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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式的长序

编年史式的长序

作者:石岛晴夫·日本

出自————《西班牙无敌舰队

出自————《战争通史

   插曲之一 和平使者无敌舰队的到来

   1554年7月19日,星期四,一支由130余艘大小战舰编成的庞大舰队,乘着海峡特有的西风,浩浩荡荡向东驶入海峡。桅杆上、船楼上装饰着五彩缤纷的旗帜迎风招展,在巨大的加里船高耸的船尾楼上,西班牙王国国旗在微风中飘扬,格外引人注目。

   庞大的舰队一驶进怀特岛西端的尼德雷斯角,10多艘英格兰单桅帆船便冒着越下越大的暴雨前来迎接,把无敌舰队引入索伦托海峡的深处。下午4点,无敌舰队的旗舰“圣埃斯皮里图”号(900西吨)停泊在汉普郡港城南安普敦城堡旁边。第二天,即7月20日,仍然细雨朦胧,但码头上已经站立了前来迎候的一排排贵族和士兵。德国、西班牙、尼德兰(Nederland,包括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一带,下同)的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一世(即卡洛尔五世)的长子腓力王子,在市民们众目睽睽之下第一个踏上英格兰国土。

   前来同英格兰女王玛丽·都铎结婚的腓力王子身边,虽然簇拥着许多出于无奈到陌生的异国生活的西班牙贵族,但是乘坐舰队前来的8000名士兵却未准许登岸。不久,无敌舰队主力到朴次茅斯港补充食物和淡水,再次返回西班牙,运兵船队也驶回对岸的佛兰德。

   英格兰女王玛丽·都铎的生母是亨利八世的王妃凯瑟琳,因为她是西班牙阿拉贡的费尔南德亲王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之女,所以玛丽是半个西班牙人混血儿。由于除玛丽外其他6个儿女都过早夭折,没有继承王位的男子,所以亨利八世便无视罗马教皇的反对与凯瑟琳离婚,结果导致英格兰国教会脱离天主教世界而独立。

   亨利八世第三个王妃西摩亚所生的爱德华六世,在只有短短6年的统治期间,推进了英格兰国教的新教化。然而,当狂热而诚挚的天主教徒玛丽即位女王伊始,便按照她的表兄,天主教最强有力的拥护者查理一世的建议,不顾宫廷重臣和议会的强烈反对,决意同腓力王子结婚。

   7月26日,星期三,玛丽和腓力的结婚仪式在汉普郡古都温彻斯特庄严地举行了。据说,结婚仪式举行之前第一次同腓力会见的玛丽,一下子被他的英俊仪表迷住了。但是腓力对于同预先赠送的肖像相差甚远的女王尊容却有点失望。然而,假如通过这种政治结婚使英格兰成为西班牙的附属国,能够有力地牵制当前的敌国法兰西的话,容貌的缺陷也只好忍受了。

   腓力作为一个温柔、优美、体贴入微的丈夫,同玛丽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不久就东渡海峡到布鲁塞尔,专心致志为巩固对荷兰的统治大业而奔走。1557年3月,腓力继承了父王查理一世王位,回到了伦敦。成了西班牙同盟国的英格兰,被迫陷入了与法兰西为敌的窘境之中。并且经过近百年的战争,前赴后继做出了无数牺牲得来的大陆桥头堡加来也被法兰西夺回去了。

腓力二世

   比丈夫年长11岁的玛丽,急于同腓力生一个继承王位的孩子,甚至不惜伪装怀孕。然而腓力对玛丽根本没有爱情可言,加上很不适应英格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于是,他心中暗自作出了抉择:与其留在英格兰充当女王寡情的丈夫,不如回去做更为尊贵的强大富裕的西班牙国王及其殖民地的统治者。

   不久,他郑重宣告返回西班牙,并于1557年7月3日告别了专程到多佛尔相送的、悲痛欲绝、依依惜别的玛丽,重返佛兰德。玛丽百般无奈,只好把被丈夫抛弃的侍女安·布琳的女儿伊丽莎白 [ 注:伊丽莎白为亨利八世与第二个妻子安妮·博林的女儿,是玛丽女王的同父异母妹妹。参见本站温斯顿·丘吉尔著《英语国家史略》,第二卷,第三~七章。 ] 指定为王位的继承者,而她自己却于翌年,即1558年11月17日在失爱、孤独和绝望中含恨而逝,终年42岁。

   玛丽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同腓力结婚后,更加坚定了她在英格兰重建天主教的信念。她不顾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多数国民的反对,让大批牧师、神父复职,并命令议会通过了异端者处罚法。因此,从1555年起,三年之内就有300多名新教徒被处以火刑,从而被后世称为“血腥的玛丽”。

   相反,她这种狂热迷信,倒行逆施的政策,导致了英格兰国民团结在反天主教、反西班牙阵营方面,并促成了伊丽莎白时代强烈而牢固的爱国心。曾经作为和平的婚礼使者访问过南安普敦港的无敌舰队,于34年之后的1588年又充当了侵略异端国英格兰的十字军,再度东进海峡。

   插曲之二 伊丽莎白女王的考验

   1558年11月20日,即玛丽女王逝世后的第三天,英格兰新女王伊丽莎白在伦敦以北30公里的哈特菲尔德宫召开了首次枢密顾问官会议,那年她刚满25岁。

   期待生一个男孩的亨利八世,对伊利莎白的诞生深感失望,然而国民却为女王的诞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后来她的母亲安·布琳生了一个死产儿,亨利八世却以通奸罪为借口将其处死。因此与凯瑟琳的处境一样,同安·布琳之婚约宣告废除。成了庶子(侍妾所生的子女)的伊丽莎白本应丧失了王位的继承权,但亨利八世发现她天资聪慧,才气横溢,因而作为女王来抚养,关怀备至,宠爱非常。

少女时代的伊丽莎白

   第三个妻子杰恩·西摩尔所生的男孩就是亨利八世死后继位的爱德华六世,伊丽莎白同他一道,从孩提时代就接受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良好教育。担任教育女王的教师们都是剑桥大学的思想先进、博学多才的学者。在这个宫廷教师爷的圈子里有威廉·塞西尔、尼古拉斯·培根等,后来都成了伊丽莎白身边的显贵近臣和辅佐英格兰多难国政的有为人才。

   聪明伶俐的伊丽莎白就是在这样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培育起来的。她10岁左右就掌握了拉丁语,不久又学会了法语、意大利语和希腊语。正因为吸收了先进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伊丽莎白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对新教的信仰。可以想见,在狂热的天主教徒玛丽女王的统治下,伊丽莎白继承王位的基础非常薄弱,随时都有可能被废黜。

   1554年发生了托马斯·怀亚特反对玛丽同腓力结婚的叛乱时,伊丽莎白也曾被怀疑参与叛乱,被囚禁于伦敦塔内。但她坚持自己无罪和忠诚,使玛丽不得不打消了将她处死的念头。摆脱险境、劫后余生的伊丽莎白此后一直隐居哈特菲尔德宫,等候时机的到来。

   应伊丽莎白女王邀请前来参加会议的都是新任命的枢密顾问官。在那次会议上,她表明了这样的观点:顾问官不宜太多,人多嘴杂,非但得不到有效的建议反而招来许多争吵和混乱,为此,必须重新研究今后枢密院的构成。于是她把上流社会出身,在剑桥大学学过法律的威廉·塞西尔(后来的巴里卿)提拔为秘书长(即国务卿)。

   伊丽莎白女王曾经对塞西尔说过:

   “足下尽忠报国,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请勿以朕意为念,望今后直言敢谏。”足见对其信赖之深。

   当时英格兰还没有君主立宪制度下的责任内阁制,由女王任命的枢密顾问官多数分别担任政务,而且他们在下议院(平民院)都没有议席,指导不谙政务的地方官员,通过这些措施掌握立法和行政,辅佐女王治理国政。

   直到翌年1月15日举行的加冕仪式那天,伊丽莎白才最后钦定了枢密顾问官的人选。将玛丽女王时代设立的30多名顾问官,裁减到不足20名,除了包括接近北方苏格兰的势力强大的6名贵族外,其余都是同女王一样受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教育,出身于上流社会名门望族的实干家。这些人物中包括称之为女王肱股之臣、从政达40余年的塞西尔;建立严密的特务间谍组织、在外交政策上大显身手的弗朗西斯·沃尔辛格;以“劣币驱逐良币”著称的伦敦商人、财政顾问托马斯·格雷沙姆;大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之父、大法官尼古拉斯·培根等。

   所谓上流社会,在英格兰是指新兴的地主阶级。他们合理利用土地致富,取代了靠有限的农业收益、身负巨额债务的没落贵族,而身份和地位又仅次于贵族。在新兴地主阶级之中,有的人被任命为治安审判官,行使地方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有的则被选为下议院议员,取得官职而成为新贵族。其中大多数是利用“圈地运动”中扩占的土地经营牧羊业、毛纺织业的工业主。

   另外还有从事毛纺织品输出贸易的投机商人,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市场上非常活跃。同时,由于毛纺织品生产不断扩大,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新的贸易市场相继开辟,于是获得女王特许的俄罗斯、非洲、西班牙、莱万特等垄断公司应运而生。

   这样一来,通过毛纺织品贸易发财致富的投机商人们,大量收购土地,利用通婚同富裕地主密切地联系起来,逐渐跻身于上流社会。这个上流社会和新兴商人们正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的英格兰国力充实和发展的原动力。她通过同这个新阶级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合作,开始治理英格兰多灾多难的国政。

   重建国教会乃是伊丽莎白女王必须全力以赴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了防止由狂热的天主教徒玛丽女王导致的国内宗教混乱和对立进一步激化,又要避免得罪于西班牙和罗马教皇,她必须采取极其慎重的方针政策。在1559年1月第一次召集的会议上,通过了恢复国王在英格兰国教会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法案,接着还宣布新教祈祷书是唯一合法的祈祷书。

   女王这一措施,从天主教方面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从激进的新教徒方面看来还略嫌含糊暧昧。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小心权衡了国内外的形势,选择了不偏不倚十分明智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玛丽女王在丈夫腓力二世的煽动下,与法兰西进行的战争,终于在1559年4月签订了和约结束了。结果,丧失了大陆的桥头堡加来,其代价是从法兰西获得巨额赔款,这个结局虽很不理想,但却多多少少减轻了一些屈辱感。

   伊丽莎白女王第二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是苏格兰问题。当时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同法国皇太子弗朗索瓦结婚,正在巴黎。她的母亲玛丽出身于法国最强有力的家族——吉斯家族,作为摄政王,亲临苏格兰,并在苏格兰境内各地驻扎了法军。1559年9月,爆发了新教徒贵族和上流社会反抗法兰西和天主教的大起义。伊丽莎白女王慎重地静观形势发展。到了翌年3月底,终于派遣远征军和舰队前去支援起义。结果于1560年7月6日签订了爱丁堡和约,法兰西被迫断绝同苏格兰的一切关系,罗马教皇的支配势力也被全部肃清,此举完全解除了英格兰北面的威胁。

   伊丽莎白女王就这样踏实、慎重地统治着英格兰,身边重臣如林,人材济济,是当时欧洲大国的君主们所不能比拟的,这对她来说比什么都宝贵,比什么都幸福。

   插曲之三 腓力二世的孤独

   1563年,在离马德里西北50公里的瓜达腊马山脉南坡高地上,一座雄伟壮丽、金璧辉煌的修道院开始兴建了。

   有史以来比任何一位君主都富有,而且拥有广大领土的腓力二世,一直梦想着为过去历代君主和自己本人建造一座太庙兼寺院。

   腓力二世是一个固执的事务主义者,事无巨细,事必亲躬。甚至对于部下编写的任何并非重要的文件,如非亲自过目,不加上几笔就会深感不安。住进了工地附近木板修建的临时修道院里的腓力二世,从工地的选定到材料订购和细节设计,一切都要亲临监督和视察。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根本不返回首都马德里。为了处理堆积如山的政务,他的顾问官们不得不三天两头不辞辛苦攀登漫长崎岖的小道,来到国王跟前听候指示。1584年,经历了22年漫长的岁月,投入了难以估量的巨额资金的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终于竣工了。这座修道院所用的资金全部是从新大陆的殖民地那里掠夺回来的金银财宝筹集的,因此可以说,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是象征着堪称黄金时代的十六世纪西班牙王国的伟大纪念碑。

   1492年占领了格拉纳达(Granada),从此,结束了伊斯兰教徒穆尔人控制伊比利亚半岛长达八个世纪之久的历史。随之而来的严酷的审判,异端的暴风雨,致使无数犹太教徒被处死,或被流放,或沦为奴隶。从而完成了伊比利亚半岛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所谓复国运动。

   然而,长期在这个半岛上培育起发达的文化和繁荣经济的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商人、工人、手工艺人、学者、医生以及勤劳的农民们的消失,对于西班牙以后的发展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极大不幸。

   另一方面,进入十五世纪后,西班牙与葡萄牙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连绵不断的激烈战争,通过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斡旋,终于在1494年缔结了托尔德西利亚条约。按照该条约规定,大致以西经50度,即亚马孙河河口一带为界,东边属葡萄牙,西边属西班牙。因为罗马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所有基督教国家的精神统治者,所以,为了布施上帝的福音,被公认具有自由划分未开垦地区的权限。

   西班牙从所属的秘鲁和墨西哥等殖民地攫取来的金银财宝,从1550年以后飞速增加,到1590年时已达顶峰。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掠夺中,总额约4亿4千8百万比索 [ 译者注:比索——peso,菲律宾、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等国的货币名称。 ] 的金银财宝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西班牙。

   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已经是国家统一、拥有富裕的殖民地、国内一片繁荣景象,堪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由于王室权力极端集中,封建贵族对土地的支配,以及天主教信仰等因素,导致思想的桎梏日益加深;而且从新大陆掠夺来的金银财宝不是被塞维利亚商人巧取豪夺、王室穷奢极侈和惊人的浪费,就是白白地耗费于与荷兰、法兰西的战争中。由此接踵而来的是西班牙国内惊人的物价上涨,不久就波及到欧洲各国。尤其是由于长期宗教战争造成的法兰西经济的混乱,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西班牙产业发展显著停滞,曾经与英格兰和荷兰并驾齐驱、极其繁荣的毛纺织品和丝织品工业落后了,彻底失去了国际竞争能力。在1588年无敌舰队第一次远征之际,西班牙由于不具有铸造新型大炮的能力,又慌忙向各国订购,甚至从敌国英格兰秘密输入。

   被誉为“慎重王”的腓力二世,由于不能知人善任,独断专行,所以身边并无忠言直谏的重臣。辅佐腓力二世的官僚们,是一班笃信天主教的极端保守、唯命是从的庸碌之辈。较之伊丽莎白女王重用的出身上流社会、受过先进思想教育、精通实务的辅臣,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英格兰首都伦敦地处四通八达的泰晤士河口交通要冲,是繁荣的贸易中心。而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却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央、海拔650米的高地上。腓力二世的心腹重臣之一——在巴黎从事间谍活动的门德萨派遣的急使,必须翻越雨格诺教徒(十六-十八世纪法国的新教徒)势力强大的加斯科涅地区和比利牛斯山,以及瓜达腊马山崎岖的山路,长途跋涉几个星期才能赶到马德里。而掌握一切权力的腓力二世却偏偏住在远离首都的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单身牢房般的办公室内,过着恰似修道士的孤独生活。

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插曲之四 荷兰叛乱

   1566年8月,反抗西班牙的残酷压迫和宗教政策的民众自发的“毁坏圣像运动”,以安特卫普为中心在荷兰各地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愤怒的人们袭击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掠劫财物、杀人放火,一时形成了强大的革命浪潮。但是多数封建贵族仍然效忠于西班牙,或犹豫不决,或袖手旁观不愿参与,过激派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起义的烈火逐渐被扑灭下去。

   西班牙新总督阿尔瓦公爵受命镇压荷兰新教徒和加尔文教徒(以创始人约翰·加尔文命名的教派),并被授予军事独裁权。翌年8月他率领10000名西班牙士兵抵达布鲁塞尔,立即逮捕了起义的领导人埃格蒙特伯爵、霍恩伯爵,并设立宗教审判的“血的法庭”,从而开始了狂暴的恐怖政治。

   第二年(1567年)6月埃格蒙特等抵抗运动领导人被斩首。到1572年的仅4年之内就有约8000名新教徒被处死,3万人的财产被没收充公。而且为了进一步筹措军费,规定对荷兰议会征收动产和不动产交易的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五的临时税。结果,约有10万富裕的新教徒逃往英格兰或德国。以荷兰北部为中心的反西班牙的革命火焰,从此又越烧越烈,逐渐蔓延开来。

   很早以来,荷兰南部各城市的毛纺织工业就非常繁荣,而且可与英格兰并驾齐驱;在北部各洲以北海的鲱鱼渔业为基础的商业和贸易亦非常发达。安特卫普是当时世界商业和金融中心,于1531年就设立了世界第一间股票交易所。正是在这样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基础上,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的荷兰市民阶级,很早以前就受到德国兴起的宗教改革的深刻影响。因此,西班牙统治者越是进行宗教镇压,激进的加尔文教徒的数量相反越来越多。

   但是,荷兰长期以来都是哈布斯伯格家族的领地,1565年,查理一世引退,哈布斯伯格家族分为东西两支,从此便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对于自称为天主教的拥护者,同时又煞费苦心地在广大领土上进行政治和宗教统一的腓力二世来说,异教徒势力在最富裕的属地荷兰扩大,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

   在西班牙的残酷镇压下,1566年民众起义失败的时候,暂时逃亡到德国的奥洛尼公爵威廉被拥立为加尔文教徒军队的首领,站在荷兰独立斗争的最前列。他先从法兰西和英格兰取得支援的承诺,发给流亡到海外从事海盗活动的“海乞丐”们私掠特许证,专门袭击从新大陆回国的西班牙财宝运输船。由于加尔文教徒军与“海乞丐”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占领了谢尔托河口的弗拉兴和马斯河口的布里尔等重要港口,把阿姆斯特丹之外的北荷兰州和西兰岛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但是,1572年的大屠杀事件使雨格诺教徒蒙受了严重打击,不可能再给予荷兰有力的支援。更兼军费奇缺,因此,奥洛尼公爵的加尔文教徒军的战斗力逐渐衰弱下来。当阿尔瓦完全平定了南部各州之后,又乘势攻入北部。北部各州的城市甚至不惜施展洪水战术,进行顽强而激烈的抵抗。同时,1573年“海乞丐”们还在须德海歼灭了阿尔瓦的舰队。

   为了追究军事作战失败和因扣发薪饷引起的军队哗变的责任,阿尔瓦被召回西班牙,代理总督在任不足三年便暴卒了。以后西班牙军队士气衰落,军纪松懈。1576年10月3日在安特卫普发生了西班牙军队残暴的抢掠事件。因此,过去对西班牙持暧昧态度的南部10个州,以那次抢掠事件为契机,开始倾向和支持奥洛尼公爵。并在11月8日超越了种族、语言的隔阂,签署了所谓“枪炮之盟”,号召全体荷兰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外国势力的统治。

   西班牙驻荷兰的新任总督是莱万特海战的总司令唐·胡安·德·奥斯特里亚。他于1578年死去后,腓力二世便立即任命奥斯特里亚的外甥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德罗·法尔内泽继任。

   帕尔马巧妙地利用荷兰南北之间的利害冲突,慎重地施展离间分化策略,他首先确保以天主教贵族为中心的南部三部会 [ 译者注:三部会——法兰西、荷兰等中世纪以来的身份制议会。由僧侣、贵族、平民三种身份的代表组成。分地方三部会和全国三部会两类。 ] 政治上的自由。1579年又成功地在与北部分离的南部10个州成立了天主教的“阿拉斯同盟”,就是现今的比利时。

   因此,北部7个州便立即结成了“乌德勒支同盟”,1581年发表了脱离西班牙的独立宣言,从而诞生了荷兰联邦共和国,选举奥洛尼公爵为第一任总统。这里顺便说一下,因为在北部七个州之中荷兰州一直起领导作用,因此,该国被称作荷兰。

   腓力二世对“乌德勒支同盟”耿耿于怀,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于是,1584年7月10日派遣了一个狂热的法兰西天主教徒去荷兰暗杀了奥洛尼公爵。而后,奥洛尼之子18岁的莫里斯伯爵继任了“乌德勒支同盟”的首领。

   帕尔马拉拢南部天主教各州的策略获得成功之后,开始率领两万精兵投入进攻北部各州的战斗。1585年帕尔马大军攻克了安特卫普。似乎为了发泄未发军饷和待遇恶劣等所有不满似的,西班牙士兵不管男女老幼,屠杀了8000多名市民,烧毁了近千间房屋,使安特卫普化做一片焦土。

   在此之前,伊丽莎白女王虽然在财政上不断地给荷兰以援助,但在军事方面却一直没有介入。那一年她终于委任莱斯特为指挥官,派遣了8000名远征军前往荷兰支援。从此,英格兰便进入了同西班牙的交战状态。

   插曲之五 圣胡安德乌罗亚港事件

   1568年9月16日英格兰德文郡出身的贸易商人约翰·豪金斯率领了由六艘商船组成的船队,停泊在墨西哥东海岸韦腊克鲁斯的外港圣胡安德乌罗亚躲避暴风雨,并请求当局批准在港内修理船体。但是,于17日进港的西班牙总督麾下的舰队,突然在23日晨向豪金斯的船队开炮,转瞬之间四艘英格兰商船在毫无戒备之中被捕了。只有豪金斯的“宠臣”号和德雷克的“胡迪斯”号侥幸四散逃脱,回到本国。于是,豪金斯要求西班牙方面赔偿损失,却反遭对方的抗议,还指责他非法入侵其殖民地。

   然而,就在那一年的12月,一艘装载着价值20万镑军资送给驻荷兰总督帕尔马的西班牙运输船,为躲避恶劣天气和法兰西雨格诺教徒海盗的追踪,驶入了英格兰的普利茅斯港。西班牙方面请求英格兰能派船护送,但到3月底时,英格兰方面反而扣押了该船。以示对圣胡安德乌罗亚港事件的报复。

   这样一来,西班牙和英格兰在海上也进入了半公开的武装冲突局面。但伊丽莎白女王依然不敢贸然对西班牙宣战。而腓力二世也认为:只要荷兰的战争不结束,就不希望同英格兰展开全面的战争。

   约翰·豪金斯是连任两届普利茅斯市长的威廉·豪金斯的次子,他步在贸易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父、兄的后尘,从小就熟悉海员生活。1562年当他30岁的时候,便接受了伦敦商人的贷款,率领三艘商船远航非洲西岸。他从葡萄牙商人手中购买了300名黑奴后,立即前往西班牙殖民地海地岛的圣多明各。把全部奴隶转卖掉,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利益,三年后才返回本国。

   在这次成功的鼓舞和刺激下,1564年豪金斯又进行了第二次航海。这一次伊丽莎白女王也提供了一艘商船。豪金斯在这次航海中,从南美的委内瑞拉买了400名奴隶,又转卖给西班牙的殖民地,再次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返航本国时首次把南美特产——马铃薯和烟草引进了英格兰。因为豪金斯的奴隶比葡萄牙商人的奴隶价格便宜,西班牙殖民地才敢于违反本国的禁令,欢迎豪金斯的三角贸易。但是,在1568年的第三次航海中,他的船队终于被西班牙舰队逮捕了。

   在豪金斯第三次航海中,首次入伙的弗朗西斯·德雷克是豪金斯的远亲,也是德文郡人。他的父亲是普利茅斯北面塔维斯托克镇一个自耕农。德雷克生年不详,大约在1541年或1542年之间。

   1549年康沃尔郡天主教徒曾经发起“祈祷书叛乱”,反对爱德华六世使用英语祈祷书的决定。不久,叛乱蔓延到德文郡。德雷克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所以,他迁居到当时新教徒势力强大的普利茅斯,到湾内的一个小岛上避难。现在这个小岛被命名为德雷克岛,供海洋少年团野营营地之用。

弗朗西斯·德雷克

   不久德雷克父亲又迁到泰晤士河河口附近的吉灵厄姆,充任查塔姆新建造中的船厂工作人员和水手们的临时牧师。德雷克则在韦特兰船长手下做见习水手,来往于法兰西和荷兰沿岸,学习航海的实际业务。

   德雷克17岁就当上了沿海航线小帆船的船长。当他风闻豪金斯在三角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之后,便毅然把自己的船卖掉,参加了豪金斯的第三次航海。

   德雷克从少年时代就深刻体验到所遭受的迫害,所以,对天主教怀有刻骨的仇恨和强烈的反抗精神。他的投资在圣胡安德乌罗亚港转眼之间丧失殆尽,这更激发起他对西班牙仇恨的烈火。自从获得伊丽莎白女王恩准的报复特许状之后,从1571年起,德雷克就率领自己的船队开始对西印度群岛和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进行无休止的袭击和掠夺。

   特别是在1572年到1574年两年的远征中,他率领70名部下在西班牙财宝存放地——巴拿马地峡北岸的诺布尔德迪埃斯附近登陆,抄山间小路奇袭西班牙的财宝运输队,夺得两万多镑的金银财宝后,荣归故国。由于这次远征的成功,德雷克被誉为民族英雄,而西班牙方面则提出严重抗议,但伊丽莎白却不以为然,毫不理睬。

   西班牙方面指责德雷克是海盗行径,但德雷克则声称是依照女王颁发的私掠特许状行事的正当合法活动。而且他个人对腓力二世挑战的斗志也越来越旺盛了。

   在名著《浮士德》中,歌德通过靡非斯特说出:“战争,贸易、海盗三位一体,不可分割”这句名言。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海盗活动仍未绝迹。自古以来,许多国家和城市,为了垄断商业贸易,都在不断地你争我夺。因此,商船为了自身的安全,也采取了自卫的措施。

   因为当时没有国际法,而且各国的常备海军都十分薄弱。每到战时,国家和城市才给武装商船颁发特别许可证,承担掠劫敌船、没收走私品和禁制品、镇压海盗等任务。而且颁发许可证的政府可以分享抢劫敌船所获得的战利品,所以私掠船的积极活动当然受到欢迎和支持,日益发展起来。

   由于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敌国和中立国的界线是很难分清楚的,私掠船不仅抢劫中立国船只,甚至连本国的船只也不能幸免,因此,当时的世界海洋正处于无政府、无秩序状态。

   进入十六世纪后,发生了天主教和新教间的宗教对立,加尔文教徒的“海乞丐”严重地威胁着西班牙和中立国的船只。以法兰西西海岸拉罗舍尔为根据地的雨格诺教徒船员们,也以比斯开湾为中心展开了频繁的海盗活动。

   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和德文郡的大大小小港口城镇的船员们,自古以来就一直从事海盗活动,使通过海峡的船只和海峡沿岸居民食不甘味,卧不安寝,闻风丧胆。他们同该地的名门贵族和地主相互勾结,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那里大多数居民都以海盗为生。随着同西班牙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该地区上流社会的冒险家们纷纷步豪金斯、德雷克的后尘,为追求名誉和金银而竟相参加私掠活动。

   插曲之六 莱万特海战

   1571年9月15日。200余艘舰船组成的大舰队,舳舻相接,耀武扬威地驶出西西里岛北端的墨西拿港停泊地。在墨西拿港的陡岸之上,罗马教皇庇护五世的特使在为他们祈祷,预祝他们歼灭异教徒土耳其帝国的舰队,一帆风顺胜利而归。

   十五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后,便把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并入其版图内。1538年土耳其帝国在希腊西部普雷韦扎的海战中,大败西班牙、威尼斯和罗马教皇的联合舰队,从而获得了地中海的制海权,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三日月旗飘扬在非洲北岸的爱琴海的大小岛屿上。

   十五世纪末期,在西班牙发动的“复国运动”中,从伊比利亚半岛被驱逐到非洲北岸居住的穆尔人,同当地的伊斯兰教徒相互勾结,开始了频繁的海盗活动。被人们称作巴巴里海盗。他们臣服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严重威胁了西班牙和地中海各国的通商贸易。因此,靠地中海的贸易而繁荣起来,且长期称霸地中海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受到直接影响。在普雷韦扎海战中,大获全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欲乘胜攻占地中海的要冲马耳他岛,但是,当地勇敢善战的圣约翰尼骑士团顶住了土耳其军队的攻击,坚守岛屿,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于是,土耳其军的锋芒不得不转向威尼斯的殖民地塞浦路斯岛。

   单靠本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土耳其帝国强大攻击的威尼斯,便向基督教各国求援。然而,其他王国出于对威尼斯共和国的嫉妒和反感,一直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不予援助。但燃烧着维护基督教世界热情的罗马教皇庇护五世,首先成功地说服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并争得他的同意,向各国派遣特使,表达了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致抗击土耳其军入侵的意愿。

   那时,进攻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军队,正节节胜利,并包围了海岛东部要塞法马古斯塔。形势如此紧急,加上教皇的耐心说服,各国终于行动起来了。奥地利也积极响应,结成了反土耳其的神圣基督教同盟。西班牙承担战争费用的一半,威尼斯和教皇宫廷分别负担四分之一。

   首先,威尼斯提供了107艘加里船和6艘加里昂船,西班牙提供90艘,罗马教皇提供12艘,马耳他提供3艘加里昂船,总共组成了200余艘战船的庞大同盟舰队,并于8月上旬到9月上旬陆续抵达墨西拿港。

   早在公元前,加里船就已经活跃在地中海沿岸和各岛屿之间的航海中。这种船即使无风也可依靠划桨航行,因此常常作为商船和兵船并用。当时的加里船是划动两舷的一层桨来推进的,后来才逐渐大型化,并加以改进,改良为二层三层。所以两舷总共使用五、六十只桨,每只桨则由3-4名奴隶桨手划动。用做商船的加里船船幅较宽,干舷(吃水线以上的船舷)高,载货能力大。而用做兵船的加里船则细而长,干舷低,航速较快。有风时在中桅上挂三角帆,战斗时不用船帆,完全依靠划桨做推动力,充分发挥自身的机动性。

   加里船的战术是这样的:战斗时,先以架设在船首的一门4-6磅大炮,及其两侧杀伤敌兵用的轻炮,一边炮击,一边以横队迅速接近敌船。然后绕到敌舰舷侧,快速推进,用突击船首的青铜冲角撞毁敌船船腹。再用弓箭和火枪射杀敌兵。与此同时,配有枪和剑的士兵们立即跳上敌船,进行白刃战,以歼灭敌人。

   但是,加里船存在着许多缺点。首先,安装在船首的火炮太小,威力不大,而且只能向船首方向发射。加上干舷低,船体一旦受伤就容易进水;由奴隶充当的桨手一旦被杀伤,就会立即丧失战斗力。

加里船和加里昂船的战斗

   于是,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兵船——加里亚斯船。这种船的桅杆增加到三根,张挂着横帆以提高扬帆驶船的能力,并加大了船体,在舷侧安装了火炮,可以进行船侧炮击。但是由于划手的座位设在舷侧炮门之上,所以必须把桨加长加大,划手也要增加到5人。每当舷侧炮击时,都务必抽起桨,因而大大地减慢了船速。并且这种船的船体十分脆弱,重心又高,稳定性甚差,一般很少被采用。

   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英格兰也有这种加里亚斯船,但因为不能象西班牙那样驱使奴隶充当桨手,所以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就完全淘汰了。

   被任命为基督教同盟舰队司令官的唐·胡安·德·奥斯特里亚,是神圣罗马皇帝哈布斯伯格家族查理一世的庶子,又是腓力二世的表弟。当时他虽然只是一个刚满24岁的才华出众的青年军事家,却已在三年前镇压安达卢西亚伊斯兰教徒起义的战斗中建立过显赫战功。

   为使刚刚拼凑起来的舰队秩序井然,有效地发挥其战斗力,奥斯特里亚把整个舰队按国别分成5个分舰队,他本人亲自指挥。由西班牙和威尼斯共62艘加里船编成的中央舰队,插蓝色三角长旗。威尼斯指挥官巴尔巴里戈率领由52艘威尼斯加里船编成的左翼舰队,插黄旗。热那亚指挥官安德烈·德里亚率领由50艘加里船编成的右翼舰队,插绿旗。又派西班牙的胡安·德·科尔德纳担任由7艘快速加里船编成的前卫舰队的指挥官。派西班牙指挥官圣·克鲁斯率领的30艘加里船作为预备队。而威尼斯派来的6艘加里亚斯船,则按每组两艘,分别配制在中央、左翼、右翼三支战船队的正前方。

   同盟舰队于9月16日从墨西拿起航,横渡亚德里亚海入口的奥特朗托海峡,抵达对岸的克基拉岛(科孚岛)。从墨西拿到克基拉岛的距离虽然只有200海里,但由于天气恶劣和暴风雨的袭击,竟花了近10天的时间。加里船的桨手们同逆风和巨浪进行了艰苦的搏斗,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同盟舰队在克基拉岛休整了4天。然而,就在这时,塞浦路斯岛的要塞法马古斯塔于8月18日向土耳其军投降了。守军的司令和官员们被斩首,士兵全部沦为奴隶。消息传来,联合舰队的将士们无不义愤填膺,心中燃起复仇的火焰。

   克基拉岛4000名守军也一同登上舰船加入了远征行列,这样,同盟舰队的船员人数共计达8万之多(士兵和桨手占4万名)。

   另一方面,集结在莱万特海域的土耳其舰队也分为3个分队。总司令阿里·帕夏直接统率由78艘加里船编成的中央舰队;右翼舰队54艘由亚历山大总督穆罕默德·西洛可统率;左翼舰队93艘由阿尔及利亚太守乌尔奇·阿里指挥。

   9月30日同盟舰队从克基拉岛启航南下,驶向通往莱万特的佩特雷湾口的克法利尼亚岛南端。但不巧遇上了恶劣天气,只好暂时把出击日期向后推迟了几天。10月6日,海上风平浪静,偶尔吹着轻微的东风,舰队开始向佩特雷湾口进发。当天夜里临时停泊在仅离敌舰队20海里的海面上。

   次日黎明时分,两支舰队都摆好半月形阵势相互逼近。同盟舰队旗舰“马斯特”号上绣着受难基督像的紫金色军旗迎风招展,而在阿里·帕夏的旗舰上则绣上了金字可兰经经文的白色军旗,在风中翻卷着。奥斯特里亚换乘一艘小型加里船,挺立在船头,右手高举起基督圣像,在自己的船列之间巡回,鼓舞将士的士气,当他一回到自己的旗舰上,海上便立即响起隆隆的炮声,宣告战斗开始。

   战斗首先从行驶在同盟舰队中央和左翼舰队前面的4艘加里亚斯船炮击开始,炮弹命中了包括阿里·帕夏旗舰在内的许多土耳其加里船,其中的几艘很快就开始沉没了。午后,两支舰队的中央舰队和接近陆地的侧翼舰队展开了猛烈的近战。安德烈·德里亚的右翼舰队脱离了中央舰队,企图从南面冲击敌舰队的侧面。土耳其乌尔奇·阿里的左翼舰队乘机加速前进,中央舰队的右侧立即处于被攻击的危险处境,幸得圣·克鲁斯率领的后卫舰队勇敢地顶住了敌人的猛攻,方化险为夷。

   土耳其舰队的右翼从接近陆地一侧攻击同盟舰队的左翼,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两方的指挥官巴尔巴里戈和穆罕默德·西洛可都当场战死。在奥斯特里亚直接统帅的中央舰队的猛攻下,总司令阿里·帕夏被击毙,土耳其舰队立即慌了手脚,溃不成军,最后被各个击破。只有乌尔奇·阿里的左翼舰队侥幸逃出战场,才免被全歼。

   土耳其舰队损失惨重。其中150艘战船被击沉,30余艘触礁,110艘失踪。大约2500名士兵战死,5000名被俘,12000名基督教徒奴隶获得解放。同盟舰队方面也有12-15艘加里船被击沉,阵亡士兵约8000名,伤员两万多名。

   莱万特海战是萨拉米斯海战 [ 译者注:萨拉米斯海战——希腊阿蒂卡西海岸附近的小岛,公元前480年在该岛附近,地米斯托克雷斯率领希腊舰队大败波斯舰队。 ] 以来,长期作为地中海上主要战舰——加里船之间的最后大决战。同盟舰队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加里亚斯船的出现及其巧妙的配置,这6艘新型兵船被配备在船队的最前列,利用其威力强大的炮火大破敌人的加里船群。以这次海战为契机,地中海上海战的主角从此由加里亚斯船取代了加里船。从十五世纪中叶大航海时代开始,卡拉维尔船 [ 译者注:卡拉维尔船——十五-十六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兵船,是一种有宽阔的船首和高而窄小的船尾的三-四桅帆船。 ] 和卡拉克船就已经纵横驰骋在东大洋上。而且一进入十六世纪,由这些船改良和发展起来的能搭载许多大炮的加里昂船,便作为正式战舰大显身手于海上。

   罗马教皇庇护五世把莱万特海战大捷的日期10月7日定为节日,全欧洲天主教徒为这一巨大胜利而祝福,腓力二世的名望和权威也与日俱增。然而,他的注意力却被法兰西雨格诺教徒和英格兰的动向吸引过去了,他并不想从战略上充分利用这个胜利。因此,过了不久,威尼斯就同土耳其单独媾和,把塞浦路斯划归土耳其所属。重新建立起来的土耳其海军仍然活跃在地中海上。奥斯曼土耳其皇帝谢里姆二世直言不讳地声称:

   “虽然威尼斯人击败了朕的舰队,这只不过是烧了一下朕的胡须而已。但是朕夺取了塞浦路斯岛,这等于切断了他的右手。”

   插曲之七 英格兰舰队的整备

   1578年,46岁、年富力强的约翰·豪金斯接替其岳父本杰明·贡索雷,就任舰政府(海军部)的财务主管。

   豪金斯虽然自1562年以来在同新大陆西班牙殖民地的两次奴隶贸易中牟取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在圣胡安德乌罗亚港却遭到了惨重损失。此后,他一直从事舰船的管理业务。同时还参与侦探有关西班牙同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阴谋的情报活动。

   下面就简单地回顾一下英格兰海军的历史,并粗略地介绍一下当时海军的组织机构。

   英格兰的海军创造人有:九世纪为抗击丹麦人的入侵而组建舰队的阿尔弗烈德大王、大败法兰西舰队的约翰王、百年战争初期确保海峡制海权的爱德华三世等。但是,中世纪的英格兰并未设立常备舰队,只是根据形势需要才征用商船和渔船编成战斗舰队。

   后来,濒临英吉利海峡的多佛尔、桑威奇、赫斯廷兹、海斯、罗姆内五港结成港口同盟(后来温切尔西和顿伊加入),每年向国王提供57艘舰船和1140名水手,担任多佛尔海峡的防卫任务,为期15天。其代价是国王给予贸易免税和自治特权,从而他们便横行于上海,从走私到海盗行径无所不为,独占着海上利益。

   为了使在海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而且弊多利少的港口同盟,以及贵族和商人的海上势力完全控制在国王之下,约翰王之孙、爱德华一世任命两名舰队司令官,负责从多佛尔到康沃尔,以及从泰晤士河口到北海沿岸两个海峡的防卫任务。

   十四世纪末期到查理德二世时代,又将两位舰队司令官合并为“英格兰舰队海上司令”,即“最高司令”,为国王属下第九位高级官员。

   admiral是一个外来语,源于阿拉伯语,表示统辖海洋的回教徒之王,或者是首领之意。这个词通过十字军远征传入欧洲各国,而在英格兰,该词表示“主管”的意义要比“指挥官”更为确切。因此,作为国王的代理人,掌握整个海域的海事裁判、舰队的管理和指挥大权的要职,历来都任命并非船员出身的贵族担任。而身负实战指挥重任的指挥官一般都是地位低微、海员出身的军官。海上舰队司令是一个肥缺,每年可以从海事裁判罚款和港口税金以及各种手续费等项目中牟取巨大的利益。

   到了都铎王朝时代,由于专治君主政体的确立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作为一个岛国的英格兰建立一支堪与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等列强竞争的商船队和常备舰队,已经是当务之急。因此亨利七世在泰晤士河下游的格林威治兴建了造船厂,制造大型帆船,并采取了各种积极政策。例如:大力支持卡普托父子开拓西北航路;让议会通过各种航海条例和法令;从法兰西波尔多进口葡萄酒的运输业务,全部由本国船只承担等等。

   亨利八世当皇太子之时,就大力扶植皇家海军。他首先要求亲自出任舰队司令官要职,独揽舰队指挥大权。并设置了代行繁杂管理业务的“舰队司令官助理”和“副舰队司令官”之职。而且他还强调必须建立工作效率更高的管理机构,设置了称作“海军部长”的管理委员会。这就是后来的“海军部”这个组织的前身。

   初期的海军部首席是审计官或总监,次席是会计官。但是由于舰船管理需要巨额费用,会计官往往要受财政大臣的监督。1557年财政大臣被委以决定女王海军支出预算的重任之后,财政大臣便任命会计官为海军部的首长,废除过去的“副舰队司令官”的职称。

   从此,海军部的会计官便负担了为财政大臣和舰队总司令二人效劳的军政责任。按军政和军令分离经营海军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1832年一元化为海军本部委员会为止。

   身居海军部会计官要职的豪金斯,在以后10年中一直是英格兰海军主管财务的负责人,同时还担当舰船的建造和维修业务,实际上充任了相当于现代海军部部长之职。

   豪金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而且在海战方面亦具有非常进步的思想。他在任职期间,积极主张在当时的主力战斗舰加里昂船上增加搭载大炮的数量,并统一成标准的长炮身远射程的大炮,而且将船改造成更适于扬帆航行的船型。他认为,在今后的海战中,要采用“以大量远射程大炮的强大炮击能力去破坏敌船”的基本战术,为此必须在加里昂船上尽量增加多层炮甲板。

   同时,他还认为,高耸的船首楼和船尾楼,虽然对于过去一直沿用的一边以短射程大炮射击,一边接近敌舰的杀入战术很有效,但其重心高,有碍于船的稳定性和机动性,所以他极力主张缩小船首、船尾楼。可是有些持保守思想的指挥官则认为,高耸宏伟的船首楼和船尾楼能够威镇敌人,使敌军闻风丧胆,因此极力反对豪金斯的改革方案。但豪金斯仍坚持己见,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服。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当时著名的造船工匠马修·贝克的赞同,在他的通力协作下,新建造了一批船首、船尾楼特别低矮的加里昂船,并将旧式加里昂船改造成这种新型船。

   豪金斯的竞争者也是合作者的威廉·温特在舰载炮的改革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首先减少了过去作为杀伤敌兵用的轻型炮数量,增加了可以进行舷侧炮击破坏敌船船体用的大炮,并以坚固的青铜炮代替了容易破损的铸铁炮,还把短炮身的加农炮和准加农炮换成长炮身的卡巴林炮或准卡巴林炮。因为前者虽然能发射威力强大的30磅炮弹,但不足的是射程短,命中率低。而后者发射的炮弹虽然只有18-19磅,但出速快,精度高,射程约达一千米左右。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时,由于温特和豪金斯的共同努力,已使伊丽莎白女王有了一支威力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充分发挥扬帆行驶的能力和航速快的优点,同时,在敌船的射程之外,也可以施行舷侧炮击。

   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海军中,名将如林,人材济济。他们是谨慎持重的财政大臣威廉·塞西尔,宽宏大度的总司令查尔斯·霍华德,勇敢善战的副司令长官弗朗西斯·德雷克,以及海军部的首长约翰·豪金斯。1588年,女王的海军迎来了最初的考验时刻。

   287页下图是参加对无敌舰队海战的英格兰舰队的典型加里昂船的铜版画。这是著名的荷兰画家的作品。刊登在格林威治海事博物馆“阿尔马达纪念册”(无敌舰队海战纪念册)内,是参观者必欲购得之纪念品。

英格兰舰队的加里昂船  “皇家方舟”号(左上) “虎”号(右上) “金狮”号(左下) “白熊”号(右下)

但是,这些绘画是在海战很久以后,以荷兰船为蓝本描绘的,据称与原船出入较大。例如,“皇家方舟”号后甲板两舷上的形状奇妙的小塔,“金狮”号后桅的三角纵帆和后部了望台上的圆顶构造物等,都是虚构的。而且根据约翰·豪金斯的改革建议,船尾楼实际上应当是矮小的。

   插曲之八 抢劫“卡卡费尔戈”号事件

   1579年2月13日夜,德雷克潜入西班牙殖民地秘鲁首都利马的外港卡亚俄,仅两天之内就从西班牙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号掠夺了大量金银财宝。到了16日清晨,德雷克认为不宜久留此地,便乘港内一片混乱之际逃往外洋。

   西班牙总督被部下们在德雷克袭击时船上的官兵表现的惊慌失措、毫无抵抗的丑态激怒了。于是,总督急忙从利马派遣援军,并由两艘西班牙帆船乘载300名士兵,衔尾直追德雷克的“金鹿”号。但仓促凑集的西班牙船风帆和缆索都不完备,船速又极缓慢,更兼士兵晕船,指挥官们面对“金鹿”号无可奈何,望洋兴叹,只好打消了追赶的念头,两手空空地返回卡亚俄。

   去年(即1578年)9月6日,德雷克率领“金鹿”号历尽千辛万苦在暴风雨中突破了麦哲伦海峡,修理好受伤的船体后,雇用了当地的领航人,沿着南美洲太平洋海岸缓缓北上。那期间,他们袭击了包括现在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外港瓦尔帕来索在内的西班牙殖民地,而这一次却成功地在西班牙总督鼻子下奇袭了卡亚俄城。

   从1572年开始就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沿岸一带海域横行霸道、四处抢掠的德雷克,在当时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海盗。他在太平洋的突然出现,使西班牙总督惊慌万状,如临大敌,立即向太平洋沿岸各港派遣急使,以防德雷克的袭击。

   然而,德雷克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却不是南美沿岸的殖民地。当他奇袭卡亚俄之前,就已经从在洋上遇见的西班牙小型帆船那里获悉到关于两艘财宝运输船的一些情报。其中的一艘就是卡亚俄港内捕获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号,另一艘在几天前就离开了卡亚俄驶向巴拿马地峡。

   据卡亚俄港的准确情报报道:那艘名叫“卡卡费尔戈”号的船上装载着与“圣克里斯托瓦尔”号无法比拟的大量金银财宝。已经于2月2日离开卡亚俄港。于是,“金鹿”号顺风扬帆匆匆向北追赶那头肥美的猎物。

   跟踪了两周以后,终于在3月1日下午3时左右,在水平线上发现了追踪目标“卡卡费尔戈”号的桅杆。但德雷克并没急于迅速接近它,而是从“金鹿”号舷侧放下垫子和缆索,收缩风帆,控制船速,然后再慢慢地缩短距离。同时,为了堵住“卡卡费尔戈”号的退路,“金鹿”号缓缓绕到接近陆地的一侧。发现猎物,又不急于出击,而是在弄清周围除了那艘猎物之外,是否还埋伏着其他的船只之后,一边堵住敌人退路,一边缓缓接近,等候落日时分再发动猛攻,这就是德雷克一贯的大胆而又慎重的攻击战术。

   不久,太阳开始西沉,黄昏临近,“卡卡费尔戈”号的剪影清晰地投在太平洋上。这时,“金鹿”号立即加快航速,在夜里9时左右已经驶近到了互相可以听到声响的距离。“卡卡费尔戈”号的船长圣胡安·德·安东从舷侧探身喝问:“哪里的船!”全副盔甲站在船尾楼的德雷克威风凛凛地厉声喝令“英格兰人!立即下帆!否则要你葬身海底!”“什么?英格兰人又怎么样?究竟是谁应该听从这样的命令?你还是乖乖地下帆吧!”安东船长也不甘示弱地反驳道。

   德雷克立即下令开炮,一颗炮弹击中了“卡卡费尔戈”号的后侧,后桅杆被摧毁了,还有一颗炮弹掠过主桅。埋伏在甲板上的士兵的火枪也一齐开火。如同没有武装一般的“卡卡费尔戈”号还没来得及反击,德雷克手下的士兵早已纷纷跳上敌船,把乘客和水手全部赶进船尾舱内,只把船长安东和水手长押到“金鹿”号上。

   “卡卡费尔戈”号上满载着价值达30万比索的财宝,其中有钻石、祖母绿(纯绿宝石)、红宝石,36吨纯金,26吨纯银,银币13箱。还有大量的果品和砂糖。为转运这批巨大的战利品,足足花了6天时间,使得不足100吨的“金鹿”号吃水线深深地没在水中。

“卡卡费尔戈”号被俘

   在释放“卡卡费尔戈”号的时候,德雷克让安东船长给西班牙总督带了如下口信:

   “你若胆敢把英格兰人视作异教徒处以死刑,我将决意砍掉在秘鲁的3000名西班牙人的头颅。”

   释放“卡卡费尔戈”号之后,“金鹿”号一边继续抢劫,一边沿太平洋海岸北上,到达了北纬48度附近。不久又被猛烈的暴风吹回,6月17日德雷克在旧金山北方的港湾登陆,并把该地命名为“新阿尔比恩”,作为英格兰的殖民地。德雷克估计西班牙必定在太平洋沿岸一带张开了严密的警戒网,所以7月23日修好船体之后,便离开了新阿尔比恩,取西南航线行进。

   “金鹿”号横渡太平洋花了大约3个月时间,在摩鹿加装载了6吨多贵重的丁香(一种名贵的香料),跨越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580年9月26日安抵普利茅斯港,从此结束了为时两年十个月的环球航行的壮举。

   据说这次德雷克环球航行有两个目的:其一是穿过麦哲伦海峡,东出太平洋,探索未知的南方大陆特拉澳大利亚西,使其成为英格兰的领土,并在生产香料的各个岛屿设立贸易基地;其二是袭击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抢劫金银财宝,给腓力二世以沉重的打击。这就是德雷克的真实意图。

   德雷克的这项远征计划,得到了正为慢性经济危机所苦恼的伊丽莎白女王、鹰派重臣沃尔辛格和哈顿的积极支持,但却受到鸽派大臣塞西尔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早就对德雷克的海盗活动深恶痛绝,并且深恐触怒西班牙,使本来就非常紧张的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因此,女王和哈顿的援助,以及远征队的筹备都是秘密进行的。同时,这次远征要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完全是德雷克个人的事情,同女王和政府毫不相干。

   这支远征船队分别由旗舰“鹈鹕”号(100吨)、“伊丽莎白”号(80吨)、“玛丽·戈尔德”号(30吨)、“斯旺”号(50吨)、“克里斯托弗”号(15吨)等5艘帆船编成。于1577年11月15日从普利茅斯港启航,因遇到暴风雨曾一度返航,于12月13日才重新启航。

   小船队在沿南美大西洋海岸南下的过程中,曾在巴拉圭的圣胡利安港发生了哗变,“斯旺”号和“克里斯托弗”号叛逃。德雷克率领其余三艘船继续驶向麦哲伦海峡。他仿效这次远征支持者哈顿的作法,将旗舰“鹈鹕”号按自己家族徽意改名为“金鹿”号。接近麦哲伦海峡时,风越刮越大,“玛丽·戈尔德”号不幸沉没,“伊丽莎白”号掉队,结果只有旗舰“金鹿”号成功地驶入太平洋,终于单独完成了环球航行的壮举。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前几年日美合作拍摄电视剧“将军”的时候,“金鹿”号二世特意不远万里横渡太平洋来日本访问,作为剧中的道具——加里昂船,频繁地参加了拍摄活动。笔者曾专程赴横滨迎接她。她那体态优美、娇小玲珑的船型令人瞠目而视,赞叹不已。

   这次远征缴获的战利品达50万镑之巨,作为投资者的伊丽莎白女王空空如也的钱包因此而充实了。德雷克亦因此而致富,并购买了位于普利茅斯郊外巴克兰的宏大修道院,改为私邸。

   腓力二世被雪片般飞来的有关德雷克抢劫活动的报告大大激怒了。他命令当时西班牙驻英格兰大使门德萨要求伊丽莎白女王引渡德雷克,但是伊丽莎白女王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腓力二世的要求,她说:

   “我手下并无抢劫我自己的姐夫、即陛下财宝的乱臣贼子,如果您逮捕了这样的人,全凭陛下的处置。”

   1581年4月4日,遵照女王的命令,“金鹿”号从普利茅斯港开到泰晤士河口的代特福德,女王行幸于“金鹿”号。在以法兰西为首的各国大使(西班牙大使门德萨毕竟没有露面)和大臣哈顿的注视下,女王用手摸了摸战利品的银块样品,脸上泛起了红晕,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并提起手中的宝剑轻轻地触了触单膝跪地的德雷克的肩头,庄严而十分可亲的说:

   “请起来,弗朗西斯·德雷克爱卿!”

   就在各国大使众目睽睽之下,女王授予德雷克爵士称号。这一勇敢的行动,无疑是向腓力二世送交了挑战书。

伊丽莎白女王给德雷克授勋

   插曲之九 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

   1587年2月8日清晨,苏格兰女王、英格兰王位的继承者、法兰西的弗朗索瓦二世的未亡人玛丽·斯图亚特,在北安普敦郡福萨林肯城堡一间阴暗的大厅里被处以绞刑,年方44岁。

   “对神圣的英格兰女王肆无忌惮的忤逆,参与暗杀阴谋,煽动叛乱……”

   这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签署的死刑判决书上给她罗织的罪状。临刑前,一个英格兰国教的祭司走到她跟前,开始冗长的说教的时候,她却用拉丁语祈祷道:

   “我一如既往,愿为神圣的天主教的信仰死而无怨,您的说教是徒劳的,对我毫无意义。”

   她的生命被别人操纵着,在全欧洲天主教徒众目睽睽之下,作为一个殉道者结束了她悲惨的一生,死到临头还在不屈不挠地同新教徒作斗争。几年前,她曾在一件编织物上绣上这样的话:“我要始终如一。”

   腓力是名副其实的“慎重王”,过去一直冷眼静观国内外形势,而现在,正是必须诚挚地报答为天主教殉节而死的玛丽·斯图亚特的时候了。

   玛丽·斯图亚特是亨利八世之孙苏格兰王詹姆斯五世同法兰西望族吉斯的女儿所生,出生后7个月其父去世,被定为苏格兰王位的继承人。5岁时返回法兰西,刚刚15岁时就同早已订婚的弗朗索瓦二世结婚。但不到两年时间,弗朗索瓦二世就猝亡了。因此,她又重返苏格兰,并继位为女王。

   伊丽莎白女王只是亨利八世的庶女,按照天主教的观点,英格兰国王的正统继承者应当是相当于亨利七世曾孙的玛丽·斯图亚特。因此当她为法兰西王妃的时候,她的公公,即法王亨利二世就唆使她提出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的问题。

   玛丽在法兰西逗留期间,她的母亲摄政时,曾施行将苏格兰归属法兰西的政策。但是就在她结婚后的第二年,发生了新教徒起义,强烈反对现行政策。新教徒起义军领导人约翰·诺克斯请来伊丽莎白女王的援军,大破摄政军,缔结了爱丁堡和约。和约规定法军撤出苏格兰,确认伊丽莎白是英格兰女王,新教定为苏格兰国教。

   但是,玛丽复位女王之后,也曾一度给天主教徒施加过压力,但自从她同天主教徒丹里结婚之后,便开始对新教徒的叛乱采取镇压手段,苏格兰的形势随玛丽女王态度之改变而急转直下。

   玛丽本来希望同哈布斯伯格家族的皇太子结婚,但由于伊丽莎白女王警告她一旦同外国人结婚就会丧失英格兰王位继承权。因此,她以后再也不敢提这件事情了。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却建议她同自己的宠臣罗伯特·达德利结婚,而玛丽却选择了丹里。但是她对懦弱的丹里的爱情迅速地冷淡下去了。丹里嫉妒得发狂,杀死了她的宠臣意大利人里蒂奥。于是玛丽同自己的情人博斯韦尔伯爵定计,秘密派人把丹里的公馆炸毁并将他本人绞杀。三个月后她便同博斯韦尔伯爵结了婚。

   伊丽莎白女王巧妙地拒绝了腓力二世、德意志的查理公爵、法王亨利三世之弟弗朗索瓦等人提出的策略性婚姻,虽然身边又有达德利、莱斯特、埃塞克斯等令她动心的宠臣和情人,但她却说:

   “在墓碑上刻上‘在多难的时代治理国政,女王死时仍是一个未婚的处女’我就心满意足了。”

   玛丽·斯图亚特有着天赋的美貌,生前热烈追求的是女性的情感,而不是作为女王的近于冷酷的判断,但是被政治和宗教交织着的命运拨弄而不得善终。这两个女性一生的鲜明对照,的确是富于戏剧性的。

   且说苏格兰诸侯被玛丽令人生厌的所作所为激怒了,他们组织军队举行起义,大败博斯韦尔的军队,逮捕了女王,迫她退位,让位给她同丹里所生的詹姆斯小王子。这个王子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承继者,后来的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

   玛丽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帮助,逃出了幽禁地,网罗党羽和旧属,以图卷土重来东山再起,但又再次战败。她无计可施,别无他途,只有投奔伊丽莎白女王。于是在1568年7月15日偷越国境流亡英格兰。

   但是,玛丽立刻便被软禁在英格兰西北的一座城堡内,在软禁期间设立了由英格兰和苏格兰委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出身于北方名门望族的诺克福公爵为议长,调查她杀夫之罪。但调查工作进展很不顺利,直到次年一月,伊丽莎白女王才下了结论:她犯罪的证据不足。

   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来说,玛丽乍看起来,似乎是入怀的穷鸟,实际上却是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如果她长期居住下来并继承英格兰王位的话,天主教势力就会重新东山再起,国内就势必发生同法兰西那样悲惨的宗教战争。可是,如果将她处死,就会给以西班牙为首的各天主教国家报复的借口,这种情况使一直慎重地治理国家的伊丽莎白女王陷入了深深的迷惑之中。

   1570年2月,罗马教皇庇护五世宣布把伊丽莎白开除出教会并废除其女王王位。策划拥护玛丽打倒伊丽莎白女王的阴谋。宫廷的中心人物诺克福公爵早就垂涎玛丽的美貌,于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谋求与玛丽结婚,从而大大地激怒了伊丽莎白女王。此时,驻伦敦的佛罗伦萨金融家鲁道夫开始密谋,煽动诺克福起来叛乱,同时让荷兰的阿尔瓦公爵的军队进攻英格兰。

   罗马教皇对鲁道夫的这个计划给以积极支持,但阿尔瓦公爵对进攻英格兰能否成功深表怀疑,便拒绝出兵,这个计划遂告流产。塞西尔早已发觉了这个阴谋,于是立即逮捕了与之有关的诺克福,并处以死刑。议会一致要求对支持这个阴谋的玛丽也处以死刑,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没有同意,只将玛丽送往约克郡的设菲尔德,给予严密的监视。

   伊丽莎白女王和塞西尔采取了尽可能避免同西班牙发生全面战争的政策,但在激进的新教徒重臣之中,对西班牙持强硬态度的沃尔辛格,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因此,他在玛丽周围撒开了周密的情报网,果然一个叫做巴宾顿的猎物终于落网了。

   25岁的巴宾顿原是玛丽的侍童,他勾结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门德萨和耶稣会的修道士,策划同鲁道夫如出一辙的阴谋。沃尔辛格目不转睛地监视着事态的发展,破译了玛丽同巴宾顿互相交换的密写书信,缴获了玛丽签字画押的阴谋计划文件。事情发生在1586年7月17日,被捕的巴宾顿及其同伙们对阴谋叛乱的罪行供认不讳,立即受到处决。

   9月25日,玛丽被转移到福萨林肯城,从10月14日到10月15日,进行了一连两天的严厉审问,但她强硬声称同阴谋无关,对一切证词矢口否认,伊丽莎白女王只得延期宣判。但在10月25日最后的一次审判中,终于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处死玛丽的提案。在29日召集的议会上,贵族院和平民院一致通过立即处死的提案。

   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终于在1587年2月1日签署了玛丽死刑的执行令。

   处死玛丽的消息一传到伦敦,教堂的钟声和军队的礼炮声齐鸣,街头巷尾燃起了篝火,人山人海,整个伦敦沉浸在一派节日的气氛之中 [ 注:看了丘吉尔的书,即可理解英格兰人对内战的痛恨,以及对王位不稳的恐惧。 ] 。而在苏格兰,情况则相反,人们群情激昂,其中有的人甚至叫嚷同英格兰开战,大街上人们对母亲被杀而坐视不救的国王和亲英格兰派大臣骂声不绝。

   在巴黎,迟了10天才获悉玛丽被处死的消息,人们如丧考妣,市内各寺院一连两周为玛丽之死做弥撒,巴黎圣母院悲愤的弥撒仪式到了最高潮。潜伏市内的雨格诺教徒却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圣巴托洛梅大屠杀再次重演。

   西班牙大使门德萨、荷兰的阿尔瓦和罗马教皇都纷纷给腓力二世发了特急快信。

   3月24日下午,西班牙驻罗马大使会见了教皇官厅的国务大臣,并立即举行了弥撒。会见时大使强烈要求教皇在新大陆未运来金银财宝之前,给西班牙紧急提供进攻英格兰所需的军费贷款。

   特急快信到3月23日深夜才传到埃尔埃斯特里亚尔修道院。我们无法知道腓力二世流露出怎么样的感慨。然而,到了4月,指示筹备无敌舰队远征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地频繁召开,大量文件不分日夜送到里斯本和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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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