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历史的价值

作者：富勒·英国

出自————《战争通史》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战争从不会间断，但是说来也奇怪，身负战争指导重任的政治家对于过去的记录却不曾给予太多的注意。这也就是历史会一再重演的原因，因为对于历史的愚昧无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而且同样的错误也在每一个时代中不断的出现。两千多年以前，波利比乌斯就曾说过：“历史，而且也仅有历史，可以使我们不被卷入实际的危险，它能使我们的判断成熟，并获得正确的观点。”这些话毫无疑问是真实的，不过有一个唯一的保留条件，那就是说，假如希望过去是对现在有利的，那么只有在相似的条件下，才可能找到有利的教训。

　　亚历山大的战役可以使今日的军人获得有价值的启示，那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不管在哪一个时代中，战争的艺术都是以同一套原则为基础，而这些原则的应用，会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令人感到疑惑的，则是菲利普与亚历山大的时代，对于当今的政治家们，是否也能提供有利的启示呢？

　　有不少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都给予肯定的答案。1921年，利文斯顿爵士（Sir Livingstone）在为《希腊的遗产》（The Legacy ofGreece）一书作序时，曾这样写道：“假如20世纪要想向过去的时代中寻找在精神方面最与它接近的时代，那么就应该是从公元前5世纪起，一直到耶稣降生为止的这个阶段。”最近，巴勒克拉夫教授 [ 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1908—1984），提倡全球史观的重要历史学家，国内翻译出版过他的多部著作。 ] 在其所著《多变世界中的历史》（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一书中，也曾有下述的意见：

　　假如你相信历史的研究对于当前世局还是有关系的话，那么你若肯研究亚历山大、凯撒和罗马革命等时代的历史，则一定可以获益良多。把这种事实坚定地灌入我们的心灵之中，也许是非常的重要，在现有政策中的最严重错误，即莫过于假定能使欧洲回到19世纪那样的情况，或是希望能够重建所谓“传统的秩序”。

　　在第一章中，我们发现在公元前5世纪及公元前4世纪的情况，与我们现有的这个时代极为相似。当时的城市国家与今天的民族国家是很相似的，它们之间有无数的纷争和战争发生，它们也都一样的盲目，不肯牺牲少许的主权，以对抗一个外来专制国家的蚕食威胁。民主政治的感情用事和缺乏理性，也给人古今一例之感。煽动之风盛行；社会福利国家的制度也很普遍，公民出席其大会也像今天的国会议员一样，可以拿到津贴。佣兵制也就是一种私人军队，这又可以与希特勒的褐衫和墨索里尼的黑衫相比较。

　　马其顿的菲利普知道如何挑拨对方国内的斗争，以建立内在的战线，亚历山大更改良了其父王的渗透战，以征服波斯帝国。假如他们父子都仅只依赖军事力量，则他们也都不可能达到其目的。因为在最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当中，一切的政治与社会条件都和菲利普及亚历山大的时代中类似，那么在这个时代中的政治家为什么不能从那两位伟大的军人政治家身上学会一个极有价值的经验呢？这个经验在第二次大战中对他们也是极具价值的。

　　他们应该能认清战争只是政策的一种有利工具，而政策又必须依照现有的政治条件来加以形成。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曾认清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像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已经把产生这个战争的政治时代毁灭掉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正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中，这个时代又要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政策，进一步说，在执行这种政策时又需要不同的工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最大政治变化即为一连串的革命：奥匈帝国解体了，俄国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意大利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德国产生了纳粹主义，而且在世上许多国家中，各种不同色彩的政党运动也都纷纷生根，并且向19世纪的文明挑战。也就是说，在1914年时，所有一切的交战国事实上其内部都是团结一致的，其人民都忠诚的拥护政府。可是在下一次战争中，都已经有了反动的内在战线之存在。这些含有敌意的分子是愿意与敌人合作，以从内部向其政府进攻的。1939年的政治家们是否曾经认清了这种变局呢？

　　在德国方面，自从1933年纳粹党夺得了政权以后，其国内产生一个很强大的内在战线。不仅是几乎所有40岁以上的人都包括在内，而且许多高级的文官和军宫也都有份，其中有总司令、参谋总长和反情报机关的首长等。依照英国的情报来源，认为在1939年反对希特勒的势力是已经如此的强大，所以纳粹的政权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当1939年9月3日，英法两国政府宣布他们的目的是毁灭希特勒及希特勒主义时，同盟国的战略也可以说是准备采取一种革命的路线。次日，英国的首相张伯伦先生，又向德国人民发表下述的广播，也就更足以增强这种观念：“在这个战争中，我们并不是向德国人民作战，因为我们之间并无恶感，我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个暴政的统治者。”为了使这种政策发生效力，就应该倾全力来援助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假如他们能够推翻希特勒，则应允许给予最优厚的条件。当对希特勒采取军事行动时，应同时尽可能建立这种内在战线，以收里应外合之效。

　　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大英帝国的首相，虽然他一向主张对德国实行思想战，而且当英国宣战时，他又曾在英国众议院中宣布说：“我们是为了使全世界免受纳粹暴政蹂躏而战。”可是他一上台之后，却立即废弃了张伯伦将德国人分为亲希特勒与反希特勒两类的政策，而只想专用军事手段来赢得战争。这是一种战略矛盾，也是同盟国在战争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在丘吉尔就任首相后的第三天，对众院致词时，他说：“你们说，什么是我们的目标？这可以用一个字来答复，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成本的胜利，不惜一切恐怖的胜利，不管这个道路有多长和多难……来吧，让我们团结一切的力量，来共同向这条路走去。”

　　虽然这种大话曾经获得热烈的喝彩，但无论就哪一种战争的指导而言，这都不合于政治家的道理，而尤其是以思想为然。因为在战争中，胜利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和平才是真正的目的。假如胜利导致了一种悲惨的和平，则就政治而言，这个战争就已经失败了。不惜一切成本的胜利就战略而言，那简直是胡说。

　　一年以后，因为英国政府已经明白希特勒侵入俄国在德国是一件极不孚人望的行动，而且也深为德国总参谋部所反对，所以设法赢得及协助德国国内正在日益增大的反希特勒势力，似乎也势在必行。

　　在希特勒侵苏之日的上午9时，丘吉尔先生曾经对英国人民作下述的广播：

　　我们只有一个百折不回的单纯目标。我们是决心毁灭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一切余孽……

　　我们决不退让，也绝不与希特勒或其任何党羽谈判……任何对纳粹作战的人员或国家都可以获致我们的援助。任何与希特勒合作的人员或国家也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所以我们对于苏联及苏联人民将给予一切的援助。

　　那么丘吉尔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来支援这种强有力的宣言呢？假如每个人只要是对希特勒作战就是同盟国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不尽可能用一切的办法，来支援在德国境内反希特勒的“第五纵队”呢？假如亚历山大是居于丘吉尔的地位，那么他一定会采取这种政策。最可能的解释，似乎是他的眼睛已经为其好战的宣传烟火所迷瞎了，所以他也就犯了和希特勒同样的错误。

　　在德国，这种危险曾为戈培尔博士（Dr．Goedblels）所识破，他不仅反对希特勒的愚蠢对苏政策，而且他在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

　　假如我是站在敌人那一边，那么我从第一天起就会采取对纳粹主义作战，而不对德国人民作战的宣传口号。张伯伦最初曾作如此的号召，但应感谢上帝，英国人却并不曾真正走这种路线。……因为德国人民认为这次战争是打击其国家民族的命脉，所以他们才决心团结战斗到底。

　　因为他们采取如此盲目的政策，所以罗斯福与丘吉尔才会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希特勒之流当然不会投降而自取灭亡，反希特勒的势力又不能获得同盟国政府的承认，结果德国人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中，就只好继续拥护希特勒打到底了。这也就使战争无限延长，增加了许多伤亡数字，使许多德国城市变成了废墟，并且在东欧与中欧造成了一个战略真空，那也就只有一个强权——苏联——可以填塞了。

　　在这个“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广播出来以后，斯大林这位革命战争的老手曾评价说：“若对于希特勒的党羽与德国人民不加以区别，那才是一种荒谬的想法。”

　　当我们把西方同盟国的战争政策与菲利普及亚历山大的政策作一个比较之后，我们就可以说20世纪的民主政治家从这些古代史中应能学得最有价值的教训。他们对历史的无知是他们的报应，而他们的战争就是一个希腊的悲剧。