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的掮客·第十二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俾斯麦从来不喜欢柏林，年轻时就抱怨首都使他的精神压抑。自阿尼姆事件后，上层社会的许多家庭纷纷疏远了他，他无法掩饰对这个世界的蔑视，因此决定尽量躲避这个世界。从1875年到他引退，他精确地安排每年的时光：春秋两季在瓦尔青或弗里德里希斯鲁度过，盛夏则到基辛根或加施泰因消暑，只是在冬季有四五个月呆在首都，并把社交活动限制到最低限度。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他的幕僚对此颇为怏怏。甚至约翰娜对其离群索居在波美拉尼亚而也颇有怨言。可是她的丈夫却不把居住在瓦尔青当作什么坏事。相反，他为领地与世隔绝而骄傲。他用英语对要来拜访他的老友约翰·莫特利说明：“只要到了柏林，迢迢的旅途就不再艰难了。最好是早晨八、九点之间从柏林出发，我想火车是八点四十五分从施特丁车站发出。由菩提树下大街的任何一家旅馆到车站的路程为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火车最好乘到施拉韦，您大约下午四点到达那里。一个吹着号角的邮车夫会把您带到瓦尔青。近六点您就能到达这儿，正赶上吃晚饭。”这些话就象是在读贝德克尔 [ 译者注：德国一书商名，以出版优美的游记、旅游指南这类书而著名。 ] 旅行手册那样动听，但对一个专制国家的大权独揽的首相来说，瓦尔青并不是合适的居住地点，至少不是久留之地。

　　 可是，在瓦尔青生活的这几周是俾斯麦所不可缺少的。他通过窗口可以观赏庭园里的槲树和山毛榉树，眺望伸向地平线深处直至森林边沿的田野。在波美拉尼亚，他可以摆脱首都那些使他讨厌的人——反对派议员，总参谋部里野心勃勃的军官，太子及其一伙，奥古斯塔皇后和她的丈夫，即那个也总是不那么好对付的皇帝和国王。在俾斯麦整个任职期间，每当他在政策上需要实行转变时，他总是躲到瓦尔青的施瓦岑贝克森林 [ 注：150平方公里的萨克森森林？ ] 或弗里德里希斯鲁的萨克森森林里去生活几周。大自然的景色使他心旷神怡，使他可以合理冷静地思考。

　　 1875年，俾斯麦在瓦尔青度过了二十五周，这次并未导致政策上的直接转变。固然，他知道不久需要对国内政策和对欧洲主要强同的政策进行审议。但是，目前他还不想破坏国内政治敏感的平衡，不想在国外引起新的动乱。

　　 1875―1876年他在帝国国会的讲话语气迥然不同，不象一年前那样激烈攻击中央党。文化斗争正在继续；帝国国会已通过一项法律，在全德禁止耶稣会的一切活动。但是他讲话中矛头针对温德霍斯特及其一伙的咄咄逼人的语调消失了。俾斯麦从瓦尔青回到柏林三周后，英国大使提醒伦敦外交部注意德国国内政策上的明显向右转。奥多·罗素报告说，温德霍斯特支持政府新的财政措施，中央党不再反对首相的刑法政策。大使认为这种变化是未来的巨大启示，这是对俾斯麦在国会中地位的明智的评价。首相要为他的政策寻找更大的活动余地，使他忧虑不安的是经济衰退的迹象以及新兴工业区日益加强的社会主义宣传鼓动。他一度甚至考虑过由以下派别组成一个自己的政党：考虑民族比考虑自由要多的民族自由党人，保守的但不主张等级制的反动容克，以及表示愿意忘却或原谅过去他对宗教的迫害的罗马天主教徒。俾斯麦认为网罗起这些集团及其政治力量，只要他愿意，他就会有力量对付经济萧条，他还可以用关税保护代替自由贸易；同时，他可以通过一项镇压的法令来回答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挑战。这就是奥托·罗素所预见的向右转。

　　 可是，俾斯麦过早暴露了自己的意图。1876年1月，他提出一项立法议案，法院按这项议案可以把任何一个号召阶级斗争或违反婚姻、家庭和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人投入监狱。这项法令目的在于制止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对于面对法尔克政策的反宗教倾向而感到岌岌可危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这项法令意味着某种和解的姿态。但议案未能通过。民族自由党忠于自己的原则，支持进步议员拉斯克关于法律对国家机关也应有约束力的要求。俾斯麦若要把中央党议员争取到自己一边，他必须至少走一段去卡诺莎的路，但只要教皇庇护九世在位，他就不准备这样做。首相得到容克们的最大支持，他们高兴地看到向右转的迹象。一群青年人按照容克的观点成立了德国保守党。未成立之前，他们就把党纲呈交俾斯麦批准。这一切都很好。但首相明白，对政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准备工作必须做得十分细致，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和解姿态。他想等到翌年初下一届帝国国会选举时才着手进行。

　　 1875年11月他回到柏林后，再也不能只限于处理国内问题了。他不在柏林期间，土耳其帝国西北边陲的波斯尼亚省和黑塞哥维那省爆发了起义。两省的非穆斯林居民系南部斯拉夫人，他们与独立的侯国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居民以及与同样处在土耳其统治下的保加利亚人有着亲缘关系。1870年以来，甚至在俄国也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其大声疾呼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伊格纳切夫将军。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哥尔查科夫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事件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在维也纳也同样存在一个军人党，它早已想把巴尔干西部的延伸部分并入多瑙河君主国 [ 译者注：指奥匈帝国。 ] 的版图。俾斯麦对出现这种外交问题也许表示遗憾。但问题涉及三帝同盟的两个成员，因此他就不能不闻不问了。

　　 1875年11月末，俾斯麦同奥多·罗素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他对大使说，德国对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没有直接的兴趣。他十分关切的事是奥地利和俄国不要因为争夺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那位病夫 [ 译者注：指土耳其。 ] 的遗产而爆发一场冲突。因此，德国必须严格坚持充当和事佬，绝不偏袒任何一方，不造成三帝同盟中出现两方对付一方的局面。对巴尔干问题的这一原则立场，标志着俾斯麦三年来对欧政策的特点。十二个月之后，他在帝国国会的一次讲话中再次阐明这一立场。他用了一句经常被错误引用的话来贬低东欧事件的意义。他说：为巴尔干“是不值得一个波美拉尼亚的火枪手去送死的”。可是，如同他的任何其他外交辞令一样，这种不偏不倚的表态也是相对的。在他的心目中，巴尔干本身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更多考虑的是，采取什么方式能使巴尔干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去影响欧洲政治。他决不想在一切外交谈判中扮演领导角色；有时他心甘情愿地把主动权让给别人，尤其是让给安德拉塞。但他确信，没有他对列强的均势作仲裁，要达成一项最终安排是不可能的。

　　 最初，一切迹象表明危机即将迅速解决。不管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和维也纳军人党多么痴心妄想，哥尔查科夫和安德拉塞都不坚持非使巴尔干动乱为己所用不可。1875年12月底，安德拉塞为和平解决危机提出了详细建议：土耳其苏丹必须实行广泛改革，并向欧洲列强书面保证其实施。俾斯麦欢迎安德拉塞的建议；俄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表示欢迎；土耳其人接受了建议，但不同意提出书面保证。不过，这点得到了英国人的谅解。对安德拉塞取得成功的机会，俾斯麦的判断并不乐观。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土耳其的官吏不可能根据遥远的君士坦丁堡所决定的政策就地实行改革。此外，两省的叛乱分子决心把起义进行到摆脱苏丹的统治为止。俾斯麦认为，事情总有一天要发生，因此他谋求同英国人进一步密切关系。他深信，英国人传统上是关心维护奥斯曼帝国的。1876年1月2日，俾斯麦同奥多·罗素进行了一次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他强调说，为了欧洲和平，他愿同英国合作。他开诚布公地说，德国既没有俄奥联盟作后盾，也不可能为了自身的安全赞成俄奥两国争吵。罗素第二天写道：“在谈话过程中，我获得的印象是，俾斯麦侯爵说的是真心话，并且真诚地致力于同英国取得坦率的、衷心的谅解。”

　　 伦敦仍然小心谨慎。自1874年保守党选举获胜后，外交部在德比勋爵领导下，对欧洲大陆上的事态更加明确地表示置身事外。对德国首相的善意，德比的评价比罗素要差得多。他出任外交大臣二十二个月以来，唯一的一次重要表态是在上一年5月警告俾斯麦不要发动一场反法战争。英国首相也心存疑虑。迪斯累里在回忆1862年的那次短暂会晤时才想起俾斯麦，他疑心德国人想使英国人和法国人卷入近东问题。数周前，迪斯累里获得巨大成功，为英国政府购买了苏伊士运河的股票，俾斯麦本来可以建议英国接管埃及，以此来挑拨伦敦与巴黎的关系，因为法国在埃及是有经济利益的。迪斯累里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维多利亚女王：俾斯麦可能利用巴尔干危机来转移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视线，以便在此期间集结军队对巴黎作一次新的进军。尽管如此——他向女王保证说——，为了维护和平，他将同俾斯麦合作。德比仅仅希望俾斯麦和大使之间能举行一次“思想交流”。德比和迪斯累里对奥多·罗素同俾斯麦保持友好一致感到“高兴”。

　　 双方这次接触留下的只是彼此误解，既无明显的同情，也无明显的敌意；双方关系未能如愿以偿地得到发展。俾斯麦苦思而不得其解，英国人对他的亲善意图为什么反应甚小；迪斯累里指望俾斯麦能继续支持他，由于得不到这种支持而感到失望。但俾斯麦却一如既往在政治上作了几手准备，以便根据事态的变化随时作出抉择。他虽然同哥尔查科夫有隙，但仍然认为三帝同盟伙伴间的合作是天经地义的，比同英国人的谅解更重要。他与罗素谈话后的两天，便同俄国驻柏林大使讨论一项瓜分土耳其领土的计划。他认为，奥地利应在巴尔干西部扩张势力，俄国应在多瑙河口夺取领土，对英国人则让他们吞并埃及。哥尔查科夫表示拒绝，他不相信俾斯麦会如此大公无私。他怀疑这是个圈套；他想，也许俾斯麦想在安德拉塞那里以及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败坏他的名誉。哥尔查科夫使俾斯麦碰了壁，同时迪斯累里又使他失望，因此俾斯麦只好退而采用第三种选择：与奥匈帝国紧密合作并给安德拉塞个人提供帮助。

　　 1876年的头三个月，危机加剧了。叛乱蔓延至马其顿和保加利亚。萨路尼卡发生了叛乱，法国和德国的领事丧了命。俾斯麦担心，若维也纳或圣彼得堡的任何政治狂人考虑欠妥，就有可能使俄国同奥匈之间爆发一场战争，而他估计自己也无力予以制止。因此，他急于致力振兴三帝同盟。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将于5月第二周访问柏林，随行人员有哥尔查科夫和两名老练的外交官。同时俾斯麦也邀请了安德拉塞。安德拉塞比俄国人早一天即5月10日到达柏林。俾斯麦把会谈的主要任务让给客人们自己去完成，而他本人则竭力扮演不偏不倚的角色。可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减轻他对哥尔查科夫的厌恶，甚至连哥尔查科夫能讲一口漂亮的法语也使他恼怒。当俾斯麦听哥尔查科夫对聚集一起的各国大使讲话时，他轻蔑地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上几个字：“浮夸之辞，浮夸，浮。”但是，当安德拉塞再次为土耳其的欧洲部分起草改革纲领时，偏偏那些被人瞧不起的俄国佬却在备忘录里埋下了棘刺。此次哥尔查科夫十分明确地表示：如苏丹手下的官吏对实行有效的改革力不从心时，列强将进行干预，强令其实施相应的措施。

　　 这个柏林备忘录的遭遇颇为离奇。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表示赞成；仅英国人反对，理由不完全在于内容，而是因为它事先没有同英国外交部磋商。自维也纳会议以来，任何一个英国政治家都不愿意看到中欧和东欧帝国之间的合作。梅特涅时代的英国十分厌恶和不信任神圣同盟，迪斯累里对待三帝同盟也采取同样的态度。英国的反应使俾斯麦感到意外的不快。他的大使在伦敦不得不指出，土耳其的命运对俾斯麦来说，远不如维护俄国、奥匈和德国之间的正常伙伴关系重要。俾斯麦认为与迪斯累里保持联系是很重要的，为此他甚至愿意让经常批评他的太子妃充当调解人。维多利亚女王照例把来自柏林的一系列令人宽慰的信息转告给她的首相。迪斯累里的回答虽然彬彬有礼，但却很冷淡。由于巴尔干的局势非常严重，以致彼此都似乎不能以礼相待了。要是拿破仑三世，他就会强烈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现在迪斯累里对俾斯麦几乎听任事态发展感到奇怪。

　　 可是，俾斯麦还提出了更多的不解之谜。1876年6月，君士坦丁堡爆发了一场宫廷革命。报纸的最初消息报道了土耳其人对保加利亚人的种种暴行，塞尔维亚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牒。结果在6月上旬，巴尔干爆发了一场战争。时值盛夏，俾斯麦照常去基辛根避暑疗养。由于他感到事关重大，于是接见了英国大使，并于7月10日同大使一起匆忙去维尔茨堡觐见威廉皇帝。此行来回坐六小时火车，其实是不必要的，看来俾斯麦主要是想表明他对英国的善意不减往昔。这样做的结果并未取得任何效果。俾斯麦结束了在基辛根的疗养返回瓦尔青。表面上看，他似乎完全摆脱了外事活动。奥多·罗素无可奈何只好又去伦敦。

　　 迪斯累里感到绝望，“德国怎么啦！”不久他写信给德比，“德国首相过着隐居生活，不许旁人去打扰他。女王的大使呆在伦敦，因为他继续留在柏林的工作岗位上是毫无意义的。我认为这种过分的做法是不应影响事态发展的。”但俾斯麦的态度是有其道理的。闪电般的维尔茨堡之行具有戏剧性，并且被报刊大肆渲染。此行前两天，沙皇和哥尔查科夫在波希米亚的赖希斯施塔特同弗朗茨·约瑟夫和安德拉塞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会晤。俾斯麦虽然得知三帝同盟中他的两个盟友的这次会晤，但直到9月他才了解到他们达成的协议的内容，而且也只是听安德拉塞的一面之词。这与哥尔查科夫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 [ 原注：1876年7月3日在赖希斯施塔将达成的协议，犹如同俾斯麦在比亚里茨同拿破仑三世的会谈一样，纯系口头性质的。历史学家与同时代人对此众说纷纭。哥尔查科夫和安德拉塞达成协议，决定不干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反抗土耳的战争。土耳其人一旦取胜，列强将阻止他们取得胜利成果，并改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状况。(哥尔查科夫谈独立，安德拉塞谈有保证的改革。)倘若土耳其人打败，巴尔干的政治格局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俄国的势力将扩展到多瑙河口，巴尔干西部将作为对奥匈的补偿。关于给奥匈的补偿，哥尔查科夫与安德拉塞的说法大有出入。在英国，萨姆纳的经典著作《俄国与巴尔干诸国》一书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论述。 ]

　　 因此，直至7月10日俾斯麦也还不能断定,三帝同盟的存在是否还有真正的意义。他又陷入年初那样进退维谷的境地：两个伙伴公开为敌，必然使同盟彻底垮台；但奥俄的友谊如过从甚密，也会使德国起不了作用。他作了类似在1月的反应。他向一个国家的公使假惺惺地披露思想，认为该国有足够力量制止奥匈帝国或俄国任何自行其事的危险迹象。他真是杞人忧天。他从基辛根去波美拉尼亚之前至少可以确信，赖希斯施塔特的会晤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三帝同盟，俄国人和奥地利人都请他充当仲裁人。因此他根本不需要英国作后盾，也不必向任何大使声明什么，于是他直截了当地把瓦尔青的大门关上，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道：“请勿打扰！”塞尔维亚人及其泛斯拉夫主义的战友遭到土耳其人的毁灭性打击。俄国的一些大城市里爱国情绪正在蔓延。只要俄国人能在乌克兰集结军队，沙皇进行武装干涉看来就很有可能，哥尔查科夫始终反对战争，泛斯拉夫主义的激情跟他的贵族精神格格不入，使用武力而不是通过外交谈判去解决冲突伤害了他的虚荣心，而将军们对亚历山大二世的影响与日俱增，引起他的妒嫉。他不愿看到俄国卷入一场战争，情愿召开一次欧洲会议，会上他可以显示自己半世纪以前在莱巴赫从卡波第斯特里亚 [ 译者注：卡波第斯特里亚(1776―1831)，希腊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1809―1822年在俄国供职，1814―1815年参加维也纳会议，曾任俄国外交副大臣(1815―1822)；希腊总统(1827―1831)；奉行亲俄政策，后为外国间谍刺杀。 ] 那里学来的本事。8月初，哥尔查科夫建议俾斯麦以一个未直接参与其事的强国首相的身份召开一次解决巴尔干问题的会议。

　　 在这个月被晋封为比康斯菲尔德伯爵的迪斯累里也赞成举行一次圆桌会议。但俾斯麦并不想在这一年召开会议。8月14日，他在一个备忘录——这是他一生中最明确和考虑最透彻的备忘录之一——中宣布：他确信，这样一次会议将危及德国的地位，由于俄国、奥匈帝国和英国彼此间的敌意太深，不可能有效地作出裁决。“预料我们的友邦俄国、奥地利和英国将会不欢而散，生我们的气，因为我们不会按照他们的愿望支持他们中的任何人。”哥尔查科夫和比康斯菲尔德这两位大臣都具有危险的虚荣心，而比康斯菲尔德的虚荣心更为危险，因为他缺少政治经验并优柔寡断。他们俩的会晤将会对和平进一步造成威胁。俾斯麦不想召开一次注定要失败的会议而自讨苦吃。

　　 但要使“我们三个朋友”都高高兴兴并继续回避采取对自己具有约束力的立场是困难的。那年秋天，俾斯麦遭到一次突然袭击。威廉一世皇帝派陆军元帅冯·曼陀非尔带一封充满友好谅解的信去见自己的俄国外甥。俄国人从信中得到的印象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德国将永远同我们站在一起。”俄国要求德国以肯定保证支持的形式表示善意，从而捞取资本。曼陀菲尔却避开了俄国人的这一意图。可是，9月底，亚历山大二世唆使威廉一世驻沙皇宫廷的私人武官冯·韦尔德尔将军向柏林发了一个电报。电报以沙皇的名义问道，一旦和奥地利交战，俄国能否得到德国的支持。在俾斯麦起草回电之前，安德拉塞的一个使者带着指示来访，要求当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的谈判一旦破裂时，确保奥地利能得到德国的军事援助。“朋友们”逼得俾斯麦狼狈不堪。

　　 俾斯麦可以比较容易对付奥地利的要求。他干脆回避任何关于军事协定的谈话，但向安德拉塞保证，德国对奥匈安全非常关注，并且顺便指出，不久前俄国要求在战争中得到援助一事使他非常吃惊。韦尔德尔的电报给俾斯麦出了个难题。他对那位将军十分恼火，认为将军被哥尔查科夫的花言巧语拉了过去。他认为哥尔查科夫要对目前这一尴尬的、极不恰当的问题负责。首相迟迟不作答复。后来他在瓦尔青接见德国驻沙皇大使，派他绕道去克里米亚见沙皇。在韦尔德尔电报拍发后的四周，大使才到达利瓦吉亚。那时，事态有了发展，原来的问题和有关答复都已过时了。大使仅仅告诉俄国人：为了全欧洲的利益，德国认为俄国和奥地利的强国地位应继续保持不变是很重要的，因此只有当战争一方严重威胁另一方的生存时，俾斯麦才会对一场奥俄战争进行干预。哥尔查科夫对俾斯麦的答复抱怨说：“我们对您的期待很大，可是您带来的仅仅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

　　 俾斯麦明确表示既不倒向安德拉塞一边，也不倒向哥尔查科夫一边，这使柏林失去外交活动中心的地位。从1876年11月至1878年2月，俾斯麦仅仅限于扮演观察家的角色。他鼓励英国人去劝俄国人克制，而他自己却竭力去讨好泛斯拉夫主义的伊格纳切夫将军。后者在1877年3月访问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首都。俾斯麦和毛奇始终不信任德卡兹及法国保皇党人。1877年2月，首相突然向德比勋爵和迪斯累里谈到他向奥多·罗素提出的建议：英国和德国结成反法秘密同盟。英国人正忙于处理巴尔干问题，没有理会德国的接近尝试。1870年俄国和意大利曾利用德法战争直接达到外交目的，英国现在怀疑1877年俾斯麦也想利用俄国和土耳其一旦爆发的冲突去征服法国。德比向哥尔查科夫透露了俾斯麦关于缔结德英同盟的建议。人们必然会得出这种印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外交家利用街谈巷议把内情泄露出去。

　　 1877年春，法国人确实不想进攻德国；此外，看来威廉一世绝不会允许对西方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早在两年前他就激烈反对过这类战争。2月3日，毛奇真的改变了总参谋部兵力部署计划，以便准备对付一场法俄联合对德的战争，但他又暗示他本人认为这种联合是不可能的。5月16日，麦克马洪总统免除了总理的职务，随之巴黎爆发了一场持久的政治危机。这终于消除了德国人担心法国人会直接发动一场复仇战争或在德意志帝国内部同罗马天主教徒相勾结的恐惧。那年夏天，德法边境的紧张局势四年以来初次有所缓和。尽管如此，1877年2月俾斯麦突然的反法举动依然是个不解之谜。夏天，他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法国的和平意图，可是为什么几个月前他对莱茵河彼岸出现的一支军队象见了鬼那样坐卧不宁呢？驻柏林的法国外交家提醒本国政府注意，如同两年前一样，首相是在故意制造战争恐惧。不过此次他的动机不同于1875年。当时他要使欧洲注意到德国在本大陆的军事霸权；这次他想在柏林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他是必不可少的人物。

　　 自1862年以来，俾斯麦到了1877年春比以往更接近于下台。1月的选举并没有使帝国国会的组成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可是俾斯麦却疑心他的政敌想组织统一战线来对付自己。俾斯麦考虑，老皇一旦去世，新皇登基后也许要罢他的官，用“格莱斯顿内阁”接替他，由自由党和中央党联合组成的内阁将对议会负责。为了对付这种阴谋，需要先下手为强。俾斯麦决定，只要威廉一世尚能积极过问政事，他就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3月10日，使政治观察家感到意外的是俾斯麦在帝国国会突然攻击一位政府同僚。他指责六年来领导海军的国务大臣冯·施托施将军在海军的重大问题上受进步自由党领袖的影响并一贯拒绝俾斯麦的建议。

　　 施托施是个年近六旬的保守派容克。他是皇帝和奥古斯塔皇后所器重的职业军官，同时又是太子的挚友。德法战争期间他曾在太子率领的团里服役过。他作为海军部的领导人工作做得很好，并于1872年为德国海军起草了第一个极为适度的十年计划。俾斯麦一直不信任他，曾在1874年11月的一次席间谈话中把施托施与阿尼姆相提并论，称之为“危险的阴谋家”。而施托施也不抱任何幻想取宠于首相。“他象老师对付一个后进愚笨的学生那样叫我坐下，然后和我一起查看我的作业，”他有一次与俾斯麦谈话后记述道。“只要我想说个不字，他就粗暴地呵责我，于是我只好一言不发和让步。”但施托施仍然当他的官，他无疑得到皇帝一家及在首相恶意攻击前曾多次保护他的军官团的撑腰。1871年，奥古斯塔皇后的政治亲信罗根巴赫写信给施托施，在谈到俾斯麦时写道：“任何其他人都不会这样善于精心策划恶毒的通讯，以此在公众心目中消灭对手。”报刊不得不登载俾斯麦不断提出的指责。1877年他终于使施托施声名狼藉。3月24日，正如俾斯麦所期待的那样，施托施提出了辞呈，但皇帝拒不接受，而这点是俾斯麦所未曾估计到的。

　　 为了攻击一个同皇室关系良好的将军，选择的时机是不利的。施托施提出辞呈的前两天，正值老当益壮的威廉一世庆祝他八十寿辰，国内外送来的许多礼品及贺电使他心花怒放时，皇帝不愿为了讨好首相而将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个好友撤职。但俾斯麦趁机提出信任问题。3月27日星期二，他逼着威廉一世作出选择：不是施托施走，就是他下台，皇帝必须另外物色一名新首相！面对有关法国备战的令人不安的报道以及俄国即将南下巴尔干的消息，首相认为自己是不可缺少的：过去1875年5月威廉一世曾立即断然拒绝俾斯麦的辞呈，而现在1877年3月底、4月初，他却默不做声。首相和他的幕僚们开始深为不安。“他真要走，”洛塔尔·布赫尔给布施写道。布施立即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威廉街的目前形势》，并把文章投寄给各报馆。文章写道，面对某贵夫人及其近几年与之结盟的某些集团的势力，首相酝酿着毫不动摇的辞职决心。文章污蔑和攻击的矛头首先针对奥古斯塔皇后，也把太子妃和皇室的其他成员批评在内。那个星期六，太子妃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说：“我衷心希望在皇上执政时期或目前，俾斯麦时代能结束。”可是，威廉一世在那个周末下了决心。他既拒绝施托施的辞呈，也不批准首相辞职。一周后，俾斯麦去弗里德里希斯鲁，此后有十个月之久不理政事。

　　 “多大的骗局啊！多笨拙的把戏啊！这次他把大家都当了傻瓜，”进步派议员路德维希·巴姆贝格尔在日记中写道。布施发表了恶意中伤的那篇文章后，老皇居然还不准备让首相辞职，这也使其他许多观察家感到吃惊。如同巴黎1630年的情况，柏林各阶层的人都感到受愚弄了。黎塞留对敌人是毫不妥协的，俾斯麦也是如此。俾斯麦隐退到弗里德里希斯鲁以后，莫里茨·布施对皇后及其“裙带政策”的攻击还持续了十个星期之久。显然政府危机并未消除，只是推迟而已。

　　 俾斯麦照常在弗里德里希斯鲁、基辛根、加施泰因温泉和瓦尔青度过了1877年剩下的几个月。人们始终很难断定他的情况，是真的病了，还是得了神经忧郁症。甚至在瓦尔青他也感到情绪比通常要差。例如10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他自怨自艾地折磨自己。一次饭后，他对同桌进餐的人说，他“肯定使许多人遭到不幸，没有我就不会爆发三次大战，八万生灵也不会涂炭，父母、兄弟、姐妹、寡妇就不会悲哀。”整个冬季，他仍然拒绝参加外交活动。可是，他却与民族自由党的领袖贝尼格森进行了复杂的谈判。他很想把贝尼格森拉进内阁，圣诞节时他曾许愿让贝尼格森当副首相。这一会使民族自由党分裂的计划由于两个原因而失败了：一是贝尼格森坚决要求为该党的另外两名著名政治家福肯贝克和施陶芬贝格谋取大臣职位；二是皇帝对首相想改组内阁未曾向他透露片言只字不满。威廉一世在致首相的新年祝词中措辞严厉，毫不含糊地宣称，他不愿意看到贝尼格森担任大臣职务，并特别祝愿首相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现在到了俾斯麦回柏林的时候了，但可惜，威廉的信使首相再次精神崩溃而卧床不起。

　　 2月的第二周重新召开帝国国会时，俾斯麦的精力终于恢复到能参加会议了。几天前，教皇庇护九世在梵蒂冈逝世。正当帝国国会议员重新开会的时候，红衣主教们云集罗马，三十年来第一次选举一个新教皇。主教们协商的结果对俾斯麦和温德霍斯特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德国，他们两人都希望国家和天主教会之间取得和解，对红衣主教佩奇斯(利奥十三世)当选为教皇十分满意。佩奇斯八年前在梵蒂冈教廷会议辩论有关无谬误问题时曾保持沉默。但当时巴尔干问题对德意志帝国显得更为重要。俄国人在巴尔干打仗，是为了从奥斯曼王朝统治下解放斯拉夫人。1月21日，他们已打到君士坦丁堡的郊区。他们在那里与土耳其人缔结了停战协定。英国人由于不想把达达尼尔海峡拱手让给俄国人，于2月13日派遣六艘军舰通过该海峡，俄英之间一场战争看来难以避免。德国应采取何种态度呢？2月19日，贝尼格森在帝国国会问首相是否想充当这场危机的仲裁人。“我想，调解和平并不是对不同意见进行裁决，也不是以德意志帝国的实力作后盾去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俾斯麦回答说，“我们应该更谦虚些。是啊，……我们应该扮演一个真正想把生意做成功的诚实的掮客。”

　　 议会发出哄堂大笑，对他的回答表示欢迎。这一问答确实符合俾斯麦的意图。要在欧洲保持领导地位，他再也不能无视巴尔干问题了。目前正如1876年一样，他虽不倾向于通过一次欧洲会议在“我们三个朋友”中作出明确的选择。但一年半以来却出现了新的情况。看来哥尔查科夫已不可能领导俄国代表团了：他年已八十，这年冬天已离不开轮椅。迪斯累里也已是体弱多病的七十老人，患严重的哮喘病和气管炎，二十多年来未曾离开过英国。沙皇俄国目前驻伦敦大使彼得·舒瓦洛夫伯爵预料将成为俄国代表团团长。俾斯麦对他很了解，毫不怀疑舒瓦洛夫能够同代表英国的那位贵族相抗衡。

　　 巴黎的情况也有变化。保皇党右翼不再组织政府，德卡兹公爵把外交部移交给威廉·沃丁顿。在开多塞 [ 译者注：开多塞为巴黎塞纳河边的码头，法国外交部在其对面，故用作法国外交部的别称。 ] 领导人中，直至今天，沃丁顿仍然是具有最强烈的盎格鲁萨克逊色彩的法国人。他是个钱币收藏家，曾在拉格比和雷帕顿上学，1848年作为剑桥大学校队的队员，参加过剑桥同牛津的划船比赛。俾斯麦估计由于沃丁顿的学历，他对德国占领阿尔萨斯―洛林的反应不会如此敏感，甚至还建议在巴黎召开一次由沃丁顿主持的会议。但他的建议未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尤其得不到沃丁顿的支持。梅特涅的继承人安德拉塞认为维也纳是合适的会议地点。俄国人则主张柏林，反对任何其他城市。3月3日，俾斯麦勉强授权安德拉塞邀请列强在春季或夏季到德国首都开会。

　　 最初，会议召开前英俄之间似乎要爆发一场战争。这是因为在俾斯麦同意召开柏林会议的同一天，伊格纳切大将军把一项条约强加于土耳其人。在圣斯特法诺签订的这一条约，承认奥斯曼帝国对极大部分巴尔干半岛的直接统治权。条约规定建立自治的“大保加利亚”，它的前途则大大取决于俄国。奥匈和英国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东南欧这一力量对比的变化，幸而讨厌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青年人，尤其是舒瓦洛夫伯爵，主张维护大陆和平。3月、4月和5月，伦敦、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的外交活动非常频繁。许多谈判代表中断了他们的行程，到柏林作中途停留。舒瓦洛夫本人两次到弗里德里希斯鲁拜访了这位先知 [ 译者注：指俾斯麦。 ] 。直到舒瓦洛夫对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索尔斯伯里保证俄国不坚持“大保加利亚”时，迪斯累里才接受去柏林开会的邀请。那天是6月3日；十天后会议就要开幕。

　　 在德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个不幸的时刻。5月11日，穷困的白铁工匠马克斯·赫德尔向皇帝开了枪。皇帝并未受伤。由于赫德尔过去曾参加过社会民主党，俾斯麦趁机大做文章，从他隐居地弗里德里希斯鲁指示柏林的僚属起草另一项镇压社会主义者及其报刊的法律。在赫德尔行刺未遂后的两周，一份起草得既匆忙又拙劣的法律草案被提交帝国国会，但由于民族自由党人的激烈反对而立即被否决了。九天后，6月2日，威廉皇帝坐着敞篷车在菩提树下大街遭到枪击，身受重伤。刺客卡尔·诺比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比锡的一个经济学博士，在审讯前，诺比林自杀了。不存在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他是社会主义者。但俾斯麦再次宣扬“赤色危险”。他不仅想乘机诋毁社会主义者和曾努力挫败首相种种努力的民族白由党人，而且想用立法镇压的办法来回答左翼的挑战。俾斯麦请求太子代表父王解散帝国国会，并宣布7月底举行新的选举。令人惊奇的是，那位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并未因伤势严重而死去。他虽然不得不把全部礼仪上的事务交给太子去办，但健康状况还不至于坏到需要建立摄政王的统治，所以太子还无法推行自己的政策。诺比林的行刺，使俾斯麦按宪法规定摆脱了上一级的监督。直到1878年12月5日威廉一世重新行使其全部权力为止，俾斯麦一直大权独揽，俨然是个君主。这六个月期间，在柏林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首相，而不是太子的意志。因而上述柏林会议期间太子没有机会搞王朝的阴谋活动，沙皇的代表也没有任何机会直接呼吁宫廷挫败俾斯麦的政策，而七十多年来宫廷里一直存在着一条把罗曼诺夫家族和霍亨索伦家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政治上温情脉脉的坚实纽带。

　　 6月11日，帝国国会解散了。那天是星期二。来开会的英国代表团团长迪斯累里到达柏林。他的到达使俾斯麦感到意外，因为事先通知是索尔斯伯里勋爵前来，而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过去还从来未曾一起参加过国际会议。使俾斯麦感到讨厌的是，迪斯累里动身前往柏林的消息促使曾经卧病在床的哥尔查科夫也启程来到。这位年迈的政治家说：“我不愿光那样熄灭，我要象星星那样没落。”会议有可能变成个人虚荣心的一次检阅。其实俾斯麦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哥尔查科夫虽然表现得傲慢和挑剔，把拆信刀恼怒地掷在桌上，或借口“生病”拒绝参加一次重要会议而坐在旅馆阳台上吃草莓。当俄国人寸步不让时，善于演戏的迪斯累里预订专车装模作样地要回加来去，从而拆会议的台。俾斯麦却不动声色，他本人就素谙这种伎俩和姿态。会议的实质性工作主要由索尔斯伯里和舒瓦洛夫等二流人物来完成。迪斯累里在第一个周末向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一切问题都是公开提出来的，然后秘密解决。”以往列强聚会时，工作进展从未如此迅速有效。

　　 6月13日星期四下午两点，各国代表团来到拉齐维尔故宫跳舞厅，柏林会议正式开幕。第一次会议于下星期一才举行。在私下的交谈中早已消除了对圣斯特法诺条约的许多异议。但若无俾斯麦这样一位机智的主席，剩下的足够多的争执不休的细节问题就会重新撕开旧伤疤。他尽可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俾斯麦一方面支持俄国对黑海海滨领土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支持安德拉塞谋求把奥地利的军队驻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新帕扎尔的赞雅克(把塞尔维亚同门的内哥罗分开的走廊)。俄国和奥地利的代表团都对俾斯麦表示不满，都说他偏袒另一方。这正是他所担心的事。他几次想把仲裁者的地位让给“令人钦佩的沃丁顿”，但沃丁顿却并不欣赏这种荣誉。

　　 俾斯麦催促会议匆匆往前赶；正如昔日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上那样，他对与会者也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土耳其人深受其言辞尖刻的奚落，希腊、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代表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没有什么能比为从俄国或土耳其统治下求解放而斗争的弱小民族代表们的冗长发言更使他生气了。首先使他恼怒的是索尔斯伯里勋爵对生活在特拉布松和巴统之间的那些流浪的穆斯林部落所表示的过分关切。这位英国外交大臣巧舌如簧地为它们的利益申辩时却需要搜索枯肠才能记起它们的名字。在一份居住在独立的保加利亚、其少数民族权利应受保护的民族的名单上，俾斯麦见到库袒―弗拉赫斯的名字时，根本就不承认有此民族存在。“库袒―弗拉赫斯？”他问道，“这个词只能予以删掉。”接着他就亲自从名单上把这个名字勾掉。保加利亚人的遭遇也差不多。一个与会者说道：“一有机会，他就向我们说明，他丝毫不关心下面人的幸福。”安德拉塞使俾斯麦失望；也许是这个匈牙利人的贵族的自信心使俾斯麦感到自己态度的庸俗卑下。他不喜欢索尔斯伯里勋爵。勋爵的我行我素根本不符合俾斯麦的看法；在他的心目中，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贵族应是另一种样子。他对待哥尔查科夫依然敬而远之。整个会场上只有两个人受到俾斯麦的赞赏和尊敬：一个是舒瓦洛夫，他承担了哥尔查科夫不想承担的全部责任；另一个是迪斯累里，这个“犹太老人”，有了他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俾斯麦后来回忆说：“有一刻钟的时间就足以了解他在想些什么。”但和俾斯麦举行政治会谈的迪斯累里，还有他另一方面的特点，这一特点生动地表现在他早年写的社会小说里。他在会议上出尽风头，以尖刻的笔调描绘了周围的人物。他向维多利亚女王描写俾斯麦是个“精力异常充沛的人，红光满面，长着一撮银白色的胡子。……我坐在俾斯麦侯爵的右边。由于我在公众场合从来不多进饮食，因而可以不受干扰地倾听他那拉伯雷 [ 译者注：十六世纪法国小说家，著有讽刺小说《巨人传》。 ] 式的独白：没完没了地揭露那些最好还是留着他自己知道的事情，”他在参加德国首相举行的一次宴会几天之后写道。“令人注目的是他那甜蜜柔和的声音与魁梧的身材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他显然博学多识，熟悉近代文学(这年夏天，柏林人读到迪斯累里的三本小说《科宁斯比》、《西比尔》和《洛撒尔》)。他议论别人时很大胆。”俾斯麦十分坦率，并且英国女王还了解到“约翰娜·冯·俾斯麦虽然长得不漂亮，但在家中据说颇有影响”。

　　 “他今天问我，”比康斯菲尔德于7月5日汇报说，“英国是否仍然经常举行赛马。我回答道；甚于过去……尔后，侯爵兴致勃勃地喊道，那么英国决不会有社会主义。在英国，一个贵族马越多就越受人爱戴。只要英国人热衷于赛马，社会主义在他们那里就无机可乘。”两个政治家之间产生的友谊是建立在相互谅解和善于辨明真伪的基础之上的。比康斯菲尔德决不让“怪物”吓唬住。会议开幕后两周半，他略带讽刺的口吻向家里写道：“俾斯麦侯爵诉苦说，他失眠了，需要去基辛根。同时他却交迭地吃着一把樱桃和一把虾。”为大会画画的安东·冯·维尔纳笔下的任何一幅画都很逼真，迪斯累里给俾斯麦画的这幅肖像至少也同样如此。

　　 炎热迫使俾斯麦越来越强烈地想要离开柏林到基辛根和加施泰因温泉去，首相的健康和情绪如不能坚持到协定的最后签字，他的下属担心大会能否继续开下去。7月13日，大会结束得比预期的要早，它所达成的解决办法虽然消除了直接的危机，但未能充分说明如何落实各项建议。奥地利人和英国人对柏林协议基本满意。 [ 原注：柏林协定所达到的或通过的有以下各点：在土耳其苏丹统治区建立一个自治的保加利亚侯国，成立一个东鲁米里亚省，名义上归土耳其，但由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总督领导。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获得额外的领土并获准独立。罗马尼亚的独立也得到了保证，而且获得北多布罗加作为它割让给俄国的比萨拉比亚的补偿。奥匈帝国可以占领和管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可以在新帕扎尔的赞雅克驻扎军队。向希腊保证将来在塞萨利亚和埃 ]

　　 俄国人获得在保加利亚的发言权和高加索的一些地区，获准在多瑙河三角洲建立一个强大的据点。这种安排绝非理想，许多俄国人，其中包括亚历山大二世，感到大失所望。正如俾斯麦在向政治家和外交家发表的告别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保障和维护欧洲和平，大会能做的都已经做到了。”这是一种谦虚而又实事求是的估价。

　　 柏林会议无疑提高了俾斯麦在国内的威望。不可能为十四天后举行的国会选举找到更好的序幕了。尽管如此，俾斯麦不愿在柏林等到投票结束。在会议期间，一直过分紧张的神经使他已经支持不住了。一种无法忍受的紫斑遍及全身。他匆匆赶到基辛根去。犹如半世纪前坐在施特丁的邮车里一样，他尽了义务之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