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岛海战·第四

作者：戚其章·中国

出自————《北洋舰队》

出自————《战争通史》

　　 第一节　日本的扩军备战及其海军力量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发动的并吞朝鲜和侵略中国的战争。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封建军阀就多次发出要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叫嚣。明治天皇即位伊始，便制订了分期“蚕食”的大陆政策。日本政府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大办军火工业，积极建立近代化的陆海军。据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统计，日本陆军的兵力平时为六万三千余人，战时可达到二十三万人。日本的海军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到一八九四年七月丰岛海战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三十二艘，六万零七百七十一吨(见七三－七四页表)。还有鱼雷艇二十四艘，排水量为一千四百七十五吨。除此以外，为了适应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日本政府还将西京丸、山城丸、相横丸、近江丸等商船加以武装，改为军舰，共九千七百九十九吨。因此，到丰岛海战前，日本海军共拥有舰艇七万二千多吨。

　　 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海军的同时，为适应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还着手整顿舰队编制，以统一指挥和提高战斗力。原来，日本将其全国海岸划为五个海军区，分属于三个镇守府，即：横须贺镇守府，辖第一、第五海军区；吴港镇守府，辖第二海军区；佐世保镇守府，辖第三、第四海军区。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七月十日，日本政府为了统一海军的指挥权，取消按区域划分舰队的办法，将全国海军分为常备和警备两个舰队。七月十九日，又把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并将常备、西海两舰队组成联合舰队，以海军中将伊东祐亨为联合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为先锋队司令官，海军大佐鲛岛员规为参谋长。

　　 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就绪，便开始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了。一八九四年春，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党农民起义。起义军提出了“逐灭洋倭”、“尽灭权贵”等口号，反映了这次起义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日本政府早就蓄谋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时机，于是便费尽心机地制造侵略口实。日本政府先是鼓动清政府出兵朝鲜，以“必无他意” [ 注：《中日战争》第二册，五四六页。 ] 的虚伪保证来诱使李鸿章上钩。李鸿章不知是计，决定派兵五营共二千五百人分批进入朝鲜，并按《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了日本。其实，早在清政府决定出兵之前，日本内阁就已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本派赴朝鲜的侵略军已达一万人左右，兵力远远超过中国驻军了。

　　 日本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而李鸿章却不积极采取有效的抵抗措施，仍然梦想依靠第三国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军。当时，日本政府是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的，而且在军事上又处于优势的地位，于是便决意挑起这场侵略战争了。

　　 第二节　不宣而战

　　 一　尾炮奏捷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附近不宣而战，对北洋舰队发动了海盗式的袭击。

　　 原来，李鸿章看到朝鲜形势日趋紧张，便决定运兵三营赴朝鲜，对日本佯示强硬态度，但又害怕日本海军截击，故一直迟疑不决。他以为租用外国轮船挂上外国旗，日本断然不敢攻击，可以万无一失。于是，他先于七月二十一日雇了爱仁、飞鲸两艘英国小商船，分载仁字军一营，由北洋舰队的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七月二十三日，又雇了一艘英国商船高升号，载北塘兵两营，由大沽口起碇。另有北洋舰队的运输舰操江号装载炮械，与之半路相遇，遂同行。不料第一批运兵船刚刚出发，日本间谍机关就得到情报了。

　　 中国军队增援朝鲜本属军事机密，日本又是怎样获知的呢？原来，窃取运兵计划的日本特务石川五一，就隐蔽在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的衙门里。石川五一又名义仓告，来中国多年，化装为中国人，一向住在外国租界，以洋行职员的身份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他买通了张士珩的书吏刘芬，搞到了中国的运兵计划，便报告了驻天津的日本海军武官井上敏夫。七月二十二日，日本大本营接获情报后，当即命令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于第二天率松岛、千代田、高千穗、桥立、严岛(以上本队)、吉野、秋津洲、浪速(以上第一游击队)、葛城、天龙、高雄、大和(以上第二游击队)、比睿(鱼雷艇队母舰)、爱宕、摩耶(护卫舰)十五艘军舰从佐世保港向朝鲜海岸进发，企图中途偷袭中国军舰和运兵船。日本海军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前十一点，旗舰发出请舰长来舰的命令，立刻赴召。划分了第一和第二游击总队，并有所指示。午后二点，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发出集合令，商讨关于游击顺序等问题。午后五点，军令部长来港，传达了参谋总长殿下令旨。接到明天午前十一点离开佐世保港的命令”。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三一－三二页。 ] 东乡平八郎的这则日记，便含蓄地透露出日本侵略者企图偷袭北洋舰队的预谋。

　　 事实上，北洋舰队也接获了“倭船将要来截” [ 注：《中日战争》第一册，六四页。 ] 的情报。丁汝昌一面打电报给李鸿章请求亲率海军大队前往接应，一面命令各舰“升火起锚，戒严将发”。 [ 注：《中日战争》第一册，六四页。 ] 但是，李鸿章还是相信“万国公例”，认为运兵船上挂的是英国旗，日本海军一定不敢袭击，坚决制止海军大队出海，致使中国军舰在敌舰的突然袭击下处于不利的境地。

　　 七月二十二日，丁汝昌根据李鸿章的命令，将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组成小队，以副将济远管带方伯谦为队长，护送爱仁、飞鲸两艘运兵船到牙山。方伯谦不敢公开违抗命令，但又害怕遭遇日舰，置爱仁、飞鲸两艘运兵船于不顾，先自驶往朝鲜。这样，济远等三舰虽然名义上是护航舰，实际上并未起到护航的作用。七月二十三日，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抵牙山。七月二十四日黎明前后，爱仁和飞鲸才先后开到。接着，就由小火轮拖带驳船一面卸兵登岸，一面驳运武器、弹药、军装、马匹、辎重等上岸。爱仁、飞鲸两商轮抵达牙山后，方伯谦即派威远舰去仁川送发电报。中午，威远舰从仁川驶回，报称：从仁川获悉，汉城的日军已于七月二十三日悍然发动军事政变，攻进朝鲜王宫，拘禁了朝鲜国王李熙，而仁川的电报线路已被截断，同外地无法进行联系。另外，威远舰还在仁川探到一个消息：“倭大队兵船明日即来。”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八四页。 ] 方伯谦得知情况紧急，为了避免被日舰堵在港里，连忙“饬船上员弁赶催水手帮助陆兵驳运马匹、米石上岸，并令威远先出牙山口外”。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八四页。 ] 这种布置，反映了方伯谦已经方寸无主，惊慌失措。威远号是一艘一千三百吨的旧练舰，舰龄已在十七年以上，是三舰中防御力最弱的，根本没有战斗力。方伯谦命令威远号停泊于牙山口外，如果日舰来攻，岂非送进虎口？直到夜里十一点钟，爱仁、飞鲸两船上的军械、辎重等已经驳运完毕，方伯谦才想起威远号处境危险，“以威远木船，不堪受炮，且行驶甚缓 [ 注：威远的最大速力为每小时十二海里，其平时的航行速度不过每小时十海里。 ] ，倘出口遇敌，徒失一船”。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八四页。 ] 于是改令威远北驶大同江，然后绕道回国。但是，方伯谦意存畏缩，未能当机立断，立即带领济远、广乙二舰连夜返航。他明知日舰大队明天要来，却仍要在牙山港停泊一夜，这在指挥上不能不铸成大错。

　　 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二舰始从牙山起碇返航。而在先一天，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已奉到伊东祐亨的命令，开往牙山口外的海面上往返巡逻，以截击中国增援部队，并伺机对中国护航舰发动海盗式的突然袭击。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按照其上司的部署，果然对中国护航舰实行了偷袭。

　　 当时，济远、广乙二舰从牙山鱼贯出口后，于七点半钟驶抵丰岛西北，即望见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横海而来。济远、广乙二舰的广大将士发现这一情况后，联系到昨天获到的消息，知道日舰来意不善，各人都自动地站到自己的岗位，准备迎接战斗。当双方军舰相距约三千公尺时，忽听日舰吉野发出一声号炮，于是三艘日舰炮声并起，均向中国头船济远轰发。济远舰也开炮还击，奋力抵御，广乙舰在济远舰之后，也投入战斗。双方炮战约两个小时 [ 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双方〕互相轰击，历一时许。”按：一个时辰为两个小时。实为一小时二十分钟。方伯谦回到威海后，上报“鏖战四点钟之久”(见《中日战争》第三册，二页)，完全是夸大冒功之词，不可相信。 ] ，互有伤亡。丰岛海战就这样爆发了。

　　 丰岛海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大造舆论，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把自己对中国军舰发动海盗式的突然袭击的丑恶行臣赖得一干二净，反倒咬一口，说北洋舰队进攻了日本军舰。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致各国公使的照会中称：“中国军舰在牙山附近轰击日军，在这一情况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撤销其在诸友邦影响下对中国提出的建议”。 [ 注：《中日战争》第七册，二七一页。 ] 其实他是真戏假作，故意忸怩作态以掩饰其不宣而战的预谋。参加这次丰岛偷袭的日本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在七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就明确无误地写道：“午前七点二十分，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即时下战斗命令。七点五十五分开战，五分多钟后因被炮烟掩盖，只能间断地看见敌舰，加以炮击而已。广乙号在我舰的后面出现，即时开左舷大炮进行高速度射击，大概都打中”。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三二页。 ] 试看，日舰在开战前三十五分钟即已下达了战斗命令，这次海战究竟是由谁引起的，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在这次海战中，济远舰广大将士是奋勇战斗的。济远是一艘二千三百吨的巡洋舰，舰龄已达十年，虽然在北洋舰队中还是比较新的 [ 注：北洋舰队中，只有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舰龄为六年，余者舰龄均较济远长。日本三舰中，除浪速舰龄为八年外，吉野和秋津洲是舰龄为一年左右的新舰。 ] ，但比日舰却要陈旧得多。从航速看，仅为每小时十五海里，也比日本三舰差得多。 [ 注：日舰浪速、秋津洲的航速为每小时十八至十九海里，吉野的航速为每小时二十二点半海里。 ] 再从吨位、火力、装甲等方面看，济远舰更是远逊于日本三舰的。 [ 注：吨位的大小、火力的强弱、速度的快慢，等等，都是相比较而言。郑昌淦《甲午中日战争》说：“济远号是铁甲快舰，吨位大，火力较强。”(该书第二二页)张玉春、马振文《简明中国近代史》说：“济远是一艘吨位大、速度快的铁甲主力舰。”(该书第一六四页)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 虽然如此，济远舰广大爱国官兵，在优势的敌人面前，决不屈服，猛烈搏斗。在敌舰的火力包围下，济远舰前后大炮和左右舷炮齐鸣，炮弹屡中敌舰。济远舰也中弹累累，多处受伤。在激烈的海战中，忽然日舰一炮命中济远舰的瞭望台，大副都司沈寿昌中炮牺牲。不久，日舰又一炮命中舰首前炮台，二副守备柯建章、学生守备黄承勋，号旗指挥刘鹍等多人同时中炮阵亡。激战约一小时半，济远舰共牺牲十三名官兵，伤者二十七人。 [ 注：据方伯谦自称：“弁兵阵亡十三人，受伤二十七。”(《中日战争》第三册，二页)《冤海述闻，牙山战事记实》则称：“兵阵亡者十三人，伤者四十余人。”受伤数字有出入，方伯谦本人决不会缩小受伤的数字，故应以方伯谦所报为准。 ]

　　 广乙舰本属广东海军，前与广甲、广丙来北洋会操，因留威海。广乙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小型巡洋舰，排水量为一千吨，航速每小时十五海里。广乙的舰龄虽仅有四年，但舰上火力配备不强，而且没有护甲，防御力很弱。因此，广乙战至一小时后，便受伤多处。舰上官兵牺牲三十多人，并有四十多人受伤。这时，管带林国祥命令开放水雷，但由于平时机器管理不善，又缺少训练，放不出口。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林国祥经不住考验，命令降下龙旗，将舰驶往东北方向逃避。由于林国祥只想保全个人性命，竟将舰头驶撞朝鲜海岸浅滩，毁舰登岸。 [ 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广乙〕遂驶撞朝鲜海岸浅滩，凿锅炉，渡残卒登岸，遗火火药库自焚。”(《中日战争》第一册，六五页)林国祥自毁军舰，虽然可免资敌，但实是他贪生怕死的表现。 ]

　　 济远管带方伯谦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他在炮战激烈的时候，竟躲进舰舱内铁甲最厚处，以躲避炮弹，根本放弃了指挥作战的职责。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等牺牲后，方伯谦不但没有激起满腔仇恨，奋勇杀敌，反而吓得胆颤心惊，想方设法逃命。他连忙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逃跑。日舰吉野和浪速从后面鱼贯追来。方伯谦则无耻地下令挂起白旗，以表示放弃抵抗。吉野在前，浪速在后，仍然尾追不舍。吉野乃是日本海军中最新式的战舰，时速达到二十二点五海里，因而与济远的距离越来越近。当相距大约三千公尺时，日舰突放舰首的大炮，炮弹越济远舰之上而过，未中。方伯谦见事不妙，一面加挂日本海军旗，以表示投降；一面则盘旋而奔，以躲避炮弹。就在此时，日舰浪速接到命令，靠近旗舰，停止追击。这样，只剩下日舰吉野仍然死死地咬住济远。两舰距离越缩越短，眼看就要追及。吉野料定方伯谦不敢抵抗，并认为济远的尾炮已伤不能用，便决意靠上济远，将它俘获而归。济远舰的广大水兵目睹管带方伯谦的无耻表演，早就憋了一肚子气，此时又见日舰吉野气焰嚣张，更加义愤满胸，决心不顾方伯谦的命令，拼将一死，反击敌寇。水手王国成挺身而出，奔向尾炮，水手李仕茂从旁协助，用十五公分尾炮对准吉野连发四炮：第一炮中其舵楼；第二炮中其船头，第三炮走线：未中；第四炮中其船身要害处。吉野舰顿时火起，船头低俯，不敢前进。

　　 为什么济远不再继续进行炮击呢？姚锡光说：“盖倭船之追我济远也，意我尾炮已伤，故鱼贯追逐，以是我尾炮挂线毋庸左右横度，故取准易而中炮多。惜是时济远不知转柁，以船头大炮击数出以收奇捷，或可纾高升之急。” [ 注：《中日战争》第一册，六五页。按：济远舰首的大炮均为二十公分口径，火力较尾炮强。 ] 由于方伯谦只知逃命要紧，失去这一击沉吉野的大好时机，而且直接造成了高升号上近两营陆军将士的葬身海底。高升号所装的两营北塘兵，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将士骁勇善战，如果他们增援牙山驻军的计划得以实现，聂士成的部队在成欢之战中便不至于那样孤军作战了。当然，在济远舰上，遇敌畏缩不前的将领并不只方伯谦一人。鱼雷大副穆晋书 [ 注：后来，穆晋书在刘公岛保卫战中，与其他鱼雷艇管带密谋逃跑，加速了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 ] 也是一个可耻的逃将，他在海战中唯恐丧命，先是躲进机舱里，当舵机被敌炮击穿后，他又逃到鱼雷舱中。当日舰吉野逼近时，本应一雷击中，但是他心慌意乱，“装气不足，放不出口”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八七页。 ] ，致使吉野又一次逃脱了被歼的命运。在丰岛海战中，日本侵略者发动突然袭击的阴谋之所以能够得逞，方伯谦、穆晋书等民族败类是难逃罪责的。

　　 然而方伯谦逃归威海后，却捏报战绩，谎称大捷，“鏖战四点钟之久” [ 注：《中日战争》第三册，二页。 ] ，“击毙倭海军总统” [ 注：《中日战争》第一册，六五页。 ] ，等等。提督丁汝昌虽记王国成、李仕茂首功 [ 注：据调查，丰岛海战后，北洋舰队论功行赏，水手王国成、李仕茂记首功。而方伯谦则对二人嫉恨在心。王国成被迫离舰还乡，后以生活无着，流落关东。李仕茂被迫离舰后，则颠沛流离，不知所终。 ] ，并“告谕全军，以资鼓励” [ 注：《中日战争》第四册，二六六页。 ] ，但对方伯谦的谎报战功却未识破，在未查对属实的情况下，以“风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没” [ 注：《中日战争》第四册，二六七页。 ] 等语上报。当时，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即来电指出：“日船在牙山受伤，未言提督亡、吉野沉。” [ 注：《中日战争》第四册，二六七页。 ] 李鸿章也明知此事“无确实证据” [ 注：《中日战争》第四册，二六七页。 ] ，但仍为之转报。朝廷则据以“传旨嘉奖” [ 注：《中日战争》第三册，三○页。 ] ，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一时中外传为笑谈。

　　 二　宁死不屈

　　 丰岛海战是日本单方面的不宣而战，它是在双方没有宣战的情况下，日本海军根据他们政府的命令，对中国舰队进行的卑鄙的海盗式突然袭击。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从此揭开了。

　　 在这次海战中，济远舰的爱国水兵，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和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下，敢于抵制方伯谦的无耻逃跑命令，人自为战，勇摧敌舰，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此外，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高升号上的两营陆军将士，面对强敌，宁死不屈，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同敌人猛烈搏战。他们和济远舰的爱国将士们一起，共同用鲜血谱写了一曲反对帝国主义的英雄战歌。

　　 高升号是英国怡和公司的一艘一千三百五十三吨的商船，原于七月二十日由上海开抵大沽口的，是李鸿章专门租来运送军队增援牙山的。高升号装北塘兵两营，共一千一百人，还有行营炮十二门 [ 注：一说十四门。 ] 及枪支、弹药等，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起碇开往牙山。高升号出大沽口后，途中遇到北洋舰队的运输舰操江号。操江号主要是载运兵器增援牙山驻军的，计装大炮二十门、步枪三千支和大量的弹药，还装有一部分银钱，是拟送仁川中国领事馆的。两船遂相伴而行。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左右，高升、操江二船驶至牙山附近海面上，看见一艘军舰从对面驶来，桅上挂着日本海军旗，其上还有一面白旗随风招展。当这艘军舰驶近时，它忽然将日本旗降落下来，旋又升上去。参将操江管带王永发认出了这是济远舰，他看着济远舰的奇特行动，知道必定是后面有日舰追来，急忙转舵，径直向西逃避。

　　 当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正在追击济远的时候，忽然发现西方有两艘船只，“初不识为何国之舰船，及接近视之，始知为我炮舰操江及悬英国旗之商船高升号”。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八○页。 ] 这时，日舰又发现操江准备向西逃逸，乘坐在吉野上的先锋舰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立即命令秋津洲随后追击。操江本是一艘木质旧式炮舰，舰龄已有二十多年，航速只有每小时九海里，不及秋津洲速度之半，于是不久就被秋津洲追及。秋津洲命令操江投降。操江号虽然只有五门旧炮，火力较弱，不是秋津洲的敌手，但如果巧用智谋，出敌不意，也不是不可一战。可是，操江管带王永发是个胆小鬼，竟乖乖地挂起白旗，向敌投降，将满船军火连船一起双手奉送敌人。

　　 至于高升号，当其发现济远舰之初，因见桅杆上悬挂日本海军旗，却误认为是日本军舰。据高升船上的乘客汉纳根回忆；他先在航行中看到一队日本军舰时，“心中有些不安，但到现在看见这只日本船驶过我们的船时，以旗来向我们行敬礼，我们对于他们和平的意旨感到安慰”。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一九－二○页。 ] 他完全把济远当作日舰了。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后来回忆说：“我们将近丰岛的时候，掠过一艘军舰，它悬挂日本海军旗，旗上再挂一面白旗——这只船后来证明为中国战舰济远号”。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二二页。 ] 可见这位高升号船长当时也并未认出济远。一方面由于高惠悌不知道日本海军已经对中国军舰发动了突然袭击，另方面则由于他“坚信该船为英国船，又挂英国旗，足以保护它免受一切敌对行为”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二二页。 ] ，因此，他仍按原航线徐徐前进，并且由日舰浪速号的右舷通过。

　　 上午九点半钟，日舰浪速忽然直冲高升号而来。原来，浪速正在尾随吉野追击济远之际，接到其旗舰的命令：“将商船(高升号)带赴总队”！ [ 注：指日本旗舰所在。 ] 于是，浪速挂出信号：“下锚停驶！”并放空炮两响，以出警告。高升号船长高惠悌不敢违抗，立刻遵行。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看清楚了船上挂的英国旗后，随即又开到远离高升号的地方。此时，“三只日本船 [ 注：指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 ] 都向前移动，似乎要互相以信号取得联系，因为他们看见一只显系悬挂英国旗的中国运输舰后，不知怎么办才好。”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二○页。 ] 英国船长高惠悌见此情况，误解为日舰发现为英国船，已决定放弃敌对行动，立刻用信号询问：“我是否可以前进？”忽然，浪速又掉转头来，驶到距离高升号大约四百公尺的海面上停下，将舰上所有的二十一门大炮都露出来，用右舷炮对准高升号船身，并挂出第二次信号：“原地不动！不然，承担一切后果！”接着，浪速舰放下一只小艇，向高升号开来。等小艇靠上后，一个名叫人见善五郎的日本海军大尉登上高升号，要求检查商船的执照。英国船长出示执照，并提请人见善五郎注意高升号是英国船。人见善五郎毫不理睬，竟然提出：“高升号要跟浪速舰走，同意吗？”高惠悌却回答说：“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抗议下服从。”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二二页。 ] 实际上是对日本方面的武力威胁完全屈服。由于英国船长对日本海盗式的卑鄙行径的可耻屈服，更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并给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有利机会，才使它的阴谋得以实现。 [ 注：汉纳根指出：如果英国船长不在威胁下屈从，而采取坚决的态度和适当的对策，高升号摆脱浪速，避往朝鲜海岸附近岛屿，是很有可能的。(见《汉纳根大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舰击沉之证言》)。 ]

　　 当日本海军大尉和高惠悌进行交涉的时候，高升号上的清军官兵虽然不知其交涉的具体内容，但始终怀着高度的警惕，密切注视着他们的一切举动。人见善五郎离开高升号回到浪速舰不久，浪速舰又挂出第三次信号：“立刻斩断绳缆，或者起锚，随我前进！”清军将士知道了信号的意思，从而弄清了日本海军大尉和英国舰长交涉的结果，并且还发现高惠悌下令准备随浪速舰行驶，无不愤怒。顿时，人声鼎沸，全船骚动。营官骆佩德、帮带高善继等立即向英国船长提出强烈抗议。因言语不通，临时让汉纳根担任翻译，把全体将士的坚强决心通知高惠悌：“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二三页。 ] 高惠悌企图说服清军将士向敌人投降，于是清军将领同英国船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船长：“抵抗是无用的，因为一颗炮弹能在短时间中使船沉没。”

　　 将领：“我们宁死不当俘虏！”

　　 船长：“请再考虑，投降实为上策。”

　　 将领：“除非日本人同意退回大沽口，否则，拼死一战，决不投降！”

　　 船长：“倘使你们决计要打，外国船员必须离船。” [ 注：以上对话系综合《汉纳根大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舰击沉之证言》、《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的证明》两份材料而写成。 ]

　　 骆佩德和高善继等见高惠悌不予合作，便命令士兵把他看管起来，并看守着船上的所有吊艇，不准许任何人离船。高惠悌要求用信号请日本军官再来谈判。人见善五郎又回来了。汉纳根对这个日本海军大尉转述清军将士的意见说：“船长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兵士不许他这样做，军官与士兵坚持让他们回原出发的海口去。”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二一页。 ] 高惠悌则补充说：“带信给舰长，说华人拒绝高升船当作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考虑到我们出发尚在和平时期，即使已宣战，这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请求。”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二四页。 ] 人见善五郎答应把意见带给舰长东乡平八郎。

　　 这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半，交涉历时整整三个小时。在这场交涉中，中国将士不怕威胁，宁死不屈，使日本方面妄图迫降的梦想归于幻灭。日本侵略者见计谋未能得逞，便老羞成怒，决定要下毒手。人见善五郎刚回到舰上，浪速舰上又挂出第四次信号：“欧洲人立刻离船！”高惠悌立即用信号回答：“不准我们离船，请派一小船来。”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二三页。 ] 这时，高升号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日本浪速舰上升起一面红旗。这显然是一个放鱼雷的信号。与此同时，浪速舰向前开动，当它与高升号相距大约一百五十公尺时停了下来，先试放了一颗鱼雷，未中。 [ 注：汉纳根认为高升号系“水雷命中”爆炸而沉没(见《汉纳根大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舰击沉之证言》)，这是不确实的。高惠悌说：浪速舰“向高升放过一个〔水雷〕，但没有命中。”(见《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的证明》)。 ] 接着，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决定用炮击沉高升号，于是命令六门右舷炮瞄准高升号，猛放排炮。据他自己供称：“清兵有意与我为敌，决定进行炮击破坏该船。经发射两次右舷炮后，该船后部即开始倾斜，旋告沉没，历时共三十分钟。”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三三页。 ]

　　 高升号上的全体将士在这危急的时刻，毫无畏惧，坚决地进行抵抗。他们在日舰炮火的猛烈轰击下，用步枪“勇敢地还击”。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二一页。 ] 在高升号沉没前的半小时内，日舰虽然不停地“向垂沉的船上开炮”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二一页。 ] ，但是，中国士兵视死如归，仍然英勇战斗，一直坚持到船身全部沉没。残暴的侵略者为了报复，对落水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野蛮的屠杀，竟连续“用快炮向水里游的人射击” [ 注：《中日战争》第六册，二八页。 ] ，长达一小时之久。这次遇难的中国官兵一千一百人，其中除不到三百人被外轮救出或游泳获生外，其余八百多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