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不单行：上帝降火灾，荷兰施报复·第六
作者：戴维·豪沃斯·英国
出自————《战舰》
出自————《战争通史》
伦理道德家立即认为，一六六六年的伦敦大火，是上帝对焚毁尼德兰无辜的特尔谢林小岛的行为所给的报应。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这一报复实在令人畏惧。这场巨火，其后果是对于当时正在英吉利海峡上下和北海海域进行的海上战争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对英国来说，是灾难性的影响。它促进了英国海军财政上的破产，在即将到来的紧要关头的月份中，是构成海军不堪一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许多火灾一样，这次大火开始时也不过是星星之火，并无大碍。九月二日，星期日，伦敦市著名商业区中心的布丁巷内，一家面包店过热的烟筒里，冒出了一些火烟子。恰巧一六六六年悠长的夏日，干燥而酷热，未烬的煤渣火，引着了靠近鱼街的“星星客栈”，一阵风煽起了火焰，消防队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周末午后，对此又反映迟缓，于是火沿着鱼街和布丁巷向河边烧去，一直延及泰晤士街的船用蜡烛店，引燃了商店存储的大麻、油料、牛脂、酒精，以及卸在码头边的成堆的煤和成垛的木料。突然之间，整个沿河区似乎都在大团大团的彤红火焰中爆炸。
海军的缪塞尔·佩皮斯如同一年前瘟疫流行期间一样，又处于这次新灾难的中心，当火灾越来越明显地难于控制时，他驾起小船溯河而上，向国王查理二世禀告，并建议：拆除整排房舍，辟出一条防火地带。他奉国王之命返回，并向伦敦市长传谕皇帝的命令：“不要吝惜房屋，在大火来临之前推倒它。”这位不幸的市长回答说，他正在尽一切努力迅速地辟出防火地带，但大火总是奔驰在前头——而且，不论怎样工作，房主们还是要强烈抵制平毁他们的住房。佩皮斯在日记中记述道“穷人们长久地留在他们的房子里，直到大火烧到跟前，才跑到船上，或是从河滨的这一梯子爬到另一梯子。”
薄暮，佩皮斯渡河躲避热浪，“看到火势在发展，同时随着天黑，似乎火越来越大了，在角落里，在尖屋顶上，在教堂与房舍之间，远至我们所望到的城市最高处，都处在最令人恐惧的凶狠的血红火焰中。只见一道完整的拱形火桥从这头跨到那头，弯弯地悬挂在山上，有一英里多长。望着它真令我伤心。教堂、房舍，全都立即没入了火焰，付之一炬。火焰掀起可怕的声音，房屋倒塌时也响起震裂的声音。”
深夜，大火蔓延到佩皮斯住处的深巷中，烧到海军局的一所房子。佩皮斯和他的家人又转回来过了河，加入难民的行列。他们把所能带动的财产和一些海军的档案装在车上、船上，以便运到郊区。佩皮斯和威廉·彭恩爵士为了拯救海军局，带来了船厂的水手们，用炸药把周围的房屋炸掉，这样才阻住了火焰。这时，查理国王御驾亲临现场，与伦敦居民并肩和火灾作战。这种国王亲自参加灭火的事情，的确罕见。国王到处走动，传递水桶，挥舞消防斧，给人以鼓励，他还从御马马鞍的袋中拿出钱来赏赐工人。在一封当时的信件中说国王和约克公爵“站在齐踝骨深的水里传递一桶桶水，好几个小时的在一起转动消防车，”这鼓舞着旁观者们，“有这样好的共同劳动者”他们也积极有效地投入了救火工作。
城市燃烧了四天。佩皮斯所说的“余烬”，随风向西蔓延，越过刚清除的空地，在精疲力尽的救火者身后，又重新燃烧起来。糊纸的板墙、沥青板、茅屋顶，一下子燃起来象一团团火炬，阵雨似的火花在整个城市中扩散开来。“如果你这时在肯新顿，”该选区的一名居民写道：“你一定会认为这大火，伴和着人们的哭喊、呼号，是世界末日的来临。我的花园里覆盖着大风吹来的纸灰、麻片和泥灰。”
估计死者的数字高达四千。物资损失的数字也很惊人。四天中，国王的商业中心——略小于一平方英里——已被焚毁：有一万三千栋房屋，八十七个教堂，四十四个手工场，几尔德大厦，皇家股票交易所和海关大楼、医院、图书馆、监狱。损失在八百万至一千万英镑之间，超过两次与荷兰作战的全部费用。
这场灾难的余波，延及数月之久，对整个英格兰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如此。人们并不相信火灾是由事故引起的。认为它既是上帝的惩罚，也是叛国者的阴谋。谣传说：曾有人见到幢幢暗影，把火球扔进酒窖。这些魔鬼究竟是什么人呢？一些人叫喊道，荷兰人！同意火灾是个阴谋活动这种说法的人，绝大多数都盲目地谴责他们宗教信仰方面的宿敌：法国人。虽然法国人没有积极参与两次荷兰战争，他们与荷兰的联盟是松散的。但是，具有强烈反天主教意识的英国人，似乎充分相信，在野心勃勃的年青国王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天主教徒们”，虽不敢公然发动战争进行袭击，但必然会偷偷地搞阴谋活动破坏捣乱以达目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断言，他们认错了作战的敌人，海军大炮最应该对准可恨的法国人。
因此，随着反法情绪的不断高涨，对荷作战的问题越来越认为值得认真商议。而更主要的是由于战争使财政陷入困境，随着这场火灾，英格兰面临破产的威胁。
第二次荷兰战争的头两年，英国耗资已经超过三百万英镑。国王通过议会已经为此增收了土地税、关税和货物税近二百万英镑，但是仍有大量未付账单的赤字，和越来越难以应付的债主。更使国王查理为难的是，在欧洲找不到半点使人高兴的事。有关海军陷入困境的消息在国外已经传开，有关讽刺国王的漫画刊登在欧洲大陆的报纸上，有一幅漫画描绘他把两个空空如也的口袋翻转过来。
一六六六年战争季节临近之时，英格兰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为一六六七年的海军筹措款项。国会已经明显地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国王曾寄希望于向伦敦的商人和银行家借贷。但是，一切都在大火灾中毁灭了。即便从他们的商行、私人行会、船舶和同业公司的灰烬中去扒找，也借不出一文。无论如何，海军的资金还得由国会筹集。而国会，同那些债主们一样，对海军的偿还能力却越来越不放心了。
九月份以前，佩皮斯一夜复一夜地坐在他办公室桌前为应付国会的查询而准备海军的账目。但是，无论他怎样审慎地计算，也不能掩盖海军开支中近一百万英镑的欠款，以及无法为被诈骗而无处查找的款项列账。十月，佩皮斯在国会的“公众查账委员会”上作答，使委员们哑口无言——他之所以如此顺利，是由于在此之前他机智地避免了一次喜剧性的错误，当时，他在宫廷门外等候查询，他曾经把一本机密账簿交给威廉·彭恩的小厮——他发现小厮将账簿递给了下议院的门房。由于办公室的一切公事都在那些收支账簿的单据中坦露无遗，因此佩皮斯心情极为紧张。然而，即使在这些主持公道的大堂上，也抗拒不了那种诱惑，佩皮斯还是向门房递上了门包，之后，终于将账簿要回来了。
以后，在国会议员的盘查之后，佩皮斯记述说：他“轮番向他们作答，比我所预料的好。”这次的收获是国会通过了国王提出的另一笔一百八十万镑的款项。但是这笔款从哪里来？一场大火使商业瘫痪，政府岁入少得可怜，而且需要用于其它项目的开支，包括重建伦敦。只有一项提议获得国会的赞同：这就是由全国各户——按烟囱数纳税之户——一次付出为期八年的整笔税款，此后可以免纳赋税。
但这也需要时间，而这时的海军，却处在债主登门、没有钱应急的情况下。一位将领向海军局乞求支款“以平息人们的哭喊和急躁，特别是他们的家属，尖嘴利舌，撒泼纠缠，犹如巫婆。”但他的乞求还是无效。由于没有钱维修舰船，致使待修船上成千上万的水手被解了职，许多水手一年多没有领到一文薪饷，(当局确实没有钱发付)。他们及他们的家属，连同已被解职的伤病员，都处于饥饿中。仍然留在海军服役的人，牢骚满腹，怨气冲天，抵触情绪不断增长。佩皮斯一月二日写道：“上帝怜悯我们！没有人员我们就无法调动舰只，而没有经费我们就无法获得人员。每天都向我们报来有关水兵们造反的新消息。”
造反一词可能不确切，但发生的事件很象罢工。水兵们不象通常那样采取暴力行动，只是坚决地拒绝再出海，除非发给他们薪饷。英国海军已面临绝境，欠债人对此早已料到，但水兵们——真正的债权人却被剥夺了债权。
奇怪的是，查理王对这一形势的发展并不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紧张。在大火灾前，他就已秘密地派出试探和谈的人员去荷兰。而实际上在霍尔姆斯放火烧岛之前不久，谈判就已开始进行了。现在，国王的如意算盘是，在再次为装备海军以及在再次为夏季征募人员入伍而必须支付经费之前，应该达成和谈。他派出圣·阿尔班斯公爵，皇亲中的一位可以充分信托的人(可能是国王母后的情人)去欧洲大陆打开和谈之门。
但谈判进行极为缓慢。到一月，特使们除商议和谈应在何地举行之外，毫无进展。三月，他们最后同意了在荷兰的布雷达市举行(约在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的中途)。五月末，在公使们会晤之前，他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无谓的协议书的辩论上。争论谁应该先进入会谈室，必须找到一间有几个门的会谈室，才能供双方代表们同时进入。谁应该坐在谈判桌的首席？直到提出使用一张能使人人有座位的大圆桌时，全部问题才得以解决。
事实上，荷兰也同样盼望从战争中解脱出来，同样渴望结束战争。而且，荷兰对法国人比起对英国人来，更没有好感。他们也是基督教信徒，命中注定与罗马天主教水火不相容。虽然已经结盟，但他们不信任路易十四，怀疑他有领土野心。他们不安地看到在他们新独立的南部诸联合省的对面，法国在增兵。现在应该是结束这场和英国人胜败不分，长期浴血的战争的时候了，应该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陆地上潜伏的危机上的时候了。
但荷兰人并不急于言和。他们还有能力支付官兵的薪饷和装备舰队，他们从他们的间谍那里，从国际上的朋友那里充分了解到，英同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的元首约翰·德·威特是足智多谋、精明强干的人物，他决心以实力地位进行谈判。他定计进行一次强大的突然袭击，要对霍尔姆斯制造的那场令人愤怒的纵火，给英国一次狠狠地报复。同时，给予荷兰人强有力的支配会谈的力量。
约翰于五月三十一日自海牙写给他兄弟柯尼利斯的信中说“需要给布雷达的英国特使以严厉的教训，以打击他们的骄横。”柯尼利斯是荷兰主要城市多德雷赫特市的市长，也是他兄长可靠的心腹和顾问。曾在海军部工作多年，富有经验。六月十日，约翰通知柯尼利斯，布雷达和谈毫无进展，并含蓄地指出，他“期望柯尼利斯·德·路特以及其他一些关心海军事业发展的杰出的军官，能以行动说明他们是赢得和平的最好的全权大使。”
德·威特制定了一项计划，甚至对再次任海军司令的米歇尔·阿德里安逊上将也讳莫如探。但是，当公使们在布雷达以外交辞令和手腕进行活动的同时，约翰·德·威特即已将这一计划付诸行动了。舰队已奉令在北海的特塞尔岛外紧急集合。舰队全部驶离基地，就不存在泄露情报的可能了。约翰·德·威特亲自去旗舰，向路特面授机宜。他的兄弟柯尼利斯随行，作为最高司令官的私人代表，柯尼利斯将随德·路特出海，以保证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能不惜任何代价地实施这一计划。
约翰·德·威特认为有必要令他的兄弟随舰出海，以监督作战指挥官的行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计划似乎极难完成。德·路特奉命，将舰队冒险地驶入泰晤士河口，然后沿梅得威河弯弯曲曲的河道溯流而上，经过所有防地，直驶查塔姆。在这里，英国海军最大的战舰停靠在船坞里。德·路特应在这里尽其所能地击毁这些战舰，焚烧或劫走没有能击沉的舰船。
这是一个只有身居陆上对海军没有经验的人才会制定的计划，而海军人员会认为这是一个发疯的行动。假设英国海军全部舰只都已入坞，不能作战，假设陆地防御薄弱而没有还击之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存在着内河航行航道险阻的危险。众所周知，泰晤士河口到处是沙洲和浅滩，大型战舰如果错过了潮汛，就会搁浅。方桅帆战舰，不能灵活地利用风向，只能顺东南偏北风进入河口——进入后，又必须等候相反的风向御风出海。
梅得威河情况比泰晤士河更糟。河口航道狭窄弯曲，大量泥滩，高潮时为河水所掩盖。而到英国舰只系泊的查塔姆船厂，还要上溯这弯曲的河道七英里。船只进入时必需趁东北风，驶出时则需要西南风。潮流是这样强劲，使舰船只有在涨潮时才能进入河口，退潮时才能驶出河口。如果荷兰人能够夺路进入，也必须停候在这里，进行防御，直等到风向和潮流都允许他们退出时才能退出来。
德·路特不赞同这一作战计划，但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把这一计划向舰长们说明时，舰长们大为惊讶。一位编年史的纂述者说，其中一人说这个计划“显然是甚为可笑和极不可能的”。但是德·威特兄弟二人，都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人。随德·路特旗舰出海的柯利尼斯，拥有能裁决一切的荷兰国会的全权，而且约翰又是国会的元首。因而必须执行这项袭击计划，而且还应该立即执行。这时布雷达的和谈已开始进行。如果袭击获胜，将是对火烧特尔谢林岛行为的恰如其分的惩罚。同时将改变和谈的全部均势，因为此刻和谈有利于英国。
荷兰舰队——约五十艘战舰，加上常备的附属火攻船和交通艇，总共约八十艘，一万二千余官兵——六月十七日出现在英国海岸。舰队锚泊于“国王航道”，这是泰晤士河主要入口之一。开始时，英国海军内外没有人对敌人的出现担心：因为荷兰舰队在锚泊中，它的出现被当作不过是显示力量而已。正当商谈和平之际，似乎不存在袭击问题，同时也违背英国与荷兰海上战争的常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实际存在)。
英国人彻底误解了荷兰人的意图。事实上荷兰舰队是由于渡海时遇上了恶劣气候，一些舰只落后了。德·路特只不过是在等候恰当的时刻以发动攻击。十八日，他截住了一艘由泰晤士河驶出的挪威商船，船长告诉德·路特，有二十艘英国商船正停泊在霍普，格拉夫森德镇下的泰晤士河河段。柯尼利斯·德·威特摩拳擦掌，急不可待，这一情况似乎提供了一次纵火报复的机会。十九日，落后的荷兰战舰到达时，他说服德·路特发起作战行动：率领一个中队去追逐二十艘商船。
这一光头刺探行动成为可悲的失败之举——进攻部队，包括所需的后续部队的成败都要由风和潮汐来决定。开始时，风向东刮，但在荷兰舰只驶抵霍普之前，风停下来了，在潮汐回转时，德·威特不得不抛锚以免被潮水推出河口。与此同时，商船队早已趁着东风，逆水逃跑了，现在已经鞭长莫及。德·路特和德·威特只好打消这一企图，向后撤出泰晤士河。
但是，这一勇敢的荷兰中队已上溯泰晤士河，深入二十英里，较海盗时代以来的任何敌人都更深入。这一行动使伦敦惊慌失措。“宫廷和市内，人心惶惶，一片骚乱，似乎荷兰不仅已经占领了河流，而且还有千军万马登陆。”查理王的一个大臣，克拉伦顿伯爵写道。“即便国王和公爵沉着冷静的表现不足以约制臣民的惊慌恐惧之情，也没有人去忠告他们迅速离开城市。”于是十万火急地征用河上一切可能征用的船只以装备补充作火攻船之用。英国前海上统率，阿尔比马尔公爵，急急奔往格拉夫森德——根据佩皮斯记述，随行者“为一大帮没有用的侍从和帮闲，带着手枪也带着满脑畏惧”——试图组织江河防御。但是居民几乎全部作鸟兽散，在格拉夫森德，难于集合一打人以保卫该镇。
次日，惊慌失措已扩展至梅德威。彼得·佩特仍任船厂总管，他是一位温文尔雅行动迟疑的人。他同那位在本世纪初曾大胆地建造“太子”号的他的具有坚强独立精神的父亲，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彼得听说八十艘荷兰舰只，有二十艘泊在诺尔锚地(这里是海军的锚泊地，正位于梅得威河口外，英国舰队常年泊于此，十分安全)，他惊恐万状，不知所措。他认为可能意图袭击梅得威河，因而送出急件到海军局请求指示。佩皮斯写道，总管“由于害怕荷兰人，处于极度恐惧之中。”
事实上，这一大船厂除弯曲河道形成的自然条件使任何船只航行困难外，没有多少防御力量。任何人都没有设想过，敌人舰队会这样深入到英国心脏。仅在荷兰人入侵的十三个星期前，国王曾经降旨：围绕海军各港口建设海岸防务，以使船只在冬季休航停靠时得到保护。在希尔内斯角已经开始修筑一个新炮台，以控制河口。二月，国王御驾亲临，进行视察。但在国王视察过后，绝大部分修筑人员走散了。原因和水兵、船厂工人相同，没有发给薪饷。于是这项工程从此拖延下来。这次危急情况发生时，炮台没有建成，仅只安放了少数几门炮。
从希尔内斯沿梅得威河上溯七英里，有一根长八百码的横江大铁链，重十四吨半，在两岸泥滩之间拦住河道。这条铁链是五月安装的，悬放在两岸的木制浮台上，并安装了一套滑轮传动系统，可以使铁链提起或沉下，以便友好船只来往通过。但至今两岸都没有设炮台掩护。
再沿河上溯四英里，在船厂下方的河对面，有一座伊丽莎白时代的炮台，叫做厄普诺尔炮台。约安放有十二门炮，船厂本身还有六门火炮。但是炮台和船厂都没有充足的弹药和足够的炮手。贫穷、饥饿和失望带来了致命的军心涣散，因而削弱了一切力量。
至于船厂中负责维修停泊在河上的战舰的人员，这次袭击的危险，成为他们最后全面崩溃的原因。绝大多数人携家带口下乡而去。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十八艘大型战舰，这些舰只没有守备人员，没有安装帆缆，其中有许多曾代表英国海军的骄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约克公爵的旗舰“皇家查理”号，“皇家奥克”号，“皇家詹姆斯”号，以及“皇家伦敦”号，吨位均在一千零二十一吨至一千二百三十吨之间，在正常情况下装备七十至九十门重炮。
彼德·佩特要求上级的指示，他所获得的回答，比他所能料想到的，所希望的更为全面充分，海军和陆军的高级军官们汇集在受到威胁的河上，开始发出许多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苏格兰的步兵团队，这的恰好驻在肯特郡。有人命令该团去守备还没有筑成的希尔内斯炮台。该团向该处开拔时，又另有人命令该团掉头往回撤。因此仅仅只有一个连约三十五人抵达了希尔内斯。两艘小船载着另外一百名水兵至下游也参加此炮台的守卫。但两艘船都在黑暗中搁浅，待它们浮起来时，一半以上的水兵已经下船穿过泥滩上岸不见了。正是此时此刻，荷兰人发动了攻击。
六月二十日下午晚些时候，在海潮升起时，一个荷兰中队，二十三艘浅水船、六艘火攻船、十七艘轻型火力装备的辅助艇和小艇——趁东北风进入河口，开始轰击希尔内斯炮台。炮台内少数人员操纵着炮台中的大炮。但是由于大炮未按规定安装，第一发炮弹射出时，大多数炮向后脱离了炮床，掉进泥滩，并陷了下去。荷兰人在夜幕降临之前，继续向炮台轰击，然后派八百人登陆袭击炮台。一路上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困堆。在最后袭击时，他们发现守卫大炮的只有七名士兵。使他们更为高兴的是，他们发现，这里储藏着大量木材、桅杆、船杆、铁、铜、成桶的火药、树脂和沥青——这些俘获物，荷兰人估计值四至五吨黄金。
希尔内斯陷落的消息传到查塔姆船厂——这儿已经陷入混乱惊恐之中。阿尔比马尔自格雷夫森德匆匆赶来船厂，赶来的还有佩皮斯海军局的两位同事，以及至少有三名陆军高级军官。他们各怀己见，但谁也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实际才能，更缺乏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以实现自己的主张。他们全都开始向彼得·佩特，这位唯一知道应该如何办的人发号施令。但是，他终究不是一名战斗人员，而且，除了那些剩下的牢骚满腹的船厂工人外，他没有部队可以指挥，那些已经失望的士兵和水兵们，看到他们的最高司令官们制订不出任何协同一致的作战计划，他们就更不知道该怎样办了。
不过，在六月二十日夜间，司令官们终于在两点上达成了一致：将大舰，包括“皇家查理”号，尽其所能的开到上游；同时将某些小舰，主要是火攻船，沿河下驶，过横江大铁链后，凿沉以封锁航道。阿尔比马尔命令佩特立即动手执行，好象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这时强劲的海潮正往查塔姆锚地涌来，执行这一任务远非易事。
大型战舰唯有在涨潮时以小船拖动，才能驶往上游，而小舰则只能在退潮时才能顺流沿江而下。佩特要求拨给划艇，以便拖动“皇家查理”号，而阿尔比马尔则说，不能拨给他划艇，因为他也需要划艇载士兵和枪械去岸上炮台。被派往大舰的人员，紧接着又奉令下舰，去充实火攻船。运走“皇家查理”号的命令被撤消了，因为有人坚持它应该原地不动以当水上炮台用。但有人发现舰上根本没有火药和枪械，火炮也不多，于是又下达了运走它的命令。但这次，能够驾御它的唯一领航员又随火攻船往下游去了。
次日，即六月二十一日，英国人设法在横江铁链下的狭窄航道中沉没了五艘火攻船和两艘双桅船。这一行动被正在进行侦察的荷兰单桅船和划艇看到了，于是荷兰人暂行撤退了，以待时机。
整夜，英国部队调兵遣将，紧急行动——但效果甚微。海港中塞满了小船，水手们拼命划桨，东奔西跑担负着重要的差事，时而又有人在黑暗中叫喊，命令他们停下正在干的事，去干其他差事。大型舰只没有人控制，正在随海潮飘流。“亨利”号此刻装备着六十四门火炮，离开码头，没有小船牵引沿河往上飘流，直到撞在查塔姆和罗彻斯特之间的桥上，才在海潮中飘忽不前，接着，在退潮时又随潮下行，直至搁浅，潮水升起时又再飘起来，佩皮斯听说，后来它自己停了下来，“任何领港员都不能作得这样出色。”
与此同时，士兵们在梅德威河的泥滩里奋斗，安装大炮。没有一块结实的地方能把炮架起来，为了建筑炮床，部队正在搜寻橡树木板，并寻找一块坚实的地段。阿尔比马尔下达了一系列根本不可能办到的命令，并宣称”违令者处死”。(人们怀疑，对于人人都将承受的即将来临的这场灾难，他是否早已在心中酝酿着为自己开脱的借口。)
人们唯一的希望是改变风向。但是风向仍然没有变，徐缓地从河口吹来。六月二十二日晨，越过泥滩，人们可以看见荷兰人的船桅正随着海潮沿河而上。先锋中队躲过英国人凿沉的火攻船，很少停顿。这支部队由三艘快速舰，四艘武装快艇和两艘火攻船组成，尾随在后面的，是一支由二十多艘战舰组成的纵队。它在晨光中延伸到远方。约在十时，主力队绕过最后一道河湾驶到横江铁链面前。
荷兰人还不知道他们在港内搅起的混乱。他们这样大胆的航行，实在是一个惊人的伟绩。英国人始终赞扬这一勇敢行动，并认为这应归功于德·路特，其实，德·路特并没有在此行中担负先锋任务。这是一次小舰作战行动，而他的位置，至少在作战之初是这样，只是在泰晤士河外的主力部队中进行指挥。
这次攻击是由柯尼利斯·德·威特组织实施的。他作为文职人员代表，不顾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和舰长们的反对，率领着先锋部队沿河而上。随行者有一位名叫威廉·约瑟夫·冯·根特男爵的海军将领，以及快速舰和火攻船的初级舰长们。对横江铁链的关键一击，是由詹·冯·布莱克尔舰长所驾驶的“弗雷德”号(装备四十门火炮)快速舰实施的。他指挥战舰沿河直驶上至铁链处，然后跳上在障碍外的英国快速舰“团结”号。这是英国唯一配备有人员的战舰，而舰上人员因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因而他们惊慌畏惧，纷纷逃生，游向海岸。两艘荷兰火攻船跟随在“弗雷德”号后面。第一艘是“苏桑那”号，撞在铁链上着了火。第二艘是“普罗·帕特里亚”号，船头翘起，舰身压在铁链上(铁链已垂至水下数英尺深)将铁链压断了。
快速舰及其他轻型武装船只挤在一起，随着身后吹来的风和海潮，越过了现在已经成为废物的铁链。在铁链上方的两艘英国守卫船已被放火燃烧。当火焰延及船上的火药舱时，两条船双双碎裂。“马丽”号也是如此。这艘装备了七十门火炮的战舰是在早先的战斗中从荷兰人的手中俘获的，这次，在头一夜的骚乱中它已经搁浅。另一艘装备有六十六门火炮的“蒙默斯”号，曾于最后一刻被拖到上游，也在厄普诺尔炮台外搁浅，后又再度浮起，到达了船厂上方。
剩下的是“皇家查理”号，这艘英国海军引以为荣的战舰，曾先后充当约克公爵、鲁伯特殿下和阿尔比马尔的旗舰——这时它孤苦伶仃，独处一隅，帆缆不齐，炮位空空，成为瞎指挥的受害者。令人惊讶的是，“皇家查理”号竟没有上行到安全地点，一小帮英国船员曾经两次企图采取最后措施，但都未能使它燃烧起来。此时舰上人员纷纷游水逃命。一艘荷兰小艇载了九个人登上该舰将它俘获。一个在上游曾经伤心地目睹这一情形的英国人缅怀往事时说：“我们这艘残舰，犹如一只被剥掉羽毛的家禽，软弱无力，任人宰割。”英国的高级司令官们，包括阿尔比马尔在内，都望见了“皇家查理”号上的国旗降落，荷兰旗升起。柯尼利斯·德·威特登上了这一艘比荷兰人所拥有的任何舰只都巨大的战舰。他坐在约克公爵的住舱中，就地写下一份胜利报告。他这封快信注明的日期是：“一六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约午后二时于‘皇家查理’号。此舰泊于查塔姆船厂的河上。”接着他感谢“万能的上帝，以其旨意，通过至高无上的国会的光荣的军队挫败了英国的骄横。”
也就是在这里，在横江铁链的上方，荷兰人停止了前进——这不是由于英国人的拦截，而是由于海潮的转流。
有关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的每一步消息抵到伦敦时，都迟滞一天。这是三年中使伦敦惊恐万状的第三次灾祸——第一次是大瘟疫，接着是大火灾，这是第三次。预料荷兰人将在泰晤士河不断沿河而上。有人劝请国王离开首都，国王陛下却乘船沿河而下，督率臣民将舰船沉河以堵截航道，同时装备火攻船以应战。他的臣民在瞎忙中做出了某些劳民伤财的错事，他们不是利用空船堵塞河道，而是凿沉那些有耐航能力的商船，这些船舱中装有大量值钱的货物。佩皮斯还保存着他那几袋价值一千三百英镑的黄金。他再次将这些黄金送出伦敦，这次他和妻子、父亲同行。他严厉指出必须埋在靠近剑桥的他家庄园的花园中。他们照办了，但是使他生气的是，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洞，而这时邻居们正在教堂里，他担心有人看见，会把这些金子挖走。
谣言四起，人们无所适从。人人都在寻找发泄不满的对象——国王、教区牧师、海军局、海军将领们。一个来自查塔姆的人告诉佩皮斯说，荷兰舰上有英国水手在叫嚷——确有许多这样的人。人们可以听到他们的喊叫是；他们以前曾为获得票据(意指海军的IOUS)而战斗，现在是在为获得现金而战斗了。一群群水兵的妻子走在伦敦街头，她们也在叫喊：“都是由于你们不给我们的丈夫发饷。”夜晚鼓声响彻城市上空，号召最后一批民兵后备部队出动。关于荷兰入侵的情况从四面八方传来，又由多佛向德文郡海岸传播开去。
在查塔姆，燃烧的舰只火焰腾空，四处横飞的炮火闪闪发光，把六月二十二日的夜空照得通红。荷兰人在下游，距此不到一英里。他们已由横江铁链处推进了一英里半。在查塔姆和敌人之间，只剩下岸上的防御，北岸是厄普诺尔炮台；南岸，在船厂的下方，已经架设了由伦敦塔运来的十门重炮。在这些防御的上游，即在横跨在河上的罗彻斯特大桥前面，还有两英里长的一段河流。这晚上，为了设法把残余的舰只驶入最后防区，出现了更为混乱的行动。结果，事没有办成，舰只却被抛弃了。阿尔比马尔又下达了另一个未经考虑的命令：将所有舰只在锚地凿沉。接着又取消了这一命令。同意采取某种不太过激的措施：将它们尽可能地拖到上游，使它搁浅并凿洞灌水，使荷兰人无法将它们拖走。
夜晚，河上游行驶着的舰只时隐时现，一些舰只好象有人驾驶，有的则让它随风飘流，弃之不顾。三艘巨舰：“皇家奥克”号、“皇家詹姆斯”号和“皇家伦敦”号，紧靠在一起在泥滩上搁浅，正好位于炮台上游，并被凿沉在这里，它们半身灌满了水，埋在泥滩中。这些将英国技艺与科学汇聚于一炉的最优良船只，如今是被遗弃了，束手待毙。到早晨，其余大多数的舰只都在桥下方河流的最后一个急转湾处挤成一团。阿尔比马尔在炮阵地上和官兵们一同渡过这个夜晚。这是一个稀奇古怪的场面，这位从不低首下心，上帝赋予无限权力的贵族，这时却智穷力竭，不知如何使用权力，置身于那些阴沉失意的部属之中。他写道：“没有款发放薪饷，虽然尽了我的力量去做、去说，也没有法子给他们以激励。”
德·路特本人在上半夜溯河而上。德·威特传谕紧急召见他。两人在俘获的“团结”号上议事。他们同意趁早晨的海潮，尽可能地上溯到厄普诺尔炮台，并在那里放火焚烧三艘巨舰。因此从舰队又调来了五艘火攻船。此外，其他事情都无法计划，进攻或撤出，都要取决于风。
早晨，双方再次交战。但这次是在荷兰战舰和英国炮台、船厂炮群之间进行的。本来即使是最蹩脚的岸防炮手，也可以用自己有利的条件制服舰船：因为在岸上炮床是稳定的，射击目标既大又不堪一击。而且从炮阵地到河道中心仅三百码射程，这些专用于岸对舰的大炮，不可能不击中河上舰只。但是厄普诺尔炮台，犹如巨大的横江铁链一样，实际上是虚设的防御。一些炮架因年长日久已经破朽，许多大炮本身由于废弃不用，已经无可救药地生了锈——而更糟的是，急急忙忙运到炮位上的炮弹，与旧炮的口径不合。
因此荷兰舰只没有一艘被焚或被击沉，它们在德·路特和德·威特的紧急督战之下向前推进。他们俩人站在没有遮盖的大舢板上，大声发号施令。战舰和炮台上的大炮交互射击，火攻船则绕过它们，每条船都钩住他们的牺牲品。首先是“皇家伦敦”号突然燃烧起来，接着是“皇家奥克”号，然后是“皇家詹姆斯”号。有人从船厂看到这情景后写道：“这三艘威武雄壮，战绩辉煌的战舰的毁灭，是我生平所看见的事情中最令人痛心的。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见了都会伤心泣血。”
“皇家伦敦”号和“皇家詹姆斯”号燃烧得不够快，荷兰人对此感到不满足。于是他们又用最后两艘火攻船去助长火势。腾空的烟云弥漫在查塔姆上空。血红的火光下，战舰火炮与炮台大炮响若惊雷。荷兰的小舟在纷纷下落的火烬中穿梭突进，引导着火攻船的船员们，同时载上完成任务的船员离开。
荷兰人没有进一步向船厂进袭，也没有向桥边的舰船进攻。他们虽然适可而止，但是却给英国人留下了最后的羞辱。荷兰人没有放火烧毁英国海军的旗舰“皇家查理”号。他们派船员登上了该舰。船厂的人们瞠目结舌地望着这发生的一切。他们看见这一艘巨舰开始倾斜，猜测着荷兰人是在把火炮和一切可以搬动的东西，搬到舰的一侧，因而使战舰吃水较浅。荷兰人把“皇家查理”号拖到河道中央，然后沉着冷静地拖过断落的铁链，“趁着顺潮和顺风的时候”沿河而下，佩皮斯以一种不太情愿的敬佩之情记述道：“即便是查塔姆最优秀的领航员也不能做到这种程度。”
佩皮斯多少有些夸大。但是似乎一切都是按照荷兰人的指挥作的。风从东北来，助他们鼓帆而进，然后转到西南，又给他们撤出梅德威河助了一臂之力，而现在海潮又推波助澜，转流退潮。当然，拖着这样一艘巨舰绕过全部障碍，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佩皮斯的赞扬总的说来是正确的。
沿河岸各处，聚集着英国的步兵和骑兵，向顺流而下的敌舰射击着。但是射程太远，武器火力太小，对敌舰说来，无关痛痒。荷兰人更耽心的是风和浪。风可能随时变向往北吹，而全力推着他们前行的落潮，正在使河面降低，使两岸泥滩给他们造成的危险不断增加。
载着德·威特和德·路特的快速舰“哈德威克”号搁了浅。两位领袖匆匆换乘到一艘较小的单桅帆船上，以结束剩下的航程。“哈德威克”号的舰员，不得不焦急地等待海潮上升起来，才能继续航行。最后，荷兰人全部顺利地撤离了梅德威河，但舰队还必须驶经几乎同样险阻难测的泰晤士河。他们曾经有好几个小时心急如焚，因为战利品“皇家查理”号和另外三艘大舰都在靠近泰晤士河口的沙洲上搁浅。但是它们还是及时浮起来了。最后在英国海军基地的心脏逗留了七十二小时之后，荷兰舰只全部胜利返航了，没有受到军心已经涣散的英国人的任何追击。
“皇家查理”号在胜利中被带回荷兰时，荷兰人万众欢呼雀跃，他们拥挤在岸边看着它驶进港来。不久之后，柯尼利斯·德·威特，米歇尔·德，路特和威廉·冯·根特，每人由政府恩准赏赐了一个价值二万五千盾的金杯。约翰·德·威特则被赐给无比的荣誉。他写道：“赞美上帝，感谢上帝，赐予如此大的恩惠，使敌人的骄横受到挫折。使流血战争变成体面、可靠的和平。”
至于“皇家查理”号，从此就再没有出航。荷兰人让它展览了一段时间，然后搁置起来，最后到一六七二年，荷兰人才将船料、余物等当众拍卖——获得了五千盾。但是他们把船尾的雕刻制品：皇室盾形徽章保留下来，和船上其它珍贵的海军手工艺品储存在一起。
英国人在梅德威河之战中受到重创。海军的六艘巨舰全都损失了。两艘其它的舰只被俘，数艘较小的舰只全部被凿沉。他们估计全部损失接近二十万英镑。由于荷兰人在一段时间内拦截海岸船运，封锁梅德威河和泰晤士河，给英国带来了相当巨大的商业损失。但这一切终于过去了，英国人并不是那种悲观的失败者——至少不是象荷兰人所说的那样。虽然这确实是一次震撼人心的失败，但失败者却佩服胜利者冒险行动的一举成功——佩服他们的勇气、能力，最佩服的还是他们的骑士精神。荷兰人没有烧毁房屋，也没有抢劫，只是有人顺手牵羊的抢劫了一些羊宰了当副食(对此，荷兰海军还以军法审判了那些不服从命令的士兵)。在整个攻击中，只有一个平民被害——一个好奇心特强的人，从邻近的一个山头上观看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而被流弹击中。
英国人也找到了一位英雄人物，用以挽回面子。这个人不是海军，而是陆军上尉阿奇波尔德·道格拉斯。他指挥一些奉命登上“皇家奥克”号的苏格兰士兵。这些苏格兰人是从驻在马加特的部队调来的。只不过是在抵抗荷兰人的袭击时的一种象征性的力量。当该舰着火时，全部人员都逃之夭夭，只剩下道格拉斯一人坚守在舰上直到最后牺牲。不久以后，有人写了一首美好的颂诗“忠诚的苏格兰人”，描写道格拉斯生命的最后一刻：
倒身甲板，他随舰同葬海中，
他珍爱的利剑永不离身，
头颅枕卧着燃烧的船木，
身躯拥抱着炽热的舰身。
战舰焚毁，载着遗体淹没，
尸骸沉沦，大海悲咽哀鸣。
英国人对于这一败局的惩罚并不宽大。自国王以下许多身居要职的人，应受遣责。对此，人人心中都有数。其实，根本的错误在于这些年来的世风日下，道德衰败，容许权高势重的人为己谋利，听任水兵们饿死。而对身经梅德威惨败的下级军官却施以重罚。一人被枪决，另一人被判“把枷锁套在颈上，用木刀击他的头部”(当时的史书有此记载)。而掌权的人则联成一气，为自己开脱，将一应大小罪责，推给彼特·佩特一人。
佩特是无辜的。由于向他下达的命令是互相矛盾的，使他无所适从，也由于他过于软弱而不能为自己辩护，结果他成为一头顺手可擒的替罪羊。还因为他掌管船厂，因而这次防守中的一切失误都可以随意推给他。这位无事不记的佩皮斯说，佩特的过失“我认为只不过是极为疏忽大意，总的说来，我发现他是个软弱、没有定见的人。在这次事件中，他的罪过自始至终不过是严重的失职而已。”但是，阿尔比马尔公爵却对佩特提出了正式指控，下议院提审佩特，并判以囚禁在伦敦塔中。四个月后，在诿过之风开始消散时，他才被释放。
这时，布雷达的和平协定，已经签署。人们可能认为荷兰人获得这样大的胜利后会提出压倒对方的条件。但荷兰人没有这样。可能是由于在梅德威对英国人的羞辱，已经对英国火烧特尔谢林岛的行为报了仇，这样就心满意足了。荷兰人不是以强凌弱的人，这种战争也不是恃强凌弱的战争。从更为实际的意义来看，英国人仍然拥有一支舰队，自东向南的海岸上，拥有几十艘战舰组成的几个中队；从经济和其他领域所造成的危害来看，它仍然是令人畏惧的敌人。最后，还有法国，它的阴影不祥地笼罩在西面。因此，最好是接受这种僵持局面，最好是同意保持这种体面的和平并了结此事。显然双方都对条款采取了克制态度。英国人在“航行法规”上作了某些微小的让步，而荷兰则仍然承认了航行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的海峡以及英吉利海峡时向英国致敬的要求。英国承认荷兰对南美的苏里兰的领土权，而荷兰则同意英国在西非保留要塞。双方交换了两个岛屿：荷兰获得普洛·伦岛，这个岛上豆蔻树正在迅速生长，英国则获得曼哈顿岛。双方都表示满意。
在实力和领土方面，双方都没有占先，既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损失什么。但是两国却占有了某种财富——经验。他们获得了海上战争的科学知识，他们锻炼了各自的作战技能。他们建造了战舰——与商船有着明显区别——一种对于贸易安全至关重要的船只。他们创造了战舰纵队排列的重要战术：按照预定的计划调遣舰只以整齐地编队投入战斗——此一战术曾经被运用达两个世纪之久，直到纳尔逊公爵应用他的才华，在特拉法加尔之战中又创造一种新的战术为止。最后，他们发展了一种运用于海上的特定的战略思想以获得上述的一切成就。虽然商人们喋喋不休地猜忌和抱怨，但两国海军之间相互尊敬和赞扬，却可以从停战后即很少发生冲突这一现象看出来。
德·路特的儿子，恩格尔这时十八岁，担任一艘快速舰的舰长。荷兰命令他率舰出使伦敦，接运一名荷兰全权公使回国。在伦敦，年轻的德·路特荣获英国海军将领们的盛情接待，这些将领曾经是他父亲的手下败将。同时国王查理二世也册封他为骑士。这是表示友善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