我们法国某些沾染上反普什图主义的专家把阿富汗的抵抗运动划分成两大种族派别，这种做法实际上只能使部族矛盾死灰复燃。正当阿富汗人团结对敌，彻底铲除旧世界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的时候，他们是不欢迎部族对抗的。
各种不同的阵线内，圣战者们的组织程度也是千差万别的。在诸如马苏德、扎比乌拉、阿明·瓦尔达克、阿卜杜勒·哈克等有威望的指挥员的影响下，有些地区的组织相当严密。这些指挥员构成了领导人中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他们精明能干，甘愿为祖国的解放奋斗到底。他们跟先前的统治阶级不同，祖国的前途兴许属于这些人。他们都认识到传统的体制没有能力领导这场战争，因而试图变革，使体制适应新的形势。总而言之，在抗击苏联侵略者的斗争中，他们不愿意依靠旧的一套机构，而寄希望于新设立的政治军事组织。不过，在他们进行统一和变革过程中，他们所遇到的阻力不仅来自各自的党，而且还来自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以及他们领导的军队和周围的人们。热拉尔·夏里昂德对战士们的普遍观念作了精辟的概括：“如果需要作一个严肃的判断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阿富汗的传统主义虽然通过武器表达了不愿屈从的意志(出发点是五花八门的)，但也阻碍着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出现；狡猾的战术被看成为英明的战略，组织纪律被当成是毫无用处的奢侈，任何艰苦细致的工作被视为次要的活动，不能跟真枪实弹的战斗同日而语。普什图人都是这么想的 [ 作者注：请见《关于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报告》，贝尔热—勒佛罗尔出版社，1981年。 ] 。”
所有的战士都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总的组织，把各个阵线和党派联合起来。他们确实有这样的希望，并不断向各自的领导人发出呼吁，但他们自己在阻碍着这样的组织的出现。言论同行动之间还有极大的距离。因此，业已存在的统一的机构很少有突破当地的范围的，充其量只有省一级的范围内实现了统一。可以说整个阿富汗社会都在反对抵抗运动变革社会和重新组织社会。
只要有一定机构的地方，抵抗运动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尽管发展的速度十分缓慢也罢。那里的机构关心人民，为民众设立学校、医疗中心、行政机构，宣传斗争的必要性、老百姓则拥护军队领导人的权威，服从一定的纪律，接受严格的束缚。不管有没有义务兵役制，游击队员都参加了良好的军事组织。
某些地区的发展相当明显，以致于一些观察家竟说他们在那里看到了列宁主义的组织机构，当然还缺乏一定的指导思想。这种结论似乎下得过早了。如果把阿富汗的抵抗运动跟其它现代游击战作一番比较，那么我们的看法就会更加切合实际些。阿富汗人还须做出多年的努力——这是理所当然的——才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跟萨文比或侯赛因·哈布雷这些游击队首领相比较。不过，抵抗运动的年轻领导有这样和那样的错误缺点，游击战士们不必为此而感到羞耻或害怕。只要他们不文过饰非，而是正视自己的缺陷，他们一定能克服身上的毛病，然后轻装前进的。
目前，除了几个有组织的地区外，其它地方领导战争和民事的不过是些委员会、部族酋长会议和团结会。那里尚未出现有威望的领导人，圣战者的活动处于踏步不前的状态。
下面我们不妨举四个例子来说明抵抗运动的运转情况 [ 作者注：摘引自《阿富汗新闻》。 ] 。第一个例子说的是贾拉拉巴德附近哈勒斯领导的伊斯兰党的一个圣战者小组(阿卜杜勒·哈克介绍)。
“我们设立的民事机构在频繁的轰炸中常常要重建……尽管我们很需要农民给我们生产的东西，但我们无法帮助他们耕种土地，也没有叫他们组织起来。我们没有麦子可分给他们。我们的战士没有军饷。他们要求回去耕地……党主要负责指挥军事行动。民事机构由人民产生。现行的组织系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个古老的民主组织正在各地重新崛起。它囊括每一个百姓。在从前没有这种组织系统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地方性代表大会，叫做杰尔加(Jirga)，即部族酋长会议。这些会议既有当地村民参加，也有各党派的代表出席。一般说来杰尔加召开得十分顺利，散会时全体与会者都会满意而去……
“在我们的控制区不设兵役制。参加我们队伍的人都是自愿者。他们爱干多久就干多久。男子，特别是青年人自由参加的党派。新党员被编入已有的战斗队，就地接受训练。我们对每个人都量才使用，用其所长。”
“有些战斗组由十至二十人组成。他们转战山区，应付各种情况。许多农民住在自己家里，随时应召参加局部战斗。
“军事组织自己挑选领导人：五个士兵就可以产生一个负责人。二十人、一百人、或一千人同样也是选一个负责人。他们不实行由上而下任命制，而是由战士选举带路人……”
“为发动大规模的行动，相邻的几支抵抗运动队伍在一起开会研究，制订方案。当我们得知某个地方正在发生战斗，我们就派兵增援那里的游击队。但地区之间基本上难以协调各部队的行动，援兵往往到得太晚，成为马后炮……”
潘希尔地区的情况可不同。马苏德的兄弟就那里的组织情况曾说过这样一番话：
“(起初)，我们决定招募一批青年志愿者组成脱产的游击队，结果共有九十个响应者。那时我们就搞起了游击战，而且很快就取得了胜利。转战了几个月后。我们就控制了潘希尔……当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上台执政的时候……我们正在建立突击队和基地……现在，我们的队伍里已有三千名志愿者……在军事方面，我们组织了两种队伍：战斗在安达拉布、巴格拉姆、萨赖赫查等地的机动部队和负责保卫潘希尔山谷的部队。
“我们有一个财经委员会，负责募集资金。在喀布尔工作的潘希尔族官员必须向我们交纳5%的所得税。但我们财政的主要来源是敌人的卡车。车上的东西我们是来者不拒，照收不误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基地的糖、大米、面粉等必需品的供应。如果有用不完的东西，我们便转卖出去。这样我们就有钱购买鞋子和其他所需物品。
“我们还有一个‘训练’委员会，负责教育。它的首要工作是办好学校，也兼管宣传、通讯活动。每一个军事基地都有训练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是基地指挥员的政治顾问。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司法委员会，它有两个部门，一个部门负责调查和情报，还要审判政治犯，另一个部门专门做内部一般纠纷的调解工作。我们设有一个法院。院长是阿卜杜勒·巴西尔。巴西尔原先就是法官，在喀布尔闻名遐迩。他有三名助手。整个潘希尔地区都属他的司法权范围。
“潘希尔地区由老人会议和战斗教徒委员会领导，前者出主意提建议，后者下决心作决定。
“……我们正在努力改善潘希尔周围几个地区的战士组织。我们把整个区域分成7部分：潘希尔、贾巴尔萨拉吉、卡比沙、科希斯坦、萨兰、查里卡尔、乔塔。我们还跟伊斯兰革命行动、哈勒斯的伊斯兰党、古尔布丁·海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伊斯兰组织和穆加迪迪的党联合建立了‘国内联盟’。这个联盟领导整个科蒂菲地区。一切民事由位总‘埃米尔’负责。他就是伊斯兰革命运动的查菲奥拉大毛拉。”
洛加尔省的情况就完全不同。该省基本上没有什么游击队组织。阿富汗民族伊斯兰阵线的一位领导人曼苏尔·阿马德扎伊介绍说那里的组织工作处于停顿的状态。他说：
“该省在行政、经济和司法等方面都由杰尔加(部族酋长会议)和一些传统的会议领导。每个地区的负责人都参加这些会议，如毛拉、清真寺主持教士、农民、法官、土地所有者和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等。目前，这个省没有任何税收制度。村民不纳任何税款。”
在1983年2月举行的阿富汗问题讨论会上，阿明、瓦尔达克对他们所在的那个省的组织情况发表谈话时候说：
“在地方组织方面，我们成立了一个瓦尔达克代表大会。每两月召开一次，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每月举行一次。我们还建立了县一级的代表大会。它们每星期举行两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都由老百姓直接推选。代表大会下设好几个委员会，其中有政治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邮政委员会、广播委员会……
“本省的抵抗运动战士有的参加伊斯兰革命运动，有的加入了伊拉尼的阿富汗民族伊斯兰阵线。一年前，我们在加兹尼市成立了一个联盟，由各部族和党派的十四名领导人组成。我们还有一个杰尔加(部族酋长会议)……它负责处理民事问题。战士联盟则专管加兹尼省的军事行动。
“一年来，我们把战争初期被苏联人炸毁的学校一一修复，并重新开了学。我们懂得，这场战争将是旷日持久的。
“我们负责印刷发行了阿富汗抵抗运动的第一枚邮票。对阿富汗人来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张邮票上印着‘圣战者’三个字……我们用这种邮票向国内各地发送信件。
“在世界医务工作者协会的帮助下，我们在瓦尔达克建立了第一个诊所……”
除了各个阵线的组织情况外，还有领导人的才能问题。鉴于目前进行的是一场人民战争，因此各个负责岗位自然都在“起义”初期就被原政权的代表们垄断了。这些所谓代表就是可汗、毛拉等人。他们中很多人根本不懂军事，因此他们领导斗争很不得力。
目前的指挥员大部分仍旧是那些人。其中有些人学到了军事知识，适应了战局的需要，有些人则不是如此。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一部分抵抗运动缺乏战斗力。不过，时间和战争对社会发生着缓慢的作用，我们已经依稀看到了这种作用的效果。勇敢精神、组织才能、远见卓识，这一切正在潜移默化地成为一个阿富汗人建立自己威信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一些担负领导工作的缺乏才能的知识分子和有产者开始为在战场上经受了考验的农民所取代。用不了多少年，战争将把无能者冲下台来，社会出身的贵贱已不起作用。原先的统治阶级企图阻挡这一进程，以保持自己的权力，但这个进程是大势所趋，谁也无法阻挠。当然，抵抗运动所争取的只是因才施权这一原则。
对于各位领导人来说，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纪律。要使抵抗运动中的志愿者服从纪律，并把所有力量都引导到同方向上去，这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大部分圣战者只要对头头不满，或感到他过分严厉、不好说话，便随时都可以离去……
不过，战士们的情况也在朝好的方面变化。战争初期，游击队员们的年龄大小不一，参差不齐，年迈者往往跟16岁的小青年并肩战斗。数代人英勇顽强地拼杀在同一个战场，这是何等壮丽的场面啊！它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意志。然而，指挥员们逐步看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只有年青人才能组成精锐的部队。这里面有体力方面的原因，但在阿富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思想上的适应能力。满脑子传统观念的“老人”难以理解现代战争的种种因素。因此，游击队逐渐按年龄分配任务。年轻人在最有才能的长者指挥下担负攻坚战，而那些年迈的圣战者则负责民事或保卫村庄。这样一来，游击队员的年龄逐渐降低，大大有利于抵抗运动的展开。
不管各个阵线的组织程度和战斗力如何，它们活跃在解放了的土地上，粉碎敌人的攻势，在“无人区”和敌占区频频出击。一般说来，一个阵线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在它的文化或种族所分布的地区 [ 作者注：因而各阵线的区域的面积是不同的。不过，每一个阵线很少到离自己的后方基地6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战斗。 ] 。马苏德的部队却不是如此。他们常常到远离潘希尔的地方去活动。他们无疑为军事行动在“领土扩张”方面做出了榜样。如果要到自己的“边界”以外的地方去战斗，指挥员必须克服后勤、政治、种族等方面的许多困难。不过，从地域上扩大范围是各个阵线避免窒息、求得发展的唯一途径。
目前，阿富汗战事紧张的地区都是经济比较发达、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换句话说，战斗主要在城市和东部地区进行。其他地方的战斗则比较零落。有的地方甚至没有枪声。俄国人的军队还顾不到那些角落。因此，广大地区相对来说还处于和平——或绝对和平——之中，而另一些地区却每天都有战斗。
此外，战斗的激烈程度跟季节变化也有关系，如果用线条表示的话，则形成一个环形曲线。冬季很少有游击活动。恶劣的气候给苏联人带来不少困难，但游击队员的困难更多。红军常常在冬季轰炸不愿屈从的地区，以便为春季行动作好准备。
圣战者的人数难以确定。某些人士估计有八万到十万抵抗战士。我想这个数字在某个特定的、很短的时期也许是符合实际的，但只包括正在战斗的游击队员。可是应当知道，还有数十万人利用耕作土地的间隙时间参加斗争呢。
圣战者队伍里绝大部分的“业余战士”既当民又当兵，是具体情况的必然结果。这种局而还将保持下去，但有害于抵抗运动的战斗力。只有核心部分的战士才是“专职”的军人。他们懂得如何打仗。目前，抵抗运动还需摸索一段时间才能找到民众参战和军事作战体系的途径。
作战技术——起初全凭经验——都属游击战术。有的靠拳打脚踢，有的搞些小冲突，还有的设陷并伏击敌人。阿富汗游击队之所以采用这些战术，决非出于他们的选择，而是迫于“分散作战”的现实。每个阵线月复一月地在当地展开小规模的战斗。虽然出击次数很频繁，但不等于说战果很辉煌。这是因为如同所有的游击战那样，阿富汗人的游击战所面临的是占据优势的敌人。换句话说，他们的敌人火力极其强大，还控制着空中的优势。
阿富汗抵抗运动发动的进攻，往往只出动200人以下的兵员。袭击一个哨所或民用设施的游击队员一般不超过三十人。伏击敌人的兵力每次都不超过一百人。袭击敌人后——时间多半在夜间或黄昏——立即撤走。这是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战术。唯有这样的战术才能避免在同强大的敌人发生正面冲突时被对方吃掉。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圣战者才以五百人之众的兵力出击侵略者。一种情况是对城市发动联合作战，另一种情况是俄国人侵犯他们的控制区。就是在这两种场合，他们也是分成若干个战斗队进行活动。
破坏活动在各个地区进展不一。输气管、高压电缆铁塔和桥梁是破坏的对象，但这些活动搞得极少，因而长时期来没有对苏联形成威胁。一切战区始终生活着当地的百姓。这一点也妨碍着游击队有效地摧毁敌人的战略工事和经济设施，因为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需要这些设施。公路便是一例。游击队可以轻易地一连数月截断公路交通，可是这么一来，民用品就会绝迹。
抵抗运动的战斗有一个主要的缺点，就是没有一条坚持到底的路线。半数以上的圣战者往往是凭一时的心血来潮，才去袭击敌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大造声势”，而不善于“总结经验”。热拉尔·夏里昂德说得对：“这些来自近乎原始的传统社会的斗士以传统的方式作战。他们各自为战，根本不懂他们的行动、个人的勇敢和集体的战绩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的战斗还远远不是协调一致、严格按规定进行的突击队活动 [ 作者注：参阅《关于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报告》。 ] ”。
圣战者的战斗部队在食宿方面丝毫没有独立性，完全取决于地形和依赖当地的居民。敌人随时可以侦察到他们的行迹。由于他们不善于充分利用跟敌人交火的机会充实自己，上述依赖性就越发严重了。
如果将圣战者跟今天其他地方的游击队作一般比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阿富汗人的战斗力是不强的。
然而，粗略地罗列一下游击队的“漂亮的行动”，对我们了解抵抗运动的活动和勇敢精神不是没有好处的：
——1981年11月21日，用火箭筒袭击喀布尔的洲际饭店。
——1982年8月3日，袭击喀布尔的巴拉希萨尔堡军火库。
——1982年8月，攻击巴格兰机场(击毁22架直升机)。
——1982年12月21日，袭击贾拉拉巴德机场(击毁10架直升机)。
——1982年12月24日，骚扰苏联大使馆。
——1982年12月28日，破坏向喀布尔供电的马希帕尔水电站。
——1983年8月，再次重创巴拉希萨尔苏军司令部。
——1983年12月，袭击加兹尼监狱，释放400名犯人。
——1983年12月22日，袭击喀布尔电台和军事学院。
世界上“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常用恐怖手段。阿富汗抵抗运动还没有认真考虑这一点(当然一些左翼组织除外)。主要的原因是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战斗既缺乏必要的技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又不够成熟。在城市里出现的恐怖活动完全是一时冲动之举，尚没有一个统盘的考虑。城市里的不安全感多半是传统的游击活动造成的。恐怖活动若要取得成功，队伍必须精干，要有资金和必要的物质手段，同时还要具备特殊的思想方法、组织机构和隐藏极深的地下活动。如果具备了上述条件，那么恐怖活动就会像游击战一样“奏效”。阿富汗人眼下还不具备上述“素质”。然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对苏联人实行全面的恐怖主义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有效的办法之一。
对自己的战斗进行过深思熟虑的某些游击队常常对敌人高级人士采取极端手段——暗杀活动。下面这个名单——很不完整的名单——表明，这些游击队不是无所事事的 [ 作者注：这个名单的目的仅仅在于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名单上的人究竟是如何死的，迄今谁也不清楚。 ] ：
——1981年4月14日，阿富汗国家情报局第二号人物吉拉姆·萨希·阿塔尔将军被暗杀。
——1981年4月，洛加尔省省长被杀。
——1981年5月1日，帕克蒂亚省省长被杀。
——1981年5月6日，坎大哈省的省长穆罕默德·雅蒂米突然去世。
——1981年9月，马扎里沙里夫市警察局长被暗杀。
——1982年1月19日，俄国将军奇德钦科被杀。
——1982年10月26日，据说俄国将军伊斯特诺夫在喀布尔遭暗杀。
——1983年12月4日，阿卜杜勒·库杜兹·拉希德将军被暗杀。
——等等。
克格勃和阿富汗国家情报局是抵抗运动直接打击的目标。他们针锋相对，用计谋和策略来对付克格勃和情报局的活动。这无疑是抵抗运动在理解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所迈出的头一步。
我们可以拿喀布尔卫戍部队司令阿卜杜勒·沃杜德将军作例子。1982年夏末，贾拉拉巴德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X指挥员向将军说，他和他的部队愿意归顺政府军。为了证明他的诚意，他出了一个活捉他的司令员、伊斯兰党领袖尤尼斯·哈勒斯的主意。他甚至担保说，只有他才能抓到哈勒斯，只要向他提供资金、装甲车和数十名可靠坚定的人民派党员。他的话可能说服了沃杜德将军，因为后者果真向他提供了他所要的一切。后来，一小股摩托车队出发向贾拉拉巴德飞奔而去。指挥员X和圣战者接待了他们，把他们安置在一块偏僻的草原上，叫他们设好陷阱，准备伏击哈勒斯。即将“归顺”政府军的圣战者一连两天劝人民派党员要耐心等待。他们完全取得了人民党的信任。第三天，圣战者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些人民派党员一个个杀死，缴获了一批装甲车。沃杜德被上司怀疑私通游击队，于9月29日被一位苏联顾问处死。这位顾问还把他的尸体布置成自杀的样子 [ 作者注：这是一位逃出内政部的我的私人朋友告诉我的。 ] 。
还有一个计策：一些游击队员装扮成阿富汗政府军，在公路干线拦截公共汽车，把乘客统统赶下车，然后宣布要把同情抵抗运动的人枪毙——这是政府军常干的事……许多人民派党员和民兵立即出示自己藏得很严的党证。接下来的事就十分方便了：游击队员们将出示党证的人或是杀死，或是关押起来
计策是用不完的：一支地方上的小小游击队的领导人逃到了政府一边，因为他缺乏武器装备。他向政府保证一定幡然悔悟，说自己是上了帝国主义和大封建领主的宣传的当。他还作了一系列事情来表明诚意。于是，政府军给他武器装备，他立即就回到山里，再也没有露面……
残酷的战争使阿富汗人发挥了极大的聪明才智。游击队在喀布尔附近的马伊丹搞到了一颗尚未爆炸的炸弹。他们给它装上了电控系统，炸毁了敌人车队必须经过的大桥。他们从敌人运输车里搞来的炸弹不久就被派上了用场，经过一番摸索和改装，他们用土炮将炸弹全部又送回了敌人的营房里；在某次交火中缴获的装甲车上的一挺机枪，游击队的机械师立即给它装配上一个三角架，变成了一挺轻机枪。在阿明·瓦尔达克的部队里，有人在巷战中发现近距离发射的火箭弹能穿透敌人的装甲，但没有杀伤车内的敌军士兵。经过一番思考，游击队员们找到了窍门，把弹头里的两个塑料垫摘去，问题就全解决了。在同一次近战中，游击队员们发现，在火箭弹的套接管里加一点汽油，没有发射筒也能使用……
对于任何游击战来说，地理条件是决定斗争胜负的主要原因之一。人们常常说，阿富汗多山的地形是圣战者们的一个有利条件。谁也不会否定这一明显的事实。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于游击队有利。重重叠叠的山峦阻碍了各个战场之间的联系，给部队的调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此外，除了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地区和其它一些省分外，阿富汗的大部分山脉都是光秃秃的，什么东西也不长。这些山脉自然是良好的藏匿处，但苏联的空中优势使这个有利条件也不那么可靠了。事实上，在伏击敌人的时候，游击队员简直找不到隐蔽的地方。苏联人往往只需出动一架直升飞机就可以把他们侦察清楚。对游击战来说，山地当然比平原有用，但是，像越共当年所利用的地形和丛林，其作用是山地所无法比拟的。
当圣战者的驻地遭到袭击而展开自卫反击战时，山区地形确实于游击队有利。层峦叠嶂有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可以凭借地形这个因素给俄国人造成重大的伤亡，击退敌人的部队，或比较容易地甩掉追击之敌军。将来，这些山脉是游击队将战争长期坚持下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有利条件。想要一口一口地将他们吃掉，那将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因此，俄国红军始终尽可能地避免到山里去冒险，而是让“助手们”采取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方式去同游击队周旋。
然而从发动攻势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地形对圣战者不太有利。苏联人的重要据点、红军控制的大片平地、重要城镇和公路干线，这些都在平原地区或丘陵地带，都在苏军和政府军占领或严密控制之下。除了某些据点、四面环山的小镇和几段公路外，抵抗运动的打击目标都不在有利于圣战者地理范围内。要向苏联人发动进攻，游击队员们一般都得离开保护他们的山地。鉴于敌人在阵地上实现了“掩体化”，圣战者们的轻武器根本无伤于这个防御体系，因而他们发动攻势的威力很有限。只有攻打阿富汗军防备不严、火力不强的偏僻据点时，他们才能取得胜利。
由此可见，苏联人的据点不可能是游击队战略进攻的目标。相反的是城市对游击队的活动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因为在市区发动进攻，敌人的装甲车和飞机行动不便，难以发挥作用。再说，敌人的神经中枢机构也在城里。不过，圣战者们需要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要阻止敌人在城市四周和交通要道两旁设立越来越多的据点。否则，敌人步步进逼，最后会把游击队长期封锁在山里。
综上所述，抵抗运动遭受过严重的失败，但在下面几种情况下，也曾取得过不少次胜利，这些情况就是：
——游击队捍卫山里的基地；
——在某些易攻的公路地段伏击敌人或进攻防卫不严的车队；
——在城里或市郊发动袭击(进攻机场、据点、司令部等)。
至于其他地方，游击队只能搞些造成不安全感的骚扰活动(效果并不理想)和推迟敌人扫荡的小战斗。
在敌军岗哨林立或直升飞机盘旋的非山地，游击队的控制难以持久。抵抗活动在沙漠和广大平原基本没有什么活动。
值得庆幸的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圣战者没有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这无疑是最主要最令人欣慰的一点。根据游击队的报告、各地代表大会的记录、红十字会的统计和我个人的查证，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得出结论：五年来游击队的死亡人数在一万至一万二千人之间。这个估计跟实地观察到的情况是相符的。一般说来，在任何一次交火中，苏联人和阿富汗政府军的伤亡要比游击队员严重得多。
可是，由于侵略者采取疯狂的报复手段——狂轰滥炸和大肆杀戮，老百姓的死伤人数相当惊人，五年里共达八至十二万人。白沙瓦的某些人士说，被杀的平民估计为五十万至一百万。这个估计不很可靠。总而言之，至少十万阿富汗人死于非命，苏联人应当对此负全部责任。
面对如此残酷的屠杀，圣战者必须考虑战士和老百姓的士气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虽说游击战士们的士气一直很旺盛，但在惨遭兵燹之害的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厌战情绪。马苏德于1983年在潘希尔做出让步，接受停火协议的做法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失败，挫伤了最有战斗力的潘希尔地区抵抗力量的士气。这个失败是特别令人痛心的，因为苏联人就此大造舆论，并把从潘希尔地区撤出的部队派到了其他地区 [ 作者注：海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认为这次停火证明马苏德已投靠了政府。 ] 。马苏德兴许别无它路可择，但这个协议的最大受益者是否就是他，这是值得怀疑的。他利用停火整顿了自己的组织，加强了队伍，得到了武器，重建了一批村庄，并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东北部。可是俄国人通过他向其他抵抗运动战士提供了一个应该效法的榜样 [ 作者注：一些在军事上处境困难的小战斗队的指挥员立即效法马苏德。既然著名的潘希尔地区的领袖可以接受停火，他们感到自己也有权这样做，而不会受人谴责。 ] ，同时也向老百姓表明，只要放下武器，就可过上和平的日子。然而，1984年春，俄国人背信弃义，又向潘希尔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的行为向那里的百姓证明，想要重新展开游击战，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由此看来，“停火”不过是俄国人在同化不顺从区域过程中蓄意采取的一个步骤。应当看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圣战者的战斗形式还取决于别人。人家还没有把他们逼到非进行正规战争的地步。换句话说，苏联人的总战略始终避免把阿富汗人逼上这条极端的道路。相反的是，他们总是给阿富汗人留有表面上可以正常生活的可能性，只要后者承认喀布尔政权。如果没有这一手，那么俄国人对不愿屈从的人们所采取的恐怖手段就必然会造成与他们愿望完全相反的后果。
许多圣战者看到，他们跟苏联人的力量和生存条件是无从比拟的。可是战争初期却不是如此，那时的阿富汗农民很少有人懂得苏联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会一辈子被堵在这山里……
最新出现的这种厌战情绪虽尚不强烈，却使一些指挥员感到十分不安。萦绕在他们脑海里的一个问题是，老百姓面对苏联人的残暴行为究竟还能坚持多久。洛加尔省、科希斯坦地区、加兹尼省和帕克蒂亚省等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传统的经济已濒临彻底崩溃。他们很快就会放下武器，采取中立态度。
自不待言，像军事行动一样，士气也是随时变化的。但这是一个关键因素，而且问题已经出现。
抵抗运动战士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是士气不良这个长期的问题。
另一个威胁来自他们的后勤——尤其是武器全要从巴基斯坦运来。他们基本上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也没有车辆，所有的东西都靠肩扛马驮。从白沙瓦到瓦尔达克，至少要步行7天，到潘希尔要走10天，到马扎里沙里夫要走25天。由此可以想见，游击队面临的是多么严重的困难。由马、骡和骆驼组成的运输队又笨重又缓慢，经不起敌人的袭击 [ 作者注：今天，这些运输队大部分走从前沙漠商队的路线。运输队使青年一代逐渐遗弃的故道重新热闹起来。这是目前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奇怪现象。 ] 。不过迄今为止，运输队遭受的损失不很大，因为苏联人还不想把兵力用到这方面来，也不想真正切断这些通道。可是，1982年底，人们纷纷传说要在阿富汗同巴基斯坦边境筑一道“柏林墙”，以便彻底摧毁抵抗运动的供应线。
“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日报》从喀布尔报道说，卡尔迈勒政权已经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建筑一条‘阿富汗的柏林墙’，关闭同巴基斯坦之间约二千一百公里的边界，以防止圣战者和武器越过边境进入阿富汗。这家报纸的新闻记者还援引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两位领导人拉特布扎德和巴里亚拉伊的谈话。他们说，如果通过联合国的渠道去年夏天就开始的同巴基斯坦的公开谈判找不到任何政治解决的方案的话，就开始建筑这垛墙 [ 作者注：参阅《阿富汗国际办事处通讯》，1982年11月，第四期。 ] 。”
进行一项规模如此宏大的工程看来是很不可能的。我亲眼见过摩洛哥在西撒哈拉建造起来的抵御波里萨利奥阵线的“安全墙”。尽管有种种困难，但沙漠地势比较平坦，充其量只有两米高的小沙丘，因而才有可能在那里建墙设防。可是，在阿富汗起伏连绵的山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此，为在军事上孤立抵抗运动战士，苏联人一般采用——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3种手段：像建在城市四周的哨所那样建立一条条岗哨警戒线；空中监视；向任何一支游击队发动袭击；在边境上埋设密集性地雷——这种方法至今还在运用。这条地雷带比“中国的长城”更厉害，因为它是切实存在的危险，而且对今后来说也是一个威胁。现在，地势比较平坦的地区和同巴基斯坦接壤的地带是苏联人最注意的地方，因为那里可以通行卡车——游击队的卡车已老掉了牙，跑起来极其缓慢。不过，从边境步行，一两天也能抵达白沙瓦。
抵抗运动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圣战者不愿意到自己的“土地”以外的地方去战斗，因为他们不熟悉外界的情况，甚至把自己所在的山地以外的地方看做为外国。因此，当他们的家乡获得解放后或不再受到敌人的直接攻击时，他们感到如释重负，不再进行经常的军事活动，明显地缩小了攻势。他们不懂得加强攻势，使敌人处于四面楚歌的必要性。如果想削弱某些眼下尚不想争夺的地区的战斗性，苏联人往往只需撒手不管，让那些地区的人民过上几天和平的日子就行。时间一长，大部分圣战者或者开始过上小家庭的日子，或者满足于列队在大街上走上几趟。只有很少一部分圣战者离开家乡，投奔到其他地方去继续斗争。有一些地方的情况更糟糕。整个山谷里的人躺在已有的成绩上睡大觉，坐等俄国人前来袭击，而邻近的地区却在不断地阻击开向他们那个“安乐窝”的红军。
假如这个地区的各个党派不团结的话，那么上述倾向就会越来越严重。假如各位领导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话，那么谁也不会主动投入战斗，都生怕削弱自己的力量。当敌人不发动进攻时，他们谁都不去打仗，为的是“保存实力”。正因为如此，苏联人可以同时进攻几个游击队驻地。结果，谁都想保存自己，谁都很快被入侵者击溃。
还有这样的怪事：过上几天和平日子的老百姓主动要求游击队减少活动，因为他们害怕会重新遭到先前经受过的苏联人的无情的报复。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抗击入侵者最坚决的地区就是俄国人闹得最凶的地区。可是将来，这些地区最有可能产生厌战情绪，最后被敌人一口吃掉。由于各个战线之间没有统一的领导和协调机构，当这些地区遭到攻击时，别地的游击队无法直接前来援助，也难以在自己地区骚扰敌人，牵制兵力，以减少那里的压力。要是各支游击队改变目前各自为战的局面，而联合起来，在同一天进攻各自的目标的话，那么苏联人在这样强大的攻势面前的惊慌失措的窘态是不难想见的。
游击战的特点就是神出鬼没、不可捉摸。可是，阿富汗游击队的不少指挥员都有自己固定的驻地——叫做马尔卡兹——和参谋部。机动灵活和坚不可摧的特点从此不见了，代之以安逸的生活。当然，军队的组织工作倒是好搞多了。这些驻地如今有了阿富汗抵抗运动的真正机构。它们一般都设在远离战区的深山里头，成了游击战的后方基地。原先，这些基地之所以能出现，那是因为苏联军队在阿富汗国土上留了大片大片的空白点。这些地区好像十分可靠。游击队于是到那里站住了脚，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些地方。俄国人眼下对这些山地不感兴趣，因而就听凭游击队在那里设立基地。俄国人只是拔除了靠他们太近的或危险太大的马尔卡兹。没有遭到袭击的马尔卡兹就越来越感到安全可靠，今天甚至产生了沾沾自喜和高枕无忧的情绪。
苏联人很快就查明了各地的马尔卡兹，但没有派兵去袭击。他们认为让这些马尔卡兹存在下去于他们只会利大于弊：
——马尔卡兹可以使一部分圣战者固定在已被查明的地方。要是派兵去攻打，那么所有的抵抗战士就会潜伏起来，变得不可捉摸；
——在发动攻势时，马尔卡兹可以叫俄国人知道应该向哪里发兵。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鉴于游击队总是动用大量的重型武器保卫马尔卡兹。这类活动中心的存在可以使游击队的大部分重型武器处于无用的状态。这就等于暂时摧毁了游击队的一部分火力。
马尔卡兹只反映了大部分抵抗力量的一个侧面，实际上它妨碍了一些有组织有决心的抗战队伍的发展。只有改变对整个战局的看法，才能扭转这种局面，使马尔卡兹定期转移地方，让游击队转战到本地区以外的地方去。这样部队就始终处于运动之中，就可以把老百姓和一部分圣战者秘密地组织起来。
在目前情况下，抵抗运动虽然已经解放了大片国土，但还不能建立自己的固定基地，因为还不到这么做的时候。眼下圣战者们必须等待敌我对峙的力量出现平衡，必须首先将自己的组织整顿一番。
圣战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军事冲突，这是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这种冲突破坏了一切团结统一的尝试，客观上于莫斯科有利。苏联人对这种兄弟相残的局面负有一定的责任，但究竟负多大的责任，目前很难估计。不过可以肯定，这些冲突的根源往往在联合在一起的胜利派和海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
——胜利派内的哈扎拉人把力量全都用来反对贝希什蒂的团结委员会。他们几乎不去同苏联人作战。他们不仅接受霍梅尼的卫队的资助和训练，同时似乎还同伊朗共产党有勾搭。他们的面貌是一清二楚的。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仅是阿富汗人中的极小部分。
——海克马蒂亚尔一派的人其态度就不那么明朗。阿富汗伊斯兰党一方面同俄国人作斗争，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确立自己在抵抗运动中的霸权地位，真是无孔不入。他们在哈扎腊贾特地区的边界地带同团结委员会龃龉迭起，在潘希尔和拉格曼地区跟伊斯兰组织不断摩擦，在沙马里和马伊丹同一切党派作斗争。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所反对的党全部列出。无怪乎游击队员们都异口同声地谴责海克马蒂亚尔破坏了抵抗运动。
圣战者内部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斗争，不过没有上面那么严重。有的是局部冲突未被控制而酿成的(如赫尔曼德、尼姆鲁兹和赫拉特地区的内部斗争)，有的是左翼团体同基础理论派之间思想意识的对立造成的，还有的是因为萨亚夫刻意推行他的沙特阿拉伯保护者的思想而引起的 [ 作者注：值得指出的是，伊斯兰组织和伊斯兰革命运动之间也有斗争，特别在赫拉特地区。 ] 。
总之，抵抗运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高级指挥员。此外，游击队跟任何军队一样，需要有一批下士、中士和尉官，方能有效地战斗……然而，圣战者们严重缺乏这些下级军官，甚至连职业军人也很少。政府军的逃兵是不能信任的；游击队里仅有的一些军官几乎都是在苏联培养的 [ 作者注：1965年以来，这样的军官大部分投奔了人民派和旗帜派，一小部分参加了基础理论派。 ] ，而且都可能是政府派来的特务。至于战士，人数很多，也有一定的军事素质，可以肩负战斗任务。
许多阿富汗人在塔拉基执政前就服过兵役。这些人本应该充当游击队的基层干部。但在服役期间，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学到。当时的兵役制，其目的是把人弄到军队里来便于控制，同时也是为了提供大量听从使唤的从事苦役的劳动力。
无怪乎游击队员们很少使用具有极大威慑作用的迫击炮。当然，他们手里的这种武器数量较少，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有关技术人员。鉴于这个原因，加上弹药供应困难，圣战者们在进攻敌人时基本上只用轻武器，最喜欢使用的是火箭筒和反坦克火箭炮。他们拥有的火箭炮射程小，性能差，早已经过时了，但这是他们用来攻击装甲车的最可靠的武器。他们的重型武器是口径为12.7厘米和14.5厘米的重机枪、几门无后坐力炮。可是这些笨重的武器在山地里行动很不方便，而且没有牵引的车辆，因而它们只用于自卫反击战。
圣战者们最缺乏的是防空手段(口径为20厘米、23厘米和30厘米的高射炮和可携带的导弹等)。假如他们能搞到大量防空武器，这场战争的面貌就会彻底改变，俄国人就会被迫修改他们的总战略，他们的处境就会变得十分微妙……
圣战者绝大多数人从前和现在始终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边学边打。这种现象必然会有种种弊病，特别是对敌人的情况很不了解。外国观察家们对抵抗运动的无知程度无不深感惊讶。在一次交火中，抵抗运动战士事先不知道要对付的将是何种类型的部队。游击队员对俄国人的技术装备、武器的射程、弹药的配备和战术思想一无所知。这种状况始终妨碍着他们进行有效的战斗。记得在战争初期，我看见圣战者们用步枪射击一架直升飞机的残骸，企图探测出这种飞机的易攻点……打那以后，除了出现较好的组织机构的地方外，其他游击队的情况基本没有变。
在训练和培养抵抗运动迫切需要的专家干部方面，各个地区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有些地方已经开设了名副其实的充满希望的军事学校，而另一些地方的游击队员连一条纪律都没有，甚至在打仗时必须的军装也不穿 [ 作者注：阿富汗的游击队战士常常穿着瑰红、天蓝色和黄色制服，这样他们很难伪装自己，因而造成了不少惨痛的事件。不过我们应当为这些战士说句公道话，我们法国军队不是经过几个世纪的教训后才采用黄褐色军装的吗？1914年，第一批法国兵不是还穿着红色长裤跟德国人打仗吗？…… ] 。
尽管有上述种种缺陷和毛病，阿富汗抵抗运动在这头五年的战斗里总的来说还是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红军及其合作者。如果说这场战争的关键在于消灭交战的某一方的话，那么圣战者是完全有理由对已经取得的战果感到满意的。
可惜的是，俄国人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实现阿富汗的苏联化。从这个角度看，游击队面前的图景就不那么令人高兴了。他们的主要精力不放在如何争取人民，发动大家进行革命战争，而是一味追求武装斗争。这样他们就很可能长期盲目行动，不善于有效地抗击敌人。苏联人分析问题时很重视研究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斗争性质和所依靠的力量，从而制订了一条极其明确的战略。圣战者也应该这么做，好好地分析各个方面的因素，以便制订出一条足以跟敌人的战略相匹敌的针锋相对的战略。
不过，抵抗运动手里有一张王牌：它已成功地打进了政府机构、政府军队和民兵。我曾多次跟某市政府负责人共进晚餐。这些人一小时前还跟他们的苏联同事在一起工作呢：这些人一边吃着菠萝和西瓜，一边向圣战者提供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情报。
抵抗运动的特务基本上都是自愿服务的同情分子。他们人数虽多，但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总的领导。抵抗运动至今尚未成立情报中心，白沙瓦似乎有这方面的机构，但十分松散。每一个指挥员在卫戍部队或战区内的城市里有专门为自己服务的人。这些特务只在当地展开活动，而且只是收集军事情报。各地的此类特务向抵抗运动提供政府报告、苏联人攻势的时间地点、苏联人攻击的目标等情况。其中一部分特务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82年9月事件得到证明：那年9月，阿富汗政府总理的发言人逃到了巴基斯坦，据说出逃前他被发现是伊斯兰党的地下党员 [ 作者注：此人的发现证明了苏联人渗透抵抗运动有多深。 ] 。由于一再走漏消息，俄国人不得不采取一系列严格的保安措施。他们也把自己的情报员派入抵抗运动进行反间谍活动……
总之，这种情报站的好处在于加深了阿富汗政府同苏联人之间的猜疑。圣战者的策略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作者注：为渗透阿富汗政府军，阿明·瓦尔达克等抵抗运动领导人想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办法，即故意让政府军把他们的数名战士抓去当兵。这种做法冒有一定的风险。再说，苏联人往往让阿富汗政府军到远离驻在地区的战场上去打仗。 ] ……
当然，派遣特务还不足以阻止阿富汗的苏联化进程，也不能控制住克格勃和阿富汗国家情报局对抵抗运动的颠覆活动。
今天，阿富汗人没有办法避免社会的土崩瓦解，也没有能力使学校和医院免遭入侵军的狂轰滥炸。他们只好忍受这一切。他们今后的任务是应该找到对付敌人的办法，适应形势的发展。
敌人拥有强大的舆论工具，抵抗运动在这方面几乎一无所有。面对敌人制造谎言、挫伤士气和为“腐蚀”游击区而施展的拉拢和散布假消息等手法，圣战者的唯一反应是领导人发表几篇讲话，毛拉做几次祷告。由于这些人是从宗教方面来谴责战争，因此阿富汗政府往往拿伊斯兰教这根“胡萝卜”来迷惑人们。所以，游击队领导人的讲话一般都起不了什么作用。抵抗运动中一部分最不坚定的分子认为，最最要紧的是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经不住政府做出的有关保护宗教的诺言和引诱。他们很快就停止了战斗。这种危险至今依然存在。避免这种危险的最佳办法是，把民族的解放提高到目前这场战争的首要目的这一位置上来。一些深信没有阿富汗的自由便不会有宗教自由这条真理的指挥员已经开始朝这方面努力了。
敌人实行疯狂的报复和恐怖手段，抵抗运动对此几乎无还手之力。很多支持过游击队的村庄后来竟不愿意继续帮助他们，怕的是引来敌人残酷的镇压。在一些地方，公路两旁若有居民，游击队员不得不减少伏击次数，削弱自己的攻势，因为他们不忍心看到自己的村庄被敌人报复时夷为平地。更糟的是，有些居民向敌人报告抵抗运动准备攻势的情况。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表明抵抗运动与己无关。俄国人广泛地进行恐怖活动，企图促使不甘屈从的老百姓采取中立态度，进而同俄国人实行合作。这种策略在某些地区已经初见成效。抵抗运动的一些指挥员针锋相对地对老百姓采取了反恐怖活动，在一段时期里取得了成功。可是大部分指挥员拒绝这种非人道的反报复行为，因为这样做会使人民腹背受敌，会使喀布尔把圣战者描绘成青面獠牙的强盗的无耻谰言更有市场。指挥员们至今仍在寻求更合适的对策。
他们正在努力揭露“助手们”派到抵抗运动队伍里来的特务。不过这是项微妙而艰巨的工作。阿富汗青年知识分子穆罕默德·巴兹加尔曾经说过：“各党派四分五裂、一盘散沙。这种群龙无首的局面使揭露政府特务的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如果国家情报局的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报告中说哪个地区哪个党里某某人是为政府效劳的特务，我们也难以向这个特务所在的那个党的领导人揭发他，因为该党领导人十分相信他。我们自己更不好公开揭发这个特务，否则就会引起两党冲突。由此可见，这种分裂局面为秘密警察大量潜入我们党内提供了可趁之机”。
因此，圣战者根本没有办法阻止一些部落或一些领导人投奔政府。不过在这一方面，两面手法是司空见惯的；喀布尔机关算尽，往往自食恶果。最典型的例子是部族事务部部长法伊兹·穆罕默德事件。正当这位部长得意忘形，以为成功地收买了帕克蒂亚省的抵抗运动战士的时候，圣战者到他家中取走了他的首级……
迄今为止，游击队的主要失败在于他们没有刹住自己国家被直接苏联化的进程。他们没有把摧毁政府用来剥削人民和使阿富汗纳入苏联轨道的青年组织和任何新的机构为首要任务 [ 作者注：除了马苏德以外，他们也不注意破坏敌人的燃料供应车队。可是，这种车队是红军和其他一切军队的致命弱点。每歼灭一个油车队，苏联的直升飞机和坦克起码要瘫痪在地上好几天。苏联人不得不重新组织此类车队，而这类车队很可能又会遭受到袭击，因为攻击这种车队比袭击装甲车要安全可靠得多。马苏德在1984年3月频繁出击萨兰公路，结果迫使苏联人推迟了对潘希尔的攻势。马苏德的例子是很说明问题的，当时弄得全喀布尔市闹油荒。 ] ，而是在一些地方炸毁粮库或发电站，就是这些设施他们也是不放在眼里的，还不如他们对待小的岗楼那么认真呢。至于其他方面，如民兵建设、教学大纲的修改和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等方面，游击队根本不去过问。只有组成统一的抵抗运动，才能发动有效的罢工罢课、抵制政府和全面破坏敌人设施的活动。只有实现圣战者的真正团结，才能组织人民，展开全面的反宣传，破坏红军士气，加剧斯拉夫人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促使入侵军哗变或开小差。如果大规模地利用人民对非正义军的厌恶心里，那一定会产生令人吃惊的效果……可是，除少数地方外，抵抗运动一般都没有必要的协调机构，也没有足够的设备(印制传单的印刷厂、俄语广播电台等)，更没有能力向敌军的开小差者提供令人满意的担保(比如到国外去政治避难)。在目前情况下，游击队只能确保苏军开小差者生命不受威胁，可是一想到要在阿富汗的深山里过上若干年，许多苏联士兵心里就凉了半截……
从长远观点来看，抵抗运动战士们面临的局势将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俄国人企图拉拢阿富汗人民，来实现自己的野心，那也是十分渺茫的战争。400万阿富汗难民不仅证明了苏联的镇压是多么残酷，而且也说明阿富汗人是不愿屈服的。其他数百万阿富汗人不畏强暴，正在不断地斗争。
俄国人对阿富汗青年推行的苏联化同样也有正反两方面的后果。有迹象表明苏联正在加紧培养抵抗运动未来的干部。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对此是深有体会的。50年代和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带头人几乎都是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模子里铸造出来的。
此外，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许多党员对阿富汗的蒙古化倾向越来越持保留态度 [ 作者注：1982年10月，喀布尔工人走上街头，支持卡尔迈勒政权，要求苏联人滚蛋。 ] 。虽然人民派最近一反常态，特别起劲地恭维莫斯科，一心想将功补过，可是，苏联人那种统治者的颐指气使、趾高气扬的傲慢态度使许多党员和同情分子不甘于目前的处境 [ 作者注：据《国防和外交杂志》1983年7月第一卷第四期报道，被推荐的1500名阿富汗青年学生只有200人愿意接受苏联的奖学金去苏联留学。这家杂志还透露，贾拉拉巴德大学2500名学生中只有400人愿意留学苏联，而哈比比亚大学6000名学生中只有2000人愿意接受苏联的奖学金。 ] 。现在，跑到西方避难的阿富汗外交官、大学教师、亲政府的知识分子已是不计其数。尽管喀布尔政府禁止教徒们出境去麦加朝圣，但逃亡国外的教徒仍以数千计，甚至连宗教事务部朝圣司的司长本人也在1982年逃亡到国外去了 [ 作者注：阿富汗共产党对外逃变节现象似乎不予过问。无疑他们宁愿留在自己身边的都是些可靠的人。 ] ……俄国人长此下去，总有一天会闹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今夭跟着他们走的人将来一定会鄙弃他们。到那时他们只有如下抉择：要么进行一场全面的征服战，要么卷起铺盖滚回老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